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一个美国人的信①

第一封信

这次通信的目的——自由美国的壮观——美国自由的奠墓人的明智和自制——特权

阶层

阁下，您想知道旧大陆的目前情况，您要求我向您介绍一下欧洲的理性发展的进程，而您则以向我提供美国的类似情况作为答谢。您的建议使我受宠若惊，感到高兴，因为我准备与您交换的意见正是我经常研究的对象。

我认为，您所拟议的为考察新旧大陆的人类理性的进步而建立哲学通信的这项计划，是一个非常有益的想法。这必将产生新的、有益的接近，从而大大有利于阐明一些最重要的政治问题。经常比较两个国家的文明状况，将会扩大政治眼界的范围。即使这两国的居民文化水平相等，而他们的风尚截然不同，他们所处的生存条件极其悬殊，以致在最重要方面（比如其中一国人口太少，而另一国人口过多）可以被看作是彼此完全对立的，这样的比较也会扩大政治眼界的范围。

因为我们的通信要按照您的要求随写随发表，所以现在我要向公众介绍一下自己，向他们说明我是怎样一个人，我在思考些什么问题。

根据侥幸的家庭出身给我安排的社会地位，传统的习惯确定不移地规定了我将来立身处世的职业。我被选人军界服务。

我服役后一年，法国宣布支持美洲的起义者①，我便利用这个机会到了美洲，在那里前后参加过五次战役。

我参加过围攻约克城①的战役，在俘虏康沃利斯①将军及其部下时立过大功。显然可见，我可以把自己看作是合众国自由的奠基人之一，因为正是这场决定媾和的战役，永久地确立了美国的独立。

回到法国以后，我一直以最大的注意力和最强烈的兴趣注视着贵国相继飞速发展的政治事件的进程。至今，这些事件直接导致了贵国建立起空前美好和空前纯朴的社会制度。

在贵国成立后的最初几年，不断听到你们的船只不再受压迫、挂着自己的新国旗开到我们这个已经衰老但渴望返老还童的欧洲的消息。这些消息使我产生的感触，是无法用笔墨可以形容的。

华盛顿以及那些同他一起为完成起义、为团结你们的力量并引导其达到完全摆脱英国统治而独立的伟大目标的人们的行为，是我一向所钦佩的。由于你们交给他们的权力的行使方式，由于你们一开始就采取的、而以后又一直保持的镇静态度，特别是由于一百年来的启蒙运动和你们的祖国以往在文明中所取得的进步，人类已经在政治上得到了很大的教训。

① 惠根斯，克利斯提安（Huygens，Christianl629—1695 年），荷兰杰出的物理学家和数学家。——译者注

① 卡文迪什，亨利（Cavendish，Henryl730—1801 年），英国的物理学家和化学家。——译者注

① 阿尔—马门（A1-Mamoun786—833 年〕，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阿尔一拉希德的儿子，因从事广泛的启蒙活动而出名。根据他的指示，把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和希腊其他学者的著作译成阿拉伯文，还曾下令建立巴格达天文台。——译者注

① 参看《人类科学概论》第一部分，其中对这四个数列作了详细的发挥。

可见，至今一直被认为是梦想的事，过去被人们贬之为虚构的事，终于变成了现实。我们看到了你们自由的缔造者们在用他们受命担任的职权尽量巩固和严明地建立起个人自由，我们看到了公共自由和个体自由同时建立起来，我们看到了民族的繁荣同组成这个新社会的成员的个人命运的改善并肩前进，我们最后也看到了这个社会的人口、财富和文化以无与伦比的速度与日俱增。

阁下，既然我过去能有这样深刻的感受，既然我现在还如此热心地关怀三十多年前发生在远离我的家乡两千多里约①以外地方的事件（这些事件对我只有某种次要的意义），那未您就可以想象得到，对于从那时以来发生在我的祖国并为我亲眼目睹的政治运动，我该有多么深刻的感触了。

复兴中的民族的活动总是艰苦的，而且常常是含有风险的！正在经历这种变革的人民，会在变革的过程中觉得自己一方面在衰老，另一方面又在返老还童。

法国的政治机构已经陈旧，再也不是可以使政体活动灵便的弹簧或机轮了。它已经失去了自己的能力、和谐和作用，而只不过是压在本民族身上并且以其巨大的重量要把它压垮的一堆废物罢了。官职增多了，绝大部分职位变成世袭，而那些宫运亨通的家庭，总是按照只要环境不迫使他们去劳动、他们就游手好闲的规律代代相因，以致到了 1789 年，还能控制被统治者的唯一手段，就只有历来养成的服从的习惯了。

社会团体丧失了自己的全部力量，等级的划分再也显不出它的优点，而它的缺点却大大增加了。

一个民族被分成数个等级，而在等级内部又形成若干个特权阶层。我认为，可以把这样的民族比作一支由精锐部队和下等连队组成的军队。据说，精锐部队是圣火的保护者，而创造部队的团结精神并维持这种精神的正是这些圣火的保护者，因为他们的行为最容易受荣誉感支配，他们的范例鼓舞着下等连队的勇气。他们在下等连队中激起的信心，以及下等连队极其强烈地模仿他们的愿望，甚至会使最胆小的人，在同他们并肩战斗的时候变成最勇敢的人，而得到他们支持的军队，也变得完全好象是一支精锐的部队了。结果，想要参加这支部队的志愿，成了受到希望尽早应征入伍的高尚竞争心所激励的一切士兵的雄心壮志。

有一些人反对这种意见。他们认为：如果普道部队和精锐部队不得不各自单独行动的话（可惜，这种情况是可能发生的），那末人们很快就会确信，随着使最勇敢的人离开下等连队，就将使这支部队实际上陷于瓦解，如同一个人被抽去了血液中的最纯的部分一样。

但是，我要研究的问题并不是这个。假如，由于某种原因，先由全军选拔出来的组成精锐部队的连队还不如普通部队的话，又该怎么办呢？下述的情况二者必居其一：要未完全放弃精锐部队，要未如果想要极力保持它，就必须决定另行选拔，重新组织。

然而我认为，一个民族，如果它的上等阶层、特权集团、官员在情感上、能力上和教育上还不如大多数人民，那未我要说这个民族的境遇，就同一支

① 塔西佗，普卜利乌斯·科尔奈利乌斯（Tacitus，PubliusCornelius55—117 年），罗马帝国初期的杰出历史学家，他的《日耳曼尼亚志》，是一部根据自己的亲身观察写成的地方志，对于研究古代中欧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译者注

部队在其掷弹兵和狙击兵丧失其高于下等部队士兵的实际优越性的情况一模一样。

确实可以说，在 1789 年，法兰西民族的僧侣阶层、贵族和国家官吏在文化、毅力、高尚灵魂和各种优秀品质方面，都不比大多数法国人出众。在他们看来，他们继续用来统治全民族的权力，是一种不尽任何义务的特权，而由他们掌握这种特权则是天经地义的事。他们对于自己政治权利的合法性的看法是荒谬的。他们只知道同胞应对他们尽义务，而完全不承认自己应对同胞尽义务。

我已经说过，在 1789 年，法兰西民族曾同时呈现衰老和返老还童的情景。我们刚才已经看到，衰老是统治者的归宿，而人民则是走向返老还童的道路。

出身不是贵族、神甫和官吏的法国人，即普通的法兰西人民所受的教育，使他们认为自己没有任何权利来干预国家大事，甚至认为自己完全没有能力思考如此高深的观念。别人使他们如此习惯于这种看法，而他们自己也完全养成了这种看法，以致认为凡是敢于谈论公益、敢于对政府应当采取的行动或应当实行的措施发表意见的被统治者，都是可笑的。

这是多么荒谬的见解！由于这种谬见，百分之九十九的老百姓都相信自己生来不是为了自身幸福而劳动，而是为了使他人享福而服务；认为能够判断什么是适合于他们的，不是他们自己，而是他们的领袖。

阁下，在前几页中，我的笔就屡次想描述法国人自己制造的灾难的情景，摘录他们作过的乖戾举动，复述他们在革命期间所犯的暴行。但是，我的内心反对我这样做。一想起我亲眼目睹的这些可怕情景，在我的内心就引起反感。

如果对于一个既今人生畏又使人怜悯的时代的这种回顾，只是一个无益而又没有教育意义的叙述；如果这种回顾不能通过因果关系的深刻分析使我令人欣慰地证明，压迫我们达二十五年之久的灾难从现在起到以后若干年止，甚至从现在起到将来若干世纪止都不会再度发生，或者更正确他说，不能证明政治科学的进步将使灾难一去不复返；简而言之，如果这种分析不能使我有办法向法国人证明他们终于要走上真正的道路。并且能信心百倍地沿着它前进，那未，事实上我又何必把我的思想停留在如此令人心碎的回忆上，重叙我的祖国在二十五年多的时间里所经历的不幸呢！

第二封信

美国人民在宣布独立时的理性和风尚——这种理性必然产生的社会制度——法国人民在一七八九年的理性和风尚。

阁下，我在美洲期间，研究政治科学的时间大大超过研究军事战术的时

间。战争本身并没有引起我的兴趣，而战争的目的却强烈地吸引着我。后一种兴趣，使我毫无怨言地忍受了戎马生活的艰苦。我时常自言自语说：我希望战争早日结束，我应该寻找结束战争的手段。

当我看到和平就要来临的时候，心里充满了厌恶军职的感情。我清晰地了解什么是我应当献身的职业，即什么是我的爱好和天赋要求我去作的职业。我的天职根本不是当一个军人，我应从事一种完全不同的、甚至可以说是与此截然相反的活动。研究人类理性的进程，以便将来为改进人类的文明

而努力——这就是我为自己规定的目的。从此我就完全献身于这一目的，并为此贡献出了我的一生。从那时起，这项新的工作便开始占去了我的全部精力。我在美洲逗留的后期，都用于思考我亲眼目睹的重大事件上。我竭力探索和揭示它们的原因，并设法预见它们的后果。我尤其致力于研究对于我的祖国可能产生的后果。

从此以后，我预感到美国革命标志着一个新的政治纪元的开始，必然决定整个文明的重大进展，并将在短时间内使欧洲当时存在的社会制度发生巨变。我仔细地研究了美洲居民所处的环境，并拿这种环境同在旧大陆占统治地位的环境相比较，结果发现两者迥然不同。我由此得出结论：东西两半球的文明不是按照同一进程发展的。

我当时形成的见解，现在仍没有失去它们的意义。我甚至敢说，这些见解仍然是当今舆论界最关切的问题。我来重复其中几个。

我曾发现：

一、在这个国家，信教自由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而且绝对不受限制，因为任何一种宗教也没有在这里占有统治地位，因为任何一种宗教也没有在这里受到特殊庇护，因为任何一种教义也没有在这里被视为国定的教义，因为在这个国家里存在许多各不相同的宗教，因为所出现的一切宗教都一律得到承认，因为每个人都有创立新宗教和招收信徒的自由，因为在所有这些宗教之间，不管它们是什么宗教，彼此之间都允许开展不同意见的争论。

二、在这里，不存在任何特权集团，没有贵族阶层，没有封建制度的残余，因为这里从来没有存在过封建制度①。最后，这里的民族完全没有被划分成若干等级，而是一个由一些性质相同的部分合成的政治体。

三、在这个国家中，没有一个家庭连续几代占据显要的公职，所以谁也不把官职看作是自己的世袭领地；最后，任何一个公民，不管他是谁，只要他敢于觊觎可以占据国家要职的特权，舆论就会公开反对他。

四、著名的潘恩②是英国的新大陆殖民地的最初建立者之一，他的性格正是美利坚民族的主要性格。一般来说，这个民族在本质上是和平的、勤劳的和节俭的。

我从这些观察得出如下的结论：美国人为自己建立的制度比欧洲人民实行的制度要自由和民主得多；他们的民族精神根本不是军人精神；在他们自己制定的宪法里，在他们的各种法律和条例中，都要求他们致力于保护农业、商业和各种实业；他们立法的一贯目的，是一视同仁地保护一切公民，甚至一切外国人，即保护他们的个人自由以及占有任何财产的全权；舆论和法律一样，都认为军职只不过是暂时的、偶然的职务，一当情况需要时，全体公民都必须履行。但军职完全没有成为特殊的和由相当一部分居民独占的职业，更没有把它看成是使军职人员有权担任高官的职业。

我由此得出结论：在其他一些同样是很重要的方面，美国人在自己前进的道路上也没有跟着欧洲走。

在欧洲，能够设法增加税收而又不使纳税人怨声载道的人，一向被认为

① 三十年战争，是一场发生于 1618—1648 年间的宗教战争。初为德意志新教诸侯与天生教诸侯、皇帝之间的战争，后来扩大为欧洲诸国间的大战。丹麦、瑞典、法国等支持新教联盟，而旧教联盟则得到教皇和西班牙的支持。德意志受战争的破坏最大。——译者注

② 圣西门的《论万有引力》写到这里就中止了，后来没有续写。——译者注

是最伟大的政治活动家，或至少是最受人们尊敬、推崇和赞扬的最精明强干的人。我感到，在美洲，最伟大的政治活动家，则是能够尽量设法减少人民负担而又不使公益受到损害的人。旧大陆的人民或被统治者都同意这样的见解：为了公共福利，应当以大量金钱酬谢公职人员，而对议员或代表支给高薪也是必要的。我感到美国人的想法与此完全不同，他们认为公职人员越不豪华铺张，越平易近人，生活越朴素，才能越受人尊敬。

最后，我认为新旧大陆的社会组织的基本原则之间存在着这样一个差异：在美洲，人们认为就任公职是出于尽义务和服从公众意志而接受重任；而在欧洲，情况却与此相反，人们认为参加国家的管理工作等于行使世袭的权利，这种权利能够代替遗产，因为它可以使人发财致富。

在 1789 年，法国人民远远没有能够建立起这样的社会制度！他们无能的首要根源，在于政治上的完全愚昧无知。在他们看来，公众的事情就跟天气的变化一样：天睛了，人们就高兴；天阴了，人们就忧愁，而从未产生过怎样去影响天气状况的想法。

同样，当社会繁荣时，法国人就兴高采烈；而当情况发生困难时，他们就悲观失望，低声向上天祈祷，乞求天老爷赋与他们的首领以治国安邦的雄才大略。如果灾祸日益深重，穷人的痛苦实在是水深火热，他们又去哀告上苍，即向唯一能制裁国王的法官——上帝诉苦，请求上帝有朝一日惩罚压迫他们的人，把希望寄托在来世的审判上，以为那里可以纠正人间的不平和报偿他们在人间所受的虐待。

我再说一遍：谁也不关心国家大事，对此完全抱着消极的态度；谁也不对自己另眼相看，只把自己看成是无所作为的群众的一分子，看成是无能为力的机体的一部分；不管当局有什么过失和错误，这个机体在当局面前只能默不作声，俯首贴耳。

由第四等级治理国家，这是当时常开的一个玩笑，而且是一个流行的玩笑。直接受到这个玩笑戏谑的人，即普通的平民（他们通常都不属于头三个等级）正是最常重复这个玩笑的人。他们兴致勃勃地对自己开这种玩笑，然而这些人正是民族中唯一的生产阶级，他们才是法兰西民族。由此可见，法兰西民族对自己在政治上的无能，是有着非常深刻和非常明确的认识的。

法国人有过自己的三级会议，但是只能偶而看到这个会议的召开。每届会议的会期非常短促，而民族中的一部分，即所谓第三等级，除了能俯身在宝座之前直接向国王恭敬地请愿以外，一般得不到其他任何好处。根据国王的一时高兴恩赐给法兰西民族并又根据国王的一时高兴所实施的这种政治权利，当然不会具有特别吸引人心的作用。

然而，这多少也还有一点好处：当时间的发展和启蒙运动的进步使民族开始认识到自己的利益和可能采取的保护措施的时候，这种权利就好象为民族做好了开始行动的准备。然而，就连这点好处最后也消失了。长期以来，三级会议再也没有召开。旷日持久的拖延，甚至使人把它完全忘却了。人们只能勉强地记得这一古老的、至少还曾有过的政治措施。简而言之，对于它的习惯已被破坏，对于它的记忆已在思想中消逝。而这种习惯和记忆的消失，便使我所说的法兰西民族的愚昧无知达到了顶峰。

如果这方面的一切传统在 1789 年都没有丧失，如果法国人的头脑里还保留着他们曾经从事过的政治活动的某种痕迹，那就会看到他们将依靠适当的根据，首先要求恢复他们过去的权利，并且毫无疑问会把这种恢复权利看成

是一个伟大的成就。即使他们暴露出追求名利的野心，但这种野心同有人早已流露出来的野心相比，也不会有过之而无不及①。

尼德兰人民和英国人民，曾长期处在专制的压迫之下。但是，由于他们有坚定的原则，同时认识到自己的权利和当局的特权，所以在情绪不满的时候，他们的思想总是围绕着这些明确规定的观念积极地活动。因此，一方面，即使政府的专横跋扈能够压制他们的政治积极性，甚至压制得使它暂时不复存在的地步，也不能把它彻底消灭掉，更不能抹掉对它的回忆；另一方面，当他们有机会抬头的时候，他们努力的目标就被明白地确定下来，他们的计划也早已拟定完毕。这个计划的内容，就是恢复他们的被剥夺的权利，并取得新的保障以免权利再被夺走。因此，如果说法国人民的 1789 年起义缺乏组织，那未它的原因就在于：没有任何合法的手段来使人们了解它的愿望，没有任何正确的方法来有效地阐明自己对于想要进行的改革和感到必须对制度进行革新的看法。

如果说法国人宣布过人权，那么它的原因就在于：长期以来，他们的思想已经不习惯于公民的权利了。由于不能重新要求他们已经不再知道的福利，他们便糊里糊涂地一味追求想象之中的福利；由于在政治上无知，他们便祈求于夭命；由于他们在热情进发的时候毫不考虑公认的界限，他们便自然不会先为自己规定界限。但愿田地的埂界突然消失，所有权不再存征，让每个人去占有一切。

然而，法兰西民族的这种无知，不管如何严重，也许还不是造成它无能的最坏因素。人们的头脑远非一块白板，其中虽然没有储藏任何正确有用的观念，但不一定就没有错误有害的观念。谬见到处泛滥，使得人的头脑长期不能接受真理。

僧侣阶级向人民指出了反对国王的办法，即让人民仰仗教皇——上帝的使者和人世最高裁判者的威信，可是他们自己却服从世俗的政权，充当了它的工具。它教导人们唯命是从①。

大学最初隶属于僧侣阶级，后来又受世俗权力所管辖，由于它们同时与这两个不同的机构保持隶属关系，所以毫无自己的政治主张。

但是，经过在不同时期以独特的方式教授古代文献之后，这些大学便产生和养成了一种过分崇尚古代、古代伟人和古代制度的尊古风气。

世人对这两种教育有什么想法呢，一个青年人在开始进入社会时将会形成什么观点呢？

拿教皇、主教、神甫、修士和整个僧侣阶级作笑料，已经是普遍流行的现象；而在谈到国王的时候，大家都用一种恭恭敬敬的语调，表示忠心耿耿。然而，僧侣阶级也在宣传对国王要百依百顺，并从宗教上赋予国王的威信以神圣的根据。真是十足的自欺欺人，人们没有发现，从一方面加以破坏的东西，正是从另一方面竭力加以支持的东西②。教廷，僧倡阶级本身力图使世俗

① 这篇通信载于圣西门在 1817 年出版的立巢《实业，或为献身于有益和独立的劳动的一切人的利益所作的政治。道德和哲学讨论》第 1 卷，通信的大标题为《政治和哲学通信》。我们翻译所据的原文，载 1966 年

法文版《圣西门全集》第 1 卷。——译者注

① 根据起义的英国北美殖民地的代表宫兰克林同法国在 1778 年签订的条约，法国负责从财政和军事上援助北美，并把自己的武装力量派到北美去参加北美独立战争（1775—1783 年）。——译者注

②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城市。——译者注

权力照旧服从千精神权力，并且对自己最高首领的已经开始压抑他们的权威打算加以限制。于是，这个与世俗权力对立的巨大团体开始解体，并趋于自消自灭。

第五个时代宗教改革以后。

天主教的僧倡阶级失去了一半欧洲，它的势力也随之削弱，实际上已经无力与国王抗衡。它丁再斗争了，而为了自保，便使自己成为国王的奴隶。它希望自己戍为王权的必要支柱，向国王宣称王座应当依靠神坛。王权

使它保住了财产，而它则要宣传国王就是神的化身。

大学的教学工作应该产生成果。社会上所重视的，人们所欢迎的，人们想从一代青年人身上看到的，并不是他们对祖国的制度，对当代的事物和人物的了解，而是他们对古代的学识，他们对那些与当今毫无关系的一无所用的往昔的回忆。

此外，人们期望于青年初学者的，并不是要他们成为精明强千的人，而是要他们受到关怀备至的保护；并不是要求他们的才能，而是要求他们的信誉。人们帮助他们取得的，并不是对民族发生有益影响和进行明智改革的能力，而恰恰相反，却是危害同胞的权力，而他们也将成为同胞的又一个灾难。最后，人们指示他们当作最高成就的，根本不是改进社会的状况，不是保护同国人的自由，而恰恰相反，却是成为统治者，为增加统治者的利益而加深和扩大弊端。

最初发起革命的法国人所获得的三种教育，可以概括如下：僧侣阶级进行的教育，直接使法国人变为奴隶，所以它也不能而且当然不能对理性和风尚发生积极的影响；大学进行的教育，只能使法国人发疯，沉缅于幻想，而且它做的还很有效；法国人进入社会时得到的教育，使他们变得野心勃勃，自私自利，贪得无厌和乐于发号施令。我们以后再来研究我们祖先的这种明智所发生的结果。

附注：我们删去了第三封信、第四封信和第五封信，因为它们现在已经失去发表的意义。——圣西门

第六封信

一种欲念引起了法国革命——革命只能以另一种欲念来结束——革命的真正目的—

—我们正在进人全人类共同的革命。

如果让我考察法国革命是由什么欲念引起的，社会上的哪个阶级对它感受最深，我就认为是要求平等的热望引起的，是属于最下等阶级的人感受最深。由于无知，同时也由于自身的利益，他们最热烈地投身于革命，而且喜欢在革命中使用暴力。追求平等的欲念，得到了摧毁革命爆发时期所存在的社会组织的后果。我现在不禁要问：既然所有的东西一下子都被摧毁了，那未现在还需要不需要另一种欲念来激励新的建设工作呢？或者换句话说，革命能不能以欲念或自制来结束呢？

在旧制度下养成的习惯，是建立真正的新制度的巨大障碍。这样一种新制度的建立，要求有伟大的哲学著作问世和作出巨大的经济牺牲。只有欲念才能使人们决心去作巨大的努力。

自制决不是积极的力量，它本质上是胆怯的，自身不足以破坏现有的习惯，它只是竭力使我们维持这些习惯。

自制所鼓励的，是在专制和神学制度下养成的习惯与自由的实业观点和制度之间谋求调和。然而，由于事物的本性，这后一种制度和观点具有其特殊性。因此，只要它们没有占上风，只要它们没有完全摆脱其他因素的影响和去掉妨碍它们的弹簧发挥弹力的铁锈，便将一事无成。

当人们声称法国革命彻底摧毁了封建和神学的权力时，这是夸大其词。法国革命并没有消灭这种权力，而只是显著地降低了人们对于他们所依据的原则的信任，以至这些权力今天再也没有足够的力量和威信使自己成为约束社会的力量。从什么观点中我们能够找到这种有机的、必要的约束力量呢？从实业的观点中可以找到。我们应该从这里，也只能从这里寻找拯救自己和结束革命的办法。

不错，阁下，依我看，一切思想和努力所应追求的唯一目的，就是最合理地组织实业。这指的是最广义的实业，它包括一切有益的工作，包括理论和应用，包括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换句话说，最合理地组织实业，就是建立这样一个政府：在这个政府中，政权只具有必须使有益的工作不致紊乱的效能和作用；在这个政府中，要把一切工作安排得使劳动者能够自己学会组成真正的社会，能够彼此直接地和完全自由地交换各种劳动产品；最后，在这个政府中，只有社会能够知道什么东西对自己有用，什么东西是自己所希望的和所喜欢的，而社会也是评定工作的优点与好处的唯一裁判者。因此，生产者只须希望消费者对他付足劳动报酬或服务报酬，而不管他爱用什么名称来叫这种服务。

此外，我们只想简化和阐明事物的自然进程。我们希望，人们从今以后要有意识地、更直接地、更有成效地努力把他们可以说是不自觉地、慢腾腾地、犹豫不决地、收效甚微地一直进行到现在的事情做好。

在公社解散时，我们看到实业阶级在赎买自己的自由之后，达到了为自身创设政治权力的目的。这项权力，就是只有经过它们同意才能征收新税。它们渐渐强大和富裕起来，同时也变得更加重要了。它们的社会地位在一切方面都得到改善，但是，可以称作封建阶级和神学阶级的那些阶级，却不断地丧失威望和实权。由此我断言，实业阶级必将继续获得成功，最后终将控制整个社会。

事情的发展就是这样，我们的前途就是这样，已经无力维持自己所建立的一切制度的陈旧机构必将永远瓦解，自我消灭。

有一些革命，开始时只是局部的、民族的；还有广些个别的革命，只涉及到某一社会帆构。这些相继发生的革命，正在促成以后的普遍革命。

在哲学方面自从阿拉伯人向欧洲输入重视观察的科学文化以来，在政治方面自从公社解散以来，人类的理性显然走向了一场普遍的革命，也就是说，朝着建立一个必将大大全面改进人类理性的现状的事物秩序的方向前进。

在我刚才所说的两个值得纪念的时代以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中，可以指出的出类拔萃事件，有路德的革命、查理一世时英国的革命、推翻斯图亚特王朝的革命、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同时我认为，普遍革命即将开始的时刻已经到来，这个革命将席卷一切文明民族，而不管他们居住在地球的哪一部分。

各国的政府不能再管理人民了，它们的职权将只限于不使有益的工作紊乱。它们将只拥有根少的权力和金钱，因为少量的权力和金钱就足以达到这个目的。为进行大大小小有益的工作所需要的资金，将由自愿捐献者提供，

而捐献者本人将监督这些资金的使用和保管情况。

第七封信

三种不同的舆论——它们的不同性质——自由党的双重任务——自由党做过的事情

——要留给它做的事情。

阁下，我打算在这封信中向您介绍人类理性目前在法国的发展情况。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要考察一下法国现存的几种主要政治观点。我认为，分成三种观点便可包括其余一切了。我现在来分别分析其中的每一种观点。我把这三种观点称之为守旧观点、倒退观点和自由观点。

被我称为守旧分子的人，就是那些不适当地自诩有理智并企图以析衷为名把新旧制度捏合在一起的人。他们没有看到，把这两种对立的东西结合起来的企图是荒谬的。他们没有看到，军人操纵的一切权力和以封建原则为基础的一切论断，都是直接反对实业的发展的。实业在这里不能也不想让步，除了建立最有利于实业的政府以外，用其他办法都不能结束革命。

凡是感到地位中常。思想懒惰和贪图安逸的人，都有守旧观点。他们憎恨变革。他们是一些有病的人，甘愿处于虚弱和衰竭状态，慢慢等待死亡，而不下决心采取恢复健康的积极摄生办法。这些人的理性不能上升到足够的高度去认识建立一个果断的秩序所需的必要条件。他们准备为维持事物的现状，并使其一成不变地固定下来，而情愿付出巨大的牺牲。

尽管守旧观点是极大多数人的观点，但它只能是、而且实际上不过是舆论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因为其本质完全是消极的，它所能做的一切不外是妨碍其他观点发挥作用罢了。

有一种观点可能使您感到奇怪：它本来故步自封，可是又非常易变。其他观点总是朝着一个目标前进，按照既定的方针行动，而这种观点却与此不同，它是按照别人指示的思想而行动的。我敢说，它跟在其他一切观点的后面，企图拖人家的后腿。说来也巧，正是它在反对人家变革的时候，它自己也在发生变化。它总是表示，要决心维护和巩固已经成为过去的东西。在这种观点看来，变化的性质和目的，都是无关紧要的。凡是能够存在，这就够了，应该让它永远存在下去。这是对静止的一种古怪偏爱，它提醒我们经常保持警惕，唯恐工作劳而无功——被罚去做达纳鸟斯的女儿们的工作③。

被我称为倒退分子的人，通过他们的演说和著作，宣称社会处于一种可怕的分裂解体状态。他们说，这种状态是最不幸的。他们证明，这种状态不能再继续任其下去。他们断言，建立他们所谓的稳固的事物秩序是至为迫切的，因为新的雅各宾党人随时可能出现并篡夺政权。①

随后，他们又研究了 1789 年以来试图建立的一切管理制度。他们说，经验已经证明，任何一种管理制度都不行，因为它们都在建立后不久便垮台了。他们由此得出结论说，最明智的解决办法是恢复过去的制度，恢复那种延续了许多世纪而在其漫长的存在期间没有发生过任何严重骚乱和全面动荡的管理形式。他们承认这种制度并非尽善尽美，但是他们又说，一方面，人类的

③ 康沃利斯，查理（Cornwalis，Charlesl738—1805 年），英国的将军，指挥英国在北美的南军，1781 年 10

月投降。——译者注

① 里约，法国的长度单位，约为 4.5 公里。——译者注

一切机构，从本性上来说，都是不完善的；另一方面，缺点也是可以纠正的。有一个事实，证明这种倒退观点对于舆论的形成有很大影响，证明它所

起的作用比持自由观点的人所想象的要大得多。

比如《辩论日报》①的观点，显然倾向于倒退派，它在法国拥有最多的订阅者。夏多布里安②的著作也很畅销。在英国，情况也完全是这样，那里的《泰晤士报》①是拥有读者最多的报纸。

著名的哥伦布，曾经花了多年的时间去准备他的探险、购置船只和配备航海人员。最后他开航了。在航行的最初几天，船上一片欢腾。但是，惜别人陆和怀念大陆上的种种好处的情感，开始在某些人身上战胜他们发现新大陆的愿望。不安的情绪，随着航行的旷日持久，也就是说，随着越来越接近目的地而不断增长。最后，在将要喊出“发现了大陆”的时刻，也正是大多数人主张返航的时刻。

整个十八世纪，都被法国哲学家用来准备一场革命。这场革命开始于1789 年，在革命的最初活动时期，整个民族，除了极少数例外，都沉浸在欢乐之中，而且满怀着信心。

从 1793 年开始，法兰西民族开始进入解体状态。据我看来，这一状态尚未结束。在这期间，法兰西民族提供了各种美德的值得留念的范例，同时也犯了各种罪行。法兰西民族以它取得的重大胜利和遭受的惨重失败，保证了自己在历史上占据一个显著的地位。探索新的原则和新的组织基础的法国人，把一切实验都进行到底。

许多有财产的人充满了不安的心情，他们竭力从倒退派的观点中去寻找根据，以证明如果达不到目的，就可以向后转。

现在我来研究自由观点。我把极力想使政府只拥有交给它掌握之后会对民族有好处的权力和金钱的党派，叫做自由党。

自由党开始形成于十八世纪。为了对这个党的现有观点、对它给予舆论的影响，以及对它为使舆论完全对它有利它还要做些什么有个明确的了解，我有必要把它的发展过程简述一下。而且，我也十分愿意向您作这个简述，因为我认为这有助于清晰说明自由党人一词的意义。曾经有一大批作家对此作过解释，但都毫无结果。

正是这些自由党人，通过他们的著述揭露旧的政府组织的弊端，而为革命作了准备工作。也正是他们，在人民中间激起了跃进的高潮。人们一回想起这一高潮，既会联想到许多邪恶的东西，又会联想到许多善良的东西。又正是他们，提出了后来被制宪会议宣布为法兰西民族内外政策的基础的一般原则。

如果法兰西是一个岛国，它的革命就不会引起它曾经招致的一切不幸，

① 它存在于加拿大。

② 潘恩，威廉（Penn，Williaml644—1718 年），英国的社会活动家，教友会的教土，因在英国宣传教友会的教义而受到迫害，在狱中写了他的名著《既不要十字架，也不要王冠》。1681 年移居北美，在那里建立了宾夕法尼亚移民区，并为这个移民区制定了一部民主宪法。一百多年以后，这部宪法成了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的蓝本。——译者注

① 路易十四第一个说“朕即国家”，这句活也就是即将取消人民的一切政治权利的信号。路易十四在财政上造成的赤字，即使在 1789 年叫二十个总稽核的家庭破产，也弥补不上。因此，就是这个路易引起了革命，我们大家和波旁王朝遭到的一切不幸，都应当由他负责。

而且任何人也不会谴责自由党人发动流血斗争。这种谴责是很不公正的，因为自由党讨厌使用武力，而且它因其他所有政党使用残酷的暴力而蒙受大子其他任何一个政党的牺牲。我这是说，如果法兰西是一个岛国，那它的革命就只能是一场比较活跃和比较持久的论战，它讨论与全体法国人有共同利害关系的问题，讨论最好的政府组织形式。新的机构自然会取代旧的机构，而进行这场变革也不必诉诸暴力①。

但是，法兰西决不是一个孤立的国家，它有许多邻国，而且有些还是强邻。这些邻国仍未摆脱封建制度和迷信的羁绊。法国的僧侣阶级和贵族曾向一些强邻求援①，它们央求邻国帮助它们反对自由党人。他们要邻国相信，对法国的僧侣阶级和贵族的打击，将会变成对欧洲的全体僧侣阶级和贵族的打击。德国的军队马上采取行动，猛向法国扑来，即猛向法国的自由党人扑来。自由党人只得唤起无知的老百姓来保卫革命，激励他们拿起武器，以驱逐已经侵入法国境内的封建和迷信的军队。

自由党人不仅在法国，而且在整个欧洲，都比僧侣阶级和贵族占上风，因为为特权阶层而战的军队都被法国军队击败了①。但是，既然自由党人比特权阶层占上风，那未被他们武装起来并夺取了政权的愚昧无知的无产阶级，也就要比他们占上风。自由党人很快就感到，可能有一种东西比旧制度还要坏一千倍。经验使他们懂得，由愚昧无知的阶级管理政府，是最令人讨厌的。幸亏政权没有长期掌握在这样一些人的手里。

从此以后，自由党人依次同罗伯斯庇尔②、执政内阁①和波拿巴进行斗争。

① 更加详细地研究一下憎侣阶级自产生以来直到现在的行为和学说，也许是很有趣的。可以把这段时期分成几个截然不同的时代。第一个时代从基督教产生到君士坦丁大帝领洗。在这个时期，僧侣阶级还不是一个与其余教徒分离的团体。基督徒还是人民中的一部分，他们反对现存的一切制度，无论是政治上的，还是宗教上的。人们的任何集团都为自己选择领导者，并保有按照自己的意愿撤换他们的权利。权力完全掌握在人民手里。第二个时代从君士坦丁大帝到查理大帝。神甫即以前的祭司开始形成一个单独的团体，出现了僧侣阶级。这个阶级力图联合起来，渗人到东罗马帝国的希腊人和西部地区的蛮族的政治和宗教机构之中。基督教的传教士在西部地区的蛮族中获得了成就。第三个时代从查理大帝到教会的大分裂。罗马的大主教脱离帝国而独立，成为享有主权的君主，管辖全部基督教僧侣阶级。他利用这一僧侣阶级作为工具，到处宣传和说教：“教皇是上帝的代表，具有神的全部明智，他是国王之间的或国王与其臣民之间的一切争端的天然裁判者。”由此可见，教皇向人民指出了他们反对王公大人的不正义行为的办法。这一学说被用诸于实践，而且有一些国王还受过罗马教廷的制裁和审判。第四个时代从教会的大分裂到宗教改革。教廷被迁到阿维尼翁。从此以后，教皇的势力离开了罗马这个永久城市，不再统治全世界，失去其昔日具有的吸引力。大教堂、大学和政府从四面八方攻击阿维尼翁

① 由此应当断言，即使王位受到人们的尊敬，即使舆论界认为它是强大的，这种力量和尊敬也决不是来自

僧侣阶级及其消极服从的学说，因为人们不会遵循被人轻视的老师的教训和告诫。正确的说法与此相反，实际上是因为人们憎恨僧侣阶级，感到受它的暴政压迫，而国王打碎了这种暴政的桎梏，所以王位便具有了主要的力量，反抗的情绪在斗争结束之后仍然继续存在。但是，国王的成信所依据的基础既不巩固，又未持久，这是因为：一方面，不再发生作用的僧侣阶级，随着人们不再惧怕它而成为嘲弄的对象；另一方面，人民没有继续与国王结成同盟的兴趣，因为他们的敌人已经被打败。使人民和国王联系起来的纽带日惭松弛。于是，国王与其臣民之间的疏远和斗争的基础已经存在了。

① 根据希腊神话，国王达纳乌斯有五十个女儿，都因杀夫之罪而被罚在地狱里向无底桶灌水。“达纳鸟斯

的女儿们的工作”一语，表示一种徒劳无益的工作。——译者注

② 人类的理性是非常脆弱和有限的。我们在生活中经常担心对我们危害不大的事情，而且也决不冒犯对我

自由党人相继被这些最后也相继垮台的革命政府处死。

自由党人从他们出现以后，就想把两个本质上互有联系的方案揉合在一起。但是，这两个缺一不可的方案是完全可以分开研究的。我现在就想这样作。

自由党人首先想推翻封建和神学机构，破除宗教迷信，改变特权阶层强加给被他们称为吝啬鬼的实业界人士的风尚和习惯。

他们在这方面获得了全胜，因为欧洲所有的雇佣军都无力恢复法国的旧制度，因为甚至在目前，当法国受到欧洲其他国家政府保护的时候，法国的僧侣阶级和贵族想要恢复其昔日财势的一切企图都没有得逞，因为领头发起这种复辟运动的人，除了没有弥补他们本人及其等级想要弥补的损失以外，还使他们由于自己的才干所获得的个人尊严受到损失。

据我的理解，自由党的第二个目标，是计划建立一个新制度，以取代旧制度，即根据时代的精神和文明建立一个符合共同利益的政府组织。

在这第二项任务上，自由党人完全没有取得第一项任务所取得的那样成就。他们在某些方面做了很多工作，而在其他方面则做得很少，几乎什么也没有做。

从法国的政论家自革命开始以来发表的大量著作中，可以看到许多有助于组织新的政治制度的原则和观点，然而关于这种制度的总观念尚未形成。自由党尤其应当作的，是迅速改换论战的战场，迫使敌人进入自由党的

阵地，而不叫他们留在他们的原地；要在自己的战壕里等待他们，而不要总在敌人的战壕里追击他们。

西塞罗说过，他不能设想两个占卜者能够面面相觑而不笑。这句诸出自他这样人之口，证明古代各族人民的宗教机构，在他那个时候就已经完全腐朽了。但是这些机构，尽管非常腐朽，还是继续存在了许多年，一直延续到基督教的奠基者们把信仰——神和爱一切人的教理放到首位之后，致力于发展和建立这一可以说是新的宗教学说、而不再理睬那种在有教养的人看来已趋灭亡、而在实际上仍然占有统治地位的学说为止。

两塞罗对宗教观念所说的这番话，长期以来就被人们用来谈论我们的政治机构，而这些机构现在还依然存在。它们将一直存在到一个关于社会组织的新观念，即一个以其清新明确而使一切正直的人感到震惊的新观念产生出来的时候为止；一直存在到人们抛弃旧观点、而开始根据这个新观念直接建立政治制度的时候为止。

第八封信

研究政治上的一项一般原则

们最有威胁的危险。一个小孩子被火烫伤了，母亲从此以后一看到小孩子靠近火，就为孩子担心，但在这以前，她就应该采用预防措施，因为小孩子得到的经验会成为他们最好保护者。历史上有许多证据，证明整个民族的预见，无论在范目的广度上，还是在应验的效果上，都不如个人的预见。今天，法国各地都组织了国民自卫军，这种民兵部队实质上是一个自由组织，主要由有财产的人组成。在他们的指挥官当中，我们可以到处看到大地生、大工厂主和大富商。现在，当各地的无产者都被解除武装的时候，怎样能怕雅各宾党人卷上重来呢！

① 《辩论日报》（JournaldeS Debats），沽国的一家反动报纸，创刊于 1789 年。——译者注

阁下，可见问题在于寻找一个新的政治组织体系。这项工作现在达到了什么程度呢？

如果这项工作只限于收集大量材料就感到满足的话，那就可以说即将大功合成。有些观点早已定下来了，而且数量很多，它们之间甚至有某种联系。但是，最重要的条件是否已经具备了呢？有没有一个基本原则呢？一个公认的、被已发现的真理指引人们去遵守的而且能够产生真理本身的原则，正是我们所缺少的，也正是我们应当研究的。

在献身这项工作的一切人当中，我认为著述政治经济学的学者作了最有益的工作，而萨伊②的《政治经济学教程》，我觉得是一部含有最多数量的积极而又彼此协调的观点的著作。

在我看来，这位确实值得十分推崇的作者，仍是属于最接近于目的地而又始终未能到达的人。

下面所引的，就是这本书的序言的头两页。这两页包括了作者的全部创见。这是他的最一般的观点，如果容许我说，我也说这是该书的全部哲学。 “只有当人们精确地规定了科学的研究范围和这种研究所能达到的目的

的时候，科学才能取得真正的进步。否则，就会一鳞半爪地抓到少数一些真理，而不能认识到它们之间的联系，并且会造成人最的错误，而不能发现错在什么地方。

“长期以来，人们就把所谓的政治学，即把关于社会组织的科学，同讲授财富如何形成、分配和消费的政治经济学混为一谈。然而，财富实质上是不依政治组织为转移的。不管采取什么政府组织形式，只要管理得好，国家就可以繁荣。我们看到一些民族在专制君主的统治下富强起来，但也曾看到一些民族却在人民会议制度下衰落下去。即使政治自由很有利于财富的增殖，那也是间接的，如同它很有利教育的发展一样。

“当把构成良好政府的原则，同公有财富或私有财富的积累所依据的原则混淆起来一并研究时，就会使一些观点混乱而得不到澄清，这是不足为奇的。对把自己著作的第一章定名为《论人类的政府》的斯图亚特③，就可以进行这样的谴责；对经济学家派的几乎所有著作和卢梭①为《大百科全书》写的文章，也可以进行这样的谴责。

“我认为，从亚当·斯密②开始，人们就一直把研究财富的科学命名为政

② 夏多布里安，弗朗斯瓦·勒内（Chateaubriand，Francols-Rene de 1786—1848 年），法国的作家和国务活动家。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属于保王党，曾流亡口外。复辟后历任国家要职。他在自己的政论和文艺作品中反对革命思想，拥护反动倒退的观点。从他的文学思想来说，他是法国宫廷浪漫主义的创始人。—

—译者注

③ 《泰晤士报》（“Times”），英国的保守派报纸，创刊于 1785 年。——译者注

① 法国位于大陆，在某些方面给法国人造成了很大的不便，但在其他方面，又使法国人得到了很大好处。这种地理位置给他们造成的灾难终于结束了，他们正接近力求由此获得好处的时期。如果法兰西是个岛围，那它的革命毫无疑问会为时很短，而且不甚残酷。革命也会少流一些血，少制造一些灾难。但是，这样的革命只能是一场妥协折衷的革命，只能是一场半途而废的革命，只能是一场不能使法国人以后避免发生其他革命的革命。法国人经历了一次可怕的革命，但他们的遭遇还有甚于此。干涉他们内政的邻国对他们大肆蹂躏，但邻国干预法国内部关于政府的良好组织形式的争论，又使它们变成了当事的一方。邻国硬要把争论的结果看作是自己的功劳。

② 僧侣阶级和贵族的少数派由自由党人所组成，所以他们早就下属于特权阶层。因此，我认为必须在自己

治经济学，只把阐述政府和人民之间以及政府彼此之间存在的关系的科学叫做政治学，并总是把这两种学说区分开来。”

我们在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萨伊先生把政治学和政治经济学当作两门彼此不同和互相分离的科学。另一方面，凡是读过他的著作或是听过他公开讲课的人，都知道他对自己所讲的科学极为重视，并听到他屡次宣称：只有这门科学才使道德和政洽得到了两者应有的可靠而正确的东西。

这种自相矛盾的说法，证明作者好象模模糊糊地、井非情愿地意炽到政治经济学是政治的真正和唯一的基础，但是他没有十分明确地看到这一点，因为他在其著作的个别部分虽然确实提到过这一点，但在他的一般议论中却又否认这一点。

不管怎样，他的工作仍然有很大的贡献。他的这部著作包含着政治经济学至今所发现的并已证明的一切东西。就目前而言，它仍是这门科学在欧洲的顶峰（Nec plus ultra）③。

我认为，非常明显地存在于这部著作中的一些最一般的、因而也是最重要的真理如下：

一、生产有益的物品，是政治社会能为自己规定的唯一合理和正确的目的，所以尊重生产和生产者的原则，要比尊重占有和占有者的原则有益得多；

二、政府干预实业时，政府总是要损害实业，即使政府的努力是出于鼓励实业，也会损害实业；由此得出结论：政府只应当关心保护灾业，使其不发生任何混乱和故障；

三、有益物品的生产者是社会上唯一有用的人，所以只有他们才应该协助调整社会的发展进程；实际上只有他们才纳税，所以只有他们才有表决权；

四、人们永远不能在用自己的力量使一部分人去反对另一部分人时而不损害生产。因此，战争不管其目的如何，都在损害整个人类；战争甚至也损害战胜国的人民；

五、一个民族想对其他民族实行垄断的企图，是一种不良的企图，因为垄断只能靠武力才能获得，只能靠武力才能维持，而且垄断势必减少享用产品的那个民族本身的生产总量；

六、道德实际上是随着实业的完善而发展的；不论从民族与民族的关系来看，还是从个人与个人的关系来看，这种看法都是正确的。因此，应当推广的教育，应当在人们头脑中加深的并使之到处都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就是要促使每个人提高生产的积极性和尊重别人的生产；

七、全人类只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和一些共同的利益，所以每个人在社会关系方面只应把自己看成是劳动者社会的一员。

阁下，我认为，凡是可以称为政治科学的考察要点的一切东西，我们已经概括在这几点里了。但是从这些要点可以得出什么样的一般观点呢，它们会把我们引向什么样的共同点呢？要知道，只有在这里我们才能找到、也必将找到一切政治的原则。

的叙述中把贯族的多数派与少数派分开。多数派认为自己就构成了特权阶层的全体。

③ 许多年来，法国人一直在军事舞台上寻找荣誉，然而在获得一百来年的荣誉中间，却是继许多次胜利以后便有几次大败随之而来。在文明发展的目前阶段，任何军事胜利都不可能长久保持下去。体力在人类社会中今后只能发生次要的作用。好在一个民族正如某一个人一样，今后只有一种获得荣誉的方法，这就是脑力劳动，也就是进行有益的著述，而创造出来的作品越有重大和普遍的利益，其荣誉也就越高。

这项原则是一个人人都能认识的旨在维持生存和保持妾宁的利害关系体系。只有这种体系才能使人们相互理解，感到有必要彼此配合；只有在这种体系下，人们才能共同讨论问题和共同行动；只有围绕这种体系，政治才能得以实施。在批判一切社会制度和社会问题时，应当以这种利害关系体系作为唯一的尺度。

因此，如用两三句话来概括，政治学就是关于生产的科学，也就是以建立最有利于各种生产的事物秩序为目的的科学。

原则就是出发点。既然这个出发点已被我们在上面指出，而且事实已把我们引到了这个出发点；既然我可以由此说这个出发点是实在的和非常明确的，那未政治学从今以后，就再也不该处于暖昧的猜测之中，任凭局势变化去摆布了；政治的命运也不会再同一个政权、一个政体和一种偏见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了，政治的活动范围将为人人所共知，政治的活动方式将受到尊重；而关于社会的科学，今后则将获得一个原则，最终成为实证的科学①。

愿身兼政治家和哲学家的人掌握一切已经分别证明的真理，愿他们把这些真理相继运用在我们方才确定的原则上。我们首先请他们用他们已经掌握的真理来判断这一原则，然后请他们用我们向他们提出的原则来判断这些真理。我们要求他们回答：这些真理是否从原则中获得了新的力量，比如说获得了另一个生命。最后，我们还要他们回答：这项原则是不是迄今建立的一切原则中的最一般的和最真实的原则，从而是不是能够得到可靠而有益的结果的最有成效的原则。还有，原则不是由人创造出来的，而是由人发现和指出的。我方才提到的原则并不是我的劳动成果，这应当归功于我说过的那些作家和学者。这些人在他们的不同著作中曾间接地提到过这项原则，但他们没有深入探索和观察。我完全没有提出过这一原则，但我对它作过深入的探索和观察，并将它公布出来。

阁下，您当然会对我说：你只把工作完成了一半，你在通过观察事实得到这一原则之后，应当接着对它检验，并用证据来证明你们的叙述。我也是象您这样想的，但由于我认为我的任务的最后一部分只是讨论各种政治问题，而且我现在正研究这些问题，所以对于同目前我认为仅仅提出来就可以的这个原则的发展和运用无关的问题，我以后就什么都不谈了。

第九封信

一个被自己曾经寄于厚望的人弄得濒于灭亡的政府，应当求救于它认为是十分可怕的人。

阁下，您看一下最近一次震撼法国的危机以后的政治事件的进程，毫无

疑问不会不感到兴趣。

在波拿巴逃跑和国王驾返之后，王位空缺时建立的议会根本没有得到政府的承认，政府召开了另一个会议。政府运用自己的一切影响，只让曾经勤工的人进了下议院，所以绝大多数议员自然属于以往的特权阶层，而这个阶层之所以存在似乎与人们留恋昔日的王权有关②。

① 罗伯斯庇尔，马克西米利安（Robespierre，Maxlmillcnl758—1794 年），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杰出活动家，雅各宾派领袖，革命政府的首脑（1793—1794 年）。——译者注

② 执政内阁，指法国大革命时期由五名执政组成的内阁（1795—1799 年）。—译者注

政府本以为这样组成的议院，很快就会满足自己的一切需要。但是，组成这个议院的人要捞回以往的损失，要重新发财，要争夺权势。总之一句话，他们要恢复自己原来被革命推翻了的地位。于是，出现了一种与政府利益不同的利益。这是一种私人的利益，所以最容易吸引人；它占居了首位，而勤王的忠诚这时便缺少了。

应该使他们操劳和曾经使他们操劳的事情，完全是特权阶级本身的事情，即到处去为自己寻找仅剩的一点特权，而根本不去协助政府。因此，他们这方面是不会有帮助政府解决困难的强烈愿望的。

他们未能如愿以偿的还有两件事：第一，手中要有资金；第二，要能到别处筹集资金。他们手中之所以没有资金，是因为贵族实际上没有掌握可供使用的资金。他们所处社会的生活习惯，通常使他们入不敷出，而不是有所积蓄。

他们也不可能到别处借钱，这首先是因为他们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他们的财政观点不会超出税收和政府措施的范围，也就是不会超出专横措施和强制措施的范围，他们不是舍贷有门的人；另一方面，他们提出的要求引起了人们担忧和不敢信任，舆论也在反对他们。总之一句话，他们毫无办法。人们不会援助威胁他们的人，人们不会以什么东西授与想要侵占他们的人。政府很快就觉悟过来了。它不久就认识到，这样一种办法，远远不能使

它摆脱困境和开辟财源；恰恰相反，这只能使它失去原有的东西，把它推人新的窘境，最后使它必然彻底崩溃。

政府的处境日益危急。它进退维谷，既想解决极端的匾乏，又想保持议院，但它从议院得到的，除了新的危急和失望动因以外，其他什么都没有。从这个议院懈脱出来，便成了当时最强烈的和最迫切的需要。议院依靠

耍弄狡猾的手腕勉强存在了几个月，现在一道命令又不让它开会了。

当时处于孤立地位的政府，感到自己的处境十分困难，以为最后的唯一出路就是成立一个非常会议，把它命名为预算协商委员会。政府向它提出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拯救国家和政府。

或许是出于有意，或许是出于巧合，实业界也参加了预算的审议。实业界提出了自己的意见，经过长期讨论，这些意见被通过作为讨论的议题。

这个经过热烈讨论的方案，引起了政府的注意。政府开始不再认为无法自救了。然而，它当时已经发觉议会反对拟出的办法。于是，9 月 5 日下令解散议会和召开新的议会①。

各方面都赞同占了上风并引起政府注意的一种意见。实业界在新的信任的鼓舞下，大胆地宣布政府可以依靠它，只要政府同意采取向它提出的措施，政府就能够很快摆脱危险的处境。

这项提案顺利地通过了，而实业界的诺言也象魔法一般很快兑现了。政府发行了公债，公债很快就被购买一空。

阁下，请允许我提醒您全力注意下述事实，以便评定它的价值和研究它的后果。直到现在，设计财政制度和编制预算都由政府一字包办。政府保持了它所专有的施政能力。它把国家从困难的环境中拯救出来的荣誉都据为已

① 萨伊，让·巴蒂斯特（S8y，Jean—Baptlstel767—1832 年），法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庸俗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他保护贸易自由和实业自由，认为资产阶级的社会经济关系是阶级利益的调和。他的主要著作《政治经济学教程》（1803 年）偏重理论问题，很少谈到实际问题。——译者注

有，而其实是在实业界拟出计划以后，国家才自己拯救了自己。

我们看到，在空前未有的最困难环境下，被统治者绕过了统治者为自己拟定出了行动准则，井向自己的领袖们指出了他们唯一应当遵循的道路。既然如此，那种认为只有统治者才有治国之才的偏见，又该如何解释呢！

是的，人民由于感到自己受苦和被暴政压迫而激起的不满所未能办到的事情，以及最尖锐的批判和哲学家们的猛烈攻击都无法办到的事情，如今都一一实现了，并且通过可以称为初步胜利的最新成就而终于赢得了胜利。

今后，还有什么障碍可以阻止实业的壮大，即阻止自由的完全实现呢？只要实业和自由的共同利益总是保持适度，不发生混乱和纠纷，那就不会有任何障碍了。

第十封信

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实业的威力，它的目的、进程和手段。

阁下，自从公社解体以来，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就逐渐变成了单纯的金钱关系。如果我们考察一下目前的情况，那就不难发现：一切都归结为这种关系。诚然，人们承认政府是必要的东西，即必要的服务，而且也只能这样承认。如果不是在温文尔雅的言谈中，至少也是在有关利益关系的辩论中这样承认。

在我们所谈的时代以前，人们还完全没有这种认识。当时，治理社会的原则不是社会自己规定的，而是被迫接受的。这就是专制制度和奴隶制度的时代。

最后，实业开始显示出自己的力量，自由也产生了。公社买到和争得了某些自由，也就是说，公社拿钱向自己的统治者买到了自己不再受这种或那种统治的权利。

通过这些初步的收获，实业变得更自由了，从而也更加富裕了，于是不断得到新的根据和新的手段来购买新的自由；另一方面，在本质上就不是生产者而是消费者的统治者，也由于他们的本性得到不断产生的根据来继续出卖自己的某些新的专横权力①。

事物的这种进程，在法国一直合法地延续到 1789 年。

这个时期，政府在财政上十分桔据，而为了摆脱这种困境，便召开了三级会议。结果，同以后发生的情况完全一样，陷入困境的政府不得不直接听从被统治者的意志，以便从他们手中得到金钱。于是发生了有利于实业的革命，或者至少是实业在努力使革命对它有利。时机大好，使得实业既有办法又有力量购买一部分专制大权，以致使它可以取得一切可能得到的自由。然而遗憾得很，不论是所谓的公社本身，还是审议提案的实业界人士，都没有做到这一点。（当时，对学识持有一种偏见，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当事人没有充分意识到保护自己利益对他们是何等重要，而认为必须去求助于更有能力的人，于是他们请来了一些律师。他们派去为自己辩护的人，不是与他们有共同利益的人，而是一些靠替别人打官司为职业的人。这些人对于现实和事实的关心，远不如对于观念和抽象的关心。因此，很快就听到了主

① 斯图亚特，詹姆斯（Steuart，JaTnesl712—1780 年），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重商主义的最后代表人物之一、货币数量论的反对者。——译者注

张自由不可剥夺的声明，这当然要导致这样一些容易引起混乱的争论理由： “为什么要讨论我们所持有的东西的价格？为什么对我们自己的东西还要付款？为什么要求我们去做他们可以自己去做的事情呢？”

于是，争脱了一切羁绊的自由感，到处泛滥，整个政府都被它淹没了。我不想谈论在这以后发生的多少有些残忍的激烈变动，因为这是一座迷

宫，而要弄清它的全部曲径，则需要很长时间。

因此，仅就革命这一事实本身而论，我认为它确立了两个重要事实：第一，被人统治是件不舒服的事，人们并不破坏他们所不反对的东西，但不管怎么说，事实上法国革命正是被统治者的共同行动；第二，如果没有一个政府，灾祸更要深重，经验也完全证明了这一点。

由革命造成的这两个事实的积极结果，不外乎是这两个事实本身的互相结合和互相印证，也就是说：

“政府是必要的东西，即必要的灾祸。”

当得知病人膏育的时候，思想上考虑的不再是治病，而只是尽量减轻痛苦。那未，被统治者是怎样忍受这种被人称为政府的灾祸呢？如果象我们在这封信的开头所讲的那样，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只是金钱关系，那未显而易见，被统治者只能认为政府是一种需要付款的服务机构，对政府的感情越浅，对它支付的钱也就越少。

从本性来说，实业也总是朝着这一目标前进的。但是，有一件事情使它感到比行政机关的挥霍更加可怕，这就是秩序的混乱。同时，它从最近的事态中看到：如果不向现存的行政机关提供维持它的经费，则这种混乱就不可避免了。于是，实业顺应了时势，把问题搁置起来，甘愿牺牲自己的一部分钱，以保证自己今后能够节约。

但是，为了信心百倍地沿着这条道路前进，为了在行动时毫不胆怯或轻率，只是盲目地力图尽量节约还是不够的。因此，必须寻找最切实可行的节约方法，必须对于应该实施的节约办法保持坚定的看法。但是，在有利于开始行动的时期到来以前，即在讨论下届预算之前，就应当讨论和阐述这个问题。

附注，随着接到美国的来信，我们将逐一复函。

再者，我们所维护的利益，关系到一切国家和一切人。我们发表这些信，是希望能与研究同样问题的一切人进行通信。

（王敏华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