孜孜不倦地学习

1827年5月，年近80岁的歌德搬到伊尔姆河畔的那个花园房子住。这时正是美丽的春天，他不由自主地想起了自己的《五月之歌》。他呕心沥血、创作多年的小说《威廉·迈斯特的漫游年代》《意大利旅行》已经快要写完，他感到一身轻松。

面对这大好的春光，歌德的内心又萌生出了想要做诗的冲动。

这天，歌德偶然读到流行于中国广东一带的木鱼词唱本《花笺记》的英译本。《花笺记》叙述的是才子佳人有情人终成眷属的故事，算不上出色，但它吸引歌德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他对爱克曼说：“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它的古老的文明应该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

歌德去图书馆借来许多中国的书籍。有英、法文译本的《好逑传》《玉姣梨》《赵氏孤儿》等。歌德认真地读完以后，产生了这样的想法：

“如果把《好逑传》里面优美的故事用德文写成类似《赫尔曼与窦绿苔》这样的长诗，把《赵氏孤儿》改写成德国戏剧，就叫《埃平诺》，不是很好吗？”

歌德马上付诸于行动，并很快将这些故事的片段上演于魏玛宫廷剧院。

这时候，他已经深深地迷上了中国文学。有一天，他兴奋地告诉爱克曼：

“我读了很多英译本地中国书，真是受益不浅！中国人的一切都比我们更明朗、更纯洁，也更合乎道德。他们比我们宽容，容易理解别人。在那里，人和自然总是生活在一起的，你可以听到金鱼在池子里跳跃，鸟儿在枝头歌唱歌。白天总是阳光灿烂，夜晚也总是月白风清。有许多典故都涉及道德和礼仪。正是这些节制，才使中国维持几千年之久，并且能长存下去。”

正是在这次谈话中，歌德预言了世界文学时代的到来，他第一次提出“世界文学”的概念，比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这个名词早了整整20年。

为了迎接世界文学时代的早点到来，歌德和世界各国文学家们的交往也愈加频繁，他更广泛地研究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学作品，吸收别人的长处来不断地丰富自己。

这一年的5月15日，歌德按照中国诗的意境，成功地运用了中国文学的主题和托物抒情的艺术手段，陆续写出了14首“中国四季诗”。

同年10月24日，他给好友采尔特写信说：“小诗若干，汇成一集，冠以标题‘中国四季’。本来还能加几首，也应该再加一点的。”

1729年8月15日，他将这些诗的定稿再次寄给采尔特，并写信说：“但愿这几张纸上的既诙谐又严肃的诗也给你一些快乐。”

歌德的这组诗发表于1830年，发表时标题改成了《中德四季晨昏杂咏》。他在标题加上“中德”两字，说明他意识到自己对中国的了解还停留在书本上，甚为肤浅。诗中的中国色彩并不浓厚。他学习中国的律词和绝句体还不到家。

这组诗本来题为《中国四季》，但是从内容来看，诗人只描写了三季景色。

其中，第一首勾画出了中国士大夫的形象：厌倦公务，好游山玩水，舞文弄墨、常饮酒赋诗。曾供职魏玛宫廷多年的歌德，对这种悠闲的士大夫生活不无羡慕之情。

第八首写夜景，是14首诗中写得最好、中国诗味最浓的一首。从夜暮垂空、金星出现，夜雾缥缈到柳丝戏水，这一连串的动态描写，简直像中国诗人之作。

歌德的抒情诗本来就短小精悍，诗句很短，有的诗句仅用名词。青年时代的《五月之歌》《对月吟》和老年时代的《西东诗集》都有这个特点。因此，歌德学习中国律诗和绝句写诗，是并不困难的，也是很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