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东盟国家传播的理论依据

习近平指出，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代表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具有强大生命力和感召力的先进价值观念，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中国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价值凝结。问题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外传播的学理依据是什么？这是本研究先要回答的问题。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东盟国家的传播要以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为指导，包括马克思主义精神交往理论、意识形态理论、世界历史理论等，尤其是马克思理论中国化最新成果－习近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这些都是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东盟国家传播的重要理论基础。另外，西方的文化领导权、文化软权力、文化包容共生等文化理论和大众传播、跨文化传播等传播学理论，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东盟国家传播的理论借鉴。最后，中国古代传播思想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东盟国家传播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

一、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

传播学研究是探讨社会信息系统及其运行规律、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的一门社会科学，离不开哲学世界观的指导。开展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传播研究应当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树立科学的传播观。1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是开展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在东盟国家传播研究的理论基础。

1郭庆光。 传播学的研究对象和基本问题（下） ［J］。 国际新闻界， 1998（3）： 51－55.

（一）马克思主义精神交往理论

传播的实质就是一种精神交往现象。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东盟的传播研究，树立科学的传播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精神交往理论是其理论基石。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市民社会时使用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概念：“交往”（Verkehr）。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文中虽然没有对“交往”概念进行明确的解释，但所提出的“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1的表述，体现了以物为媒介的人与人的物质交往关系，而“观念、思维、人的精神交往”等表述则体现了以“语言”为媒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精神交往关系。可见，马克思、恩格斯把交往分为两类，一类是生产必需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及其对应的物质交往活动；另一类是精神生产及其对应的精神交往活动。而在现代传播学当中，传播指的是以“信息”（广义上的语言）为媒介的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与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的“精神交往”概念与现代的“传播”概念所涉及的对象和范畴很相似。2我国学者陈力丹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精神交往之际，同时大量使用了现代传播学的基本概念，只不过在德文中这个词被写为“KommuniKation”，而英文为“communication”。从这个层面来看，我们说马克思主义精神交往理论其实就是马克思传播观，这是完全合理、有据可依的。搞清楚了精神交往理论与传播学的关系，下面就马克思主义精神交往理论的主要观点及其对传播的指导作用进行阐述。

马克思主义精神交往理论指出，要把传播活动放在人类交往活动的大系统中考察，这为确立唯物主义传播观、考察一切传播活动提出了基本出发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写道：“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这个原理是公认的。然而，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这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3显然，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交往是与生产力、分工同等重要的范畴，没有生产，就不会有交往，反之亦然，交往是实现生产和分工的保障。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精神交往与精神生产活动密不可分，考察精神交往活动一定要与其相对应的精神生产力水平以及精神生产资料的占有方式结合在一起，4要注意精神生产力水平对社会传播发达程度的制约以及精神生产资料占有方式对于传播关系的对应影响。同时，马克思提出，精神内容（信息）的生产与特定的社会意识形态、思想观念、政治、法律、宗教等具有极大的关系，5因而考察精神产品（信息）的倾向性必须要从精神生产的过程和生产结构中去寻求答案。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0： 33.

2郭庆光。 传播学的研究对象和基本问题（下） ［J］。 国际新闻界， 1998（3）： 51－55.

3马克思， 恩格斯。 德意志意识形态［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32： 14.

4郭庆光。 传播学的研究对象和基本问题（下） ［J］。 国际新闻界， 1998（3）： 51－55.

5常青伟。 思想政治教育环境渗透研究［D］。 苏州： 苏州大学， 2014.

马克思主义精神交往理论是历史唯物主义传播观的重要出发点，为我们开展传播活动提供了区别于西方行为主义传播学的理论依据。行为主义把传播活动作为孤立的精神现象考察，刻意回避产生精神交往的条件和环境，不能从根本上揭示人与人之间传播关系的本质，也不能解释精神交往活动中一些倾向性信息的来源与产生原因。马克思主义精神交往理论区别于行为主义，它要求把包括传播活动在内的精神交往活动放在人类社会的大系统中进行考察，在精神交往与精神生产、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精神交往与物质交往的关系中更好地把握精神交往活动，以更为广阔的视野来认识人类社会的传播活动和传播关系。

从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的辩证关系中把握传播，可以为我们理解现代传播活动提供钥匙。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两种生产的关系时指出，“要研究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之间的联系，必须先把这种物质生产本身不是当作一般范畴来考察，而是从一定的历史的形式来考察。”1在这段论述中明确地支持了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的辩证关系。其一，人类的精神生产和交往活动源于物质生产和交往活动，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对精神生产和交往起制约作用。正如马恩所说：“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2物质生产劳动既然创造了人本身，那么作为人的重要属性的精神活动也是物质生产劳动的产物。用这个观点来考察人类社会的信息活动可以看到，信息生产和信息传播是建立在物质生产和交往的基础之上，避免了传播活动陷入唯心论或本能论的困境。马克思、恩格斯在论述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关系时指出，“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是隶属这个阶级的。”3没有物质生产的发展，也就不会有精神生产的发展。无论是城乡的分离这个“最大的一次分工”，还是近代工农业分离的“第二次分工”，或者是信息产业的“第三次分工”，都是建立在物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之上的。这对我们在当前信息化社会开展传播活动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其二，精神生产和精神交往具有相对独立性，它们遵循特殊的规律，推动着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发展。恩格斯认为，当我们考察“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4在很多情况下，尤其是当物质生产到达一定程度时，精神生产的状态将会影响社会发展。所以，我们在考察现代社会的信息生产和传播活动时，既要考虑并尊重客观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又要重视传播活动作为人类精神和心理活动的复杂性和特殊性，遵循传播活动的特殊规律。5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3： 296.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67.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52.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1： 23.

5杨洪泽。 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研究［D］。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 2013.

在精神交往理论的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还对精神交往现象和精神交往活动进行了更为深入地探寻，进一步阐述了“交往”的含义，大致总结如下：其一，“交往”发展到一定程度，可以成为增进国家、民族团结的凝聚剂；其二，不同社会类型之间的“交往”能够暴露出原本因不交流而被隐藏起来的社会问题，从而缩短社会改革的进程，成为社会变革的动力；其三，“交往”影响周边的国家和地区，将会形成“世界交往”。

马克思主义精神交往理论为传播学科提供了一种科学的传播观念，即要把传播现象放在社会的大系统中进行考量，既尊重客观的生产与交往规律，又重视物质生产、物质交往与精神生产、精神交往之间的关系，避免“头重脚轻”；要注重精神生产与精神交往的特殊规律，避免陷入简单“经济还原论”的怪圈。马克思主义精神交往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传播学形成的基础，在现代传播学形成之前，马克思、恩格斯就以更为广阔、宏观的眼光，对人类的精神交往活动（即传播活动）进行了考察，总结出了传播活动的规律，为考察传播活动提供了唯物主义视角。这提示我们，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东盟国家的传播，必须要把传播活动放在东盟十国的社会大系统中进行考察，这样才客观。

（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

价值观属于意识形态范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东盟国家的传播是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重要部分。因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是我们正确认识和把握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东盟国家传播规律的重要理论。

1.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识形态理论

在对黑格尔的精神异化、国民经济学家的异化劳动以及费尔巴哈宗教异化的批驳中，马克思与恩格斯逐渐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1

1赵士兵。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视阈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问题研究［D］。 哈尔滨：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10.

虽然马克思并未给“意识形态”一词做过精准的概念界定，但他认为作为经济基础上的“观念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是一定阶级根本利益的反映，具有鲜明的阶级烙印。“因此，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态便不再保留独立性的外观了。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而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1“生活”就是“社会生活实践”，就是社会存在，社会存在决定着道德、宗教及其他意识形态。这告诉我们，扩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东盟国家的传播影响力与中国经济的发展，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综合国力的增强是密切相关的。2没有中国这几年经济的强劲发展，包括东盟各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是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其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和感召力的，届时不管传播手段如何花里胡哨，传播内容都不足以让人信服。没有人会相信一个穷国或弱国的核心价值观念的力量。相反，只有被实践检验的指导了一个国家快速发展的核心价值观念才具有走上国际传播舞台的“入门券”和“发言权”。同时，不管是在东盟国家开设“孔子学院”，还是建设国际通讯社、对外传播电视台、广播电台都是需要雄厚的经济实力支撑的。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作为后盾，先进的对外大众传播媒介发展不起来，强大的对外传播队伍组建不起来，任何对外传播都会缺乏现实的力量，将会成为水中月、镜中花。

但马克思也指出，“任何意识形态一经产生，就同现有的观念材料相结合而发展起来，并对这些材料做进一步的加工；不然，它就不是意识形态了。”3也就是说，意识一旦和现有社会的观念材料结合，成了社会意识，就具有能动作用。所以，在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东盟传播活动的时候，要特别注意意识形态传播自身独特的规律，要考虑到东盟国家特殊的国情、历史和文化传统。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73.

2赵士兵。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视阈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问题研究［D］。 哈尔滨：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10.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254.

2.列宁关于“科学的意识形态”的理论

第二次技术革命的到来使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日趋尖锐。列宁出于本国的革命斗争需要，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其一，让意识形态走向“科学世界观”。“在为阶级矛盾所分裂的社会中，任何时候也不能有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思想体系。”1列宁将意识形态划分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以及“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两种，“人类没有创造过任何‘第三种’思想体系”。2这两种对立的意识形态的界限在于其是“虚假的”还是“科学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是代表广大无产阶级意志的意识形态，它不同于宗教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不是“虚假的意识”，而是一种“科学的思想体系”，符合社会历史的发展趋势，是阶级性与科学性的有机统一。列宁关于意识形态的论述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科学性提供了思想基础。例如，在导论中的核心概念界定中所阐述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代表了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先进价值观，与西方价值观相比，具有蓬勃的朝气和旺盛的生命力。其二，重视“灌输”的作用。在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后，为了在内外交困的局面中维护意识形态的安全，列宁提出了“灌输论”的宣传思想。“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部灌输进去。”3在列宁看来，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并不会自发地产生，必须通过斗争、教育等外在手段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灌输到工人阶级的头脑中去。如果不这样做，那么工人阶级就要被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控制和影响，因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出现早于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经过长时间内“加工”和“包装”，具有极大的欺骗性和煽动性，再加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处于统治地位，拥有多种的传播工具和传播渠道，很容易对工人阶级产生影响。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无产阶级政党不能主动出击，在工人阶级中开展有计划的科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灌输，而是让工人阶级自发地产生革命的意识，那么无疑是把思想阵地让给了资产阶级。列宁的“灌输”理论为当时的苏联做好国内国际的宣传工作提供了指导，也给今天社会主义国家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工作提供了借鉴。我们不仅要重视国内舆论斗争，还要重视价值观的对外传播，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氛围。

（三）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是马克思以唯物史观解释历史的理论结晶。4世界历史理论对在当今世界全球化的背景下理解社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是我们在当前背景下探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外传播，尤其是在东盟国家的传播所必须汲取的营养。

1列宁选集（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256.

2列宁选集（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255－256.

3列宁选集（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247.

4赵士兵。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视阈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问题研究［D］。 长春：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10.

马克思认为，世界历史的形成是由近代资本主义生产力大幅度提高和工业化引发的。随着民族及地方“关闭自守”和“自给自足”的状态被“相互依赖”和“相互往来”的状态所代替，不仅是物质，连精神也成了“世界的文学”状态，各民族的历史成了世界的历史。促使世界历史发展的动力是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及交往的密切化。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产生了新的社会分工。随着世界市场的形成，某种程度上的不同社会分工加强了人们之间的交流往来，由物质和经济方面的交往延伸到精神方面的交往，逐渐打破了各民族和国家之间原有的封闭状态，促使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而在世界历史的不断前进中，只有把世界历史与人类解放有机结合，把世界历史与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统一起来，才能实现人类的彻底解放。

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对我们今天更深刻地理解全球化，尤其是经济全球化，在全球化背景下坚持“中国道路”，理直气壮地在国际范围内传播中国特色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重要意义。

当今的全球化本质上是世界历史发展的一个阶段。但因为工具理性遮蔽了价值理性、资本逻辑压制着生存逻辑、民族本位主义极度排拒人类共同利益，造成了一系列的“后遗症”，1如殖民运动、周期性经济危机、军备竞赛、资源枯竭。这些都为当代人类社会发展带来了困境，使许多国家地区冲突不断。这些悲剧性结果都促使人们反思并拷问“西方道路”价值取向的合理性。 反观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中国的发展令世界瞩目。目前，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人民生活不断改善，国内外也开始了对“中国道路”的研究。什么是真正的“中国道路”，我们应该从哲学的角度，把中国这一段发展历史放入世界历史的视野下进行审视：从新民主主义的提出到建立初期的苏联模式，再到计划经济，最后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些都是中华民族被世界历史所赋予的历史命运抉择。在这个探索过程中，我们可以从世界历史的高度理解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的进步性，理解中国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终极目标，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的发展理念。中国提出的“合作共赢、和平发展、和谐世界”为世界提供了一个自发站在人类总体高度下努力维护并遵守公平正义，提供化解利益冲突及意见分歧的榜样。

1马俊峰。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方法论意义［J］。 中国社会科学， 2013（6）： 4－10.

随着苏联的“和平演变”被终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实际上已经成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一面旗帜。这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不断总结着社会转型和发展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这不单和中国人民的幸福和中国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还包含着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希望。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研究“中国道路”的历史价值，研究“中国道路”对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借鉴意义，让“中国道路”以及“中国道路”内含的价值观念在世界历史舞台上绽放光彩，为世界历史进程和人类解放做出自己的贡献，就是当前开展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东盟传播的意义所在。

（四）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

在全球化背景下，面对复杂的全球经济、环境等问题，习近平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该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外传播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当下开展对外传播具有重要的针对性和指导意义。因此，单独一节进行阐述。

习近平在与外国人士的会见中多次表示，国际社会目前正不断发展成为一个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于2013年3月访问俄罗斯期间发表重要讲话，并指出全人类一起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逐渐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1随后的三年，习近平还在不同的国际场合多次谈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深得国际社会的高度认同。2017年1月，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发表题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演讲，再一次站在全人类的高度着眼于人类命运的世界文明及历史规律的趋势走向，系统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国际体系变革与完善指明方向。2017年2月10日，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第五十五届会议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中，彰显了中国对全球治理的巨大贡献。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是习近平应对新时期国际形势的变化提出的中国的新的外交理论，其提出的时代背景有两个。第一，进入21世纪以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第二个10年以来，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滋生了很多新问题，给全球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如气候变化、传染病、核扩散、海洋安全等。这些全球化问题的解决不可能依靠某一个国家，而是需要整个人类携手，共同应对。第二，中国的崛起。在2010年，中国的这个经济总量GDP超过了日本，跃居世界第二。随着中国的发展崛起，国际社会也开始关注中国，这使中国和跟原有大国的关系变得复杂敏感，尤其是中国跟美国的国际关系，直接关系到世界格局的变化。会不会再出现新的“修昔底德陷阱”2，这也是全球治理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开始思考，在变迁的时代，自己在世界舞台上要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如何应对国际间的竞争与合作。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习近平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4： 272.

2黄丽娟， 郭进。 “一带一路”战略面临的政治风险与中国的战略选择［J］。 青海社会科学， 2017（1）： 28－34.

在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思想体系中，“地球村”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词。该思想认为，人类已经高度相互依赖，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命运攸关的一个共同体。就像一个地球村，在这个村里面，村民天天要见面，经常要交往，把门关起来，不跟任何人接触，过自己的小日子，不太现实。但只要跟人接触，就难免发生碰撞和利益冲突，当然也会带来好处和利益的共享。那么该怎么应对它，是侧重跟它硬碰硬，着眼于冲突，还是着眼于合作，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质所在。在地球村这一共谋发展的大家庭中，我们接受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多点多面发展。

习近平在各种讲话中多次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由三个层次的共同体构成的。一是利益共同体，整个人类是有共同利益的，如在经济发展、国际安全以及全球治理上的共同利益。作为同一利益共同体，我们应该强力合作，使大家都获益。二是价值共同体，价值共同体是利益共同体的基础，其实就是人类的价值观，即怎么看待这个利益问题的观点。过去，西方大国特别是强权政治国家，正是持自私狭隘的利益价值观，总想着让别人受损失自己获得利益，最后导致战争不断，冲突不断。三是责任共同体，即承认人类的共同利益，同时面临已知及未知的共同挑战。就整个人类社会的角度而言，各个国家都必须一起承担使人类发展走向正确道路这样一个伟大的责任，共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价值共同体、责任共同体三者共同支撑着人类命运共同体。

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独立自主，和平外交”，再到“和平发展”“和谐世界”理论，我国的外交理论不断创新发展。现阶段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以往基础上对我国对外交往理念的新发展，是新时期我们开展对外交往、对外宣传工作的指导思想。它肯定现实世界是以主权国家为基础的，存在着民族、种族、文明、宗教，甚至肤色的差异。差异就会产生矛盾、利益分歧。但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各国必须紧密团结在一起，着眼于人类共同利益，携手前进。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是我国面对世界发展新形势提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为解决世界性的问题、促进世界和谐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它能够得到多个国家的赞同，表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话语权增强，逐渐具备主动塑造中国话语权的能力，打破了原有西方大国话语权的垄断。“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部分，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东盟的传播就是树立“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共同意识，是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设和发展提供思想基础和价值支撑的重要举措。因此，我们要用好“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指导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东盟的具体传播实践。

（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外宣传理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外宣传理论是在马克思主义传播观的指导下，继承发展了毛泽东的对外宣传思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形成的对外宣传理论，是指导我国对外传播活动开展的“法宝”。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外宣传理论的思想源泉－马克思、列宁的传播思想

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并没有专门论述传播的，但是纵观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过程，可以看出将理论与工人运动的实践相结合一直是马克思主张的传播观点。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写道：“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表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1要想开展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东盟国家的传播，必须坚持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东盟各国的人民来自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宗教信仰、民族文化。要想让他们尊重、认知、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我们必须做到理论上的彻底性，必须建立一套适宜的对东盟国家传播的价值观理论话语体系，把当前为什么要传播我们的价值观念，我们的价值观念能解决什么问题这些道理讲清楚、讲明白。当前，由于受制于资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无法真正地超越民族的狭隘性，甚至演变成为全球性或者地区性的霸权主义；西方的价值观无法关照人类精神生活，无法解决事关人类共同命运的许多全球性问题。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融通中国先进传统文化、立足于改革实践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则区别于西方价值观，它反映了当代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价值取向，为人类命运共同体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了具有东方智慧的解答。因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外传播在理论阐释上要具有世界眼光，占领理论制高点，掌握话语主动权；要立足于解决人类命运共同体面临的问题，与实践相结合，增强传播信服力。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11.

列宁的“用事实说话”“重视受众需求”等对外传播思想是在特殊革命历史时期对马克思传播思想的发展。十月革命之后，西方国家对新生的政权从多方面进行扼杀，在国际舆论方面通过宣传垄断企图孤立新生的政权。为了打破外媒对苏联的“形象封锁”，列宁高度重视对外宣传工作，在1917年－1922年，共会见外国记者30次，发表谈话21次。列宁坚持“用事实说话”，“我们深信，在许多国家里（在那里，我们的盟友和朋友比我们知道的多得多），只要把我们的纲领翻译出来，世界无产阶级的一支部队俄国共产党究竟做了些什么的问题，就会得到最好的答复。”1列宁要求苏联的媒体多把真实的声音传递给外界，而不能让苏联的形象被“他塑”。同时，列宁很注重受众理论，要求对外宣传必须充分考虑外国受众原有的语言习惯和接受习惯。针对共产主义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各国共产党的组织结构及其工作方法和内容的决议》，列宁笑道：“决议写得很好，但它几乎全是俄国味，也就是说，完全是根据俄国条件写出来的。这是它好的一面，也是它坏的一面。它所以坏，是因为我相信几乎没有一个外国人能把它读完。”2列宁针对外国人的阅读习惯，指出了决议太长、俄国味太重、话语转变不够、不能让外国受众看懂等弊端。列宁的对外传播思想为我们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东盟的传播策略提供了指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不是简单的24个字的宣传，我们要善于讲好中国故事，在经济发展、国富民安的事实中传递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力量，在传播的时候要注重东盟各国人民的传统习惯和接受习惯，去掉“官方宣传”腔调，增强传播效果。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外宣传理论是对毛泽东对外宣传思想的继承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世界格局趋于复杂化，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为核心的社会主义阵营与以美利坚合众国为核心的帝国主义阵营针锋相对。对内，中国面临着国民经济恢复的重大任务；对外，中国面临着西方的封锁和孤立。在这样的背景下，逐渐形成了以毛泽东为中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对外宣传思想。3

1列宁全集（第36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5： 201.

2列宁选集（第4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728.

3王晨。 以改革创新精神开创党的对外宣传工作新局面［J］。 求是， 2011（13）： 29－32.

（1）坚持对外交往的基本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首次提出是在《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中，主要内容包括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许多内容都是由毛泽东首倡的，主要是用来处理中国与新独立的民族主义国家的关系。基于民族历史的共同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万隆会议上为众多亚非国家所响应。1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旨在争取建立一个永久和平光明的新世界，也是我们开展对外工作，包括对外宣传工作的基本原则。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内蕴的“互相尊重、平等互利、和平共处”都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的体现，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外传播要遵守的原则，体现了我国价值观对外传播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所开展的价值观输出、推行文化帝国主义的本质区别。

（2）高度重视对外宣传工作。毛泽东高度重视对外宣传工作，20世纪50年代他就专门对新华社如何开展对外宣传一事做出了指示，据时任新华社社长的吴冷西回忆，“毛泽东提出的把地球管起来，就是要求新华社迅速地、充分地把世界各国的情况收集回来，把中国的情况传播出去，就是要求新华社担当起中央的耳目喉舌，从国内范围扩大到世界范围，尽快建成世界性通讯社。”2在当时西方帝国主义对新生的中国社会主义政权进行新闻封锁的情况下，毛泽东高瞻远瞩，看到了开展新中国的对外宣传对搜集外部信息、维护政权稳定、打破敌对势力对中国的新闻封锁、赢得对外宣传主动权的重要作用。

（3）注意针对受众特点开展对外宣传。针对如何具体地开展对外宣传工作，毛泽东也提出了一些“巧”招。一是要特别注重结合传播对象（受众）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开展对外宣传工作。他说：“共产党员如果真想做宣传，就要看对象，就要想一想自己的文章、演说、谈话、写字是给什么人看、给什么人听的，否则就等于下决心不要人看，不要人听。做宣传工作的人，对自己的宣传对象没有调查，没有研究，没有分析，乱讲一顿，是万万不行的。”3毛泽东朴素的受众观在今天我们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外传播的工作中依然具有极强的指导意义。任何有效的对外传播最终的传播效果都要体现在传播对象上。说到底，价值观传播最终是在做“传播对象”的思想工作，所以我们一定要建立正确的受众观，要研究和分析传播对象的特点，有的放矢地开展价值观的对外传播工作。二是要抵制“我为核心”的错误传播思想，“不要强加于人”，而要坚持“国家不同，做法也不一样”的国别对外传播理念。在具体的传播中要尽量用事实说话，不要留有“宣传腔”，不要对人指手画脚，尽可能把传播的意图隐藏在真实的事实中，让听的人、看的人“自然而然”地得出我们指向的传播结论。 

1唐建文。 周恩来外交伦理思想研究［D］。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 2012.

2何东君。 历史的足迹－新华社70周年回忆文选［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1： 4.

3毛泽东选集（第3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836.

（4）从“一边倒”到“两边反”再到“三个世界”理论。在开展对外宣传中，党中央一直根据形势的变化，不断调整宣传内容，维持自身安全与发展。20世纪50年代，在美苏冷战的“二元格局”中，中国站在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较量，那时候的中央外事组、国际新闻局、外文出版社、外交部新闻司、国务院外事办公室都一致口径地宣传“联苏抗美”内容。20世纪60年代，我们根据时势变化，调整对外宣传“反美反苏”。到1974年，毛泽东通过对美苏争霸加剧的世界政治格局进行冷静而深入分析后提出“三个世界”思想：苏联、美国是第一世界；欧洲、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作为中间派，是第二世界；亚洲除了日本、整个非洲及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1无论是“一边倒”“两边反”，还是“三个世界”理论，都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时势变化不断调整我国对外宣传重点的表现。当下，世界格局、国际形势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中国的崛起、“一带一路”重要战略的提出，我们的对外宣传也应当根据形势做出调整，这是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东盟国家传播研究的必要条件。

1996年，全国对外宣传工作会议召开，将改革开放后的外宣工作经验总结为著名的“外宣十条”：以国家的根本利益为最高准则；以正面宣传为主，以事实为主，以我为主；区别对象，加强针对性，注意内外有别、外外有别；注意韬光养晦，有所作为；讲究斗争策略，善于利用矛盾；打主动仗，争取先发制人；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着眼于争取中间群众；借用外力；形成合力。2毛泽东的对外宣传思想是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特殊时期面临的内外局势所形成的重要对外宣传思想，指导了那一时期中国的外交活动，稳定了中国的政治局势。

3.在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外宣传理论

随着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外宣传理论也随着改革开放伟大实践的不断推进逐步形成。3

1钱斌。 和平崛起观的柱石：“三个世界”理论－论毛泽东外交理论的演变［J］。 求实， 2010（52）： 9－11.

2曾建徽。 融冰·架桥·突围－曾建徽论对外宣传［M］。 北京： 五洲传播出版社， 2006： 134－136.

3李嘉莉。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外传播问题研究［D］。 太原： 山西大学， 2015.

（1）重新确立了对外宣传工作的重要地位。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重新对国内外形势进行了准确研判，把开展对外宣传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1980年4月，中央对外宣传小组正式成立；同年８月，中共中央下发了《加强对外宣传工作的通知》，其中明确指出，对外宣传的根本任务是为党的总路线服务，应及时并真实地、丰富又生动地、全面立体地宣传中国；1986年6月，中央对外宣传小组《关于加强和改进对外宣传工作的意见》得到中共中央批转，进一步明确对外宣传工作是关系到树立社会主义中国的国际形象的重要工作，是整个对外开放格局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随着东欧剧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虎视眈眈，其以经济为后盾，利用强大的传播优势，一方面在国际上不断编造谣言，损坏中国形象；另一方面，加紧对中国意识形态的渗透和价值观输出，妄图通过“和平演变”的方式颠覆中国的政权。1990年12月，中共中央紧急下发《关于加强和改进对外宣传工作的通知》，通知中指出，对外宣传工作是党的一项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战略意义的工作，应该为扩大我国的国际影响、推动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祖国统一大业服务，为我国的路线、方针、政策服务，为世界和平、各国人民的友谊和人类进步服务。2004年，中共中央下发的《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对外宣传工作的意见》再次明确，外宣工作是党和国家具有战略性、全局性的工作；对外宣传实力是综合国力的主要组成部分；提高对外宣传的国际影响力，是增强我国国际竞争力的一个重要方面。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我国对外传播能力建设，把做好对外传播，尤其是价值观的对外传播作为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2013年8月，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习近平在会上强调，“在全面对外开放的条件下做宣传思想工作，一项重要任务是引导人们更加全面客观地认识当代中国、看待外部世界。”1在全球化时代，我们要高度重视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国际传播力，以合适的策略去拓展国际传播的广度、增进国际传播的深度，塑造良好中国形象。

（2）重视在对外传播中传播技巧的运用。认识到了对外传播的重要地位后，针对开展对外传播的具体技巧，中国共产党和政府不断探索，总结出了一些特色的传播经验。1990年，全国第二次对外宣传工作会议召开。在会上，针对对外传播的传播对象－外国民众，尤其是占人口大多数的中等收入群体，提出要认识外宣工作的特殊性，做到“内外有别”，要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外传播的“受众观”重视对象受众的生活方式、价值差异等不同于国内受众的特点，讲究传播策略和手段，以求达到良好的传播效果。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4： 155－156.

针对新形势下国外多元化思潮对我国价值观的冲击，1994年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印发《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对外宣传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在《意见》中指出，“对外宣传要全面正确主动地介绍我国的形象”，要坚持“以我为主，以正面宣传为主，从事实为主”的方针。现阶段，要开展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东盟国家的传播，我们要坚持“以我为主”的立场，要有理论自信，讲好中国故事。同时，我们要重视东盟国家所特有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具体国情和受众特点，有的放矢地开展好国别传播。在2013年的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习近平也提出做好外宣工作的具体方法，包括阐释好中国特色、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华民族的意义、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产生的基础等具体内容，1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东盟的传播提供了理论指导。

二、理论借鉴：西方学者有关理论

文化的核心在于价值观。价值观传播是文化传播的重要内容，也是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主战场。自20世纪中期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出于对意识形态领域安全的考虑，高度重视关于文化的研究，形成了文化领导权、文化帝国主义、文化软实力、文明包容共生等一批文化理论。这些关于阐述文化重要作用的理论，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东盟国家的传播提供了借鉴。

（一）文化领导权思想

作为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葛兰西在总结意大利革命经验的基础上，分析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结构的特点，并通过西方政治制度、社会结构与俄国等国家社会结构的比较研究，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意识形态新的领导权的重要观点。其中，文化领导权思想是影响力最为广泛的理论。

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继承，尤其是受列宁在反对各种“经济主义”倾向时对文化斗争阵线重新估价的影响。2葛兰西意识到，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在社会权力结构方面与俄国等国家的社会权力结构不同，指明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社会革命夺取政权必然要走不同的道路。这条道路是什么呢？葛兰西认为，“一个社会集团能够也必须在赢得政权之前开始行使‘领导权’；当它行使政权的时候就最终成了统治者，但它即使牢牢地掌握住了政权，也必须继续过往的‘领导’。”3这段论述明确表明了葛兰西的思想，即西欧的无产阶级革命不可能像俄国那样通过直接发动武装起义“阵地战”来完成，而必须在赢得政权之前掌握“领导权”，发动“运动战”。那么，这个“领导权”具体指的是什么呢？他认为，随着人类历史的不断发展，暴力性的统治方式会弱化，较温和的文化控制更为可行。因此，这个“领导权”就是指意识形态的文化领导权。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4： 156.

2朱佩塞·费奥里。 葛兰西传［M］。 吴高，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3： 262.

3　葛兰西。 狱中札记［M］。 曹雨， 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 38.

文化领导权是葛兰西提出的新的领导权理论。他认为，整个上层建筑分为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在市民社会基础上产生了 “文化领导权”或“意识形态领导权”，政治社会产生了“政治领导权”。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总是试图造成“意识形态的虚假性”，把他们自己的阶级利益伪装成全社会的共同利益，从而取得意识形态的领导权，进而取得“政治领导权”。

葛兰西跳出了经济决定论，看到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重要性。由此，实现了意识形态研究的重大转向，把取得社会意识形态“领导权”作为工人阶级取得国家政权、成为领导自己的同盟阶级和其他社会阶级的必然条件和途径。

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引发了人们对文化和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视。价值观是文化的核心和灵魂。在当前背景下，加强价值观的对外传播，在东盟国家赢得更多的文化共识，减少敌意和冲突，是维护我国周边地区安全稳定，捍卫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举措。

（二）文化帝国主义

在《传播与文化支配》一书，赫伯特·席勒首次提出文化帝国主义。“发展中国家开始对发达国家的商品产生需求，文化价值观也逐渐倾向于发达国家，民族文化不断地被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同化，这时文化帝国主义便出现了。”1席勒让发展中国家警惕发达国家出口的音乐、电影、媒介作品等一切“掩盖”的文化产品，在他看来，这些文化产品正像当年殖民者蚕食落后国家的领土－样，不断占领发展中国家的文化领地。“文化帝国主义是许多过程的总和，通过这一系列过程，某一社会领导阶层或吸引、或强迫进入现代世界体系之中，从而建立了与之适应的社会制度，这甚至促成了处于世界体系中拥有主动权且居核心位置的国家的价值观。”2席勒的阐述说明了文化帝国主义通过文化产品输出价值观的过程，深刻地解释了文化帝国主义侵略的本质，引起了世界各国的高度重视。

从文化帝国主义角度研究的主要是汤林森和萨义德。汤林森用了四种话语来掩盖文化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为文化帝国主义辩护。

首先，媒介话语。汤林森认为，媒介本身是不具有意识形态的。因此，发达国家借用强大的媒介力量“一边倒”地向经济欠发达的国家“倾倒”媒介信息，而经济欠发达的国家毫无反手之力，这种不对等的信息交流，是接受国主动接受的，是两种文化交往中很正常的信息传递现象，并不具有文化帝国主义的侵略性。通过对媒介话语的不具有意识形态性的阐述不动声色地抹去了媒介作为强大的传播工具对文化帝国主义的推波助澜作用。

其次，民族国家话语。汤林森把经济发达国家对其他国家民族文化的冲击描写成了其他国家民族对经济发达国家文化的认同，荒唐地将这种认同描述成是本来不了解，正是因为文化帝国主义的推行，使不发达国家增进了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文化的了解进而对发达国家的先进文化产生了仰慕，企图为文化殖民这一事实洗白。

再次，批判消费主义话语。汤林森没有否认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输出带来了“消费主义”，但他强调这些都是消费者为了满足自身的文化需求主动来消费的。资本主义文化不仅没有对消费者进行强迫，还满足了消费者的需求，让消费者得以接受到西方国家先进的思想理念，对推动当地文化发展不仅没有危害，还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汤林森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消费主义”利用经济手段对经济欠发达国家进行文化殖民的事实，洗白成了满足经济欠发达地区所不能满足的受众的饥渴的文化需求。

最后，现代性批判话语。在汤林森眼中，文化帝国主义是现代性的扩散，他认为“现代性并不是一种集体生活上的意义，也不能造成今天全球化价值观和文化观的同化过程，我们与其说资本主义现代性是一种文化侵略的过程，倒不如说是一种‘文化损失’的过程”。3汤林森认为，文化全球化是世界上各国都要被裹挟其中的潮流，无论经济发达国家或经济欠发达国家的文化愿意或者不愿意。这种文化全球化并不是经济发达国家在不发达国家推行的文化帝国主义以及文化帝国主义带去的现代性的扩散能够“支配”产生的。撇清了关系之后，他还“好心”地提醒不发达国家，当今世界已进入了现代性带动下的全球化时代，“支配”和“文化帝国主义”都将成为过去式，不发达国家将要面对的是文化全球化。

1孙晓萌， 张颖。 从文化霸权视角探析中国的文化选择［J］。 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16（12）： 11－14.

2　孙晶。 文化帝国主义与文化霸权思想考察［J］。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1）： 43－47.

3张艺腾。 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的解读［J］。 合肥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6）： 45－50.

萨义德在《文化帝国主义》中把文化列为与帝国主义物质基础中经济、政治同等重要的因素，并认为文化、地理与帝国相互交融的历史过程便是帝国的形成过程，现代的帝国文化与其领地文化间存在着相互交织与浸透的权力关联。 文化帝国主义的实质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以西方发达国家的强权政治和强大经济为后盾，借助文化产品和媒介的宣传来潜移默化地传播西方的意识形态、思维体系和行为准则，制约和影响世界各国的新途径。

其一，文化帝国主义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为维护自身领先地位的手段。二战前美国国力大增，成了世界的“霸主”，但二战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逐渐让“霸主”感觉到了莫大的威胁，如何不惜一切经济、军事、文化手段去遏制、分裂、颠覆这些社会主义国家成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首要思考的对外战略。对苏联的“和平演变”让美国等国逐渐意识到，比军事斗争更具有强大“杀伤力”的是文化帝国主义推行下的文化渗透、文化入侵和文化扩张。苏联解体之后，尝到“甜头”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但没有放弃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清剿”，而且变本加厉，在世界范围内推行文化帝国主义，企图让美国的标准成为世界的标准，让美国的价值观成为“普世”的价值观。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眼中，资本主义制度是世界上最优越的制度设计，资本主义的“民主”才是真民主，“自由”才是真自由，他们以“救世主”的姿态，不断把这样的价值观念向除己之外的国家进行散播，企图不费一枪一弹维护自身的“霸主”地位。

其二，文化帝国主义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新侵略途径。随着经济全球化，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意识到，要想通过以往的军事、政治、经济手段实现自身的利益难上加难，而文化帝国主义能够通过电影大片、可乐薯条、嘻哈音乐等多种流行文化产品轻易突破国界的限制，侵蚀对象国受众，尤其是青少年群体的内心精神世界；可以通过网络、手机新媒体等技术手段轻易地把某种思想传输到对象国国民的心中，制造混乱，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这些形式具有成本低廉、实施方便、收效明显、隐匿性强、不易觉察的优势，于是文化帝国主义就成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优先选择的、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手段。事实也确实如此，随着文化帝国主义的推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成功压制了很多落后国家，实现了自身在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利益。

文化帝国主义是一种侵略行为，不利于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发展，也不利于世界的和平稳定。但是，文化帝国主义理论让我们开始注意到文化的巨大力量，也进一步看清了资本主义文化对外输出侵略的真实本质和意图。目前，我们一方面要抵制西方国家的文化帝国主义，防范文化侵略；另一方面，要从本质上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外传播与文化帝国主义的本质区别。以在东盟国家的传播为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并不指向冲淡东盟国家原有的价值观念，而是要求增强双方的思想共识，为双方繁荣发展、为双方利益服务，进而促进区域的经济发展和安定和谐。

汤林森在文化帝国主义中所提到的四类话语值得我们深思，提醒我们在加强社会主义核心对外传播中要注意话语的转换，善于利用新闻媒介、民间外交、经济交往等多种形式，增强传播效果。

（三）文化软实力理论

美国学者、国际关系理论家汉斯·摩根索在担任芝加哥大学美国对外政策研究中心主任、美国国务院以及国防部顾问期间，通过对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权力结构进行细致观察和深入分析后发现：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构成国家权力的因素众多，除了自然资源、地理环境等实体因素，还包括很多无形的因素。在他看来，在国家的权力中，“最难掌握的就是国民士气和民族性格，但同时这两种因素是国家权力是否强大，国家影响力能否长久的重要因素，越是国家危急的时刻，这种无形的影响力就越显得重要”。 汉斯·摩根索在《国家间政治》一书中关于国家权力无形因素的论述成了后来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文化软实力”观点的来源。

20世纪90年代，约瑟夫·奈开始关注那些能够帮助美国发展的“力量”。他从摩根索的论述中获得了灵感，并将这种无形的影响力具体地表述了出来，提出了“软实力”的概念，并重点研究信息时代下软权力的性质和特征，进一步发展了“软实力”概念，提出了“信息权力”概念。约瑟夫·奈认为，在信息社会，与领土、军备、武力、科技进步、经济发展、地域扩张、军事打击等有形的“硬实力”相比，文化、价值观、影响力、道德准则、文化感召力等无形的“软实力”更值得人们关注1.软实力最重要的内容就是文化。文化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软权力的基础，而文化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普世性价值观。如果美国的价值观成功地被他国分享了，基本上就可以确保美国在该国的利益了。正如约瑟夫·奈所说：“无论我们做什么，广播、电视、互联网，甚至好莱坞的电影，都变成了美国宣传自由与民主的平台，由此可以看出美国的大众流行文化有助于增强我们的软权力，将美国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在全球范围内扩大开来。”从这段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文化尤其是流行文化这种受众基本不具备抵抗能力的、极具有隐蔽性的推广形式对推行价值观、增强国家软权力的重要作用。尽管后来约瑟夫·奈在《重新思考软实力》的文章中对单独依靠硬实力或软实力的观点进行了所谓的“纠正”，将两者结合折中生出了一个“巧实力”（Smart Power）的新概念，但其关于文化软实力的理论仍然是人们对约瑟夫·奈提出的关于国家权力的论述中记忆最为深刻的部分。

1徐艳玲， 李建柱。 建立马克思主义传播学初探［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10（16）： 18.

文化软实力理论是近年来颇受我国文化学者关注的理论，也是我们开展文化对外传播时不得不提到的理论。从这个理论出发，我们意识到加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战略意义，认识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外传播作为文化对外传播的核心要义对增加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意义。

（四）文明冲突论

从文明冲突论角度研究的主要有塞缪尔·亨廷顿，其直接思想渊源是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的文明历史观1.亨廷顿认为，冷战结束后意识形态之间的对抗局面被打破，造成世界主要冲突的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是文化之间的差异。亨廷顿将世界文明主要分为七大文明，即西方文明、印度文明、中华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并特意提到了可能还存在的第八大文明－非洲文明。他认为，每一种文明都不同于其他文明，多种文明形成了一个集体文明，成就了当今的世界格局。亨廷顿认为，这多种文明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有的在消亡，有的在被融合，有的则不断地吸收其他文明而日益强大。在这多种文明中，亨廷顿专门注意到了中华文明的发展态势，他别有深意地挑起了人们对未来中国文明将会取代西方文明进而主导世界文明的可能性的思考和警惕。 亨廷顿指出，冷战结束以后，文明的冲突代替了意识形态的冲突，成为国际关系的决定性因素，使人类历史成了文明冲突史。以意识形态和政治关系确定的联盟转换成了以文明确定的联盟，拥有共同文化信念的国家联盟取代了冷战阵营。“在当代世界，文化的重要作用越来越被体现出来，它将不同的部落和民族划分成了大的文明区域，在这些文明区域之间冲突将越来越频繁，这种冲突将会成为全球冲突的中心。”2他提出，文化冲突将取代经济及意识形态成为新世界冲突的重要根源，不同文化间的冲突将成为影响全球政治的主要因素，同时各文明之间的差异将会引发新的冲突爆发。

1高健。 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哲学基础及其批判［D］。 上海： 复旦大学， 2010.

2哈里森。 文化的重要作用［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6.

虽然笔者对亨廷顿关于文化的划分并不同意，对站在西方文化角度对中华文化提出的偏见甚不赞同，但是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从侧面引发了我们对因文明差异而造成的不同地区和国家之间冲突的警醒。事实上，巴以冲突、叙利亚战争中恐怖组织挑起的所谓“穆斯林圣战”，已经佐证了文明差异尤其是信仰差异被人利用后所呈现的强大破坏力。开展价值观在东盟国家的传播不是为了强行推行价值观，而是希望加强沟通，减少因价值观分歧而产生的敌对和误解，达到文化认同和互相尊重的目的，减少文化冲突的可能性，为双方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稳定的共赢局面奠定良好的文化共识基础。

（五）文化包容共生理论

文化作为人类社会所专有的现象，始终渗透在人类社会的各个角落，体现着人的本质及发展。而众所周知，文化存在差异性，不同的国家、地区都有不同的语言、行为、风俗习惯。因存在差异性，文化也显示出排他性，不同文化之间不断发生冲突、碰撞。如何解决不同文化之间的摩擦，加速文化的共融发展，促成了文化包容与文化共生理论的形成。1

先来阐述什么是文化共生。最早，“共生”一词运用在生物学领域，指不同种类的生物相互依赖的关系。2在我国古代中医学说中，也记录了包含药理“五行学说”“相生相克”的“共生理论”。之后，“共生”的概念从生物学领域被引用到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指的是不同的事物之间繁荣共存、相互借鉴、协同发展相互间的紧密关联。具体到文化领域，“文化共生”有多种定义。综合定义中的要义部分，文化共生指的是多元文化在彼此尊重中谋求共生发展，在平等交流的基础上实现兼容并包的文化发展形态。具体来说，其包含以下几层含义。

1.文化共生的核心理念是多元文化相互的共荣共生

多元文化的共荣共生指的是具有不同背景的不同文化，通过互相尊重的平等交流，为文化的共同发展和繁荣创造充足的生长条件和生长空间，在相辅相成的氛围中增强交流，实现多元文化相互依存和共同发展，即文化共生共荣的目标。

1尹博。 基于文化共生理论的渝东南学校民族文化教育发展研究［D］。 重庆： 西南大学， 2015.

2谷月。 文化共生与中国－东盟和谐文化的构建［J］。 江苏商论， 2016（7）： 39－42.

2.文化包容是文化共生的前提和基础

文化包容既有“包”的含义，又有对“容”的理解。“包”取“兼收并包”中的“包”之意，侧重指向对多样性的包含；“容”取“有容乃大”中的“容”之意，偏重于对差异性的尊重。“包容”是人类最为宝贵的品质，也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文化包容”指多元文化中允许多样，尊重差异，在多样性中求统一，在差异中求和谐。北京大学的杨保筠教授指出，要建设社会文化共同体，主要在于追寻多元性中的那些共性，而不是直接扼杀文化的多元性。1此外，认同各民族的文化存在的必然性、合法性及合理性，充分尊重并发掘其对人类做出的贡献及价值，这些都充分展现了文化的包容性。对那些我们暂时还不能完全理解的文化内容，要承认它是人类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精神财富，坚信它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对这些不同的文化采取尊重和包容的态度。

在如今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下，“文化共生”是世界交流的前提，也是不同文化发展的结果。我们在对待文化的共生性及包容性发展时理应从多重维度、多元视角去理性对待。不同国家和组织间以及同一国家的不同民族和地区间的文化包容、共生都体现了文化的包容性和共生性。将此套用于东盟各国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的关系，即中国和东盟各成员国要在文化差异的情况下，互相尊重文化的差异，多样并存。在中国及东盟文化的包容与共生性发展的基调下，在文化的共生及包容方面，我们既需要注重中国与东盟间的文化所存在的共同性，又需要注重各个国家内部不同文化间所存在的差异性。此外，我们在理解中国与东盟文化包容共生时，不应该把文化共生理解成单纯出于经济利益迫不得已的选择，而应该更多地把关注的目光放在精神层面。

1任钢建。 “中国－东盟文化共生与包容性发展研讨会”会议综述［J］。 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6）： 142－146.

三、思想积淀：中国古代对外传播思想资源

中国古代对外传播活动开展频繁。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之间开展了不同治国理念、价值观之间的较量；秦汉时期，随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文化开始成为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张骞出使西域成了中国对外交往活动中的里程碑。随着对外经济贸易交往、政治往来和文化交流活动频繁，中华文化不断向外传播，影响了整个东亚文化生态，形成了东亚儒家文化圈，也促进了世界文化的交流和繁荣。随着频繁的对外传播活动，中国古代对外传播思想孕育而生，它指导了中国古代对外传播活动的开展，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财富。

（一）和而不同的传播理念

“和”是中国古代儒家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是中国文化的根本特征和基本价值取向。“和而不同”是对“和”理念的具体阐发，是典型的中国古代哲学智慧结晶。沿着历史发展的脉络看，我们会发现，“和而不同”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能够生生不息、不断传承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今天看来，“和而不同”理念作为人类共同生存的基本条件和基本法则，对我们共建和谐社会、多元世界依旧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在先秦时代，孔子提出“和而不同”的概念之前，“和”就作为一个表示“差别性、多样性统一”的概念被提出。例如，烹调中的“五味调和”，即指酸、甜、苦、辣、咸的协调统一；音乐上的“五音调和”，指宫、商、角、徵、羽配合起来才能奏出美好的乐曲。“和”与“同”两个概念最早的书面记载是在《国语》《左传》两部著作中。其中，史伯在《国语·郑语》中所述的“以他平他谓之和”，晏子在《左传·昭公二十年》中的“和如羹焉”，“和”都指不同的东西的统一关系。

在这种思想的基础上，孔子将“和”与“同”的差别引申到社会领域，于是便有了《论语·子路》中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意思是在与周围人相处时，要想保持融洽和谐的人际关系，应该是拒绝苟同，在相互争论辩解中达成共识。不同的学者从不同领域对“和而不同”的理念进行了引申、运用和发展。例如，《孟子》中载录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礼记·礼运》篇中所录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都体现了古代贤能之士对“和”思想的体悟。

从哲学意义上讲，“和”指不同性质事物或同一事物的不同方面的差异性予以承认和尊重，并相互补充，达到整体上的和谐统一；“不同”是指不同事物的叠加，不强调绝对的一致，而要承认差异及不同的存在。“和而不同”，就是追求内在的和谐统一，是对差异性的尊重，而不是表象上的趋同一致，对差异的盲目苟同。具体运用在外交领域，“和而不同”是指国与国之间的交往要在承认并尊重差异的前提下，共存共荣共发展。运用到文化交流领域，“和而不同”的思想不断被继承和发扬，指的是尊重文化多样性、促进多元文化。“和而不同”的理念为“和谐”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为协调不同的思想见解，处理多样性文化之间的发展关系，促进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价值引导。

中国传统文化“和而不同”的思想为在全球化背景下探寻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提供了有益借鉴。在“和而不同”的理念指导下，我们一方面应当注重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扬，不仅要注重在民族内的传承，还要注重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发扬光大；另一方面，要处理好外来文化与本民族文化的关系，要主动吸收外来文化中的精华，去其糟粕，让外来文化为“我”所用，实现费孝通先生所言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1.

（二）协和万邦的传播理想

“协和万邦”的思想第一次被表述是在古籍《尚书·尧典》中：“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其中，“协和万邦”指的就是使各国团结起来，引申到外交领域，也就是奉行与其他国家睦邻友好的外交政策。

“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文化，是中国古代圣人的生命信仰和思维根源。内心、家庭、社会及世界的“和”（和善、和睦、和谐、和平）都充分体现了“和”的内涵；而共生共长、求同存异、互相包容则充分表现出了“和”的基础。古代中国即便处在经济军事的强盛时期，也极少主动对外发动战争。实行睦邻友好的和平战略一直是中国传统战略文化的主流。2

第一，长时间的农耕文明让中国民众形成了一种安土守居的观念，并对战争极度反感，这致使中国的思想土壤上基本萌发不出发动“不义”战争甚至侵略的种子。中国农耕文明具有较高的连续性，那些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安土重居、安于稳重，缺乏进取和冒险的精髓，热爱和平，厌恶暴力。再加上原始农业主要仰赖天时和农民自己的勤勉，很少与外界交换，因此形成了一种狭隘、封闭的思维。

第二，中国长期形成的独特文官制度及地理方位的限制强力制约中国无法发动侵略战争。就地理位置而论，中国被丛林、沙漠和山脉隔绝，身后又是难以跨越的大海。对于古代的中国人来说，这样的地理环境几乎是难以逾越的障碍。3

1费孝通。 费孝通论文化自觉［M］。 内蒙古： 内蒙古出版社， 2009： 262.

2周倩， 马莉。 试论中国古代“协和万邦”的外交政策形成原因［J］。 昆明大学学报， 2007（1）： 9－12.

3同上。

随着朝代的更迭，“协和万邦”思想渗入了中国古代意识形态主流的儒家思想中。儒家“仁政”“礼让”都是对“协和万邦”思想的发展。儒家思想认为，行“仁政”最重要的是内心有高尚的品德，反对不顾道义的侵略扩张，因为侵略是“不义之举”。

儒家思想深深地影响了中国古代文官这一政治统治的中坚力量。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文官坚持用和平方式处理外部世界关系，实行睦邻友好战略。除儒家外，中国古代其他思想流派也大多反对征战。墨家极力推崇运用外交和智谋，尽力避免野战攻城，慎重用战。道家主张无为，提倡人们应该遵循回归朴素和安宁的天道，与宇宙和他人都要保持和谐。

古代中国的“协和万邦”及相关的儒家文化理论深深植根于历代中国统治者和广大民众的思想精髓中，对中国历朝的外交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礼乐并重”的传播手段

中国自古被称为“礼仪之邦”。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也是通过礼乐制度来承载的。“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礼，初指周礼，是区别宗法远近等级秩序的制度，是古代最重要的秩序和仪则；乐乃世间的美妙之音，其不仅彰显道德，还融合礼法。后礼崩乐坏，孔子重修礼乐，用“仁”来对“礼”进行解释，把周礼转化为一种基于血缘基础的道德信念，经过后世儒家学者的不断扩充，至西汉时期确立了仁、义、礼、智、信“五常”，成为中华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

这种将核心价值理念转化为“礼”的日常行为规范来约束人们的做法，以及将价值理念渗透在“乐”的教化中引发人们共鸣的“礼乐并重”的价值观传播手段对中华文化的传承、弘扬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通俗地说，“礼乐并重”的传播手段包括“礼”和“乐”两个方面。一方面，通过反复强化“礼”的日常行为规范使价值观念植入人心。在中国古代生活中，婚丧嫁娶、逢年过节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仪式，如女子15岁有“及笄”礼，男子20岁有“弱冠”礼，这些礼节通过一种形式化的强调使价值观念由外而内地渗入心中，自然又有效，成了传递价值观信息的有效载体。至今，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中，依旧能够感受到中国“礼仪”制度对他们的影响。另一方面，通过“乐”由内而外的激发，引发人们内心对美好价值观的追求。“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在中华传统文化对外传播的过程中，“唐风宋韵”为代表的“乐”文化一直是重要的传播内容，也是中华文化圈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古代“礼乐并重”的价值观传播手段对今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同属东亚文化圈的东盟国家范围内的传播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价值观是传播的内核，这些精神内核必须通过一些载体才能够实现。日常的行为规范、礼节、节日、音乐、歌曲、舞蹈等都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东盟国家传播的有效载体。相比新闻传播媒介，这些载体更容易贴近老百姓的生活，更具有共同的文化心理基础，其传播效果更好。

 四、知识借鉴：传播学理论

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东盟国家的传播，要充分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运用传播学的理论，为传播策略服务。

（一）大众传播相关理论

就大众传播的定义，学者都有各自的看法。例如，大众传播是“人类社会信息交流的方式之一”，相关的职业工作者（编辑等）利用机械媒介（电子、印刷媒介）向社会大众按期并公开的信息交流活动。又如，大众传播“被特指为社会团体通过文字（杂志等）、电影、电波（电视等）等大众类型的传播媒介，以图像、符号等形式，向各类人士表达并传递信息的系列过程”。还有学者认为，“大众传播便是由广播、电视和现代印刷等音声及影像媒介组织借助于法人大量资金，凭借产业化及高科技手段，在国家调控的范围内给未知受众们提供相关娱乐、信息产品的实际活动”。

事实上，大众传播不是一种简单的社会现象，简短的定义无法囊括其所有的特征。在此，结合学者各自的观点，给出一个统一的界定：所谓大众传播，是指专业化的媒介组织以社会上普通市民为受众对象，有组织地运用先进的传播技术和产业化手段开展的大规模信息生产和传递活动。

1.“议程设置”理论

“议程设置功能”最早是美国传播学家D。L·肖于及M。E·麦库姆斯于1972年发表在《舆论季刊》上的一篇名为《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文章中提出的。这篇文章概括性描述了在1968年的美国总统选举期间选民受传播媒介所开展的选举报道影响情况。1

1梅琼林。 新媒介催生新的传播学研究方法［J］。 河南社会科学， 2006， 14（3）： 54－57.

这一项研究主要分为两部分：第一，就八家传媒介质在同期所做出的政治报道内容进行比对分析；第二，以抽样的形式对选民进行调查，以达到把握住选民对美国社会当前的重要问题和问题重要程度的判断以及认识的目的。通过对两项调查结果的比对，反映出大众传播反复强调报道的问题与选民在重要问题上的反应之间有着高度精准对应的关系。也就是说，民众意识中重要的事情同时是大众传媒会重点加以报道的。随着传媒报道力度的不断加大，公众也会对相关问题加深关注程度。肖于与麦库姆斯对15个项目（外交、财政等问题）进行了调查比对，发现两者的相关指数在次要项目达到97.9％，在主要项目上相关指数也达到了96.7％。通过数据可以看出，大众传播扮演着给公众提供“议事日程”的角色，而传媒的信息传达及新闻报道则影响着各“议题”的显著性程度，掌舵了大众对周遭“大事”的认识等于直接掌控了其重要程度。

“议程设置功能”假说提出之后，很多学者纷纷对其进行探讨和验证。明确体系的研究有美国的D。H·韦弗学者在20世纪70年代中叶的调查，日本的竹下俊郎学者于20世纪80年代的先后两次调查等。这些调查的结果都展示了传媒的“议程设置”和受众的“议程认识”之间的高度相关性。除此之外，影响传播效果的因素还包括以下几种：受众对各种话题的了解程度（了解程度越是不足，受传媒影响则反向增大）；受众与传媒信息间的接触量（接触越多，受其影响反向增大）；人口统计学层面的相关特性（媒介的“议程设置”对在较高层次社会工作的人、政治关心程度高及知识水准高的影响相对来说少些）；等等。

虽然影响“议程设置”的最终传播效果有很多，但传播主体“议程设置”功能是否得到有效发挥依旧是影响最终传播效果的重要因素。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东盟的传播，尤其是在政府策划的大型事件传播方面，如中越青年大联欢、东盟国家领袖来访等事件，要积极地发挥“议程设置”的功能，提前设置好议题，实现传播意图。

2.“沉默的螺旋”理论

“沉默的螺旋”1理论由诺依曼在1974年提出，随后在1980年《沉默的螺旋：舆论－我们的社会皮肤》一书中全面概括。这个假说由以下三个命题构成。

第一，意见的表明和“沉默”的扩散是一个螺旋式的社会传播过程。从另一个角度看，另外一方会因为其中一方“沉默”而扩大优势，而随着这种优势的不断扩大又将导致持不同意见的双方甚至多方更加“沉默”。如此往复，恶性循环，便造成由于双方底气和优势差距不断拉大，致使劣势方的劣势不断加大并更加沉默的一种螺旋式进程模型出现的局面。

第二，大众传播通过创造“意见环境”来控制和平衡舆论。有三个因素能够通过传播媒介影响到人们对环境的认知：首先，很大一部分传媒的报道都会高度引起大众的“共鸣效果”；其次，同类信息的传达会产生“累积效果”；再次，媒介信息的传播范围会产生“遍在效果”。

1朱珉旭。 当代视域下“沉默的螺旋”理论的反思［J］。 国际新闻界， 2014， 36（1）： 66－75.

第三，个人层面的意见表达属于社会心理过程。人是社会性群居动物。思考如何从所处环境里寻求自身可以利用的一切帮助，避免陷入孤立的境地，是人的“社会天性”。当发现自己的意见为“多数”或者“优势”时，人们会更积极大胆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当发觉自己处于“少数群体”或“劣势”时，人们就会屈服于外界压力而转向“沉默”或附和。“沉默的螺旋”理论清晰地描述了舆论的产生过程。而我们开展价值观在东盟的对外传播目的就在于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要实现这一目的，必须主动出击，利用所有可以利用的媒介手段、民间外交形式，积极发出中国声音，争取对象群体的大多数，要让中国声音成为“越来越大声的大多数”，而不是“逐渐被压制而沉默的少数”。

3.“使用与满足”受众理论

当今时代是一个大众传播的时代，故而大众传播对应的受众则成了大众传播相关研究里最受人瞩目的受众。受众的主要定义范围是大众传播相应的信息传播对象及接受者。受众不是个体的概念，它指的是各类相关群体，最常见的受众群体有电视、电影节目的观众，报刊、书籍的读者，广播、电台的听众等。受众在大众传播的过程里所对应的作用、性质及地位会因迥异的受众观而形成不同的理解。受众与大众传媒虽然一般以个人活动的形式进行接触，但是这些活动往往都受制于其所归属的群体规范、关系及利益，而受众对待事物的行为及态度将会直接受到群体、社会背景因素的影响。

有一种比较常见的受众观，那便是将受众看成大众传媒的对口市场或者信息产品的直接消费者。这种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点基本认识：第一，大众传媒的首要身份是经营组织，他们希望把自己的信息服务产品通过商品交换的形式销售到市场上去；第二，自身的服务及产品必须具备充足的交换价值或使用价值；第三，传媒活动是一种热门的市场活动，各个传媒机构之间存在异常激烈的竞争，而竞争的对象就是消费者。

“使用与满足”理论从受众的视角标示了开展传播活动中应该特别考虑的方面。在开展价值观对外传播中，受众具有区别于国内受众明显的国别特征、地域特征等，而这些因素往往是传播者所不熟悉的非共性因素，一旦忽视，有可能传播效果会大打折扣，甚至会引起反效果。

4.“培养”理论

“培养”理论也可以称为“涵化分析”“教化分析”或“培养分析”。这种理论的研究起始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是由“暴力起因与预防委员会”支持并赞助开始的。在当今社会，人们对现实世界的理解及认识都深深地被大众传播所展示的“象征性现实”影响着，大众心目中的“主观现实”往往因为大众传播某种程度的倾向性在很大程度上不同于实际情况。而且，这种影响是长期的、潜移默化的，会“悄悄地”牵动着人们的现实观。在这个意义上，学者称其为“培养分析”。

传播内容有较多的意识和价值形态倾向，这些倾向是以“提供娱乐”“报道事实”的方式而不是说教传达给听众的。在这个过程中，人们慢慢地形成了社会观和现实观。“培养理论”的核心观点就在于此。专家指出，传播媒体的“培养效果”对当今社会观和现实观的“主流”的形成，特别是电视媒介在“主流形成”进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广泛地“培养”人们对全社会的认知，并且可以跨越不同的社会属性。

（二）跨文化传播理论

跨文化传播（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研究最初源于美国芝加哥学派对移民文化的研究，其研究对象主要是在移民过程中发生的跨社会、种族、宗教、教育背景的传播活动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传播问题。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跨文化传播不囿于移民文化，而泛指一切跨社会、种族、宗教、教育背景的传播活动。价值观在东盟国家的传播就属于跨文化传播现象，因此跨文化传播理论是本研究的基本传播学理论之一。

1.爱德华·霍尔的跨文化传播理论

1959年，美国学者爱德华·霍尔在《无声的语言》1一书中，首次明确提出跨文化传播这一概念。他认为，“并非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翻译和解释，而是将一整套复杂的、非语言的语境化的传播转化为语词”。2在他看来，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国家、不同语言的人之所以可以不借助语词交流和沟通，是因为在其背后有一整套支撑的理解系统，这个支撑的理解系统处在我们现有的意识之外，而跨文化传播研究的目的就是希望把这一套理解系统之谜解开，在深层次上说清楚人是如何理解他人行为的。霍尔先定义文化的基本单位或“元素”，然后把元素关联到生物基础上，对比不同文化间的差异，把文化视作“人们的生活方式以及他们所感知的行为模式、态度和物质的总和”，同时文化会稳定地控制和掩藏每个人的行为方式，这便构成了统一的文化理论，也就是我们认知的潜意识文化 （unconscious culture）。

1何道宽。 《无声的语言》评介－文化的层次分析和系统分析［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 1990（1）： 99－104.

2爱德华·霍尔。 沉默的语言［M］。 刘建荣，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1： 13－153.

霍尔使跨文化传播理论从人类文化学中分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并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形成了后来的差异与冲突理论、身份与认同理论、权力与合法性理论以及全球交际理论等一系列理论。这些理论从内涵和外延上丰富和拓展了跨文化传播理论的内容，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为开展跨文化传播提供了理论的指导。

2.霍夫斯特德的“洋葱”理论1

20世纪70年代末，荷兰学者霍夫斯特德开展了迄今为止全球规模最大的一次关于文化价值的相关调查研究。他前后对分散在66个国家的117000位IBM员工展开了有关工作价值的调查，形成了《文化的后果》一书。

他在书中提出了“洋葱”的文化观点，即文化类似洋葱，有很多的层次2：首层即最外层，其是象征物，就像建筑物、服装等，是我们肉眼可见的；次层，我们称为英雄性格，即大多数人所崇拜英雄的性格；再次层，便是礼仪，即各种文化对待人和自然特定方式；最后一层，就是我们熟悉的价值观，它是文化的核心，客观地说是指人们对真善美的抽象观念，且价值观是文化中最难理解、最深邃的一部分。

3.特兰迪斯的“文化差异的维度”理论

特兰迪斯认为，文化差异有着层层递进的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文化存在复杂性。文化复杂性的重要标志是该文化内部对应群体的功能及数量。形象地说就是随着数量的增加，群体对个体的约束力将会降低，相较之下个体的流动性将不断增大，个体之于原有群体的忠诚度也将随之降低，可选择的其他群体归宿不断增多；反之，随着数量的减少，个体将会对群体出现依赖性，更加重视内部的合作及和谐。3

1余佳平， 朱泓。 基于洋葱理论的科技创新人才素质模型的构建［J］。人力资源管理， 2014（2）： 90－92.

2陈映戎。 英汉植物隐喻的跨文化理解研究［D］。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2012.

3姜艳。 从霍氏文化维度理论看中西文化行为的差异［J］。 理论月刊， 2013（8）： 76－78.

第二层次，文化对应的严厉与宽松，也就是说异质性相对高的文化里，群体会要求个体对团体的规范进行遵循，而在个体存在偏离群体规范的行为时，群体会对个体施加严重的心理压力及惩罚；在异质性相对低的文化里，群体所谓的规范就不会像想象中那么清楚，群体会容忍内部个体存在某些程度上的偏离。

第三层次，个体、集体主义，主要表示个体是怎么对个人、集体行为两种目标关系进行处理的。个体主义中的个人目标处于群体目标之上，态度是比规范更具威力的社会行为指标；集体主义中的自我与群体互相依赖，规范是比态度更具威力的社会行为指标。

4.古迪昆斯特的“不确定性／焦虑管理”理论

古迪昆斯特与金洋咏于1984年共同出版了《与陌生人交流：跨文化传播的路径》这本著作，其中以“与陌生人的交流问题”这一跨文化传播为主题，升华了西美尔的“陌生人”概念，并提出了新的不同背景、不同文化、不同阶层的人在交流时如何互相理解的一些理论。

“不确定性”指的是人们无法预测或解释其他人的态度、行为和感受；所谓的“焦虑”， 则表示忧虑、不安、担心及紧张等系列的类似心理反应1.在研究中古迪昆斯特发现，知识因素、动机因素、技能知识这三组表面性的因素交互作用而导致焦虑和不确定性，然而决定传播效果的关键在于不确定性及焦虑的范围区间。当二者高于最大限度时，人们常常进入逃避状态，主要原因在于此时人们将会由于过分的焦虑而无法预测他人的行为；当二者低于最低限度时，人们则常常由于高度自信而对所作所为不在意甚至无视；当二者在最高与最低限度区间时，人们往往会通过一些有目的性地控制以提高相应的传播质量，上述便是“焦虑与不确定性管理”理论的具体内容。2当今世界，跨文化传播已经是不可避免的文化现象。跨文化研究开始从文化的角度对跨文化的传播现象进行专门研究，就影响跨文化传播的身份、族群、情绪、文化等要素进行了抽丝剥茧式的分析，对容易引发跨文化传播过程中出现的误解、冲突原因进行了标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东盟的传播就属于跨文化传播现象，其在具体的传播过程中，会遇到影响传播效果的种种文化因素，如果处理不好，容易引发误解和敌对。因此，用跨文化传播理论指导价值观在东盟国家的传播实践，对产生良好的传播效果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1徐迪。 跨文化交际能力的理论基础： Gudykunsts焦虑／不确定性管理（AUM）理论［J］。 新闻大学， 2016（1）： 51－58＋148.

2王电建。 “焦虑／不确定性管理”理论与跨文化适应培训［J］。 甘肃联合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1， 27（6）： 82－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