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孤独

莫里兹在三十年代的创作活动，继长篇小说《亲戚》之后，又出现一个新的创作期。一九三二年，他刚把在报纸上连载的《亲戚》加以修改，加强揭露统治阶级上层人物的描写部分，着重叙述劳动人民的贫困，交付出版社出版，接着又动手编辑出版反映匈牙利广大农村面貌的《野蛮人》这部短篇小说集。

就创作的环境和物质条件而言，像莫里兹这样知名的多产作家，生活理应相当优越，但事实并非如此。这时期，他失去了勤俭持家的“杨柯”，娶了一位很会花钱的娇妻，加上莫里兹为人慷慨，对于亲友的求援总是有求必应，从不拒绝。另一方面，他的收入又不如以前优厚，原因是一九三三年雅典出版社和《晚报》负责人米克洛什·安托尔逝世后，接手的是一位既无才学又嫉贤妒能的作家费勒迪·米哈依。他不仅限制莫里兹作品的重版，而且不履行原先同莫里兹签订的协议，单方面压低稿酬。收入日见减少，开销却不断增大，莫里兹不得不更多地关心家庭的物质利益，惟一的办法是增加工作量，拚命写作。正是在这种压力下，他又拿起放下多年的历史题材小说《埃勒德伊》第三部的写作，并于一九三五年出版。

除了以上这些外部原因外，这期间家庭生活里出现的紧张关系，也使他精神上愈来愈不愉快，备感孤独。莫里兹第二次结婚后不久就意识到，他得到的并不是一位像原配“杨柯”那样对他的生活和创作灌注全部感情的伴侣。玛丽亚是一位着意生活享受、爱打扮和出风头的女人。她像一个陌生人那样生活在莫里兹身边，不会照料莫里兹，也不关心家庭生活。剧院的生活琐事和喋喋不休的言谈并没有使莫里兹在创作上产生任何灵感。她很少，甚至从不过问莫里兹的工作。随着时光的流逝，彼此在感情上开始逐渐疏远。莫里兹这时才更加怀念“杨柯”，深深懂得“杨柯”在他创作活动中的重大价值， 认识到惟有“杨柯”才是他终生不可缺少的伴侣，因而更感到羞愧和内疚。莫里兹同玛丽亚维持着表面上过得去的关系，但在思想感情上却同路人一般。玛丽亚忙于她的演出和应酬，而莫里兹愈来愈感到自己只能跟打字机结伴，只有在埋头写作时，思想上的苦闷才得以转移，感到暂时的轻松。在这期间，他的女儿们都相继长大成人，两个大的出嫁了；一个嫁给原先是诗人的书商，一个嫁给同行——男演员。晚年，莫里兹在缺乏家庭温暖的生活中感到难以忍受，几次想离开布达佩斯，住到姑娘村的住宅去，但考虑到必遭

玛丽亚的反对而搁置不提。一九三六年底，莫里兹才最后下决心到姑娘村去长住，此去直到逝世没有离开过。

人到晚年，更想念自己的故乡和儿时的生活。莫里兹这期间的创作又回到他熟悉而又喜爱的农村广阔天地里去，写出了许多优秀的儿童题材短篇小说，如《两只小狗的争吵》、《邮递员》、《二月在庭院，夏日在何处？》等，同时也是他撰写童年时期自传体小说《我的生活小说》的前奏。

一九三五年，莫里兹除了出版大型历史小说《埃勒德伊》的第三部《太阳的阴影》外，还出版了一部长篇小说《幸福的人》。这部小说一九三二年先在《佩斯日志》报上连载，后又修改成书出版。三十年代初，匈牙利农业危机达到顶点。他的一位名叫尤奥·久尔吉的远房亲戚从老家来到编辑部， 要求“叔叔”听他叙说他一生的经历，并宣称那将是一部“美好的小说”。莫里兹说，《幸福的人》这部小说正是应尤奥的要求而写的。小说采用尤奥自述的方式，缩短了作者与读者的距离，淋漓尽致地叙述劳动农民受剥削、奴役和屈辱的痛苦生活。尤奥原先是一位心地善良、热爱劳动、机智聪明的农村青年。可是，由于一时的疏忽大意，在礼仪方面他得罪了村里的上层人物，为此招来一连串的刁难和报复，几乎使他和他的母亲陷入致命的贫穷。残酷的生活现实使他最后变成沉默寡言、谨小慎微、委靡不振的庸人。他从自己痛苦的经历中总结出一条教训：“任何人，任何事情都会给人招来横祸， 穷人对连鸟儿都不在乎的事情也得小心应付。”尤奥把这当作生活的信条， 心甘情愿过一辈子穷困潦倒的生活。然而作者却给小说起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名字：《幸福的人》。这样，读者会从作者不加着色、娓娓动听的叙述和人物的结局中自然而然地提出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如果这就是尤奥在霍尔蒂反动政权统治下的幸福，那么，他的不幸又是什么呢？

一九三六年，他的另一部著名长篇小说《强盗》脱稿（也译《山盗》）， 于第二年出版。

一九三八年，他经过多年酝酿才写成的《我的生活小说》终于与读者见面了。这部小说写的是作者的童年生活。它以细腻、生动的笔触，洋溢着作者真挚的思想感情，使读者从中了解到一个生长在农村、家庭屡遭变故的孩子对生活的感受。小说的文笔自然、流畅，不仅对了解莫里兹的家庭和童年， 而且对了解作家所处的时代也很有价值，是一幅清晰的时代画卷。它是莫里兹成功之作，也是读者很感兴趣的一部富有生活气息和诗意的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