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敌参政慰问日伪遭遇伏击

陈璧君是一个参政欲、权力欲很强的女人。她办事雷厉风行，锋芒毕露，敢说敢为。谁要是得罪了她，她可六亲不认。

嫁给汪精卫后，陈璧君泼辣作风不减，积极为汪精卫出谋划策，始终把自己的命运与汪精卫紧紧联系在一起。

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在南京丁家桥中央党部召开。大会由汪精卫主持，开幕式结束后，全体中央委员来到会议厅门口合影，汪精卫与阎锡山、张学良、林森等人站在前排。

摄影完后，大家正准备返回会场继续开会，突然摄影记者中跃出一人，只听“啪、啪、啪”三声枪响，汪精卫倒在了血泊里。

陈璧君见状，拨开人群，赶忙上前施救。她见汪精卫浑身是血，双眼紧闭，便把他抱在怀里。此时的汪精卫神志尚清醒，他忍着伤痛，断断续续地说：“我为革命……结果如此。我……我……毫无遗憾。”

陈璧君神情镇定，强忍悲痛地说：“四哥，人必有一死，即使你遇不幸，我们仍要继续努力，将革命进行到底。”救护车很快赶到，把汪精卫送进医院进行抢救。汪精卫最终死里逃生。

由于汪精卫与蒋介石有着很深的矛盾，“九一八”事变后，虽然蒋介石、汪精卫重新携手合作，共同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但两人仍是貌合神离。再加上这次合影蒋介石借故没有参加，于是引来许多猜疑，认为是蒋介石指使人干的。

第二天，陈璧君闯进蒋介石的办公室，怒气冲冲地质问道：“蒋先生，你不要汪先生干，汪先生不干就是，何必下此毒手！”

蒋介石当时确实也不知道刺汪究竟是什么人干的，面对陈璧君的质问，脸上红一阵，白一阵，不好发作，只得安慰道：“夫人息怒，夫人息怒，我一定要查清此事，严惩幕后指使者。”

送走陈璧君后，蒋介石把特务头子戴笠找来，大发了一通火，命令他限期破案。

汪精卫与陈璧君的性格正好相反，他虽然老奸巨猾，深藏不露，但办事瞻前顾后，柔弱有余，刚猛不足。因此，巾帼红颜的陈璧君反而成了汪精卫的保护人，汪精卫在政治上遇到什么难题，喜欢回家与夫人探讨，陈璧君也乐此不疲，积极为汪出谋划策。

久而久之，陈璧君大事小事均要插手过问，汪精卫在政治上的不少行动与想法，就是出自陈璧君的主意。以致汪精卫的同党陈公博曾经议论说：“汪先生离开陈璧君干不了大事，但没有陈璧君，也坏不了大事。”

抗日战争爆发后，汪精卫与蒋介石再次发生矛盾冲突。汪精卫力主与日本议和，避免中国军队与日军发生正面冲突。汪精卫的汉奸理论，遭到了绝大多数人的反对，国民党内反汪精卫的呼声高涨。

汪精卫自知斗不过蒋介石，便心灰意冷，甚至一度想退出国民党。

这天，陈璧君见汪精卫回家时，满脸通红，神情颇为激动，问及原因，原来蒋介石请汪精卫吃饭时，两人发生了争吵。

陈璧君听说后，气愤地说：“蒋中正其实也并不想抗日，但他会耍两面派。他与共产党合作抗日，其实根本没有诚心，国共合作迟早是要破裂的。与日本人议和有什么不好，早日消灭共产党，减少无谓的伤亡，这不是两全其美吗！你不能甘拜下风，要与老蒋斗下去，大不了也就一死呗！”

在此之前，汪精卫一直想派人与日本人先行接触，探探日本人的口风，求其支持，必要时与蒋介石决裂。这次，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陈璧君。

陈听说后，非常支持，并催促赶快行动。没过多久，汪精卫便派出梅思平、高宗武秘密到上海与日本人接触。

梅、高两人没有辜负汪精卫的希望，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之后，与日本人签订了议和“密约”。1938年11月底，梅思平由上海经香港辗转回到重庆，带回了与日本人签订的“密约”。

在是否离开重庆、公开投日这件事上，汪精卫一直瞻前顾后、犹豫不决。可是陈璧君却态度坚决，极力要汪精卫早日脱离蒋介石，与日本人合作。经过一番思想斗争，汪精卫终于迈出投降日本帝国主义的第一步。

1940年3月，汪精卫伪政府在南京成立。

汪精卫任伪国民政府主席，陈璧君终于如愿以偿，当上了“第一夫人”。在汪伪政府中，陈璧君任“中央监察委员”，后又兼任“广东政治指导员”。

1943年10月中旬，陈璧君由南京乘小型专机到广州，为日本效劳，给广东的日伪军打气。据称，陈璧君到达广州不久，就迫不及待地要到广州外围的东莞太平、莞城和石龙沿线巡视，慰问驻守在此的日军及伪军第三十师。10月18日，陈璧君乘炮艇从广州先到太平，同行的有伪广东绥靖公署少将参谋长黄克明等。

中国共产党东江纵队得到情报后，决定伏击陈璧君，打击日伪的嚣张气陷。

10月19日晚，在厚街的一个叫梁德明的副团长，把陈璧君“将经厚街到莞城、20日返回广州”的情报通知了东江纵队派驻厚街的干部黄琴。

据说为了保证陈璧君的安全，当时伪第三十师参谋长从太平亲自到厚街，对厚街伪第八十九团副团长白其良耳提面命，要求该团沿途加强警戒，严防东江纵队袭击。当时梁德明正好在场，第一时间获得了这个重要情报。

梁德明是王作尧副司令在燕塘军校时的同学，兼任厚街伪军第八十九团第一营营长，后来被东江纵队争取过来了，率部队起义参加东江纵队。黄琴当时接到情报后，立即派情报交通员王全偷越封锁线，将情报送到和田情报站。

此时陈璧君一行已到达了莞城。

10月20日凌晨3时30分左右，东江纵队第三大队短枪队队长叶凤生奉大队长邬强之命，将情报带到寮步附近的上屯村，交给大队政委卢伟如。卢政委立即派第三大队平南中队中队长郑戈率第三中队、叶凤生的短枪队和大队的一个爆破队，由郑戈指挥，到莞龙公路选择有利地形伏击陈璧君。

东江纵队的同志们一听是伏击陈璧君，都特别兴奋，个个斗志昂扬，决心为国除害。

接下来，他们马上召开了一个简短的部署会。在会上，他们预计天亮之前可以到达余屋，然后在公路上埋好地雷，地雷一爆炸陈璧君就插翅难飞了。地雷是土制的，有引线，炸药是从香港搞过来的。

部署会开了20多分钟，然后他们马上就出发了。卢政委派他的通讯员带路。这个通讯员是东莞温塘人，但没想到这个通讯员对道路也不很熟悉，七拐八拐的等到达余屋附近的龙岭、沙岭、亚婆坑预伏地点时，已是上午8时多了，此时天色大亮，已没有办法埋地雷了。

郑戈临时决定在路旁打伏击。他们在余屋附近，找到一段较为弯曲狭窄的路，两边都是山。他们占据了东面较高的那座山，前面有一片茂密的甘蔗林。

他们打算在甘蔗林隐伏突击队，机枪火力队在山头制高点。等陈璧君的轿车进入伏击圈后，以密集的火力杀敌和由突击队冲击歼敌。大队短枪队和中队张锦标小鬼班组成突击队主力，叶凤生任突击队队长，郑戈和中队政委李忠带领机枪火力队。

部队按照部署分别占领阵地，严阵以待。

20日上午10时左右，远处传来了汽车声，陈璧君的车队来了。在前面开路的是两辆满载伪军的大卡车，后面保驾的是两辆满载日军的大卡车，车头上架了数挺机枪。中间是两辆小车，陈璧君的车在第二位，是一辆黑色的老式轿车，车身前端较高。

伪军的车进入伏击圈后，突然停了下来，七八十个伪军下车散开，开始搜索公路两侧的山头。其中有四个伪军端着枪向东江纵队的火力队山头爬上来，这个山头地势险要，能以火力控制公路。伪军离他们越来越近，看得出伪军的神情很慌张。郑戈当时心急如焚，要是被伪军发现了打起来，陈璧君的车就会调头溜走。

好在全队的同志都屏住呼吸，沉着应付。忽然，火力队埋伏在山腰坟地的警戒哨被伪军发现了，于是不得已向伪军开枪。幸运的是，就在此时，郑戈看见陈璧君的黑色轿车驶进伏击圈，他马上下令集中火力打击伪军。制高点上的两挺机枪和各小队步枪以密集火力射向陈璧君乘坐的轿车。

陈璧君的轿车连中数弹，失去控制，滑向路边，最后横着停在公路旁。这时候，搜索开路的伪军在匆忙中胡乱开枪还击，紧跟陈璧君轿车的两辆日军卡车上的机枪也开始猛烈射击。八九十个日军匆匆跳下车散开，一部分占领公路旁的田埂，用火力阻止东江突击队冲过开阔地上公路，一部分会同伪军围住陈璧君的轿车，拼死保驾。

过了一会，日伪军开始用掷弹筒发射小炮弹还击，炮弹连续在打伏击的同志们身边爆炸，日伪军开始接近设伏山脚，企图攻占制高点。郑戈见陈璧君的轿车已经中弹，就命令部队撤退。

他们撤离必须经过大片开阔地，突击队要冲上公路也需要经过大片开阔地，而敌人的兵力比他们多，形势对东江纵队非常不利。各小队用火力相互掩护，交替向桑园方向撤退。整个战斗持续了15分钟左右，打死日伪军20多人，东江纵队安全撤离，无一伤亡。

陈璧君并没有被打死，只是受了轻伤，死的是她的司机。她当时和黄克明吓得钻在车座下面，逃过一劫。以后陈璧君一伙再也不敢从石龙回广州，而是退回莞城，再坐船走水路回广州。回到广州后，陈璧君十分沮丧，再也不敢到处视察慰问了。

虽然陈璧君没有死，但是这一仗的影响很大，不光驻守在莞城的日伪军，就连南京、广州的日军和汉奸头目们都大为震惊。

1944年11月10日，汪精卫在日本病死。汪精卫的尸体被运回南京，很快举行了葬礼。办完丧事，陈璧君带着一群亲信，回到了广东。伪广东省省长此时已换了她的妹夫褚民谊，陈还想凭借这层关系继续在广东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