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民谊
参与建立汪伪政权
1884年,褚民谊生于浙江省湖州府(今吴兴区)一个医生家庭,1903年,褚民谊东渡日本求学,入日本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1906年,随同乡张静江赴法国,途经新加坡时参加同盟会,抵巴黎后,与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等创办中国印书局,发行《新世纪月刊》和《世界画报》等,宣传反满革命。
1911年11月,褚民谊回到上海。经黄兴介绍,结识了汪精卫、陈璧君夫妇,随后同陈璧君的义妹陈舜贞结婚,成了汪精卫的连襟。
1912年4月,褚民谊就任中国同盟会本部驻上海机关部总务长。后来,宋教仁将同盟会等团体改组为国民党,褚民谊对此失望而于9月赴欧留学比利时,在布鲁塞尔自由大学学习。
1915年春,褚民谊回上海参加倒袁运动,9月份再次回到欧洲。后在法国和蔡元培、汪精卫组织华法教育会,以支持中国留学生。此后不久,他成为无政府主义者。
1920年,褚民谊和吴敬恒、李石曾创建巴黎中法大学,任副校长。同年,他赴斯特拉斯堡大学学习医学。
1924年,褚民谊获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医学博士学位。
1924年末,褚民谊回国,在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内从事教育工作,历任广东大学教授、代理校长,同时兼任广东医学院院长。
1926年1月,褚民谊在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不久又升任中央执行委员。后作为汪精卫的心腹参加党政活动,成为改组派要人。同年7月北伐开始,他任总司令部军医长。1928年,褚民谊赴欧洲研究公众卫生。归国后任国民卫生建设委员会委员长。1932年,褚民谊凭借和汪精卫的关系,担任行政院秘书长。一次,汪精卫批阅文件,看到这个秘书长盖过章的文件里错误百出,勃然大怒,把褚民谊叫来臭骂一顿。
褚民谊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一时不知说什么才好。汪精卫一气之下,顺手一推,将桌上的文件抛得满地都是,褚民谊慌忙弯腰去拾,当着汪精卫的面,翻来覆去地寻找差错,但始终找不出来。
后来,还是一位秘书看出,原来那些应该用呈文的公文,褚民谊却误用公函了。
还有一次,行政院在新扩建的房子里开会,各部部长到齐,就剩汪精卫还没来。不久,隐约听到院子厕所里传来敲击声和叫骂声,原来整个工程偷工减料,厕所的门也是假冒伪劣产品,锁上了就打不开,把汪精卫锁在里面出不来了。
褚民谊作为秘书长,本有监工验收之职责,可他懵懂糊涂,全然不清楚。最后还是请了个锁匠来,才把汪精卫解救出来。
1935年11月,汪精卫遇刺负伤而辞任,褚民谊也一同辞职,而后赴上海任中法国立工学院院长等职务。
1937年,日军攻占上海时,褚民谊任职中法国立工学院院长、中法技术学校医学研究部主任,没有随国民政府机构一起西撤。
1939年5月,他受汪精卫邀请,参与建立亲日政府的活动,遂成为汪伪政府核心人物之一。同年8月,汪精卫在上海召开“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褚民谊当选“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党部秘书长”。
随后,在伪国民党六届一中全会上,褚民谊任“秘书长”,成为汪伪国民党的“总管家”。
1940年3月,南京汪伪国民政府成立,褚民谊任“行政院副院长”兼“外交部长”。同年12月,他任“驻日大使”。
在此期间,他屈意奉承日本政府,一些汪精卫都不敢签的卖国条约,都是由他出面签署。1942年,褚民谊受汪精卫派遣,任“访日特使”前往日本,获昭和天皇授予一等旭日大绶章。
在汪伪国民政府中,他是和汪精卫、陈璧君接近的“公馆派”的一员,一切听命于汪精卫夫妇。
1944年下半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不断取得胜利,在中国抗日军民的打击下,侵华日军已呈全面溃败之势,汪伪政权岌岌可危。
11月10日,汪精卫病死于日本名古屋,更让汪伪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中。大大小小的汉奸们并不甘心于伪政府的垮台,仍在做着垂死挣扎。
作为伪国民政府“外交部长”,褚民谊是汪伪政权中的第四号人物。汪精卫一死,他就伙同一帮人,全力攻击伪国民政府“代主席”陈公博,指责他独断专行,大权独揽,让自己成了个跑龙套的,只能干些琐碎的小事,坚决要求辞职。后经周佛海等人从中斡旋,才同意暂留南京。
但此时的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到了穷途末路,坐镇广州的汪精卫之妻陈璧君眼看形势不好,为了加强对广东地区的控制,增加以后与蒋介石谈判的筹码,便连电催褚民谊前去广州帮忙。
1945年7月上旬,褚民谊辞去伪外交部长一职,离开南京飞往广州,就任伪广东省省长,同时兼任“广州绥靖主任”和“保安司令”及“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广东分会主任委员”。一踏入羊城,他就声称要“借着整理广东来推进全面和平,借着收拾广东来恢复全国常态”,企图在广东增强自己和陈璧君的实力,为自己留条后路。
可事与愿违,未待褚民谊实现自己的“大志”,全国的形势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8月11日,刚上任一个多月,连伪省政府与绥靖公署两衙门的人员尚未全认识的褚民谊,就接到了陈公博从南京打来的长途电话,陈公博告诉他:“日本已接受波茨坦宣言,‘和平政府’寿终正寝,已经自行取消了。”
褚民谊一听,知道大势已去,但他不甘心坐以待毙,每天仍照常赴伪省政府办公,静观时局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