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时代》的《序论》和《结论》②

序论

为什么实业能够如此长期地和如此不断地从进步走向进步呢？为什么有用者阶级能够节节战胜社会上的寄生阶级呢？为什么重大的政治动荡总是以实业获得新胜利为标志呢？为什么实业从未提过自己的口号和树过自己的旗帜呢？为什么它一向不依靠道德与势力来表现和炫耀自己的活动，而总是战战兢兢、无声无息地扩展自己的活动呢？

这是因为在整个这段时间中，社会的原则和它的行动之间，社会所说的和它所做的之间，社会所尊重的和它所追求的之间，曾经存在过而且今天甚至还存在着一个真正而又独特的矛盾。

没有共同观点或一般观点的社会是绝对不曾存在过的。每个人都喜欢表示自己愿意跟他人接触，以保证彼此之间的联合。这种一般观点，不论正确与否，只要它存在，就会发生支配作用，它对整个民族的行动都会发生极大的影响。

然而，人们对于社会利益的感受，受着自身力量的制约；维持社会的实业技艺总是日趋完美，不断积累作为政治的全部威信和价值的唯一真实的基础的财富。另一方面，占居统治地位的观点，或简称为舆论，却不赞同这些有益的、不断的努力。结果，勤劳能干的人自己竟附和最敌视他们利益的偏见，不敢公开抵制从荣誉和宗教上来说应当加以非难和谴责的这种敌视。

事实上，人们一直认为荣誉和高贵是一回事。也就是说，在这观点占统治地位的整个时期，实业活动非但未被重视，反而遭到轻视。那时，世人所尊重的不是正在发家的人，而是生下来就富裕而且善于挥霍其遗产的人。富贵，即豪华而清高，被认为是唯一光彩的条件和唯一为人羡慕的东西；靠劳动致富的庶民，本应骄傲地显示自己的财富，但他们却不敢表现，好象这是一种耻辱。他们急忙去买一个封建的衔位，设法摆出一副大老爷的架势，精心研究遮盖的方法，以掩盖自己真正的功绩，掩盖自己获得人们尊敬的真正权利，掩盖自己的才能和贡献。

宗教观点的虚伪和糊涂的程度，绝不亚于人们的政治观点，因为宗教在教导人们把劳动视为一种义务的同时，又把劳动贬低为卑贱的事情和发财致富的手段。结果，对于发财致富和暂时享受的蔑视，成了与其他宗教戒律同样严格的戒律；而要想拯救自己，只能通过剥夺或节衣缩食来实现。这肯定不能鼓励人们去积极劳动，因为劳动好坏没有差别，不受褒贬。这也肯定不能建立事物固有的正常秩序，使勤劳能干的人感到自己的重要性，因为宗教说他们是败坏世俗和腐化时代的罪魁祸首，指责他们硬要在人世创造上帝不准被谪下凡的人享受的那种幸福。

因此，出现了这么多修道院，设立了这么多宗教懒汉团体。

当然，人们对目前利益的不断要求和经常感觉，不会总让大批人情闲懒散。但上述的一般观点，不论其影响大小，毕竟使实业内部活动的速度略有减缓。然而应该承认，顺从了这种影响的社会，即使它打算树起实业的旗帜，

② 卢梭，让·雅克（Rousse3u，Jean—Jacques1712—1778 年），法国杰出的启蒙运动者，民生主义者，小资产阶级思想家，自然神论哲学家。——译者注

也是办不到的。

突然起来反对占居统治地位的舆论，即使是反对可悲的和荒谬的舆论，也几乎总是一种危险而又无益的轻率行为。在人们的思想习惯中，真理有一个极难克服的敌人。人们长期与某些观点相处一起，而当这些观点受到驳斥时，人们就以为自己也受到了威胁。而最容易盲从他人的人，则更是最顽固地反抗新鲜事物。

此外，只揭穿谎言是不够的，还要使人的思想有一个支点。如果你未能使人家接受真理，那是你根本没有驱走他的谬见，或者你使他陷入了失望的迷惘之中：这是革命所使然，或者不如说，这引起了革命。

长期以来，人们就感觉到了旧的一般观点的缺点；长期以来，它们的统治就已经成为桎梏；人们后悔没有抛弃这种精神上的专横，反而把它称为成见，并且由于缺乏更好的观点，至今仍在忍受着这种专横的压迫。

有些不仅明智而且更加大胆的哲学家，对这个陈旧的舆论发出了早期的、但仍然是简明而坚决的抨击。于是，一般观点的体系开始上崩瓦解，社会也开始分裂。

由于人们相互之间再也没有什么公认的东西存在，所以他们的思想便分道扬镳，而且彼此成了仇敌。这就造成一切胡作非为之间的斗争和各种胡思乱想之间的战斗。

由于没有共同的观点，人们便依靠一般感情行事。民族的欲念产生了，平等和黩武光荣的思想交替地熏陶着人们的思想，专横也很快找到了它的地盘。

专横终于被自己亲手摧毁了。在经过这么多次残暴的动乱以后又回到自己出发点的法兰西民族，自庆劫后余生而感到高兴。但是它没有受骗，知道它所抛弃的东西以后对它再也没有什么用处了，而昔日占居统治地位的一般观点再也不会重整旗鼓，恢复自己当初的权威了。社会舆论应该有一个新的基础，就如社会要有一个新的结构一样。

即使封建制度不再存在于政府之中，那也要当心它还存在于被统治者的头脑当中。

但愿抽象概念最终向实证思想让步，但愿常识公认的道德和实业的感人政治永远代替任性的道德和暴露的政治。

革命以前，实业没有足够的信心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也没有足够的信心来高举自己的旗帜走在文明的前头。革命发生了突变，时代也完全变了；人们的思想过于激动，过于轻率，因而无法趋于和平与宁静。

今天，再也不存在任何这样的障碍了，载人宪法的实业名正言顺地起着最强大的作用，一个有利的时机展现在它的面前。使它唯一感到担心的事情，只是害怕由于自己过于胆怯，仍然置身于他人的麾下，而不在自己的旗帜下行动。因此，希望实业只考虑自己如何存在和如何行动。宪法决不会对实业的各种努力感到恐惧，因为除了实业以外，再没有什么事物能够比它更遵守宪法了，而宪法本身之所以是好的，则是因为它适合于实业。

结论

在神学和封建体系互相争夺政权的时候，实业乘机获得了较大的自由，这使人民从他们主人的纷争中得到了好处。

人们展开了争论，并且作出了论证。教育也增强了信心，促使人们开始对原先今人可怕的各种臆测提出大胆的看法。

反对和批判的精神日益增强。自由有了支持者，取得了发展和成果，直至它通过可怕的动荡而夺取了政权的最后一道防地，直至它抹去了封建制度和神权政治的最后痕迹。但是，为什么我们的革命变成了流血的、可怕的和惨无人道的革命呢？为什么这一争取自由的伟大事业只是产生了新的奴役形式呢？

这是因为实业听任自己偏离了原来的道路，忘记了自己的学说，从而长期以来采取了与自己背道而驰的策略。

我们方才讲到的这种反抗和批判的精神，又怂恿了实业界的急躁情绪，结果使实业界极其得意地沉缅于这种精神之中。凡是曾使其敌人衰弱的一切东西，只是由于它们起了这种作用，都被它看作是有利于自己事业的东西。然而，这点恰恰是它的错误，因为这立刻使它看不到社会的目的。对自由事业发生指导作用的，不再是现实的和已被明确认识到的需要，而是模糊不清的和漫无边际的胡思乱想，即臆想的需要。人们把自己的愿望表达得过于急躁和狂热，而没有把它表达得合情合理和恰到好处，对自由的热爱，逐渐变成了对政权的憎恨。最后，人们再也不考虑在已经取得的土地上站稳脚跟和加强自己的力量了，而是打算蹂躏这一地盘，并使它变成一片焦土：凡是能够演变为利害冲突的斗争，都表现为毁灭性的战争。不错，这使政权衰落了，但自由并没有因此而确立起来。自由的基础被人遗忘了，而自由的基础就是实业。

对自由的需要和热爱，是随着实业并通过实业而产生起来的。自由只能随着实业而扩大，只能通过实业而加强。

如果这个实际上相当古老而思想内容又如此新颖的真理能够深入人心，以代替古代的一切骗人的空想，我们就永远也不会听到“要末平等，要末死亡”这句带点血腥味的蠢话。

如果实业界保住了自己的地位，而且这种地位还继续使它们不听仕武断的、毫无原则的哲学的诱惑和吸引，还继续对实业界提供远远超过它们所希望的帮助，那末自由所取得的进步，表面上看起来似乎要缓慢些，但至少能更为可靠些，而革命也许不那么轰轰烈烈，却能更为有益，少造点孽，多积点德。

本质上是和平的、道德性的东西，只能慎重地、适量地去追求，实业界在追求自由时就应当如此行事，因为只有当自由是正确的时候，也就是说是必要的时候，它才是有益的和可能实现的。

我们在初期所看到的自由，是随着需要的产生竞相花钱购买免税权；而我们在末期所看到的自由，则是合法地扩大自己的所有权并把古老的时效权奉为神圣的权利，然后商购政治封建主和教会封建主的各种财产，收买各种特权和什一税，收买僧侣阶级和贵族的衔位和权利；最后收买全部专横的权力，直至可以收买王位继承权本身——假如感到王位继承权在限制和压抑人的话。这样，在日益缩小专制范围的同时，自由就合法地建立起来，而不致使社会发生动荡。一旦离开这个方向，自由就会丧失合理性而越出常轨，就会失去基础而成为不可能实现的东西。

这就是我国从革命暴乱开始直到今天的历史。人们既不了解自由的条件，又不认识自由本身，而是听到哪里宣布自由，就满怀希望的热忱扑向那

里。这样，我们在那里只会遇到某种新的奴役组织。如果我们要自由，那就得亲手去创造，而永远不要等待。

革命给我们帮了倒忙，我们担心它还会帮倒忙，担心灾难的后果会成为我们失望的原因。指责我们的不幸，这是敌人玩弄的十分强大的武器。让我们把它砸碎，或至少使它变得毫无用处，要在我们的思想中把自由和革命分开，而将一切狂暴行为归咎于革命！要在使自由恢复其原则的同时，将荣誉、信心和力量还给自由！

为了不再受骗，我们要明确知道我们所追求的东西。如果我们依然稀里糊涂地被如此长期奴役我们的思潮所控制，并且好象在适应这一思潮，那末，我们不成为企图擒获我们的头目的俘虏，还会成为什么呢？一个民族，若想获得自由，光爱自由是不够的，它还应当掌握关于自由的科学。

关于自由的科学，也同其他一切科学一样，有它自己的研究对象和一般原理。然而，这门科学尚未被人们普遍知道，只有少数人刚刚才知道一点。直到它成为人民大众的科学的那一天，自由仍将从外部取得力量，井依靠外力而存在。这样的自由将不是依靠自己的生命而生存，它几乎等于虚设。

正是由于缺乏一般观点，才使我们遭到了失败；我们只有依靠一般观点，才能够真正得到新生；旧的观点早已陈腐，不能重新焕发青春，我们要有新的观点。

这项任务本来是属于十八世纪的哲学家的，可是他们根本没有完成。在他们之后，又有许多思想家追随他们爬行，依靠自己老师们的观点吃饭，不敢逾越雷池一步。

我们感到必须使政论作家们从这种昏睡状态中醒悟过来，尤其必须唤醒他们转移注意力，此外还必须向哲学提出新世纪、即实业世纪为它所规定的新任务。

（王敏华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