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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四章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东盟国家的传播策略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东盟国家的传播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这需要我们在原有对外传播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深入研究新背景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东盟国家传播的状况，遵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客观规律，汲取其他国家价值观对外传播的有效经验，不断转变传播理念、完善传播机制、创新传播方法、有针对性地结合东盟国家的具体情况，提高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东盟国家的传播效果，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中国－东盟自贸区一体化建设做出贡献。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强调要创新方式，做好对外宣传，“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这为当前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外传播指明了方向。
一、 转变传播理念
1949年以来，我国在长期的对外宣传过程中形成了一套极具中国特色的外宣理论。20世纪50年代在万隆会议上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60年代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理论、70年代的“乒乓外交”等都是中国对外宣传的创新理念，无不体现着我国的外交智慧，并在世界范围内树立了中国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良好国际形象。改革开放后，对外宣传工作成为整个对外开放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几十年的对外宣传实践中提出一系列新的对外宣传思路，如坚持对外宣传“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原则，采取“走出去”和“引进来”相结合的对外文化传播策略，搭建“孔子学院”等许多对外宣传平台，提出 “一带一路”倡议构想，为中国改革开放营造了良好的国际舆论氛围，在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方面取得显著成绩，也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东盟国家的传播奠定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
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中国在东盟传播领域存在的问题，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上。在理论方面，在东盟国家所开展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不够完善，这不符合中国的“硬实力”，我们仍需要一套完整的对外理论体系和话语体系来解决我们“挨骂”的问题；1在实践方面，既有对外传播中的“拿来主义”，即简单沿用西方话语解释中国的情况，又存在简单的“送去主义”，即简单地将国内宣传话语直接应用到国际交往中的情况，在一些重大的国际问题上，中国的话语权仍非常缺乏；在机制方面，目前仍是单一的以政府为主导的对外传播机制，各种民间对外传播资源有待进一步整合。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创新和拓展新形势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东盟国家的传播思路，努力完成从“走出去”到“走进去”的转变，实现由“走进去”到“走上去”的转变，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逐步被东盟国家和东盟各国的人民理解和接受，为推动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设、促进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友好往来、共赢发展贡献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营建良好的国际舆论氛围，提供有利的文化支撑。
1刘笑盈。 再论一流媒体与中国的话语权时代［J］。 现代传播。 2010（2）： 6－10.
（一）打消东盟国家对“新一轮文化霸权”的顾虑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东盟国家传播出现的首要问题是东盟成员国及其人民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抵触心理，这种抵触主要来自东盟各国及其国民对中国企图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之“名”行“新一轮文化霸权”之“实”的担心和顾虑。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传播不同于其他传播，有着鲜明的无可回避的意识形态色彩和政治色彩。在这一方面，东盟国家是吃过亏、有过深刻教训的。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随着东南亚各国摆脱了殖民统治取得了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改变了对东南亚的政策，在经济上利用经济优势，通过为东南亚各国提供经济援助或扩大投资等资本介入的方式确保东南亚各国的经济不得不依附于美国；在军事上，通过间接挑起争端、借机介入东南亚各国的战争、挑唆建立东南亚防务体系等达到某种特殊的政治目的。冷战结束后，随着全球化浪潮的兴起，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人民共同的期盼。在这种情况下，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其政治、经济、文化等压倒性优势，在东南亚各国推行文化霸权主义，把美国的价值观伪装成“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念，伪装成“普世价值”，而把东南亚各国的价值观念描述成“落后的、暴政的、专制”的价值观念，把美国的价值观念、西方的价值观念作为一把价值的标尺，在相对落后的东南亚各国渗透、推行，迫使东南亚各国强行接受其文化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进而达到影响、制约、干涉东南亚国家事务的目的。1
近些年，文化霸权主义在东南亚国家的推行愈演愈烈，载体越来越隐蔽，话语形式越来越巧妙，技术手段也越来越先进，给东南亚国家原有的价值观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和威胁。比如，将价值观融入好莱坞大片等文化产品中，借助流行文化传入、侵蚀东南亚民众特别是青少年的价值观；通过有目的性的学术讲座、学术资助、教育文化交流等途径传播西方价值观念和制度模式的内容，直接冲击和影响着东南亚国家民族意识形态的教育；利用互联网、手机、微信、微博等新媒体手段不断发动“网上文化战争”，大肆宣扬各种反主流、反社会思潮，对东南亚各国的意识形态安全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有了这些“前车之鉴”，东盟各国对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本国的传播就更为谨慎。部分东盟国家受众受“强国必霸”错误思维的误导，对中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世界影响力不断扩大后会不会对自身国家造成威胁充满担忧，时刻警惕着中国对东盟成员国推行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尤其是对中国对东盟国家推行的文化政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东盟国家的传播、对孔子学院等文化载体在东盟国家的成立都极具担心，害怕这是中国推行“新一轮文化霸权主义”的具体举措，担心这些举措一旦在自身国家产生影响，将会对本国的文化、意识形态安全造成威胁和打击。出于这样的心态，东盟国家很有可能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设置种种不便利的障碍和限制。更为严重的是，政府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国民的价值判断和态度情绪，加上一些不想见到中国－东盟自贸区繁荣与发展的敌对势力暗中推波助澜，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很容易在东盟成员国国民中被煽动，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东盟国家传播的最大思想障碍。
1DENNY ROY。 The ＂China Threat＂ Issue： Major Arguments［J］。 Asian Survey， Aug。， 1996， 36（8）： 758－771.
1.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东盟国家的传播与文化霸权主义在东盟国家的推行相区别，使东盟国家受众接受和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东盟的传播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东盟国家推行的价值观输出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其一，从目的上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东盟国家的传播是为了促进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民心相通，形成良好的思想、心理、文化共识，推动中国－东盟自贸区的繁荣和发展，是为了促进中国与东盟国家的互利共赢，最终目的是在和平与发展的世界主题下共建中国与东盟国家的美好未来。这与西方国家推行的“文化霸权主义”企图以价值观输出、渗透、颠覆的形式来威胁对象国意识形态安全、政权安全有着天壤之别。其二，从性质上来看，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在东盟国家的传播是真正意义上的友好文化外交活动，是促进交流与合作的。而西方价值观只是推行霸权的工具，不管形式上如何隐蔽、美化，都无法掩盖其文化侵略的实质。这是两者之间的本质区别。作为有着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国无数次用行动证明了中国人民对和平、和谐的向往，对富强民主的期待，对文明友爱的理解。由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而来、向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美好未来而去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也绝不会是一种对东盟各国主流价值观造成冲击和威胁的价值观霸权传播活动，而是希望换取东盟各国人民对中国的正确认识的文化交流活动。只有打消东盟国家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顾虑，使其正确地认识其良好性质，才能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东盟国家的传播活动更为有效。
2.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对外传播理念，理直气壮地在东盟国家开展价值观传播活动。打铁还需自身硬。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传播不仅要注重传播对象对传播活动的认识，还要眼光向内转，注重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者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东盟国家传播活动的认识。在对外传播活动中，传播者先要对开展传播活动的目的、意义坚信不疑。作为传播者，我们要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对外传播不是文化侵略，不是文化浸入，更不是文化霸权主义，而是文明的友好交流，是一种被中国的改革发展实践证明了的先进价值观念的共享，是奉献给东盟共同体发展的中国智慧的分享；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绝不是为了破坏阻挠东盟国家发展而利于中国发展，不是要损坏东盟国家的利益，而是要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指导下，树立“大家好才是真的好”，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利益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观念；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绝不是把中国的价值观念强加给东盟国家及其人民，而是诚意以待，奉献出价值观可共享的部分，希望达成共识；对于不能共享部分的价值观念，不能强制要求东盟国家认同，只希望东盟国家予以尊重。站在这个立场上，传播者要有足够的自信和底气在东盟国家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要畏畏缩缩，而要坦坦荡荡，不要遮遮掩掩，而要落落大方，不要强人所难，而要学会求同存异、异中求同，增进共识，尊重差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东盟国家的传播其实是一种分享而不是干涉，是要和平而不要分裂的宣言，是要合作共赢而不要相互斗争的表态。因此，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东盟传播的传播主体，我们要树立并坚定正确的传播理念，并在正确的传播理念的指导下开展具体传播过程，在具体的传播活动中不断向东盟国家受众说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正义性，释放出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信号，为推动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发展，维护中国与东盟各国的友谊而服务。
（二）以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视野，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自信
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东盟国家的传播过程中，一方面要避免狂妄自大，故步自封，要尊重东盟国家的文化传统以及文化规律，要着眼东盟国家文化受众的实际，避免非黑即白的思维方式和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1；另一方面要避免妄自菲薄，避免认为西方的价值观念就是世界价值观的主流，建立在世界范围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信。
1.要有历史的进步的观点，建立在东盟国家乃至世界舞台上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自信。从人类历史发展阶段来看，人类历史是一个不断发展进步的过程。马克思主义理论告诉我们，作为比资本主义更先进的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克服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弊端，使人类向着马克思主义中所追求的“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理想状态更近了一步，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历史的必然。2
在价值观层面，我们也要有历史的观点，要知道任何价值观话语霸权都是具有历史性的。曾经资产阶级“自由、平等、民主、公正”这些极具号召力的价值观念在反抗封建专制统治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资产阶级以此为利剑，矛头直指封建等级制度，以此推动社会向前发展，这也是历史的进步。需要明确的是，“自由、平等、民主、公正”等价值观念并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而是被资本主义用于推翻封建统治的“一把利剑”。但是，马克思主义也告诉我们，任何价值观都是具体的、历史的，在阶级社会中不存在超阶级的价值观。随着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受资本的先天扩张性缺陷和工具理性思维的局限，缺乏人文关怀的西方资本主义主流价值观念开始走入了无法解决的困境。即使西方的价值观念企图借助建立在抽象人性论基础上的所谓“普世价值”来掩盖其阶级属性，摆脱困境，但结果并不如人意。与马克思当年的预测一样，现在资产阶级用来对付封建主义的武器开始对准自身了。这些西方主流价值观念的困境在理论界和实践中都有体现：在理论界，此起彼伏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从侧面反映了西方主流价值观面临的困境；在实践中，西方价值观念不但在引领资本主义经济与社会发展上无法发力，而且在解决地区冲突、恐怖主义、全球气候变化、生态危机等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上越来越失去感召力。
1王学俭， 李东坡。 社会主义五百年核心价值观的历史演进与未来面向［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16（6）： 78－86.
2顾海良。 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历史总趋势［J］。 求是， 2014（10）： 30－32.
与西方主流价值观面临的困境相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显示出蓬勃的生机和强大的生命力，不但引领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几十年的黄金发展，使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实力显著增强，而且在解决恐怖主义、全球发展、饥饿问题、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上显示出比资本主义价值观念更强大的优越性和感召力。因此，杜维明等部分西方学者开始承认，东亚价值观是克服西方现代性局限的一剂良药，要想弥补西方价值观的先天局限，无疑需要借助古老的东方智慧。
东盟国家和中国一样有着强国的愿望，和中国国民一样对和平、对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有着迫切的需求。从这个层面上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包含的东方智慧在有着诸多共同需求的东盟国家乃至世界上有着可推广的重大价值。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诸多原因，当前国际话语权的现状仍是西强我弱，且会持续很长时间。在当前国际范围内价值观较量日益复杂的情况下，我们必须克服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思维，认识到人类价值观的发展绝不是“断裂”式的跳跃，而是在传承中前进，认识到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绝不是与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的简单对立，而是随着历史进程对西方资本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扬弃”，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价值表达。作为人类文明优秀成果，它代表了人类的共同愿望和追求，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感召力的先进价值观念，是历史的必然和时代的选择。我们要有足够的信心，理直气壮、充满自信地在东盟国家乃至全世界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
2.要具备世界眼光，将传递本国信息与关注东盟国家的共同利益有机结合，占据道义上的制高点。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东盟的传播是对外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我们要具备更为广阔的视野，把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解决东盟国家共同面临的迫切发展问题、环境问题、人口问题等结合起来，主动设计议程，积极提出我们的价值观和主张，获得东盟国家对我们价值观念的尊重、理解、认同以及支持，使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更广泛的感召力，占领道义上的制高点。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东盟国家的传播是国家形象传播的一部分，是以价值观为主题进行的一项意识形态传播活动、政治传播活动。这项传播活动是有着明确目的性的，但是对外传播与对内传播不同，为了达到良好的传播效果，对外传播对如何自然而然地让东盟国家受众在“润物细无声”的情况下接受传播有着更高的要求。
随着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兴起，各主权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世界已经成为一个紧密相连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各个国家的利益要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利益中谋求。尽管当今处理国际关系的主动范式仍然是以主权国家为主的范式，但如果时时处处均以本国的国家利益为中心，无视传播对象－东盟国家的利益，这样的单边关系会逐渐失去东盟国家的信任和合作。因此，在这一背景下开展在东盟国家的传播活动时，不能只报道、传递传播主体国－中国有关的政治、经济、文化信息，对自身之外的国际事件熟视无睹，这样容易让传播受众对该传播产生不信任感，传播也容易陷入狭隘民族主义的指责中，而要站在“建设更加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高度，把关注点放在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共同利益上，在传播内容的选择上要做到传播本国信息与关怀东盟国家的利益紧密结合，要有世界的眼光，要有更宽广的视野。
对于国家（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媒介等不同的传播主体来说，做到上述要求的具体路径不同。对于国家（政府）这一占优势的传播主体来说，在国家事务的处理上要坚持维护本国利益与关照东盟国家政府公共利益的结合，要尽到作为大国的责任，在适度平衡中发声、 表态；对于企业（尤其是中国与东盟国家的跨国企业）而言，要在追求利润和适当照顾东盟国家当地利益之间找到平衡；而大众媒介在传播内容的选择上不能成为狭隘民族主义的吹鼓手，既要传播坚持本国立场、维护本国利益的信息，又要传播与东盟国家公共利益有关的信息，寻求两者之间的平衡。
（三）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东盟国家传播的“三贴近”原则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东盟国家传播的“三贴近”原则是根据新闻传播的“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原则结合对外传播的特点和在东盟国家传播的具体国情发展而来的，即指“贴近中国的发展实际、贴近东盟国家受众对中国信息的需求、贴近东盟国家受众的思维习惯”，做到对内传播与对外传播的“内外有别”，经济传播与价值观传播的“性质有别”，对西方国家传播与对东盟国家传播的“外外有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东盟国家传播的“三贴近”原则是我们在马克思主义精神交往原则的指导下，与东盟以往的价值观传播实践相结合在东盟国家传播的基本理念。我们要在新形势下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东盟国家的传播，提高传播的实效性，必须坚持和更加灵活地运用这“三贴近”原则。
1.贴近中国的发展实际
贴近中国发展的实际就是站在中国的根本立场上，坚持用事实说话，紧密结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实践，实事求是地传播我国的价值观，这是在东盟国家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基本立足点。自冷战结束以来，随着中国的崛起和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世界各国对中国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对引导中国经济高度发展的思想观念、制度设计也相当感兴趣，这是传播作为国家和民族灵魂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次空前的机遇，同时引起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警惕和敌视。受自身所持的意识形态立场和文化霸权逻辑的思维影响，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武断地认为“强国必霸”，认为中国的快速崛起、发展以及世界地位的提高是对一直以来由西方主宰的世界秩序的巨大挑战，对其发展是一种威胁，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是对西方制度模式和西方价值观念的挑衅。因此，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想方设法地给中国崛起制造障碍，如美国提出的“重返东南亚”计划。
要破除东盟国家对已经被西方媒体“妖魔化”的中国形象壁垒，让东盟国家的政府和人民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就必须坚持用事实说话，用有力的事实回击对中国别有企图的各种虚假论断，通过展示改革开放后中国真正的发展现状，传播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让东盟国家的人民真正理解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首先，要让东盟国家人民了解虽然现在中国经济总量比较靠前，但是中国的人均GDP水平还比较低，再加上中西部差距、中等收入陷阱，中国人民渴望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生活富足的愿望和对世界和平的渴望与东盟国家一样的迫切。中国和东盟国家只有互相信任、互相尊重、合作共赢、共同发展，才是最有利于双方国家和人民的选择。
其次，要让东盟国家认识到中国的崛起并不会构成对周边国家的威胁，中国梦也绝不会是“周边国家的噩梦”，中国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是为有志于立足本国实际，谋求改革发展的东盟各国提供了一种可借鉴的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东盟的传播绝不是像西方国家对东盟国家推行的文化霸权主义一样，而是将一种先进的价值观念共享出来，供东盟国家选择。能够共享的价值观部分为东盟国家发展贡献力量，不能共享的价值观部分希望得到东盟国家的尊重，搭建价值观共识的桥梁。
再次，要树立以中国发展事实为依据的传播观念，用历史事实和现实事例让东盟各国的人民了解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和而不同”“以和为贵”的文化基因。作为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与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靠剥削掠夺别国资源发家的殖民历史不同，中国从来没有用武力征服过任何一个国家。1历史和现实事实证明，引领中国发展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种先进的价值观念，是对人类文明发展的巨大贡献。中国与东盟国家通过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的文化沟通，加强彼此之间的尊重与信任，为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合作共赢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促进双方和平发展，是惠泽中国人民以及东盟各国人民的有力之举。
1郑晶晶。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研究［D］。 大连： 大连海事大学， 2017.
2.贴近东盟受众对中国信息的需求
从传播学的角度看，只有充分考虑受众需求，被受众接收、理解了的信息传播才是有效传播。因此，我们在东盟国家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就要改变“以我为主”的传播理念，树立以“受众需求”为导向的传播理念，充分考虑东盟受众对中国的信息需要，找到能够产生共鸣的契合点，真正做到有的放矢。
其一，从信息的传播主体来看，由于长期受西方自由主义新闻观的影响以及部分东盟国家对中国政府官方传播的利益立场、目的性的怀疑，东盟国家的受众认为中国政府官方发布的新闻可信度是最低的，作为独立于政府之外的第三方力量－新闻媒体发布的信息可信度次之，扮演着中国政府的“批判者”和“监督者”的一些自媒体和民间交往传递的传播信息可信度相对较高。因此，在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东盟的传播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内外有别，改变现有中国单纯依赖政府官员、政府新闻发言人的“口”，主要依赖新华社国外通讯社、中国日报海外版、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等官方新闻媒体的“手”向东盟国家发布信息，并尊重东盟受众对中国信息的来源需求特点，拓展在受众心目中可信度更高的民间交往渠道，借助针对性更强的其他媒介力量“遍地开花”式地在东盟国家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
其二，从传播的内容来看，要开发好东盟国家受众对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认同点和共同兴趣点。近年来，随着娱乐大众化的潮流，一些中国的电视剧也在东盟国家热播，一些中国的流行歌曲也在部分东盟国家传唱开来。而且，在东盟国家的青少年心中，更为认可的是中国娱乐界、文体界的明星，他们对这些明星的喜爱也直接影响了他们对中国的立场，并逐渐产生对中文、中国文化的兴趣，为在东盟国家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活动提供了有效的传播契机和共同兴趣点。以越南为例，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三国演义》《西游记》等四大名著电视剧在越南家喻户晓；《还珠格格》《琅琊榜》《花千骨》使主演赵薇、胡歌、赵丽颖等影星在越南人民尤其是青少年中的知名度有了很大提升；筷子兄弟的《小苹果》、那英的《一笑而过》等中国歌曲也在越南广为流传，成为了中越青年大联欢活动中中越青少年共同的话语兴趣点。因此，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外传播的过程中，要发挥公众人物的作用，让他们的优秀品质和正能量得以充分展现，让东盟人民充分感知到当代中国青年的正面形象，利用他们的影响力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东盟受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关于“诚信、友善”的认可。另外，目前东盟对中国最大的刚性信息需求仍然是对双方经济和贸易交往方面的信息需求，要学会如何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植入经济信息中，把中国人经商“平等、公正、诚信”的价值理念和精神内涵通过一个个真实的中国故事传递给东盟受众。
其三，从信息传播语言来看，要学会“和风细雨”式的传播。由于长期受“朝贡心理”的影响，再加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媒体别有用心的挑唆，东盟受众对中国的警惕心理已经形成，时常下意识地对中国在东盟传播中的一些具有压迫性的词语形成反弹情绪，如“必须”“要求”等。因此，我们在对东盟国家的传播中，应该特别注意东盟受众的弱势心理，尽量避免使用咄咄逼人、压迫性的语言，要让东盟受众在舒服、愉悦的氛围中感觉到中国对他们的尊重，对双方和平友好、互利共赢发展的真诚需要，在“和风细雨”中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达到“润物细无声”的传播效果。这既承接了中国在传统文化浸润下的礼仪之邦的风范，唤醒了中国人民留在东南亚人民历史记忆中“温文儒雅”的君子形象，又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关于“文明、和谐、平等、公正”的表述，有利于传播效果的实现。
3.贴近东盟国家受众的思维习惯
传播学理论告诉我们，信息沟通和影响力的发生是建立在传播者和受众“共同经验”的基础上的，传播内容必须充分考虑受众的文化背景和思维习惯，按照他们的语言习惯和表达方式有的放矢地开展，否则如果和受众的信息消费经验、信息消费偏好和信息消费模式不吻合，传播者就等同于“沙漠的布道者”，无论投入再多的精力和成本，都达不到良好的传播效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东盟国家的传播过程中，要充分树立“以受众为中心”的理念，充分尊重东盟国家受众与中国受众差异化的思维方式，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人制宜。虽然中国与东盟国家地理位置相邻，相对于东西方文化差异，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有着较好的语言和思维等方面的文化共同基础，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东盟是由东南亚十国形成的一个共同体，由于经济水平的高低、政治体制的区别以及各个国家的风俗习惯的不同，即使在东盟国家内部，各个国家的受众也是存在差别的。因此，我们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对外传播过程中，应当尊重东盟国家受众的思维差异，尊重其文化习惯及文化传统。例如，在经济发展水平和报业水平较高的新加坡进行传播，要特别注意受众的直观思维特点和对有力数据的利用，要注意用严密的逻辑思维和有力的例证来佐证自己的传播观点；文莱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拥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和马来传统，注重族群关系和社会关系，注重传统和礼节，所以在文莱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要贴近受众的思维特点，注意逐层递进地委婉、庄重的传播方式，而不要用过于轻佻、娱乐化的传播方式。
（四）注重求同存异，异中求“通”
“和”是中国古代儒家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是中国文化的根本特征和基本价值取向。“和而不同”是对“和”理念的具体阐发，是典型的中国古代哲学智慧结晶。沿着历史发展的脉络看，我们会发现，“和而不同”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能够生生不息、不断传承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今天看来，“和而不同”理念作为人类共同生存的基本条件和基本法则，对我们共建和谐社会、多元世界依旧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在先秦时代，孔子提出“和而不同”概念之前，“和”就作为一个表示“差别性、多样性统一”的概念被提出，如烹调中的“五味调和”，即指酸、甜、苦、辣、咸的协调统一；音乐上的“五音调和”，指只有宫、商、角、徵、羽配合起来，才能奏出美好的乐曲。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意思是真正的君子善于与周围保持和谐融洽的关系，在听取他人不同意见的同时，有自己独立的见解，不轻易附和别人的观点；而小人常常盲目附和他人的观点，但内心有不同的意见，达不到真正的和谐贯通。随着时间的推移，古代先贤们倡导的“和而不同”的价值理念和思维方式逐渐烙在中国人民的日常思维方式中，成为文化交流的指导思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两大阵营之间硝烟正浓，国际形势复杂严峻，为了团结广大的亚非国家，周恩来在1955年亚非万隆会议上提出了“求同存异”的外交方针，鼓励亚非国家之间克服国家意识形态、国家政治制度上的“异”，谋求摆脱殖民统治、实现民族独立、不断提升综合国力的“同”。“求同存异”的原则也成为长时间以来指导我国与不同国家之间对外交往（包括文化交往）的重要原则。在东盟国家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由于经济水平、意识形态、政治制度以及国情的差异，在传播过程中肯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障碍。但是，我们要本着促进中国与东盟双方的经济发展，促进双方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促进双方对和平发展的共同愿望的实现，坚持求同存异的传播理念，促成良好的传播效果。
“异中求通”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东盟国家传播过程中对“和而不同”“求同存异”传播理念的进一步发展。这里的“异”指的是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价值观差异，而“通”指的是中国与东盟国家具有差异的价值观之间的通达、理解和贯通。从传播学意义上说，“异中求通”是比“求同存异”更好的选择，因为“求同”意味着一种多元共识的共同存在，而“求通”是在交往中通过传递和通达的过程达到理解和贯通的目标。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东盟国家的传播过程中，在把能够共享的互相认同的价值观形成共“同”的之后，对那部分客观存在的不能共享的相“异”的价值观应该持互相理解和尊重的态度，即“通”。“通”在这里的真正含义并不是“同”，价值求“通”并不等同于价值认“同”，不是你认同我或者我认同你的关系，而是指在承认双方“不同”的基础上尊重双方的“不同”，理解双方的“不同”。
国学大师、北京大学哲学教授汤一介老先生曾说：“总结西方的经验教训，从经济和文化全球化发展的现实出发，通过‘和而不同’的办法进行文明对话是各民族文化走向世界化的最好途径，即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应该通过文化的交往与对话，在对话和讨论中取得某种‘共识’，这是一个由‘不同’发展到某种意义上的相互‘认同’的过程。这种相互‘认同’不是一方消灭一方，也不是一方同化一方，而是在两种不同文化中寻找交汇点，并在此基础上推动双方文化的发展，这就是‘和’的作用。”1正如汤先生所说，文明与文明之间最好的相处形态不是一种文明对另一种文明的同化，而是对“同”的部分的相互推动，对“不同”部分的互相尊重、理解，认可“不同”部分在不同国家、不同文化领域内的独特价值。这种“求同存异”以及“异中求通”的跨文化交流理念为解决亨廷顿提出的“文明的冲突”提出了另一种解决思路和理念。当今世界存在各种各样的文明，文明与文明之间的本质区别最终体现在价值观上，文明与文明之间冲突的实质就是核心价值观之间的冲突。中国坚持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独特价值，都应该得到其他文明的认可和尊重。在东盟国家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过程中，我们也要积极地向东盟国家阐述这一传播理念。
1汤一介。 “全球伦理”与“文明冲突”［J］。 北京行政学院学报， 2003（1）： 79－83.
第一，“求同存异”下的价值求同传播理念。不同于中国与西方价值观的迥异差别，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自古以来就有着良好的传统价值观共识基础。“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儒家文明的“礼”“义”“廉”“耻”在东南亚国家广为传播且受到东南亚人民的认可。如今，这些美好的品质和价值观理念仍然在东南亚人民的民族血脉中传承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脉”与“魂”，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在价值观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存在很多可以与东盟国家共享的部分。加强在东盟国家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是中国与东盟深厚的文化渊源，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共享部分与东盟国家受众心中潜在的传统价值观念相互呼应并形成共识，就是“求同存异”下的“价值求同”的传播理念的真正含义。
第二，“异中求通”1下价值认异的传播理念。正如世界上不可能存在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国家与国家之间不可能存在完全相同、完全可以共享的价值观念。虽然中国与东盟国家在文化渊源上有着较多的共通点，但双方的价值观念由于地域、经济发展水平、政治制度、语言和风俗习惯等的不同，依旧存在不能共享的部分。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每一种潜藏在民族文化中的观念都是拥有独特价值的，在特定的国家、区域内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任何一种价值观在他国或其他区域传播时，要想得到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的完全认同是不可能的。
我们并不是非要动员一切力量、使用一切手段让东盟国家不同文化背景的受众完全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是希望在传播过程中达到“理性共通”的状态，即使东盟国家的受众不认可这部分价值观，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非共享性部分不适合东盟国家的国情，但起码能够尊重、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肯定其在中国发展中所发挥的独特作用，不反对、敌视其中的非共享性内容。我们应该认识到，正是因为价值观的差异性才成就了价值观的独特性、民族性，因为价值观的独特性才成就了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才能看到文化“大花坛”中各式各样文明“花朵”的美丽。在这个多元文化各显美丽的世界文化“花坛”中，正如中国现代新儒家学派学者杜维明先生所说，我们“应该以不卑不亢的胸怀，不屈不挠的志趣和不偏不倚的气度走出一条充分体现‘沟通理性’的既利己又利人的康庄大道来”。2我们在东盟国家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绝不是要实施文化霸权主义，绝不是推行价值观的同化，而是希望就共享性价值观部分达成共识共促发展，在价值观的非共享性部分相互尊重相互理解，这就是“异中求通”下价值认异的传播理念的真正含义。
1王一多。 异中求通：中国当代译学术语的动态形成［M］。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3： 157.
2蔡德贵。 试论美国的儒家学派［J］。 当代儒学， 2015（2）： 205－219.
二、完善传播机制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是文化传播的核心。完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东盟国家的传播机制，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科学有效的价值观传播格局，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东盟国家传播的保证。从信息传播理论看，在东盟国家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统一布局、科学谋划、分工协作、形成合力。在“谁来传播”的问题上，要改变政府传播的单一传统模式，凝聚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四方力量，构建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新型传播方式，统筹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四个基本路径。
（一）建立政府主导、多方参与的价值观在东盟国家传播的主体机制
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东盟国家的传播，要先明确传播主体，也就是谁来传播的问题。从传播主体来看，传播可以分为自我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四个层次。构成这四个层次的传播主体既可以是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又可以是个人。与社会组织和个人的价值观相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大的特点是具有鲜明的国家属性，是当代中国的价值观，它代表了当代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诉求，体现了国家的愿景和目标。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东盟国家的传播。主要是通过一定的机制和手段进行的。从这个角度来看，价值观在东盟国家传播的主导力量无疑是代表国家的政府，需要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引导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共同参与，各司其职，各显其能，相互配合，共同推进。另外，当前东盟国家与中国外交关系还存在一些不明朗、不和谐的因素，在重大的政治经济事件面前，政府对外传播以强大的公信力更容易获得受众对传播内容的理解和尊重。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东盟国家的传播体系中，政府传播的主导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建立以政府为主体的价值观在东盟国家传播的机制
政府是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活动的主力策划者与主要承担者，其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东盟传播过程中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发挥作用。
首先，国家领导人形象传播。作为国家形象重要的代言人和体现者，国家领导人在其公信力、影响力和号召力方面相较于其他人有着不可比拟的作用。因此，在彰显国家实力、传播国家声音、增强国家声望方面，国家领导是无可替代的。国家领导人形象传播是指通过国家领导人、政党领袖或国家发言人在就职演说、对外出访、重大会议、视察等正式场合的官方讲话向东盟国家传播中国的价值观念。2015年11月5日至11月7日，习近平在携夫人出访越南、新加坡时，在多个场合强调中国将率先着手周边国家，把周边国家放在外交全局的首要位置，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并提出了中国与周边东盟国家共同发展的四点主张：共同维护和平安宁，为亚洲各国发展和人民安居乐业创造良好条件；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为彼此经济增长提供更多动能；邻国相处之道建立在积极开展安全合作，共谋互尊互信、聚同化异、合作共赢、开放包容的基础之上1，把睦邻友好的薪火世代传承下去。中国国家领导人传播的这四点主张向东盟国家释放了中国愿意与东盟国家共同发展的友好信号，阐述了中国一贯以来的核心价值理念。从2004年起，南宁成为中国－东盟博览会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的永久举办地。在每年的开幕式上，中国国家领导人以及东盟各国领导人都发表重要讲话，为中国与东盟国家对外交往的战略指明方向，这就是通过国家领导人代表政府向东盟国家传递中国声音，传播中国的价值观念的重要平台和途径。例如，在2013年，李克强在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开幕式上发表了主旨演讲。他说：“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世界的主题。中国将始终不渝地走和平发展道路，为本地区和世界繁荣稳定做出积极贡献。周边地区始终是中国外交的重点，处于中国外交的首要地位。中国新一届政府将更加坚定不移地奉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更加主动地实现中国发展战略与周边各国发展目标的对接，更加扎实有效地构建共享和平繁荣的命运共同体。”2李克强的这段表述向东盟国家传递了中国和东盟国家一样的对在和平、稳定的环境中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国家的盼望，传递了中国关于互助共赢的价值理念。近年来，随着国家领导人频繁的互访和交流，国家领导人形象传播已经成为政府传播不可替代的部分。
1王俊生。 重塑战略重心：十八大以来的中国周边外交［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17（2）： 167－173.
2李克强。 推动中国－东盟长期友好互利合作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在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上的致辞［J］。 广西经济， 2013（9）： 9－11.
其次，政党和政府重大举措、政策发布导向传播。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东盟国家传播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注重在东盟国家经济政策制定中、参与中国－东盟自贸区一体化决策中所体现的价值理念，使东盟国家能够明确地感知到中国政党、政府对东盟国家政策、行为所释放出的价值信号。在中国，每五年一次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成为世界观察中国政情的风向标。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先后召开了七次党的代表大会，向全世界宣传我们的价值理念。在第十三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上，张高丽代表中国政府重申了中国坚定发展同东盟的友好合作，坚定支持东盟共同体建设，支持东盟在区域合作中的中心作用，支持东盟在国际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其中提及的“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好‘2＋7合作框架’，实施好双方战略伙伴关系第三份五年行动计划，共同推动包容性发展”“加强国际产能合作，落实《中国－东盟产能合作联合声明》，打造经济互补发展的重要引擎”“加强经贸合作，积极落实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相关议定书，推进货物贸易和投资便利化，进一步开放服务市场，共同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议谈判进程”“加强互联互通建设，制定东亚和亚洲互联互通规划，推动区域互联互通水平迈上新台阶，让双方民众获得更多实惠”“加强金融领域合作，加大货币互换合作力度，充分发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作用，为本地区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国际产能合作提供融资支持”“加强人文交流合作，逐步扩大互派留学生的规模，加强跨境旅游合作，落实《中国－东盟文化合作行动计划》，不断丰富双方友好关系的内涵”。中国政府对东盟国家的经济政策、贸易举措、文化政策等六大举措进一步向东盟国家展示了中国政府愿意推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互利共赢发展，推动中国与东盟国家友好关系的决心，并在政策中展示和证明了中国所奉行的价值观念的真正内涵。
再次，代表政府耳目喉舌的官方媒体地对东盟传播。官方媒体主要指的是属于官方的，有执政党、执政政府背景的，受执政党、执政政府支持的，主要以传播执政党、执政政府的相关信息，维护执政党、执政政府相关利益的媒体。在中国，对外的官方媒体又称为主流对外媒体，包括新华社海外通讯社、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人民日报》海外版、《中国日报》海外版等。另外，广西、云南等毗邻东盟国家的省份也纷纷开始制作与越南、柬埔寨等东盟国家相关的电视节目，如广西电视台推出的《中国－东盟新观察》、云南电视台在柬埔寨推出的《吴哥的微笑》等，这些官方媒体代表政府向东盟国家传播蕴含价值观念的相关信息，成为政府传播的耳目喉舌。
最后，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对外交往活动传播。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经济援助、政治对话、文化交往都是具有明显的价值倾向的。不同于美国、法国、英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东南亚国家的利益倾轧式的对外活动，我国在对越南等东盟国家进行援助时奉行无私的国际主义原则，从不附加任何其他条件，这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扩大其本国利益，常常交换条件以维护其霸权地位的交往截然不同，体现了中国独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
2.建立政府为主导的多方参与统筹协调机制
除政府外，推进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东盟国家的传播主体包括个人、社会组织、企业等。其中，每一类主体又可以细分为不同层面的人群或组织，如“个人”主体又可细分为东盟留学生、华人华侨等。因此，需要一个指挥者和主导者统筹协调好这多方多层次的参与主体，共同发挥好在东盟国家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作用。无疑，这个指挥者、主导者就是中国政府，凭借其其强大的实力、公信力和资源调配能力，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东盟传播中发挥着领导者、组织者的作用：先是进行顶层设计，即围绕在东盟国家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形成价值共识，促进双方互利共赢、合作发展的传播目标的完成，遵循对外传播的一般规律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外传播的特殊规律。在重大议题的传播中，政府要协调各方力量，从多个层面开展集中式地对某个议题的价值观传播，实现“众人拾柴火焰高”的呼应式的传播效果。
3.建立了由政府负总责的价值观在东盟国家传播的信息过滤机制
传播是一种有组织、有目的的信息交流活动，这种目的通常是围绕传播者的意图服务的。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存在绝对的新闻自由。价值观对外传播不同于其他内容的国内传播，传播的目的和针对性都更为明显，对传播信息内容的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要求更高，对信息的审核更为严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东盟国家的传播是一种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主要传播内容，以东盟国家为传播对象的对外传播活动，中国政府对各个渠道的传播信息内容的审核把关负总责。
首先，要把握好所有传播信息内容的政治方向，确保传播内容站在中国的政治立场，服务于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这是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东盟国家传播的基本政治保证。除了要保证官方媒体信息的政治审核外，还要特别加强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而兴起的各种网络自媒体开展的对东盟国家传播内容的政治审核，杜绝因为某些组织和个人的不良政治倾向和对个人利益的追求被其他反对势力误导和利用，传播一些别有用心、不利于中国的言论和思想。同时，在传播技巧上，要特别注意这种政治立场的隐匿性表达，如果暴露的政治性过于明显，很可能会引起传播受众的警觉甚至反感，达不到预期的传播效果，甚至会让传播受众对下一次传播提前埋下拒绝的伏笔。要学会在确保中国政治立场的基础上，尽量找到服务于中国与东盟双方共同利益的传播点，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东盟国家的传播既能守得住底线，又能不暴露底线，为传播寻找传者和受者共同的需求点。
其次，要按照信息传播对真实性的要求，对所传播信息的真实性进行把关。价值观对外传播与对内传播不同，经常要面临对第一手信息的转换，因此在信息进行语言转换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因为转换而导致的信息失真、信息误读，引起传播受众对信息真实性的质疑。同时，各种媒体根据自己的媒体特色和信息要求对信息进行二次裁剪导致的信息失真现象要引起关注。尤其是要注意对现在受到东盟国家青少年群体青睐的互联网自媒体传播内容的真实性。部分网络媒体为了求新求快，往往会对新闻的真实性不加核实就进行传播，更为恶劣的是有极少数对东盟的APP自媒体为了吸引粉丝的关注，捏造虚假传播内容，造成了极其恶劣的传播效果。
（二）依托中国－东盟合作平台的对话交流机制
为了促进中国与东盟国家的交流，中国与东盟十国政府共建了一系列合作交流的平台，如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中国－东盟企业家联合会、中国－东盟青年联谊会等，这些合作交流平台成立的宗旨都是为谋求中国和东盟国家双方共同发展、共同利益服务的。立场不偏不倚，在这些合作平台上，中国与东盟各国抛开门户之见，以合作开放的态度共同商讨中国－东盟共同体的未来，这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意图不谋而合，即通过价值观传播形成价值观共识，推动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发展。因此，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合作交流对话平台不仅是实现双方经济、政治、文化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还是价值观传播的重要场所。我们要充分利用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中国－东盟企业家联合会、中国－东盟青年联谊会这样的合作平台，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东盟国家的传播，向东盟国家发出真实的中国声音，传递中国愿意与东盟国家携手发展、共同前行的长久愿望。
1.利用好东盟与中国之间各种领导人会议等常态高层对话平台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东盟十国（成员），即越南、老挝、柬埔寨、缅甸、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文莱，分别与中国、韩国、日本建立了合作机制（即3个“10＋1”），中国－东盟领导人峰会就是该项合作机制下的对话平台。同时，东盟十国与中国、韩国、日本共同建立了合作机制（即“10＋3”），东盟与中日韩领导人峰会就属于“10＋3”合作机制下的领导人对话平台。另外，东盟十国还与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建立了共同合作机制（即“10＋6”），与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俄罗斯、美国建立了合作机制（即“10＋8”），东亚峰会就是“10＋6”“10＋8”合作框架下的领导人交流对话平台。每年中国的领导人都要代表中国政府出席以上这些领导人合作交流平台，表达中国对东盟国家的合作态度和友好愿望，阐述中国对东盟国家及世界和平发展的政治主张，与东盟国家政府领导人就下一个时间阶段中国与东盟的经济、贸易、互联互通、政治安全、文化合作等各个方面的具体合作方向进行磋商。因为领导人会议的规格高，代表了各国政府的表态，具有极高的权威性和公信力，受到社会各界和民众的关注度极大，所以这个合作交流平台是领导人通过发言和表态传递中国价值观念的最好时机，也是传播开展重大议程设置的最佳时间，能够获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东盟国家的良好传播效果。
2016年9月8日，李克强在第19次东盟与中日韩（“10＋3”）领导人会议上指出，亚洲的繁荣发展离不开和平稳定的地区环境，当前亚洲局势趋于稳定，亚洲各国人民应加以珍惜，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并加强合作，抓住机遇谋发展。李克强提出：“中方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认为各国安危与共，应汇聚共识，不断增强本地区安全架构的兼容性，减少排斥性，避免对抗性，妥善处理历史等各类敏感问题，运用和平方式和外交手段加以解决，走出一条符合地区实际的安全发展之路。”通过东盟与中日韩（“10＋3”）领导人会议这样的对话交流平台，李克强立场鲜明地表明中国的主张，传递了中国“要共同不要拆台，要合作不要对抗，要全面综合开展合作而不要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要长远而不是一时”的价值观念，赢得了与会东盟国家代表的普遍认同、一致赞赏，成为利用中国－东盟之间的合作交流平台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经典范例。
2.利用好中国－东盟博览会等综合合作平台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东盟国家的传播。除了领导人之间的高层交流平台外，应中国与东盟的合作需求，经双方领导人倡议，东盟与中国之间还建设了很多经济、贸易、文化交流综合合作平台，以维系东盟与中国企业、民众之间的日常交流与合作，如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等。这些综合合作平台也是传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良好渠道。温家宝在2003年10月8日第七次中国与东盟领导人会议上发出倡议：自2004年开始，每年举办一次中国－东盟博览会，同期举办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并将举办地定为中国南宁1.东盟各国领导人均积极响应该战略性建议，且写入主席声明。2004年11月，首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中国－东盟博览会在南宁举办。中国－东盟博览会围绕《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秉承双向互利原则，着重打造自由贸易区内的经贸合作新格局。
1郑军健。 广西“新高地”效应凸显［J］。 广西经济， 2011（10）： 1－1.
立足东盟、面向世界，搭建中国与东盟国家交流合作平台，创造更多新共享合作与发展机遇，有力促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主办方为中国商务部、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同协办方为东盟工商会、中国－东盟商务理事会、文莱国家工商会、柬埔寨总商会、印度尼西亚工商会馆、老挝国家工商会、马来西亚全国工商总会、缅甸工商会联合会、菲律宾工商会、新加坡工商联合总会、泰国工业联盟、越南工商会。该会是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最高级别的商务和投资会议，为中国与东盟经贸关系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迄今为止，已成功举办了14届，成为中国与东盟发展经贸关系重要的双边合作平台和沟通交流渠道。东盟10国、中国国家有关部委、有关省市同期举办多场推介、论坛、研讨以及相关的签约仪式等会议或活动。通过平等对话的开幕式领导人发言阐述中国的价值观念，通过平等互利的切实经贸交流传递中国的价值观念，让东盟来邕宾客在青年志愿者的服务中、在中国民众的友好态度中去体悟中国的友好态度，体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真谛。
3.借用其他专门领域中国与东盟合作平台价值观传递。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还有一些专门针对某一人群或某一领域的合作平台，如与中国－东盟博览会同期举办的专场论坛活动、中国－东盟经济贸易促进会、中国－东盟青年企业家协会等民间组织建立的一些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相对固定的合作交流平台，这些平台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传播平台。这些论坛均以中国、东盟为基底，如文化论坛、职业教育发展论坛、矿业论坛、环境合作论坛、港口发展与合作论坛、质检部长会议、妇女交流活动、林业合作论坛、社会发展与减贫论坛、电力合作论坛、自由贸易区法律事务论坛、信息港论坛暨电子商务峰会等。各个专业领域的论坛往往就某一特定主题，汇聚了相关领域中国与东盟的专家学者、企业家、投资者，具有专业针对性强、实效价值大的特点。东盟国家的参与者是本着合作、共赢的愿望来的，东盟受众对中国的既有良好印象是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先天优势条件。因此，如果能够利用好这些合作交流平台，在交流合作中表达友好的态度，在交往合作中展现诚意的举动，在实地参访中展现中国的实力，让东盟政坛、商界人士感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中国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感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大的感召力和吸引力，这些交流平台就能成为一个重要途径，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东盟国家的传播取得实效。
（三）完善价值观在东盟传播的民间途径与官方途径多层互补机制
价值观的特殊属性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在东盟国家传播必须坚持政府主导。同时，必须发挥好民间外交和各种社会组织的作用，与政府主导的官方外交形成多层次的价值观传播互补机制。“中国的公共外交必须有效组织自身的社会力量与西方社会在各个层面‘结网而渔’，学会用百姓的故事、民众的语言和民众的视角诠释自己，打动对方，影响舆论。”随着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的交往日益密切，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民间外交越来越受到双方的重视。如何发挥民间友好组织的优势，补充现有机制，为中国和东盟各国之间的友好合作注入新的活力，成为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考虑的问题。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东盟协会应运而生。2004年8月3日，中国－东盟协会正式成立。中国－东盟协会是全国性的、非营利性的社会组织，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与相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及热心中国与东盟友好的各界人士共同发起。它以民间和非官方的形式推动中国和东盟各国在政治、文化、经贸、科技、体育、卫生和旅游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并通过人员往来、组织研讨会和举办文化活动等方式进一步增进中国和东盟各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和友谊。中国－东盟协会的成立是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民间交往的里程碑事件。
中国－东盟协会成立之后，在中国与东盟各国政府人士、社会各界友好人士的支持和推动下，协会相继举办了一系列大型活动，如中泰建交30周年纪念活动、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15周年纪念活动、中国东盟友好之旅等。为了促进中国与东盟各国的民间友好交流，连续三年在北京、文莱斯里巴加湾和印尼雅加达相继举办中国东盟民间友好组织大会。2006年5月17日，在北京召开了第一届“中国－东盟民间友好组织大会”，会议通过并签署了《中国－东盟民间友好合作宣言》，东盟10国的对华友好组织及有关单位均派代表出席了大会。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民间友好交往形式多样，亲和力强，传播针对性更强，易于被受众接受，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官方交往的不足，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民间交往渠道。
1.国民形象塑造
国民是国家的基本要素，也是一个国家价值观最生动的载体。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开放天空的合作和低成本航空的发展以及双方在旅游方面的深度合作，使中国赴东南亚国家旅游的人数整体呈快速攀升的趋势（除了受政治局势影响的特殊时期）。据文化和旅游部发布的数字，仅2017年上半年，赴东南亚各国旅客人数总量攀升，半年突破千万人次。2017年1月至6月，中国赴泰国游客达471.2万人次；中国赴柬埔寨游客同比增长39.9％，超过53万人次；中国赴越南游客人数同比大幅增长51％，达221.68万人次。此外，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方面虽然只发布了2017年1月至5月的数据，但可以发现其趋势。仅5个月中国前往新加坡的游客达133.48万人次，同比增长6.67％；赴马来西亚的游客达90.53万人次，同比增长7.79％；赴菲律宾的游客达38.9万人次，同比增长36.3％。每一个赴东盟国家旅游的中国游客都是一张向东盟国家传递中国的名片，展现着中国的国民素养，体现着中国的国民形象。每一名赴东盟国家的游客在东盟国家的一言一行都直接关系东盟国家人民对中国的认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浸润下中国人的印象。可令人感到遗憾的是，中国游客在东盟国家旅游的不文明行为时有发生，如“中国游客在机场打牌”“中国游客在机舱吵闹”“中国游客在泰国寺庙洗手池里洗脚”“中国游客脚踢泰国寺庙古钟”等不文明行为屡次见报，对中国人整体形象产生了不良影响。这些遗憾的发生有中国与东盟国家文化差异的原因，有被国外媒体出于某些意图大肆炒作的原因，但不可否认的是有中国国民个人文明素养的因素。因此，我们要把提高公民文明素养、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塑造良好的国家形象结合起来，普及公共外交理念，使每个中国人都能成为中国形象大使，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东盟传播的体现者和示范者。
2.公众人物的传播作用
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对外文化交流的深化，越来越多的中国体育明星、影视明星、歌星、学者、作家开始走向世界，成为在东盟国家、亚洲乃至世界具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例如，被网友评为“华人明星世界影响力排名第一的”篮球运动员姚明、网球运动员李娜以及被称为“东南亚魔咒”的羽毛球运动员林丹，这些都是在东盟国家乃至世界有影响力的体育界公众人物；随着《春天里》《青春修炼手册》等一批流行歌曲在东南亚青少年群体的走红，TF－Boys等一批偶像艺人也在东南亚青少年中耳熟能详；继《还珠格格》之后，《花千骨》《武媚娘传奇》《微微一笑很倾城》等电视剧在泰国、越南的热播，也使继赵薇之后，赵丽颖、范冰冰、郑爽在东南亚国家拥有了一批粉丝；钢琴王子郎朗、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等，他们用自己的奋斗和拼搏为中国赢得了世界的赞誉。这些公众人物在东南亚国家具有较高的人气和较高的知名度，是在东盟国家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资源。作为公众人物，他们的言行举止代表中国人的形象。在东盟国家国民心中，他们就是中国人的缩影，他们所展现出来的品质是中国精神的代表。树立这些公众人物的良好个人形象，加强对这些知名公众人物的引导、包装和推广，利用其在东盟的知名度和关注度，使他们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代言人，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东盟国家优秀的传播者。曾在湖南卫视热播的真人秀节目《中餐厅》利用赵薇、黄晓明等娱乐公众人物的影响力，在泰国象岛经营一家中餐厅，传递中国传统饮食文化，在泰国获得了很好的反响。因此，如何进一步地利用好明星等中国公众人物的正面积极影响力，传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通过公众人物的影响力在东盟民众中塑造良好的中国形象，是开展中国与东盟国家民间外交的重要方面。
3.注重东南亚华人的作用
华人在海外经济上最成功的一个群体就是东南亚华人。印尼两亿人口，华人有一千万，占比达到总人口数的5％；马来西亚两千五百万人口中，华人人口约为六百万，占比高达24％；新加坡三百万人口，华人占90％；泰国六千五百万人口，华人约为九百万；菲律宾九千万人口，华人约有一百万，有华人血统的占比还要更高。东盟国家这个巨大的华人群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东盟国家的有力传播者。用好东南亚华人的力量，推动民间外交的发展，是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东南亚国家传播的重要途径。
4.注重发挥中国在东盟企业的作用
今天，随着中国与东盟合作的进一步密切，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如深圳宝鹰集团、中资越南光伏科技有限公司、中冶置业（新加坡）有限公司、中国水利电力对外公司、中国路桥工程责任有限公司、中国电建集团海外投资有限公司、中国港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等知名企业纷纷积极地走进东盟国家，为当地居民提供就业机会，推动经济的发展，使企业主力军的作用在促进中国与东盟成员国实现贸易目标和投资目标中得以充分发挥，受到所在东盟成员国政府和人民的热爱，也成为传播中国价值的重要窗口。“现代企业在公共外交中的角色和地位已经发生了转变，其自身的价值取向正在与国家、社会的价值观发生融合，而如果一个企业要与最大的利益相关者建立最稳固的关系，最为重要的是使企业自身的价值观与社会价值观相适应。”从这个角度上来看，中国与东盟各国的跨国企业已经不仅成为双方经济合作的实体渠道，还成为双方价值观传播的重要渠道。深圳宝鹰集团于2014年率先走出国门，成立印尼宝鹰建设集团，签约10亿级装饰项目，成功立足印尼；2015年向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延伸，通过与印尼熊氏集团等企事业单位深度合作开展了大批建筑装饰业务。2015年9月，在第13届世界华商大会上，宝鹰集团董事局主席古少明提出：中国企业应以人文交流促进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经贸合作。该倡议很快成为现实，宝鹰集团联合印尼方面开展了系列文化活动，即“宝鹰杯国际书画印创作大赛”“印尼宝鹰中国书画邀请展”等，并将画展拍卖所得全部捐献给印尼红十字会用于公益教育事业。在校企合作方面，宝鹰集团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协同创新中心达成了合作协议，之后迅速在印尼开展相关合作业务，如开设商界精英交流班，打造东盟国家青年领袖交流基地，举办大型高端国际论坛，等等。宝鹰集团通过人文交流和经贸交流的双引擎共同发力，在完成促进经济合作使命的同时，以实际行动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魅力，传播了中华传统文化。国内跨国企业要想做大、做强并获得更为长远的战略利益，就必须摒弃单纯为获取利润的价值观念，将企业的发展愿景扳正到与国家、民族的价值观念同向同行轨道上来，自觉地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的传播任务贯穿到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中，自觉履行国家使命，主动承担企业的社会责任1.
5.发挥中国与东盟成员国之间非政府组织的作用
1952年，“非政府组织”由联合国经济与社会理事会给出相关定义，即凡不是根据政府间协议建立的国际组织都可被看作非政府组织。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推进2，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也愈来愈多，虽然不可否认主权国家和政府组织在全球社会治理上的主体作用，但是仅依靠主权国家和政府组织的力量是不行的。在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尤其是在一些具有争议性的经济社会问题上，非政府组织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因其表面上中立的第三方立场往往给人以客观公正的印象，发挥好非政府组织的作用，可以使价值观的传播脱去“官方”外壳，更容易为受众认可。
在印尼国会发表的《共同建设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演讲中，习近平强调“要促进青年、智库、议会、非政府组织、社会团体等的友好交往，为中国－东盟关系发展提供更多智力支撑”。3但在发挥非政府组织在价值观传播的作用的同时，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近年来东盟国家陆续成立了一批表面中立实际上维护东盟国家利益的非政府组织，这些非政府组织往往会围绕特定议题通过多种形式向东盟成员国民众和所在东盟成员国政府决策者传递信息，从而引导舆论，利用道德和物质杠杆向东盟国家政府施加压力，进而影响相关国家的对华决策，而且这些东盟非政府组织一旦被反对中国的势力掌握，很容易对中国－东盟国家关系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因此，我们要注意解构对中国－东盟发展不利的东盟非政府组织力量，组建、培育一批站在中国－东盟友好邦交，促进中国－东盟共同发展的在东盟国家具有影响力的非政府组织，使他们成为政府和企业之外的第三条轨道，传播好中国声音。
1郑晶晶。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底蕴研究［D］。 大连： 大连海事大学， 2017.
2刘娜。 全球化进程中的意识形态问题研究［D］。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 2009.
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4： 294.
三、优化传播话语
“知识体系是话语权的基础，没有知识体系就不会有话语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东盟国家的传播过程中，一项基础工作是打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东盟国家传播的完善知识体系，优化传播内容，使传播站得住脚，讲得清理，说服得了人，具体做法包括以下几点：一是要坚实地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面、精炼、稳固的学术话语体系，把理说清楚，以防坠入西方学术话语暗语的陷阱；二是要站在全球视野的角度建立我们在价值观上的强烈自信；三是要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话语特色。只有优化了传播内容，建立了传播的知识体系，才能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东盟国家的传播立得住脚。
（一）把理说清楚，打造针对东盟的有效学术话语体系
话语是生产出来的，且话语的生产具有一定的规则。从历史来看，任何一种价值观的传播都离不开话语的建设。西方的价值理念（博爱、平等、自由等）能在世界范围内广为传播，和启蒙运动中一系列西方思想家对西方价值观话语体系的建设息息相关。西方价值观的传播力量也恰恰源于代代连延的具有深厚学理的思想家们，如卢梭、康德、罗尔斯等。中国先进传统文化“仁义礼智信”的价值观传播也经历了一个严谨悠久的话语体系创建过程。从孔孟的仁礼之论到先汉时期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学系统建设，再经宋明理学和阳学的不断发展，逐步形成了中华传统价值观念的独特话语体系。如今，我们要在东盟国家传播中国当代的价值观念，就必须高度重视针对东盟的有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术话语建设。尽管在党的十八大之后，一大批学者从不同的学科角度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了一系列的理论论证，但是多数是集中在中国国内的培育和践行方面，在价值观对外传播方面，理论建设还无法达到预期要求。尤其是在针对东盟这一特殊区域，涉及跨文化的传播，我们依旧有较多的问题没有完全解决。我们需要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拥有更为深化的理论研究基础，要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叙述话语体系的建立提供一个拥有严谨科学精神、高度自觉自信的理论前提。
1.建立概念解释体系
作为对知识单元精炼的凝结，范畴同时是话语对应的起点。要打造完善的对东盟传播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话语体系，先要从范畴入手，建立概念解释系统，让东盟国家的受众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真正含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范畴有12个，即“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1这12个基本范畴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内涵。一方面，它汇聚了人类在不同地域、不同文明、不同阶段对价值观问题所有成熟的认识成果，特别对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精髓进行了传承；另一方面，它适应了时代精神对应的新要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及建设历程中所凝聚的智慧结晶。但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在这12个基本范畴中，部分范畴如“自由”“平等”“公正”等，一直以来就是人类社会关于价值探讨的热门，尤其是西方历代思想家对其中一些范畴曾进行了反复论证，建立了较为完备的话语解释系统，并且随着文化霸权主义和意识形态领导对他国的渗透，这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设定的话语解释被伪装成为“普世价值”，在世界范围的人们思想中形成了“根深蒂固”的“顽疾”般的理解和认识，仿佛只要一提到“自由”“平等”“公正”，就是西方价值观的内容，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所提到的“自由”“平等”“公正”不过是对西方价值观的“抄袭”。很多学者往往用西方价值观的话语解释体系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而忽视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定语境，模糊了在不同语境下和不同理论指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西方价值观对概念、范畴的不同解释。因此，我们务必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置入东盟国家的特殊语境中，在概念上对其进行全新的解释，并建立符合东盟传播实际的、核心价值观独有的学术话语体系。下面笔者具体从语义学的角度，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自由”范畴为例进行说明。
一是从概念的实指入手，了解这个概念最初的含义是什么，探求范畴的历史源头。比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自由”，从最早的先民自由歌、儒释道三大主流传统文化以及词源学三个方面探求中国传统文化中“自由”的源头。《先民自由歌》（又称《击壤歌》）最早见于《尚书大传》2，“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何有”，这几句描述的是帝尧时期的农耕画面，基本意思是太阳升起就开始一天的劳作，太阳落下就结束一天的劳动，开凿井泉就有水喝，耕种田地就有粮食吃，这样的日子，自由自在，帝王的力量（又有解释为“老天爷的力量”）对我又有什么用呢？在这首《先民自由歌》中，我们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朴素的自由思想，这首歌代表了古代劳动人民对自由精神的追求和向往，这种自由的精神在封建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中得以保存。孙中山曾经这样评论《先民自由歌》中反映的自由精神，虽全篇无自由之名，却有着自由之实，且极其充分。毛泽东对此评论也是十分赞同。《先民自由歌》中的“自由”就是中国人追求“自由”的源头，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自由”提供了极其有分量的传统文化资源。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4： 156.
2杨杰。 《尚书大传》名称考［J］。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 2014（1）： 106－108.
二是能指，即在历史的进程中，每一个概念也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发生意义迁移，形成多种内涵。依旧以“自由”这一概念为例，在中国的近现代史上，近代的一些有识之士开始了对“自由”的理论探索，尤其是近代先进知识分子群体在西方自由观念的启迪下，开始了对经济自由、政治自由、文化自由的争论和探索。直到俄国十月革命的全面展开，马克思主义自由观开始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关于“谁的自由”“什么样的自由”“如何实现自由”向中国的有识之士阐述了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最高价值追求－自由的真正内涵；在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中，马克思主义的自由观点不断地和中国的革命建设实践相结合，不断中国化，促进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自由观念的发展。
三是所指，即对某一个具体概念范畴，也许最初的实指含义与西方该概念的含义存在一些相似之处，这也是不同话语体系能够形成共享价值内容的基础，但在不同的具体语境中，该概念就会具体表现出截然不同的内涵。因此，我们必须要在了解实指、能指的基础上，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十二个基本范畴放置到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加强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特殊语境下，放置到对中国起到巨大推动作用的中国智慧、中国价值观念、中国方案上，放置到东盟国家传播的具体语境中，了解核心价值观十二个基本范畴的真正涵义，进行话语体系建立的第一步－概念解释。在这个概念解释过程中，我们既要注重这一概念的原初含义，又要注意在时间长河中该概念含义的发展和迁徙，更要注重与西方类同概念的严格区分。依旧是以“自由”这一范畴为例，我们要在“先民自由歌”的中国古代朴素自由观的基础上，注意近代中国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自由”概念的变化，更需要区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自由”与西方理论界中的“两种自由”、霍布斯的自由主义、洛克的自由主义中对人的基本自然权利的主张中“自由”的区别。同时，要把“自由”这一基本范畴放到中国的价值观念在东盟国家传播的特殊语境中重新进行概念解释，着重强调在特殊语境下“自由”指的是中国与东盟成员国在经济上互相尊重、互相成为贸易伙伴的自由，在政治上选择适合自身国情能确保政治安全的制度的自由，在文化上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自由。只有在这样特殊语境下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概念解释系统，才能牢牢把握话语权，让东盟的受众真正听得懂、理解得了，易于形成共识，达到良好的传播效果。
要推进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东盟国家的传播，就迫切需要建立一整套属于自身的完备的话语解释体系，并在学理层面上对每个概念进行系统、清楚的含义阐释。以上以解剖麻雀的形式对如何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自由”这一概念的解释系统进行了示范，以点带面，我们必须不断加强对东盟国家传播这一特定语境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每一个具体范畴和整体理论的概念进行系统清晰的剖析，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有的核心价值观在东盟国家传播过程中，展现出系统的结构、精准的内涵、清晰的学理、实践的力量及合理的逻辑。
2.要提供强有力的学理支撑
马克思说：“理论只要能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要想在东盟国家传播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要解决“信”的问题，要想让东盟国家的受众尊重并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为解决东盟发展问题提供借鉴的中国智慧，就必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理论问题说清楚、讲明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个综合性命题的理论研究涉及多个相关学科，涵盖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文化学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东盟各国的传播是一项复杂的涉外工程，需要传播学、文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的支撑。因此，要想解决好“信”的问题，就必须整合不同学科的资源，并不断融合创新，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论研究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东盟国家的传播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
在这方面，西方价值观在世界范围内的推行具有许多经验。西方价值观念在西方学者长期不断的理论支撑下，通过“科学”的包装，掌握了世界价值话语的主动权、主导权。从历史层面上看，西方价值观的形成全程掺入了大量且长期的理论研究，康德、密尔、卢梭、孟德斯鸠、罗尔斯哈耶克、弗里德曼等一批启蒙专家学者都曾从哲学、法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方面为西方价值观中的基本范畴提供学理支撑。一批又一批学者著书立说，逐步形成了今天人们接触到的人权、平等、民主等相关的价值观，构建了西方价值观系统的学术话语，使西方价值观念深入人心，在国际话语权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对国家的精英阶层产生了在价值取向及思维框架上的深刻影响，使很多受影响者在潜移默化中成为西方价值观念的认同者、捍卫者和执行者。西方价值观之所以能在世界范围内取得重大影响，与西方知识界用学术为价值观提供学理支撑，让学术成为政治的“同谋”密切相关。
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丰富的、持续的、坚实的多学科、多领域的学理支撑，是我们在东盟国家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重要前提。其一，我们应该站在价值哲学的学科角度为解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论问题提供学科支撑，通过解构价值原则、价值规范、价值理想三者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来剖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结构；从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关系的角度，为现实社会中如何处理好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提供可靠的理论依据和基本方法；明确价值观形成的逻辑前提、社会条件和现实根据，必须通过阐释它们的相互作用来解析和揭示价值观的形成过程、形成机制与发展规律。其二，我们可以站在国际传播、全球传播的传播学科角度，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东盟的传播提供传播学理支撑。此外，政治学、伦理学、法学等都应该是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东盟国家传播提供学理支撑的重要学科。
3.要以逻辑的力量使人信服
除了对每个概念进行清楚且全面的剖析外，还需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三个层次方面的关系、每一个层次中的四个范畴之间的关系进行阐述。我们要让受众看到，不是任何由A到B的推导，最后得出的结论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它有严密的逻辑关系和必然性。只有逻辑清楚，因果必然性清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层次分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东盟的传播才有信服力。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涵盖三个具有不同价值要求的层次，即国家、社会和个人，这三个层次虽然蕴含各自的内在逻辑，但是密不可分、互相联系，不能将其孤立、割裂开来。2014年的五四青年节，习近平走进北京大学并发表了重要讲话。在讲话中，习近平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三个层面所表现出来的逻辑关系进行了系统全面的剖析。他认为，在逻辑上这三个层面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中国传统文化紧密契合，并与国家、社会、公民的价值要求融为一体，一方面很好地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的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另一方面充分吸收世界文明的有益成果，体现了时代精神，是一个有机整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充分表现出个人、集体及国家在价值目标上的高度统一，这也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道德一直倡导的相关基本原则。
每一个层面都对应相关的内在逻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各层面对应的四个范畴的逻辑关系在学理分析透彻的前提下，才能很好地阐释其具有的内在关联。例如，从价值目标层面来说，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前提下，现代化国家对社会主义对应的核心价值观基本理念的凝练。1富强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应的最基本的价值目标；民主是在社会主义前提下的民主，其本质是人民当家做主，是社会主义始终高扬的旗帜；文明这一社会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特征支撑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谐充分且生动地表现了人在与自然、社会甚至人本身相处时的和谐局面，是社会经济持续健康、和谐、稳定发展的前提。把握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一层面四个基本范畴之间的逻辑关系以及三个层面之间的逻辑，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东盟的传播具有推动作用。
1郭建宁。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根源及其实践意义［J］。 毛泽东研究， 2015（2）： 84－87.
（二）把特色用好，展示好与东盟国家共享价值观的话语魅力
在2013年全国的宣传思想工作相关会议上，习近平提出了在全面开放的前提下开展外宣工作的任务清单。他说：“宣传阐释中国特色，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国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逐渐形成的价值观念，是对中国先进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华民族在当今时代潮流下的价值选择。从习近平的阐述中发现，作为异于西方价值观、不拘泥于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价值观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话语具有自身独特的魅力。在东盟国家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我们要特别注意结合东盟国家各成员国的国情、特点，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话语特点。
1.结合东盟国家的发展需要，展示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话语特色
马克思主义实践论告诉我们实践出真知，真理、价值方面的认识都是实践的产物。2一种价值观念是否具有科学性，就要看它是否能经受住实践的检验。从这一点来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实践话语回答了其涉及的12个基本范畴的真正含义，实践话语增强了人们对这12个基本范畴的真正理解。它是经过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展的伟大实践检验的巨大精神财富，是中国智慧奉献给世界价值观“花坛”的瑰宝。它以实践的形式展示了自身绚丽夺目的光彩和感召力。在向东盟国家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我们要注重发挥其实践特色话语，用实践特色话语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信服力和号召力。
1都培炎。 全面认识当代中国的历史文化视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J］。 思想理论教育， 2013（19）： 4－8.
2徐其清。 “实践出真知”新论［J］。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 2005（6）： 66－69＋144.
如今，很多东盟国家都有着和中国相似的曲折发展经历，有着在新时代和中国同样迫切的发展需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解决这些实践难题提供了破解的方向。因此，在东盟国家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就要发挥其价值观的实践话语特色，多用事实的力量、历史的声音来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解决当前世界形势下的发展问题有何价值，从而增强东盟国家及其民众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解、信任、尊重和支持。
第一，从国家层面来看，就是要全面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框架下的社会主义体制国家，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核心话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百废待兴。从20世纪60年代的“四个现代化”到改革开放后提出的“高度文明、民主的社会主义体制现代化国家”，从党的十七大提出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到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五位一体”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中国共产党不断实践，不断完善，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的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发展道路。东盟国家同样在底子薄、基础弱的经济基础上起步，同样有对国家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渴望。因此，我们要多用“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实践话语去告诉东盟国家的人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巨大感召力，这样才有说服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东盟国家的传播才有信服力。
第二，无论是社会层面对民族的自由、独立的追求，对平等、公正、法治的社会秩序的向往，还是公民层面对“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美好品质的追求，中国人民和东盟国家人民都有同样的期待。我们要多用在中国已经产生效果的实践话语，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信服力，让东盟国家的人民都感受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推动一个国家发展、社会进步、人民幸福的强大力量，从而自觉地尊重并接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利于己的合理因素，扩大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共识。
2.结合东盟国家的文化习惯，注重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民族话语特色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因此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东盟国家的传播过程中，要善于发挥民族文化特色，运用好民族话语。在第十三次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的学习上，习近平指出：“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
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激荡的世界文化中站稳脚跟的根基。”12015年11月7日，习近平在新加坡国立大学演讲时提出，“在悠远的历史文明中亚洲各国人民要充分汲取相关养分，并在对亚洲价值这一问题上不断凝聚集体的认同，在人文交流层面不断拓展合作，同时在社会民意层面不断夯实睦邻友好基础关系，将‘合’及‘和’充分融入到相处层面，世代将修睦合作的薪火进行传承。”
1刘明福， 王忠远。 习近平民族复兴大战略－学习习近平系列讲话的体会［J］。 决策与信息， 2014（Z1）： 8－157＋2.
中国传统文化是具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源头活水，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互有“魂”与“根”间特有的关系。在与作为“根”的中华传统文化相隔离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然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与扮演“魂”角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隔离后，中华的传统文化就无法枝繁叶茂、返本开新，将缺失生命力。民族的就是世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蕴含的独特的民族文化元素为传播好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永不枯竭的精神养分。
作为文化的灵魂，在东盟国家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时候，要结合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发展史进行综合考察，将培育及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进行有机结合，尽可能弱化意识形态的话语色彩，突出价值观的文化意蕴，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东盟国家的传播与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政策有机结合，从而深化中华文化的思想内涵，把东盟各国人民对中华文化的认知从感性层面上升到理性层面。之所以在东盟国家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多用民族话语，是出于以下考虑。
其一，在东盟国家中，有数量庞大的且社会影响力较大的东南亚华人华侨群体，尤其是印尼、马来西亚等国的华人华侨，他们深受中华传统文化的影响，保留着很多中华传统文化的节日习俗，对中华传统文化具有天然的亲近感。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东盟国家的传播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相结合，展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根”“魂”关系，有利于获得东盟国家华人华侨群体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解、认同和支持，产生良好的传播效果。
其二，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随着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和古代陆地接壤地区的交往，作为中国古代朝贡国的东南亚人民和中国人民的贸易、经济、文化往来频繁。自汉唐以来，中国就以中国为中心建立了中华大文化圈，东南亚各国都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至今在东南亚仍可见到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刻痕迹，如建筑、文字、印刷、佛教、道教、绘画等。在现在的东盟成员国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要善于利用中国传统文化在东南亚国家的文化心理基础和文化记忆，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民族话语特色，借助中国传统文化的意蕴进行传播。
要结合东盟国家的发展未来，注重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突出的时代话语方面的特色。当今最突出的变化有两个，一个是全球化，另一个是信息化。当今世界是全球化及信息化迅猛发展的世界，全球文化、政治、经济等全方位交流密不可分，这造成了意识形态相关领域的较量日益激烈，不同背景下的文化价值观冲突日益频繁。当前，包括东盟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都面临着全球化与信息化的双重挑战，东盟国家对其未来的发展也处于较为迷茫的时期，而中国给出了具有时代特征、体现中国智慧的答案，这一答案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为解决未来东南亚、亚洲、世界的和平发展问题提供了中国智慧支撑。
与西方主流价值观的主观性相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更强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既体现了东方价值观中集体优先的原则，又融合了全世界人类共同追求的自由、平等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符合历史进步和当代先进性的需求，满足了价值观解决当前发展问题的时代需求，是人心所向的价值观。
（三）把故事讲好，注重媒介话语在东盟国家的适当表达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对外传播具有跨国界、跨文化、跨语言的特征，因此在东盟国家开展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必须尊重传播规律、讲究传播艺术、注重传播技巧，改变原有的话语方式，用“乐于接受的方式、易于理解的语言”开展对外传播活动1.近年来，随着我国大国外交政策的推行，在对外传播的规模、渠道、技术方面都取得了跨越式进步，但传播技巧、话语体系等与中国的大国地位、现实需要相比，仍存在严重的滞后和不适。尤其是在话语表达方面，在东盟国家传播乃至更远国家及地区传播时经常出现“有理说不出”“说了没人听”“听了没人懂”“懂了传不开”“传开叫不响”等问题，信息失真、信息错位、信息误读的情况时有发生。打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除了要具有信服力的学术话语体系，还需要在强化核心价值观的话语表达上多下功夫。
1芈韫婧。 中国故事， 国际表达：《人民日报》（海外版）编辑形态研究［D］。 北京： 北京外国语大学， 2016.
1.从宣传话语到叙事话语到营销话语的转化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在对东盟国家进行对外传播时，基本上采取的是类似国内灌输式的政治宣传方式，这种不注重内外有别、把东盟国家受众完全抛弃于传播者视野范围外的单向宣传，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东盟国家受众的逆反心理，宣传效果较差。实际上，对东盟国家的传播与国内的价值观传播是存在很大差异的，对东盟国家的传播需要得到东盟国家社会的普遍认可，而对内则侧重维系国内广大民众对其政治合法性的绝对认同。媒介必须转变话语，将受众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上，用东盟国家受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表达，而不是单方面的政治信息灌输。1
改革开放以来，在对东盟国家的宣传上，中国政府果断抛弃原有的灌输式宣传方式，转而求助新闻事实的客观报道和意见的理性表达，逐步加强传播者与东盟国家受众的互动，使传播效果逐步得到改善。然而，这依旧无法满足中国崛起大国形象塑造的要求。在东盟国家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媒介话语必须完成从“传播话语”到“营销式话语” 的彻底性转变。2
需要注意的是，政治宣传－政治传播－政治营销的媒介话语转变，并不是去除话语的意识形态，而是尽可能地减少意识形态的干扰，这样所传递的信息才能更真实，更容易被受众所结束。减少意识形态的干扰并不是完全去除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社会分工的产物，人们处于它所布置的帷幕中，在现实中无法完全消除。中国当代的价值观念与东盟国家的价值观存在共享部分，但因为意识形态的不同，我们的价值观念与东盟国家的价值观念存在很大的差别。例如新加坡的“共同价值观念”，虽然新加坡的传统价值观念与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有很多共通之处，对“诚”“惠”“仁”“孝”有同样的理解和认同，但新加坡的“亚洲共同价值观”是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下确立的社会主流价值观念，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差异。因此，在对新加坡等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时候，就要特别注重媒介话语从政治宣传－政治传播－政治营销的转变。这种转变绝不意味着完全摒弃了国家主导的意识形态的宣传，意识形态的宣传依旧存在，只是需要探讨其以何种形式存在，在什么层面上存在。事实证明，像美国这样被新闻界视作典范的国家，也没有完全放弃由国家主导的意识形态的宣传，美国之音、自由亚洲电台的存在就是证明。美国在社会主义国家传播价值观念的经验也可以供中国借鉴。由国家主导的意识形态宣传只是国家间在意识形态上的斗争，而国家形象的政治传播活动应由政府、社会组织、企业、个人等共同来完成。因此，在东盟国家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该尽可能地削减其中的意识形态因素，多用营销类的媒介话语让东盟国家的受众放下意识形态的差别、放下狭隘的民族主义观念，以求同存异的方式，对中国和东盟共享的价值观念予以认同，对非共享部分的价值观念予以必要的尊重和理解。
1陈一收。 中国共产党提升舆论引导能力研究［D］。 福州： 福建师范大学， 2012.
2李彦冰， 荆学民。 论中国对外传播的话语转型［J］。 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29（3）： 467－471.
2.打造融通中国与东盟国家的话语表达
对外传播的开展，关系错综复杂，并非一家之言。基于中国与东盟国家在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及文化背景方面的差异，若不进行创造性地转变，因地制宜，只是通过照搬照抄、直接翻译来开展对外传播，就会陷入自说自话的不利局面。因此，在新形势之下，创新话语体系迫在眉睫。我们要在东盟国家的舆论场上，营造中国修辞、中国表达、中国语意的情境，让东盟国家受众“听得清、听得见、听得懂、听得进”。传播媒体要融通中国与东盟国家的话语表达。一方面，我们的新表述、新范畴、新概念要符合中国国情，突出中国特色；另一方面，要使用东盟国家易于理解和接受的话语体系、表达方式。习近平在这方面为我们起到了示范作用。在谈到合作共赢时，他指出，“东南亚朋友讲‘水涨荷花高’，非洲朋友讲‘独行快，众行远’，中国人讲‘大河有水小河满，小河有水大河满’”。这些比喻修辞的句子，都说明一个共同的道理－合作共赢，借助不同地域文化间的共同感受拉近心与心的距离，形成人们强烈的共鸣。
3.多用能打动人的故事载体
好故事不仅能跨越语言的障碍，还能超越文化的纷争，穿越心灵间的隔阂。在信息化时代，谁的故事更动听，意味着谁拥有更多的受众，能更好地实现传播。从某种程度上说，故事的载体及讲述方式、讲故事的水平及能力直接决定着价值理念的传播力度及塑造的国家形象效果。西方国家在这方面经验丰富，如美国的娱乐节目及好莱坞大片，用轻松诙谐来贯穿“美式主旋律”的基调，以一种另类的方式使美国故事达到了良好的传播效果。习近平在2013年3月25日出访坦桑尼亚，在坦桑尼亚尼雷尔国际会议中心发表《永远做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的演讲中，说道：“我听说了一个故事，有一对中国年轻人，他们从小就通过电视节目认识了非洲，对非洲充满了向往。”1习近平讲述了一对中国年轻人因为小时候的向往而把蜜月旅行目的地定在了坦桑尼亚，回到中国后把他们在坦桑尼亚的见闻发在博客上得到了数万点击的故事。他以“讲故事”的方式阐述了中非友好的“亲”字，起到了很好的传播效果。当今的国家在舆论话语方面更多的是借助娱乐、文化、经济等相关的“软话题”，以一种“夹带式”的特点，通过政治传播来呈现。因此，我们在对东盟国家的传播方面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通过和人们日常相关的各类故事，巧妙又不失真情地诠释中国价值。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4： 308.
4.通过在东盟国家家喻户晓的人格化符号对文化进行融通
国家价值取向更多地表现在某一具有说服力的人物身上，这是任何概念及口号无法代替的。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通过多次与称为“帮助列宁发展工业”的阿曼德·哈默博士进行会见，向世界展示出中国改革开放的信号。同样，英国外交官曾表示英国在殖民印度的过程中会毫不犹豫地选择莎士比亚作为文化符号，这充分诠释了公众人物在国家形象传播方面的重要性。因此，在对东盟国家传播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发掘对东盟国家具有强大影响力的公众人物，借助其对国家的文化、观念及元素进行诠释，以实现国家形象的人格化。除了在东盟国家普遍借用“孔子”这一文化名人进行传播外，还有针对性地挖掘一些文化人物，如针对泰国这一佛教国家的传播可以借用“唐玄奘”，对越南的传播可以借用“翁仲”等在中越两国文化交往中做出巨大贡献的特殊历史人物，1通过人格化符号，开展价值观的传播。
（四）准确的东盟国家本土化语言表达
传播是通过共通的符号系统实现意义和信息的交流。语言是传播交流的最基本符号，是价值观传播的重要载体。2在东盟国家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要主动解决语言差异问题，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准确的符号转换。
目前，东盟的 10个国家都拥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官方语言。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缅甸等4个国家同时把英语和华语列为本国的官方语言；文莱、柬埔寨、菲律宾等 3个国家把英语作为本国的官方语言之一。除了本国的国语，东盟国家语言状况最显著的特点便是语言多样化，普遍存在一个国家多种语言和谐并存的现象。例如，在柬埔寨，除了国语高棉语，英语、法语也是官方语言；在菲律宾，国语是他加禄语，英语也是官方语言。特有的多元语言环境在为当地经济快速发展带来优势的同时，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当地的传播提出了更高的要求。3
1韦红萍。 中越两国历史文化中的特殊人物：翁仲［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6）： 48－51.
2李嘉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外传播问题研究［D］。 太原： 山西大学， 2015.
3梁燕华。 东盟国家语言状况及广西语言人才培养策略［J］。 东南亚纵横， 2004（5）： 12－15.
为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对外传播，我国在2014年3月公布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英文版，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对外传播过程中使用频次较高的词汇给予了回应和解读。2015年，中央编译局对外发布了“中央文献重要术语译文”，规范了一些基本范畴、核心概念、学术用语的对外表达。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对外表达转换过程中，依旧会出现信息误读、翻译不够妥帖、显示不出中国特色、和西方价值观雷同等问题。比如，核心词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翻译为“Core Socialist Values”，从词意上来看，对照翻译没有多大问题，但是在外国受众看来，Socialist带有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很容易引发国外受众的既有政治倾向抵触情绪。另外，“Core Socialist Values”泛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也就是包括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念，没有突出中国元素、中国智慧，无法表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独特内涵，在对外传播的时候很容易产生误解。要想进行正确的对外表达，可以参考以下越文翻译的做法。我国并未正式发布越文版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标准翻译，笔者在随中国青年代表团参加第三届中越青年大联欢活动期间，听见中方随团翻译在向越方介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翻译成
的越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明显与之不同。这样，既突出了中国特色元素，又从表达上与其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了很好地区别。
同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自由”“平等”“公正”等基本范畴的翻译也是一个重要问题。同样以越南越文的传播为例，当受众看到越南语翻译
时，很容易产生的联想是西方价值观中的“freedom、equality、democracy”，因为这个基本范畴在越文中的翻译是一样的。但我们知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自由”和美国价值观中的“freedom”在内涵上是有很大区别的。美国价值观中的自由更多的是指“freedom of speech、freedom of worship、freedom of want、freedom of fear”这四大自由，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自由”更多的是指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人民的自由和全面解放。因此，在东盟国家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需要在语言表达上下功夫，既要注意表达的准确性，又要注意在“信”的基础上实现表达的“达”和“雅”，注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西方价值观的区别。
我们要建立与东盟十国相应的语言研究所，开展语言准确表达的翻译研究，避免翻译过程中的语言误读等情况；要加大对东南亚小语种高级翻译人才的培养，现在只有北京外国语大学、广西民族大学、广西大学、广西师范学院等部分高校设有东南亚小语种专业，对高层次翻译人才的需求还存在着很大的缺口；要注重对传播人才的培养，不仅要有新闻传播专长，还需要有一定的语言特长、经济学基础和政治素养，要做到“专”“博”结合。
四、创新传播载体
无论何种价值观，都必须借助载体进行传播。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东盟各国家的传播，必须充分发现并发挥各类对外文化交流活动及文化产品的价值传播功能，基于提升大众媒体在对外传播方面的能力，借助互联网的传播优势着力打造相应平台，在中国现有的文化传播平台（如孔子学院）基础上，打造出立体化的对外传播局面。
（一）注重针对东盟国家的文化产品开发
文化产品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和承载的重要载体，“裹挟着自身的价值观念及意识形态流向他国”，其受众面广，时效性、渗透性和隐蔽性强，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得到有效的对外传播，具备对内促进和谐和对外提高文化软实力的功能，在价值构建的实践中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在西方各类文化产品疯狂向包括东盟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输出的背景下，要想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东盟国家的传播，就必须做好针对东盟国家的文化产品的开发。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在“十一五”期间，据新华社相关报道，我国文化产品出口金额由之前的78.9亿美元突涨至116.7亿美元，年均增长8％左右；文化服务出口由之前的12.1亿美元突涨至30.1亿美元，涨幅达20％之多。中华文化在全球的影响力逐渐提高。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和发展，“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等合作交流平台的建立，中国与东盟国家的文化产业合作方兴未艾。以文艺表演、电视广播、电影、图书等为代表，双边文化产品逐渐从最初为经贸往来“助兴”的角色提升到了政府的文化外交层面，再逐步推进到产生经济效益的产业层面。例如，2017年10月1日，中国驻缅甸大使馆在缅甸内比都举行“中国电影周”启动仪式。在启动仪式上，中国驻缅甸大使洪亮和缅甸宣传部部长培敏出席并致辞，缅甸各界人士400余人出席了仪式并共同观看了缅语配音的中国影片《大唐玄奘》，为中国影片进入缅甸市场造势。1
1数据来源于广西大学中国东盟研究院《东盟舆情社会周刊》2017年第39期。
在现有的文化交流和产业发展基础上，我们要想运用文化产品来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要完善并建立能推动文化产业快速发展的相关机制，同时出台专项扶持政策，不断鼓励并引导文化工作者创作出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成就的、富有文化特色的一系列文化作品，借文化产品特有的感染力使东盟国家受众增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和理解。
在文化产品的开发过程中，要注重与东盟各国本土特色文化的融合，寻求价值观念的共通点。文化影视作品是价值观对外传播的一条重要途径。在文化产品的开发中要学会运用受众国的文化元素达到价值观传播的目的。此外，还要注重文化品牌活动的打造，加强文化产业的发展，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与“文化中国”对应的形象塑造相融合，进一步丰富形式、深化内涵、加大频率、扩大影响，拓展各领域各层次的文化交流合作。通过旅游文化、影视剧、电视节目（如2017年湖南卫视的《中餐厅》、影视剧《花木兰》、广西卫视《中国剧场》等在东盟各国具有一定影响力）在东盟各国落地等政策优势，利用中国－东盟文化论坛、中国－东盟文化戏剧周等平台优势，正确把握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平衡机制，举办“中国文化年”“中国艺术节”“欢乐春节”等各种文化品牌活动，加强中华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
（二）发挥好传媒的议程设置功能
1972年，美国传播学者M。E·麦库姆斯和D。L·肖在《舆论季刊》上发表了《大众传播与议程设置功能》，1他们根据1968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传播媒介的报道对选民的影响进行数据分析并得出结论：大众传媒突出强调的内容（议题）会影响受众对它们重要性的认知和排序，因此传播的议程设置非常重要，它能影响人们对事件重要程度的判断，即报道得越多，人们的关注度越高，该事件的影响力就越强。在信息传播全球化背景下，要想在东盟国家乃至世界舞台上扩大中国的声音，就要特别注意大众传播媒介的议程设置能力，因为媒体设置议题的自我性和敏感性决定了它们在这些事件上先入为主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因此，在设置议题的过程中，如果我们的媒体能旗帜鲜明地亮出中国的观点，设置具有重大影响的中国议题，就能在影响和引导国际舆论，占领国际话语权方面获得先机。
1朱颖华。 简析网络传播条件下议程设置的“三步曲”－以大旗网为例［J］。 今媒体， 2010（8）： 62－64.
价值观传播是一种有意识地对传播受众施加影响的传播活动，在东盟国家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更是一种有计划、有统筹、有意图的针对东盟国家受众特点开展的传播活动。这项传播活动虽然注重东盟国家受众的需求，但更注重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意图的实现，注重传播受众的需求就是为了传播意图的实现。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对外传播而言，传播者在传播中的主导作用和引导地位始终不能放弃，要坚持中国在传播中的主导地位。在东盟国家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要坚持传播者的主导地位，就要站在传播者的角度，主动做好议程设置，利用媒介的影响力，通过增加对某一目标话题的传播频率，扩大传播范围，营造出对该项主要传播内容的热议氛围，吸引东盟国家受众对该话题的关注。
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和国家在针对东盟国家传播能力建设方面的投入，我们对东盟国家传播的硬件建设不断加强。但是，在大众传播媒介的议程能力设置、传播影响力建设等“软实力”方面仍然存在薄弱环节。造成中国在东盟国家议程设置能力较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冷战结束后，西方国家在东盟国家乃至世界的媒介力不断扩张，掌握了世界传播秩序的话语权，在东盟国家更是掌握了大量话语权；另一方面，建立在薄弱底子基础上的中国公共外交面对西方媒介的新闻封锁，发展步步维艰。目前，中国的综合国力虽然大幅增强，但在国际上，中国的媒介影响力和对重大国际问题的话语权依旧与中国的综合国力不成正比。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常年在包括东盟国家在内的世界舆论舞台上“长袖善舞”，用“人权”问题等“3T”议题紧紧锁住中国的咽喉，想牢牢控制住中国在国际上的议程设置能力，给中国的发展制造恶劣的舆论环境。如今，在东盟国家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我们面临的是更为复杂的传播环境。一方面，出于东盟国家自身对中国的防范心理，东盟国家肯定会牢牢把握意识形态主阵地的主导权；另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东盟国家部署的力量肯定不希望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东盟国家的传播，会从中作梗，与中国争夺传播阵地，阻挠削弱中国媒体议程设置能力的发挥。
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就要改变传统的宣传报道模式，进一步提升传播策略技巧，用中国立场、世界眼光、国际表达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亲和力，强化设置中国议题的主动性，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国际话语权。在2014年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上海会议、2016年中国浙江杭州举行的G20峰会、2017年中国福建金砖国家峰会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等重大事件的报道上，中国大众媒介主动开展议程设置，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成功吸引了世界的眼光，向世界传播了中国声音。下一步，我们要很好地借用G20峰会、金砖国家峰会国家领导人第九次会晤上主动开展议程设置的经验，多利用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等契机，主动开展议程设置，引导东盟国家受众的舆论朝着有利于自己国家利益的方向走；我们要在公共外交领域增强主动性，特别是在事关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整体推进发展的对话中，充分发挥公共外交的作用，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理念，主动设置价值观对话议题，掌握话语主动权，如在推进中国－东盟自贸区一体化建设、亚洲环境保护等问题上，我们可以对“和谐与发展”这一理念设置对话议题，积极推动东盟国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解和认同。
（三）在传统大众传媒的基础上用好网络新媒体
以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等为代表的大众传播媒介是对外传播价值观的主渠道。多年来，中国不断加强大众传播媒介在对外传播能力方面的建设，使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人民日报（海外版）等逐步形成了中国对外传播的中坚阵容。其中，中央电视台的海外收视用户总数突破了2.9亿户；成为世界级通讯社的新华社，境外分支机构设定超过140个，形成了覆盖面广且体系健全的新闻信息相关采集网络。
自2004年以来，中国和东盟各国在广播、电视、报纸、网站等平台上，尤其在影视剧、电视节目等方面的合作不断深化，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要充分发挥这些大众传媒的作用，注重大众传播的理论与技巧，分析东盟各国受众的思维习惯和接受心理，从各层面多方位实现与东盟的信息互动传播，进一步加强合作互通，建立立体传播体系，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对外传播。
此外，随着新媒体技术的不断革新，政府对外传播的格局正在改变。目前，全球Facebook用户数有22亿，覆盖超过210个国家和地区，堪称“世界上最大的国家”。Twitter用户5亿，微信用户也已超过8亿。社交媒体已成为各国政府、组织“向世界发出声音”的平台。淡马锡和谷歌2016年的一项研究表明，六个东盟经济体（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越南）将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的互联网区域，到2020年将拥有超过4.8亿的互联网用户1.毋庸置疑，如何利用新媒体传播中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中国话语的影响力已经成为一个重大的课题。
1吴瑛， 王曦雁， 何萍， 等。 2017年政府对外传播前瞻－基于社交媒体的分析［J］。 对外传播， 2017（1）： 19－20.
要扩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东盟国家的传播，先要加强顶层设计，对内大力发展新兴媒体，加强各类新媒体平台的研发和建设，不断加强信息技术的革新发展，发挥其在争夺国际话语传递价值大战中的作用。同时，注重新媒体平台的终端建设，注重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深入融合，加强以新媒体为代表的网络传播能力建设。借助中国与东盟国家的政治、经济互通，教育合作，文化交流等契机整合政府和民间的力量，开发优秀的新媒体内容，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形象化、生动化和通俗化。政府应瞄准互联网发展的前沿，大力扶持并培育在互联网发展方面深有潜力的企业及集团，通过对互联网功能进行整合，在未来网络传播激烈的竞争局面中占据主动，从而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东盟各国的传播、渗透和认同。
（四）巧用中国－东盟经贸交流活动展开相关价值观的传播
价值观源于人自身的发展实践及生活，并在人们交往的实践中得到发展及传播。经济贸易活动本身是一种文化交往，而文化交往伴随价值观念的传播。中国古代通过“丝绸之路”让西方人通过瓷器、丝绸、茶叶了解中国文化。在实际生活中，任何产品除了拥有其本身的属性外，还间接或直接地折射着国家的形象，或多或少地展现出一个民族对应的价值取向及文化内涵。例如，在汽车的购买上，大部分人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将国家、民族的性格与汽车的性能联系起来，经济实用的日系车、做工精良的德系车、贵族风范的英系车、豪华体面的美系车是由于国家对应的历史文化环境不同而设计理念各异，是一个民族价值观相应的体现及映射。我们正是出于对某种价值观的认可，才会购买相应的产品。
作为当今制造业的超级大国，中国许多工业产品的产量都傲居世界首位，长期以来也因其物美价廉的特点而受到消费者的认可。但是，在国际上由于中国制造在质量方面的问题广为诟病，极度影响了中国制造在国外的品牌影响力。2013年，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这是以习近平为领导核心的党中央为推动中国立足于当前的国际格局及历史条件，形成全方位对外开放的高端发展局面，在世界范围内明确发出中国声音，提升中国在多边及国际重大问题中话语权的必要举措。在“一带一路”的前提背景下，中国和东盟各国的睦邻政治和经贸关系日趋完善，货物贸易快速增长、双向投资稳健增多、金融合作日益密切、合作领域不断深化。习近平在出访印尼期间发表了《共同建设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讲话，讲话中明确提出：中国愿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扩大对东盟国家开放；提高中国－东盟贸易区水平，争取到2020年双方贸易额达到1万亿美元；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支持包括东盟国家在内的世界发展中国家开展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用好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和东盟国家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1其实，这些推动中国与东盟国家经贸发展的经济举措就显示了“平等”“富强”“和谐”“友爱”“诚信”的当代中国价值观念。“技利当为天下利”2，必须要巧借中国与东盟国家频繁开展的经贸活动传播当代中国的价值观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让东盟国家的企业家在与中国企业家“做生意”“谈合作”“获利润”的过程中真切地感受“诚信”“平等”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真正魅力和感召力；要让东盟国家的人民在使用中国物美价廉的产品时感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附着在产品上的内涵。要想实现上述愿景，具体要做到以下方面：一方面，要加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中国企业和企业家中的传播，培养具有深厚中华文化底蕴的大企业，使其在与东盟国家进行经济贸易中形成维护国家形象、传播中华价值的自觉性；另一方面，要提高中国制造质量，加快产业升级，扭转企业以营利为单纯目的相关经营理念，使产品成为企业价值的体现，任何“中国制造”都将成为中国大国形象塑造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载体，让东盟国家的消费者在消费产品的同时认同我们所倡导的互信、共赢、和谐等价值理念。
（五）在对东盟的外交活动及相关对外政策制定中实现价值观传播
外交作为政治的延伸，国家的外交政策及活动直接折射出其核心价值观。要不断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东盟各国的传播，就要求我们将秉承的价值理念完美融入和东盟各国间的外交活动及外交政策的制定中。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我国确立并高度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对外基本政策，最大限度地团结国际上可团结的力量。在万隆会议上，中国提出的与邻国和平相处、“求同存异”的原则，获得了包括泰国在内的众多东南亚邻国的支持和肯定。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西方各国极力反对的情况下，由于第三世界广大国家的全力支持，中国恢复了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改变了以往在各项外交活动及对外政策制定中仅关注意识形态的做法，将国家对应的核心利益的维护列为对外政策基准，在更为务实的角度，与包括东盟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展开务实的外交关系。21世纪后，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同时伴随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中国提出“和谐世界”的理念，侧重树立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在多边及重大国际问题上积极发声，主动对议程进行设置，不断抵御美帝国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霸权主义扩张，对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构建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4： 293.
2于右任写给蒋经国的条幅。原文是“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事名”。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国会演讲《共同建设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引用了此句。
东南亚国家是我国的邻邦。经过冷战后20多年的发展，东盟国家成为中国稳定周边环境、维护战略机遇的重要合作伙伴，对维护中国和平发展的进程，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世界新的秩序被国际新的格局所需要，世界新的发展理念也被国际新的发展态势所需要。中国政府提出的对东盟国家的“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1和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战略目标，正是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指出的“在国际关系中弘扬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精神，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2的价值理念的生动体现。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东盟国家的传播，就必须在对外交往活动及政策制定时穿插相关价值理念，与东盟各国建立平等的发展关系，消除周边国家及地区对中国崛起的恐惧及担心，3积极通过多边对话开展文化及价值观相应的渗透，在多边的贸易合作方面不断深化，实现经济一体化，建立双边安全共同体，加强文化交流，培育民间情感，使命运共同观念深入人心，形成中国在外交层面的新常态，坚定维护国家对应的核心利益，获得东盟各国及人民的认可和尊重。
五、拓展传播渠道
（一）注重孔子学院在东盟国家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价值
价值观的传播依托文化的传承与传播。世界文化伴随区域历史不断演变，形成了形态各异的文化，在当今世界文化区域性不断增强的局势下，将具有自身特色的民族文化不断发扬光大4，并与其他文化融合，才能实现自身文化和价值观的认同与影响。在东南亚各国及地区，很多民众皆为中华民族的后裔通过远距离迁徙并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形成的不同的民族，可以说文化根源有着共性。核心为“孔孟之道”的儒学文化便是我国民族文化及文化思想内涵的积淀、精髓之所在。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4： 296.
2陈邦瑜， 韦红。 周边外交视角下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J］。 社会科学家， 2016（4）： 41－45.
3钱运春， 朱雯霞， 戴轶尘， 等。 关于中国和平崛起道路的探讨［J］。 世界经济研究， 2004（5）： 4－24.
4李艳， 韦国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新时期东盟价值观的文化影响研究［J］。 梧州学院学报， 2014（4）： 54－57.
孔子学院是中国国家对外汉语领导小组办公室（简称“汉办”）为推广汉语、传播中国文化和国学教育而设立的文化交流机构。自2004年在韩国首尔建立第一所孔子学院，至2015年底，孔子学院在全球范围内迅猛发展，世界的134个地区及国家已经建立了一千多个孔子课堂以及五百多所孔子学院，学员总数近二百万。东盟孔子学院始于2006年，第一家孔子学院落户于泰国。截至2016年，东盟10国中有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印尼、柬埔寨、老挝、越南、菲律宾8个国家建设有30所孔子学院和29所孔子课堂1.据老挝媒体《The Diplomat》2017年10月6日的报道称：2017年9月30日，由中国援建的老挝国立大学孔子学院（NUOL）正式开始建设，这是截至目前中国在东盟国家最新建设的一个孔子学院，援引中国驻老挝大使的话，该孔子学院的建立是中国和老挝两国教育和民间关系的重要措施。2孔子学院的建立与发展对汉语文化在东盟各国的传播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而文化的核心就是价值观，因此孔子学院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东盟各国的传播具有独特的价值。
孔子学院的成立与发展无疑是中国文化在国际传播历程中的创举，在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的同时促进了国人对传统文化脉络的梳理和文化价值观的传承。孔子学院在发展过程中受到西方国家的质疑和排斥，其自身确实存在各种问题，如重语言培训，轻文化传承。孔子学院肩负的使命远不止教授汉语，还应承担文化传播和交流的重任，在汉语文化走出去的同时，将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明以及中国现代的发展巨变真实地展现给各国，使东盟国家看到并理解中国“求和平、促发展、谋合作”的价值理念3，以创新、合作、包容、共享的态度将中国的文化和价值观与当地文化进行融合，寻求共同的价值诉求。通过更为有效化及科技化的方式4，大力构建文化价值观，并在东南亚各国家加大对文化产业的宣传力度，做到边渗透、边发展，以最快的速度将以中国儒家文化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东南亚国家传播开来。此外，孔子学院在发展模式、授课内容、授课形式、教师培养等方面进行优化和改进，主动在传播国与当地社团或政府组织积极举办别开生面、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促进跨文化交流及沟通，促进相互间的信任、了解及理解，让东盟各国真正认知中国和中国文化，使“和而不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念在东盟国家得到认可和传播。
1张居设。 东盟国家官方语言及其相关政策的启示［J］。 东南亚纵横， 2011（6）： 75－77.
2数据来源于广西大学中国东盟研究院《东盟舆情社会周刊》，2017年第39期。
3舒建国， 范晓歌， 乔晓歌。 孔子学院成长的困境与应对［J］。 长白学刊， 2017（1）： 149－156.
4内容来源于与广西大学泰国川登喜大学素攀孔子学院吴小馨院长（任期2014－2016）的访谈。
东南亚国家建立孔子学院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第一，经济上，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东盟博览会等经济交流合作活动不断深化，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不断升级，中国－东盟银行联合体等金融合作不断深化，中国与东盟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经济上打造命运共同体已经不单是一句空话。第二，政治上，随着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的提出，国家高度关注中国与东盟国家的互联互通，关注政策沟通，加强政府间合作，促进政治互信。第三，文化上，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山水相邻、文化相亲，东盟国家对中华文化认同感比较高，文化交流的基础好。我们可以用好东盟国家的孔子学院（课堂）这个重要阵地，在教学及日常活动中，开展中国当代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
1.利用孔子学院汉语课堂，将核心价值观的理念贯穿于语言教学中，润物无声地传播中国当代价值观。东盟国家对中国的文化认同感高，而且随着中国与东盟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上交流合作的推进，汉语在东南亚国家的地位也不断提升。例如，新加坡的学生可以选修汉语，泰国目前有上百万人在学习汉语，马来西亚汉语普及度也很高。由此可见，汉语在东盟国家的地位实际上是不断提高的，孔子学院的汉语课堂吸引了大批东南亚国家的汉语学习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可以借助孔子学院汉语课堂这个平台，创新课堂形式，润物无声地将中国当代的价值观贯穿于语言教学中。
以广西大学泰国川登喜素攀孔子学院为例，学院目前有教师4名（不含院长），分别来自文学院、国际教育学院、外国语学院以及志愿者转公派教师，汉语教学志愿者13名，他们均来自广西大学文学院汉语国际教育专业。1孔院教师在任教前，国家汉办会按照惯例为他们安排为期一个月的培训，培训内容包括教学方法、中华才艺、安全知识等。但是，在培训中缺失了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解读和内容的传播。为了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东盟国家的传播，汉办可以在任教培训中培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东盟传播的相关内容，鼓励孔院的教师结合各个孔院的实际情况在课堂上利用汉语教学的机会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工作。以汉语教学为例，中国的汉字是中华文化最重要的载体之一，在说文解字的时候就可以让学生了解中国的文化。中国传统的方块字可以以意统形，从字形上就可以猜测字义。例如，“国”字，它是由繁体字“國”简化而来，“国”字外面是一个方方正正的大框，表示城郭，框里面的“戈”表示武器兵刃，“口”代表居民人口，组合在一起就可以看出古人造字的寓意，人民持兵刃戈矛，划疆定界，守家卫国。一个“国”字就可以看出中华文化中对家国观念的重视和勇于反抗的民族精神，一个“国”字就可以一斑窥豹，作为“爱国”这一核心价值观的载体。
1内容来源于与广西大学泰国川登喜大学素攀孔子学院吴小馨院长（任期2014－2016）的访谈。
除此之外，孔子学院的汉语课堂可以创新授课形式，丰富教材内容，将我们的传统文化和核心价值观的传播与课堂教学有机结合。汉语教学除了传统的教学工具，还可以利用中国的山水画、京剧、相声等丰富的形式开展汉语教学，并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编织到相关的课堂教学活动中，让学生在友好的互动和教师的言传身教中亲身体会我们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念。为了探索合适的课堂形式和教材，不同地区可以通过问卷调查、访谈等形式，了解学生的需求，探索适合自己的方式，体现地区特色。此外，课堂活动还可以设计互动环节，如可以组织学生进行“中国家庭”的角色扮演，让学生更容易理顺中国的血缘辈分、家庭称呼等概念，发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家庭观念与本国家庭观念的异同，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渐理解中国独特的家庭文化和尊老爱幼的思想。
我们还要特别注意，在东盟国家的孔子学院利用汉语教学课堂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在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优势：语言相近。东盟国家与中国接壤的地区，语言非常相似，尤其是广西的壮语，同越南和泰国许多地区的语言是相同的，有很多通用词汇，这些通用词汇就是文化交流天然的桥梁。比如，壮族语言中的“贝侬”是“兄弟姐妹”或“亲戚”的意思，这个词汇在东盟许多国家是通用的，有相同的含义，收集这些通用的词汇，培养“文化正迁移”意识，深入挖掘词汇的深层含义，使这些词汇不仅成为语言沟通的桥梁，还成为文化交流和增进了解、加深友谊的载体。
2.注重借用中国传统节日庆祝活动的机会，更深一层地挖掘节日内涵，传递中国当代价值观。中国与东盟国家文化相亲在传统节日上的体现非常明显－许多中国的传统节日也是东盟国家的盛大节日，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东盟国家传播的地缘和文化优势。中国的中秋节在泰国唤作“祈月节”，在这一天泰国民众不仅会拜月，还会供奉我国传说中的“八洞神仙”。泰国中秋节必吃柚子，象征“团圆”。在越南，中秋节也叫“儿童节”，人们在这一天听传说、做花灯，孩子们还能收到家长准备的玩具、零食等。中秋节在老挝叫“月福节”，在缅甸被称为“光明节”，在柬埔寨叫作“拜月节”。在中秋节这天举行节庆活动，更能促进心灵相通，文化相融。如果能将中国传统文化中团结友善的内涵在节日庆典中用合适的方式表现出来，就可以温和间接地传递中国当代的价值观。中国悠久的历史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除了中秋节，端午节在东盟许多国家也至今都在庆祝。在端午节划龙舟、吃粽子纪念为国捐躯的屈原时，也能让东盟国家的学生感受节日中蕴含的“爱国”和“敬业”的文化内涵。我国的传统节日不止一次被韩国“申遗”，这已经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我们必须重视我国的传统节日，深入挖掘其中的文化内涵，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借助传统节日的力量，走得更远，渗透得更深。
3.发挥好东盟国家孔子学院日常中华文化开放日活动的作用，在推广中华文化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开展中国当代价值观的传播。孔子学院“中华文化开放日”会在艺术学院举行为期两周的巡回教学，展现中国的书法、剪纸和国画等文化瑰宝，这是推广中华文化和传播当代价值观的好时机。为了充分发挥“中华文化开放日”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中的作用，先要丰富文化活动的形式，让学生深入参与，乐在其中，真切体验中华文化的魅力，感悟其中蕴含的内涵。素攀孔子学院注重“通过写书法、剪纸、编中国结、跳中国舞蹈、包饺子、练习武术等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再现文化场景，使学习者在文化体验的过程中加深对文化环境的了解”。1
（二）重视华人群体在新马泰印等国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独特作用
华人在海外经济上最成功的一个群体就是东南亚华人。印尼两亿人口，华人占一千万，占比达到总人口数的5％；马来西亚两千五百万人口中，华人人口约为六百万，占比高达24％；新加坡三百万人口，华人占90％；泰国六千五百万人口，华人约为九百万；菲律宾九千万人口，华人约占一百万，有华人血统的占比还要更高。东盟国家这个巨大的华人群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东盟国家的有力传播者。
1.东南亚华人的经济实力为价值观的传播提供了基本条件
东南亚与中国山水相连，自古以来便是东南沿海百姓移居海外的主要目的地。早在秦汉时期，就有海商进入东南亚的记载。唐宋时期，中国海商遍布东南亚沿海地区，人口往来频繁。15世纪初，爪哇、苏门答腊等地出现华人聚居区。明中后期，政府多次发布禁令限制出海，但由于海外贸易的兴盛，前往东南亚的人口依然有增无减。然而，真正形成规模并影响至今的移民活动，则是近代以来被称为“下南洋”的移民潮。一代代华人秉承祖先艰苦奋斗、吃苦耐劳的精神，靠着自己的勤劳双手打拼，逐渐在东南亚国家拥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创造了巨额的财富。根据《2017胡润一带一路富豪榜》显示，63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374位十亿美金富豪中，40位是华人，主要分布在以新加坡（14人）和印度尼西亚（7人）为中心的东南亚地区。胡润表示，“中国企业家要走到一带一路国家，东南亚应该是最容易的，因为文化比较接近。”另外，根据《2017胡润移民富豪榜》，来自大中华区的24位移民富豪，去东南亚的最多（14人），其次是美国（9人），再次是澳大利亚（1人）。在这之中，新加坡排名前五的富豪邱德拔、郭令明、黄廷芳、李成伟、黄祖耀；马来西亚前七位富豪郭鹤年、郭令灿、林梧桐、郑鸿标、张晓卿、林国泰、李深静；印尼首富 “面粉大王”林绍良、第二大富豪 “塑料大王”蔡道行、第三大富豪 “木材大王”黄双安、第四大富豪 “地产大王”林文镜等都是华人在东南亚商界的佼佼者。马克思原理指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东南亚国家中华人的巨大数量和其所掌握的巨额财富使其在一定程度上掌握着这些国家的经济命脉，以强大的经济实力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东盟国家的传播提供了经济基础。
1谭淑玲， 郭宇路。 中国文化在泰国的传播路径－以泰国川登喜大学素攀孔子学院为例［J］。 当代传播（汉文版）， 2013（3）： 109－110.
2.东南亚华人日益提高的政治地位为价值观的传播提供了舞台
近年来，东南亚华人一改过去“有钱没有权，经商不从政”的形象，越来越多的华人精英参与到所在国家的政治生活和领导人选举中。在东南亚国家中，新加坡“国父”李光耀祖籍广东省梅州市大埔县高陂镇党溪乡，印度尼西亚前总统阿卜杜勒－拉赫曼·瓦希德家族祖上系伊斯兰教长老陈金汉，于明永乐十五年（1417年）郑和第五次下西洋时，随船队前往印尼爪哇岛谋生，定居于泗水；于2016年7月当选为菲律宾副总统的林丽妮为已故华裔前内政部长林炳智（杰西·罗布雷多）的遗孀，中文媒体热情地将林丽妮称为“福建晋江媳妇”，在林丽妮就职当天，福建当地林氏宗祠还举行祭祖仪式，祝贺其当选；泰国前总理他信和英拉兄妹均为第四代泰国华裔客家人，祖籍为广东梅州。除担任国家领导人，越来越多华裔政客在东南亚国家担任阁员或地方要员。在华人是第二大族裔的马来西亚，现任内阁中有多名华裔位列部长，如处理MH370客机事故的交通部长廖中莱。在印尼，华裔冯慧兰女士曾担任印尼商务部长和印尼旅游与创意经济部长等职务。现任印尼雅加达省省长、印尼总统佐科的好搭档钟万学也是华裔，当地华人都称其为阿学。
华裔背景政客在文化和情感上一般会对中国有亲近感，特别是有些人受过比较完备的中华文化家庭教育，这种情结有利于和中国搞好关系。华裔政客身份意味着其领导的政府从政策导向到外交方向、从经济对话到文化沟通、从官方合作到民间交流都有深厚的中华文化倾向。例如，在印尼歧视华人风气盛行的情况下，瓦希德向媒体公开承认了自己的华裔身份。在任期间，还取消了部分歧视华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政策，允许华人建学校、教授华文，出版中文出版物，这些政策不仅提高了当地华人地位，还为中华文化的传播提供了途径。又如，菲律宾现任总统杜特尔特自身就有华裔血统，杜特尔特任地方官员时多次访问中国，并力促中国人到菲旅游和投资，他长期治理的达沃市已与安徽合肥和广西南宁结为友好城市。杜特尔上任后摒弃了原有对中国强硬且对抗的政策，转为全面合作，为中华文化在当地的传播提供了良好的政治条件。另外，政治地位意味着社会地位，在东南亚议会制和选举制的政体中，政治领袖本身就是天然的“意见领袖”，无论在其所在国的政治舞台还是民间，他们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具有在所在东盟国家传播中国当代价值观的便利条件。
3.东南亚华人的血脉渊源为价值观的传播提供了情感动力
东南亚地区的华侨华人占世界华侨华人总数的80％以上，他们之中绝大多数已加入当地国籍，成为居住国公民。东南亚的华侨华人不但与当地人民一道披荆斩棘，艰苦创业，遵守法律，和睦共处，为居住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做出了卓越贡献，他们在融入当地社会的同时与祖籍国交往密切，对促进我国的经济建设和推动居住国与我国的友好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受历史原因的影响，虽然海峡华人与传统华人相比，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念认同度较低，但无论海峡华人还是传统华人，相比其他东南亚国家的居民而言，对中国有着更为亲密的友谊。他们中的大多是祖辈移居东南亚国家，靠着自己的勤劳双手打拼，逐渐在东南亚国家拥有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并站稳脚跟。一方面，在东南亚华人群体中，很多人的血液中流淌着中华民族勤劳、智慧、勇敢、吃苦耐劳的品质，会说一些中文，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着先天的亲近感。东南亚国家多位华裔领袖都曾回到中国祖籍“寻根溯源”“认祖归宗”。菲律宾总统杜特尔曾表示“我也有中国血统，我外祖父是中国人。虽然与其他华人一样，我已加入菲律宾国籍，但我为有中国血统感到自豪”。华裔政客、华裔商人都流露着中华感情。从抗日战争南洋华裔捐资抗战到改革开放东南亚华裔投资祖国，东南亚华裔从心底里对中华儿女的认同感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渊源，这就为价值观在当地的传播提供了情感认同。另一方面，华人下南洋史可以说是一部血泪史。清末以来由于国力衰微，华人在东南亚国家遭受歧视，权益得不到保障。甚至到近代，在东南亚还有严重的排华事件发生。例如，1998年5月，印尼首都雅加达发生大规模骚乱，大批华人商店遭到严重破坏，华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在这样的背景下，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国际政治地位的不断提高，从自身的利益角度出发，华人华侨比其他东盟民众更希望看到中国与东盟各国关系的稳固发展，更希望中国与东盟国家的文化差异能逐渐弥合，更希望中国的价值观念能在东盟国家得到传播和认可，达成价值共识和认同共识，共同促进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发展。用好东南亚华人华侨的力量，推动民间外交的发展，是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东南亚国家传播的重要途径。
（三）发挥好华文媒体在新马印等国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功能
大众传媒在议程设置和舆论引导方面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理应为国家发展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担当重任。境外华文报纸一直以来都是中国报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1815年，就有了世界上第一个以华人为对象的中文近代报刊《察世俗每月统计传》，在东南亚华侨聚居地区散发。伴随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强大，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发展，中国东盟经济共同体的建设在“向东盟说中国”，宣传和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目前，在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等各东盟国家，华文报纸占据了重要席位。据统计，马来西亚目前有15家华文日报，市场销售份额达到42％，占据了大马报坛的半壁江山。新加坡发行的10家报纸中有4家华文报，印度尼西亚有7家华文报，而在泰国以《星暹日报》为代表的华文报不少于6家。
华文报纸在东盟各国具有良好的地域优势，以当地华人为主要受众群体，与当地华人群体有很强的粘性，便于了解当地华人的阅读习惯、语言习惯、接受心理。内容上主要以发布服务当地华人的信息为主。虽然与当地其他报纸相比，它更关注中国，但是对中国的发展报道比较少，只是将中国当作“远亲”来看待，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则更少。在经费方面，作为东盟各国非官方报业，华文报纸主要经济来源于广告，中国国家层面的经济扶持与资助比较少，因此与中国的情感纽带和经济纽带都一定程度上存在距离，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加大国家对东盟华文报纸的支持、关注和帮助
要高度重视东盟各国华文报纸在向东盟传播中国，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作用和意义，加大从国家层面对东盟华文报纸的经济支持、内容支持，帮助他们更好地搭建祖国与海外同胞的沟通的桥梁，成为向东盟传播中国，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阵地。
2.加强对东盟华文报纸从业人员的交流与培训
加大对东盟华文报纸采编人员的关注、关心和帮助，加强其与境内媒体从业人员的交流与沟通。通过邀请他们参加国内重大活动，组织相关行业探讨，提高他们对中国新时代发展信息的关注，帮助他们更加了解中国的发展，让他们明白中国国家命运与华文报纸发展之间“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紧密相连的关系，促使他们加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感，从而形成与国内主流媒体的共同意识和一致步伐。
3.以市场为导向，激励华文报纸不断提高自身的媒介竞争能力
随着中国在世界舞台的崛起以及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东盟各国华人对中国信息的需求也不断增多。华文报纸要充分利用这一机遇，发挥自身地域优势和良好的市场基础，在内容上寻求与当地官方媒体的差异化，以更人文化的角度，用讲故事的形式，反映中国新时代的发展，体现和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高原创率、首发率和落地率，加强自身传播力，扩大覆盖面和影响面。
（四）用好宗教在泰国、柬埔寨等国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特殊作用
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指出：“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我国宗教发展，用团结进步、和平宽容等观念引导广大信教群众，深入挖掘教义教规中有利于社会和谐、时代进步、健康文明的内容。”1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不断深化对宗教工作的认识，正确认识宗教社会作用的二重性，坚持宗教的中国化方向，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宗教，积极发挥宗教为社会服务的正面作用，抑制其不利于社会发展的消极作用，发展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
东盟国家大多数都是宗教信仰国家，伊斯兰教、佛教、基督教、天主教等宗教分别对东盟国家当地的文化和社会有着重要的影响。例如，文莱、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主要信奉伊斯兰教，其中文莱和马来西亚已将伊斯兰教定为国教，伊斯兰教目前是东盟拥有信徒人数最多的宗教。泰国、柬埔寨、老挝和缅甸的民众主要信仰佛教，而佛教也是东盟的第二大宗教。泰国拥有最大的佛教宗教团体，佛教信徒约占东南亚地区佛教信徒总数的34％，而且泰国素有“男子而不为僧一次，则不得谓之人”的说法，民众中佛教信徒占到了92％。而在柬埔寨，佛教信徒占到了82％。
1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7： 169.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魂”与“脉”，而宗教受中华传统文化影响深远，宗教中的很多教义与中华传统文化中关于价值观的表述存在着很多异曲同工之处。例如，《古兰经》和“圣训”上说，“爱国是信仰的一部分”，这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爱国理念是一致的；佛教中的“自利利他，普度众生”和“众生平等”是中华传统文化礼仪、秩序文化中的组成部分，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提倡的“平等”“友善”等基本范畴存在着很多共通之处。基于宗教的二重性，结合东盟国家民众普遍信仰宗教这一特点，借助宗教在东盟国家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们要努力做到以下几点。
1.重视发挥好宗教的正面积极作用
贴近泰国、柬埔寨、文莱等东盟国家的宗教习惯，引导、发挥好宗教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涵呼应的正面效应，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东盟国家的传播效果。
从大的方面来看，我们和东盟国家的信教群众在促进中国与其所在国家平等互利、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愿望是一致的；从小的方面来看，信仰宗教的东盟国家人民对宗教经典的尊崇并不影响其对身边人、事、物的正确判断，只要你对其友好，对方亦会以友好的态度来对待你。一方面，我们要表现出对东盟国家宗教信仰的尊重，如在每一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展会期间，我们都在会展中心专门设立伊斯兰教礼拜室，并在清真用餐、礼仪上充分照顾部分东盟国家伊斯兰教参展嘉宾的宗教习惯。1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我们要在尊重其信仰的基础上，积极引导中国的宗教界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在东盟国家的宗教交流活动、解经释典讲经弘法活动结合起来，主动地在宗教经典基本教义中挖掘、发现、阐释、弘扬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契合的内容，发挥宗教的积极作用，让宗教成为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东盟国家传播的有力工具。 例如，2014年12月22－25日，中国佛教代表团在访问柬埔寨智慧大学期间，就利用佛教交流活动的机会，向柬埔寨人民宣传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平等”“诚信”“友善”等价值观念，起到了良好的传播作用。2今后，我们还要多多地利用与东盟国家宗教交流、与东盟国家信教群众日常交往的机会，挖掘、利用好宗教教义中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共通的部分，推动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价值共识的形成，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东盟国家的传播效果。
1谢春明。 第三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宗教接待［J］。 广西年鉴， 2007（1）： 194.
2王晓朝。 宗教学基础十五讲［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228.
2.注意对宗教的负面消极作用予以抵制
现阶段，我们重视宗教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东盟国家传播的积极作用的同时，还要注意抵制宗教的负面消极因素。要坚决抵制宗教极端主义的侵害，防止有人利用宗教在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刻意制造分歧、隔膜，坚决制止有人利用宗教分歧制造“反华”浪潮，离间中国人民与东盟国家人民之间的友好情感，破坏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开展的合作交流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