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

抗战爆发鼓吹“亡国”论调

汪精卫，名兆铭，字季新，生于广东三水。汪精卫是他的笔名。

1903年，汪精卫考取官费赴日本留学。1905年参与组建同盟会，一度主编《民报》。

1905年至1906年，他发表一系列文章，宣传革命主张，抨击清政府和改良派。他文思敏捷，又富演讲天分，深得孙中山重用。

1910年3月，为激励革命志士，汪精卫等谋炸清摄政王载沣，事泄被捕，被判处终身监禁。

在狱中，他写下“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等句一时传诵，深得热血青年共鸣。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汪精卫出狱。他与杨度组织“国事共济会”，呼吁停战议和；12月，充当南方议和参赞，参与南北和谈，主张孙中山让权，推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

此后，他到法国留学。回国后，于1919年在孙中山领导下，驻上海创办《建设》杂志。

1921年，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汪精卫任广东省教育会会长、广东政府顾问，次年任总参议。

1922年至1923年，孙中山筹备改组中国国民党，汪精卫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汪精卫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兼宣传部长。

1925年3月，孙中山病危，汪精卫代为起草遗嘱。孙中山病逝后，广东政府于1925年7月改组，汪精卫被选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会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汪精卫也于7月15日发动政变，残杀共产党人。

1930年，汪精卫联合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共同反蒋。失败后，逃往香港。

1931年，汪精卫纠合各派反蒋势力，在广东另立国民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对峙。“九一八”事变后，再次与蒋介石合作。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汪精卫任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国民党副总裁，地位仅次于蒋介石。

此时，人们对战局的形势有三种看法：

亡国论：认为中日战争的结果将导致中国亡国；最后胜利论：中日战争成为持久战后，最终将引发外国的武装干涉介入，中国在外国的帮助下最终战胜日本；和平救国论：中日战争成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后，日本也难于忍受长期的消耗战，所以日本不能灭亡中国，不得不与中国进行停战和谈。而中国也应该积极响应和谈，尽快结束在中国土地上进行的破坏性巨大的战争，减少中国国力的损失。

这一系列的变化正好与汪精卫等人的“和平救国”论不谋而合，国民党内在“是战还是和”的问题上，发生了重大分裂。但由于“主战”和正义联系在一起，“主和”不免被戴上投降叛国的汉奸帽子，所以国民政府内“主战”派还是占绝对多数。在此情况下，汪精卫等“主和派”开始了自己独自的“和平工作”，日后汉奸政府的班底在此时基本形成。周佛海在南京溪流湾8号的别墅有间地下室，全面抗战爆发后，一些国民政府要员常来这里躲空袭，其中包括顾祝同、熊式辉、梅思平、陶希圣、胡适、高宗武等人。

他们将人民的抗战呼声一概斥为“唱高调”，鼓吹“我们能打胜仗是意外的，而打败仗是必然的事”。

他们认为应该停止与日军对抗，和日本人“互相抱头痛哭，彻底忏悔和觉悟”，实现中日“和平”与“合作”。

胡适给这个小集团取名“低调俱乐部”。

周佛海在《回忆与前瞻》里说，当“抗战到底”的调子高唱入云的时候，谁也不敢唱和平的低调，故我们主张“和周佛海平”的这一个小集团，便名为“低调俱乐部”。“低调俱乐部”的主张与汪精卫不谋而合。当时日本年钢产量近一千万吨，中国只不过十多万吨，汪精卫等人被日本暂时强大的表面现象所吓倒。

此时，汪精卫的“求和”愿望越来越强烈。1937年10月，李宗仁拜访汪精卫时，汪精卫一再问李宗仁：“你看这个仗能打下去吗？”在说的时候，他摇头叹息，态度很是消极。

同时，汪精卫还不断向蒋介石施加压力，给蒋写了十多封信，大谈处理对日关系的“和平”思路，妄图阻止抗战。尽管周佛海与汪精卫不和已久，曾互相骂对方“不是东西”，都发过誓不再与之共事，但共同的政治主张将他们推到了一起。汪精卫虽不直接参加“低调俱乐部”的活动，却是这个组织的灵魂，周佛海也成了汪精卫的心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