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从事农学试验与研究

1607 年（万历三十五年），徐光启的父亲在京去世，此时恰逢徐光启被

朝廷授予翰林院检讨。按中国古代的礼制，父母去世，做官要解职守丧 27 个月。7 月，徐光启告假扶柩南归，在家守制。

徐光启返乡后的第二年，江南连日大雨，江浙一带发生了大水灾，南京、镇江、苏州、松江、上海都为重灾区，农田、房屋被淹，灾民无以果腹。有的四处逃荒乞讨，有的面黄肌瘦，有的误食毒野菜而身亡⋯⋯眼看这一幕幕悲惨的景象，忧国忧民的徐光启心急如焚。于是他立即建议明朝政府留税金 5 万，赈济苏州、松江、常州的饥民，另拔盐课及税金 15 万，赈济杭州、嘉兴、湖州的饥民。他的建议得到了明朝政府的同意，许多灾民暂时得救了。徐光启明白，这笔钱只能救燃眉之急，并没有根本解决问题。为了使百姓摆脱饥饿，他想寻找一种能帮助农民度荒的高产粮食作物，即使将来再遇灾害也不怕了。

正当徐光启为此而苦苦思索的时候，从福建来了一位客商，告诉他说福建出产一种叫甘薯的作物，不怕干旱，不怕台风，产量比稻麦高出几倍，能解决农民半年的口粮，徐光启听后，欣喜若狂，决心在上海地区试种。

甘薯，俗称番薯、山芋、地瓜，原产于中美洲，后来传入中南亚。几经周折后，由菲律宾传入我国福建、广东等地。甘薯适宜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栽种，属于温带的上海，当时没有人试种过。

将甘薯从亚热带的岭南，移植到温带的长江下游，关键是要解决秧苗的安全越冬问题。徐光启经过几次试种失败，最终获得成功。秋收时，挖出的甘薯大如碗口，一亩收数十石，比稻谷产量不知高多少倍。收获的甘薯既可生吃，又可蒸熟吃，还可以以切片晒干贮藏起来，或将其磨粉、制酒，用处很多。因此，徐光启倡议推广种植甘薯，说它是“农人之家，不可一岁不种， 此实杂植中第一品，亦救荒第一义也。”

徐光启总结了前人和自己实践的经验，写了一篇《甘薯疏》。《甘薯疏》是中国最早关于甘薯栽培和加工利用的专著，对研究甘薯早期传播的历史， 研究中国农业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甘薯疏》问世后，流传极广，不但在国内广为流传，还传到日本、朝鲜等国。

徐光启经过试验，还得出北方也能种植甘薯的结论。他认为，北方利用地窖贮藏甘薯，比江南留种还要容易。18 世纪中叶以后，黄河流域也普遍种植甘薯，证实了徐光启的科学预言。然而，当时人们囿于习惯势力，思想保守，不相信他的话，有的甚至讥笑他。徐光启并不以为然。事实证明，甘薯经过徐光启等人的大力推广，到清代，江苏、浙江、山东、安徽等地发生灾荒时，许多饥民就是靠甘薯来维持生计的。

徐光启在家乡还种植芜菁。芜菁，俗称大头菜，由于产量高，也是一种度荒作物。芜菁性喜冷凉，产于寒带、亚寒带。这之前的古代农书认为，芜菁只限于在北方种植，南方种芜菁，不出二三年就会变成菘菜，即白菜。徐光启对农书上说的不轻信盲从。这时，他在自己家园种植芜菁，头一年长出来的根块很小，像白莱一样。经过仔细观察，徐光启找到了症结所在。他指出古农书上所说“南人种芜菁变为菘”的来历，是由于芜菁根块大，而菘菜根块小。如果芜菁的根块小，就会被视为菘菜。要使芜菁的块变大，就要讲究栽培技术，第一是严格选种，第二是注意施肥。于是，徐光启又把自己的

试验成果加以总结，写成了《芜菁疏》。

甘薯北移成功，芜菁南移成功，在短短的二三年间所取得的这些成就，有力地驳斥了当时盛行的所谓任何地方生长的作物都是不可变动的保守观念。徐光启认为，有些人固守习惯和保守思想，动不动搬出“风土不宜”，反对农作物的推广交流，这种言论“大伤民事”，他恳切地劝告农民，切不可误信传闻。这表现了徐光启爱国利民、反对墨守成规，勇于探索的精神。徐光启除了从事高产作物的研究外，他还着重于对经济作物的试验。棉

花自宋末从两广、福建推广到长江中下游，经杰出的纺织技术专家黄道婆的革新以来，到了元末明初，长江中下游地区已成为全国著名的棉纺织品产区， 棉纺技术的进步同时也促进了棉花种植业的发展。棉花，这是解决人民衣着问题的重要经济作物，所以徐光启把它作为一项重要的课题进行试验和研究，并撰写了《吉贝疏》，这是一篇总结当时植棉经验，提出进一步提高棉花增产措施的论文。在文中，他把栽培棉花的经验限为 14 个字的口诀：“精拣核，早下种，深根短干，稀料肥壅。”这些独到的见解，为发展我国棉花种植业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徐光启在家乡种植农作物越来越多，他像辛勤的园丁一样，每天一清早就到农庄细心地观察，有时还把这些作物的生长情况一一记录下来，回到住处，又翻阅古代农书，把自己试验的结果与古农书的记载结合起来，精心总结其栽植经验、探索过程。他的大型农业科学著作——《农政全书》，这时已开始酝酿。由于试种品种繁多，他又利用父亲坟地四周的空隙，种植了数百棵女贞树。女贞树可取白蜡虫，能解决百姓的照明问题。乌臼也是一种重要的经济作物，它的种子可以榨油，其枝条也可作柴薪，一举两得。所以， 他又大力倡导种植乌臼。乡里人因循守旧，不愿拔掉杨树种乌臼。徐光启便逢人就劝，说如果能听信他的劝告，种植乌臼，无论荒年还是丰年，必能补于生计！

正当徐光启在进行农业科学试验时，突然传来了利玛窦在京去世的噩耗，徐光启十分悲痛，1610 年（万历三十八年），徐光启守制期满，回到北京继续做翰林院检讨。

徐光启在家守制 3 年间的农业实践，使他对农田水利的重要性，有了强烈的认识。当他看到农民在天旱时使用古代的桔槔之类落后工具打水灌田的情景，更是激发他介绍西方水利器械的愿望。

利玛窦在世时，曾将传教士熊三拔介绍给徐光启，并告诉他，熊三拔是研究西方水利科学的行家，以后有关水利问题，可以向熊三拔请教。如今， 徐光启回到北京，利玛窦已经离开人世。于是，徐光启去拜访熊三拔。向他求教。但是，当徐光启提起介绍西方水利器械的事时，熊三拔却吞吞吐吐， 推辞了半天。徐光启察言观色，看出熊三拔是因为生怕其他传教士说他不务正业。徐光启经过一再请求，反复解释后，他同意给徐光启讲述西方水利学原理和工程学知识。

徐光启根据熊三拔讲述的内容，结合我国原来的水利工具，选择其中适用的或者确实比我国先进的部分，边试制，边整理。撰写了《泰西水法》6 卷。前 4 卷讲取水、蓄水方法。第 5 卷讲水质、水理，第 6 卷为图，绘述有关器具图式，卷前，徐光启写有《泰西水法序》，指出如果水利搞好，“富国足民，或者岁月见效。”徐光启与熊三拔等一起试制的水利器具建成后， 在北京的许多人士见了啧啧称赞。有的特地雇了能工巧匠，前来学习制造水

利器具的方法。消息传开去，参观者门庭若市。

徐光启为学习和介绍西方先进的科学，视利玛窦、熊三拔等传教士为“师傅”，同他们友好往来，关系密切。他们朝夕相处，探讨学问，因此，招来朝廷中一些人的猜忌和不满，在他们掀起的驱逐传教士的声浪中，徐光启自然也被牵连进去了。

1616 年（万历四十四年），南京礼部侍郎沈漼联合礼部郎中徐如珂、给事中晏文辉等，上疏要求驱逐在华的外国传教士，将为首者“依律究遣”， 其余的“立限驱逐”。上疏中特别提到，如今天主教徒很多，士大夫中也有人信教，西洋传教士讲说天文、历法，是“妄为星官之说”以惑众。

徐光启是在一份邸报上看到沈漼等人的奏疏。他读着读着，越读越不是滋味，奏疏中提到的士大夫，虽没有指名道姓，但徐光启一看便知道这就是指他的。朝中接着又有大臣上疏，要求禁止天主教的传播，严行海禁。徐光启再也忍不住了，感到有必要把事实真相说清楚。于是他奋笔疾书，给万历皇帝上了《辨学章疏》。文章开宗明义写道：“我同传教士的交往，并非出于私利，而是为了把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介绍到中国来，造福于中国。”徐光启认为，天主教可以“补益王化，左右儒术，救正佛法”，力谏万历皇帝不应该排斥刚刚传入的天主教和西方的自然科学，驱逐传教士。徐光启的《辨学章疏》，对传教士有过分溢美之词，对天主教作了不恰当的赞扬。但徐光启在沈漼等人掀起的驱逐传教士的声浪中，不畏谗言，挺身而出，为传教士辩护。这表现了他为人正直、光明磊落的高尚品质，同时，也反映他处处着眼于维护和巩固明朝政权的统治，“灼见国家致盛治，保太平之策，无以过此！”

然而，沈漼连续三次上疏，强烈要求驱逐传教士。1617 年（万历四十五年），皇帝正式下令，指名将一批传教士押解回国。出于正义，徐光启将一批未被指名的传教士藏匿起来。由于徐光启的保护，这些传教士得以继续留在中国内地。

这时期来华的传教士是不同于鸦片战争后来华的传教士，他们大多是虔诚的宗教信徒。他们在中国安分守己，不违法乱纪，尊重中国民族习俗，与中国官员、士大夫以及市民友好往来、和睦相处，或致力于传播西方科学技术知识；或热心于研究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他们为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

万历末年，明朝的政治已腐败不堪，皇帝多年不上朝，朝中大权由宦官魏忠贤专横独断，他组成阉党，排斥异己，一批趋炎附势的官僚纷纷投靠魏忠贤。徐光启对官场的腐败黑暗看得一清二楚，并深恶痛绝，无心做官。他决定托病告假返乡进行农业科学试验。由于家乡的农庄都种满了农作物，没有发展的余地，难以进行大规模的农业试验。而北京不远处的房山、涑水和天津之间却有大片田野，很适合进行农业科学试验。更重要的是，从科学试验的角度说，留在北方进行农田水利试验，比回上海更有吸引力。在北方试种、推广水稻及其他南方高产粮食和经济作物，探索扭转南粮北调的可行性研究，是当时农业生产和农业科学研究中一个重要课题，也是徐光启多年来的宿愿。于是他在那里买了很多荒地，雇人在此开垦种植，其中垦殖时间较长的有三次，累计共有四五年之久。

在天津，徐光启把农业科学试验的重点放在试种水稻上。这儿从未有过水稻试种成功的先例。徐光启经过调查访问，发现以前水稻试种失败并不只

是这里的土质、气候不适应种植水稻，而是管理不当，这里的土地盐碱成份较多，当地农民不懂得引水灌田，用以洗掉土地里的盐碱成分，致使稻种长不出苗来，为了开展种植水稻的试验，徐光启特地从家乡请来几位富有种植水稻经验的老农。第一年试种时，每亩地用干大粪八石，结果稻秧疯长，水稻的茎长得很粗，根大如斗，就是抽不出穗来。这一年颗粒无收。徐光启并没有灰心，他与老农们一起认真分析失败原因。原来是种植时，干大粪用得过多，欲速则不达。因此第二年种植时，用麻代替干大粪作肥料，果然禾苗长势喜人。过了几个月，满田绿浪滚滚，稻花飘香。收获时，金灿灿的谷穗把徐光启的心乐得开了花。南稻北移终于成功了，辛勤的劳动终于换来了丰硕的成果。虽然每亩只收一石五斗，比南方的少些，但这一试验成功的意义却很大，破除了北方不能种植水稻的传统观念。

徐光启在天津种植的水稻，经过一代又一代的不断总结经验，后来培育出一种叫“小站稻”的良种。现在的“小站稻”颗粒晶莹如珠，食之味香粒粘，誉满全国。天津地区成为我国北方重要的产稻中心，这同当年徐光启辛勤劳动是分不开的。

水稻的试种成功。使徐光启倍受鼓舞。他一鼓作气，又播种了数百亩的小麦、豆类。栽桑养蚕，还试种了不少南方的花卉，如鸡冠、腊梅、芍药、牡丹、凌霄花等。他的花园四季常春、万紫千红、争妍斗芳。每每走进花园， 他都有心旷神怡、宠辱皆忘之感。此外他还有计划地引种各种药用植物，并借鉴当年传教士讲述的经验，亲自从新鲜的药材中提炼药水。如麦门冬、何首乌、山药、贝母、甘枸杞、当归等都远稼到北方安家落户。

天津屯田，是徐光启直接参加农业科学实践的第二次比较集中的时期。上海和天津，一南一北，对江南水乡和华北平原这两个不同典型地区的实践， 使他的视野更加宽阔，对农业科学规律的总结更具有普遍意义。在天津的这几年中，他早出晚归，手不离锄头、铁锹，直接参加田间劳动，同时博览中外古今农书，随时采询，然后把研究所得，写成了《宜垦令》、《北耕录》等农书，还录存了不少调查笔记。徐光启后来写《农政全书》，就是根据这些材料。通过上海、天津的农业实践，为他撰写《农政全书》作好了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