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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除书签第二章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东盟国家传播的时代境遇
马克思主义精神交往理论告诉我们，考察传播现象要站在更为广阔、宏观的视角，把对人类的精神交往活动（即传播活动）放在社会大系统中进行考察。在讨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东盟国家传播之前，先要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在什么样的时代背景下进行传播的，具有怎样的传播契机和挑战。为此，本章着重围绕推进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背景下的新要求、“一带一路”的建设和发展的新机遇、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和发展的新契机、全球化与逆全球化背景下的价值冲突、文化霸权主义背景下“西强东弱”与“东方突围”等五个方面论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东盟国家传播的时代境遇，阐述这些时代境遇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东盟国家传播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一、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提出的新要求
随着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设和发展，中国和东盟国家经济合作日益频繁、政治关系日益密切，文化交往日益亲厚，彼此成为更加紧密的共同体。如何通过文化交流和传播，形成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共识，促进民心相通，推动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设和发展，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发展贡献力量，这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东盟国家传播的重要时代境遇之一。
（一）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的提出
伴随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国际合作高度密切，任何国家都无法独立地影响世界经济。同时，随着跨国合作的深入，为了避开世界经济格局动荡带来的强烈冲击及各类危害，“抱团”发展已成为强大经济体发展最常见、最有效的手段。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中最大的经济体，清楚认识了经济全球化这一现实状况，并以此为根据调整自身的经济贸易环境，直面经济全球化的浪潮，积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努力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中来，积极顺应了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趋势。正因如此，中国才没有在经济全球化的狂潮里被孤立起来，而是走出了积极与世界经济接轨的关键一步。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贸易领域不断拓宽，贸易范围不断拓展，同时贸易规模不断拓增，俨然已是紧随美国之后的第二大贸易经济体。美国为了遏制中国的发展，建立了以太平洋国家为主要参与者的同盟，而欧盟也效仿美国的做法，建立了TTIP贸易同盟、PSA服务贸易，企图将作为全球第一大出口国及第二大进口国的中国排除在外。
同时，随着全球经济下滑、金融危机影响还未消散、美国重返亚太等一系列问题所带来的复杂国际格局环境，建立自由贸易区将为中国另辟蹊径。自由贸易区不仅可以促进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尽量接轨，还促使人民币在一定范围甚至国际范围内自由流通，增强了其国际影响力。
2000年，中国及东盟各国主要领导人于新加坡召开第四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会议上提出了“中国－东盟自贸区”这一全新概念，并于2002年召开的第六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中签署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揭开了中国－东盟自贸区成立的序幕。2004年，《货物贸易协议》在中国与东盟之间正式签署，自贸区建设进入实际执行阶段。而在此后的六年间，中国和东盟还签署了《投资协议》《争端解决机制协议》《服务贸易协定》等文件。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贸区正式成立。1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启动是东南亚国家的一次重大政治、经济事件。作为亚洲第一、全球第二的经济体－中国与在世界范围内仅次于欧盟的第二大一体化实体－东盟的融合是世界经济史上的一次划时代事件。融合后的中国－东盟自贸区拥有近20亿人口，GDP总量可达近8万亿美元，外贸总额近5万亿美元，发展潜力无限。2随着中国－东盟自贸区的成立，中国与东盟国家站在了新的发展起点上，双方从此进入零关税时代，极大地推动了双方经济交流与合作的广度与深度，为双方打造更广阔的合作蓝图奠定了基础。中国－东盟自贸区的运行，不仅为相邻的日本、韩国、印度提供了更多的经济领域合作的机会，还为整个东南亚地区的经济文化合作提供了优良的范本。
1邹国勇， 吴琳玲。 TPP、RCEP背景下的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挑战与应对［J］。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2姜志达。 2010年中国－东盟自贸区：进展与前景［J］。 国际问题研究， 2011（2）： 10－14.
（二）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东盟国家传播的新要求
如何才能加快推进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设，形成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需要考虑的因素有很多。其中，如何让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尽快形成文化共识、价值共识就是重要的一环。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东盟国家的传播是推动中国与东盟之间形成价值共识的重要举措之一。
（1）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东盟国家的传播是达成文化共识和认同，推动中国与东盟国家经济贸易合作的新要求。文化差异的国家要互相融合才能促进经济发展，而这种经济互动下的文化融合必然要以一种深层文化作为依托。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与东盟经济贸易合作在世界经济贸易的分量已经不可小觑。在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入的过程中，双方文化市场逐步拓展，形成了影视业、演出业、音像业、文化旅游业、文化娱乐业、网络文化业等行业门类，不断地增加中国－东盟经贸体系中的商机，促进了双边经济稳步快速增长。中国对泰国投资增长势头迅猛。黄斌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建设规模不断扩大，与沿线国家产能合作逐渐升级以及“中泰一家亲”的双边友好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泰国市场受到越来越多中国投资者的青睐。据介绍，中国企业选择泰国，一方面看中了泰国在国际贸易体系中的优势，能够使企业在一定程度上规避贸易壁垒；另一方面能够充分利用当地丰富的生产要素，特别是原材料资源，这既可以降低生产成本，又能够扩大本地销售规模。例如，中资橡胶轮胎企业在泰国投资，既可以利用其丰富的橡胶资源，又可以将产品供应给泰国的汽车生产企业，从而实现生产和销售的本地化。同时，泰国地处中南半岛枢纽地带，交通区位优势明显，已经逐渐成为中资企业进入东盟市场的前站。1近几年，中国成为东盟国家最受欢迎的文化投资目标国之一。毫不夸张地说，推动中国与东盟各国经贸合作的深入开展，深层次的文化交流尤其是价值观的共享和共识十分重要。
（2）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东盟国家的传播是保障中国和东盟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维护中国和东盟良好外交关系的必然要求。东盟是中国文化外交的重中之重。在源远流长的历史长河中，出于历史文化、地域文化、宗教文化等因素，中国文化和东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往来交流甚多，同属“大中华文化圈”。20世纪，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余温及冷战的影响，美日帝国主义在中国和东南亚地区强力推行文化霸权主义，以文化观念及意识形态的形式向中国和东南亚国家进行文化侵蚀和意识形态渗透。尤其是在东盟国家，这种文化侵蚀和意识形态渗透，加上别有用心地对“中国威胁论”的发酵，严重影响中国与东盟国家双边关系和谐顺利发展，直接威胁到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安全稳定。
1张志文。 中国对泰国投资快速增长［N］。 人民日报， 2015－10－28（22）。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这意味着在未来的5－10年内，中国对外开放的力度、领域、深度都会加强。面对西方通过文化演变和颜色革命的形式引发的意识形态安全威胁，我们要主动出击，努力扩大在东盟国家的中国文化影响力，变被动为主动，积极推动中国文化在东盟国家的传播，将因历史、战争原因而断接的中国与东盟文化血脉重新连接起来，让东盟各国人民得以共享中华文化之美、共获中华文化之利、共受中华文化之益，1有效抵御西方国家针对中国及中国近邻的文化侵蚀和意识形态威胁，确保中国和东盟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奠定中国－东盟自贸区稳定发展的意识形态基础和文化基础。我们应该承担起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及“中华文化圈”核心国家的文化责任，向东盟各国展示中国“和谐发展”的价值理念，不断加强双方在合作条例框架内的紧密合作，让双方的沟通、互信和理解水平更上台阶，消除双方之间的矛盾，保持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和平稳定发展局面。
二、“一带一路”的建设和发展
“一带一路”是习近平在2013年访问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时提出的倡议，概括起来说就是指“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2013年9月7日，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重要演讲，首次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2013年10月3日，又提出了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在亚欧大陆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为包括沿线东盟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新的挑战。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综上所述，“一带一路”倡议是新时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海上丝绸之路”重要枢纽的东盟国家传播中不可忽视的时代境遇。
1姜志达。 2010年中国－东盟自贸区：进展与前景［J］。 国际问题研究， 2011（2）： 10－14.
（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
2013年9月7日，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重要演讲，首次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1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提出是我国经济发展、政治外交领域的一大创举。2013年10月3日，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重要演讲时明确提出，中国致力加强同东盟国家的互联互通建设，愿同东盟国家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2013年11月，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加快同周边国家和区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2. 至此，“一带一路”被正式提升为国家战略。
“丝绸之路经济带”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长、最具有发展潜力的经济大走廊”，它贯穿整个欧亚大陆，东连亚太最繁华的经济圈，西接欧洲乃至世界最重要经济圈，两边“高”，中间“塌陷地带”则是处于两大重要经济引擎之间的众多经济水平还比较低的沿线欠发达国家。“丝绸之路经济带”先是一个“经济带”概念，无论是两头“高”的国家和国民，还是中间沿线的欠发达国家和国民，都有着快速发展经济、过上美好生活的迫切愿望，这是开展合作的国际战略基础。中国和沿线国家可以通过加强政策沟通、加强道路联通、加强贸易畅通、加强货币流通、加强人民友好往来和社会交往，逐步实现“经济带”的战略构想。3除了陆上的交通，还有一条“丝绸之路”取自海上，它自中国东南沿海港口，往南穿过南中国海，途径太平洋、印度洋、波斯湾地区，远及东非、欧洲，也是中国与其他各国贸易往来、经济交往、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今天，我们重提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借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符号，共谋21世纪中国与沿线国家、地区的海上的新发展，打造经济合作、利益共谋、互补互助的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这具有广泛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彰显了中国雄厚的经济实力和深远的发展愿景。
“一带一路”是和中国－东盟等既有合作机制、上海合作组织、欧亚经济联盟等合作体有着明显区别的，它是由中国根据自身的发展情况和国际社会的政治经济格局所倡议的新型发展理念，是中国推广和平发展的国家战略的具体实施方法，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利用现有的多边合作平台，深入地和沿线国家开展各项经济合作，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开展“一带一路”建设，并不是由中国一家承包的，而是搭建合作框架，欢迎沿线国家和其他国家地区共商大计。因此，“一带一路”是对沿线国家和地区以及利益相关方共同开放的，只要你愿意，全部都能成为其中的一分子。按照地域和以往合作的基础综合来看，“一带一路”的首期优先方向是中亚、俄罗斯、东南亚各国和南亚各国，再逐渐扩展到西亚、北非、中东欧国家与其他欧洲地区。
1段光鹏。 文化自信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战略考量［J］。 中共乐山市委党校学报， 2016（6）： 82－85.
2陈瑞欣。十八大以来中国周边外交理念与实践的新发展［J］。社会主义研究， 2017（2）： 134－140.
3冯宗宪， 李刚。 “一带一路”建设与周边区域经济合作推进路径［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6）： 1－9.
在2014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开幕大会上，中国把“一带一路”建设作为亚洲合作政策的重要内容，进行了全面的阐述。在第71届联合国大会上，达成了赞同“一带一路”等经济合作倡议的决议，并敦促各方尽快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共同为“一带一路”倡议提供安全保障环境。
“一带一路”倡议，被部分别有用心的国外媒体歪曲为“中国版马歇尔计划”，是在“中国崛起”背景下中国实现经济、政治权力的扩张计划。事实上，“一带一路”理念的提出，是中国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在研究分析世界历史结构基础上，结合地缘经济、地缘政治实际而推出的战略构想。它继承了古丝绸之路的开放传统，但突破了古丝绸之路单一商品流通的局限，创造了更大的交流合作范畴。“一带一路”从立项之初就坚持开放包容的原则，一直秉承着积极的态度寻求东亚国家的加入，从基础设施建设、经济技术支持、产业投资合作到文化项目交流、人才引进和培养，其目的是增强沿线国家的政治互信、经济互利、文化互通，以实现政通人和，互利互惠，产生多方共赢、共同发展的效果。
实质上，“一带一路”绝不是封闭、固定、排外的机制，不是单打独斗的机制，而是一种共建共赢的机制。“一带一路”不可能只关乎中国的发展，而是关乎各国各地区的发展与强盛；其发展成果和利益不可能被中国所独享，而是各国各地区互惠互利的经济带。
在共同建设“一带一路”经济带的过程中，中国始终坚持互惠互利的基础原则，绝不独享也不可能独享其发展成果，还会逐步增大对沿线地区、国家的投入，推进周边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交融，为愿意共同建设“一带一路”的友好国家提供最大的帮助，并在帮助这些国家加快发展的同时促进自身的发展。这是在新形势下推进对外开放，推进中国与其他各国尤其是与周边国家开展互利合作的新形式。
（二）“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新机遇
“一带一路”倡议顺应了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潮流，它的推行能够有效调动经济资源在更大范围内自由流动、高效配置，推动资源和市场高度融合，促进沿线各国在更多领域、更大范围、更深层次上开展合作，实现多国经济共赢。它的提出不仅是中国外交战略的创新，还是中国奉献于世界的合作和发展模式。它的惠泽对象不止于中国一国的国民，还包括沿线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国民。“一带一路”倡议必将会为中国与沿线国家既有的交流合作机制注入新的内涵和活力，成为引领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引擎，实现亚欧非及世界各国互利合作、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美好愿景。新加坡学者普遍认为，“一带一路”倡议能够很好地应对逆全球化，给全球化提供一个重要支撑点。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迄今最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也是目前前景最好的国际合作平台。该倡议契合了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需求，是中国对世界经济做出的又一重大贡献。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兼职研究员林泰伟认为，“一带一路”有助于改革现有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亚投行、丝路基金、金砖国家银行这些为“一带一路”战略提供资金支持的机构，是解决中国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较低表决权问题的有效工具。
（1）“一带一路”倡议为解决全球发展难题提供了可供各国共享的中国智慧。目前，全球化正在由原有的1.0模式向“充分利用一切机遇，加强全球合作以应对挑战，引导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好方向发展”的全球化2.0转变。中国首倡的“一带一路”倡议，正是适应全球化发展趋势，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为目标，以中国式的智慧解答全球发展难题、提高全球治理能力的新尝试。“一带一路”不是一个经济共同体，而是中国与有关国家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本着合作共赢、互利互惠、共同发展的理念，依靠既有的双、多边机制，借助区域合作平台，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的伟大壮举。彭博新闻社、《纽约时报》等美媒发文称，“一带一路”倡议为全球化定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基调，它将引领全新的全球化，并具有显著的共赢性、和平性、发展性，为重塑全球经济秩序打下基础；BBC等英媒发文称，“一带一路”是中国的倡议，但确实关乎每个人的利益。在纪录片《大国外交》有这样一个画面：习近平说，中国作为一个发展大国，更应以身作则，为实现和平与发展努力。很显然，“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让不同国家、不同阶层、不同人群得以共享经济全球化红利，更进一步加深了全球化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各国正在从“一带一路”倡议中汲取适合本国国情的“营养”，选择能让经济全球化正面效应得以释放的适合本国发展的道路，这种尝试从各国的点组件蔓延至全球的面，推进了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
这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一带一路”倡议所提供的可供各国参考的中国式智慧与霸权主义下的所谓“合作”是有着本质区别的。习近平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做过这样的阐述：中国恪守不干涉他国内政，不强加于人而输出本国的社会制度和本国的发展模式的基本原则。我们“一带一路”的建设会持续推进并不会重复地缘博弈的老套路。1这充分表明，“一带一路”倡议是不同于霸权主义以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输出为目标的具有侵略性、排他性、对抗性的“合作”。中国和中国人民愿意与世界各国及其人民一起分享“中国道路”“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愿意与世界共享在中国改革实践中所获得的一切有利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的先进成果、成功经验。但是，这种分享不是霸权式的，不是强行的，而是基于尊重的分享。世界各国可以采用也可以不采用；可以结合本国国情采用一小部分也可以采用一大部分。“一带一路”开创了国与国之间合作共赢的新模式，体现了中国对各国人民的尊重和热爱，以各国自由选择发展方式为基础，避免形成破坏稳定的小集团，从根本上保障了各国在意识形态及思想层面的安全，为共同建设各国和谐共存的世界大家庭贡献了力量。
1邹赟。 “一带一路”战略下对外能源合作中的大国竞争及对策［J］。 改革与战略， 2015， 31（11）： 25－28＋126.
（2）“一带一路”倡议打破了国际传播秩序中对“中国声音”的垄断，传递了真实的“中国声音”，塑造了良好的中国形象。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西方之间进行经济、政治、文化交流的主要渠道，它贯穿欧亚大陆，是一条重要的交通大动脉。在商品交易上，这条大动脉交换和传递的是丝绸、珠宝、茶叶、瓷器、铁器等物品；在文化交流上，这条大动脉连接着亚欧之间文化，也是亚欧文化交流的最主要渠道。中国的先进文化经由丝绸之路传播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因此古代中国在东盟民众的心中是“文明”“先进”的代名词，给东盟民众留下了极好的印象。但是，近代中国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直至在侵略中被迫打开国门，随后经历了充斥着战争、割地赔款、死亡、屈辱的近代史，因此在这段时间内，国外媒体报道中的中国形象都是愚昧、落后的。尽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的发展日新月异、令人震撼，但在“西强东弱”的国际传播秩序的统治下，国际话语权长期被美国等西方国家牢牢控制。这些国家不仅刻意塑造中国“贫穷、落后、不自由、不民主”的印象，还在中国崛起的关键时刻雪上加霜，在全球范围内散布“中国威胁论”，传递失真的、虚假的“中国声音”，塑造不良的中国国际形象。
“一带一路”表明中国在向世界传达一个能担当的大国形象，并且提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以及“以和为贵”的思路。“一带一路”倡议有力回击了“中国威胁论”，向世界真实传递了“中国声音”，为世界各国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正确而全面地认识和平、文明、友善、民主的中国打开了一扇窗。柬埔寨金边皇家大学校长郑杰利表示，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对沿线各国的发展非常重要，开启了中柬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全面提质增速的新时代，有助于柬埔寨以开放的心态与世界相联通，且能有效促进柬埔寨贸易和投资的增长。1
（3）“一带一路”倡议有效破除了西方意识形态霸权。“一带一路”倡议树立的是一种国与国之间互相尊重、包容开放、合作共赢的交往模式，“一带一路”正在向世界传达着一种特有的价值观－“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这也是中国向世界宣扬中国特色价值观的体现，表明中国正在塑造崭新的世界新形象。2在这个价值观认同的过程中，我们完全突破了西方惯常的意识形态渗透和文化霸权主义的交往方式，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互相尊重、合作共赢的互动方式，这是破除西方文化渗透以及由此带来的意识形态安全而开拓出的一条的道路。与此同时，“一带一路”通过倡议全方位、多领域、宽范围的文化传播，使中国美誉遍及世界各地，促进了沿线国家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的了解，对提升我国在各国间文化形象、国际影响力有着重大的意义，从而能更有效抵御西方文化的渗透和侵蚀，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又迈进了历史的一步。
（4）“一带一路”倡议注入的文化对外传播新活力，为中华文化“走出去”创造了良好契机。习近平表示，“一带一路”是“古代丝绸之路”的传承，将中国和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更是将“中国梦”同沿线各国人民的梦想结合在一起。正如“命运共同体”理念强调的“相互尊重、平等相处、和平发展、共同繁荣，才是人间正道”，“一带一路”的建设希望以文明交流打破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消除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代替文明优越，推动各国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信任，达到合作共享共赢。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了文化与经济传播的取向和范围。“一带一路”是全球化经济时代发展的产物，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也是传播中国文化的新渠道，丰富了中国文化的内容，提高了中国在世界的文化地位，并将中国与世界以尊重、开放、包容、交流、发展的形式连接起来。
1丁子。 “一带一路”助力柬中合作［N］。 人民日报， 2016－10－26（003）。
2费孝通。 “美美与共”和人类文明［M］。 内蒙古：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9： 262.
首先，“一带一路”倡议是我国文化自信的新历史符号。西汉年间，张骞作为和平使者，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贯穿东西、连接亚欧的陆上丝绸之路。丝绸之路在促进亚欧国家与中国交流往来、互通有无的同时，是中西国家商贸发展的重要枢纽。1随着中外之间海上贸易往来的兴起，商人经常出海进行货物贸易，逐步开辟了海上的交通道路。经过几个朝代的拓展，海上丝绸之路是世上已知最为古老的海上航线，可追溯到秦汉。它以中国东南沿海为起点，经东南亚附近，最后抵达欧洲，是古代中国联系亚欧非的主要海上商业贸易路线。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成为古代东西方商业贸易往来的重要通道。在贸易往来的过程中，东西方文化互动交流碰撞，丝绸之路也成了古代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纽带。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在不同场合倡导文化自信。所谓文化自信，指的是优秀文化的发展，在充分肯定自身的文化内涵和价值的同时，积极学习当代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容，丰富思想。文化自信是道路自信，即我国始终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变；文化自信是理论自信，即始终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理论、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重要思想不动摇；文化自信是制度自信，即坚持人民当家做主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不动摇；文化自信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基础。
在新的政治经济发展时期，中国秉承“互尊互信、互利互惠、合作共赢”原则，承载着世界各国共同发展的梦想，积极响应了世界各区域合作的时代潮流，提出了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一带一路”伟大战略构想。“一带一路”不仅是中国文明复兴的标志，还象征着中国开始寻找归属与信仰，它用文明将历史与现实和未来、政治与经济、国家与世界联系起来，形成全球化与经济新常态的架构类型。它从文化层面指出自身文化的传播取向与社会政治经济传播范围。同时，从地理层面，将“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与中国联系起来，形成互惠互通、合作共赢、共同进步的新局面。
“一带一路”沿用了“丝绸之路”这个文化符号，希望在重温中国和沿线各国几千年来互通有无、互相推进、共同创造世界文明史的记忆基础上推进新时期中国与各国的关系，展现中国文化的自信。
1段光鹏。 文化自信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战略考量［J］。 中共乐山市委党校学报， 2016（6）： 82－85.
同时，我们赋予了“丝绸之路”文化符号以全新的生命。文化自信作为一种体现整个社会，乃至整个国家的信仰的精神状态。自改革开放以来，在党的领导和各民族的努力下，中国的综合实力踏实前进，中国抓住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机遇，创新科技，发展经济，使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为带动全球化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与此同时，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政治改革适应时代要求，不断完善。从政府的工作效能及群众的政治参与度来看，中国的政治改革影响范围广，力度大，受益群体广，彰显出社会主义制度强大的优越性。军事实力稳步提升，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在这种坚强的综合实力基础上，习近平站在世界舞台，对准人类共同发展的使命，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构想，希望搭建各国社会经济文化的交流平台，开拓不同民族、信仰、文化的国家合作发展的新思路，并以“共和平、同发展”为指引，在经济贸易合作和发展的过程中，不同的民族、文化、宗教可以交流碰撞，共容共生。这一倡议的提出赋予了“丝绸之路”新的生命力，体现了中国的大国担当，展现了新时期我国对开展自身文化以及推进世界历史文明进程的坚定的文化自信。因此，就“一带一路”构想的提出而言，其本身就具有文化自信的符号意义。
其次，“一带一路”倡议搭建了新时期中国与各国文化交流的新桥梁和纽带。集政治、经济、文化、外交与时空跨越于一身的“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不仅是中国在外交观念方面的大胆突破，1促进了中国与沿线国家的长远交流与发展，为各国合作提供了新模式和新路径。
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正在逐步走向世界政治、经济、文化舞台的中心。“一带一路”所反映的不仅是外贸及经济的发展，还是经济、政治、文化三个层面的协同发展。它通过发展与沿线国家的全方位合作伙伴关系，形成政治、经济、文化互相包容的价值、利益、责任共同体，去除不同国家之间的误解，消除文化冲突，达成文化与文明的长期交融，促进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繁荣昌盛。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一带一路”也是文化交流的桥梁和纽带。
再次，“一带一路”建设给文化产业提供了新的发展契机。文化产业是文化借助现代科技手段，与商业经济相结合的新时代产物。“一带一路”倡议在文化上的战略使命不亚于基础设施在互联互通中的战略意义。要想让中国文化在沿线国家落地生根，枝繁叶茂，必须不断促进中国文化产业和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不断提升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2“一带一路”的目的在于通过交流这个具有号召力的“灵魂”方式，以文化交流搭建与各国相互交流的社会心理桥梁，并成为和平外交、经济共赢、文化共荣的有效平台。因此，文化交流在很大程度上丰富了“一带一路”的战略内涵与视角内容，也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段光鹏。 文化自信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战略考量［J］。 中共乐山市委党校学报， 2016（6）： 82－85.
2侯东， 杨妮， 李宝怀。 文化自信在“一带一路”战略中的作用及彰显途径探析［J］。 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2015（5）： 18－21.
（三）“一带一路”背景下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东盟传播的新要求
自古以来，东南亚地区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是“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习近平在印尼国会发表题为《共同建设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演讲时强调，中方愿同印尼和其他东盟国家共同努力，成为兴衰相伴、安危与共、同舟共济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携手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1在“一带一路”的背景下，要推进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至关重要的一环就在于加强文化交流，促进民心相同，形成共同体共识。而文化传播的核心就在于价值观的传播。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在东盟的传播，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对推动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1.促进中国与东盟国家人民民心相通，推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东盟国家发展的必然要求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能动作用。2为了更好地发挥“一带一路”的作用，需要从思想上达成共识才能真正推动实业的发展。我们要更加重视中国与东盟国家的人文交流，尤其是以价值观为核心的文化交流，增进中国与东盟国家的相互了解和认知，形成价值观共识、文化共识，尽量避免因文化沟通不够而造成的隔膜、误解、对立，达到中国人民和东盟国家人民之间民心相通，厚植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东盟国家友好事业的社会基础、心理基础和文化基础，谋求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东盟国家更为长远、更为广阔、更为深入的合作与共同繁荣发展。
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依旧有不少污蔑中国的不良言论在东盟国家被广泛散播，如“威胁论”“崩溃论”，因此在“一带一路”的发展过程中，要积极主动地向沿线东盟国家宣传、传播中国的价值观念，透过中国的价值观念增进对“一带一路”真正内涵的理解，谋求中国和沿线各国的共同发展；要用中国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价值观念，向世界阐释“一带一路”是顺应包括东盟国家人民在内的沿线国家人民意愿与历史发展趋势的和平发展道路。此外，还应把中国故事讲好，将中国声音传播好，让东盟国家乃至全世界看到真正的中国，了解真正的中国，最终实现内外认同、民心相通，推动“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与沿线东盟国家的发展。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4： 292－293.
2陈淑雅。 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控制理论［D］。 开封： 河南大学， 2012.
习近平访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时提到，在新形势下，开展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必须要讲“真”、讲“实”、讲“亲”、讲“诚”。1这四字表述就是价值观传播在“一带一路”倡议推进中的良好示范。习近平在访问“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印尼时，再次提出，开展与“一带一路”沿线东盟国家合作时，要坚持“讲信修睦”、坚持“合作共赢”、坚持“守望互助”、坚持“心心相印”、坚持“开放包容”。2这五个“坚持”内蕴的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和谐”“富强”“诚信”“友爱”这些基本范畴。因此，我们要开展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东盟国家的传播，形成价值共识，带动民心相通，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东盟国家和平外交、经济共赢、文化交流打下坚实的基础。
2.消除误解，形成更加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意识的普遍要求
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的国际背景下，资源短缺、恐怖主义等全球性问题层出不穷，无论各国的意志如何，都不可避免地或“主动”或“裹挟”地进入了一个命运共同体中。3据此，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强调：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各国共处一个世界，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习近平也在多个场合不止一次地提到、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观点、思想。
“一带一路”的沿线由快速发展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构成，并将世界两大经济圈－欧洲经济体及亚太经济体联系起来，形成了世界最强大的经济圈，也将成为最具潜力的世界经济走廊。但是，这个最大的经济体毕竟是由一个个独立的国家组成的，各个国家有各自不同的立场、利益、风俗习惯，如何能够让这个最大的经济体真正地紧密结合起来，真正成为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发挥最大的正面效应，关键在于要各国统一思想，形成一致的共同体意识。习近平强调，“任何事业的发展都离不开文化的支持”，只有文化的沟通交流与碰撞结合，才能形成共同的意识形态。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4： 306－309.
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4： 292－294.
3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4： 330－331.
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强调，一个更加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符合求和平、谋发展、促发展、图共赢的时代潮流，也是符合亚洲乃至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1中国作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首要倡导者和重要推动者，不可推卸地对共同体意识的形成承担主要责任。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应该弘扬和宣传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扩大中国文化在东盟国家的交流和传播，传播好社会主义价值观念，传递出中国发展必须与包括东盟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共享的“共同体”意识，逐步形成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共同体共识，将“一带一路”沿线东盟国家变成在利益、命运、安全、文化方面互惠互利、共同进步的共同体以及互相认同的“价值共同体”。
3.展现中国大国担当，扩大中华文化影响力的新要求
在新的历史时期，“一带一路”建设标志着中国走向伟大复兴的文明发展大道。“一带一路”是中国将合作共赢的理念从理论到实践的体现。与带有意识形态输出色彩和众多不平等附加条件的西方国家对外援助相比，中国在开展“一带一路”对外投资方面，从不附加其他政治条件，从不借机开展对他国的侵略。在推动“一带一路”的进程中，中国主动担起大国的责任，不仅不断扩大与沿线国家投融资合作，增加贷款金额，还对沿线需要支援的国家予以技术和政策方面的支持，希望沿线国家都能真正地富裕起来。同时，中国坚信，只有多元文明、多种发展道路、多种社会制度共同参与，沿线各国人民的共同发展才能实现。
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与世界的发展应从物质层面过渡到精神层面的互动交流。因此，我国要抓住发展机遇，以坚定的文化自信，本着中华民族和不同文明之间相互学习、借鉴的价值理念，弘扬中华民族五千年博大精深的文化，展示中国形象，诉说中国精神，从而增强国际影响力和提升国际地位，在国际交往中抓住主动权，向世界证明，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是世界文明宝库中的不可或缺的瑰宝。
由于东盟的地理位置靠近我国，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沿线国家及“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核心区域，因此在东盟国家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弘扬对增强中华文化的影响力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4： 295.
三、“中国崛起”带来的传播机遇和挑战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无论是在经济、政治、军事还是科技领域都获得了巨大的发展，综合国力显著增强，特别是在经济建设方面，成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发展中国家，被誉为“中国崛起”。“中国崛起”吸引了世界对中国模式、中国道路的关注，为中国带来了价值观传播的机遇。同时，随着“中国崛起”，很多外部挑战随之而来。
（一）“中国崛起”带来的传播机遇
在国际社会已经达成一个共识：21世纪最重大的事件之一就是中国的崛起。这对于世界而言也是一场巨大的历史变革。不少学者认为，在过去300年，只有18世纪的英国工业革命、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崛起这四大历史事件可以与中国的崛起相比较。1中国崛起为中国提供了向世界说明、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良好机会。
1.经济发展吸引世界目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准确分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果断地将工作中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找到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发展道路，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得到迅速发展。2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在全球经济的浪潮中，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逐渐融合并得到发展壮大。如今，中国经济总量已完全超越了日本，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的增强使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区域的经济来往日趋频繁，与国际社会的经济合作日渐增大，中国在国际上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印度尼西亚学者、《商报》总编辑邝耀章认为，‘一带一路’建设正好配合印尼政府大量兴建基础设施计划，将给印尼带来巨大利益，实现中印合作共赢。新加坡国立大学东南亚研究所高级访问学者赵洪认为，在‘一带一路’的背景下，印尼和中国有许多共同利益和愿景，双方可以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安全领域的合作。”世界各国将眼光转向了中国，中国获得了一个展示中国道路、中国模式的良好机会。
在2016年9月5日G20领导人第十一次峰会上，来自20个国家的领导人围绕“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主题开展探讨，而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也分享了自己独特的经验，为世界经济的复苏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在杭州召开的峰会进一步强化了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在全球治理过程中主导国际事务的能力，让国际社会进一步了解了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巨大改变。他们以中国的经验为基础，开创性地提出了新的经济增长模式，更加详细地规划了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在此，中国和世界分享了自己的发展观和世界观，彰显了作为大国的治理理念。
1朱云汉， 知非。 “巨变时代”呼唤“中国政治学”［J］。 理论建设， 2016（01）： 146－148.
2陈丽。 当前美国对我国国家形象的歪曲及我们的应对［D］。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 2013.
今天的中国崛起并不仅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发展奇迹，而是包含了政治制度安排、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1各国在惊叹中国经济建设巨大成就的同时，对中国的发展理念和模式产生了强大的研究兴趣，而这一切，都是中国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对外传播、塑造大国形象、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绝好机会。
2.社会主义制度焕发出蓬勃生机
中国经济的连续增长是坚持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结果，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最好的体现。例如，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最大限度上保证了人民的权利，从制度上和根本上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深刻体现了民主的广泛代表性，切实保障了人民群众的政治权利。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之下，我们以市场经济为主导，国家宏观调控为辅助，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制度并行的方法，使人民群众的权益得到了切实的保障，从制度层面维护了社会的公平与正义。社会主义制度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具有十分强大的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能够在短时间内动员一切的力量解决矛盾。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民共同富裕，缩小了差距，避免了因两极分化而造成的不稳定因素，确保了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
中国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2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改革开放的具体实际的结合，既突破了理论的时代局限性，又借鉴和学习了西方先进的经验，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能更好地处理好中国社会的各种关系、矛盾突出的社会问题，是保证老百姓安居乐业，维护社会稳定，维护祖国统一，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保证。
1蔡惠福， 刘大勇。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须搞好核心价值观的对外传播［J］。 红旗文稿， 2012（5）： 12－15.
2张雷声。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的统一［J］。 高校理论战线， 2013（1）： 4－9.
3.文化对外传播日益活跃
近年来，中国十分重视文化软实力的建设，如在世界各地开设孔子学院，各种以中国文化为主题的文艺演出在法国、英国、美国等世界各地唱响，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题的文化展览美不胜收，吸引了无数人慕名前往参观，各种传媒更是把传播中国文化作为重点，1连美国时代广场的大屏幕上都多次播放关于中国文化的宣传片。在这些文化传播过程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在世界范围内传播。
4.国际影响力逐步提高
据可靠资料统计，近五年来，人民日报的文章在全球200家主要国际中英文媒体中转引和提及量高达2 000篇次，并且呈逐年上升趋势。据美国《纽约时报》、英国《泰晤士报》、法国法新社等18家国际主流媒体的统计显示，人民日报于2014年被引用、转载的报道量达920篇。有不少西方国家的读者评论，在中国的人民日报上可以看到很多CNN里看不到的新闻。当今的中国正在发生显著的变化，关于中国的问题，越来越被国际社会所关注，这是中国对外传播的一个强劲生长点。
（二）“中国崛起”对我国对外传播提出的新要求
中国－东盟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2013年10月，习近平在对印度尼西亚进行国事访问期间，郑重提出了“携手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倡议，愿同印尼在内的其他东盟国家共同努力，坚持讲信修睦、合作共赢、守望相助、心心相印、开放包容，使双方成为兴衰相伴、安危与共、同舟共济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奉献于世界的人类文明成果，对破解困扰人类的恐怖主义问题、环境问题、人口问题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答案，也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下一步建设和发展指明了新的发展模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产生于中国，在中国的改革与实践中焕发出了生命力和感召力，但爱好和平、秉持“独乐乐不如众乐乐”观点的中国人民从未想过要独享这一人类文明成果。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人类文明成果共享于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是中国之于世界的贡献，中国人民之于人类的贡献。在开展这一文明成果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会受到不同民族、信仰、文化背景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本研究基于中国与东盟不同文化背景提供的传播策略，为深化和发展人类文明成果的跨文化传播研究提供了有益参考。
1刘德定。 当代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D］。 开封： 河南大学， 2012.
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4： 292.
1.是形成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保障
要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共同体，就必须形成中国－东盟共同体意识，要形成能够互相理解、能够达成共识的包含国际权力观、共同利益观、可持续发展观、全球治理观等内容的价值观基础。习近平表示，中方高度重视发展同越南的关系，愿同越方一道，继续秉持“长期稳定、面向未来、睦邻友好、全面合作”方针和“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好伙伴”精神，推动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为亚洲和世界的和平、合作、发展、繁荣做出新贡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包含了中国对国际权力观、共同利益观、可持续发展观、全球治理观的理解和思考，其在东盟国家的传播研究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了价值支撑。
随着我国成为世界上的第二大经济体，我国经济的高速持续发展和综合实力的增强引起了美国、日本等国家的“警惕”。这也从反面证明了面对中国的日益强大，很多国家并不乐见其成的态度。
2.对塑造中国良好国家形象，营造良好国际舆论氛围提出了新要求
美国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肯尼思·博尔下在《国家形象和国际体系》中提出：“国家形象是一个国家对自己的认知以及国际体系中其他行为体对它的认知的结合。”1可见，一国的形象并不仅是综合国力的提升，还包括国际上的其他国家对它的认知。在通常情况下，国际社会判断一个国家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对它的直观印象如何，以此形成对一个国家的基本认知。
中国作为文明古国，一直有着良好的国家形象。但进入近代以来，由于贫穷和落后，中国的国家形象长期被“污名化”，“东亚病夫”“东方睡狮”成了中国国家形象的代名词。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虽然走过一些弯路，但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一直在稳步增长，中国的政治能量和文化实力在国际上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综合国力也在稳步增强。在重大国际事务中，中国的作用也越来越明显，世界对中国的需求和依靠也越来越大。中国的迅速崛起不仅让世界各国感到惊奇，还让部分国家感到恐慌，很多西方国家并不乐见中国的强大，他们利用“西强东弱”的媒介优势，故意歪曲解读中国的政策，利用媒体刻意抹黑中国形象，在世界人民心中形成对中国的不良影响，营造不利于中国发展的国际舆论环境。这些偏见的形成虽有一定文化差异的原因，但更多的是意识形态的深层次较量。
1武新宏。 理性“我者”视角下“中国国家形象”塑造探析－基于2000－2013年中国电视纪录片对外传播分析［J］。 对外传播， 2015（7）： 45－47.
这种情况在东盟国家更为复杂。大多数东盟国家地域较小，综合势力较弱，毗邻的中国正以惊人的速度迅速崛起，这个“身边的巨人”本来就给予东盟国家很大的压力。西方媒体紧紧抓住了东盟国家的这一心理特点，在东盟国家大肆宣传“中国威胁论”，使东盟国家的人民对中国存在着种种戒备心理，加剧他们对自身国家安全的担心，不利于区域安全的稳定及双方贸易合作的进行。
2014年3月27日，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实现中国梦，给世界带来的是机遇不是威胁，是和平不是动荡，是进步不是倒退。拿破仑说过，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当这头睡狮醒来时，世界都会为之发抖。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但这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就是习近平对当今中国国际形象的生动注释，表明了中国奉行和平外交的态度，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并欢迎与他国建立友好关系的决心，既避免了周围东盟国家对中国崛起可能带来的威胁的担忧，又表明了中国愿意积极参与中国－东盟区域经济合作、推动多国互利互惠共赢发展的良好姿态。
在敌对化明显的环境中，对外传递真实的、和平的中国声音，打破西方占据主导地位的世界媒体格局，刻不容缓。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形象的传播内容，它以观念的形态参与到国家形象建设的各个环节之中，是构建国家形象的灵魂要素。
因此，在东盟国家传播好我们的价值观，告诉东盟各国人民：中国是民主、和谐、愿与世界各国和平共处的礼仪之邦；中国社会的治理和发展是崇尚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中国人不是霸权主义者，而是诚信、友爱的。进一步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国际社会的传播，着力化解与他国的矛盾，减少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敌意，增进世界对中国的认同，赢得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信任和信心，是确保中国在一个相对和谐稳定的国际环境中发展的保障。消除或减少各种恶意势力、敌对势力故意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抹黑和误读，对重新塑造中国的大国形象，发展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的友好关系，让东盟国家更加深入地认识中国、了解中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
1曹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时代特征研究［D］。 济南： 山东师范大学， 2013.
3.对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实现中国向文化强国转变提出了新要求
当前，中国正处于走向民族复兴的重要转折期。中国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之后，迫切需要通过加强文化建设，尤其是核心价值观建设，实现中国由大国到真正强国的转变。“中国崛起”对增强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实现文化强国目标提出了新的要求。能不能切实有效地做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国际传播工作，究竟要如何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直接影响着文化“走出去”的水平和效果，是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推广到国际社会，实现文化强国目标亟须研究和解决的重要问题。1正是在这种内在需求和国家战略的驱动下，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明确提出要把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列为国家战略；2011年中共中央十七届六中全会上，进一步明确要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多次讲话中强调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强调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
文化的核心要素就是价值观，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主要体现在核心价值观的凝聚力、影响力和传播力上。从中国历史上看，无论是孟子的“王道”学说，还是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都告知我们只有达到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才能真正获得人心，稳固统治。从世界历史范围来看，亚历山大帝国、蒙古帝国因缺乏内在核心价值观而短期覆亡，罗马帝国发扬了古希腊形成的价值理念，统治得以延续千年，犹太民族历经千年颠叛流离却依然能够依靠共同的理念凝聚在一起重新建国。可见，尽管靠武力能够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帝国，但只有依靠核心价值观，才能拥有人心，才能使一个国家具有长久的生命力，价值观是一种更深层次的、更加持久的力量，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核心。2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知道，要想在国际社会中站稳脚跟，建设文化强国，就需要把价值观的建设放在首要位置。我们谈“建设社会主义强国”“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必须紧紧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个“魂”来展开。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我们需要静下来倾听世界上那些善意的期待，告诉全世界我们的发展是正当合理的。“现在是中国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并发出中国声音的时候了。”3在如今的国际环境下，如果不积极地去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可能就会导致这一价值观念的失语，有可能导致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播碎片化、浅表化，导致优秀的中国文化无法真正被世人所理解，无法在世界范围内站稳脚跟，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宏伟目标也就只能落空。4
1刘明， 王忠远。 习近平民族复兴大战略－学习习近平系列讲话的体会［J］。 决策与信息， 2014（Z1）： 8－157.
2邱国勇。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研究［D］。 武汉： 武汉大学， 2013.
3白宇。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J］。 中国广播， 2015（10）： 61－63.
4蔡惠福， 刘大勇。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须搞好核心价值观的对外传播［J］。 红旗文稿， 2012（5）： 12－15.
东盟各国是中国的近邻，与中国同属东亚文化圈。在过去的几千年中，东盟各国作为朝贡国与中国的文化交往频繁，具有共同的文化印记和文化合作基础。因此，在东盟国家加强对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增强中国先进文化在东盟国家的辐射力，是我国文化对外传播力提高的具体体现。1同时，以加强文化外交作为突破口，通过与东盟各国在文化领域营造出交流合作的态势，达到逐步建立中国在东南亚民众心中的良好形象的目的，为中国随后在各领域深入开展友好合作埋下伏笔，促进东盟区域的繁荣稳定。
4.对打破现有文化霸权及西方价值观垄断，构建新的世界传播新秩序提出了新的要求
随着苏联解体，世界进入后冷战时代，世界格局从战争竞备转变为文化演变。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对这一趋势进行了描述：“在冷战后世界中……最重要的区别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经济的，而是文化的区别。”2亨廷顿在一定程度上准确把握了后冷战时代国际格局文化竞争的趋势，但是他没有料到这种复杂的多元文化的新秩序是包裹在隐蔽的意识形态较量过程中而不断实现的。也就是说，意识形态的斗争并没有随着苏联解体而消亡，只是寄居在经济、文化等形式表现出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依靠其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不断向包括东南亚各国的发展中国家输出其文化及意识形态，宣扬其核心价值观。
一些推行文化霸权主义的西方国家将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包装为“普世价值”，并借助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种手段向东盟国家推行自己的核心价值观，这就使本处于政治、经济劣势的东盟国家很容易成为西方国家的文化殖民地。
大批学者站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立场和角度，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及西方的文化歌功颂德。例如，日本学者福山认为，资本主义与自由民主的现代体制已经超越了历史和意识形态矛盾，也许是人类意识形态发展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亨廷顿说道：“西方是而且在未来的若干年里仍将是强大的文明。”3
1郑云天。 国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话语体系探析［D］。 北京： 清华大学， 2014.
2龚刚。 想起“文明冲突论”［J］。 南风窗， 2001（11）： 22.
3刘文佳。 全球化视域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外向传播［J］。 未来与发展， 2014（12）： 2－6.
在“西强东弱”国际传播秩序的倾轧下，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西方国家依赖其先进的传播技术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的文化和价值观输出愈演愈烈，并以此来打压发展中国家的价值观念与传统文化，抓住机会进行文化演变，从而导致世界文化越来越同质化。
文化同质化的现象呼吁世界多元文化新秩序的出现，但这种新秩序的变革并非易事。因为资本主义对报纸、广播、电视从技术到市场的长期垄断在价值观传播、文化传播、世界舆论引导等各方面都占据压倒性的优势。因此，学者莫迪凯·戈列利克说：“构建世界多元文化新秩序，我们承受着西方的价值观优势和技术优势的双重压力，前景并不容乐观。”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人民在几千年的历史中凝炼出来的优秀文化的高度概括，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对文化的本质需求。这是中国人民积极向上的价值追求和思想倾向的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反映，这种价值观念可以很好地容纳、继承人类文明进步的共同价值，并与各种非社会主义价值观有着明显的区别，代表着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和未来。它不仅是中国现阶段本质特征的体现，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高度概括，它实现了对资本主义价值观、中国传统社会价值观以及市场经济价值观的检视与超越。自我们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施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面貌、中国人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恰恰是中国的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观具有巨大的生命力、号召力和创新力最有力的证明。与西方国家的价值观念相比，中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不弱于对方，应该得到应有的尊重，值得其他发展中国家借鉴和参考。
实际上，中国的经济增长、政治改革、外交政策需要世界的正确解读，外界对中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正确解读更是必要而重要的。中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人类文明的成果，值得世界人民尊重、学习和共享。加强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东盟国家的传播，在反对西方文化霸权的同时，为东盟各国提供人类发展的另一种道路、另一种途径。用实际告诉东盟国家，这个世界上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西方文化之外还有一种具有生命力和创造力的优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世界文化之林应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而不是一枝独秀。
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东盟国家的传播属于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外传播的一个重要方面，这种传播对突破现有的文化格局，形成“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世界文化新秩序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2
1简涛洁。 冷战后美国文化外交及其对中美关系的影响［D］。 上海： 复旦大学， 2010.
2费孝通。 “美美与共”和人类文明［M］。 内蒙古：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9： 262.
（三）东盟各国对“中国崛起”的认知与反应
作为21世纪最具影响力的事件之一，中国崛起对世界产生了强大的影响。面对日益崛起的中国，东南亚国家作为中国南端近邻，对中国的高速发展既欢欣喜悦，又顾虑重重，表现出了不同的认知倾向。
1.“中国伙伴论”
随着中国加深与东盟国家政治、经济及安全的合作，部分东盟国家中的有识之士已经将东盟与中国的关系定义为朋友关系及伙伴关系。1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国先后与东盟国家中的泰国、菲律宾和马来西亚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20世纪70年代，中国和东盟国家一起联手反对越南入侵柬埔寨，并且共同致力在联合国框架下积极通过政治手段解决柬埔寨问题。随着冷战的结束，中国与所有东盟国家建立（恢复）了正式外交关系，对东盟国家的发展大力支持，维护东盟在东亚地区合作中的主导地位。2在东盟国家面临重大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各类重大自然灾害等）时，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为东盟国家提供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持，真切体现了 “患难见真情”的良友形象。2003年，作为第一个非东南亚国家，中国加入了《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一系列的事件均表明了中国遵守东盟确立的行为规范的原则立场。正如阿卜杜拉·巴达维所言：“我们已经证明中国是一个朋友，是我们的一员。”也如差猜·沙里卡耶在第十二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上说：“我十分钦佩中国领导人提出的‘一带一路’构想。‘一带一路’可以把中国、东盟甚至中亚、南亚以及欧洲区域连接起来。我相信，这样的连接将拓宽沿线各国的贸易、投资等领域的合作。”
1王柏松。 中国新安全观及其安全战略选择研究［D］。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 2013.
2喻常森。 东盟国家对中国崛起的认知与政策反应［J］。 当代亚太， 2013（3）： 111－128.
2.“中国机遇论”
“中国机遇论”这一概念是朱镕基于1999年4月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演讲时提出的。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综合国力的显著提升，中国对国际社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世界经济的发展已经到了离不开中国的地步。“中国机遇论”的影响力也在上升，让“中国机遇”成为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焦点，并普遍认为中国是驱动亚洲、带动全球的经济引擎。中国展现出来的格局与实力、改革的决心与果敢的做法让东盟、亚洲乃至世界看到了机遇。中国现在所做的就是在打造利益和命运共同体，与中国开展全方位的合作实现共赢的地区和国家必然能搭载中国发展的快车。
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部分东盟国家中的精英分子对中国崛起表现出积极的态度，特别是中国推行“睦邻合作”“富邻”的外交政策，越来越多的东盟国家分享到巨大的经济红利。中国崛起被越来越多的东盟国家认识到是机会，而不是威胁。吴作栋曾经表示：“中国崛起是个机会，而不是威胁。新加坡必须充分把握中国崛起带来的巨大机会。”1马哈蒂尔曾说：“崛起的中国不是令人恐惧的对象，而是引领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纳吉布指出，马来西亚是中国崛起的受益者之一，因此世界各国应把握机遇，而不应把中国崛起视为威胁。2同时，大多数菲律宾商界人士都广泛认同中国市场对其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1998－2010年，泰中贸易增长了12倍，比泰国同其他国家的贸易增长快好几倍。泰国的决策者表示，中国购买力的提高将为泰国的原材料、工业制品及农产品提供巨大市场，中国是泰国非常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洪森曾说：“中国与东盟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东盟可以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中受益。”
3.“中国威胁论”
随着中国的崛起，一些别有用心的西方媒体在东盟国家大肆宣扬中国“强国必霸”的理念，造成东盟国家对中国的警惕。这种思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主导着东盟国家一些国民的思想，深刻影响着东盟国家对中国的态度和战略。
一是由于对中国的战略意图把握不准，推测中国强大以后将奉行霸权主义的地区战略。冷战结束之后，“中国战略威胁论”最早期在东南亚的表现形式就是“填补真空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过后，一些东盟国家担心崛起的中国将与日本和美国争夺在本地区的主导权，“门罗主义”成为“中国战略威胁论”这一时期在东南亚的表现形式。3国际政治的一般逻辑表明：崛起的国家必定是不满现状的，中国的发展同样摆脱不了“修昔底德”陷阱。
二是中国与部分东盟国家之间存在领土主权归属纠纷。近年来，随着中国军事实力尤其是海军作战能力的不断提升，东南亚部分国家日益感受到来自中国现实与潜在的巨大挑战。
三是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马太效应”。中国强大的制造业对东盟国家形成了强大的竞争。菲律宾是东盟成员国中最后一个与中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菲中贸易在一定的贸易领域给菲律宾带了强大推动的同时，在另外的一些传统技术领域给菲律宾带去了很大的挑战。对中国市场的过度依赖暴露出部分东盟国家自身经济结构的脆弱性。印尼方面则认为，“中国与东盟之间的贸易关系根本上属于竞争性而非互补性的。（特别是）对于印尼来说，中国对它的商品需求主要集中在能源以及一些初级产品上，如棕榈油，因此自由贸易并不能改善印尼在市场中的地位”。除此之外，也有部分东盟国家担心，中国快速的经济增长和巨大的市场会对外资有更大的吸引力，中国会成为东盟国家最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1姜运仓。 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研究［D］。 北京： 中共中央党校， 2005.
2宋效峰。马来西亚现代化进程中的政治稳定： 政党制度的视角［D］。 济南： 山东大学， 2009.
3翟崑。 试析东南亚地区的“中国威胁论”［J］。 亚非纵横， 2006（5）： 52－55.
四是华侨华人问题。在东南亚地区居住着我国绝大多数的海外华人，总数差不多有2 000万。以马来西亚为例，华人占24％。由于历史原因，华人在东南亚国家占据重要的经济地位。以菲律宾为例，只占菲律宾人口1％的华商却掌控了80％的社会财富。华人在异国他乡的巨大成功导致当地人对他们的嫉妒，这成为引发当地人对华人不满的重要影响因素。
受利益因素的影响，东盟各国对中国崛起的反应往往是动态变化的。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东盟国家传播，其重要意义在于告诉东盟国家，中国追求的不是战争，而是和平，中国想要的是互惠互利、合作共赢，而不是两败俱伤。我们要增加中国与东盟各国的价值认同和价值共识，尽量消除“中国威胁论”的误解，争取“中国机遇论”的认识，长期建立“中国伙伴论”的良好合作。1
四、全球化和逆全球化背景下的价值冲突与融合
全球化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既深刻又宽广。当前，一个突出的现象是，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世界范围内价值观冲突加剧，直接影响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方方面面，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同时，我们应该看到逆全球化现象在一些地区兴起。全球化带来的全球文化现象和逆全球化现象成为我们探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东盟国家传播不能绕过的时代背景。
（一）全球化带来的全球文化现象
显而易见，全球化与资本主义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随着不同国家的人们经济、贸易等活动愈加频繁，并不断深化，经济全球化像海啸一般席卷世界各个地区。纵观资本主义的整个发展历程，从其萌芽状态到其成长阶段，再到其在世界范围内确立主流地位，“资本的形式从自由竞争过渡到私人垄断资本，后来发展到国家垄断资本和国际垄断资本”。2垄断资本的形成对世界经济体系的影响更加深刻且久远。一方面，其促进了世界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另一方面，促进了跨国公司和跨国集团在全球各个角落的延伸。
1伍建青。 中国－东盟博览会合作伙伴论商机谈收获谋发展［N］。 广西日报， 2007－07－10（006）。
2钟年。 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相处之道－现代化问题与文化多样性［J］。 世界民族， 2001（6）： 31－35.
经济、政治、文化三者之间存在一种互相的作用力，有时候表现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经济是基础，政治是其集中反映，文化类似于血液的存在，活动于经济与政治之间，为两者提供养分与力量。经济全球化发展到今天，手段和技术都取得了巨大进步，国家之间、国家与地区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发展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经济全球化像飓风一般吹过各大洲，所到之处，其政治、文化的规则受到很大影响。令人欣慰的是，不同种族的文化登上了世界舞台，在新的领域传播和交流。这种随着经济全球化而来的全球文化景观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结果，随着经济全球化发生而发生，随着经济全球化加深而加深，如今甚至出现了比经济全球化影响更深、覆盖更广的趋势，成为当今世界文化发展中的一种客观趋势。
文化在世界舞台的交流是一种进步现象，它打破了各种闭关锁国、坐井观天的落后禁锢。所谓全球文化景观，就是各种基因不同的文明经过接触、交流、融合，不断各自调适与内化，形成了一种带有一定共性的文化现象。在这一过程中，信息技术革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媒介即信息，它在文化沟通与交流领域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创新了文化传播的手段与工具，使文化的外延进一步拓展，内涵进一步丰富，让人们越来越重视信息这一重要的资源。1文化的相遇与碰撞看似随机，其实必然，共性与共鸣的全球文化景观呼之欲出，势不可挡。这种全球文化景观客观上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融合。对文化融合的概念我们并不陌生，它起步于无意识之间，成长于有意识之间，表现为一种文化为了获得更强的生命力，不断吸收其他文明的因子作为养分，强化自身，完善自身。文化在世界范围内传播是必然趋势，只是它搭的是经济全球化这趟列车。文化具有互相吸引的特质，一旦相遇，自然会引起对自身的审视与思考，进一步突破狭隘的民族与地域情节，打破相互的静止与孤立，在互相渗透、吸收、转化中获得新生的力量。
但是，由于经济上的悬殊差距、意识形态扩张的需求，全球文化景观被某些奉行霸权主义的国家利用了。世界各国开始注意到，经济全球化引发了一个令人担忧的事实：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传播新技术的应用，当今时代的文化传播失去平衡，西方发达国家借助跨国集团或跨国公司，运用先进的现代媒体技术、手段，使其文化输出呈现强势姿态。来自联合国专业部门的研究资料表明：欧美普世价值观引导下的大众文化占据了世界主流地位，一些具有鲜明特色的第三世界文化正逐步陷入被蚕食的危险境地。
1李红卫。 全球化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研究［D］。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 2013.
这种全球文化景观及文化扩张在中国和东盟各国上演。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和世界各国的经济合作日益密切，一些西方的文化符号、价值观念也被裹挟进中国：一方面，一些先进的观念，如民主、自由、平等、效率、公正等共享价值观进入中国，中国科技的内容、载体与机制日益“标准化”，在管理制度、文化交流等方面与其他国家相互借鉴、相互接纳和融合；另一方面，一大批以麦当劳快餐、好莱坞大片、可口可乐、迪士尼乐园以及摇滚乐为代表的流行文化在中国各大省市大行其道，加上现代传播媒介的煽风点火、有意放大，其以一种比经济全球化更快捷、更广泛、更直观的形式给中国的原有文化带来了冲击。
东盟国家是西方国家曾经的殖民地，西方文化在东盟国家的扩张力度和影响都远超中国，对东盟国家的社会结构及思想文化产生了强烈的冲击。以马来西亚为例，作为曾经的英属殖民地，在英国统治的177年间，马来西亚的众多政治制度、立法和法律体系都是“英国式的”。在文化方面，东盟国家基本形成了西方文化与本土文化并存的多元文化局面。
（二）文化扩张带来的文化矛盾和冲突
从经济全球化开始的那一刻起，世界文化景观注定成为一出大杂烩式的演出，形成了复杂、矛盾的文化发展态势。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依靠强大的经济、军事、媒介实力，不断向其他国家输出其文化。全球文化景观演变为文化扩张，原本相安无事的两种文化如今变得剑拔弩张。
1.文化民族性和文化扩张引发的文化共性之间的“虚假”矛盾。1文化有其特定的发展规律，“概括了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系统中都不可或缺的共同因素，任何文化不管形式如何独特、内容如何多样，都是一定生产方式和一定社会形态基础上的文化……有着作为文化的最一般特点，具有通约性和双向对流性”。2各不同地域的文化之间具有一定的共性，即文化的世界性。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需要一个共同基础，我们可以将这个基础称为文化的世界属性，由于这一属性，文化与文化之间有了对话的机制。同时，一个民族的文化有其民族独特性，这种独特性成为民族历史的见证并构成了民族精神的源泉。因此，民族文化必然都具有浓郁的地域性、本土性，根植于人们的心中，具有相对稳定的特点。此外，一个民族或地域的文化产生是具体的、历史的，这种具体的、历史的差异性就是某个民族文化、本土文化的特征、个性，即文化的民族性。文化的共性和文化的民族性是可以共存的，一个国家可以在接受文化共性的基础上尊重文化的差异性。但是，西方国家的文化扩张实质上是一种把西方国家的文化伪装成“文化共性”在各国推广，企图以“文化共性”抹杀文化民族性的运动过程。这种文化扩张的核心在于将西方的价值观念伪装成“普世价值”要求各国接受，攻占各国原有的核心价值观。别有用心的文化扩张很容易引起其他文化的对抗心理以及抵制行动，这是地区冲突的根源之一。从表面上看，这种民族文化的独特性与世界文化的共同性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这是普遍性和特殊性之间的冲突。但实际上，共性和个性是可以共存的。各国的语言文化、心理素质、审美意识等民族特质在长久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渐成为民族血脉的一部分，流淌在人们日常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中，尽管有外来文化的冲击，但根植于人们心中的文化民族性不会被替代。西方的文化扩张伪装的“文化共性”和文化民族性之间的虚假冲突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的侵略行为引发的各国、各民族捍卫民族文化的冲突。
1刘琼莲， 马晓黎。 论政府在社会建设中的角色定位［J］。 中共济南市委党校学报， 2012（2）： 22.
2张志顺。 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价值冲突与我国文化建设的价值导向［D］。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 2004.
2.文化的单一性与文化的多样性的矛盾。文化发源于特定的环境和土壤之上，具有民族性。大多数文化一旦离开了自身赖以生存的土壤或地域，就失去生命力。因此，文化是相对独立的，它标志着流淌在某一民族或地域的血液，是一种内化到骨子里的DNA。从最初生产力的提高到现在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交往已经跨越了不同人种、不同区域、不同国家，其文化烙印也显现出来。在各种场域作用下，原来依附在个体身上的单一文化逐渐在交流中分化，由单一性转化成多样性。世界是多样性的，文化也必须接受多样性，其好处是“结合可持续发展的思想，积极促进人群间、文化间的交流与沟通，充分调动起人类的总体智慧资源来应付我们面临的生存问题”。1在文化由单一性向多样性转化的过程中，原生文化的DNA遗传是深刻的，它已成为一种母体的力量，时刻标示着自己的出身，保持母文化的显著特征，是特定民族或地域人群的标志。文化自身存在矛盾，具体体现在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的矛盾，本土文化内部存在着结构性矛盾。
1王鹤岩， 张志顺。 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同一性与文化多样性［J］。 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 18（4）： 132－135.
综上所述，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大规模文化扩张的历程中始终伴随着文化冲突。所谓文化冲突，可以理解为不同的文化为争夺有限的生存空间而进行斗争的过程。其发生的原因在于文化发展目标的不同。为了实现目标，维护民族的根本利益，斗争不可避免。生存资源与空间是有限的，对于每一种文化来说，能否拥有这些资源与空间意味着发展或消亡。因此，每一种文化天然对其他外来文化具有抗拒性。随着西方文化在不发达国家的扩张以及文化干涉和文化交流的发生和发展，同一文化空间存在着多元文化，这些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性往往容易引起一个民族现实文化意识的分裂。
事实证明，世界文化全球化的演变并不会让民族文化本身的特性消泯于世，反而让民族文化更深层次的内涵在与各族文化的碰撞、摩擦中愈加沉淀出不一样的分量，愈加具有浓郁的民族色彩和地域特征。外来文化要在短期内深植人心是很难被真正接受的，它必然受到抵触。但是，虽然异质文化或外来文化“根植”困难，但在短期内大范围形成对国家和民族本土文化的较大影响的确易如反掌。这种文化扩张现象应该引起深思和关注。 我们认为，世界文化应该是百花齐放的，每一种根植于其国家和民族的文化都应该拥有平等的地位，没有高低之分，更没有优劣之别，都应该得到尊重。在世界文化的“大花坛”中，各种文化互相交流和传播，但这种交流和传播不应是单向度的，世界文化也不应该成为某一种文化的“国际一言堂”。未来的全球化不会是单元文化，而将会是多元的、多极的、包容、开放的全球化。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要增强文化软实力，就不仅是一个只管“关起门”来对内宣传的问题，还面临如何对外界公众说清楚、道明白的问题。应对文化扩张，我们必须有清醒的文化自觉，努力创建普适于全人类、全世界的既大众化又具有国家民族独特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立文化对外传播的话语体系，增强自身的话语自信，积极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
追本溯源，文化冲突的实质是不同价值观之间的矛盾。在我国价值观不断被西方大国的思想及核心价值观影响、渗透的情况下，怎样向外传播中国的声音，促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世界价值观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值得我们深思。
（三）逆全球化背景下的价值重塑
与全球化趋势一样，逆全球化趋势也是先从经济领域开始的。国际金融危机一度让世界经济陷入低迷。为了保护本地区市场主体的投资贸易，倾销与反倾销行动此起彼伏，对抗性区域经贸协议问题层出不穷。最近几年，欧盟成员之间的冲突问题、难民危机、恐怖主义以及中东军事冲突等现象充斥人们的耳目，全球化显示出种种不确定性。学者把这一现象称为“逆全球化”趋势。
中国有句俗话“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如同全球化的主导性力量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扩张一样，当前这股逆全球化暗流的幕后推动者也是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陈伟光教授在其《逆全球化暗流与中国应对》一书中指出：“美国对自己推动的全球化规则体系开始改弦更张，民间反全球化的呼声向政府去全球化的政策方向逐步演进。”
当前，全球化出现逆动现象，实质是世界全球化发展中的利益分配未能满足西方大国的欲望而使其实施收缩政策，另外，也表现出这些大国对全球治理的主导力已日渐薄弱。在中国等其他国家逐渐适应全球化原则、经济发展越来越顺利的时候，美国却成为逆全球化的最大幕后推手，其目的在于重塑新的游戏规则，以便更能发挥自身优势，建设性地重新定义全球化，利用新的定义让全球化为美国的政治、经济服务，缓和其国内出现的阶级矛盾，拯救其间出现的金融危机。
在世界经济不景气、逆全球化汹涌而来的背景下，习近平在利马举办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围绕经济治理全球化问题，强调经济全球化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符合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需要，符合各方利益，符合时代需求，是大势所趋，是众望所归。要不畏困难险阻，在实践中不断进步、不断创新，坚定不移地推动世界经济全球化，促使经济全球化向更加包容、更加惠及民众的方向发展，为世界人民造福。这是我们应对经济逆全球化的观点和主张。同样，面对着文化潮流的逆全球化，我们应提前做好积极应对，要倡导共同发展的全球化理念，在“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模式下寻求与之相适应的文化新秩序。
马克思主义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是共同发展的全球化理念的基础。这一理念的核心观点是无论国家大小，每一个国家都享有发展经济的平等权利。各国应该互相尊重发展的共同意愿和权利。在共同发展理念的基础上，我国提出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强调各国都应在关系人类生存发展的重点领域共同商议以求达成共识，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各国家应该众志成城，携手共进，秉持各施所长、各尽所能的理念共同发展，最终让全球治理的成果更多、更公平公正地惠及世界人民，造福各国人民。“共商共建共享”的治理理念是中国首创的构建合作共赢、携手并进的国际新秩序，抵制霸权主义治理的新原则，彰显了多元化国际社会的 “善治”理念。
在这个经济、政治、科技、军事迅速全球化的新时代，各民族、各国间的文化不断交汇、碰撞、融合是大势所趋，偶然的文化逆全球化现象只是短暂的小插曲。在全球化背景下，我们呼吁建设“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下的文化新秩序：世界各国在尊重文化多样性和差异性的基础上促进文化和经济的相互协调，促进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五、文化霸权主义背景下“西强东弱”与“东方突围”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国际权利进入一个权力重构的调整期，新的国际秩序重新形成。西方国家凭借着强大的经济、政治、军事实力以及媒体技术优势，牢牢掌控国际议题设置权、国际突发事件报道权，并不断将其势力向不发达国家扩张，逐渐形成了“西强东弱”的国际传播格局。在这样的传播格局中，包括中国、东盟十个成员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上的声音常常被压制，国家形象常常被“他说”“他话”。随着中国、新加坡等东亚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其综合实力不断增强，形成了“东方突围”现象，要求打破原有“西强东弱”的国际传播格局，重建合理、公正的国际传播新秩序的呼声越来越高。
（一）西方文化霸权与文化主权的博弈
就内容层面而言，西方文化霸权经历了“从软权力到硬权力，再从硬权力到软权力的过程”。1起初，西方文化以传播基督教名义对外扩张。几百年来，西方文化霸权的一个重要表现是进行基督教的推广和排挤、控制其他地方的本土文化。但是，早期的这种依靠宗教进行的文化对外扩张活动是一种没有经济、军事等硬权力伴随的软权力传播，影响力有限。
到20世纪初，西方国家开始以坚船利炮的方式发动侵略战争，打开第三世界国家的大门，使其他国家沦为殖民地，单纯依靠硬权力的军事手段进行文化扩张。许多殖民地的传统文化在被殖民统治过程中遭到残酷的摧残。殖民统治者借此传播西方文化，企图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殖民地国家的人民在不自觉中适应和习惯这种扭曲性解释，对人的思想和行为产生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冷战结束后，国际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单纯依靠硬权力的军事干预已经不合适。西方国家一直在探索如何在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以最少的成本获取最大的收益。最后，西方国家选择以文化传播为手段，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对此，汉斯·摩根索认为，“文化帝国主义的目的就是‘征服和控制人的头脑，作为改变两国权力关系的工具’”。2这种“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文化扩张成了霸权主义的重要特征。
有学者指出，“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已经让美国人看到了通过文化扩张进行意识形态渗透从而造成‘和平演变’的巨大威力和神奇力量”。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仍然在孜孜不倦地披上各种伪装的外衣推行文化霸权主义，企图在文化扩张中将西方的价值观念、意识形态推广到其他国家和地区。
1黄珂。 冷战后中国对东盟的文化外交研究［D］。 长沙： 湖南大学， 2011.
2郝良华。 美国文化霸权与中国国家文化安全［D］。 济南： 山东大学， 2012.
具体来说，西方文化霸权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发生作用：通过经济手段在输出商品、资本和技术的同时，推行西方价值观念、思想文化、民主制度等；采用军事手段激化民族矛盾，为推行文化霸权做铺垫。以军事作为推行“人道主义干涉”的手段，不断激化国际关系中的文化博弈；通过外交手段，推行人权外交，打着“人权高于主权”的旗帜干涉他国内政，推行文化霸权；利用全球化教育和国际文化交流推行其文化；凭借对舆论、信息的控制和利用广播、电视、报纸、因特网等各种传播体系进行文化冲击和扩张；以文化产业优势进行娱乐文化产品输出，达到文化产业形态入侵的目的。
利用以上经济、政治、军事、教育、新闻媒介、文化产品等一系列媒介使西方文化在广大文化建设薄弱的发展中国家广泛传播。这种以普世价值观的方式诱惑和洗脑文化输入国的民众，使这些国家的民众极容易对此种文化产生认同感和向往追求，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受到严重冲击。当西方文化进一步发展成这些国家的文化引领者，成为这些国家文化领域主流“话语”的时候，就意味着西方国家以绝对优势力量完成了西方文化霸权中重要的一步：对其他国家的“话语”控制。
这里的“话语”是指福柯提出的“话语就是权力”中的“话语”，是对地位和权利的深层次认同，即如果某种话语占领了特定的文化领域，那么这种话语就可能成为范本，由此约束、限制其他文化的发展和传播。因此，话语占领也就是权力占领。
以话语权控制思想是维护统治地位的重要手段。通过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的渗透达到控制话语权的目的，由此传播和渗透文化。
（二）西方文化霸权下“西强东弱”的国际传播秩序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国际体系进入一个权力重构的调整期，各国在经济、政治、文化领域抢夺新的位置。随着政治、经济的发展以及高新科技产品的出现，文化传播得到了快速发展，大众传播领域的发展尤其显著。
“新闻报道、情报交换、书刊出版、广播、电视、电影等分‘战场’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整个世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传播网。”1在西方文化霸权的长期影响下，西方文化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推行和传播，再加上强大的经济、政治、军事实力，西方发达国家在媒体传播网中占据绝对优势，牢牢掌控议题设置权、国际突发事件报道权，逐渐形成了“西强东弱”的国际传播格局。
1齐仁庆。 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价值取向问题研究［D］。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2012.
198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了《多种声音，一个世界－国际传播问题研究委员会的报告》。此报告用实证的方式告诉全世界，西方国家与其他国家、地区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在传播设施方面存在巨大差距。就报纸的发行量来说，占世界人口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却不到全球发行量的1／4，在一些贫穷的国家甚至连一张正常发行的日报都没有，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美国和加拿大拥有2 000种日报。发达国家的电子类大众传播媒介拥有量远远超过了发展中国家，是其十几倍甚至几十倍。更不用说高科技领域（如互联网、光缆、卫星通信等）了。“传播工具分布的不均衡，使少数发达国家的新闻通讯社、跨国传播公司几乎垄断了所有世界上的新闻传播。”1“美国之声”国际广播每周用超过40种语言向全球播报超过1300小时的广播，同时通过互联网、手机等平台向观众提供新闻等节目，每周服务全球 1.716亿的民众；英国 BBC 国际电台的短波信号已经基本覆盖全球，成为“全球的BBC”。如今，全球超过90％的文化市场被西方国家垄断。“学术评估体系、人文和自然科学领域的七大文摘和索引都被西方发达国家掌控。全球大多数电视节目和科技信息、软件代码都以英语作为传达方式。”2在“西强东弱”的背景下，西方国家将国际事件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出发点进行有选择性的报道，占领世界舆论话语权，成功地让世界成为西方媒体描绘中的世界；占领他国媒介市场，对他国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产生强大的影响；在实践基础上，打造西方理论话语体系。
按照“知沟理论”，受“西强东弱”的国际传播秩序的影响，西方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因为所占有的媒体资源和力量的失衡，导致两者之间的知识鸿沟越来越大，逐渐形成了西方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之间的“中心－边缘”模式，即无论经济、政治还是文化都从西方国家流向边缘国家。汉那兹以“饱和与成熟”的传播理论对“中心－边缘”的模式进行了论证。他用“饱和”代表地方文化逐步吸收接纳外来文化的样式，导致地方文化逐渐失去了自我特性，与外来文化趋同。3论证结果发现：在“西强东弱”的传播格局影响下，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已经远离中心地带，处于被边缘化的地位，被西方文化“饱和”的情况非常严重。国际传播秩序的不对等性对发展中国家造成了诸多伤害。
1韦红。 中国崛起与东盟对外战略调整［J］。 当代亚太， 2004（11）： 3－8.
2熊澄宇。 在交流和创新中增强文化自信［J］。 求是， 2014（18）： 44－45.
3荆学民。 论中国特色政治传播战略研究的时代背景与现实意义［J］。 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12， 34（2）： 62－66.
（三）“西强东弱”国际传播秩序中的“东方突围”现象
几个发展中国家代表在1970年第16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上提出了因传播媒介的问题而形成的传播秩序不公平议题。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在1972第17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上意识到了因新闻传播媒介分布不均衡而存在的潜在危险，在呼吁效用不大的情况下，开始积极行动起来。1975年，加勒比通讯社、泛非通讯社、亚洲－太平洋通讯社等开始联合起来，形成了通讯社联营，以此加强不结盟国家的协作，力争突破西方通讯社的垄断，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际传播格局，但由于实力有限，这种突破显得有些后继无力。
随着东方国家经济的发展以及综合实力的不断提升，东方经济体以群体崛起的态势出现在国际政治竞技场，使现有的以西方为中心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受到挑战，出现了“东方突围”的现象。
东亚经济的发展一直被认为是20世纪后半期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之一。以20世纪50年代亚洲四小虎为开端，一些亚洲国家以极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和贸易增长速度震惊了世界。2006年，贾汗吉·波查提出：“印度和中国在欧洲殖民化之前就是亚洲的支配性国家，在这些竞争者中建立了密切的商业联系。从近期来说，中国和印度创造的经济力量将使日本黯然失色，并挑战美国在世界经济增长最快地区的影响力。”1英国用了58年、美国用了48年才实现人均产值翻番。相比之下，日本仅用33年、印尼用了17年、韩国用了11年，而中国用了10年就实现了这一壮举。
与亚洲的经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欧洲经济发展的增速放缓，甚至出现经济倒退现象。东亚经济的崛起正逐步改变亚洲与西方的均势局面。
高速的经济增长经验也给东方国家带来了自信。因为经济高速增长是相关政治制度、文化优越性的显示。汤米·高大使在1993年就提出：“‘文化复兴正席卷’亚洲，这包括‘自信心日益增长’，亚洲人‘不再把西方或美国的一切看作必然是最好的’等观念。”2由此可见，东方国家正重新回归国际体系的中心地带。
东亚在经济上获得成功时，出于自身更大的发展需求，对现有的经济乃至政治、文化传播格局发出了挑战，同时遭受了来自西方国家的压力。西方国家为了自身的利益，迫切想要维持现有的经济、政治、文化秩序，并且希望把现有的规则改向更有利于自身发展而压制新兴东方国家发展的方向。于是，出现了“西强东弱”国际传播格局下的“东方突围”现象。
我们可以预测在将来的国际舞台上，随着东方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19世纪东方大国群体性衰落的景象将一去不复返，古老大国将重新踏上征程，世界历史也将展现出一幅新的画卷。
1张建新。 后西方国际体系与东方的兴起［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2（5）： 4－20＋156.
2刘胜湘。 中日关系的走向及其对东亚安全的影响［J］。 当代亚太， 2007（10）： 18－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