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中期书法

乾、嘉二朝为清代书法的中期。这个阶段的书法发展，是以帖学、碑学并驾齐驱的局面为表现特征的。

一方面，进入乾隆朝以后，清代政权发展到了它的鼎盛时期，这是一个内外安定的时代。乾隆在位60年，重视文化事业的建设，组织编纂了多种大型书籍，其中包括数量达78731卷的《四库全书》；还将内府收藏的名迹，摹勤成堪与《淳化阁帖》媲美的《三希堂法帖》。此外，乾隆本人擅长书法，尤推重元人赵孟烦。受其影响，清代的帖学书法在乾隆中期发展到了它的高潮，涌现出刘墉、梁同书、王文治、翁方纲、永理、铁保等一批书法名家。此后，帖学书法便渐趋衰落。

另一方面，乾、嘉两朝统治者屡兴文字狱，士人恐片言招祸，不敢有所述作，便将精力集中在经史考证与诠释上，所谓“朴学”既兴，即藉金石文字以为证经订史的工具。随着各地金石出土日多，摹拓流传益广，出现了一批注重从金石碑刻中汲取营养的书法家。关于清代碑学书法发展的脉络，丁文隽《书法精论》云：“郑燮、金农发其机，阮元导其流，邓石如扬其波，包世臣、康有为助其澜。”其中郑燮、金农、邓石如，皆为乾、嘉朝人。而代表阮元贬帖尊碑观点的《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则是一个划时代的论著，它将以往关于书法价值和审美观念颠倒过来，标志着碑学理论的确立。中期帖学“四大家”乾、嘉两朝是清代帖学书法的盛极时期，在审美取向上获得突破性的发展，一改入清以来以董、赵书风为宗的单一局面。这时期不仅有以刘墉、梁同书、王文治、翁方纲为代表的帖学四大家，而且还出现了书风稳健浑厚的梁、骨力雄强的钱沣、婉转流美的永理、气息平和的铁保、宕逸恣肆的姚鼐等一大批书家。乾、嘉以后，帖学书法日趋渐单调乏味，尤其是“馆阁体”的盛行，更导致它每况愈下，并且还留下了恶劣的风气。

刘墉（1719～1804），字崇如，号石庵、香岩、日观峰道人等，山东诸城人。乾隆十六年（1751）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历任安徽学政、江苏学政、太原知府、冀宁道台，以失察革职发往军台。释还后授江宁知府，迁江西盐驿道、陕西按察使。四十七年后历任左都御史、工部尚书、吏部尚书等职。嘉庆即位后任体仁阁大学士、加太子少保、提领文渊阁事。卒谥文清。

刘墉的书法，初从赵孟、董其昌入手。早年所作“珠圆玉润”，“如美女簪花”。即便如此，与当时学赵、董者，往往流于圆熟软媚也颇有区分。中年以后，出入各家，临帖不求形似，意与古人精神相契合，一变赵、董之灵俏为浑朴，兼搀颜字之雄阔、苏字之烂漫、《瘗鹤铭》之旷逸，终而自成一家面目。刘墉的书法以丰腴浑厚的点画、平淡舒缓的用笔和雍穆华丽的墨韵，表现了一个朝廷重臣所特有的儒雅气质和庙堂气度。乍观其书，拙笨肥重，全无法度；然反复寻味，却觉筋络分明，如棉里裹铁，内含刚劲，且能举重若轻，化古妙用而又无迹可求。徐琦《清稗类钞》评日：“世之谈书法者，辄谓其肉多骨少。不知其书之佳妙，正在精华蕴蓄，劲气内敛。殆如浑然太极，包罗万有，人莫测其高深耳！”是故，康有为推崇刘墉为本朝帖学之集大成者。传世代表作有《苏轼秋阳赋》、《苏轼远景楼记轴》、《临米芾诗帖》、《桑林伐鼓酒如川诗轴》等。

梁同书（1723～1815），字元颖，号山舟、不翁、新吾长翁等，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大学士梁诗正之子。乾隆十七年（1752）进士，授翰林院侍讲，晚年加侍讲学士衔。

梁同书于书法，精力过人，90岁时能作蝇头小楷。擅长行草，出入董、米、柳、颜。所作行草，点画圆润饱满，运笔流转纯熟，书风俊迈洒脱，不加修饰而自有一种娟秀之态。其书不足之处在于，技巧完备有余，自家风范不足。代表作有《赠松波姻长兄散文轴》、《苕溪渔隐丛话轴》等。

王文冶（1730～1802），字禹卿，号梦楼，江苏丹徒（今镇江市）人。乾隆二十五年（1760）探花，二十八年授翰林侍读，一年后任云南临安府知府，三十二年因下属失职被罢官。后接掌杭州崇文书院，自命为“西湖长”。

王文冶擅长诗文，精于音律，笃信佛教，精研释典。他的书法以行书最为擅长，堪与刘墉并肩，世称“浓墨宰相，淡墨探花”。其行书初学米元章、董香光，后直法二王，兼学张即之、李北海，每以侧媚取势且非常注重用墨技巧。与刘墉喜用浓墨相反，王文治善用淡墨，借以表现萧疏秀逸之神韵。对他的书法，历来褒贬不一，褒者誉之“秀逸天成”、“风流倜傥”；贬者谓之“女郎书”、“终不庄重耳”。传世作品有《快雪堂偶然书册》、《剪水山房诗序》。

翁方纲（1733～1818），字正三，号覃溪、苏斋，北京大兴人。乾隆十七年（1752）进士，选翰林院庶吉人。再授编修，历任《四库全书》纂修官，内阁学士。

翁方纲擅长楷书、行草，偶作隶书。他的楷书初由颜字入手，后学欧、虞，一生于欧《化度寺碑》临习不辍。而行草书则于米、董处得益最多。且能严守前人法度，结体稳健，笔沉墨重。不过，翁方纲的书法总体风格偏于拘谨狭窄，有稍逊从容大度和笔墨趣味之遗憾。传世作品有《隶行二体书轴》、《录苏轼论书跋语》、《行书轴》等。

除书法外，翁方纲还是一位金石研究方面的权威，所到之处竭力搜访碑版石刻，撰有《两汉金石记》、《粤东金石略》等金石学名著。

清代的金石文字学

乾、嘉两朝不仅是帖学书法的盛极时期，也是清代学术的全盛时期。这里所说的学术，主要指考据学方面。考据学亦称之为朴学，是一门包括经典校勘、辨伪、史料搜补、文字训诂的专门学问。乾、嘉朝考据学的主要学派为乾嘉学派，它的代表人物有惠栋、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按治学方法的不同，他们又可分为两派：一派是以惠栋为代表的吴派，擅长从研究古文字人手，重视音训，以求经义；另一派是以戴震为代表的皖派，擅长“三礼”，即《周礼》、《仪礼》、《礼记》，尤精小学，治学从文字、音韵入手，了解和判断经学的含义，以独断与精辟著称。

考据学的突出成就是小学，即文字学。文字学的研究是以《说文》为中心而展开的。清一代研究《说文解字》的有200余人，其中在专题探讨方面作出贡献的有50人左右，卓然成为大家的有4人，即段玉裁、桂馥、朱骏声和王筠。

金石学是考据学的一个分支，起初服务于考证经史。发展到后来，也彪然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金石学兴起于宋代，但那时仅限于对古代金石器物的著录，清代承宋、元、明三代之学，加以发扬光大，这也是当时政治、学术风气使之然。清代金石学滥觞于顾炎武的《金石文字记》，这是一部侧重于以金石文字助经史研究的著作。继之后，有钱大昕的《潜研堂金石文字跋尾》、武亿的《授堂金石跋》、洪颐煊的《平津馆读碑记》、严可均的《铁桥金石跋》、陈介祺的《金石文字释》等。王昶所著的《金石萃编》，芸录众说，也颇似此类书籍。

乾、嘉时期研究金石碑版的学者，大致可分为三派。一派以钱大昕为代表，专重考据，以碑文内容来补证经史缺误以及金石制度本身的发展规律；一派以王昶为代表，长于搜罗著录，汇集前人考证题跋，为研究者提供检索之便；另一派则以翁方纲为代表，专门比较拓本的新旧，存字的多少，关键点画的完缺及书法的赏鉴。此外，在搜访著录金石碑版的书法家中，以黄易为代表。

考据学流风所及，掀起了历史上少有的古文字热。文字学、金石学的研究启发了书法家的思路。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加深了对古文字真实形态的认识，尤其是已经退出实用领域的大篆、小篆等文字，不再使人陌生，识篆的人多了起来，并能全面地领略其中的风格韵味，这为篆书的复兴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只有在这样一个对篆书充满普遍关怀的大环境里，这种被时间隔绝已久的书体才能得以重现光彩。二是拓宽了书法家的视野和师法对象，激发了他们对篆、隶书体学习、创作的热情，从而促进了碑学书法的蓬勃发展。

碑学书法的发展

金农（1687～1763），字寿门，又字司农、吉金，号冬心、稽留山民、曲江外史、百研翁，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康熙四十六年（1707）到苏州，读书何焯家，后时常往来于扬州间。乾隆元年（1736）荐举“博学鸿词”未就。此后，饱览名山大川，考察人情风俗，足迹半海内。

金农博学多才，一生以布衣自乐。善诗词，法李商隐、陆龟蒙，能自出机杼，倾泻胸臆。又善比兴，格调奇逸。精鉴赏，喜收藏，工书画。为“扬州八怪”之一，在艺术风格上是“八怪”中最为奇特狂怪的。

在书法上，金农提倡师法北碑的自然古朴，反对“馆阁体”的雕琢做作，对帖学书风予以抵砺。其《鲁中杂诗》之一云：“会稽内史负俗姿，字学荒疏笑聘驰，耻向书家作奴婢，华山片石是吾师。”

金农的书法以隶书成就最高。其隶书早年从《夏承碑》入手，后得见《西岳华山庙碑》，于此碑反复临习，用功颇深，遂初成自家面貌。其40岁前后的隶书，全从汉碑中来，笔画依据汉隶而呈平直势态，笔力也甚为雄厚。此后，他又师法《天发神谶碑》、《国山碑》，取其点画方严、字法古奇的特征。50岁以后，金农进一步强化个人特点，截毫端作书，用扁笔侧锋作出横画宽厚、竖笔瘦削、字形竖长的一种字体，后世称之为“漆书”。金农的“漆书”是糅楷、行、草法入隶而形成的一种独造书体。他的“漆书”无论点画撇捺，均以方笔为主，追求刀味石趣，横画两端时起圭角，竖画收笔常露尖头，结体方正茂密，时长时扁，往往上大下小，常现斜势，加之用墨浓黑，与后世出土的汉简及西汉帛书，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为此，后人无不叹服他在艺术上的超人领悟力和独到的创造力。金农是清代第一位自觉地取法汉碑，发起向传统帖学书法冲击的书家，同时又是一位既能谙熟古法又能自出机杼的成功者。金农于碑学书法的意义是深远的。传世作品有《相鹤经轴》、《画佛题记》、《临华山庙碑轴》、《临乙瑛碑轴》等。

郑燮（1693～1765），字克柔，号板桥、板桥居士，江苏兴化人。乾隆元年（1736）进士，六年任山东范县知县。十一年自范县调署潍县。十八年因助农民诉讼及办理赈济得罪地方豪绅大吏，被解职。

郑板桥少颖悟，读书饶别解。家贫，但落拓不羁，有狂名。善诗、词、曲及书札散文，以诗、书、画“三绝”著称于世。做官前后均居扬州卖画，为“扬州八怪”之一。所作写意兰竹，体貌疏朗，笔力劲峭，趣在法外。

郑板桥的书法，最让后人称赞不已的是他戛戛独造、惊世骇俗的“六分半书”。他的“六分半书”是以隶书为基础，掺杂真、草、篆而形成的一种新书体。关于“六分半书”名称的来历，众说纷纭，不尽相同，大概的分歧在于各体所占比例的分配上。板桥于书法的学习，主要侧重于碑学一路，他说：“字学汉魏，崔、蔡、钟繇。古碑断碣，刻意搜求。”（《板桥集诗抄》）早年在焦山读书时，板桥就对《瘗鹤铭》情有独钟，后来在山东范县、潍县等地为官数十年间，对汉魏以来的碑石更是广泛搜集、精心摹追，从而积淀了丰厚的碑学基础。同时，他又非常敬重苏东坡、黄山谷、徐青藤等前贤。东坡圆实厚重的点画、青藤乱石铺街似的章法以及山谷提按颤抖的用笔、斜昂取势的线条，无不对其书风的形成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大约板桥50岁以后，也就是他潍县去官，“而今再种扬州竹”后的十多年时间里，其书法渐臻化境，冶真、草、隶、篆为一炉。此时他独创的“六分半书”已是“别为一格，如秋花倚石，野鹤戛烟，自然成趣，时称板桥体，多效之者，然弗能似也”（牛应之《雨窗消意录》）。对郑板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傅抱石《郑板桥试论》中给予他高度的赞扬：“这不但在当时，是一种大胆的惊人的变化，就是几千年来也从未见过像他这样自我创造形成一派的。”传世作品有《新修城隍庙碑记》、《剑南诗轴》、《判词册》、《酒罄君莫沽诗轴》、《书曹操观沧海诗》等。

邓石如（1743～1805），初名琰，字石如，因避仁宗琰讳，遂以字行，更字顽伯，号完白山人、龙山樵长等，安徽怀宁人。

邓石如一生布衣，以鬻书刻印自给，擅长篆刻，刀法苍劲浑朴，婀娜多姿，成就突出，世称“邓派”，亦称“皖派”，对晚清吴熙载、赵之谦、吴昌硕等篆刻家影响甚大。

邓石如是清代碑学思潮兴起后第一位全面实践和体现碑学主张的书法家，他不仅发展了篆、隶古体，也为圈于帖学中的楷、行、草书开辟了一条新路。

邓石如最初在其父邓一枝的影响下，学习篆书和制印。弱冠后，便走上了专业篆刻家的道路。二十七八岁前后，石如因之在寿州遇见当时著名书家梁。粱氏认为其书虽笔势浑厚，但未谙古法。于是，就介绍他去江左望族梅家学习。梅家收藏秦汉以来金石拓本甚丰，石如得以饱览大量古代石刻拓片。从此，他每日昧爽起，研墨盈盘，予夜分墨尽乃就寝，寒暑不辍”（包世臣《艺舟双楫·邓石如传》），于“《石鼓文》、李斯《峄山碑》、《泰山刻石》、《汉开毋石阙》、《敦煌太守碑》、皇象《天发神谶碑》、李阳冰《城隍庙碑》、《三坟记》等，每种临摹各百本。又苦篆体不备，手写《说文解字》二十本，半年而毕。复旁搜三代钟鼎及泰汉瓦当碑额，以纵其势，博其趣”（《艺舟双楫·邓石如传》）。经过五年的系统学习，邓石如对篆书有了深刻的认识和体会。之后，他又用三年时间倾心于隶书的研习，“临《史晨前后碑》、《华山碑》、《自石神君》、《张迁》、《潘校官》、《孔羡》、《受禅》、《大飨》各五十本”（《艺舟双楫·邓石如传》）。当他离开金陵梅家时，不仅书艺突飞猛进，而且交游范围也扩展了很多，见识更是为之大增。乾隆五十五年（1790），在户部尚书曹文埴的邀请下，邓石如来到北京。当朝大书家刘墉等见到他的作品后，大为称赞并为之宣传，一时名动公卿。至此，石如没有停止艺术追求，一如既往地孜孜以求，并倾心于篆、隶相应、众体互生的努力。

历代作小篆者，均奉“二李”为圭臬。邓石如则不限于此，他广泛地学习石鼓文、汉碑额等，叉得史籀纵横阖辟之妙，进而形成自己的风貌。邓石如的篆书，峭拔遒劲，肉腴血畅，圆润相兼；在结构上，变秦篆偏方结体为狭长，改上下均匀为上紧下松，疏可走马，密不透风；在用笔上，以隶法作篆，铺毫直行，裹锋而转，杀锋以取劲折，具有非常明显的提按起倒变化，一改数百年来截毫写篆以求平整的传统。为此，后人对之评价甚高，康有为称其为“集篆之大成”、“篆法之有邓石如，犹儒家有孟子”，后世作篆者，莫不尊邓为典范。

邓石如对他的隶书非常自信，自称：“吾篆未及阳冰，丽分不减梁鹄。”邓氏作隶，喜以篆法为之，杂以魏碑笔意，打破传统隶书于字法、笔法和章法上长期不变的定式。其隶书体方笔圆，遵丽淳质；笔画转折处，多有篆意，圆活流畅；章法布局上，纵向结体，横向取势，开张纵逸豪迈洒脱。邓石如的隶书能够从举世描摹汉碑形貌中脱颖而出，透过刀刻墨拓的掩盖和经久风化的侵蚀来发掘汉隶的精神所在，于后世具有独开气象的意义。

此外，邓石如还擅长楷书和行草书。他的楷书得力于北朝碑志刻石一路，点画饱满丰厚，结体工整沉稳，下笔斩钉截铁，收笔多用出锋，有踔厉风发之势。其行草则常以篆隶、魏碑笔意为之，用笔翻飞绞转，气势磅礴，变化多端，所不足之处在于略逊虚和遵丽，故包世臣云：“尚留片席，使后来者自择所处。”

邓石如传世作品颇多，有《文轴》、《七言诗轴》、《游五园诗轴》、《白氏草堂记》、《文心雕龙轴》、《宋敖陶孙评隶书屏》、《周铭横披》、《海为龙世界联》、《沧海三十七字联》等。

伊秉绶（1754～1815），字组似，号墨卿、墨庵，福建汀州（今长汀）人，人称“伊汀州”，伊朝栋之子。幼禀庭训，又从阴承芳、李光地、蔡世远游。乾隆五十四年（1789）进士，历官刑部主事、惠州知府、扬州知府，以廉吏善政著称。卒后，扬州人将其附祀于宋欧阳修、苏轼及清汪士祯“三贤祠”中，称“四贤祠”，足见其声誉之高。

伊秉绶工诗文，精理学；能篆刻，喜绘画。所作山水、墨梅，不拘泥成法，简淡秀逸。

他的书法不论篆、隶、楷、行草都有独特的面目，尤以善隶著称于世。梁章钜《退庵随笔》云：“墨卿遥接汉隶真传，能拓汉隶而大之，愈大愈壮。”

伊秉绶早年得刘墉、翁方纲等大家指授，临习晋、唐楷书，于颜字心印尤深。而立之后，在王文端相国家中任幕僚，其间得以饱览珍秘，于是刻意揣摹临写，受益匪浅。从伊秉绶遗世的汉碑临作款识中可以了解到，他在40岁前曾广泛地临习过《裴岑》、《韩仁》、《尹宙》、《孔宙》、《乙瑛》、《衡方》、《张迁》等碑，但这些临摹作品与原碑字形结构出入甚大，他的那种富有装饰性的隶书风格，大约初成于这个时期。由此可见，伊氏对汉碑的学习，只是从获取朴茂简远的艺术效果的角度出发，对它们进行领略性地吸收把握，将此作为一种汲取金石气的手段罢了。在40岁后的数十年间，伊秉绶仕途坎坷，这反而促使他沉下心来致力于书法的研究。50岁以后，伊氏生活在当时人文荟萃的扬州，与“扬州八怪”交谊甚厚，其间常常相互切磋。至此，书艺大成。伊秉绶的隶书气势磅礴，个性强烈。字形结构往往扁、方兼用，所有笔画皆概括成直线、弯孤和圆点三种形态，洗练简洁，又常常四角撑满，极富张力。观其书，表面上不似某家某碑，如横空而出，无所依傍，一切都显得那么平淡无奇；然却最得汉碑博大雄厚之妙。传世作品有《五字横幅》、《变化气质联》、《由来意气合联》、《魏舒传语轴》、《三千余年上下古联》等。

伊秉绶的行草书成就也很高。其行草结字时杂篆、楷人之，明显受颜氏《裴将军诗》等帖的影响；而章法上，行间宽绰，字不相连等特点，又体现出其早年师从刘墉的一面。总之，伊秉绶的行草能兼收博取，自抒新意，给人一种超凡脱俗的感受。

乾、嘉期间，从事篆、隶研究、创作的书家，人才济济，数倍于前。除以上诸家外，还有“西泠八家”中的丁敬、黄易、陈鸿寿、赵之琛，“扬州八怪”中的高风翰、杨法，研究文字学的钱坫、洪亮吉、孙星衍等。他们虽在篆、隶的笔墨技巧、风格取向等方面，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但于理论和实践上的参与，对繁荣和提高篆、隶书水平，促进碑派书法的全面发展，还是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