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漫漫科举路

1588 年（万历十六年），徐光启为了寻找出路，和同乡董其昌、张鼎、陈继儒一起到太平府（今安徽当涂）应乡试。他们由南运河转入长江再西上，到了句容，又沿着山间的羊肠小道蹒跚而行。没想到，天气骤变，下起了瓢泼大雨，并刮着风，小道艰险，一边是滚滚长江，一边是浩渺湖荡。前面的道路也因大雨而模糊不清，稍一不慎失足，就有生命危险。徐光启挑着沉重的行李，汗雨浃背，步履蹒跚。就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中，他突然萌生了“淡然功名之志”的念头，但一想到临行前慈母的叮咛、贤妻的厚望，家境的贫困也等待他去改善，他只得鼓起勇气继续前行。就这样，他们步行了 100 多里，终于到达太平府，然而事与愿违，这次乡试发榜时，董其昌、张鼐都中了举人，徐光启却落第了。他当时的心情就可想而知了。

在以后的几次应试中，他又连续落第，榜上无名，其实他的学问丰赡，才华出众，知识渊博。他的朋友程嘉燧曾称他“少年以文章名，天下郡邑无不延领承慕”。但为什么他考试屡屡授挫呢？这是因为明朝科举考试采用的全是八股文，以此作为录取的标准。八股文只讲究华丽的辞藻和繁琐的格式，几乎无视思想内容。而徐光启的文章注重说情说理，切合实际，这就不符合八股文的要求。对这种八股取士，徐光启深为厌恶。以后想起应试的经历，他不禁自嘲道：“我辈爬了一生的烂路，甚可笑也。”

徐光启 31 岁那年，母亲去世了，他感到无比悲痛，暂时停止了教书。但是，贫困的生活迫使他要去挣钱来养家糊口。恰巧，有人聘请他去广东韶州

（今韶关）教书，他便毅然离家南下了。徐光启到达韶州后，有一天在城里漫步，看到一幢西洋传教士的教堂。他出于好奇，敲门拜访。这时，从屋里走出一位身着儒服的西洋传教士，此人中国名字叫郭居静，字仰风，是意大利人。经过各自介绍，两人谈得很投机。从郭居静那里，徐光启第一次接触到了闻所未闻的西方文明，引起了他对世界大事的关心。

1596 年（万历二十四年），徐光启应广西浔州（今桂平县）知府赵焕之聘，由韶州西行进入浔州，教授他的儿子赵公益。

从韶州到浔州府，千里迢迢，交通不便，许多地方荆棘丛生。他翻山越岭，长途跋涉，历尽艰险到了浔州府。

明朝末年，政治腐败，官场黑暗，到处盛行卖官鬻爵，一般的官僚地主可用钱为其子弟捐个监生，从而获得到北京参加乡试的资格。赵公益就是这样一个监生。他在徐光启的教授下，进步很快，成绩显著。赵焕要其子去北京参加乡试。徐光启听到这个消息，心里反复思量，他考上秀才已有 20 个年头，在这漫长的岁月里，他以教书为生，寄人篱下，碌碌无为，治国治民的抱负始终得不到施展的机会。经三思，他大胆地向赵焕提出陪赵公益进京应考的要求，还表示自己也想参加这场考试。赵焕念其教子有方之功，又是同乡，也就同意了徐光启的要求。

第二年春，徐光启和赵公益从浔州府出发到北京参加顺天府乡试。这次乡试的主考官是焦竑和全天叙，分考官是张五典。焦竑学问渊博，注重实学。在发榜的前两天，他感到阅卷官所选的卷子都很平庸，无一能取第一，非常失望。而张五典无意之中翻阅落选的试卷。当他看到徐光启的《舜之居深山之中》的文章时，感到此文从内容到文笔都与众不同，就推荐给焦竑。焦竑读罢，忍不住拍案叫绝，连连称奇道：“此名士大儒无疑也。”当即将徐光

启录取为头名，焦竑慧眼识英才，使徐光启一举成名，蜚声南北。

中举后的次年，徐光启参加礼部会试。焦竑由于在乡试中录取举人的标准与朝廷规定的以八股取士的祖制不同，因而受到弹劾，被贬到外地做官。于是，徐光启在礼部会试中又名落孙山了。官场的黑暗、考官的庸俗、仕途的坎坷，使徐光启百感交集。会试结束不久，徐光启就回到了阔别 5 年的家乡。中举后虽无官职，但有名，有地位，经济收入比以前也高些，他终于摆脱了中举前的贫困境地。

虽然礼部会试失败，但徐光启并没有心灰气馁。他暗暗下决心，总有一天要踏入仕途，施展平生治国治民的抱负。所以，在这段时间里，徐光启大量学习和吸收中国古代文化的精华，集中精力阅读那些记录古今政治得失的书籍，并开始注意西方文化。在大量阅读的同时，他结合自己从游历和生活中所获得的社会经验和生产知识，寻求使国家富强的理论和方法。他认为国家要富裕，必须重视农业生产；国家要强盛，必须有强大的军事力量。

1600 年（万历二十八年），徐光启因事到南京，在这里他意外地结识了利玛窦。利玛窦是意大利人，而意大利当时为西方天主教的中心。利玛窦少年时颖异聪慧，曾在罗马学院读过 5 年大学，学习了天文学、数学、地理学、

音乐理论等近代文化知识。由于 16 世纪西方爆发了宗教改革运动，许多国家和地区建立了新教。罗马天主教便发动了反改革运动。组织耶稣会与之分庭抗争。为了扩大天主教的影响，耶稣会便相继派人到世界各地活动，企图开辟新的教区，利玛窦就这样来到了中国。他是当时传教士中掌握近代科学知识最丰富的一个。利玛窦当时 49 岁，比徐光启大 10 岁，两人一见如故。徐光启倾慕利玛窦的见识与博学，利玛窦则仰慕徐光启的儒雅和才华。两人从天文到地理，谈得十分投机。利玛窦向徐光启介绍了一些西方天文、历法、算学、水利知识。利玛窦房中挂在墙壁上的那张《万国全图》吸引了徐光启，他向徐光启讲述了五大洲的地理位置，又解释说明地球是球形的，悬在空中，上下各方都有人。对徐光启来说，这一切都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这令徐光启耳目一新，眼界大开，从而激发了他放眼世界、了解西方、寻求科学真理的愿望。

利玛窦在与徐光启的交谈中，乘机向他宣传了天主教教义。徐光启觉得天主教劝人为善，不是比佛教专讲鬼神，比儒教侈谈性理要有益于世吗？于是他对天主教产生了好感。在与利玛窦别后的几年中，徐光启与传教士郭居静、罗如望来往甚密，他常常听他们滔滔不绝地讲天主教教义，并读了他们赠送的《天主实义》和《天主十诫》等书，且常去教堂，因而受到感化。他想：西方科学那么先进者，能加入天主教，把西方科学翻译、介绍过来，该有多好啊！在传教士的一再邀请下，徐光启于 1603 年（万历 31 年）接受洗礼入教，取教名为“保禄”（Paul 译音）。

1604 年，京城又举行会试，徐光启这时已 43 岁。为了谋取功名，他风尘仆仆地踏上赴京考试的路程。中途在南京作短暂停留，拜访了罗如望，然后匆匆话别，乘船沿运河北上。这一年会试共录取 311 名进士，徐光启排列

在第 88 名，派赴都察院观政，即在都察院做见习生。以 20 岁中秀才到 43

岁被录取为进士，徐光启在坎坷不平的科举道路上连续奋斗了 23 年才如愿以偿，跻身于仕林行列。

徐光启的老师黄体仁也同科考上进士，名次在徐光启之前，有资格进翰林院当庶吉士。翰林院，是培养高级官员之地。庶吉士，则类似于现代的研

究生，还需再读 3 年书。但黄体仁已年过花甲，自认“老矣，不足以辱馆选”。他认为徐光启正年富力强，才华出众，便推荐徐光启代替自己进翰林院。7 月，徐光启通过考试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

能在翰林院学馆学习、深造，这是徐光启多年来的愿望。这时，徐光启已有了固定的薪俸，不必再为家庭经济操心了。徐光启平时除了完成教习布置的馆课以外，便集中精力学习经世致用之学，围绕“富国强兵”这个大题目，开展全面的科学研究，规划改革弊政的宏图，表现出了一个关心国计民生的爱国科学家的政治热情。进翰林院不久，徐光启就接连写出许多许多切中时弊、昌言经世的政治性论文。其中如《海防迂说》、《拟上安边御虏疏》、

《处置宗禄查核边饷议》等。

《海防迂说》是针对倭患而写的。徐光启对倭寇的骚扰和破坏有着切身体会，特别是对倭寇给家乡带来的灾难更是难忘。他对有关倭寇的资料进行研究后，认为倭寇侵犯中国的根本原因是日本大封建主与寺院大地主支持这种海盗掠夺活动，不能把原因归之于中断贸易。原来，自从公元 16 世纪日本发动侵朝战争后，中国就停上了对日贸易。这时，西方商人从中国购买日本所需货物，转手卖给日本，使这些货物在日本变得昂贵起来。于是，倭寇便串通中国沿海的富商、海盗，进行走私活动，继而乘虚而入，掠劫沿海乡村，造成倭患。徐光启认为政府不恢复与日本的正当贸易关系，这种走私活动就不会终止。在文章最后他写道：“惟市而后可以靖倭，惟市而后可以知倭，惟市而后可以制倭，惟市而后可以谋倭。”也就是说，明朝政府只有继续同日本进行贸易，才可以“靖倭”、“知倭”、“制倭”、“谋倭”。应该说，徐光启的这些认识是很有见地的。

《拟上安边御虏疏》则是讨论北方边防问题的。15 世纪以来。北方的鞑靼、瓦刺不断骚扰，成为明朝北方的边患。徐光启在文中对“虏情”和“时弊”进行了深刻分析。并提出了一套整顿军队的办法。在军事上必须量力而行，循序渐进，先求能够坚守，再求能够出击，第三再考虑大战。同时强大的国防必须建立在充足的物质基础上，所以徐光启认为边防的物资供应，主要靠屯田的办法解决，这就需要鼓励老百姓到边地开垦。徐光启撰写的这篇政论文，从最敏感的边防战事着手，规劝朝廷重视发展农业生产。为国家富强寻求万全之策。

《处置宗禄查核边饷议》主要是揭露明朝政府宗禄制度的弊病。“宗禄” 是指皇族宗室所食俸禄。徐光启根据调查统计指出，整个皇族人数每 30 年增

加一倍，到了万历三十二年吃宗禄的人数达到 13 万人之多，按这种发展趋势，他警告说，百年之后，食禄者将达百万人。如此庞大的不耕而食的寄生阶层，是一个沉重包袱。为养活他们，每年要支出千万石，超过了赋税收入，弄得国穷民贫，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徐光启在文中作了透彻而精辟的分析，认为解决问题的出路只有一条，就是使这批皇族宗室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让他们“自生粟帛而衣食之”。

徐光启在学馆中写了许多这样的文章，而课余生活却在孜孜不倦地致力于西方科学研究，同传教士利玛窦翻译《几何原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