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而保持“中立”静观时局变化

内战后，佛朗哥掌权，除了肃清叛乱分子外，更采取一系列巩固政权的高压措施，数万名共和退役军人被枪决或是被处20年至30年的徒刑，左派工会组织及所有政治组织均被禁止设立或活动，并实施统一舆论口径，共和时代的各项改革全部取消，实施其法西斯政权的独裁统治。

同样作为法西斯独裁者，相对于疯狂和有着狼子野心的德国纳粹头子希特勒，西班牙的独裁者佛朗哥可以用贪婪、自私而不失理智来形容。1820年4月，威灵顿公爵说：

在欧洲，使干预他国事务的外国人最占不到便宜的国家，莫过于西班牙。没有一个国家像西班牙那样讨厌甚至鄙视外国人，在风俗习惯方面，他们同欧洲其他国家也如此不同，格格不入。

应该说，佛朗哥完全继承这种典型的西班牙风格，并且更有理智和头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与佛朗哥屡次打交道的英国首相丘吉尔的判断，可以加深我们对佛朗哥的印象。丘吉尔在其《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中写道：

在整个战争期间，佛朗哥将军的政策完全是自私而且冷酷的。他只想到西班牙和西班牙人的利益。他从来没有考虑过如何报答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对他的援助；另一方面，他也并不因为我们左翼政党对他的敌视态度而对英国有所怀恨。

由此可以看出，相对于希特勒的神经质和丧心病狂，佛朗哥这种奸猾的性格和由其决定的西班牙的政策基准。虽然在当时的英国首相丘吉尔眼里，都显得是“简单的”“自私冷酷的”，甚至丘吉尔都为佛朗哥的这种自私做法替德意法西斯鸣抱不平。

但佛朗哥这种看似简单自私的政策在当时却是十分实用和审时度势的，也正是佛朗哥的这种审时度势，使西班牙免于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个死亡的泥潭，并避免了像他的法西斯同盟一样的失败命运。

当然，在内战中屠杀过成千上万爱国者的佛朗哥绝不会站在同情广大民众的立场上来作出这种决策，他之所以这么做是从内战后西班牙的国情和刚建立的统治基础来考虑的。

首先，在经历了充满屠杀和破坏的全国性的三年内战后，西班牙可以说是满目疮痍，元气大伤。在三年内战中，大约有100万西班牙人丧生，损失的财产更是不可计数。因此，对于刚刚经历过战乱还处于恢复期的西班牙来说，脆弱的经济基础不允许它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全面的、高强度的战争。

其次，佛朗哥政权的统治在当时还未巩固，虽然他残酷地镇压了共产党和民主派，但卷入一场全面战争，必将使其内部各种矛盾激化，从而将瓦解其统治的基础。

最后，选择“中立”这种两面都不得罪的政策，可使西班牙静观时局发展，从容应对国内外的变化，从而使自己的外交更具弹性空间。

当然，法西斯避免不了其侵略的本性，理智的佛朗哥也遏止不了其贪婪的欲望，西班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也曾濒临参战的边缘。

1940年夏，德国对低地国家，即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的侵略使西班牙处于一个崭新的地位。德军似乎极有可能越过比利牛斯山，横跨西班牙以攻击直布罗陀和北非。假使他们这样做的话，以佛朗哥为首的西班牙政府会予以抵抗还是会与之合作呢？或者佛朗哥是否在等待机会亲自发动一场战争呢？

面对入侵的威胁和当时法西斯轴心国发展形势下参战的巨大利益，一方面，西班牙政府在四五月间已通知了英法意政府，西班牙对于任何入侵的企图都将加以抵抗，而且在5月的第一个星期里，无论在公开场合或私下，依然重申西班牙严守中立的政策。

同时，德意法西斯的节节胜利大大刺激了西班牙的扩张野心，长枪党党徒开始上街举行游行示威，提出对直布罗陀、摩洛哥、丹吉尔和阿尔及利亚的领土要求。

6月10日，意大利对英法宣战成为当时对西班牙参战的最有力召唤，两天后，佛朗哥宣布西班牙已从“中立”转变为“非交战状态”。

6月14日，巴黎沦陷的当天，西班牙军队占领了一直为法国殖民地的丹吉尔港。种种迹象表明，西班牙离参战只有一步之遥。

西班牙同当时德意法西斯国家的关系，尤其是同希特勒的纳粹德国之间的关系，也是影响其当时政策的重要因素。

“我宁可被拔掉三四颗牙齿，也不愿再搞这样的谈判。”这是1940年10月23日希特勒为争取西班牙同佛朗哥在法国和西班牙边境进行谈判后，对墨索里尼说过的一句话。

这句话不但反映了当时谈判的背景，也可以看做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西班牙同轴心国之间关系的一个缩影。

德意法西斯当时之所以干涉西班牙内战，扶植佛朗哥的法西斯政权，很大原因就是想让西班牙在日后的战争中成为自己的盟友，站到自己一边。

1939年8月，还未取得内战全国胜利的佛朗哥政权便宣布，如果战争爆发，他们将恪守中立。

这一声明，虽然使柏林感到不快，但只是将其看成是佛朗哥在内战持续期间的权宜之计，并且预计到法西斯的西班牙虽然名义上是中立的，但仍将给轴心国作出有用的贡献。

1940年年初，德国在欧洲的战事节节胜利时，西班牙和德国的距离达到了历史的最小值，西班牙与德意法西斯的结盟只有一步之遥。但两国最终还是未能结盟，这不能不说是在当时复杂环境下对各自国家利益问题进行博弈的结果。

1997年，英国爱丁堡大学历史教授戴维·斯塔福德经过对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信件的研究，发布了他的研究成果。

从研究成果可以看出，正是丘吉尔对当时西班牙法西斯政权高级官员和军官的“金钱外交”，阻止了西班牙倒向轴心国，从而“改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展方向”。

1940年5月，丘吉尔就任英国首相。

当时的国际形势非常严峻：法西斯德国在欧洲大陆节节胜利，而居于重要战略位置的西班牙，随时都可能投降纳粹。对于英国来说，如果德国控制了位于伊比利亚半岛的西班牙，那将是一场灾难——地中海的战略运输线将被封锁。

丘吉尔不愧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名相”，他在分析了佛朗哥政府的内部势力之后，决定通过收买一些对佛朗哥有影响力的西班牙高级指挥官，以影响当时佛朗哥和西班牙的对外政策。

为了实现这个计划，作为当时英国首相的丘吉尔曾专门从预算中拨出一笔资金用于这项绝密行动：由英国国库在一家瑞士银行的纽约分行存入1000万美元。

戴维·斯塔福德教授说：“这笔钱很可观，但是鉴于涉及的事情重大，用于收买西班牙军人就显得不是很多了。”

他在研究丘吉尔当年的信件时发现了这个收买事件。戴维·斯塔福德说：“西班牙同德国联合在一起可能会改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展方向。”

也许，正是丘吉尔这种不拘世俗和釜底抽薪的做法，避免了当时法西斯的西班牙投向轴心国，从而影响了世界历史发展的走向！

1939年内战结束后，佛朗哥成为终身元首，进而取缔其他一切政党，建立法西斯独裁专政。

1940年上半年，由于德国横扫西欧连连获胜，热衷投机的佛朗哥保持中立的立场开始倾斜，他希望趁机收回被英国人控制两个多世纪的直布罗陀。

同年6月，佛朗哥突然出兵占领丹吉尔。当时丹吉尔是德、意、英、法四国共管的地区。佛朗哥在采取这一军事行动以前，只通知了德、意，而没有通知英、法。

随后，佛朗哥又提出收回直布罗陀的口号。

1941年6月，德国法西斯党首阿道夫·希特勒下令进攻苏联，佛朗哥被希特勒的胜利冲昏了头脑，表示完全支持希特勒的行动，并请求德国允许西班牙长枪党志愿军参加对苏战争，以报答1936年至1939年间德国给西班牙的“兄弟般”的援助。

但是，精明的佛朗哥仍留有后退的余地。对外，他只是宣布西班牙由“中立国”转变为“非交战国”；对德国，他强调“西班牙派志愿军并不等于站在德国一方参战”。

实际上，佛朗哥是组织了一个由长枪党党员组成的“蓝色师团”，这个师团的士兵全部穿上德国军队的服装，开赴苏联作战。

1943年以后，佛朗哥见轴心国取胜的希望渺茫，德军节节败退，马上又调整西班牙的外交政策，宣布西班牙由“非交战国”恢复“中立”，并下令召回在苏联作战的“蓝色师团”。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佛朗哥在国内继续推行恐怖统治，对长枪党以外的党派，尤其是共产党、社会党党员，大肆搜捕、关押，甚至处死，而且还使用阉割刑和绞刑。佛朗哥的这种恐怖暴虐统治，引起世界范围的强烈不满。

1946年12月，联合国通过决议，建议所有联合国成员国从西班牙召回大使，决定只要西班牙保持现行制度，今后就不接纳西班牙为联合国会员国。

面对这种国际孤立的局面，佛朗哥宣布实行闭关自守的、孤立的经济政策，在国内开展仇视犹太人和一切外国人运动，禁止在公共场合悬挂写有外国字的招牌，鼓励使用本国产品。

1947年，佛朗哥宣布西班牙为君主国，他自己则为终身摄政王。

1969年7月，佛朗哥指定前国王阿方索十三世之孙胡安·卡洛斯在他死后继承王位。

1975年11月20日，佛朗哥病死于马德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