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出将入相
徐光启一生在政治上屡不得志,一直到崇祯年间,才逐渐受到重用,但已年近古稀,垂垂老矣。
1627 年 10 月(天启七年九月),天启皇帝朱由校去世,他的弟弟朱由检继位,这就是思宗,第二年改元崇祯。
魏忠贤因在朝中作恶多端,树敌过多,思宗刚刚即位,就有人起来上疏弹劾,指出魏忠贤培植党羽,欺世盗名,陷害忠良,紊乱刑章等等罪状。于是,崇祯皇帝当机立断,在 3 个月内清除了魏忠贤及其党羽,同时启用受阉党迫害的大臣。
1628 年(崇祯元年)初,崇祯下旨恢复了徐光启礼部待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协理詹事府事职务。到京后,又任命徐光启为日讲官、经筵讲官,也就是让徐光启充当崇祯皇帝的老师。
这时,辽东前线的形势有所缓和。天启皇帝驾崩前两个月,主持辽东前线军事的大将袁崇焕,在宁远,大败后金军队,并打死了努尔哈赤,后金军队不得不暂时停止向明朝进攻,使明朝获得了短暂的喘息。
崇祯皇帝对徐光启是尊重和信任的。一次,他召见徐光启和其他大臣, 同他们谈论人才问题。皇帝问道:“用人何必专是甲科(进士)?乡试吏员中岂无人才?”在座的大臣默默无言,徐光启答道:“今之时文(八股文), 直是无用。”“人才只要培养作兴,今皇上专以德行取人,制科学政一一有法,⋯⋯不必借才于异代也。”皇帝听后,对徐光启颇为器重,给了他一个“太子宾客”的荣誉头衔,又任命他为筹修《熹宗实录》副总裁。
虽然魏忠贤一伙已经垮台,但徐光启并没有忘记三年前阉党智铤对他的诬陷,他认为有必要再次澄清事实真相,清除智铤诬告的影响,恢复自己的名誉。所以,他上了《再沥血诚辨明冤诬疏》,进一步申诉自己的通州、昌平练兵的主张。指出智铤诬告是受魏忠贤指使,是恶意的造谣中伤。
1629 年(崇祯二年)二月,徐光启上疏提出练兵的计划,认为当务之急, 应先抓练兵。只有训练出一支精兵,才能“战必胜,守也固”。他指出,11 年来他所条陈的各种办法,包括练兵方法,采用西洋火炮等主张,如能付诸实现,可以“保胜”。他请求调拨给他 5000 或 3000 精兵,供给所需的各种军事装备,加以训练。可惜,崇祯皇帝刚愎自用,志大才疏,并未将徐光启的练兵计划放在心上,也没有派他去管军事。4 月,崇祯皇帝升任徐光启为礼部左侍郎,主持礼部日常工作。6 月,钦天监推算日食出了差错,只有徐光启根据西法作出的推算是正确的。崇祯皇帝要徐光启负责修历。从 6 月到
11 月的 5 个月间,徐光启为修历忙得不亦乐乎。
正在这时,努尔哈赤的儿子皇太极继承了其父地位,经过一段时间的养精蓄锐,率领大军绕过明军重兵驻守的山海关,进犯关内,围困蓟州,攻陷遵化、抚宁。不到半个月,后金兵就攻至北京的德胜门。北京危在旦夕,城中人心浮动。
1629 年 12 月,崇祯皇帝召集大臣们商量对策。大臣们纷纷启奏,各抒己见。有人主张坚持守城待援,有人提出到城外扎营与敌决战。徐光启竭力主张坚持守城。他引用过去袁应泰坚守辽阳,大兵出城扎营,惨遭失败;袁崇焕坚守宁元用大炮歼敌万余名而获大捷的事实,说明敌强我弱形势下,坚持守城的重要性。他认为,现在守城有了火炮,敌人还未靠近城门,就可杀
敌,坐而取胜。在城外决战,胜负没有把握,不如守城为妥。崇祯皇帝权衡利弊,采纳了徐光启的主张,决定采取守城措施。
徐光启还建议,要加紧训练士兵。现在的军队纪律松懈,玩忽职守,士卒老弱,这样的队伍很难应敌。同时,他拟定了《城守条议》,就京师守城工作及应注意事项,作出具体规划,提议设立总指挥部,在京城的城垣上严密布置士兵和火器。《城守条议》还特别鼓励城中勇力绝伦、武艺出众的人, 以及擅长于制造火器、守城器械的能工巧匠,出来参加保卫京城的战斗。
徐光启还提出瓦解敌军的策略。敌人长途跋涉而来,粮草难以接济。虽然军队众多,但大多数士兵是被迫掳掠去剃发的汉人,这些人都盼望能逃脱归来。若不分青红皂白,一律杀以报功,必然断绝了他们的“归正之路”, 坚定了他们“从贼”的决心,使后金的势力越来越壮大,他主张勿杀降俘, 从政治上瓦解敌军。
召见结束后,崇祯皇帝下令让徐光启参与负责守城领导事务。在那些紧张的日日夜夜,徐光启以 69 岁的高龄奔走在操场上,城楼里,他一面抓守城士兵的训练,一面监制火炮和分配火药。
1630 年(崇祯三年)初,皇太极率军进攻德胜门,徐光启指挥守城士兵向敌军开炮,炮弹准确落在敌群中,顿时火光冲天,震天动地,硝烟弥漫, 敌兵死伤不少。皇太极知道京城百备,唯恐久攻不利,只好转到涿州、良乡一带骚扰。
正在这时,徐光启前几年购置的西洋大炮,已运至涿州。听说北京已被后金军队包围,便停留下来,就地参加涿州城的保卫战。敌军临近涿州,探听到涿州城配备有西洋大炮,便匆忙退兵长城以外,京城解危。徐光启因守城有功,升任为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接着又由正二品升为从一品。
为了提防敌人的再度进犯,有备无患,徐光启建议尽快制造西洋大炮, 得到了崇祯皇帝的支持。除此之外,他还上疏,阐述了建设一支用西洋火炮、火枪武装起来的精锐火器营的设想。具体规划是 15 个营,60000 人。其中每一营 4000 人,配备 120 辆双轮车,120 辆炮车,60 辆粮车,共计 300 辆。还
有西洋火炮 10 门,中炮 80 门,鹰铳 100 门,鸟铳 1200 门。建议以登莱巡抚孙元化的部队作为精锐火器营的基本力量。孙元化,是嘉定县人,徐光启的学生,又是他的儿子徐骥的亲家,精通西洋炮法,曾协助袁崇焕筑台制炮, 抵抗后金军。孙元化的手下,还有一批经过训练,善于使用西方火器的枪炮手。徐光启将希望寄托在这支部队上。
不料,就在徐光启展示他宏伟的军事计划时,发生了“吴桥兵变”,使徐光启建立精锐火器营的宏伟计划成了泡影。1632 年(崇祯五年)初,后金军队攻关外大凌河,孙元化派部下孙有德率军增援,这支军队行至吴桥,发动兵变,回兵用诡计攻陷登州,孙元化被俘,城内西洋火炮、火器尽为孙有德所有。
孙有德的叛乱,使徐光启多年经营的精锐武器装备尽为后金所有,从而使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很大变化,对徐光启的打击是巨大的。从此他也不再谈兵事。然而,在政治上,徐光启却因此而得以受命入阁。
1632 年 6 月,徐光启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参预机务,充纂修《嘉宗实录》总裁。东阁大学士是一品官,掌管国家大事,地位相当于宰相。徐光启受命入阁,顿时门庭若市,贺客络绎不绝。徐光启对他们的馈送一一谢绝。新的任命,对他来说,并没有带来多大喜悦,而是有难言的苦衷。
这次入阁,是由于首辅周延儒的推荐。周延儒因善于迎合崇祯皇帝,才爬上了首辅的高位。次辅温体仁暗地里在等待时机,伺机篡夺周延儒的权力。孙元化任登莱巡抚是周延儒推荐的。孙元化后来逃回了北京,被崇祯皇帝逮捕下狱。温体仁以此为借口,对周延儒发起攻击,使他十分被动。周延儒想借重徐光启的声望,设法营救孙元化出狱。然而,徐光启虽进了内阁,但却没能救孙元化一命,孙元化被处死。而周延儒也最终被温体仁撵下台。接着, 温体仁又指使党羽、刑部给事中陈赞化弹劾徐光启,说徐光启继承了周延儒的衣钵,是在朝的“周党”领袖。
徐光启又一次被卷入到党派斗争的漩涡之中,心中充满了极度的悲愤与痛苦。他不愿意蒙受这种不白之冤,向崇祯皇帝上了《衰病实深恳赐罢斥疏》, 表白自己的无党无私,并恳求离职退休。崇祯皇帝性好猜疑,处处防范朝臣结党。徐光启的申辩意外地得到崇祯皇帝的赞赏。他慰劝徐光启对浮言狂语不必理睬,赞扬徐光启“忠诚勤恪,精力正优”,并晋升他为太子太保兼文渊阁大学士。徐光启对这些高官并不感兴趣,他看到朝中结党营私,争权夺利,互相倾轧,上疏要求辞免告退。崇祯皇帝批复:“不必逊辞”,要他继续任职。
徐光启在内阁中的地位在继续上升,但心情和健康状况却越来越坏。首辅温体仁,为人奸诈,难与共事。徐光启动辄受到掣肘,“郁郁无所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