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晚年

随着法西斯头子希特勒在德国上台，同他们沆瀣一气的匈牙利反动政府把自己拴在法西斯德国的战车上。欧洲上空战云浓聚，在匈牙利，法西斯统治日愈严酷。一九三九年末，法西斯政府强行接收《晚报》，撤销了同莫里兹签订的合同，而莫里兹在其他报纸上发表作品也愈来愈困难了。更为严重的是，雅典出版社这时因种种原因债台高筑，影响了莫里兹小说的出版和收入来源。

一九四○年，莫里兹接过《东方人民》杂志，独自负责编辑和出版事宜。他的工作非常繁重，常常不得不在外出访问途中从事编辑稿件和考虑组稿问题，还要挤时间完成长篇小说《孤儿院的孩子》。这位勤奋的笔耕者，虽然年过花甲，还精神抖擞从事创作，仿佛他有取之不尽的精力，写不完的题材。

他说：“就在这一分钟，《孤儿院的孩子》脱稿了。正好是午夜时刻，一九四○年三月二十三日⋯⋯之后又将发生什么事情呢？这里又将要有一部小说，我又要写一部小说！这就是一切⋯⋯”果然，这一年他又完成了准备多年的大型长篇小说《罗若·山陀尔》第一卷。

《东方人民》杂志不仅介绍外国作家和作品，同时也成了莫里兹热心团结和培育年轻作家的阵地。一切后来有成就的、从三十年代起就以描写匈牙利农民生活为己任的“民粹派”作家，当时无不受到莫里兹的关怀。在新兴起的“民粹派”作家中间，思想上并不都是一致的，他们在“民粹派”究竟是“精神或者政治运动”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和争论。以艾勒德伊·费仑茨和达尔瓦什·尤若夫为首的一部分左翼分子，主张建立为实现贫农的政治目标而奋斗的政党；另一派则主张所谓“精神自卫”，把“民粹派”运动局限在文学创作范围，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有费若·格若和涅梅特·拉什洛等。莫里兹始终抱不介入态度。于一九四○年底出版的一期《东方人民》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出“摒弃政治，从事建设”的口号。诚然，这个口号是偏右的，但总的来说，《东方人民》杂志基本上为“民粹派”各种观点的作家提供了精神讲坛。

《罗若·山陀尔》第一卷问世后，莫里兹在一九四二年初又完成了《罗若·山陀尔》的第二卷。它以匈牙利南部塞格德地区为背景，全面描写了十九世纪上半叶匈牙利广大农村生活和农民同贵族地主阶级进行的波澜壮阔的斗争，可以说是一幅纷繁的真实社会生活图景。

小说的主人公罗若·山陀尔同《强盗》的主人公约尼一样，也是一个绿林好汉，但他比约尼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据说罗若·山陀尔确有其人，他的事迹如同我国的梁山好汉，在匈牙利民间流传甚广。莫里兹使罗若·山陀尔这一人物处在一系列矛盾斗争中，再现了十九世纪波及整个匈牙利的尖锐的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的画面：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从上而下的解放农奴运动是不彻底的，因为名义上获得解放和人身自由的农奴并没有得到土地，农民和所谓释放了的农奴仍然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被迫为自身的生存而起来进行反抗；一八四八年由中、小贵族知识分子领导的自由斗争，由于没有发动农民群众参加，显得软弱无力，最后以失败告终。以作者写作这部小说的年代来说，当时正当欧洲法西斯极其猖獗之际，莫里兹显然已不是为了写历史小说而写《罗若·山陀尔》。他是借古喻今，提醒人们：只有同人民在一起，才能有效地保卫国家和捍卫民族独立；当前，反对法西斯的斗争是关系到匈牙利民族兴亡的重大问题。

莫里兹由于长期忘我地工作，疲劳过度，满六十岁时，曾因患轻微脑溢血一度住过院。医生要他注意休息，但他出院后，根本顾不上休息，又马上拿起笔杆子从事紧张的写作。他还经常来回奔波于姑娘村、布达佩斯和德布雷森之间。事实上，出院后他做的是超过两个正常人的工作量，这大大损害了他的健康。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莫里兹有一次曾很伤感地对家人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我掉了十六磅肉。这回我再也等不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不幸，他这一预言竟成了现实。就在法西斯统治最黑暗的年月，即一九四二年八月底的一个晚上，莫里兹突然又患脑溢血，经医院抢救数日无效， 于九月四日清晨永远闭上了他那双炽热、明亮的眼睛，他那颗一生为人民写作的火热的心也停止了跳动，享年六十三岁。官方对莫里兹的逝世表示冷淡。

然而，当噩耗传开，正直的作家和广大群众无不为之悲恸，成千上万的人来到墓地向这位为劳动大众永不知疲倦地写作的伟大作家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