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论1

“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必须努力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当代中国价值观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代表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我们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践证明我国的道路、理论体系、制度是成功的。要加强提炼和阐释，拓展对外传播平台和载体，把当代中国价值观念贯穿于国际交流与传播方方面面。”2

一、问题的提出

自人类文明产生并成为国家、民族、个人的强大精神力量之后，建立在文化认同基础上的对自身文化的自觉与文化自信就是推动个人、民族、国家发展乃至人类文明不断生成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而任何一种文化区别于另一种文化的本质，在于凝结在文化中的最深层的内核和精髓，这就是核心价值观。习近平曾指出：“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点。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其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凝聚力、感召力。”3甚至可以这样说，国家的核心价值观直接折射出了一个国家文化的灵魂及旗帜。

1.正如习近平所指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必须努力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要拓展对外传播平台和载体，把当代中国价值观念贯穿于国际交流与传播方方面面。习近平的论述强调了当前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外传播的正当性、可行性和必要性。本书为了突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性质，在研究当代中国价值观对外传播时，为了保持话语使用上的逻辑一致，统一使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特此说明。

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4： 161.

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4： 163.

2013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国家软实力研究进行集体学习。在会上，主持学习的习近平提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必须努力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代表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我们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践证明我国的道路、理论体系、制度是成功的。要加强提炼和阐释，拓展对外传播平台和载体，把当代中国价值观念贯穿于国际交流与传播方方面面。” 1习近平阐述了当前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外传播的必要性、紧迫性和重要性，也是以习近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在总结当前国内外复杂严峻形势的基础上，提出的关于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外传播的重要论述，是在党的十九大上被写入中国共产党党章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认真学习了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上的讲话精神后，笔者萌生了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东盟传播研究的初步想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被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证明了的、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先进价值观念，对内开展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和培育，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一直是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前沿和热点问题；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时是中国奉献于世界的人类文明成果，为破解困扰人类的恐怖主义问题、环境问题、人口问题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下一步建设和发展指明了新的发展模式。因此，开展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外传播，在世界范围内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对塑造良好的国际形象，营造发展良好的舆论环境，提升文化软实力，扩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成果在世界上的影响，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在当前加强中国－东盟自贸区一体化建设和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东盟传播研究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外传播的重要部分，对推动“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和发展更具有特殊的战略意义和样本价值。

而与迫切的需求不一致的是，我国目前在针对核心价值观的传播研究方面，主要研究视野集中在国内的宣传培育方面，而中国当代的价值观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对外传播方面却成果较少，尤其是在东盟国家的传播方面，几乎是一块相对空白的领域。

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在东盟国家传播研究还有部分原因是笔者作为新闻传播学专业本科毕业生的思维习惯以及在外国语学院工作期间对中国与东盟关系问题的长久关注。广西是东盟的“桥头堡”。笔者在外国语学院工作期间，参加了从第一届到第十四届的中国－东盟博览会以及同期举办的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的展览服务工作，眼见了这十多年来中国和东盟国家及国民日益频繁的合作与交往，结合博士期间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学习，最终确定了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东盟国家传播研究的想法。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4： 161.

2.戴木才， 田海舰。 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核心价值观［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7（02）： 36－39.

但这个选题一经提出就遭到身边许多朋友的质疑：咱们中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好好地在国内凝聚共识，加大践行及培养的力度、深度、广度，为什么要在东盟国家开展传播呢？除了越南、老挝是社会主义国家，东盟国家中如新加坡、泰国是资本主义国家1，在资本主义国家有传播的必要吗？东盟国家，尤其是文莱这样政教合一的国家，和中国的国情有很大同，能传播吗？这难道不是一种文化侵略吗？东盟国家能接受吗？对中国与东盟的关系有利吗？

1.谭笑， 刘炳香。 中美在东南亚地区的“软实力”评估［J］。 东南亚南亚研究， 2010（3）： 29－36.

这些疑问其实代表了大多数人对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外传播意义的不理解，文化的核心在于价值观。这些疑问似乎从侧面回应了为什么这些年我国在价值观对外传播方面的进展平平。这使笔者坚定了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东盟国家传播研究的想法，并付诸实践。这项研究先要回应的是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为何要传播。也就是为什么要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东盟国家的传播研究。其一，为什么要在当前开展价值观对外传播？即论述当前时代背景下开展价值观对外传播的必要性。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斗争并没有随着苏联“和平演变”而结束，国际范围内的文化冲突和价值观较量愈演愈烈，意识形态斗争日益复杂；伴随中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却与之不匹配，中国的形象常常被抹黑，中国的声音常常被误读。在此背景下，站在中国立场并基于世界眼光进行战略研判，将当代中国价值观念积极地往国际传播方向推进，这不仅对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塑造国家形象、构建和谐世界等至关重要，还对传播中国共产党明智先进的执政理念意义非凡。其二，为什么要在东盟国家大力传播及推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即说明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东盟国家传播的特殊性。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被正式写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上升为国家战略。紧接着，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成立丝路基金、出台“2＋7合作框架”，这些重要措施的共同实施更加密切了中国与东盟的关系。从地理位置上看，东盟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关键枢纽；从经济层面理解，东盟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中经贸投资的重要经济体；从国际关系理解，中国和东盟国家正在致力建设“更加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1.因此，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加快推进中国－东盟一体化的建设双重大背景下，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东盟国家的传播是否具有特殊的意义？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4： 292.

第二个问题是何以传播。也就是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东盟的传播究竟能不能站得住脚。一是价值观的传播价值方面。也就是，我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种什么样的价值观，是先进的价值观还是落后的价值观？西方价值观由于资本自身的局限性，在解决当前人类命运共同体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时常常无能为力，那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不能为解决当前人类命运共同体所面临的问题提供中国智慧？能不能解决传播对象－东盟国家面临的发展问题，促进中国－东盟自贸区的繁荣和稳定？二是传播的正当性问题。也就是，这种传播是文化交流还是文化侵略？它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价值观输出、以价值观为核心的文化霸权主义究竟是不是一样的性质？它给东盟国家带来的是分裂破坏还是合作共赢？

第三个问题是在确定应该传播、能够传播的前提下，解决如何开展价值观传播的问题。价值观传播是区别于经济对外宣传、政治对外宣传等形式的特殊传播，我们既要试图克服原有罔顾传播有效性的纯政治战略研究，又必须克服价值观核心传播内容的单纯从传播主体、传播客体、传播手段到传播效果的传播学“教科书”式研究。我们是否应该站在价值观传播的特殊政治立场，借鉴传播学知识，区别于我国的经济、科技等内容的对外传播，根据价值观的特点，有针对性地提出一些有效的方法和策略？

带着以上三个问题，笔者开始了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东盟国家传播理论依据、存在困境和传播策略的初步探求。

二、研究的价值

（一）理论价值

将注意力放在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对外传播方面，并且把研究范围放在东盟十国这样的特定区域进行考量，具有较强的理论价值。

1.拓宽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培育研究领域

从研究领域看，针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何在新的背景下针对不同群体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等国内的宣传培育研

究上，“新媒体”1“大学生”是开展国内价值观传播的热词。而国外的传播研究，虽然已经开展，但远远不够。2研究将视野从国内传播转向对外传播再具体到在东盟国家的传播研究，拓宽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研究的视野，以“解剖麻雀”的形式，进一步厘清一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对外传播研究中的基本问题。

1.匡文波。 “新媒体”概念辨析［J］。 国际新闻界， 2008（06）： 66－69.

2.Robert O Keohane， Joseph Jr Nye。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in the Information Age。Foreign Affairs， 1998（5）： 86.

2.丰富和深化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外传播研究

对内传播与对外传播“内外有别”，价值观传播又与其他经济、政治传播存在很大的差别。在价值观传播成为世界政治力量激烈博弈、政治格局剧烈变化和全球化的重要内容背景下，目前我国政治学界开展的价值观研究偏重对政治内容的研究，而忽略了传播技巧；与此同时，传播学界以媒介为本开始研究，但注重传播形式和技巧的研究，而几乎忽略了内容的特殊性。本研究扬长避短，将政治理论与传播技巧相结合，搭建一个立足于我国国情、具有深层次的价值思考和理论逻辑的研究基本框架，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外传播提供了东盟样本，具有示范推广的意义。而在当前“一带一路”的背景下，率先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东盟国家的传播研究，借由在东盟国家传播的样本，为如何站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立场，开展针对核心价值观的结合思想政治学与传播学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尝试。同时，以东盟区域为研究样本，克服了原有价值观传播理论针对性不强的缺陷，针对东盟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特点提出针对性的传播策略，丰富和深化了原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对外传播研究。

3.突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外传播国别研究的价值

对外传播研究除了讲究“内外有别”，还讲究“外外有别”。每个国家、地区都有各自的国情特点、文化特点，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外传播研究的“最后一公里”必须落实到具体的国别研究上。本书以东盟国家为个案进行研究，虽然没有办法具体针对东盟国家一一给出国别传播策略，但是针对东盟共同体相对突出的共性特点，开展针对东盟国家的、区别于对欧盟、对美国等其他国家、区域的具有针对性的研究，提出具体的传播策略，凸显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外传播国别研究的价值。

（二）实践价值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经济的发展、政治的安全、文化软实力的提升、环境的全球治理都离不开良好的外部舆论环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东盟国家的传播研究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外传播的重要部分。在当前加强中国－东盟自贸区一体化建设和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东盟国家的传播，对应对西方在中国周边开展的西方价值观输出，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对消除偏见和误解，凝聚共识和加强沟通，塑造中国的良好形象，营造良好外部环境，服务于我国与东盟国家友好发展战略，推动中国－东盟自贸区一体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对提高我国以价值观为核心的文化传播，具有区域国别传播的特殊价值；对扩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成果在世界上的影响，提升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意义。

1.为维护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提供有益参考

冷战结束之后，意识形态的斗争并没有终结。“全球政治开始沿着文化线被重构，文化和文化认同成了冷战后世界上各国结合、分裂或者冲突的主要缘由和模式。”1正如亨廷顿所描述的，在冷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自豪地把在“苏东剧变”中所获得的“和平演变”经验变本加厉地向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推行，借助其经济、科技、军事优势，以文化这种更为隐蔽的形式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国际价值观领域的较量日益激烈。尤其是随着信息快速共享时代的到来，世界范围内的文化冲突和价值观较量越来越复杂尖锐。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开展本国价值观的对外传播都具有重要的意识形态安全意义。

近些年来，西方各种思潮特别是新自由主义在我国大肆传播；电影、电视剧、动漫等多样化的价值观输出手段层出不穷。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将目光紧盯中国及中国周边国家。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指出：“我们同各种敌对势力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本质上是社会主义价值体系和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较量。”2在这场较量中，被动应对的“限制令”力量远远不够，开展价值观的对外传播，提高国家的文化软实力，才是确保意识形态领域安全的有力措施。

1.［美］塞缪尔·亨廷顿。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 周琪， 译。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10： 6.

2.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 27.

2.为塑造良好中国国家形象提供策略支撑

近年来，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中国的蓬勃发展已成为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事实上，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事件，而是同时包含了文化传统、价值观念、制度安排等支持的综合事件。在某种程度上，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社会的快速发展都可以表明主导中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成功，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吸引力和凝聚力所在。

但是，很多资本主义国家对待中国的崛起并非是“乐观其成”的。在由美、英等西方国家主流媒体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西强东弱”的国际传播格局中，我国媒体在国际社会上的传播力有限。那么，如何抓住世界关注中国的契机，发出“中国声音”，1改变现有“西强东弱”的国际传播秩序，化解分歧，减少敌意，增进我国与其他国家的相互了解和认同、塑造中国形象，是赢得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的良好国际舆论环境的重要战略选择。

3.为推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与繁荣提供有力支持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发达的通信和世界贸易组织（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的推动使世界的距离大大缩短，世界各国紧密联系成了一个地球村。但是，政治差距、经济差距、文化差距、地理差距仍是影响当今世界经贸的四大因素。这提示我们，要推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与繁荣，除了采取经济政策与手段，利用中国与东盟各国地理相近、人文相通的优势，加强中国与东盟各国的文化理解和认同，缩短国家之间的政治距离和文化距离也非常重要。而文化的核心就在于核心价值观。

1.孙吉胜。 国际关系不能忽视语言研究［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09－12－24（006）。

自中国与东盟十国正式宣布要在10年内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以来，中国－东盟之间各国的经济沟通及贸易合作关系取得了良好的态势。2003年10月8日，温家宝与东盟领导人在印尼巴厘岛共同发表了关于东盟合作新的联合宣言，把双方关系推向更高平台。此后，中国与东盟十国进入了双边合作的“黄金十年”（2003－2013）。经过这些年的发展，双方在多个领域硕果累累。目前，东盟已成为中国的第三大贸易合作伙伴、第二大进口来源地域以及第四大的市场出口地，而中国同样是东盟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进口来源地及出口市场。随着中国与东盟各国的双边贸易伙伴关系的不断良好发展，中国与东盟的合作正迈进第二个“钻石十年”的发展期，合作领域也由少数几个简单领域渐渐发展到人力、信息产业、农业、资源开发等十多个重要合作领域。双方随着经济贸易频繁往来，在人文领域的交流合作也更加密切。目前，中国已成为东盟的第二大游客输出地，双方派遣留学生已超过20万，每年往来的人员更是高达千万人次。

而在中国、东盟之间经济、政治交往日益密切的同时，我们应该看到多种历史原因和现实因素影响下中国与东盟各国在文化上的差异和隔阂。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启动以来，虽然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相关谈判的进展较为顺利，但在宗教信仰、政治体制、民族和文化等方面存在差异，这些差异和隔阂潜移默化地植入东盟十国国民的心中，造成了对中国的歪曲和误解，影响了东盟十国国民对中国的印象。

上述表述中都形象地阐述了中国与东盟的交往过程中东盟国家存在的复杂心态。一方面，中国的经济高速稳定增长，巨大的市场潜力使东盟各国渴望与中国沟通与交流，进行优势互补，实现共同发展与繁荣；另一方面，由于多种历史原因中国与东盟一些成员国家曾一度疏远，在双方政治、经济、文化甚至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着一些误解、猜疑。面对中国的迅速崛起，东盟的一些小国尤其是陆地上接壤、海洋上有历史争端的国家在感觉到机遇的同时，更多的是面临一种压力和挑战，甚至是威胁。1因此，要实现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顺利、繁荣发展，难以单纯地依靠政治影响和经济实力实现，而加强以社会主义核心核心价值观为中心内容的文化传播很大程度上可以消除误解。

因此，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东盟国家的传播、消除隔阂、增进文化认同就成了增进中国和东盟友好关系、维护东亚及亚太地区的稳定与和平、促进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的重要议题。以对东盟国家的传播为切入点，探索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外传播过程中的策略和方法，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国际传播提供了参考和借鉴，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能够更好地融入人类价值观的文明体系，更加具有现实的意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东盟国家的传播可以帮助东盟国家人民了解中国是民主、和谐的，是愿与世界各国和平共处的礼仪之邦，中国社会的治理和发展是崇尚自由、平等、公正、法治2的，中国人不是霸权主义者，而是诚信、友爱的。加强国家核心价值观在东盟国家的传播研究，研究针对东盟国家的传播规律，创新传播方法和手段，提高传播效果，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包括共享价值观及特色价值观得到东盟各国的理解、尊重、认同，消除文化隔阂和文化误解，推进文化认同，搭建经济发展的良好文化共识基础，为推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提供有力支持。

1.Ba A D。 Who＇s Socializing Whom？ Complex Engagement in Sino－ASEAN Relations［J］. The Pacific Review， 2006， 19（2）： 157－179.

2.刘海年。 略论社会主义法治原则［J］。 中国法学， 1998（1）： 5－15.

4.为提升中国的文化软实力，促进中国文明成果的国际传播开展提供有益尝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稳定增长，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明显增强，社会主义建设取得辉煌成就。1在国际话语权上，中国已经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中国以昂扬的姿态向世界证明了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理论，给人类提供了认识社会生活和解决人类社会关系与矛盾的新观点、新视角，从未也不会过时；社会主义文明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号召力，值得对外传播，是世界文明中的重要部分，为解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问题而贡献中国智慧；基于中国政治、经济等各领域社会实践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12个基本范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延伸，引领着占世界人口总数1/4的社会的前进，为中国社会的繁荣稳定发展乃至世界的稳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是具有旺盛持久生命力的一种先进价值观，应该作为多元价值观的一元在国际社会得到尊重、分享和传播。正因如此，弗朗西斯·福山也对自己原有的观点进行了修正：“历史终结论还有待于进一步推敲和完善，人类思想宝库需要为中国留下一席之地。”2

但在现实中，我们看到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世界舞台上的失语和缺位。虽然近年来，随着孔子学院在世界各地落地开花，中国的新闻媒介在多个国家落地开播，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这与我们建设文化强国的目标仍相去甚远，因而对我国文化对外传播的加强迫在眉睫。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必须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把继承传统优秀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3而今，加强中国文化的对外宣传是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必经之路。

文化传播的核心主要在于价值观的传播。增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对外传播，以更加宽广的视野让国际社会了解、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提升我国文化自信，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的基础性要求。当下，我们谈建设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强国，就是要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繁荣，以更加积极和主动的姿态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以何种方式促进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以及能否有效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对外传播都将影响文化“走出去”的效果。这些都是在实现文化强国目标及推动中华文化走向国际的过程中不可避免，也是亟待研究并解决的核心问题。

1.吴建民。 已经天下第二， 还要韬吗？ ［N］。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12－12－11.

2.蔡惠福， 刘大勇。 在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中积极搞好核心价值观的对外传播［J］。 唯实， 2012（3）： 80－84.

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4： 161.

本书指向东盟这一特定区域，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运用传播学理论，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东盟国家传播的具体困境，开展对传播模式的转型、传播话语体系以及传播思想理念系统的探讨，自觉引领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东盟国家的传播实践，实现从原有的政治宣传到文化传播再到传播营销的转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外传播提供区域样本，也为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成果在国际上的传播提供了有益的探索。

三、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

（一）国外价值观对外传播研究概况

通过国家图书馆Taylor ＆ Francis 数据库查询，截至目前在国外（由于互译等各方面的问题）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东盟国家的传播研究方面的著作数几乎为零，对我国核心价值观如何在东盟国家进行传播方面的国外研究也是寥寥无几。但是，西方关于“文化霸权主义”“价值观输出”的相关文化研究早已开展。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侧重于西方意识形态、价值观、文化输出的研究成果比比皆是，这些文化研究成果从理论层面为价值观的传播提供了理论基础。20世纪20年代起，随着广播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运用，战争宣传技巧研究得到发展，而西方学界关于大众传播的研究也就此开始，并逐渐成为一门具有多学科特征的专门学科。在此沿时间脉络着力论述相关主要研究成果。

1. 西方文化理论学术史简要梳理

早期文化领导权研究。1883－1884年间，俄国学者普列汉诺夫在谈到无产阶级联结其他团体推翻沙皇统治时涉及文化领导权问题；在《怎么办？》和《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中，列宁把“文化领导权”这一概念作为推翻沙皇制度策略的一部分首次明确提出，并指出无产者不要把革命中的领导权拱手让人，而应该以理论家、宣传员、鼓动员、组织者的多重身份“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1.这些早期关于文化领导权的相关论述，提示了文化在社会进程中的作用。

1.马静伟。 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简析［J］。 安阳师范学院学报， 2007（06）： 6－8.

葛兰西文化霸权主义。在《南方问题的一些情况》和《狱中札记》中，葛兰 西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尤其是先进的具有较高民主程度的社会，往往会摒弃暴力的形式，而是通过宣传，让人民接受他们法律制度或世界观来实现统治，即“文化霸权”。1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开启了人们通过夺取文化领导权最终夺取政治领导权的思路，影响重大。

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上的国家机器理论。“我受到了葛兰西的影响，在他那里意识形态上的国家机器，指的是政治的和道德的等诸如此类的文化意识形态，当统治阶级运用这一国家机器时，也就将自己的意识形态强加给了被统治阶级，使被统治阶级具有了统治阶级的文化意识形态。”2在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基础上，阿尔都塞进一步阐述了意识形态上国家机器的作用。

萨义德的文化殖民主义观点。萨义德把殖民地对抗宗主国的抗争分为两类，一类是领土的反抗，另一类是文化的反抗。他在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基础上创立了后殖民理论。他认为要想得到真正意义上的解放、独立和自由，就必须发起消除西方文化霸权的革命。

约瑟夫·奈在价值观对外传播能力上的“软实力”理论。在理论层面，约瑟夫·奈发表的“软实力”理论让大家意识到价值观对外传播的重要性。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思想界发生了消极化变化。在对美国统治力的怀疑不断增强的过程中，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应运而生。他细致地发现，冷战结束后，一种不通过利诱威逼而仅仅依靠吸引力达到目的，以政治价值观、外交政策、文化等为核心的软实力已经悄然兴起，并逐渐赶超传统的人口、军事、经济等硬实力，开始在国际斗争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在《文明的冲突》《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亨廷顿反复提及“文明冲突论”，引起了各界的高度关注，文中指出冷战后主要通过文化以区别世界各地局的人民，不再通过经济及政治层面，或者意识形态。同样世界间的矛盾冲突也升级成分属不同文化实体对应人民间的矛盾及冲突。

部分学者指出，“文明冲突论”对在进行跨文化传播时，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必须协调处理做出了提醒。“文明冲突论”通过冷战思维为我们分析冷战后的国际关系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正如哈拉尔德·米勒就“文明冲突论”做出的评论，在世道不好的时代，比敌对势力更可怕的是其背后隐藏的同样具有威胁的东西。在米勒看来，新世界的秩序应该由文化的对话及共存构建，因此他提出了“文明共存论”。

1.邓壮。 审美霸权现象探析［D］。 上海： 上海师范大学， 2014.

2.王凤才。 文化霸权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葛兰西与阿尔都塞意识形态理论辨析［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07（3）： 34－42.

苏联地区由文化层面引发的教训深思。20世纪后期的“苏东剧变”，在国际学术界引起了轩然大波，也掀起了对剧变反思性研究的热潮。例如，《从苏联归来》《我们时代的难题》及《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等都就苏联的教训做出了总结及反思。部分学者认为，在西方帝国主义精装化的意识形态招数下，苏联共产党没有及时采取有效措施，只一味单调地加强思想上的教育工作，完全无法有效接招。特别是在戈尔巴乔夫执政后，完全放弃了对自身意识形态的掌舵，以至苏联在意识形态层面遭受不可恢复的破坏。

这些西方文化理论凸显了文化及其核心的世界观、价值观对维护国家统治的作用，引起了世人对文化及其内核价值观的关注，为西方的价值观对外传播提供了扎实的学理基础。

2.西方大众传播理论相关研究梳理

意识形态的文化研究与国际传播总是密不可分的。就在政治学者外交家在对文化和价值观念对外传播的研究时，西方的传播学者一刻也没有停止对国际传播技术层面的研究。以美国为例，美国的决策者有意将其本国的政治文化以一种筹码的角色加入冷战后其全球战略的实施过程中，在美国对外政策的目标中掺杂了其文化霸权主义的阴谋，将“输出美国文化”与国际传播技术结合，成为一柄从意识形态对他国进行“文化侵略”的利器。应该这样说，随着大众传播实践的发展、国际传播的兴起，文化及价值观的研究成果得以被验证、被实现。

20世纪20年代，随着广播的产生，跨国界大众传播活动开始频繁。例如，从1927年起，荷兰率先使用荷兰语、英语和印度尼西亚语向其海外殖民地广播，苏联、法国、英国、德国不甘落后，也加入了频繁使用对外广播的“大军”。当时，广播的主要用途就是对敌对国进行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二战时期，随着广播在各主要军事阵营对敌宣传中的广泛运用，跨国界的大众传播活动进入了一个最频繁时期，一批关于大众传播的理论成果应运而生，为国际传播这个新兴的门类从传大众传播学中“独立门户”准备了条件。1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国学者拉斯威尔的《世界大战期间的宣传技术》，书中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运用广播等大众媒介进行思想、意识跨国界的说服传播进行了详细的描述。

正是由于时代要求的不断提升，传播学逐渐进入了大家的视野。2拉斯维尔、卢因、霍夫兰和拉扎斯菲尔德承接起了时代的任务，分别通过不同角度对传播学理论进行了丰富。

1.程曼丽。 国际传播学学科体系建立的理论前提［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6）： 116－121.

2.张家栋。 恐怖主义：后现代视角分析［D］。 上海： 复旦大学， 2004.

拉斯韦尔在其著名著作《社会传播的结构与功能》中完美归纳出了“5W”模式，即“传播者提供信息，通过媒介传递到接受者，从而产生一定效果”的连锁反应模型，从而给传播学勾勒出了基本的研究框架；库尔特·卢因提出了著名的“把关人”概念，即信息的传播有相对应的渠道而渠道都存在有关口，以及对应决定信息是否允许出入的“把关人”，这个概念的提出科学的解释了信息流动过程中存在的复杂性；卡尔·霍夫兰对早前“子弹论”对应效果观否定，“说服论”进入了大家的视野。伴随而来的一系列“可信度”“睡眠效果”“恐惧诉求”“对宣传的免疫力”等概念也极大地丰富了传播学的范畴。最终，在拉扎斯菲尔德提出的“选择性接触机制”“意见领袖”“有限效果论”“两级传播论”等系列概念及观点。四大奠基人完美奠定了传播学成为独立学科的基础，拉开了传播学的发展史。

时代需要发展，而时代的发展造就英雄，“传播学之父”施拉姆造就了传播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传播学真正成为独立学科，归功于施拉姆及其撰写的《传播学概论》。作为当作独立学科对传播学研究的第一人，施拉姆努力并使之系统化、完善化，成功系统地谱写了西方传播学独树一帜的框架及结构。

存在正规的发展，当然也会有另类的发展存在。“地球村”的概念提出者麦克卢汉就是传播学发展过程中另类的存在，他以其超前的思维、不羁的个性和艺术的角度对媒介进行了理解。虽然麦克卢汉的预言在后期发展过程中逐步被证实，但是其在传播学领域褒贬不一。20世纪50年代，美利坚合众国的媒介功能主义社会学发表了一个“国际传播”的概念，从20世纪末期起，国际传播领域逐步将全球化的理论内涵及实践经验列为关注焦点。

而在传播学的批判方面，赫伯特·席勒的《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无疑是该领域的经典之作，通过对美国大众传播政策及结构的彻底剖析，为我们揭示了文化帝国主义影响下其信息机构如何在全球推广其文化产品，其外交、经济、政治等各部分的议程设置结构等。另外，《华尔街日报》是威廉·E布隆代尔通过个案的形式在新闻媒体的文化霸权主义国家价值观传播相关策略的呈现，这为媒体的价值观导向和建构等方面相关策略提供大量的经验支持。

1947－1991年，全球无线广播以与意识形态前所未有的紧密姿态成了“冷战”的“重要武器”。1社会主义国家（以苏联为首）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美国为首）开展了一场旷世罕有的广播战。广播事业被两大阵营编排到各自国家的政治生活之中。这一时期，传媒中的报纸、电视在广播交锋之外也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在这场没有硝烟的博弈中，博弈的内容是一国的政治思想、价值观念，而博弈的手段则是国际传播。

1.吴立斌。 中国媒体的国际传播及影响力研究［D］。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 2011.

一大批敏感的学者捕捉到了随着这种跨越国界的信息传播活动，整个世界正在发生的变化。颇具代表性的是加拿大学者马歇尔·麦克卢汉。1964年，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人体的延伸》一书首次提出“地球村”概念。“地球村”的提出在当时国际社会全面冷战的政治格局下犹如一记“晴空霹雳”。

让整个世界真正意识到价值观及意识形态的国际传播威力的事件是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对苏联的“和平演变”。在美苏对抗的过程中，“思想战”被尼克松作为最高效的竞争武器使用。1947年2月，“美国之音”开始对苏联广播，每天1小时。“美国之音”在竭心尽力贬低苏联各方面所获得成就的同时，极力表彰美利坚合众国的民众生活富裕、社会科技先进、国民经济发达，以此诱引苏联听众向往“西方美好社会”，而日益加深其对自身政府不满与失望。20世纪80年代初期，“美国之音”以900万听众数量摘得苏联民众最喜欢收听的电台桂冠，同时期的自由电台和BBC的听众数量都是400万余众。同时，“自由电台”及“自由欧洲电台”在西欧的建立，为美国通过广播电台向苏联及东欧相关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文化及政治的侵蚀提供了便利。这场以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为核心的思想渗透活动以苏联的解体告终。西方国家从中更清晰地看到了价值观国际传播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作用。随着冷战的结束，美、英等西方国家确立了以西方国家为主的国际文化传播新秩序。美国成了“文化输出强国”。

20世纪70年代，人类正式步入卫星传播时代。20世纪90年代，以光纤通信线路为传输渠道的国际互联网应用使全球信息传播环境发生变化，国际信息传播体系趋于完善，相关学科门类及独立研究领域逐渐形成。正是国家传播环境的巨大变化为学者拓展新的视野提供了土壤。随着新课题的不断发掘研究，相关研究成果接踵而至。

在传播学方面，这一时期主要的研究成果有美国学者罗伯特·福特纳的《国家传播：全球都市的历史、冲突及控制》、H·莫拉纳的《全球信息与世界传播》、伽摩利珀的《全球传播》以及英国学者达雅·屠苏的《国际传播：延续与变革》等。随着这些专门分析国际传播规律、机制的研究成果面世，国家传播逐渐从大众传播中独立出来，日益成为一门显学。1

1.陶韶菁。 新媒体环境下马克思主义党报传播研究［D］。 广州： 华南理工大学， 2014.

（二）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研究述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及意识形态方面的对外传播一直暗含在我国的对外宣传中。这里着重论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对外宣传尤其是文化对外传播的相关研究，笔者觉得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至1999年的对外宣传初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国际传播”及“对外传播”的概念没有建立，相关研究主要围绕对外宣传工作的实际需要展开。从目前所掌握的材料看，最早研究我国对外宣传问题并集印成册的是黎元江主编的《对外宣传基础》（1987）。早期的文化对外传播属于对外宣传工作的内容，但并不是对外宣传的重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对外宣传的重点是国内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件在世界的展示，形式多数是以新闻报道的信息传播。但是，早期的研究学者在长期的对外宣传工作中不断地摸索、总结，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99年曾任《今日中国》副总编辑的沈苏儒出版的《对外传播学概要》一书。这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系统研究对外传播现象、探讨对外传播规律的专著。该书从对外传播的特殊需要出发，对对外传播的基本原则、传播效果等进行了考察分析，并且就对外宣传工作的现实情况和未来发展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可以说，这部专著是我国对外传播研究方面的筚路蓝缕之作。

第二个阶段是2000年－2008年的快速上升期。21世纪前后，在改革开放的春风里中国综合国力与日俱增，在中国政治格局趋于稳定、经济保持快速增长、国际声誉不断改善、社会影响不断加强、国际地位日益巩固的背景下，对外宣传的发展机遇暴涨，一大批专业的研究书籍出版面世。根据具体内容可以归纳成两大类：一类是侧重对我国对外宣传的宏观分析与理论阐述，如黄泽存的《新时期对外宣传论稿》（2002）、郭可的《当代对外传播》（2003）、段连成的《对外传播学初探》（2004）、沈苏儒的《对外传播的理论与实践》（2006）、张桂珍等的《中国对外传播》（2006）；另一类则侧重对我国对外宣传的政策解读及具体实践的总结，理论专著主要有刘洪潮的《怎样做对外宣传报道》（2005）、赵启正的《向世界说明中国》（2006）、曾建徽的《融冰·架桥·突围－曾建徽论对外宣传》（2006）等，著作集主要有中央外宣办主编的《对外宣传工作著作集》（1998）、蔡帼芬主编的《国际传播与对外宣传》（2000）、刘继南主编的《国际传播－现代传播文集》（2000）等。

研究论文也逐年递增。据中国知网检索显示，1978年至2008年以“对外宣传”为关键词的相关期刊文章为2262篇，硕士论文56篇。其内容可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对我国对外宣传的宏观研究，如马俊的《新形势下的对外宣传研究》（2003）、王旭的《中国对外宣传的传播学思考》（2006）、刘蕾的《新形势下对外宣传研究》（2006）、刘海燕的《对外宣传与传播策略研究》（2007）等，另一类是关于对外宣传的某一领域及个案研究，如针对特定领域的许勉君《对外宣传材料翻译的现状、存在问题及解决办法》（2002）、针对个案的贺伟《新华社对外宣传报道影响力研究》 （2006）、郝彬彬《China Today（＜今日中国＞英文版）对外宣传策略研究》（2007）等。这一时期，研究成果虽然较前一阶段有了大幅增长，但是受篇幅、字数等的限制，存在很大的深化细化空间，尤其在文化对外传播方面，基本上没有单独地论述，属于“大杂烩”阶段。

第三个阶段是2008年至今，文化对外传播引起重视，价值观的对外传播开始受到关注。2008年，第29届奥运会在北京召开。以北京奥运会的召开为节点，学术界掀起了一股研究文化及文化对外传播的热潮。对2008年至2013年的相关论文进行CNKI检索统计，以“对外宣传”1为关键词的精确检索中，期刊文章为1103篇，硕士论文190篇，博士论文1篇。其中，涉及“文化”的期刊文章为24篇，硕士论文3篇，数量比之前有了大幅提升。

在近十年里，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逐渐引发国内学者的关注2，主要分为以下几种。

1.田丽。 中国共产党对外宣传战略研究［D］。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 2016.

2.王少爽， 田国立。 文化软实力建设与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J］。 河北学刊， 2014， 34（1）： 230－233.

1.文化对外传播现状分析并提出解决对策

例如，郑佳明的《努力开创我国对外宣传新格局》（2003）、伊日和的《论北京奥运筹办期间的电视对外文化传播策略》（2006）、朱建婷《对外宣传：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路径选择》（2008）、梁岩的《我国文化外宣的现实和特点》（2010）、姜洋的《北京奥运会后中国政府文化外宣的策略研究》（2010）、黄小驹的《加快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创新 增强我国文化软实力和国际竞争力》（2011）、鲍晓英的《中国文化“走出去”之译介模式探索－中国外文局副局长兼总编辑黄友义访谈录》（2013）、田丽的《中国共产党对外宣传战略研究》（2016）等，这些文章已经充分注意到了新时期中国开展文化对外宣传的重要性，并尝试提出策略。

2.分析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文化对外传播战略为我国文化对外传播提供有益借鉴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例如，韩召颖的《输出美国：美国新闻署与美国文化外交》（2000）、韩晓彬和张骥的《论美国“文化霸权”的历史渊源与现实基础》（2001）、刘永涛的《文化外交：战后美国对外文化战略透视》（2001）、暨南大学田炳信的《论美国妖魔化中国》（2003）、李智的《试论美国的文化外交：软权力的运用》（2004）、金元浦的《美国政府的文化外交及其特点》（2005）、贺潇潇的《西方主流媒体对我国形象的媒介歧视问题研究》（2007）、邓建国的《行为者与观察者：西方媒体对华报道中的基本归因错误原因分析及对策》（2008）、沈岚霞的《20世纪上半叶美国对华教育传播研究》（2010）、赵莉的《从好莱坞电影看美国的文化传播》（2013）、吴俊青的《论冷战后美国的对外文化战略》（2014）、刘海洋的《美国南海“舆论战”技战术意图分析及启示》（2016）以及徐圣益的《“9·11”后美国国务院对外传播机制变迁－从对外传播视角梳理“9·11”后美国公共外交策略三次重要调整》（2017），这些都是从分析其他国家的文化外交着手，揭示资本主义国家文化外交的本质和特点，谨防其从文化领域对中国的渗透，同时就其具体的传播手段分析，为我国文化对外传播提供借鉴。

3.中国文化对外传播提供具体战略的研究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我党必须坚定企业主体、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立场，加大将中华文化展示给世界的力度。随着我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中国文化影响力及传播力的提高方案就操作层面在学术界激起千层浪，学界纷纷就具体情况出谋献策。吴卫民、石裕祖（2008）认为，中国文化“走出去”务必要及时制定处理当今中外交流的关系所急需的配套政策法规与应对策略。1齐勇锋、蒋多（2010）认为，我国文化还处于“走出去”的初步探索阶段，要进一步创新体制机制、传播方式和公共政策，发展和完善运营模式，通过政策扶持、文化创新和资源整合提升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力。2苏毅（2014）认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要有明确的“核心概念”和准确的“着力点”，要有“营销理念”，要建立效果反馈机制。3蔡尚伟、车南林（2016）认为，中国国内部分区域文化产业尚不发达、产业人才规模小、质量欠佳，需加强政策及相关机构的建立，完善发展体系，从而推进中国文化“走出去”。

1.吴卫民， 石裕祖。 中国文化“走出去”路径探析［J］。 学术探索， 2008（6）： 108－114.

2.齐勇锋， 蒋多。 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内涵和模式探讨［J］。 东岳论丛， 2010， 31（10）： 165－169.

3.苏毅。 国家文化安全战略下的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J］。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 36（5）： 126－133.018

4.针对性强的媒体对外传播力研究

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深化，出现了一批专门针对如何提高媒体对外传播力的研究，包括姚晓东的《如何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美国媒体国际传播的经验及启示》（2010）、梁艳《全球化语境下中国新闻媒体教育功能研究》（2012）、杨奉涛的《试析海外华语电视媒体在国际传播中的作用》（2013）、张国良等的《汉语国际传播的渠道与策略》（2013）、张帆的《从新华社看我国媒体国际传播存在问题及对策研究》（2014）等。

通过研究分析，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当前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几方面：其一，国家对应文化软实力建设整体的战略规划及顶层设计过于薄弱；其二，复合型的国际化高端人才缺失，语言及学术的创新支撑不足；其三，相对落后的设备及技术造成的局限。

综上所述，目前国内学者对国际传播的研究依然属处于自发研究的分散状态，研究中心和重点尚不聚焦，研究成熟程度也参差不齐，缺乏使他们形成合力的有机整合。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研究述评

据统计，从2001－2017年，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相关论文共有11372篇。2014－2016是社会主义核心观研究的高峰，这一时期的文章共有9435篇。

1.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内传播研究

在2012年党的十八大上“三个倡导”的提出，要把研究方向转到“具体如何在国内各个群体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上。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研究被列为2014年度“中国十大学术热点”之首，形成了包括读本、专著、调查报告和学术著作在内的一大批理论学术成果。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虽然这些文章标题中并没有“传播”字样，但很明显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属于国内传播范畴。其研究主要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类是根据传播媒介的变化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研究。尤其是微信、微博等新媒体的出现，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带来的新变化的研究。例如，刘健的《电视传媒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中的优势》（2014）、聂辰席的《在全国交通广播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经验交流会上的讲话》（2014）、王珊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微博传播策略初探》（2015）、薛一飞和邢海晶的《网络传播视域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路径》（2015）、刘继祥等的《微信平台对传播及建构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功能分析》（2015）、李勇的《新媒体环境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体系的建构研究》（2015）、沙艳秋的《地方报纸以公益活动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的实践与思考》（2016）、刘玉莹的《自媒体视域下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研究》（2016）。

第二类是按照传播对象的不同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不同群体中的传播研究。在大学生群体中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情况，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的热点。例如，石秀杰等的《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高校校园文化建设》（2011）、刘铮的《大学生认同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2012）、何伟的《高校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四个维度》（2015）。

从历来文献书籍查看可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关于培育及践行的相关研究，多为理论探讨及阐释，研究主题也单调地局限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及践行对应的理论逻辑、方法路径、意义内涵等。当然也存在部分实证性的研究成果，如张慧春的《浅谈高校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案例－“榜样的力量”优秀学生先进事迹巡讲报告会的启示》（2014）、孙林的《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案例解析》（2015）、高桂明的《心存感动 滋德树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创新案例》（2016）等。但研究成果整体偏薄弱，特别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及践行对应的实效性反馈及评价的相关研究，研究群体大多局限于大学生群体，缺少对研究视野及对象的拓展。1

第三类是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理论基础研究，包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内涵范畴、意义价值、理论逻辑、现状问题、方法途径的阐述和探讨。例如，王传宝的《大众传媒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塑造》（2008）、张勤耘的《树立典型人物群像 扛起主流传播大旗－楚天都市报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若干探索》（2010）、陈翔的《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在部队的传播策略研究》（2011）、施惠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中的两种张力关系》（2012）、曹静等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大学生中的传播方法》（2013）、胡剑慧的《拓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主渠道─以新媒体传播正能量为例》（2014）、杨宏伟的《国家仪式：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有效载体》（2015）、李嘉莉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外传播问题研究》（2016）、杜欣和施惠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政治传播面向》（2017）等。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与其他价值观传播比较研究

1.郑兴东。 受众心理与传媒引导［M］。 北京： 新闻出版社， 1999. 

在推进核心价值观传播这一方面，欧美国家的一些做法十分值得我们研究并加以借鉴。欧美国家在这方面之所以卓有成效，是因为非政府组织推动及执政党全力支持，大众媒体传播及宗教教化传播，法治保障及国民教育渗透。1例如，布庆荣的《评美国的价值观》（2004）、范红和黄瑞熙的《 中西方广告中的文化价值观－符号、语篇与文化价值取向》（2005）、刘国强的《国际传播中的国家主义价值观及其冲突》（2006）、何大隆的《英国：合力传播核心价值观》（2007）、米高峰和安然的《试论美国动画的价值观输出与文化传播策略》（2011）、王亚莉的《西方大众文化价值观的影响与应对思路》（2012）、陈延斌和牛绍娜的《欧美核心价值观的传播路径及其对我国的启示》（2013）、王飞的《西方国家传播核心价值观的经验及启示》（2015）、周凯的《西方国家如何通过文化产业传播核心价值观》（2016）、陈跃娟等人的《好莱坞电影传播的美国价值观研究》（2017）。

同时，不同国家相互之间通过核心价值观的比较，在实践中取长补短对核心价值观的发展具有长远意义。对于核心价值观，我们秉承包容多样性、尊重差异的基本原则，倡导通过相互间的不断交流及合作，达到共同促进及发展的目的。2

3.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外传播研究

2011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首个以“政治传播”为关键词的重大项目《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与策略体系》3，开启了我国对外传播研究的另一个阶段。2012年至今，从知网搜索到的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关的文章共28篇，分别是关世杰的《对外传播中的共享性中华核心价值观》（2012），蔡惠福等的《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须搞好核心价值观的对外传播》（2012）、《在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中积极搞好核心价值观的对外传播》（2012）和《如何对外阐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014）三篇系列文章，王丽雅的《中华文化核心价值观对外传播现状初探（上）－基于中国文化印象调查数据的分析》和《中华文化核心价值观对外传播现状初探（下）－基于中国文化印象调查数据的分析》（2014），陈律的《加强核心价值观的对外传播》（2013），赵丽涛的《全球化背景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对外传播》（2014），刘文佳的《全球化视域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外向传播》（2014），李嘉莉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外传播问题研究》（2015），朱霁的《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对外传播及其实践路径》（2016），徐稳的《试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问题与对策》（2016），梁贞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外传播探析》（2016），张翠艳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问题与对策研究》（2016），谢佳奇的《全球化视域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外传播策略探析》（2017），魏建华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外传播路径探析》（2017），侯利民的《“一带一路”区域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策略》（2017），等等。

1.蔡帼芬。 国际传播与媒体研究［M］。 北京：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2003.

2.沈兴大。 对外宣传文选［M］。 北京： 人民中国出版社， 1990.

3.苏颖。 “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理论与策略体系研究”开题会综述［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12（1）： 125－127.

上述文章多数是从宏观视角来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义和普遍性途径，具体细分受众，针对某一国别或者组织提出有针对性地策略较少。

4.研究的不足之处和有待加强的方面

总体来讲，随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国内开展的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内容的对价值观传播现状、途径的研究方兴未艾，涌现出了一批优秀成果，对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效果，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大有帮助。但是，不得不指出，当前的研究还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国内传播上，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外传播方面研究较少。学者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的研究重点多在国内，较少研究对外传播；而在对外传播领域，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特定内容的传播也是少之又少。从2008－2017年公布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立项情况显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篇名的项目共有148项，但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外传播为主要内容的项目数则只有1项，是2017年立项的国家社科一般项目（马列·社科）－邓静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外传播的文化产业路径研究》。1针对某一特定国别或区域开展对外传播研究的为零。针对某一区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对外传播的分众研究将会是今后相关研究的重要内容。

第二，研究受政策导向影响较为严重，存在扎堆研究现象，视野不够开阔，问题意识不够强。2受政策导向的影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相关研究从2012年之后呈爆炸式增长。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包括地区基金和青年基金）立项数为例，2008年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内容的立项项目仅为1项，2009年为2项，2010年仅增长为3项，2011年减少为2项，但2012年迅速增至12项，2013年继续增长至20项，2014年为25项，2015年为16项，2016年为22项，2017年依旧保持了22项。3在这些项目中，不乏一些观点鲜明、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也存在着一些重复研究、“炒旧饭”的内容。在内容上，存在“本本主义”倾向，主要围绕着政策文件“闭门造车”；在研究对象上，不是集中大学生这一群体，就是集中关注新媒体背景下的价值观传播现象，扎堆现象严重；在领域上，理论研究较多，而针对实际提出具体策略指导实践的研究较少。

1.以上数据来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据库。

2.刘小燕。 政府对外传播［M］。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10.

3.以上数据来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数据库。

综上所述，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对外传播研究，我们还有很多理论与实践课题有待深化。例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外传播话语解释系统的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外传播机制的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外传播策略的研究特别是具体到不同国别、区域的策略研究等。针对这些课题，我们要充分运用多学科交叉的方法，批判式地借鉴他国价值观对外传播的做法，1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既接“天线”，又接“地气”，坚持继承传统与注重现实的结合，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对外传播提供理论的指导和践行的依据。

1.刘洪潮。 怎样做对外宣传报道［M］。 北京：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2005. 

（四）中国对东盟国家相关研究述评

根据CNKI期刊论文数据库统计，在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东盟”＋“传播”为题名的精确检索中，没有找到任何文章。随着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立及发展，近年来针对东盟国家的研究也日益增多。据统计，自2004年中国－东盟博览会落户南宁以来，研究东盟/东南亚国家的文章逾50000篇；随着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贸区全面启动，针对东盟研究的文章数量也到了历史新高，仅2010年就有5311篇，且大部分为对东盟经济的研究（图0－1）。另外，这些文章主要研究者呈现出明显的地域特征，多集中于广西、广东、云南等邻近东南亚国家的省份。

图0－12004－2017年我国研究“东盟/东南亚”的文章发表情况

此外，我国学者主要研究内容多集中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合作的成果，其中研究经济的内容居多，研究政治的内容其次，研究文化的内容较少，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东盟传播的内容寥寥无几（表0－1）。

在这些研究中，主要研究焦点集中在中国－东盟在经济领域的合作。例如，徐芮的《中国外交中的区域经济合作－从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成功运作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发展与前景》（2004）、刘佳的《东盟（10＋1）自由贸易区税收协调框架构建问题研究》（2005）、荣静的《中国与东盟农产品贸易竞争和贸易互补实证分析》（2006）、彭芸的《中国在东盟一体化中作用的思考》（2008）、赵雨霖的《中国与东盟 10国双边农产品贸易流量与贸易潜力的分析－基于贸易引力模型的研究》（2008）、陈锴的《中国－东盟地缘经济关系研究》（2009）、周署东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基于GTAP模型的模拟分析》（2010）、赵春明的《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2011）、桑巴特的《中国的“和谐世界”政策及其对中国－东南亚国家关系的启示》（2012）、吕余生的《深化中国－东盟合作 ，共同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2013）、文艳的《中国－东盟经济合作的未来空间拓展－基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倡议的分析》（2016）等。

也有一些研究把研究重点放在政治安全上。例如，尹承德的《东盟外交新走向－兼论中国与东盟关系》（2004）、曹云华的《睦邻外交政策与中国－东盟关系》（2004）、方军祥的《中国与东盟：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的现状与意义》（2005）、王勤的《东盟区域一体化的发展及成员国间的双边关系》（2006）、丁义平的《东盟在东亚区域合作中的角色定位研究》（2007）、陆建人的《从东盟一体化进程看东亚一体化方向》（2008）、蒋俊鸿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争端解决机制研究》（2010）、陈卓的《新安全观框架下的中国对东盟外交战略研究》（2012）、李广振的《冷战后东盟软均势战略分析及其中国的对策》（2013）等。

中国－东盟之间的文化研究较少，针对价值观传播的文章寥寥无几。湖南大学黄珂的《冷战后中国对东盟的文化外交研究》通过分析中国－东盟之间的地理、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方面的联系与利弊，阐述了冷战后如何进一步加强中国在东盟地区的文化外交的方法；黄里云的《中国－东盟关系中外交话语的适调与建构探究》从中国与东盟关系中的外交话语的社会、文化和历史角度进行分析，考察中国与东盟关系与话语相互建构、相互塑造的过程。

综上来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整个的东盟研究中属于开拓性的研究，可借鉴的前人研究很少，有很多基础性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亟待解决，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东盟的传播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东盟的价值观输出有何区别；在当前“一带一路”和推进中国－东盟一体化建设背景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东盟传播的价值和意义有哪些；跨文化传播背景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东盟传播的具体传播策略应该如何制订；等等。而对这些问题的探索也是本文的主旨所在。

四、核心概念的界定

概念是逻辑的起点。1明晰核心概念，界定好核心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是进行逻辑阐述的基础性工作。本文主要涉及三个核心概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东盟价值观、对外传播，接下来将会对它们逐一进行界定。

1周越， 徐继红。 逻辑起点的概念定义及相关观点诠释［J］。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5）： 16－20.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每一个国家都会在长久的历史文化积淀和所处的社会意识形态下形成具有各自特色的核心价值观。这里着重阐述的是核心价值观的发展内涵。

价值是核心价值观的逻辑起点。价值的最初定义是经济学意义上的交换价值，是一种使用价值同另一种使用价值相交换的量的比例或关系。后来，价值一词被引入哲学领域，不仅用来解决如何认识世界的问题，还用来解决如何从善恶层面对主客体间的利害关系予以界定的问题。在本书中所讨论的价值指的是哲学领域的价值，是在“价值观”这一语境中所讨论的“价值”。本书在探讨中会以人作为主体。

就个体而言，每个人都有价值观。社会是由无数个体组成的整体。就一个社会而言，不会仅存在一种价值观念，而是多种价值观念并存，它是无数个价值观形成的多层面、多等级的庞大的价值观念体系。在多种的价值观念体系中，必然有一种价值观扮演着核心角色，并占据主导地位，那就是核心价值观。

2006年，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2012年11月8日，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以24个字概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即国家层面倡导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社会层面倡导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个人层面倡导的“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每个社会团体与个人都应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在本书中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调的是中国特色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发展内涵，它并不仅局限于核心价值观书面上的24字，还包含了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地推进而不断地被丰富、被发展的内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体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内涵。

1.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范畴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的广大无产阶级的价值思想体系，符合最广大中国人民的利益。任何价值观都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产物，会不可避免地打上阶级的烙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不例外。它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无产阶级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总结出的价值观，能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设计和道路安排上的优越性。这一点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西方国家价值观的根本区别所在。

2.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立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必须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历史文化相契合，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人民正在进行的奋斗相结合，同这个民族、这个国家需要解决的时代问题相适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五千年中华文明的积淀是不可割裂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多种形式印刻在中华人民的血脉中一代一代地传承下来，成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与“魂”。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有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它的精神命脉。同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在这个伟大的实践中，优秀的传统文化得以通过检验，一些不好的封建文化糟粕则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洪流中被自然淘汰。这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我国封建时期的价值观念的区别。

3.得到中国大多数成员认同，具有最广泛的社会基础

“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1在整个社会化进程中，中国人民作为价值主体，能够自觉地在日常生活中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标杆审视自己的行为，并将其逐渐内化为自身心中的价值追求和价值向往，使自己的价值追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同向同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最大多数成员认同的价值理想、价值尺度、价值原则的集中反映。这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多种思潮冲击下与中国社会其他价值观念的区别。

4.指向人类共同的目标－更美好的未来

它能够把人们对美好未来的期待转化为引导人们进行价值追求和价值实践的动力，鼓舞人们朝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未来前进。这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吸引力和感召力之所在，也是其在东盟国家得以传播的内容基础。2本书将以更加开阔的视角关注在大众传播媒介之外发生在民间文化交往领域的，以多种形式表现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对外传播现象。

（二）东盟

东盟，全称为东南亚国家联盟（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英文缩写为ASEAN。东盟的前身是1961年7月31日泰国、马来亚（现马来西亚）、菲律宾三个国家在泰国曼谷建立的的东南亚联盟。1967年8月，菲律宾、印度尼西亚、泰国、新加坡四国外长和马来西亚副总理会晤，共同发表了著名的《东南亚国家联盟成立宣言》（又称《曼谷宣言》），标志着东南亚国家联盟的正式成立（简称“东盟”）。当时的成员国是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5个国家。

在成立之初，东盟主要定位于联合周边国家抱团取暖，共同捍卫联盟安全及利益，以方便与其他大国尤其是西方国家保持战略合作关系的联盟。主要活动局限于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探讨和合作。随着《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巴厘宣言》等一系列条约的签署，东盟与各国之间的交流合作大大加强；通过采取有效经济措施，东盟经济实力得以迅速增长；除了经济、文化，东盟各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领域方面的合作也日益加强；东盟各国协调一致，在重大国际问题决策统一，逐步成为一个有一定影响的区域性组织。

1杨叔子。 对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理解［J］。 中国大学教学， 2014（9）： 421.

2Ba A D。 Who＇s Socializing Whom？ Complex Engagement in Sino－ASEAN Relations［J］。 The Pacific Review， 2006， 19（2）： 157－179.

20世纪80年代后，文莱、越南、老挝、缅甸和柬埔寨先后加入东盟，东盟成员国由五国发展为现在的十国规模，即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新加坡、文莱、越南、老挝、缅甸和柬埔寨。相当于与中国相邻的十一个东南亚国家除东帝汶外，全部加入了东盟。东盟十国合计总面积约444万平方公里，合计人口约为6.01亿。

2002年1月1日，为推动东盟经济一体化，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启动。2003年10月，第九届东盟首脑会议在印尼巴厘岛举行。会上，东盟十国共同发表了《东盟协调一致第二宣言》，宣布东盟将于2020年建成东盟共同体。

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本书中所涉及的“东盟”，是指向传播效果而非特定传播地理地域，即所有传播效果最后作用于“东盟国家”或“东盟国家国民”的，传播地域不在东盟国家境内的传播现象也属于此范畴。

东盟国家与中国山水相连，血脉相亲。在东盟正式成立之前，东南亚国家就与中国有着广泛的交往，在文化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都是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够在东盟国家进行传播的先期基础。1当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所以能在东盟国家顺利传播，还依赖于以下条件。

（1）地理位置上相邻，国家之间交往由来已久。东盟十国是中国的近邻。中国与东盟国家中的越南、老挝和缅甸陆地接壤，与三国的边界线长度约为中国陆地所有边界线长度的六分之一。中国与东盟十国的交往由来已久。在古代，东南亚国家（先后被中国称为“南海”“东西洋”和“南洋”）与中国封建王朝长期保持朝贡关系，双方文化交流与经济贸易往来十分密切。例如越南，在古代曾是中国的藩属国，被称为“交趾”“安南”“大越”“大南”“南国”等，从这些名称中就不难看出古代越南与中国的亲密关系。古代中国统治者把越南看着是中国南部的一部分，希望其“安定”。近代，在反抗外来侵略、争取民族解放斗争中，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人民相互支持，是密切的战友。二战结束以后，东南亚各国纷纷摆脱外来殖民统治，建立了独立的民族国家。在东南亚国家发展的过程中，中国为东南亚各国提供了大量的援助。虽然冷战期间，中国与部分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一度处于紧张状态，但从20世纪中期开始，中国与大多数东南亚国家新建或者恢复了正式外交。2003年，中国成为第一个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的非东盟成员国家。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正式建立，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进入全面高速发展的快车道。2013年，习近平出访印尼时表明在21世纪中国将一如既往地坚持讲信修睦，与东盟国家缔结睦邻友好条约，共同绘就中国与东盟国家和谐融洽的发展蓝图。

1Ba A D。 China and ASEAN： Renavigating Relations for a 21st－Century Asia［J］。 Asian Survey， 2003， 43（4）： 622－647.

（2）经济贸易交流频繁，人民之间交往密切，有着悠久的传统友谊。在漫长历史进程中，中国与东南亚贸易交往密切。在两汉时期，中国的铁器、农耕技术就传到了越南，越南的象牙、玳瑁等珍稀物品也传入了中国。随着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开通，我国与东南亚国家，如越南、柬埔寨、缅甸等国之间的互市活动越来越频繁，人民之间的交往也日益密切。从唐朝开始，我国东南沿海一带陆续有很多人到南洋诸岛谋生。明朝期间的郑和下西洋时，途径东南亚国家，不仅沿途开展了与东南亚国家国民的贸易买卖活动，还使更多的中国人迁徙到南洋各岛定居，成为华侨。直到今天，在和平和发展成为世界主旋律的时代背景下，中国与东盟国家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不断扩大各领域的务实合作，互通有无，优势互补。中国向亚洲基础投资银行筹集资金，设立中国－东盟海上合作基金，与东盟国家共享机遇、共迎挑战，同时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人民交往也日益密切。以2012年为例，一年内，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的人员往来高达1500万人次，平均每周都有1000多个航班在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往返，1民间交往的频繁程度由此可见一斑。交往的频繁促进了友谊的发展，也夯实了中国与东盟之间友好关系的社会基础。

（3）同属中华儒家文化圈，文化中有着很多共享之处。在历史长河中，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人民创造了丰富多彩、闻名世界的先进文明，这些文明相互融合，相互促进，形成了中华儒家文化圈。至今，中国与东盟国家在文化上仍存在很多共同共通之处。今天，随着孔子学院在泰国、印尼、新加坡等东盟国家落地开花，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文化交流活动日益增多，如中国－东盟文化交流周、中国－东盟戏剧展演等，中国与东盟之间的文化交流开启了新篇章。仅以2017年10月1日至10月7日一周为例，被媒体报道的中国与东盟国家开展的文化交流活动包括中国驻缅甸大使馆在内比都举办“中国电影周”启动仪式、中国杭州画家陈逸在河内开展“行云观止”水彩绘画个展性、中缅老泰越五国在云南瑞丽共庆中缅胞波节、老挝国立大学成立孔子学院、在北京举行旅居北京越南人社群体育运动会等。各式各样的文化交流活动对促进中国与东盟国家人民的文化共识发挥了积极作用，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东盟国家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4： 292－293.

而从东盟国家的自身需要角度出发，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快速建设和发展、“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中国崛起等一系列时代境遇更是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东盟国家传播提供了历史契机，大大增加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东盟国家的传播的可行性。

（4）从经济角度来看，东盟国家的经济发展离不开中国这一重要的贸易伙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东盟国家发展经济不得不“补”的一堂课。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持续低迷的同时，近些年中国经济的高速持续稳定增长已经引起了包括东盟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的侧目，一时间，中国模式、中国道路成了包括东盟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经济学家、理论学家研究的热点。“中国研究热”、“世界汉语学习热潮”已经证明了世界各国对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浓厚兴趣。东盟与中国接壤，大多数东盟国家经济发展程度不高，发展愿望迫切。随着“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推进和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设，东盟国家越来越多分享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红利，越来越多的东盟国家从商者在与中国的经济贸易合作中尝到甜头。中国的经济高速稳定持续增长绝不是一个偶然的、单纯的经济事件，而是包括了制度安排、核心价值引领等多要素的事件。要想真正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人、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原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东盟各国不得不“补”的一堂课。

（5）从政治安全角度来看，东盟国家要想尽量避免和中国之间矛盾和冲突，需要了解21世纪中国人的价值观，形成最低限度的价值认同。要真正形成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形成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意识，不仅中国需要真正地了解东盟，东盟同样需要深入地了解中国。而这种了解深入与否的关键就在于中国与东盟国家双方的价值观是否被对方所认同。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东盟国家的传播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东盟国家国民认识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真正内涵，中国要的是和平而不是战争，中国是要与邻国一同发展而不是侵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东盟国家的传播并不是为了强迫东盟国家认可“我”的核心价值观，而是一种“价值认异”，一种“和而不同”的尊重，其目的是形成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价值认同。

（6）从文化交流合作角度来看，了解21世纪中国人的价值取向是东盟各国与中国开展文化合作交流的基础。文化的核心在于价值观，要想真正地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必须从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始，这样才能把握住中国文化的核心要义。东盟国家和国民只有先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再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手增进对中国、中国人、中国文化的了解，才能真正地把握中国人的价值取向，顺畅地开展与中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合作。

（三）价值观对外传播

想要知道什么是价值观对外传播，需要对以下几个词语进行界定。 首先是传播一词。传播现象在中国古代早已有之，最早是出于信息传递的需要。恩格斯在《劳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中这样描述这种信息传递需要：“劳动的发展必然促使社会成员更紧密地互相结合起来……一句话，这些正在形成中的人，已经到了彼此间有些什么非说不可的地步了。”1正是因为这种信息传递的需求，人类在开始出现群体、部落、氏族和社会的同时，就有了声音、符号、结绳、烽火、图画、雕刻等形式开展的传播现象。“传播”翻译自英语communication，发源于拉丁语communis，本意是“交流”“沟通”。20世纪20年代，随着西方传播学者对传播现象的广泛研究，关于“传播”的定义也变得五花八门。美国学者施拉姆等人强调“传播是信息的共享”；传播学者杰拉尔德等强调“传播是有意图地施加影响”，美国传播学者贝雷尔森等强调“传播是信息交流的互动过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81出版的《多种声音，一个世界》中定义“传播是指个人之间和人群之间交换新闻、事实、意见、消息的过程”。由此可以得出，传播是人类交流信息的一种社会性行为，是人与人之间，人与所属群体、组织和社会之间，通过有意义的符号所进行的信息传递、接受与反馈行为的总称。2

其次，与传播紧密相关的另外一个概念是对外传播。传播整体上由两个部分构成：由内至外与由外及内的传播。由外及内的传播是将国际社会的重要事件和变化传达给本国民众；由内至外的传播是把本国有关文化、经济、政治等方面的信息传达给社会。后者是以“我”为传播的主体，受众是传播对象国或者国际社会；前者则是以他国为主体的传播，受众是“我”。前者较好地处理了如何有效控制所有的外来信息这一问题；后者则主要处理好了如何有效地进行传播以及如何适应于外部存在的传播环境两个问题。

1陈爱华。 恩格斯劳动视域中的生态伦理观－对《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的伦理解读［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12（3）： 67－75.

2吴文虎。 传播学概论［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0： 3.

本书中所涉及的传播，主要是指在东盟国家的传播，是对外传播，属于国际传播（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这一范畴，主要应放在国际传播学的理论视阈下进行考察和关联。 美国学者罗伯特·福特纳认为，国际传播可以理解为借助大众传播的媒介以跨越国界的方式进行信息的传播。郭可在《国际传播学》一书中指出，以国际组织及民族国家为主导力量，同时借力大众传播媒体（即国际媒体）实现跨越民族及国家界限的国际信息有效传播及其过程叫国际传播。中国传媒大学教授田智辉则认为国际传播是一种跨民族及国界的信息分享与交流。

随着国际传播学的发展以及思想的碰撞，学界如今关于“国际传播”较为普遍的界定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国际传播，指跨越国界的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包括首脑互访，双边会谈以及其他相关事项；狭义的国际传播仅表示跨越了国界的大众传播，指基本单位是社会或者国家，国与国之间以大众传播为支撑的传播。本文中的国际传播指广义的概念。

按照对外传播的内容，可其分为对外经济传播、对外政治传播、对外文化传播等。而价值观对外传播是文化对外传播的核心和灵魂，这里要做几个概念的区别。

1.对外传播与对外宣传的不同

周明伟曾指出，中国外文局从建局的第一天开始，一批内外文化沟通的大师就以自己的经验和对外交流的实践，在缺失对外交流资源、国际环境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开启了向世界宣传新中国的事业。

可以看出，在我国早期的对外传播中，“对外传播”更多的是“对外宣传”，主要理论是对外交往学，实践基础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对外宣传的经验，着重于“宣传”而不是“传播”，具有官方色彩浓厚、政治说教直白的特点。而本书中“对外传播”更多地适用于“国际传播”理论，不是从“宣传”角度出发，而是借助国际传播学的理论、技巧和策略，以国际的视野和传播的身份，与世界分享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并不断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念内化于他国、他人。

2.价值观对外传播与价值观对外输出的区别

当前，对外传播的使命是向世界说明本国的价值观，说明国家的理论、道路、制度。无论以怎样的形式，无论任何一个国家，价值观传播这一对外传播的中心内容和重要使命都不会改变。但是，价值观的对外传播与一些西方国家推行的文化霸权主义的文化输出具有本质的区别。文化霸权主义中的价值观文化输出是以更多手段，将本国的价值观强加给其他国家，企图对目标国进行价值观的输入以改变其原有的主流价值观，进而达到其颠覆目标国意识形态或政权的目的。而价值观的对外传播则不同，主要是将价值观的成果与其他国家分享，其中包括两个部分：价值认同和价值认“异”。价值认同部分是指通过对价值观中共享性信息的对外传播，达成双方对彼此价值观的认同，减少分歧增加信任，共同营造双方沟通的良好基础；价值认“异”则是指对于价值观中存在分歧的非共享性信息，并不一定要强迫其他国家接受，而是通过对外传播争取获得其他国家对己国价值观相异部分的尊重。

五、研究的方法

选择何种研究方法直接决定着研究成果是否可行与可靠。本书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文献法

对相关的重要文献和经典著作进行研读和分析，寻找著作中的相关观点，尤其是原生性观念。在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东盟国家的传播研究中，要特别注意把相关研究放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框架内，注重挖掘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解决问题。

（二）多学科综合分析法

由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东盟国家的传播涉及政治传播、文化传播的内容，本研究借鉴了政治学、传播学等其他学科的方法和理论。

（三）调查法

主要是数据分析、问卷和个别深度访谈等方法。主要用于考察和分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东盟国家的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方式和技巧方面各具有哪些特点和不足，并提出策略与方法。一方面，利用所在工作单位广西大学中国－东盟研究院的东盟十国信息数据库的数据（包括东盟十国各国别研究所的舆情周报以及综合推出的东盟舆情政治周刊、东盟舆情经济周刊、东盟舆情社会周刊），对对象国的主流媒体进行内容分析。数据来源包括有越南的越南通讯社、《越南共产党电子报》《越南人民报》《西贡时报》、越南之声广播电台、越南中央政府门户网站（英文版）等；印尼的《雅加达邮报》《千岛日报》《印尼商报》《国际日报》《星洲日报》、印尼全球网、印尼政府网站等；新加坡的《联合早报》《海峡时报》《今日报》《My Paper》《Asia One》《The Business Time》及News Asia频道等；文莱的《文莱时报》《罗婆洲邮报》《联合日报》、文莱第一新闻网站、新文网等；泰国的《星暹日报》《世界日报》《联合早报》《暹罗早报》《曼谷邮报》《中华日报》《国家报》《民族报》、中华网、泰华网、泰国头条新闻、泰华卫视、泰国通讯社等； 马来西亚在线、马来西亚各部委网站、马新社、《新海峡时报》《中国报》《光华日报》《星报》《南洋商报》《星洲日报》等；缅甸的缅甸政府网、《缅甸时报》、伊洛瓦底新闻杂志和缅甸国际电视台；老挝的《万象时报》《高棉日报》《人民报》《新万象报》《社会经济报》、巴特寮新闻社、新老挝网、老挝国家广播电台；柬埔寨的《金边晚报》《高棉日报》《星洲日报》《柬华日报》《柬埔寨日报》《金边邮报》《华商日报》、柬埔寨政府各部门官网、柬埔寨天空网等；菲律宾的《菲律宾星报》《询问日报》《马尼拉标准今日报》《马尼拉时报》《ABS－CBN NEWS》《世界日报》等媒体信息。把数据库中的东盟国家主流媒体相关新闻中对东盟国家中影响较大、转引率较高的媒体涉华报道进行数量和内容分析，并按照时间进行排序。另一方面，对我国主流媒体涉及东盟的对外报道进行内容分析，如新华社、中新社、《中国日报》。同时，向来自东盟的留学生发放问卷和进行个别深度访谈，以了解其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识情况。

六、可能的创新之处

（1）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研究来说，本文的创新点在于以对外传播的视角，站在更为宽广的视野，研究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国际上发出的声音。

（2）就我国现有的对外传播而言，本文的创新点在于针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特定的传播内容，进行在东盟国家这一特定区域的有针对性的具体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别于中国其他的传统“产品”，与一国的战略、外交、政治需要具有紧密的联系；而在东盟国家的传播有别于在其他国家、区域的传播，带着特殊的文化背景和战略意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东盟国家的传播获得了与其他国际传播不同的创新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