侥幸逃命组阁汉奸政府

1939年元旦，汪精卫被开除党籍，并撤销一切职务的同时，蒋介石要求抢在汪精卫离开河内到南京筹组伪政府之前将其杀掉。

军统局局长戴笠奉蒋介石之命，马上行动。尽管军统在暗杀方面轻车熟路，但对这次在国境以外组织暗杀没有太大把握。为此，戴笠派军统特务陈恭澍等人飞往河内，并任命陈为行动组组长。

戴笠带亲信秘书毛万里在香港建立了调度指挥中心，昼夜坚守。而且在派陈恭澍前往河内的同时，戴笠还曾瞒着他秘密到河内安排。

陈恭澍是军统天津站站长，此人思维缜密，策划过枪杀张敬尧、绑架吉鸿昌等一系列行动。组员王鲁翘，曾任戴笠贴身警卫，是一名职业杀手。组员余乐醒，是军统元老，对特工技术极有研究，而且能讲法语，赴河内十分适合。此外，岑家焯、魏春风、余鉴声、张逢义、唐英杰、郑邦国、陈布云等人都是杀人不眨眼的老牌特务。他们共18人，被称为“十八罗汉”。

陈恭澍亲自侦察，了解到汪精卫住在河内的一个高级住宅区——高朗街27号。这是一栋三层西式楼房，后门的道路复杂，巷道纵横，对暗杀后撤离十分有利。

在军统磨刀霍霍的同时，汪精卫却有些孤独和失落。

1939年1月4日，日本近卫内阁辞职，继任的首相平沼骐一郎对“和平运动”不感兴趣，这让汪精卫感到从未有过的惆怅和迷惘。他每天躲在房间里，从不外出。

他后来写道：

脱离了重庆，在河内过的这孤独的正月，在我的一生，是不能忘却的。

当年河内是法国人的天下，汪精卫的侍卫连枪都不能带。

陈恭澍等人在河内一直在做着准备，但戴笠告诉他们：没有蒋介石的“制裁令”，不可轻举妄动。因为蒋对汪精卫还抱有一丝希望，期望有一天汪会“幡然悔悟”。

为此，蒋介石派原改组派成员谷正鼎赴河内，对汪精卫进行游说。汪精卫对蒋介石本来就没有抱什么希望，断然拒绝了蒋介石希望他回去的请求。谷正鼎无功而返。

谷正鼎一走，汪精卫就对陈璧君、曾仲鸣说：“我们今日以后，要小心点，他（蒋介石）要消灭我们三个人。”

1939年1月16日，在香港的梅思平在路上被数人袭击打伤头部；1月17日，亲汪精卫的香港《南华日报》社长林柏生在回家途中被两个大汉用斧头砍伤头部，幸亏一个外国船员发现出面制止，林柏生才免一死；1月18日，在澳门的汪精卫外甥沈次高被人开枪打死；1月28日，突然有十多个身份不明的人从汪精卫住的山下向上攀登，汪精卫得报后紧急下山。

此后汪精卫搬入人口稠密的河内市高朗街27号居住，并向法国殖民当局申请保护，但法国殖民当局只是派一个警察在门外象征性地站岗。

3月19日，根据蒋介石的指示，戴笠从重庆给河内的陈恭澍发去急电：“立即对汪精卫予以严厉制裁。”

陈恭澍立即投入到紧张的策划中。

3月20日上午9时，陈恭澍正在研究行动方案，突然接到报告，说汪精卫全家打点行装，似乎要外出。陈恭澍决定携带上武器驾车追赶。

汪精卫一行出门后，乘坐两辆轿车，向红河大桥方向开去。由于天气晴朗，陈恭澍等人看到两辆车上坐着九至十人，除了汪精卫、陈璧君和曾仲鸣外，其余的人都不认识。

汪精卫一行发现有人跟踪，加快了车速。军统特务们紧紧尾随，在一个商业区的十字路口，由于遇到红灯，塞车严重，汪精卫一行趁机摆脱了跟踪。

3月21日下午16时，在现场监视的特务魏春风报告说，汪精卫和陈璧君在门外的草坪上说话，好像在争吵。陈恭澍立即带两名特务赶往高朗街。等到了汪精卫寓所外边，发现草坪上空无一人。

错过两次刺杀汪精卫的机会，陈恭澍很懊恼，决定当夜发起一次突击性强攻。21日夜23时40分，陈恭澍驾车带着六人出发，在接近汪精卫寓所的一个巷道，两名越籍警探拦住了他们。陈恭澍把口袋里的4500元钱全部掏出，警探终于放行。

到了高朗街27号后门，陈恭澍对行动做了分工：自己留守车上，张逢义和陈布云留在外边放哨，王鲁翘、余鉴声、郑邦国、唐英杰越墙而入。郑邦国以利斧劈开楼房前面的门，随后四人飞身上楼。

汪精卫宅的人被惊动了，厨师何兆开门张望，郑邦国抬手就是两枪，伤及何兆左脚，并吼道：“谁再出来，老子的枪不认人！”

特务堵住侍卫居住的房门，对他们说：“不许动，谁动就打死谁！”汪精卫的侍卫们出境后不准带武器，所以不敢轻举妄动。

特务王鲁翘冲上三楼，对着汪精卫居住的北屋撞了几下，却怎么也撞不开。显然，屋里有人，门被反锁了。根据陈恭澍的回忆，王鲁翘接过唐英杰带来的利斧，将房门劈了个洞，但门没打开。

屋里的台灯还亮着，王鲁翘发现屋里有一男一女，便对准床下的男子开枪，三发子弹均击中此人腰背，但无法进入房间以验明正身。随后，王鲁翘招呼特务们撤离。

然而被刺的不是汪精卫，而是汪精卫的秘书曾仲鸣。昏暗的灯光下，曾仲鸣夫妇倒在血泊里。何文杰（汪精卫大女婿）吓得不知所措，要汪文惺（汪精卫大女儿）赶快打电话报警。

十多分钟后，法国警察赶到。随后，救护车将曾仲鸣夫妇送到医院急救。

曾仲鸣被送到医院后，伤势非常严重，但他神志尚清醒。他知道自己快不行了，让人赶快拿来支票，一张张在上面签名。汪精卫从重庆随身携来的现金，都是以曾仲鸣的名义存在银行，如果没有曾仲鸣的签名，这些钱将很难从银行取出来。

曾仲鸣签完名后，便昏迷不醒，经医生全力抢救，仍回天乏术，死在手术台上。曾仲鸣夫人方君璧右胸中了一枪，另两枪一枪在臂，一枪在腿，在医生的救护下，保住了性命。

当时，在福特车里的陈恭澍极为紧张，不知道行动是否成功。见王鲁翘出来，也来不及等其余人上车，便驾车飞驰而去。不久，唐英杰和陈布云也先后回来了，但其余三人被河内警方逮捕。

凌晨4时50分，军统的内线传来情报，说汪精卫安然无恙，打死的是曾仲鸣。陈恭澍一下子从头凉到了脚。

此时，戴笠命令陈恭澍立即返回重庆。陈恭澍离开河内后，在河内的军统特务继续寻机刺汪。大特务余乐醒想了一个办法，将一种毒药放在一个小罐内，其中散发出来的气体可以置人于死地。

他费了很大劲，将小罐放入汪精卫的浴室里，但仍未能伤及已提高了警惕的汪精卫。另一个大特务曹师昂，曾和法籍妻子打扮成记者模样去汪精卫宅探路，准备日后下手，但都未成功。

对于刺汪行动失败，军统方面后来总结原因，均认为根本症结是情报不准确，误将曾仲鸣居住的房间当成汪精卫的房间。实际上，因为汪精卫为人狡猾，行动诡秘，白天多在北房起居会客，夜晚去别的房间睡觉。刺汪行动组误以为北面大间为汪精卫的卧室。

陈恭澍回到重庆后，戴笠始终不见他，即使两人进入防空洞中，也视而不见。

两个月后，戴笠才召见陈，任命他为军统局代理第三处处长，到上海去主持工作。因为在上海，军统在与汪伪“76号”汉奸特务的较量中节节败退，戴笠希望他去力挽狂澜。

戴笠还说，到上海后，要继续对汪精卫实施“制裁”。

河内枪声宣告了蒋介石、汪精卫的彻底决裂。汪精卫决心死心塌地投靠日本。

河内的冬天非常温暖，红花绿草，到处是一派生机盎然的春天景象。

体弱多病的汪精卫从寒冷的重庆来到这里，呼吸着湿润新鲜的空气，感觉良好，紧张的心情松弛下来。可他在这里没住上几天，坏消息就接踵而至。先是举国上下口诛笔伐，一致声讨他叛国投敌；接着传来日本国内因各种矛盾激化，首相近卫突然辞职的消息。

加之继任首相平沼骐一郎对近卫策划的“汪日和平行动”不感兴趣，主张用战争解决问题。这样一来，汪精卫便在河内被冷落下来。

当初痛下决心，准备脱离蒋介石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哪怕是背上“汉奸”罪名也在所不惜，而如今却成为被扔在路边的一只破鞋，无人理睬。汪精卫十分着急和痛苦，再也无意欣赏周围的美丽景色，吃不好，睡不安。

从此，汪精卫永远失去了在中国政坛上东山再起的机会，失去了在国民党内与蒋介石抗衡的资本。这也正是蒋介石所企盼的。

1939年4月25日晚，汪精卫在日本人的保护下，秘密逃离河内，经由海防乘船前往上海。

5月26日，汪精卫在上海召集高级干部会议，研究向日本政府主动提出“建立政府”的计划问题，参加会议的有周佛海、陶希圣、高宗武、梅思平等人。会议经过3天的讨论，拟订出了《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准备以书面形式提交日方，汪精卫亲赴日本和日方谈判。

《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的主要内容是：改组国民政府，“还都南京”。

5月31日，汪精卫、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等11人，在影佐祯昭和犬养健陪同下秘密飞往东京。对汪精卫的来访，新任首相平沼骐一郎召开政府首脑紧急会议，讨论汪精卫提出在南京组建政府的要求。

平沼说：“原来我国政府鼓励汪氏出逃重庆，是为了促进重庆政府内部分化而与帝国政府议和，这样战事就可能更加顺利一些。原先我们只是计划在经济上支持汪氏进行和平运动，现在汪氏要求我国政府支持他在南京组织中央政府，这是我们未曾想过的。”

日本政府内部对汪精卫提出建立政府的设想意见很不一致，经过激烈的争论后，日方终于统一意见，同意汪精卫建立新政府。

6月5日，日本内阁五相会议拟出《建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针》，但日方的这个方针和汪精卫建立政府的设想相去甚远。

阿部首相的新方针使汪精卫在日占区建立“中央政府”的计划成为可能。汪精卫开始策划新政府的同时，也展开了各种宣传活动。

汪精卫在《我对中日关系的根本理念和前景目标》的广播讲话中，提出了中日间“结怨不如解怨”的看法，汪精卫说：“现在中国面临两条道路，一条道路是把蒋介石先生等人夸口的抗日战争继续下去，但我实在看不出重庆有取得抗战胜利的军事力量，抗战的结果只能使共产党受益；另一条道路是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遗志，朝化敌为友、解怨的方向努力。前者是中国走向亡国之路，后者是中国走向复兴之路，也是亚洲走向复兴的道路。我决心选择后者的道路，也希望全国各党派和无党派的有志之士加入我们的行列。”

1939年10月，日本兴亚院起草了《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以此作为与汪精卫谈判成立“中央政府”的基本条件。

所谓“兴亚院”，是日本政府于1938年7月成立的一个专门处理中国问题的部门。兴亚院提出的《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包括《调整原则》、《调整要项》、《调整要纲附件》，比起前首相近卫文麿之前宣布的“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有很大的倒退。

《要纲》的主要内容有：承认“满洲帝国”，给予蒙疆自治权，对华北实行防共驻兵，允许日本军舰在长江沿岸及华南特定岛屿驻屯停泊。

日方的“和平运动人士”对兴亚院的《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也感到不满。影佐祯昭说：“如果以此方案为基础与汪先生谈判，就会使人怀疑日本政府的信义。即使汪先生接受了这个条件，和平运动也不会成功。”

犬养健说：“除了《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还有附件等八件，好比一座大山压在汪先生身上，怎么能使他开展国内的和平运动呢？又怎么能使他得到中国民众的信任呢？”

汪精卫考虑再三，还是准备在这个基础上进行谈判。汪精卫给影佐回信说：

尊函及日华关系调整拟订方案已收到，似与近卫声明宗旨相当差异，颇以为憾。但对此拟订方案为基础进行谈判，则无异议。谈判委员以周佛海为主任，梅思平、高宗武、陶希圣、周隆庠为委员。希肝胆相照，和睦相处，以审拟东亚问题。

1939年11月1日，以周佛海为首的汪方代表开始与日方代表举行秘密谈判。汪方要求谈判以近卫声明、上海重光堂协议和东京谈判的三个文件为基础，表示很难接受上述三个文件中所没有的东西；而日方则态度强硬，坚持《要纲》的方针。

由于双方一度争执不下，只好中途休会。12月，双方的谈判再开，日方同意在协议书上附加一份《绝密谅解事项》，其中加入了汪精卫的一些要求。

日方的让步之一是把日本在华驻军分为防共和治安两类，前者驻军的区域规定为蒙疆，以及正太铁路以北的晋、冀北部及胶济铁路沿线地区；后者驻军则另行协定，其余地区的日军在“和平”恢复后两年内撤退完毕，但并没有说明什么时候才算恢复“和平”。

虽然日方的让步很有限，汪精卫最后还是接受了日方的条件，成立“中央政府”。这是因为与以前国民党副总裁的身份相比，现在汪精卫的身价已跌为一个被政府通缉之人，不再有太多讨价还价的资本了。

12月30日，周佛海代表汪精卫在协议草案上签字，周佛海辩解道：“弱国无外交，现在我们暂时失去了某些主权，一旦新政权建立后，经过和平建设，国势日盛，到那时我们再与日方交涉来废除有关的条约和协定也不是不可能。”

1940年3月20日，“新政府”在南京宣布成立。

4月26日，“新政府”在南京举行“还都”仪式。此时日本的阿部信行内阁已经倒台，1940年1月16日成立了米内光政内阁。前首相阿部信行作为特使，和日本众议院议长、贵族院议长以及日军总参谋长等要人出席了“还都”仪式。

仪式在国民政府大礼堂举行，里面挤满了文武官员和前来祝贺的市民，文官身穿中式礼服，武官身穿军装，但大家的脸上都没有“还都”的兴奋。大礼堂里人头攒动，却是一片肃静，偶尔还传来低声的叹息声甚至哭泣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