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督修新历

1629 年 6 月（崇祯二月五日），发生了日食。钦天监的推算与日食前后均不符，崇祯把钦天监官员狠狠地训斥了一顿，说以后“如再错误，重治不饶”。当时使用的是明初编制的《大统历》。《大统历》则是直接沿用元代郭守敬制定的《授时历》。《授时历》在元代是世界最精密的历法之一。但长期没有修历，到了明末已使用了近 350 年，误差越来越大，所以推算日月食总是不准确。

徐光启向皇帝解释了推算出差错的原因，并介绍了西方历法，说他曾经运用西历推算日食时间，差错极小，崇祯听后，对西历产生了极大兴趣，决定参照西历改革《大统历》，修订新历书，并委任徐光启主持修历工作，同时设立修立局。

这时，徐光启已年近七旬，身体日益衰弱，记忆力每况愈下，修历又缺乏人才。他不顾年事已高，在强烈的事业心驱使下，到处求访遴选修历人才。他制定了一系列选拔人才的严格条件，主张“取人必求实干，造器必求实益”。他又建议崇祯皇帝下诏请一些具有丰富的天文历法知识的传教士如邓玉涵、龙华民、汤若望、罗雅谷等到京协助修历。

徐光启重用传教士，并与之切磋、配合，取长补短，把西方天文学理论翻译出来用之于修历上。因为西历不仅推算较为准确，而且还有严密的数学理论根据。徐光启引进西方科学，但并没有迷信西方科学。而是主张中西结合，吸取双方的精华，“会通归一”，创造出一部超胜西历和《大统历》的新历书。

徐光启对西历不是盲目地生硬照搬。西方天文学理论是否正确，一切都要经过他测试检验，以达到一义一法都有根有据。虽然他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但仍同往年从事农业科学试验一样，凡事必经亲自试验。在修历的日子里，不管是凄风冷雨的秋夜，还是大雪纷飞的隆冬，他都要登上观象台，亲临指挥或亲自动手观察天象。记录、整理笔记、查找资料，几乎成了他生活的主旋律。在一次观测天象时，他不慎失足，跌下台去，腰、膝、腿多处受伤，不能动弹。稍作休息，便又带伤投入工作。他的这种忘我工作的精神使修历局人员非常感动。

然而在“祖宗之法不可变”这样一个闭关自守、夜郎自大的封建时代， 引进西学，重修新历书，必然会遭到一些因循守旧势力的反对和非难。其中的代表人物为四川的冷守忠和河北的魏文魁。

冷守忠是一位老秀才，思想保守僵化，用一套神秘理论自制历法，指责徐光启采用西历修订《大统历》是违反祖宗之法。徐光启胸怀宽广，并未对冷守忠进行奚落和攻击，而是指出他的错误所在，并推算出崇祯四年四月十五日四川出现日食的时刻，请冷守忠把两人的预测进行比较，看谁的准确。实测的结果是冷守忠的预报相差很大，而徐光启的预测则非常精确。冷守忠在事实面前不得不心服口服。

魏文魁则是当时一位有名望的崇尚旧法的老天文学者，他把自己多年编制出来的历书《历测》、《历元》送到修历局来。徐光启仔细翻阅这部历书， 发现其中谬误很多，推算方法十分陈旧。但是，徐光启也没有全盘否定魏文魁的研究成果，称他是“苦心力学之士”，指出其谬误之处，希望魏文魁进一步研究，若有疑义，可以讨论。但魏文魁顽固不化，强词夺理，摆起老资

格的架势，反驳徐光启。对此，徐光启感到好气又好笑。但他仍然耐心地同他摆事实、讲道理。

对于徐光启与冷守忠、魏文魁的争论，清代学者阮元曾经做过公正的评论，他指出：徐光启引进西历，研究天文、历法的学问耗尽了毕生心血，反复揣摩、测验、引申，得之有本，言之有理，他的见识造诣，是冷守忠和魏文魁所远远不及的。

1632 年（崇祯五年）春，这部篇幅浩瀚、贯通中西的大型历书基本完成了。因为是在崇祯年间编写的，被称为《崇祯历书》。《崇祯历书》的编纂， 奠定了我国以后 300 多年的天文历法的基础，为我国的天文学作出了不朽的贡献。徐光启把欧洲天文学介绍引入我国，使我国传统天文学开始吸引了一些先进的东西，如先进的度量制度以及“地球”、“地理经纬度”、“时差” 等新的概念。这些西方科学知识的研究和吸收使我国的科学技术工作开始进入中西结合的阶段。由于明末的政治动荡，新历法来不及颂布发行。直到 1645 年（清顺治二年）才由清政府公布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