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实业体系①

上帝说：人们要互助互爱。

一、序言

政治机体经历了三十年的危机的基本原因，就是目前在各个最文明民族中迅速蔓延的社会制度的彻底变革，这一变革是旧政治制度迄今不断经历的那些变化的最终结果。更确切地说，这一危机的本质就是从封建和神学体系向实业和科学体系过渡。只要新的体系尚未完全形成，危机就必然要继续下去。

被统治者和统治者至今没有理解这些基本真理，而且目前依然如此；或者勿宁说，两者都只是模模糊糊地、一知半解地、极不充分地察觉到这些真理。十九世纪仍然受着十八世纪的危机性质的支配，它还没有具备它所应有的组织特性。这便是危机和随之而来的可怕灾难过于拖长的主要原因。然而，一旦我们理解了文明的进程为我们提出的伟大任务，一旦目前就应该发挥作用的世俗力量和精神力量摆脱了奄奄一息的状态，这一危机就必然会停止，或者至少可以变成单纯的道德运动。

我现在公布我的一部哲学著作的第一片断。这部著作的总目的在于：发挥和证明我只作过简单陈述的几项重要原理：尽量唤起人们普遍注意有待十九世纪来完成的社会大改革的真正性质；证明这个为历来的文化进步所逐渐准备就绪的改革，目前已经完全成熟，如果再拖延下去，就会带来最惨痛的后果；明确指出应该采取什么步骤，以便沉着地、稳步地和迅速地进行这一改革，而不管它会遇到什么实际障碍。一句话，就是尽哲学的全力来促进实业和科学体系的形成与完善。只要把这一体系建立起来，就能结束现在的社会动荡局面。

如果大多数的有识之士能够以适当的观点去掌握和评论我敢于提出的实业学说，这个学说就能容易被理解，而且不难被接受。遗憾的是，情况并非这样。根深蒂固的不良思想习惯，妨碍着许多人接受这一学说①。掌握政治观念，比掌握其他一切观念更需要象培根所说的“白板”（tabula rasa）①。正因为如此，在掌握政治观念的时候，要遇到更多的困难。

惯用占星术士和炼金术士的眼光去研究天文学和化学的学者们，在企图用这种眼光去理解这两门科学的真谛时所遇到的困难，又出现于今天的政治研究方面。目前，在政治方面正发生天文学和化学方面已发生过的那种变革，即从臆测向实证过渡，从形而上学向形而下学过渡。

由于不得不和顽固而普遍存在的习惯作斗争，我认为迎上前去反对这种习惯，略微提前发表我的著作的一部分，这是有益的。我觉得，在此用一般

① 《组织者》是圣西门于 1819—1820 年出版的一本书信论文集，我们只从其中择译了两篇摘要。作者曾因摘要一《关于组织者》被控为诬蔑波旁王朝，但是陪审法官宣判圣西门无罪。我们翻译所据的原文，载1966 年法文版《圣西门全集》第 2 卷。——译者注

① 人们一般只把普通工人称为手工业者。为了避免对这个词发生误解，我们把这个词理解为从事物质产品生产的人，其中包括农场主、工厂主、商业家、银行家和被他们雇用的一切职工。

① 这些人都是路易十八世的最近亲属，——译者注

方式扼要他说明一下那些空洞的和形而上学的学说至今对政治产生过和仍保存着什么影响，说明一下什么错误使人们把这些学说误认为真正的政治，最后指出今天为什么需要抛弃这些学说，这也是有益处的。

在封建和神学体系占统治地位的时期，就诞生和发展了实业和科学体系。这种简单的对照就足以使人感觉到，在这两种针锋相对的体系之间势必存在着某一种中间的和性质折衷的体系。这种中间体系的唯一使命，是改革旧的体系，使旧体系容许新体系发展，然后再向新体系过渡。根据我所列举的材料，非常容易预见这种一般历史事实。无论在世俗方面，还是在精神方面，任何改革都只能逐步实现。在这里，一方面由于改革是宏伟的，另一方面由于封建和神学体系本质厌恶一切改革，以致实现任何改革，都需要在旧体系下成长起来的一些特殊阶级进行持续几个世纪的特殊活动。这些阶级虽然产生在旧体系之下，但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旧体系的影响，所以他们应当依靠自己的政治存在这一事实，在社会内部创造被我抽象地称为中间的和过渡的体系。这些阶级，在世俗权力方面就是法学家，在精神权力方面就是形而上学家。他们双方在政治活动中密切配合在一起，就象封建和神学之间、实业和实验科学之间的配合情况一样。

我方才指出的一般事实具有最重大的意义。这是实证的政治学说应当依据的基本理论之一。现在特别需要好好地阐明这个基本论点，因为其中至今存在的模糊和糊涂观点，造成了今天政治观念的最大混乱，成为几乎所有的政局动荡的原因。

否认法学家和形而上学家对改造封建和神学体系，对阻止这些体系把实业和科学体系扼杀在摇篮里起过有益而卓越的影响，那完全是非哲学观点。废除封建的司法制度，建立迫害性较小和比较有组织的审判制度，都应归功于法学家。在法国，议会的行动不是曾多次反对封建制度而保障了实业！如果谴责这些人士有野心，那就等于责备一项有益、合理而且必要的事业的必然后果，等于回避问题的实质。至于形而上学家，正是他们进行了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建立了信仰自由的原则，而这项原则则破坏了神权的基础。倘要我继续讨论任何一个正直的人借助于上述的说明都会容易发挥的论点，我就超出了这篇序文的范围。我以自己的名义声明：我绝对不能想象，没有法学家和形而上学家的参与，旧体系怎样会改变，新体系怎样会发展①。

另一方面，如果说把法学家和形而上学家对文明进步所作的特殊贡献一笔抹煞是荒谬的，那么，过高评价这种贡献，或者说得更明确一些，没有认清这种贡献的真正本质，也是很危险的。

既然法学家和形而上学家的政治影响只是修补性的、过渡性的和非建设性的，那么由于这种历史局限性，这种影响的存在也必然是短暂的。当旧体系丧失了大部分实力，而新体系的力量在社会的世俗方面和精神方面都已占据优势的时刻，这种政治影响就完成了它的天职。截至上一世纪的中叶，法学家和形而上学家的政治活动，一直是有益的和受人尊敬的；但从此以后，它就变为完全有害的了。

当法国革命宣告开始的时候，问题已经不在于改革早已几乎失去全部实力的封建和神学体系，而在于组织适应文明情况的需要和取代旧体系的实业

① 由本文开始至此，奥·罗德里格在 1832 年曾以《圣西门的寓言》为标题刊印；后来，他又多次用这个标题刊印过这段文字。1848 年，奥·罗德里格还以《一个死人的话》为标题刊印过此文。——出版者注。

和科学体系了。实业家和学者应当各尽自己的天职，占领政治舞台。但结果井没有如此，而是法学家成了革命的领袖，并用形而上学家的学说指挥了这场革命。不必回忆有多少奇谈怪论随之而来，也不必追求这些妄诞言论造成了什么灾难。但是，必须注意指出，虽然经过了这场巨大的实验，迄今依然是法学家和形而上学家在执掌国务，而现在的一切政治纠纷也全由他们操纵。

这次实验，尽管付出了很高的代价，并且也确实发生了决定性作用，但因为实验进行得杂乱无章，结果一无所成。经过这次直接分析即实验，并没有证明绝对必须铲除法学家和形而上学家的无所不包的政治影响。他们的这种政治影响，只是由于人们设想他们的学说优越而造成的。但是，今天已很容易证实，法学家和形而上学家的学说，由于它们的本质，现在完全不宜于指导统治者或被统治者的政治行动。这种障碍是很大的，可以说大得能取消个人可能发挥的作用，尽管这个个人的才华十分卓越。

稍有知识的人现在都承认，社会制度必须彻底改造。改造的需要已经成为燃眉之急，势在必行。但在这方面，有一个主要错误，即相信新体系应该奠基在法学家和形而上学家的学说之上。这个错误所以能持续下来，只是因为人们在自己的一系列政治观察中溯本求源不够，没有仔细研究一般事实，或者说得更确切些，还没有根据一般历史事实作出政治上的论断。如果不是这样，就不至于把社会制度的形式的改变误认为社会制度的真正改革了。社会制度的形式改变，过去曾起过作用，但在今天已不再发生任何作用了。

法学家和形而上学家总爱把形式当作内容，把空谈当作行动。因此，普遍产生一种看法，认为政治制度几乎是多得无穷无尽。然而，实际上只有、也只能有两个截然不同的社会组织体系：封建军事体系和实业体系。而从精神方面来说，则为信仰体系和实证体系。开化的人类的整个过去，必然都能按这两大社会体系划分。实际上，不论是一个民族，或者是一个个人，都只有两种活动目的：不是征服他人，就是自己劳动。而在精神方面，相当于这两种目的的，是盲目的信仰和科学的证明，后者也就是以实证观察为根据的证明。因此，必须改变共同活动的目的，方能确实改变社会制度。一切其他改进，尽管意义重大，但只不过是形式改变而已，即只改变形式，而未改变体系本身。只有形而上学由于它的能力很差，才会使事物的面目全非，把应该分开的东西结合起来，把应该结合的东西却分开了。

在封建军事体系鼎盛时期，社会组织纯一，个性鲜明，因为当时的社会有明确的活动目的，即大力发展军事行动；政治机体的其余一切部分都要协调起来为此目的服务。目前，为了达到实业的活动目的，社会也要组织得更加完善、比较纯一和个性鲜明，并把一切社会力量结合起来走向这个目的。但是，自从封建军事体系衰落以来，直到今天，社会还未被真正组织起来，因为上述的两种目的同时并存，而政治制度的性质也是很杂乱的。然而在今天，当过渡时期基本上就要结束的时候，再认为过渡或准备状态仍象永久的制度那样是有用的和必要的，把这种局面当作永久的制度，那显然是荒谬绝伦了。可是，法学家和形而上学家的学说，却恰恰引导人们这样做。

不必一再反复说：一个社会必须有一个活动目的，否则就没有政治制度

①。立法从来不是目的，而只能是手段。现在，在文明已经取得一切进步后，

① 人们可以想起路易十四在曼太嫩夫人劝他施舍时对她说的一句话：“一个国王施舍，得花很多钱。”

人们才来结成社会以制定彼此互相遵守的法律，这岂非咄咄怪事①。毫无疑问，这是故弄玄虚的卓绝表现。这种现象难道不象有些人煞有介事地聚集在一起，商订新的象棋比赛规则，并以为自己参加了比赛吗？然而，这种荒谬绝伦的行为，对于凡事惯于只看表面而使判断往往错误的法学家来说，尤其是自然的，但也是可以宽恕的。然而对于凡事惯于只看实质的实业家来说，如果仍然坚持这样的错误，那就绝对不可原谅了。

现在我们回来研究对待事物的正确方式。我们应当承认：长期以来对于改变封建和神学体系，从而协助实业和科学体系的发展，法学家和形而上学家的影响是有益的。但是，我们也得承认，由于后一体系的发展，这种影响在它达到目的以后，就必然不再发生作用，从而在今天已经完全没有益处，因为旧体系已经变得再无足够的力量充当社会的基础，而新体系已经发展到只要一推动便能跃居社会机构之首的地步。法学家和形而上学家曾经保护幼年时期的新体系，对抗壮年时期的旧体系。可是，当儿童成年，而成年人变成老头之后，一切干涉都是有害无益的，新人应该和老人直接商谈。

实际上，法学家和形而上学家的插入新旧体系之间，是造成今天政治观念极端混乱的主要原因，而妨碍我们开始实行实业体系的，也正是这个原因。但是，如果避开这个中间人，使两个对立体系之间的关系变成直接关系，这种混乱就会象耍魔术一般立即消失。人们将互相解释，互相谅解；人们不再相信社会能无活动目的而存在；人们自会承认，既然皆日的军事目的不能再存在于今天，那就应该毫不迟延地为实业目的而组织起来。封建阶级和神学阶级将会感到，他们没有任何方法能同实业家和学者抗衡，以阻止新体系的确立。实业家和学者也将会感觉到，他们应该帮助旧阶级登上新的政治舞台，以补偿这些人因失去旧政治舞台而受到的损失。

我在这里也许对方才叙述的事实说得过多了。但是，这个事实对阐述政治观念十分重要，所以我并不以多讲了几句为憾。我希望这样多讲几句能使读者容易理解我的著作，从而使读者看出，我的观点同一般公认的观点显然不同，因为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在于尽量确切地（用其他一切方式都办不到这一点）指出实业体系的真实性质，使读者感觉到，实业体系同泛泛的自由体系迥然不同，而人们却往往把这两种体系混淆起来。一句话，我要把以一般历史事实的连贯数列为基础的科学政治学，同那种以多少有点模糊不清和多少有点空洞无物而只有神学色彩的抽象假定为基础的形而上学政治学截然分开。

在上述的一切里，我只从主要学说应该更换的观点出发，考察了社会目前应该进行的伟大道德运动。然而还有一个观点，我不能不在这篇序言里略加说明。

观念和情感必然互相联系，彼此适应。观念方面的一切巨大运动，都将在情感方面引起类似的运动。从这一点来说，博爱是一切哲学的不可或缺的共同点和助手。为了引起以改革一般观念为目的的伟大哲学运动，就必需在所有可以感受高尚情操的人们中间大力培养博爱精神。旧的一般学说的衰

① 看到专横武断的现象未波铲除，也不必惊奇。显而易见，不应把责任全推到统治者身上，因为即使他们怀有良好的愿望，在社会没有为自己定出正确的协作目的以前，专横武断现象总要存在下去。其次，也十分清楚，只依靠政府形式的改变，也决不能消除专横武断现象，因为我们所说的一切，并不决定于政府形式，任何政府形式对它们来说都是一样的。

落，使利己主义蓬勃发展起来，日甚一日地成为建立新学说的主要障碍。因此，为了攻击和粉碎利己主义，就得使博爱发挥作用。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哲学工作，甚至应当超过哲学工作。正因为这样，我认为应该在拙著的第一片断，就向博爱者呼吁，即向一切具有高尚情操的人呼吁，而不问他们的社会地位如何，也不管他们属于旧体系还是属于新体系，或者是属于过渡的体系。我将以《致博爱者书》来结束本书。

这部书收载了从 1820 年 6 月到 1821 年 1 月间致各界人士的书信。

这些通信的目的，在于以逐级上升的步伐达到最高的观点，再从这个最高观点于结束本通信的《致博爱者书》中俯瞰一切事物。

二、导论

两个敌对的党派为了独占现有的权力进行着激烈的斗争，每一方都根据不同理由认为权力是自己的天赋财产；而政府则竭力自保，不被这一党或那一党所陷害，但认为自己应当满足这两个党的贪欲，把执政的好处比较平均地分给两个争权夺利的阶级；最后，深受双重压迫之苦的各种实业家，即农场主、工厂主和商人们，都衷心地希望自己不再成为各种阴谋诡计的牺牲品，但是，他们既没有任何明确的认识，又没有任何提高认识的决心，所以仍然处于消极状态，袖手旁观双方的斗争，天真地坐待那批依靠和急于依靠阴谋诡计和挥霍浪费为生的人大发善心，使他们摆脱这种处境——这就是摆在一切公正不偏和有教养的观察者面前的现代政治生活的全景，这就是革命迄今造成的悲惨结果。在革命之初曾明确宣布，要建立经济的和自由的制度。这种制度的直接的和唯一的目的，是为勤劳的生产阶级谋求最大福利。在我们目前的文明条件下，生产阶级组成了真正的社会。

是什么原因使我们的革命离开了它的最初目的，把社会带到并停留在目前所处的悲惨的境地呢？有什么办法可以使社会摆脱这种处境，建立巩固的秩序和长远的繁荣呢？这是两个互有密切联系的一般性问题。我现在就来对这个问题作一个初步的解释。

我主要希望读者注意的本书宗旨，是使主权的利益同实业家的利益接近，或者往好一点来说，是使双方的利益一致。我将到处宣传这一点。把这两种力量结合起来的想法，是我在著作本书时始终支配着我的头脑的主导思想。如果我能使实业家也象王权的真正朋友一样，把注意力认真地集中到这一基点上，那就算达到了我的最重要目的。

为使有关的双方能够了解这种接近的全部重要意义，我要努力向他们分别指出：（1）革命离开原来的目的，主要由于王权和公社所犯的错误，即因王权在召开三级会议之后不久，就使自己同公社分离了，而公社则使自己走上敌视王权的道路，没有使双方的政治力量联合起来，而这种联合对于双方的好处，已经受过几个世纪的考验；（2）因此，在目前条件下，无论是王权还是公社，当务之急是立即恢复这种明智的联合。

我曾向王权指出：既然革命的真正目的至今还没有达到，而且因为这一目的是早已提出的，所以只要达到这一目的的主要障碍还没有清除，革命的目的就仍然存在，并要保持它的全部力量和整个规模。这是因为：政治组织的各种现实需要也和个人的需要一样，只要没有得到满足，便将继续存在，而且这种需要得不到满足越久，它就表现得越强烈。由此可见，革命远远还

没有完成，只有完全实现事物的进程为革命规定的目的，即建立起新的政治制度以后，革命才算完成。

任何人力都不能使这种自然运动倒退，或者使它半途而废。出来领导这一运动，这对于王权可能最有好处。

我在以下探讨王极的本身的和直接的利益时将要证明：王权急于自保的绝对必要性，将促使王权立即决定尽快地和全面地同实业家联合起来，只有实业家才能真正地保卫王极不受拿破仑封建制度的侵犯。我要指出，不相信实业家对于以王朝为代表的王权的忠诚的施政偏见，这是毫无根据的。从实业家的地位来说，他们本质上是拥护秩序的，在政治方面，除了希望建立经济的和有利于实业的管理制度以外，他们别无他求，所以只要王权明确地表示愿意同他们结成同盟，让两个至今依靠他们生活的不劳而食的阶级自食其力，实业家就不会产生那怕是小小一点改朝换代的念头。这样做了之后，实业家就会表态，使野心家无法实现他们企图推翻现王朝并把他们的傀儡拥上王位的一切阴谋。

另一方面，在我向实业家呼吁时，将对他们指出，他们参加政治活动和直接处理自己的公共利益的时机已经来临，用不着多花时间在内部磋商，但要请教研究实验科学的学者，把他们看成是自己人和同一团体中的人；我要向他们证明，他们从革命开始以来所遭到的一切灾难的第一个共同的原因，就在于他们不亲自参与政治，而总是委托法学家来保护他们的社会利益。我要设法使他们相信，不依靠自己而希望仰仗他人来建立旨在为农业、实业和商业造福的节约的经济制度，那是十分愚蠢的，因为只有他们自己才有建设这种制度的真心和能力。我也要使他们相信，目前他们的被动无为，是应当立即克服的唯一的真正障碍，因为他们的力量，在一切方面和在很大程度上都具有决定性作用。

总结以上的材料，我得出了下述结论：如果王枚了解到自己的最重要利益，决定采取必要的措施来吸引实业家参加政治活动，那么，实业家就会毫不犹豫地、信心百倍地走上为他们指出的道路。如果不采取必要的措施，王权的利益也要象实业家本身的利益一样，迫使实业家自己把这方面的主动权操在他们手里。不论是在前一场合，还是在后一场合，实业家的第一个政治行动，都应当是郑重地和坚决地声明，他们毫无条件地希望王权保持在波旁王朝的手里。这项声明可以粉碎野心家取得胜利的一切希望，它对于挫败他们的可耻阴谋是很必要的。我要向实业家指出，波拿巴分子设法叫你们相信波旁王朝打算延续自己的非法政权，这完全是胡说八道的成见，因为波旁王朝自然希望天下太平，政权安然无恙（实业家的保护完全可以保证王朝做到这一点），而不想把政权扩大到超过社会的目前需要。

本书对实业家和王权所作的一般结论是：这两种力量联合起来有莫大的好处，但这种联合既不宜过于仓促，又不宜过于密切。

但是，只做到这一点还是不够的。人们经常向政府和人民提出一些建议，这些建议虽然十分正确，可是没有任何实际用场，因为它们不够明确，没有指出可以立即采取的实施办法。因此，我认为应当提出立即可行的行政措施，以使拙著更加完整。这项措施的目的是：着手建立实业家和王权之间的联盟，建立和组成新的政治体系。一方面，这些措施如被王权决定采纳：可以立即由王权实施；另一方面，我要向实业家证明，即使王权还相当糊涂，不能理解这些措施的实际用处，他们也有简单合法的手段来立即敦促王权采纳这些

措施。

从这个概述可以看出，我的这部著作是由三个论断构成的。首先，我断定实业家和王权必须把他们的力量联合起来；其次，我论述了使这一联盟开始行动的措施；最后，我指明这些措施能够轻而易举地直接付诸实现。

三、上国王书

陛下：

多年以来，特别是现在，君主们的忧虑集中在社会机构的状况上面。在法国，如同在西欧其他国家一样，一切有远见的人士，都忐忑不安地

注视着社会所陷入的危机；一切头脑清醒的人士，不管他们对这种危机的性质和防止方法有什么看法，都承认目前的政治状况绝对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人人都宣称，最后必须建立稳定的秩序。现在，各族人民和各国君主都出之于自身的利害关系，深切地感到有此需要。

既然灾祸的存在已被充分证实，并为大家所公认，那就只有一条出路：寻求消灭灾祸的手段。可惜，政治家和政论家至今为此所做的种种努力，并没有使这一问题的解决得到任何显著的进展。这是十分清楚的，因为尽管出版了许多理论著作，作过了一系列的实际尝试，可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还差不多都同样对现状感到不满，都同样为自己的未来担扰，都同样不知道应当住何处去。

由此必然得出如下的结论：政治家和政论家们恢复社会秩序安定的探索工作，至今方向都是不对头的。

如果溯本求源，研究他们的方向错在哪里，就会发现这几乎完全是因为他们把自己判断的基础放在纯形而上学的原则上，放在对社会现状的表面分析上，而没有放在对文明发展进程所作的一系列广泛的历史观察上。这种情况，不难用下面一些只需扼要指出的论点来加以证明。

用政府最能理解的观点去考察重大的政治问题，问题就会归结为：什么样的秩序目前最能使社会稳定。

然而，唯一稳定的和持久的国家制度，显然是以世俗力量和精神力量为基础的制度。这两种力量，目前已经发生极大的影响，并且由于事物的自然进程，它们都表现出希望日益取得优势的倾向。如果确是如此，那么毫无疑问，只有考察过去，才能有办法正确无误地发现这是一些什么力量，尽量精确地判断出它们的倾向和它们的优势程度。由此可见，为了指导政治家制定他们的一般行动计划，应当把研究文明发展的进程当作是政治判断的基础。这是因为即使最有才干的政治家，也从来没有采用过这种方法，他们只是分析了社会的现状，而未研究以前的社会状况，以致他们的政策至今都缺乏可靠的基础。

对现状进行这种孤立的分析，不管分析得怎样巧妙，都只能得出极其肤浅的或甚至完全错误的结论，因为这种分析，总是喜欢把两种因素混淆起来，或者把甲当作乙，把乙当作甲。这两种因素在现实的政治机构里经常同时并存，但是把它们区别开来，又是十分重要的，这两种因素是：正在消逝的过去的残余和正在成长的未来的萌芽。

为了搞清政治观点，把两种因素划分开来，对于哪一个时代都是有用的，尤其是在我们正处在人类最伟大革命的今天，这种划分更是重要的。

如果不以深入研究过去为向导，怎么能够把行将灭亡的制度的社会因素同即将建立的制度的社会因素区分开来呢？

如果没有这种细微的划分，人有什么洞察力能够避免一些常把虚有其表和具有所谓形而上学本质的力量，误认为占有实际优势的力量呢？

因此，要想洞察现代社会危机的真相，找到克服这一危机的可靠手段，各国政府就必须无条件地把自己判断的基础，放在对文明的发展进程所作的一系列历史观察的一般结论上。

此外，还必须注意：这种观察只有上溯到很久以前，并涉及到整个社会制度及其最重要的因素，才能具有很大的教育意义和益处。如果观察的时代过近，或者观察的视野过窄，都将导致新的错误。这方面的例子真是举不胜举。

我认为，现代社会的形成时期即中世纪，是观察的最恰当的出发点。对这个时期以前的过去进行哲学考察，可使我们得到一个非常明确的一般事实，这个事实足以把政府的目前政策置于真实的和非常广泛的基础之上。

我在这封敢于呈给陛下的上书里，只打算简述一下这一事实及其主要后果。

陛下，基督教在欧洲传布和西罗马帝国被北方民族征服，奠定了现在社会的基础。在法国，现代社会开始于五世纪，然而，只是到了十一世纪，由于封建制度在全欧普遍确立，由于精神权力在希尔德布兰德①教皇及其最初几个后继人时代最终形成，它才全部建成。

在这种旧秩序下，整个世俗社会都操在军人之手。一切财产，不管是动产还是不动产，也完全属于他们。甚至劳动者个人和他们全体都成了军人的奴隶。

僧侣阶级也是如此，它同军人平分封建制度的世俗特权以后，就不仅独占了整个社会的而且也独占了社会各个部分的精神领导权。社会的公共教育和私人教育，都完全由僧侣阶级领导；此外，他们的学说和决定还指导着年龄不同和生活状况各异的一切人的思想和行为。

这种政治制度没有依靠当初建立它的那种力量，就维持了几个世纪，因为它与当时的文明状况完全适应。那时，实业还处于幼稚状态，战争成了人们的主要工作，既把它作为发财致富的手段，又把它看成是保护财产免受经常威胁的手段。由于这两种情况，军人自然有权有势，受人尊敬，而实业家自然只能处于从属地位。另一方面，实证科学还不存在，僧侣阶级是唯一有些知识的等级，从而必然取得控制人们思想的全权，主宰人们的信仰，结果在社会上占据了与他们的高级职务相适应的地位。

文明的自然进程，引起了两个主要的事件，它们在发展过程中还伴随着与这个发展多少有些密切联系的大批次要事件。这两个主要事件不可遏止地逐步破坏了这种政治制度，因为它们从上到下逐步改变了与它们相适应的社会状况。这两个事件，就是公社的解放和阿拉伯人传到欧洲的实证科学的发展。

① 现在，也实行应由最有能力的人担任公职的原则，但是这个原则与我们想要建立的原则毫无共同之处。支持这项原则的人用来行使权利的能力，是使用暴力和施展阴谋的能力。然而，这不仅与我们所说的能力完全无关，而是使我们更加深信：如果这种能力被现有的政权所掌握，那将是十分可悲的，因为这种情况的必然结果，将是延长丑恶的社会体系的存在，使它超过自己的寿命。目前的无能比这种能力还好得多。

原先处于奴隶地位的实业家，由于顽强劳动、坚忍不拔、省吃俭用和创造发明，终于使他们的主人允许他们积蓄的一小点财产增加起来。最后，军人为了更便于自己享受实业家创造的新产品，也同意实业家自由支配自己的人身和劳动产品。

这一解放为实业界开辟了发展的道路，所以从这个时候起，实业界就不断取得越来越大的成就。需要和享乐的范围由此逐渐扩大，于是产生如下的结果：实业家以自己辛勤的劳动创造出了大量的新财富，而贵族则不断向他们出卖自己的动产和不动产，而且出售的数量越来越多。

这两个奔向同一目标的常在因素所起的作用虽然缓慢，但继续不断，结果引起了所有制的变革，使包括农场主在内的实业家现在拥有了最大数量的财富。

这次变革又在社会的总发展进程中引起了另一次变革。

随着社会依靠实业而不断丰裕，战争便开始失去它的进攻的重要意义。由于西欧各国都发生了这种革命，防御性战争也日益失去它的重要意

义。

因此，军人的职业目前在社会上只能起着极其次要的作用。

火药的发明有力地促进了这一自然结果，使军事教育不再成为一种专门的教育，使军事力量从本质上依赖于工业了。因此，现在只有最富裕的和最有教养的民族才能获得军事上的胜利。

实业的这种逐步发展和封建制度的相应衰落，在公民的生活中同时引起了实业阶级的政治影响的不断增强和封建阶级的日益衰微。

陛下，先王们在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上，大大地促进了事物的自然进程。正因为这两个因素经常共同发生作用，贵族的政治力量丧失殆尽，而他们在公民生活中的作用也同时下降。

如果现在从精神方面去仔细考察一下社会，我们就会看到社会在这方面也完全改变了。

当欧洲通过阿拉伯人引进实验科学的时候，僧侣阶级首先开始研究它，但是不久以后，就把它完全放弃了。于是，实验科学落到另一个特殊阶级的手里，这个阶级从此成为社会的一个新因素。

由于科学从此以后得到巨大的成就，僧侣阶级的知识优势便完全消失了，而这种优势曾经是精神权力的真正支柱。在教育的影响下，人们的思想逐渐摆脱了神学观念的全面束缚。最后，从承认每个人有权批判这种观念，有权按照自己的观点接受或拒绝这种观念的时候起，这种观念的政治影响，甚至它的道德影响，都被连根铲除了。

随着僧侣阶级的观点丧失统治力量，学者的观点便开始在他们的专业方面建立了威信，甚至在学者的观点同僧侣阶级的观点公然抵触的时候，学者的观点仍未失去其威信。

现在，只有科学的论断能使人人信服，而神学的武断只能在社会最愚昧无知的阶级中有其实际的影响，然而就是在这些阶级当中，神学武断的影响也是相当微弱的，绝对赶不上学者的观点在这里发生的影响。

这个事实可能值得惋惜，但又必须完全承认，而且绝对不能忽视，因为忽视了它，就会使我们找不到消除社会的混乱状况的手段。

上述的一切，是对七、八百年来的最重要政治事实所作的最一般观察的概述。这个概述本身也可以用一般事实的概括精确地总结于下：

“社会上的世俗权力和精神权力都已易手。真正的世俗权力现在集中在实业家手里，而精神权力则集中在学者手里。此外，这两个阶级也是唯一能对人民的思想和行为发生实在和经常的影响的阶级。”

这个基本变革，也是法国革命的真正原因。这一巨大的危机完全不是来自这个或那个孤立的事实，而不管这个事实具有什么实在的作用。政治制度变革的唯一原因，就是旧政治制度所适应的社会状况完全从本质上发生了变化。六百多年来逐渐完成的市民革命和道德革命，产生了政治革命，并使这一革命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再没有比这种情况更符合事物的本性了。如果一定要想说明法国革命的起因，那就应当把这一革命的开始时期追溯到公社开始解放和实证科学在西欧开始发展的那个时刻。

在根据上述的概括制定我认为各国政府现在应当采纳的行动计划以前，必须回顾一下法国革命至今经过的道路及其主要结果。

虽然社会的基本形势仍然同方才我所说的情形大致一样，虽然社会还只按照原来的方向向前发展，但是所发生的事件却给它带来了一些纯粹偶然的因素，而这些因素促使事件的真正性质变得更加模糊不清了。

既然法国革命的根本原因是世俗力量和精神力量对比的变化，那末，以应有的方式来指导革命的唯一手段，毫无疑问就是吸引取得最优势的力量直接参加政治活动；而在今天来说，这个手段仍然是唯一能够完成革命的办法。因此，应当号召实业家和学者去建立适应新的社会形势的政治制度。陛下，您的大名鼎鼎的不幸的兄长①赋予第三等级在三级会议中以双倍代表权的时候，显然是理解到了这一点的。

可见，革命在开始的时候是很好的。但是，它为什么几乎是立即就走上了错误的道路呢？说明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为此必须回顾过去。按人的本性来说，人是不能不经过中间阶段而从一种学说过渡到另一种

学说的。在应用于人类在文明的自然进程中必须经过的各种政治制度的时候，这条规律起着更加严格的作用。因此，既需要在实业中创造代替军人权力的新世俗权力的各项因素，又需要在实证科学方面创造继承神学权力的新精神权力的各项因素。这种需要应当发展中间的、具有承先启后作用的过渡性的世俗权力和精神权力，并使它们发挥作用。（在社会形势的这种变革开始叫人强烈地感到以前）这种中间性权力的唯一作用，就是使一个社会制度容易向另一个社会制度过渡。

为了从军事原则向实业原则过渡，就必须创造中间性原则。这一原则承认军事原则居首，但要使它的作用服从于为了实业家的利益而规定的各种限制和规则。

同样地，为了从以神启为基础的神学权力向以论证为基础的科学权力过渡，也必须建立一种中间性权力。这种权力允许某些主要宗教信仰占居优势，但也承认研究各种次要问题的权利。即使历史未使我们认识这两个一般事实，我们只要深思一下，就可以想出它们。

实际上，历史将向我们证明，这两个中间阶级，在世俗权力方面就是法

① 《论实业体系》的单行本（××页十 311 页）出版于 1821 年，全书由《序言》和《导论》以及致国王、议员、农夫、商人、工人、学者、艺术家和其他实业家的书信和呼吁书组成。我们只选译了《序言》、《导论》、《致博爱者书》和一封《上国王书》，我们翻译所据的原文，载 1966 年法文版《圣西门全集》第 3 卷。——译者注

学家，在精神权力方面就是形而上学家。

法学家原来只是军人等级的代理人，后来很快形成为独立的阶级。这个阶级创立了法学以后，便改变了封建制度的作用。所谓法学，不外是反对采取暴力的防范体系。

和这种情况一样，形而上学家①是从神学内部成长起来的，他们一直把自己的论断建立在宗教之上。但在他们确立了可以研究信仰和道德方面的问题的权力以后，便改变了神学的作用。

他们的活动主要开始于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而以上一世纪宣布信仰无限自由而告结束。

由于事物的这一必然趋势，法学家和形而上学家便在最近二、三百年间几乎独霸了政治舞台，而公社则逐渐习惯于把他们看成是公社的一般利益的天然保卫者。

因为他们确实出色地完成了文明的自然进程为他们规定的任务，公社便把一些相对正确的东西看成了绝对正确的东西，并在 1789 年参加三级会议的时候，认为最好委托他们来保卫实业界的利益。

公社由于自己的政治无知而铸成的这个重大错误，就是革命一开始便走上错误方向的主要原因。

公社应当了解过渡时期已经结束，或者至少已前进得相当远了，所以法学和形而上学家的作用也已结束，或至少对他们的主要作用可以这样说。

公社应当了解革命的真正目的在于建立新的政治制度，而法学家和形而上学家的一切工作只限于梦想改革，所以他们已经不能正确地领导这场革命了。公社应当想到，只有精明强干的学者和实业家才能完成这项任务。总而言之，公社应当从这些人当中选拔自己的顾问。

由此可见，负有建立新政治制度的使命的法学家和形而上学家，只能按照他们走惯了的老路继续前进，完全忙于替被统治者建立广泛的保障制度，为统治者规定各种限制，而不知道他们想要抵制的力量几乎已经完全消失。当他们表示愿意继续前进的时候，他们又钻进了牛角尖，只研究如何建

立他们认为最好的政府的问题，结果又犯了老毛病，把这个问题当作法律问题和形而上学问题来解决。这是因为作为他们的一般政洽活动的基础的人权理论，实际上不外是把最高的形而上学应用于最高的法学。

在这里用不着回顾这个方法产生的荒诞观念和它的可悲的实际后果。尽管法学家和形而上学家的虚伪方法的这些后果有很大危害性，但指责他们的这种错误并不是哲学的任务，因为这完全是他们固有的行为方式，而这种方式的根本缺点，完全不适于解决为这些人提出的任务。

可见，一切错误归根到底在于公社的行为，公社从完全不应当依靠的阶级中选出了一些人物作为自己的代表。如果实业家响应王权的善意的号召，从自己人中间为自己挑选一些领导人，那末，我们就有可能避免我们革命中的一切深重灾难。

遵循简单的常识，胜于追随虚伪的理论。如果公社亲自研究过自己的利益，它就不会被形而上学家的关于人权的论断所迷惑，而只会按照自己的政治经验办事。当时，如果公社也象原先赎买自由那样，就会把一直为军人等

① 因此我认为：在其它条件完全相等的情况下，平时下问政治的人要比其他人更能了解和评论我的著作，而且一般说来，更能了解和评论政治方面的一切实证观念。

级享有的和使公社受害的那部分政治权力从军人等级那里赎买过来。这样，消灭封建制度就不会采取暴力，而是依靠友好的协定了；革命从一开始起也就具有和平改革的性质了。

此外，革命也会很快结束，因为公社清楚地知道什么东西符合它的利益以后，只要遵循实证思想，就可以直接走上新政治制度的道路，然后，随着人们的思想渐渐明确，新的政治制度也会逐渐通过正常的方法建立起来。

陛下，我所以认为必须作以上的叙述，这完全不是为了对过去表示徒然的感叹，而是为了指出实业家在革命初期所犯的错误。这一错误曾使革命走上了不正确的方向，而且直至目前，它仍是建立符合主权和公社利益的稳定秩序的主要障碍。

我深信，陛下对自己的王朝所能作的重大的贡献，莫过于运用自己的影响去克服实业家的政治惰性，并消除他们一心去找法学家和形而上学家来保护他们的共同利益的顽固性。此外，这种观点所根据的观察，对于公社来说是真实的，而基于同样的原因，对于王权来说也是恰当的。

既然在目前的政治情况下，法学家和形而上学家不能代表公社的共同利益，那么根据同样的原因，他们也不能充当王权的顾问。

在说明了革命所采取的方针以后，我要谈一谈革命迄至复辟所造成的主要后果。

在目前的观察中，首先必须注意的是：在世俗权力方面，消灭了封建特权，拍卖了贵族和教会的地产，出现了新的封建制度；而征精神权力方面，则胜利地建立起信仰自由的原则。

陛下钦颁的宪章②，后来叙述了这些结果。

出售贵族和教会的地产，是一种违反事物的自然进程的暴力行为；而建立新的封建制度，则是革命一开始就采取的错误方针的结果。至于消灭旧的封建制度，规定宗教信仰自由，则完全没有偶然的性质。这是社会从公社得到解放和阿拉伯人向欧洲输入实证科学以后开始的一连几个世纪的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只能把这些结果看成是旧社会制度至今渐渐衰落的自然结局。

常有人说，任何性质的巨大工程的竣工，往往完全归功于最后插手这项工程的人——虽然这个人对于这项工程的成功实质上只起了很小的作用。有些认识肤浅的人，也完全根据这个理由，把推翻旧社会制度的功劳归于法国革命。但是，只要稍微深思一下，就可以避免这个十分明显的错误，可惜这种错误竟然成了革命拥护者及其诽谤者的许多不正确论断的泉源。什么奇迹转瞬之间就把一座经过六百多年的辛勤劳动造成的，而且应当承认已经安然无恙地存在了六、八百年的建筑物摧毁呢？只要这样自问一下就够了。

制宪会议废除的封建制度，不过是贵族当时还保有的政治权力的残余。这种残余是一些已经几乎毫无作用的然而对公社颇多危害的权利。从胖子路易六世到路易十一期间，接着又从路易十一到路易十四期间①，封建制度就已经实际瓦解。同封建制度在这个期间的损失比较起来，革命使封建制度受到

② 指人脑在未接受一种思想之前所处的没有写上字的白纸状态、——译者注

① 事物本身的特性，要求用这个过渡阶段来处理纯科学问题。哪一个天文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生物学家不知道，长期以来当人类理性尚未从纯神学观念过渡到实证观念以前，就在本部门使用了形而上学！凡是研究过科学发展史的人，谁不相信这种中间阶级对于实现过渡是有用的，甚而是不可缺少的呢！

的损失是微不足道的。

如果把这种想法用于精神权力方面，更能清楚地说明问题。宣布可以从根本上摧毁一切神学权力的信仰自由原则，不过是革命以前长期形成的理性状况的庄严表态。理性的这种状况本身，是文明进程的直接结果，这一进程开始于欧洲发展实证科学的期间，特别是开始于发明印刷术和十六世纪实行宗教改革的时期。当时文明的进程已使消灭神学权力成为不可避免的事，犹如在希尔德布兰德教皇时期，由于当时的社会在四、五百年中所处的道德状况，必须建立这种权力一样。

由此可见，革命本身的业绩，并不象一般想象的那样重要。这个时代只是旧社会制度衰落过程的结束时期，即是已经进行了五、六百年而到这个时期就要完成的过程的结束时期。推翻这个制度既不是革命的结果，更不是革命的目的；恰恰相反，这倒是革命的真正原因。革命的真正目的，即文明的进程为革命规定的目的，是建立一种新政治制度。正因为这个目的还没有达到，所以革命也还没有完成。

目前法国以及两欧其他国家所陷入的道德和政治混乱，完全起因于旧社会制度已被破坏，而新社会制度尚未建成。只有开始建立新社会制度并使其全面发生作用，才能制止这一危机，恢复秩序的稳定。上述的一切，就是我们深刻观察从公社解放和阿拉伯人向欧洲输入实证科学开始直到现在为止的文明的不断发展进程所看到的明显的图景。

在陛下①驾返以前，国内局势就是这样；从圣上归国以后，情况也还没有发生变化。社会上存在两种性质完全对立的力量。一个是衰老的、无力的、不能作为支持点的、无法长期自存的力量。这也就是与僧侣阶级合谋的旧封建制度的力量和新封建制度的力量②。反之，另一种力量却是强大的、有力的、

① 波拿巴致力于恢复封建神学体系的时候，他是值得这个基本真理的。无奈他没有把这个体系用好，这是由于他无能，或者在更大的程度上是由于他有野心。他所受到的教育能够使他懂得，作为一个文明国家的领袖，今日应该怎样领导国事。而在我们这个时代，一个野心家，如果他承认自己无能，他就得去当军人，如果他自以为有本领，他就可以当实业家。

② 毫无疑问，人们要说，根据这个假说，社会契约的目的在于保证自由。这就是总在同一个观念圈子里打转转，错把过渡状态当作是必需建立的体系。只要封建和神学体系还多少有些力量，保证自由就成为当务之急，因为那时，自由会受到严重而不断的侵犯。但是在今天，就下会再担心实业和科学体系的建立问题了，因为无论在世俗方面，还是在精神方面，这个体系自会导致最高级的社会自由而不必人们去直接干预。在这种体系下，再用一个庞大复杂的政治机构专去保障不再严重受到威胁的自由，那就太象唐·吉诃德先生同风车作战了。此外，保怔个人自由，无论如例丁会成为社会契约的目的。正确理解的自由，是文明的一种结果，而且和文明一样，也是逐步完善起来的，它可不是文明的目的。人们并不是为了自由而联合任一起的。野蛮人群集是为了持猎或战争，却不是为迫求自由。因为他们若要自由，最好是离群索居，孤独生活。我再复述一遍，需要一个活动目的，而自由不可能成为这样的目的，因为自由恰好要以这种目的为前提，因为真正的自由决不在于社会成员可以随心所欲，游手好闲，无所事享；怔何地方出现这种倾向，都应当严格制止；恰恰相反，真正的自由，在于尽量广泛地和毫无障碍地发尺人们在世俗方面或精神方面有利于集体的才能。此外，我们还必须指出，随着文明的进步，世俗和精神方面的广义分工也将同样地发展。由此，必然产生如下的情况：人们日益减少彼此间的个人依赖，而逐渐增加他们之间每个人对集体的依赖关系。如果人们仍把自由当作政治学说的基础，那么，今日流行的空洞的和形而上学的自由观念，就会产重妨害集体对个人的影响。从这一观点来看，自由也同文明的发展和秩序井然的制度的建立有矛盾的，秩序井然的制度，恰恰要求各部分严密配合和局部从属于全体。

真正能在世俗权力方面和精神权力方面进行建设的力量。它一方面存在于实业家当中，另一方面存在于学者和艺术家当中。

因此，陛下的群臣应当制定的政治行动计划，是不言而喻的。这项计划就是让随着事物的进程而注定要在政治上死亡的阶级自食其力，同时补偿他们的个人损失，使已经占据优势的力量活跃起来。

可是，群臣没有这样做，而是做了一些什么呢？他们把两类贵族都看成了主权首先应当依赖的阶级，只关心在王权的保护下维持两类贵族之间的均势，使其中的任何一类贵族既不能够承认自己被排斥，又不能认为自己受宠爱政。

这项计划完全没有用处，其主要原因有二：第一，它依靠了已经丧失任何实际意义的力量去支持王极，而这种力量本身还要仰仗王权来支持它的不可靠的存在，所以它们是王权的真正负担，而决不是王权的支柱；第二，这项计划责成公社去支持新旧封建制度，这必然要建立起一个负担非常沉重、开支不断增加、从而日益促使公社对王权反感的管理制度。

因此，这项行动计划使王权真正的朋友失去了势力和金钱，而把它们送给了王权的真正敌人。

任何错误总要有它的原因，但最常见的情况是：不是来自心术不端或愚蠢无能，而是来自对于应当作为判断基础的事实缺乏理解，或者对于这种事实的选择不当。我不揣冒昧，敢于认为陛下的群臣所以采取了如此恶劣的制度，是出于这种原因。

我认为，有四个事实上的错误使他们产生了理论上的谬见。

第一，我毫不怀疑，群臣确实认为两个贵族集团是国家的最重要阶级，觉得他们的政治力量很大。尽管这种想法的论据多么欠缺，但是再没有比它更自然的想法了。只要深入研究一下五、六百年来的文明进程，就可以避免产生这种政治错觉。然而直到如今，只有极少数的政治家和政论家理解到这种研究的必要性。如果不进行这种研究，怎么能不对社会的真实情况产生错误的看法呢？凡是能够掩盖社会真实情况的东西，现在都被收集起来了。一方面，两个贵族集团及其代理人形成了两个有组织的党派，活动非常积极，其中最活跃的人物是两党各自雇佣的主要代理人，他们差不多都是法学家，即差不多都是目前评论政务和谈论国事的人。

因此，这两个党怎么能够不给人以庞然大物的感觉呢？

另一方面，无论是实业家，或者甚至是学者，都还没有在政治方面组织起来。他们对于自己的共同利益没有表现出任何的积极性。他们完全不关心这个问题，只是在被压迫得太沉重的时候才呻吟诉苦；他们不去寻找不幸的根源，以求挽救的良药：他们没有能言善辩的有名律师；他们在议会中的代表为数甚少，而且不能单独形成一个党团。由于产生上述谬见的这两个总原因，要想毫无错误地评价两个封建主集团的实力与公社的实力的对比，简直是不可能的。

政治自由，因为十分明显，比起个人自由，它更不能当作社会联合的目的。其实，为了说明事情的真相，我对这个问题可以指出：不管公民的能力如何，单在理论上承认每个公民都有参与国家大亨的权利，并把这种权利称为天赋权利；而在实际中。却又下问才能的条件而加以限制，这是政治观念依然空洞无物和含糊不清的最完整和最明显的例证。如果没有这种限制，人们早就宣布谈论政治不需要什么才能，既不需要天赋才能，又不需要后天才能！当然，在宣布的时候不会直接了当说出来，但其含意是十分清楚的。

如果不养成习惯把政治判断建立在对公社解放以来的文明进程的一系列历史事实上面，就必然会产生错误。

第二，陛下的群臣毫无疑问地会认为，僧侣阶级的力量是最强大的支柱。这仍然是一种错觉，而指出产生这种错觉的原因也是非常容易的。

至今的一切道德观念，都是以僧侣阶级的学说为根据的。学者还没有树立起实证的道德体系，甚至还没有建立这种体系。这种体系不排斥高尚宗教信仰的有力和有益的协助，但它是独立于宗教的体系之外的。上一世纪最杰出的思想家们如孟德斯鸠和卢梭等人，出于对事物状态这种隐隐约约的认识，曾严厉地谴责过一些浅薄的哲学家，指出他们侮辱和嘲笑作为一切道德基础的宗教观念，是一种轻率鲁莽的态度。

对待事物的这种明智态度，目前已先后在学者和实业家中间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因为经验越来越迫使人们感到需要道德观念，从而也感到了特别需要支持这种观念的基础。

现在的这一代人，已经在我们的书刊和社会中铲除了上一代人感到洋洋自得的那种对待宗教信仰的无礼可笑的语调。这种语调现在几乎到处受谴责，甚至在我们那些悠闲自在的沙龙里也受到谴责，认为那种语调是一种不良的嗜好。代之而兴的，是普遍尊敬宗教观念的情感；这种情感的基础是承认目前需要宗教观念。如果没有十分仔细地观察和一点也不了解阿拉伯人向欧洲输入实证科学以来人类理性的发展进程，那就很容易把这种情感误认为真诚信仰，或至少误认为企图恢复信仰的昔日力量的倾向。但是，在理解这一发展进程的那些人看来，尽管有我上面提到的事实，僧侣阶级的学说也已经丧失了自己的力量，再也不能成为王权的支柱，再也不能成为道德的基础了，因为学者还没有把道德建立在新的基础之上。

事物的这种最后状况一定很快就会结束。当这种状况不复存在的时候，僧侣阶级目前仍然发生的影响就将永远消失。

第三，陛下的群臣大概认为旧贵族非常忠诚于王权；而由于国王的恩泽，新的贵族也将会很快地无限忠诚于王权。

毫无疑问，对两类贵族当中的许多品质高尚的人士持这样的态度是没有错误的；这些人一方面值得尊重，另一方面值得感谢，这便使他们有足够的力量来指导个人的利益。但是，对广大的贵族不能作出这样的判断。过去的经验已经充分证明，一般说来，旧贵族一般志在恢复昔日的特权和财富，如果可能，甚至还要恢复那种国下在当中只是 Primus infer pares 下的制度。这类贵族把国王的庇护看成是达到自己目的的手段，他们的忠诚和俯首听命也服从于这一目的。尽管这个打算荒谬已极，但它井未因此而不存在。

至于波拿巴的贵族，他们一般都把国王的恩赐看作是国王的义务；他们非常敌视旧贵族的竞争；他们把官职看成是自己的自然而合法的财产；他们觉得，只有把他们中意的人扶上王位的时候，自己的爵位和财富才能够有所保障。现在，所有明白事理和公正不偏的观察家都已十分确信这一点，只是还没有把这种情况声张出去罢了。

下比化学重要和出难的政治规定了与化学完全相同的原则，那么为什么不宣布：凡是能交纳一千法郎直接税的法国人就能在化学方面有所发现呢？为什么？这因为从事化学所必需的才能是众所共知的，而政治上所需要的才能却是没有人知道。这种差别从何而来？这来自化学今天已是一门实证科学，而政治还只是一种臆测学说，甚至不配称为科学。

第四，群臣也许害怕公社一般对王权不太忠诚，特别是对波旁王室如此。这种顾虑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实业家和学者深信，为了维持和平和保持秩序，是需要玉权特别是需要波旁王朝手中的王权的，从实业家和学者的社会地位来说，他们也最关心这一点。他们敬爱彼旁王朝。他们怀念波旁玉朝从公社解放以来对于公社所作的一切贡献，同时希望和相信波旁王朝不会放弃这项工作。他们害怕波拿巴及其党羽的专制，吃够了这种专制的各种苦头；当他们看到权力落到新人手里的时候，他们感到专制制度返老还童了，不但没有失去原有的力量，而且取得了新的力量。总而言之，他们是陛下宝座的天然支柱。

陛下，从以上的陈述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圣上的群臣从复辟以来实行的政治计划，不但本身毫无用处，而且没有任何有根据的理由使人去采纳它。群臣必须放弃这一计划，而只能从下述道路中选择一条：不是同两类贵族当中的一类贵族结成密切的联盟而牺牲另一类贵族，就是同公社真诚地联合起来而抛弃两类贵族。

陛下，我认为我已经向您证明，在这两类贵族中，没有一个能够成为圣上的宝座的支柱。其次，我认为也同样是一件无庸争辩的事，就是公社已明确表示出要建立新的政治制度以结束革命的愿望。这种政治制度的基础是实业和实证科学，前者是新的世俗因素，后者是新的精神因素。我要说，这种愿望将必然排除一切障碍和战胜一切党派的抵抗而最终实现。因为这是最近六百年来文明进步的最终结果，甚至还可以说是从文明开始以来的整个进步的最终结果。

由此可见，为了采取长期的行动计划，就必须下定决心，而不要在我指出的两条道路之间有一分钟的犹豫。第一条道路只能取得转瞬即逝的成就，寿命太短；而为了使陛下的宝座建立在巩固的基础之上，正如不难证实的那样，只有走一条非常简单而且十分可靠的捷径，这就是真诚地同公社结成同盟。

为了证明这一点，只要比较一下我们提出的每项假设可能产生的后果就够了。

如果群臣专靠一类贵族，并为了满足他们的贪心而牺牲公社的利益，恐怕就要发生下述的情况：

假如只依靠旧贵族，失宠的新贵族就要设法公开地和全力以赴地推翻陛下的宝座，而且他们可能达到这一目的，因为唯一能够妨碍他们达到目的的公社，在这个假设中只能有气无力地反对他们；

反之，群臣假如把新贡族当作唯一的支柱，那么新贵族很有可能利用这个机会，更加信心百倍地去反对陛下的至高无上的王朝。

毫无疑问，保持均势的制度将比这两种情况都要好一些。但是，这种制度仍有一个根本的缺点，而且我认为我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不过，如果陛下不庇护两类贵族，叫他们自消自灭，而同忠实于您的公社结成同盟，那么您的宝座就会永世长存，因为只要公社消极抵抗，就能使这两类已经没有力量的贵族无法实现他们的任何阴谋。

当然，正如陛下已经废除许多对于公社不仅无益而且只能成为负担的大部分开支和职务，因而同意减缩各部及其所属机关的权力一样，陛下也应该同意减缩王室的费用；总而言之，王国政府要取消封建制度的最后残余，使自己具有公社的性质。由此而来的好处则是确保天下太平，将至高无上的王

位世代相传下去，不必害怕野心家的任何阴谋，陛下因建立新的政治制度而可取得法国和一切文明民族的立法家和永世恩人的荣誉。我认为，这一切好处毫无疑问会绰绰有余地补偿陛下因减少权力而来的损失。权力的减少并不是一种耻辱，因为权力是相对的，或者是用暴力取得的。

其实，我们所指的并不是采取全新的方法，而指的是只恢复陛下最英明的祖先们曾经采取过的一向同公社结成联盟的办法，特别指的是忠实遵守陛下的至高无上的皇兄赋予公社在三级会议里双倍代表权的时候所规定的路线。

陛下！

请废除两类贵族，由实业家组成选举团，用奖励的办法引导学者研究主要的政治问题。毫无疑问，这就是同公社开始结成密切同盟的最好的而且具有决定作用的手段。

陛下在这方面必须要克服的最大的、甚至是唯一的障碍，将是实业家对政治的漠不关心，过于不相信自己的文化修养和政治能力，过分信赖法学家和形而上学家。但是陛下的英明果断，以及受到陛下英明果断鼓励的学者的活动，很快就会克服这种困难。使实业家对于自己的尊严和政治价值具有正当的感情，就会立即使他们得到活动的能力，即得到他们为了完成文明的目前进程为他们规定的使命所缺乏的唯一条件。

陛下，我极其坦率而真挚地表达的希望您的至高无上的王朝永远保持住权力的思想，就是如此。

您的最忠诚的臣民谨呈四、致博爱者书

先生们，鼓舞着你们精神的热情来自神赐。它使你们站在基督教徒的前列，它赋与你们以同邪恶的欲念以及同受这种欲念支配的国民和国王进行斗争的权利和义务。

你们的先驱开始组织了人类社会，而你们则要完成这一神圣的创举。初期的基督教徒建立了一般道德的基础，对朝野宣布了神的原则：人人都应当兄弟相待，互爱互助。他们想出了符合于这个原则的学说，但是，这一学说在他们那里只具有思辩的性质，所以根据这个神的原理来建立世俗权力的光荣任务，就落到你们身上。你们要永远负责向各国的君主证明，他们的利益和义务要求他们给自己的臣氏制定一部可以直接改善人数最多的阶级的社会状况的宪法：你们的使命是鼓励各国的这些领袖使他们的政治符合于基督教道德的基本原则。

在罗马帝国崩溃以后，你们曾经把人类从退化当中拯救出来。现在，出现了同样的情况（在文明状况的不同时期所能达到的最大相同），这正是相同的原因产生相同的结果。先生们，你们应当效法你们的先驱，你们应当发挥出与他们相同的坚毅精神。他们创立了基督教，而你们应当使它革新；你们应当使道德体系趋于完善，使世俗权力服从于道德体系。

先生们，我们要认清现代社会的状况。我们要把注意力首先放在法国身上，从研究法国的主要讥构所处的状况开始，即从研究僧侣阶级、王权和司法权的状况开始。

法国的僧侣阶级是基督教僧侣阶级的一部分。因此，它从自己的神圣奠

基人那里接受了始终不渝地维护穷人的事业和不断地改进社会这一最下等阶级的身心状况的任务。但是，它实际上己把自己的这项神圣职责忘得一干二净，以致现在它的唯一工作是向人民宣传绝对服从世间统治者的教义，不以更大的努力去大胆地提醒工公及其宫廷人员记住宗教为他们规定的对人民应负的义务。

在法国，也象在全欧洲一样，王权最初是一种野蛮的制度，也就是由赶走了罗马人的野蛮民族在法国建大起来的制度。但是，法国的国王从信奉基督教开始，特别是他们自封为“神赐国王”以后，就改变了这种制度的性质。既然他们采用了这个基督教称号，显然也就承担起不断地致力于改进自己臣民中人数最多的阶级的命运的义务。但是，每当王权屈服于僧侣阶级和贵族

——人们的这些真正吸血鬼的时候，就把这项义务忘得一干二净。

最后，如若我们研究一下司法权，那就一定要承认：一方面，信奉基督教的法官的职责在于调节个别人之间的纠纷，而主要是保护他们不受政府的各种专横压迫；另一方面，他们目前还似乎抱着建立最专制的专横统治的目的。

我完全不想根据上述的一切，断言全体僧侣、全体大臣和全体法官都怀有不良的意图；恰恰相反，我深信他们几乎每个人都心地善良。他们虽然作了坏事，但是本来想把事情办好。我甚至深信，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在开始明白自己应当怎样做人的时候，就会改变自己的行为。

先生们，你们可以看到，法国目前的政治局势是非常令人痛心的，因为那些最有权力的人不去履行基督教为他们规定的使命，没有不断地和多方面地改进人民的命运，反而把自己拥有的权力用于完全有利于统治者和有损于被统治者的秩序方面。

我们还应当指出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这就是法国统治者的领导无方和国家权力的使用不当给法国人带来的政治灾难，还不是他们的唯一不幸。法国人还因波拿巴而遭受着另一种不幸，这是侵略野心带来的后果。

凡是热中于侵略的民族，心中一定燃起邪恶的欲念；他们也必然象崇拜阴谋狡猾之徒那样，极其崇拜性格残酷的人。当具有这种恶劣品质的人在别国为所欲为的时候，留在祖国的和平公民还能保持自己的民族特性，完全不会放弃自己的尊严和高尚品质。一旦外部的抵抗超过扩张势力的时候，就会在国内出现狡猾和残酷的后果。在这以前，贪婪是全民族的感情，公民只是集体地怀有这种感情；而到如今，贪婪已变成在每个人身上占有统治地位的感情；利己主义这个人类的坏疽侵害着一切政治机体，并成为一切社会阶级的通病。

法国人在他们的革命初期（当时他们遭到欧洲封建制度的攻击），曾经发出只为保卫国土而战的庄严诺言；他们也曾答应把其他民族看作兄弟，并同他们一道去反对尽管文化上有所进步的欧洲的腐朽制度。

法国人的这种政策是公正无私的，也是非常明智的；它是法国人所能采取的最有利的政策，也是真正的基督教政策。法国人应当一直奉行这种政策，但是非常遗憾，他们改变了这种政策。他们受了奸诈之徒的煽惑，认为自己有权要求赔偿损失，而没有想到赔款只能从人民身上得来，因为一切财富都是人民创造的。

法国人参加战争本来纯粹出于自卫，但是他们很快就把战争变成投机的目标；于是他们的这种违反基督教精神的行为，不久就引起别国人民和国王

联合起来反对法国人。法国人的大部分领土曾两次被人占领，首都两度失守。最后，被围困在国境以内达六年之久的法国人，由于在侵略时期曾对本国的武夭和为波拿已搜罗炮灰的有功文职人员表示过崇敬而自食其果，不得不忍受六年的痛苦。

先生们，法国还患有第三种政治溃疡症，病源来自偏爱形而上学。

形而上学对法国人有过很大功劳。它从公社解放以来，直到 1789 年，曾对文明的进步起过很大的促进作用。但是，从法国和整个欧洲陷入社会危机以后，它就变成了最大的障碍，一直妨碍着和现在仍然妨碍着人们通过建立稳定的秩序，即通过建立符合于文化状况的秩序的办法来恢复社会安宁。

从公社解放到革命开始时期，形而上学搅乱了人们的思想，窒息了常识的呼声，并且创立了一种把僧侣阶级和贵族弄得眼花缭乱的拙劣的政治学说。然而，它却因此对学者和实业家帮了大忙。

形而上学家创造的含糊不清和荒诞无稽的学说，形成了一个反对贵族和僧侣阶级的掩体，实业家和学者可以安心地在这个掩体里研究实验科学。在这个掩体的帮助下，实业和实证科学积蓄了足够的力量来顺利地同僧侣阶级和贵族进行较量。毫无疑问，如果形而上学家不把僧侣阶级和贵族首领的注意力引向别处，不迫使他们忘却本身的利益所应当走的道路，僧侣阶级和贵族首领就会作出如下的结论：

贵族一定这样推论：如果实业发展起来，世界就要日趋文明，战争将愈来愈少，军人的作用将逐渐下降，而和平劳动的领导者最终将要变成社会的第一个阶级。

贵族的首领们作出这种结论之后，自然会妨碍实业的繁荣，而且他们当时有充分可能和一切手段来实现这一目的。

另一方面，神学家们一定警惕自己说：如果我们让一心一意要把我们的知识置千经验之上的学者联合起来，那就必然使神学失去它的全部威信，人们将要皈依纯粹宗教，并使一切国家官员在自己的行动中遵守如下的原则： “人人都应当兄弟相待，互爱二助”。

当时还拥有权力和必要手段的僧侣阶级作出这种结论之后，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和生理学就不能进步。

我们有幸，由于形而上学家的帮助而出现了如下的局面：一方面，献身于实验科学的学者获得了比僧侣阶级丰富得多的实证知识，得到了运用神圣的道德规则的巨大能力；另一方面；实业家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了比贪族巨大得多的财富，对人民发生了比较大的影响。于是，政治力量从一些人手里转到另一些人手里，而要把管理国家大事的工作继续留在僧侣阶级和贵族手里，已经成了反常的和不能允许的事情。

革命已是不可避免的了，即使形而上学家不愿意过问革命，革命也会很快达到自己的目的。形而上学家在促进危机发展的时候，对社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在他们打算领导社会以后，又给社会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他们也同贵族和僧侣一样，继续执政部不符合社会的需要。

我们姑且假定下议院只由两个阶级构成：一方面是从事国家管理工作的贵族和官员；另一方面是实业家和以自己的劳动直接促进实业发展的人。再假设，把法官、律师和其他法学家都由下议院中排除出去。在这种情况下，两派之间必然进行坦率而认真的争论。这种个沦的题目，将是讨论国家的组织应当是为了军人、游手好闲的富翁和国家官员的利益，还是应当为了生产

者的利益的问题。这种讨论的结果指日可待，而且能够成功，因为举国依靠劳动生活的绝大多数人都将赞成生产者的意见，而且为了国王的利益，也显然应当支持这种意见，并使群臣去执行这种意见。

在这种场合下，政治将变成一种简单的事情，成为一种实证科学。这就可以开始建立符合于文明状况的秩序了，可以着手制定能够长久存在的唯一宪法的第一条了。这第一条便是：

法国人的政治联合的目的，是通过和平而确实有益的劳动来繁荣国家。这第一条的直接后果，将是最重要的和平劳动部门的领导者对管理国家

大事发生最大的影响。

由此可见，只是采纳这一条，就可以结束以僧侣阶级和贵族为一方与以实业家和学者为另一方之间进行了将近三十年的斗争。

先生们，我还要向你们证明：法学家妨碍了这一斗争的结束，正是他们阻挠了宪法的这一基本条款的通过，阻滞了这一条款的效益的实现。

先生们，这个证明是以下述的公认事实为根据的。法学家在各部和议会里占居多数；他们给现有的三个政党提供领袖，领导着“极端分子”学；他们既为自由党人献策，又为政府的拥护者出谋。可见，他们操纵着现代的全部政治工作。

因此，我有根据地说，法学家这类形而上学家在政治上占优势，是法国目前所息的社会病之一。

先生们，在归纳法国人的社会状况的这个概述的时候，我们发现法国人同时息有三种显然不同的政治病：

第一，这个国家的社会组织所依据的三个主要权力，都受一些错误的学说所指导。这些学说已经不以改善社会的最下等和人数最多的阶级的命运为目的；运用这项权力的人忘记了一切政治团体都应当遵守的伟大道德原则；第二，整个国家热中于侵略；不管是被统治者还是统治者，目前都被利

己主义所支配。利己主义是企图非法地统治其他民族的野心和在军事胜利时期养成的精神习惯的必然后果。

利己主义目前在被统治者当中所占的优势不能产生充分有力的舆论以迫使统治者重新遵循基督教所嘱咐的道德路线。

第三，在讲授野蛮、无知和迷信时代制订的法律汇编的学校里受过教育的政治上的形而上学家，现在控制着各类备派的被统治者和统治者，即领导着他们。因此，不可能就一些十分明确的问题展开自由讨论。可见，在目前状况下，要使国王的头脑和人民的思想产生关于必须设法结束革命的明确意见，那是痴心妄想。

先生们，我们现在把视野放大一些，考察一下全欧洲的状况。

学从来不传授任何真实的东西。正因为它有这种本质，所以它才硬说：人下需要任何专门的科学训练就能够作到一切。我刚才所说的今人注意的情况；目前只存在于政治和它的母体——哲学当中，因为莅孜们所有的知识里，只有政治和哲学仍然是形而上学的。即使今天最实证的科学，当它们还陷在形而上学的黑暗统治之中时，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况。科学只有具备实证或实验性质之后，研究它们所必须的条件才会明确起来，不再成为普遍争论的对象。对于政治来说，情况也必然完全一样。今天，仍然有人可笑地认为，政治知识是天生的，或者说，只要你生为法国人，便能判断政治问题。这种说法不但不为人们所讪笑，反而彼称为爱国主义。然而，一旦政治进入实验科学行列（今天看来不会太迟了），掌握政治才能的条件就会变得明确而肯定，而政治研究则将由可以堵塞一切谬论邪说的特殊的学者阶层去进行。

数个世纪以来，即从封建制度建立到路德的宗教改革这一段时期内，中欧和西欧的居民已经在两个方面被组织起来了。

第一，他们已经完全服从于封建制度。

第二，他们信仰一个宗教，受一个僧侣集团管辖；这个僧侣集团只服从于一个首领和一个总机关，这个机关对各国政府处于独立地位。

可见，中欧和西欧的居民一方面服从一个精神权力，另一方面又服从类似性质的世俗权力。

欧洲社会从路德实行宗教改革时期开始解体，它按照下述两个方向继续发展：

第一，封建制度首先在英国失去它的本来性质，后来在法国、比利时、西班牙、葡萄牙和那不勒斯以及德意志的几个邦里相继失去它的本来性质。

第二，基督教分裂成四派：天主教派、路德派、加尔文派和英国国教派。欧洲社会的解体，到神圣同盟形成的时候才最后完结，因为由几个大国的世俗权力首领联合组成的排他性神圣同盟，使自己凌驾于基督教各派的首领之上。于是，精神权力完全丧失了独立性；于是，世俗权力和精神权力之间实际上已经不再存有分界线；最后，精神权力终于服从世俗权力而同意作世俗权力的代理人。

我认为，对于欧洲状况所作的这一简短的概述，足以使诸位先生相信目前的状况是反常的，不能继续存在下去了。

最后，这个概述也足以使诸位相信目前的危机不只法国有，整个欧洲都有，不能够单独对法国人民进行诊断和治疗，可以治好法国痼疾的药品也应该适用于整个欧洲，因为法国的形势在一定程度上受着它的邻国的影响，它同大陆上其他民族之间有一种政治性的联系。

先生们，怎样来医治欧洲的政治机体呢？怎样来恢复大陆上的安宁呢？怎样来建立巩固的政治秩序呢？这就是我要同诸位一起研究的实质问题。这个研究对象非常广泛，以致无法一次把它讲完。但是，我希望我对你们所作的第一篇概述，能把一切极为重要的事件都包括无遗。这个概述足以指出前进的方向，而随着我们不断的前进，我们也就会越来越看清目标。

先生们，意大利人、法国人、英国人和西班牙人，也同其他被罗马军队所征服的民族一样，已经遭受过一次同欧洲目前所遭受的危机类似的社会危机。这第一次危机甚至更加残酷和可怕，因为在发生那次危机的时候，文明还不够发达，遭受这种危机的各民族还没有任何的共同原则。这次危机是在罗马帝国崩溃的时期发生的。

被这个帝国征服的一切民族，也染上了我在这封信的开头提到的三种政治病。

他们的政治机构腐朽了，不再适应于文明的状况，它们的活动违反了人民的利益。西塞罗说他无法设想两个卜者能够面面相觑而不笑。元老院的权力被贬低了，罗马的骑士开始起着首要的作用，他们管理国家大事，而且在代管国库工作的时候，靠搜刮人民的办法而使自己大发横财。

利己主义支配了一切社会阶级；荣誉感和爱国主义情感让位于贪得无厌的欲念，对公益毫不关心，人民不爱祖国，而一心希望游手好闲。

谁也不再研究任何有利于公益的问题。形而上学家成了政治教师，他们所关心的只是一些具有次要意义的琐事。

最后，先生们，人类由于不善于应用既有的知识而直接走上了堕落的道

路。人类当中最有教养的一部分人的不幸，由于蛮族的不断入侵而大大加深。这些蛮族的残酷性质，同罗马人的腐化堕落的习性合而为一了。

文明在这次跌倒之后是怎样爬起来的呢？有功于后世的一切进步秩序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呢？这就是你们现在应当集中全力注意的历史事实，因为只有研究这些事实，才能使你们发现可以光荣地摆脱目前的政治危机的手段。先生们，在罗马帝国衰落和瓦解时期，上帝给犹太的居民指出一项应当

成为一切社会关系的基础和指导一切基督徙行为的道德原则。上帝说：人人都应当兄弟相待，互爱互助。

上帝的话感动了我们的祖先，使他们受到了十分强烈的鼓舞，以至于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只要听到神的启示，就把个人的事情放下，抛开已经开始的事业和拟出的计划，而去反对多神教的信仰，证明这种信仰的荒诞无稽，反对利己主义，证明这种欲念必然导致社会分裂，反对形而上学观念的倾向，证明这种观念只能教导人们把空话当作事实，并妨碍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在他们应当追求的目标上。

这些初期的基督徒的行为，在各个方面都是值得赞扬的：他们克服了人们当时遇到的一些巨大障碍；他们完成了当时提出的最艰巨任务；他们在勇敢、坚定和明智方面都超过了所有的古代英雄叫也们编纂了教义问答，这曾是一切出版物中最有价值的书籍。我在这里所说的教义问答，决不是指目前那稣会教士拿来教训人的那种教义问答，而是最初的教义问答。最初的教义问答，对于人类的行为作了合理的分析，把人的欲念分成两大类：对于他人有益的欲念和对于他人有害的欲念。

先生们，这些初期的基督徒的行为应当成为我们的榜样。我们就要进行的事业，就是要完戍早由他们开始的事业。我们应负的光荣任务，就是在政治实践中采用他们只能以抽象形式提出的学说。我们的使命，就是把精神权力委托给那些最能教导他人学习有用东西的人，把世俗权力交给那些最关心维持和平和改善人民处境的有能力的人。

使我们的神圣事业获得成功的关键（我们永远也不应当忘掉的问题），就是要采取说服的办法，这是使我们能够达到目的的唯一手段。尽管有人会象迫害早期的基督徒那样迫害我们，我们也决不动手还击。

先生们，从基督教成立以来，我们的先驱者的著作总是抱着同一目的（建立人类的社会组织），具有同一特点（公正无私），但不一定具有同一形式。我们可以稍微回顾一下他们走过的道路，同时看一看基督教社会的进步。

在基督教产生和最初存在时期，信奉基督教的国家的绝大多数居民都处于愚昧无知的状态，以致不能想到废除奴隶制的问题。因此，博爱者的政治工作，在这个时期是非常有限的，而世俗权力在这种条件下必然具有十分专横的性质。

你们的先驱者的第一项任务，在他们说服了君士坦丁大帝承认基督教的精神权力存在的时候，就已经完成。基督教的精神权力负责向人们灌输神的道德的问题。不管地位高低，人人都应当服从和遵守这种道德。

在取得这一成就之后，博爱者旨在直接建立社会组织的活动的热情，当然减少了，因为怀有大慈大悲欲念的博爱者，也要服从于支配着一切人的欲念的规律。根据这种规律，这些人只有当他们面对着明确的目的的时候，才能够发挥自己的全部能力；各种危险只会提高他们的热情和干劲，但是在社会所需要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的时候，就不应当把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了。

于是，基督教社会的第二个时期在五世纪从君士坦丁大帝领洗以后开始，这个时期一直继续到十三世纪最后一次十字军东征为止。

在这第二个时期，基督徒进行了两种活动：有些人致力于保护社会的完整；另一些人致力于组织社会。

撒克逊人、萨拉森人和诺尔曼人相继进攻基督教社会。如果这些热中于侵略的部族完全实现了自己的计划，那末基督教至少要消失许多世纪。在这个时期，博爱者不得不献身于军事工作，他们也这样做了。因为不能同时进行两种工作，所以他们把进行道德教育和组织社会的工作委托给僧侣阶级，也就是委托给以此为职业的雇佣人员。由此必然产生而且事实上也真的产生了如下的结果：战争打得很好，而赋予基督教社会的社会组织，并没有成为自由的组织。

这一时期的工作，至今仍没有受到好评。十八世纪的哲学家们大吵大嚷地指责十字军东征，但是他们大错而特错了。罗马人想驱逐迎太基人，就向迎太基人发动了进攻。如果十字军不向萨拉森人开战，不长期进行战争，萨拉森人就会不断地进攻欧洲。这个民族狂热地迷信穆罕默德，使它在很多世纪未能接受基督教的道德。

应当惋惜的是，博爱者没有亲自组织基督教社会，因为这个组织可以留下他们的公正无私的烙痕；但是我要重复一句，这一点所以不可能，是因为在这一整个时期，他们所从事的活动都是为保卫社会所必要的。

其次，尽管基督教社会的组织还不够完善，尽管基督教社会里还泛滥着僧侣阶级固有的贪欲，但是十三世纪基督教社会仍然高于以前存在过的一切人类社会。信奉基督教的政治社会之间的联系，比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任何时期都更为巩固。

我现在来回顾一下第三个时期，这一时期由十三世纪开始，到 1789 年结束。

在第三个时期，发生了三件性质不同的大事，它们都值得你们注意。当基督教徒结束了反对撒克逊人、萨拉森人和诺尔曼人的长期战争以

后，当他们在同这些他们认为唯一可怕的民族进行斗争中所获得的胜利巩固了他们的地位以后，他们交由世俗权力治理的社会组织，已经与他们不相适应了。这个组织本质上具有军事性质，而他们所需要的却是和平机构，他们现在应当献身于和平运动。

由于僧侣阶级到处传教，欧洲的全体居民都信奉了基督教，接受了一切民族和一切人都应当促进人类的共同幸福的原则。从此以后，精神权力需要减少他们的代表人数，以便减轻人民的负担。精神权力主要应当研究和改进实证科学，教导人们学习从事和平工作的有用知识。

这个时期的博爱者深刻地感觉到这些真理，并从十三世纪末开始，一方面献身于研究支配各种现象的规律的工作，另一方面致力于实业活动，通过这种活动生产了物质的产品，以满足人类的需要。

基督徒在基督教第三个时期中从事的最有益活动就是如此。

在这一整个时期里，贵族和僧侣阶级几乎完全去保卫他们从人民那里取得的权力，但是由于情况已经变化，行使这种权力对于社会却是害多益少。我想请你们注意的第二类活动的内容就是如此。

虽然精神权力和世俗权力不断加强自卫，并且具有自卫的强大手段，但在这一时期，精神权力和世俗权力仍然不断衰落。这再一次证明上帝为什么

要让有害于人类的社会机构灭亡的原因。

这一时期的引人注目的第三件事，是形成了第三种政治权力，即建立了司法权。值得我们注意的第三类活动，便是法学家的活动。

法学家研究各种法律的内容。因此，他们创造了教会法、公法、封建法、刑法和民法，等等。当然，他们的活动是有功劳的，但是也不能避而不谈他们受到一个根本缺陷的损害。由于他们是在主要的机构已经腐朽和不再适应于社会需要的时候进行活动的，是在这些主要机构中非常活跃的精神权力和世俗权力的代表们享有依法不属于他们的权力的时候进行活动的，所以才出现了这种缺陷。

我认为已经没有必要再研究这第三个时期的问题，而应当开始研究第四个时期了。

但是，在开始讨论问题的本质以前，我希望你们注意这个时期有一个特点，我们认为这个特点使这个时期具有了比其他任何时期都重要得多的意义。这个时期最使我们感到兴趣，只有它同我们有直接的利害关系。

先生们，1789 年以后发生的事情是第四个时期的序幕。实际上，这一时期现在才刚刚开始。它是诞生在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以及德国的一部分已发生的变化在欧洲的大部分民族中间掀起了改革社会的运动的时候。

法国不能单独进行改革，它没有自己特有的道德体系。它只是欧洲社会的一个成员，它和邻国在政治原则上自有它们的共同性。简而言之，法国革命的最重要的道德后果，就是它引起了人们产生改善社会的愿望，目前这个愿望已经遍及整个欧洲。

其次，我打算同你们谈一谈未来，以便请你们严格地而不要轻率地判断我的思想。在这封信的开头，我曾拿目前的社会状况同罗马帝国衰落时期的社会状况作过比较。后来，我又扼要地叙述了从基督教成立直到目前的文明进程。这些观点当然非常重要，甚至具有两种不同的价值，但这对我们来说关系不大。你们一方面应当把它们看成是准备性见解；另一方面应当把它们看成是我要讨论的问题的论据。我采用比较法，为的是吸引你们的注意；我对你们进行扼要的叙述，为的是使你们能够用正确的观点来判断我的论点。对你们说来最重要的问题，你们最渴望知道的问题，我打算向你们说明

的问题，就是关于未来将会发生什么的问题。好吧，诸位先生，我就来对这个问题作一个十分明确的解释。我现在就来说明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这些事情将由谁来完成，以及将怎样完成等问题。

先生们，我将依次说明上述三个问题，并分别回答其中的每个问题。在每一个回答当中，我都要引用我的观点所依据的论断。

第一个问题在基督教的第四个时期将要发生哪些主要的政治变革？

回答我认为在这第四个时期将要组成新的精神权力和新的世俗权力。

我认为新的精神权力要由欧洲现有的一切科学院和有资格进入这种学术团体的一切人员构成。我认为在形成这个核心以后，构成这一核心的人员将会自行组织起来。我觉得这个新的精神权力应受托管理社会教育和国民教育工作。我认为纯粹的福音道德将成为新的社会教育的基础，然后根据财产状况不同的儿童的在学时间，大力普及实证知识。最后，我认为在一切公社中应派遣或多或少的新的精神权力的代表，这些分驻在公社的学者的主要任务，是激发公社的精神工作人员从事公益活动的热情。

我认为，应当委托领导和平工作的人来管理欧洲各族人民的世俗工作。将来要有很多人参加和平工作。我深信，由于统治者本人的切身利害关系，这种管理将首先致力于维

护国际和平，然后尽量减少税收，并通过最有利于社会的方式来分配收入。

我的观点所根据的三个论断如下：

一、社会组织的这些新基础完全符合绝大多数居民的利益，所以应当把它们看成是从神的道德原则引导出来的一般政治结论。这个原则是：人人都应当兄弟相待，互爱互助。

可见，神的意志是：在目前的文明条件下，基督教社会应按照上述方式组织起来；

二、如果从博爱的观点立论，按照科学规律办事，我们就应当说基督教社会的这种宪制是废除奴隶制和实证科学压倒神学与形而上学其他部门的自然后果和直接结果；

三、即使只从政治上来考虑，问题也看得很清楚，文明的进步一定要导致这种结果，因为精神和物质的力量现在都掌握在研究实证科学的人手里，掌握在从事和管理实业活动的人手里。只是由于旧习惯作祟，社会才受到贵族和神学家的压迫。但是经验证明，当社会的原有习惯同社会的利益矛盾，而社会找到了满足自己需要的新途径的时候，社会就会永远摆脱原有习惯的影响。毫无疑问，社会也将抛弃贵族和僧侣阶级的统治；毫无疑问，政治权力将过渡到这样一些人手里：即现在已经拥有几乎全部社会力量、每天支配着社会的物力、创造着社会的财力并不断增加自己的智力的人的手里。

第二个问题什么力量可以促成这种变革，什么人能够指导这种力量呢？

回答道德感的力量将会促成这种变革，而相信一切政治原则都必然导源于神赐给人的一般原则，则是这种力量的主要动因。

博爱者将会指导这种力量，他们这时所处的地位，将同他们在基督教成立时期的地位一样，即作为砷的直接代理人。

博爱者曾以他们的第一次共同努力追使尘世的统治者接受了神的道德原则，现在博爱之心将以第二次共同努力迫使贵族和神学家服从由这个原则引导出来的主要结论。

我的这个见解的基础，首先在于我们人人都知道的基督教成立以来所发

生的事件。

社会的最低等级，对于接受这种信仰，无疑地是抱着最积极、最关心的态度的。这种学说也曾使在罗马人统治下的各族人民得到很多好处，所以居民中这两部分数目最多的人，似乎应全力支持新的道德原则，可是事态的进展，却完全走人另一个方向。在世人当中，使徒保罗①是基督教的主要奠基人，他是罗马人；波利欧克特①是初期的殉教者之一，他属于上层社会阶级；人民的下层阶级经常迫害初期的传教者。

在政治改革事业中，对于社会福利的热烈的向往，比可以从改革中获得最大好处的那些阶级的自私心具有大得多的意义，这就是被文明的整个发展过程所证实的真理。一句话，经验业已证明，最热心建立新制度的人，并不是与这种制度的建立最有利害关系的人。

先生们，除了举这个很老的事实来证明我的见解以外，我想再举一个崭新的而且现在还没有最后完结的事实。

① 希尔德布兰德（Hildebrand）即格雷哥雷七世（GregoriusVII）1073—1085 年罗马教皇。他采取了一系列坚决措施，比如禁止买卖宗教职位，规定神职人员不得结婚，实行严格的教会纪律，等等，从而大大加强了天主教的地位，使它具有全世界性的神权政治的意义。——译者注

① 这里指的是路易十六，他被法国大革命推翻，1793 年被处死刑。——译者注

六年以来，我怀着满腔热情力图向学者和实业家证明：

第一，现在，社会上出现建立一个最有利于科学进步和实业繁荣的组织的明显意向；

第二，为了建立最有利于科学进步和实业繁荣的社会组织，必须把精神权力交给学者，而把世俗权力交给实业家；

第三，学者和实业家可以按照自己的愿望和需要组织社会，因为学者具有智力，而实业家则拥有物力。

我由于进行这项工作，曾与很多学者和实业家接触，这使我有机会和办法去研究他们的观点和意向。

我的观察使我得出如下结论：

首先，我认为在道德方面可以把人分成两类：一类是感情重于思想的人；另一类是感情服从理性判断的人。一些人把改善自己的命运的希望同消灭各种弊端的意向结合起来；另一些人把依靠这些弊端牟利作为自己社会活动的专门目的。简而言之，我认为学者和实业家同其他人一样，也应分成两大类：一类是博爱者，另一类是利己主义分子。

其次，看到博爱者和利己主义分子的人数，是随着社会所处的一般状况而相对增减的。在目前条件下，利己主义分子的人数每天都在增加。但是与此相反，博爱者也日益愿意团结自己的力量和积极从事活动。

我还发现，人们所献身的职业，对于他们接受博爱者的道德或利己主义观点是大有影响的。终日同人们当中的大多数往来的人，而主要是来自人民当中的人，比较倾向于博爱；而由于职业的性质而单独生活或经常同宫人阶级往来的人，除非他们得天独厚，就都倾向于利己主义。

因此，我有理由从亲身经验和历史事实中得出如下的结论：博爱者应当激发贵族和僧侣阶级，使他们服从由神的道德原则引导出来的一般政治结论。根据这个结论，社会的组织应当以替最大多数人谋福利为目的。

第三个问题博爱者要用什么手段来改造社会呢？

回答博爱者可以运用的唯一手段就是宣传：无论是口头宣传，还是书面宣传，都可以。他们要向各国的国王进谏，为了尽到自己的基督徒的职责，为了维护自己的继承权万世一统，君主们应当让实证科学的学者领导社会教育和改进科学理论的工作，让最具有管理才能的实业家关心管理世俗工作。

博爱者要向各族人民宣传，让他们齐心协力地向君主表示自己的如下愿望：把精神和世俗方面的公共事务的领导权完全文给最能按照共同利益领导这项工作和最关心这项工作朝这方面发展的阶级。

博爱者必须充分耐心地继续进行口头宣传和书面宣传，以便唤起君主们（依靠他们内心的信服，或在强大的舆论的影响下）在社会组织方面实行文明的进步、全体居民的共同利益和绝大多数人的直接切身利益所要求的改革。

一句话，博爱者将采用的唯一手段就是宣传，而这种宣传的唯一目的，则是唤起君主利用人民赋与他们的权力来实现势在必行的政治改革。

先生们，我认为博爱者应当利用王权来改造社会的见解，是以下述三个

论点为根据的。

首先，正在使基督教组织趋于完善的博爱者，当然也应当怀有曾经鼓舞过基督教莫基人的那种精神；所以他们也要发挥同样的特点，也要沿着同样的道路前进，也要使用同样的手段。

但是，有一个事实人们都十分清楚，它从来没有引起过人们的任何怀疑，

这就是早期的基督徒只用说服办怯影响君主。他们没有同君主斗争，只是一心呼吁君主信奉他们的信仰；结果，他们有的利用直接影响君主的信念的办法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有的利用以对君主最有权威力量的舆论来影响君主的办法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我根据这个事实得出结论：现代的博爱者决不希望推翻君主的宝座；恰恰相反，他们极想使王权建立一个为改进基督教组织所必要的制度。

其次我要说，如果博爱者打算攻击王权，将是极其愚蠢的，因为他们的这种行动不会得到任何成功，何况法国和甚至整个欧洲的舆论都坚决表示拥护王权。

最近在西班牙、葡萄牙和那不勒斯①发生的政治运动，都是由这些革命初期担当主角的军人发起的，但是世袭的主权仍然受到完全的尊重。我们看到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和那不勒斯人都主动表示拥护原来的王朝，只是推翻了违反民族利益的专制政府。

最后，我想谈一谈我亲自看到的法国舆论界对王权所持的态度，我要说，既然我要为实证科学学者和实业家的事业效劳，那未为了得到他们的支持，我认为必须十分明确地宣布：世袭的王权能够为学者和实业家规定新的社会地位，并消除贵族和僧侣阶级的政治影响。

大多数学者和实业家今天所以对我注意，显然是因为我在最近几部著作里，曾经竭力证明君主、学者和实业家的利益是一致的，他们的利益（具有真正的基督精神，因为它在为人数最多的阶级造福）永远同贵族和僧侣阶级的愿望对立。

一句话，学者和实业界领袖必然希望改革事物的现状，但他们想使这一改革成为神的伟大道德的产物。他们想使这一改革进行得合理合法，即按照国王的意愿来实行。

先生们，我认为在这封洁中我已十分详细地指出将要发生什么，为什么发生和怎样发生。现在我应当从理论转向行动。我要向国王提出我对他的群臣的施政的几点明确意见。我要向圣上指明，陛下的群臣的行为与工权和民族的利益发生抵触，完全敌视神赐与人的道德原则。我要直言禀奏圣上，什么是能够建立使爱好和平的善良的人感到满意的持久秩序的唯一手段。

先生们，请你们支持我，而为了给我以应有的支持，请你们在所住地区开始履行自己的任务。请你们向人民和君主宣传：恢复安宁的唯一手段，就是把精神权力交给最拥有实证知识的人，把世俗事务的管理交给最关心维护和平和最能办理政务的人。

在目前的文明状况下，这种活动不会使你们遇到巨大的危险。但是，即使现在我们会受到早期的基督徒所受过的那种迫害，这也不应当妨害我们履行自己的职责和实现我们的使命。最勇敢和最无私的人，历来是而且永远是领导社会的人。军人的英勇精神在愚昧①和混乱时代占过首要地位，而市民的英勇精神则会恢复秩序和促进文明的发展。

博爱者在基督教初期的活动，是唤起尘世的有权有势的人接受神的伟大

① 在英国和德国，精神权力方面的改革，显然也是由他们实行的。在法国，主要是文人起了这种作用。但是，因为一切丈人的原则本质上都是形而上学的，所以我认为也应当把他们称为形而上学家，而不叫做文人——虽然文人这个名孙比较具有普遍性和典型性。

① 参看第 192 页注。——译者注

道德原则。我们的使命是继续他们的事业，也就是唤起欧洲各国的君主和邦君，使他们的政策符合这一原则，用最有利于最大多数人的方法把社会组织起来。

我们应当尽快开始工作。我们可以指望得到神的庇护，得到真正虔诚的信士，真正忠于国王和民族的人士的协助，以及得到各族人民的支持。

如果你们稍微注意一下法国议会的政治活动，看一看下议院的行动，想一想二月七日会议上发生的事件，你们就会看到对立的两党的领袖都已经发出警报；你们也会看到你们应当开始行动的时刻终于到来；你们还会看到：如果你们再迟迟不表示自己的意见，你们的沉默就要为野心家的活动大开方便之门，使社会遭到利己主义和统治欲可能给它带来的一切灾祸。

三色帽徽的拥护者和白色帽徽的拥护者②互不信任，彼此以夸夸其谈的说法，来掩饰自己的真正意图。如果发生斗争，那将在谁和谁之间发生呢？显而易见，将在旧军和新军之间，即在旧贵族和波拿巴所抉植的新贵族之间，也就是在拿破仑时代执掌大极的人和受国王委托管理公共事务的人之间发生。

如果白色帽徽被打败，法国将受拿破仑的贵族和武夫的统治；反之，法国人则将重新受旧封建贵族的压迫。这两种前途都不为人民所欢迎，而且也不符合博爱者的意愿。

信号已经发出，时机已经来到，我们应当发挥我们的一切能力了。我们要重申神的伟大道德原则，这项原则是既适用于法国人又适用于欧洲其他一切民族的唯一集合口号。我们要勇敢地从这个原则中得出共同结论，并大声疾呼：应当把政权从军人手中夺过来，交给那些最爱好和平、最能生产和最能管理行政工作的人。除了军人、贵族和神学家，我们再没有其他敌人；我们可以战胜他们的唯一手段，就是证明他们的一切政治原则都同国王和民族中的绝大多数人的利益背道而驰。

先生们，在这封信快要结束的时候，我请你们回忆一下早期的基督徒的传教活动；我们要仿效他们；谁愿意加入我们的行列，就不必追究他们的既往；谁主张精神权力应当交给最有教养的人，而肚俗权力则应交给最关心维护和平和国内安宁并最能管理行政工作的公民，我们就应当把他们看成兄弟。

先生们，极端保王党、雅各宾党或波拿已派当中的某些十分杰出的人，或许就是被上帝选来建立新基督教、即建立完全摆脱各种迷信的最完美的基督教的人。迷信曾使基督教的僧侣阶级沉缅于自私自利的目的，而我们的祖先则由于无知而把迷信当作了信仰。一句话，无论是道德上的异教徒，还是政治上的异教徒，只要他们真心诚意地放弃自己的异教观念，为建立真正的学说而热心工作，我们就准许他们加入我们的行列。

明哲保身的人非常乐意支持既有的秩序，他们有时也能略微改变这种秩序，但却不具备实现重大改革所需的那种魄力。早期的基督徒都是一些热情洋溢的人，新基督教徒也应当这样；但是热情的人，由于他们的性格，也能

② 法国国王胖子路易六世（1108—1137 年在位）、路易十一（1461—1483 年在位）和路易十四（1661—1715 年在位），对加强王权同封建诸侯的斗争，扩大国王的统治范围，建立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巩固王权和在法国建立专制制度，等等，曾经起过很大作用。他们的统治在很大程度上依靠了城市和工简业阶级。—

—译者注

犯重大的错误。比如，使徒保罗最初就是基督教的最坚决的敌人。此致敬礼！

你们的最忠实最顺从的仆人昂利·圣西门鞠躬

黎塞留路 34 号

再启：

我奉劝诸位仔细阅读这封信前面的几封信，你们在那些信里将会找到用来反对各种诡辩的必要论据，同时也会看到若干事实可以作为论据，以证明欧洲人要想结束因文化的进步而引起的政治危机，唯一的手段就是把政权从神学家、贵族、军人和形而上学家的手中完全剥夺过来。

我也请诸位读一读拙著《组织者》①。这两部著作当然还远远没有达到它们应该达到的地步，还远远不如今后就这个问题将要写的著作。但在目前来说，它们仍然是本着这封信的观点来阐述所讨论的问题的唯一两部著作。

先生们，我建议诸位读一下普拉德特先生所著《论欧洲和美洲》①。作者在这部书里，概述了他以前的所有著作，高瞻远瞩地论证了事实。他井未开出治疗的处方，但他以明察秋毫的眼光诊断出了我们所息的社会病的性质。

（徐仲年董果良译）

① 圣西门的这份上书就是呈给路易十八的。1814 年波旁王朝复辟时，路易十八由国外回到法国，随后颁布了他的宪法。——译者注

① 我坚信新封建制度的力量是腐朽的力量，虽然它出现的时间还不久。显而易见，在目前的文明状况下，建立新封建制度是完全违反事物的自然进程的，它也不可能长期存在下去。波拿巴仿效克洛维斯一世*在十九世纪于世俗权力方面恢复军事封建体系的努力，同尤利安努斯**皇帝当基督教的传播正处于全盛时期在精神权力方面恢复异教的努力一样，都不会获得成功。一切违反自然的创造物，它的存在只能是转瞬即逝。这就是我们的蛊惑家们在法国鼓吹的罗马共和政体的命运，这也将是在革命当中偶然产生的拿破仑封建制度的命运。如果王权下去支持这种封建制度，而把同公社建立直接和密切的联系看作是自己的巩固的支柱，那么这种封建制就会自然消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