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前期书法

清初的书坛，延续着晚明革新的潮流，并基本上由明降臣和明遗民继续保持和传承。王铎、傅山无疑是其中的突出代表者，他们与张瑞图、黄道周、倪元璐等波澜相沿，以强烈的个性抒发，创造出了大量惊世骇俗的巨制佳作。然而，这种带有自由和叛逆色彩的追求与清初政治的需要显然是很不和谐，因此随着清政权的逐步稳固和思想文化控制的日益加强，尤其到康熙以后，这种狂放不羁的个性书风逐渐趋于泯灭。

倒是明末集帖学大成的董其昌，因康熙皇帝的推重，反而成为清一代大放光彩、炙手可热的人物。一时朝野上下趋之若鹜，以承帝意，并最终导致以董氏为宗的帖学书法走上了馆阁体的道路，变为干禄的工具而式微。

与此同时，由顾炎武开创，朱彝尊、黄易等人发展的考据学，作为经史校勘的补助，使残存于各地的金石碑文日益受到学者、书家的重视，并得到大规模的搜访和发掘，从而揭开了清代碑学书法理论和实践的序幕。

王铎与清初书法

王铎（1592～1652），字觉斯，号嵩樵、十樵、石樵、烟潭渔叟等，河南孟津人。明天启二年（1622）进士，崇祯十七年（1644）授礼部尚书，清顺治二年（1645）降清后，官至礼部尚书，掌管弘文院事，后任太宗实录副总裁并加太子太保。

王铎博古好学，工诗文、书画。山水宗荆浩、关仝，所作丘壑，皴擦不多，沈沈丰尉，气势伟峻。其兰竹梅石则潇洒逸致有象外之意。

王铎是明末清初书坛革新派的中坚人物。他自幼学书，由《圣教序》入手，在此基础上，广采博收，尤对“二王”流派情有独钟，曾云：“《淳化》、《圣教》、《褚兰亭》，予寝处焉！”（王铎之宋榻《圣教序》跋）。从天启中到崇祯初，王铎供奉翰林院，内府收藏得以饱览，他不仅能看到《淳化阁帖》的多种善体，还能看到大量的宋元名迹。经过长年累月的研究、临习，对魏晋书法，尤其是二王法书，王铎甚至可以做到“如灯取影，不失毫发”的地步。然也就在此期间，他又忽然发现，最得二王精神的是宋人米芾。在跋米书《吴江舟中诗卷》中，王铎说：“米芾书本羲、献，纵横飘忽，飞仙哉！深得《兰亭》法不规规摹拟，予为焚香寝卧其下。”从此，他选择了米字作为自己深入传统的切入点和树立个人风格的突破口，借以直窥二王堂奥。在师法米书的过程中，王铎将自己领悟到的米芾“不规规摹拟”之精神，付诸于一种创造性的努力，把米书以“刷”字为特征的用笔纳入到自家中锋绞转之中，以墨的流动与涨渖来制造点线与墨块的对比，纵而能敛，势若不尽。崇祯末年，50多岁的王铎，书风已逐渐走向成熟。这也印证了他的好友黄道周的预言：“行草近推王觉斯，觉斯方盛年，看其五十白化，如欲骨力嶙峋，筋肉辅茂，俯仰操纵，俱不由人。”（黄道周《书品论》）晚年的王铎，其书已臻炉火纯青的境界。一方面，他虽居清廷高位，但实际上并未取得信任和重用，其郁闷的心情可想而知，惟寄情翰墨，聊以自慰；另一方面，王铎的一生从未间断过对古代书迹的临习，尤其到晚年，更是“一日临帖，一日应请索”，如此孜孜不倦，终身以求。

在王铎所能的各体书中，以行书、草书最为世人瞩目。从他的行书作品中，虽可明显地看出竭力摆脱米书影响的努力，但那种沉着痛快的气势、欹侧跳宕的结构以及笔画粗细对比的程度，又使人深深地感受到米芾的胎息。倒是他的巨幅草书立轴和长卷，如《自作五律诗》等作品，以浓重焦渴之墨、风卷残云之笔，以圆转贯其气，以折锋刚其势；或迟涩与流畅相辅相成，或爽利与浑厚融为一体，骨力既重，风神自生，具有超强的艺术感染力。

王铎是位高产书家，作品留传甚多，除大量墨迹外，尚有《拟山圆帖》、《琅华馆帖》及《柏香帖》等刻帖传世。代表作有《五言古诗轴》、《思台州诗轴》、《临王筠寒凝帖轴》、《忆游中条语轴》、《自书诗轴》、《临豹奴帖轴》、《杜甫律诗卷》、《寄金陵天目僧诗轴》、《孟津残稿》、《石湖诗轴》等。

由明降清的大臣，除王铎外，还有钱谦益、孙承泽、吴伟业、周亮工、龚鼎孳、戴明说等人，他们在加入清政权的同时，也把汉族文化和文人士大夫的生活情趣介绍给了清廷统治者，并影响了他们对汉文化的兴趣和热爱。因而，从客观上看，这批降臣所传播的汉族文明，起到了促进中华民族大融合的积极作用。

傅山与清初书法

傅山（1607～1684），初名鼎臣，字青竹；后改名山，字青主，号丹崖翁、傅道人、真山，大笑下士等，阳曲（今山西太原）人。青主自幼聪颖过人，过目成诵。然在明朝却未考取任何功名。明亡后，着朱衣，居土穴养母。康熙十八年（1679）被举荐“博学鸿儒”科，却借口病重，坚持不赴。有司无奈，只好将之硬抬去京，至京坚卧城西古寺，以死拒不应试。遂回故里，埋首著述，78岁而终。

傅山为人耿介，气节过人。他是清初最为著名的学者之一，博通经史诸子和佛道之学，并时有新义阐发，开清代子学研究之风气；亦善书画、篆刻。此外，傅山还精通医术，尤善妇科。

在书道观上，傅山力倡真率，崇尚古朴；注重人格，反对奴气。曾痛斥赵孟书法软美浅俗，“如徐偃王之无骨”，并对董其昌也一概予以否定。针对当时赵、董书风的盛行状况，他提出“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直率毋安排”（傅山《作字示儿孙》）的“四宁四毋”主张，力挽“临池既倒之狂澜”。

明末清初，大批亡明遗民屈服于满清统治。傅山是学问志节被奉为国初第一流的人物，在他看来，这种行为简直是“巧滑轻媚”之极。他之所以不遗余力地抨击赵孟等人，显然不仅仅是一个纯个人艺术见解的问题，而是隐含着更为深刻、强烈的民族思想成分于其中。在清初四帝的全盛时期，统治未曾松弛，种种反清的思想，未能表面化，加之四帝喜好帖学，推重董、赵，无人敢于异辞。所以，傅山的书学主张虽在清初提出，却到嘉、道以后，才异时而起，并终汇成晚清书学思想之巨流。

有关傅山的书学渊源，他自己曾说：“吾八九岁即临元常，不似。少长，如《黄庭》、《曹娥》、《乐毅论》、《东方赞》、《十三行洛神》下及《破邪论》，无所不临，而无一近似者，最后写鲁公《家庙》，略得其支离，又溯而临《争座》，颇欲似之。又进而临《兰亭》，虽不得其神情，渐欲知此技之大概矣。”（傅山《家训》）如此看来，傅山天性豪迈，于法度严谨一路难于格入。可以说，对传统的把握，他远不如王铎那样精细深入，他只是在掌握书法的一般技法规则后，便放弃了对传统的依赖，完全靠出以己意的创造而形成自家的面貌。傅山书法中所表现出的放纵遵迈用笔、宕逸浑圆结字以及满纸龙蛇章法，充分地体现了他那倔强、耿直、狂放不羁的人格魅力。所以，在某种程度又可以说，傅山的书法是以强烈的人格感召力、横扫千军的气势和过人的才气，掩盖了自己在技法上的不足。

傅山的书法成就主要体现在行草书上。他的行草不以法行而由意运，不是温柔地委曲心志，而是激昂地直泄愤怀；在疾速的运笔过程中，大量地省去了折笔和提按动作，字与字之间相互连属，相互咬合，亦吐亦吞，彼此难分，使人置身于欲醒还醉，似梦非梦境界之中。传世作品有《草书轴》、《七言绝句诗》、《青羊庵七绝诗轴》、《草书诗轴》等。

在封建改制的进程中，改朝换代本是一种不可违背的历史规律，但对于深受儒家正统思想教育的、有气节的汉族知识分子来说，如果是来自异族的统治，这个现实无疑是让他们无法接受的。在这种状况下，他们或选择隐居山林市井之中，或出家人道于世尘之外，这些遗民们往往具有孤峭磊落的人格，日以诗文书画等艺术手段来慰藉自己情感上的孤独和无奈。明末遗民书家中，除傅山外，还有陈洪绶、万寿祺、昌襄、归庄、查士标、龚贤、宋曹、许友、石涛、朱耷（行草《手札十三通册之一》等人，他们基本上都有扎实的传统基础，但大多不愿为法度所限，力求自我个性的强化和发挥，因而面目各异而各具特色。这些遗民书家的客观参与，为清初书坛的繁荣，做出了功不可没的贡献。

董其昌书风的影响

康熙以后，天下一统，四海升平；政治加强，社会安定。以王铎、傅山为代表的个性派书风，逐渐淡出书坛，取而代之的是董其昌书风和学董之势蔓延朝野上下。当然，这与康熙帝推崇董书以及他自己身体力行的作用不无关系。

康熙（1654～1722），名玄烨，8岁即位，16岁亲政，在位61年。他重视文化建设，实行科举制，积极选用汉人并组织编纂了《明史》、《古今图书集成》、《全唐诗》、《佩文韵府》、《康熙字典》等大型图书。同时，康熙并不忽略汉人的反抗，对于抱有反清思想的知识分子，施行文字狱，以图控制言论。

康熙本人喜好书法并以专学董书的沈荃为师，受沈氏影响，极力推崇董其昌书艺。上行下效，书法依傍董其昌者，不仅在科举考时被录取的机会较大，而且在仕途上也比他人更为顺畅。在这种急功近利作用充分体现的背景下，书法艺术难免不走向甜俗妍媚、千篇一式的极端。因而，其艺术品质也由此被荡涤殆尽。清乾隆以后的“馆阁体”就是典型的例子，“馆阁体”又称“干禄书”、“院体”，与明代的“台阁体”异名而同质。狭义地讲，专指用于科举考试或馆阁笔翰的小楷书册，追求“乌、方、光”，千人一面，状如算子，毫无生气变化可言；广义地说，则不限于小楷，上至天子亲王，中及名公大臣，下逮科举士子，大凡缺乏个性，“平、板、圆、匀”的行楷帖学书体，皆可归于“馆阁体”之属。“馆阁体”固然缺乏个性和生动的变化，但它所蕴涵的雍容、平和的气局，则不能简单地予以全盘否定。在它形成初期，也出现了一批优秀的书法家，如清初的沈荃、陈奕禧，康熙时代并称四大家的笪重光、姜宸英、汪士铉、何焯以及康、乾间的张照、汪由敦等。

沈荃是明初著名书家沈粲的后人，善学同乡前辈董其昌的书法，又是康熙的老师，在当时书名很大；陈奕禧学董书，几能乱真，但专取姿致，妍媚而腕弱；笪重光虽说是宗法苏、米，但其书也颇有董氏身影；姜宸英学习米、董之法，晚年书法多有董书遗韵；汪士学赵、褚，以瘦劲疏朗见长，康熙称之为国朝第一；何焯以蝇头小楷而名世，所作行草依然不脱董法；汪由敦学董、赵、褚，自成清劲圆润的格局；至于张照，康有为《广艺舟双楫》评曰：“国朝之帖学，荟萃于得天（张照）、石庵（刘墉）。”

张照（1691～1745），初名默，字得天，号泾南、天瓶斋、南华山人等。华亭（今上海松江）人。康熙四十八年（1709）进士，直南书房，内阁学士，刑部左侍郎。后因失职罪夺职下狱。雍正十一年（1733）官刑部尚书。十三年为抚定苗疆大臣，因反改土归流，被革职。乾隆七年（1742），复任刑部尚书。谥文敏。

张照书法，远师颜、米，近接赵、董，尤得力于董；师之化之，最终跳出董氏门庭，自成一体，形成天骨开张，气魄深厚的格局。《圣祖御制诗》云：“书有米之雄，而无米之略，复有董之整，而无董之弱。羲之后一人，舍照谁能若。即今观其迹，宛似成于昨，精神贯注深，非人所能学。”赵、董死后均谥文敏，张照身后，也谥“文敏”；更有甚者，乾隆的御书匾额和书画题跋多由张氏代笔，其在帝王心目中地位之高，由此可见。张照的传世书体多以行楷和行草为主，有《鹊桥仙词》、《行书诗稿》等。

碑学书法的发端

清初书法另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金石碑学在此际初露端倪。一方面，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汉族知识分子，在武装反清复明失败的大势下，潜心学术，继以维护汉文化的正统地位；另一方面，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文字狱不断，尤其是雍正帝采取严酷的独裁统治，压迫汉族知识分子，实行禁书并大兴文字狱，迫使汉人学士的治学方向转移到考据学方面。考据学的兴起，带动了文字学、金石学的发展。清初，在顾炎武、阎若璩、朱彝尊、黄宗羲等学者影响下所出现的金石学研究及访碑风气，也波及书法界，受金石搜访和发掘的刺激，碑碣类文字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一时激起了很多书家对隶篆研究、学习的浓厚兴趣，碑学运动由此揭开序幕。碑学书法的发端是从以郑簋为代表的隶书家首先开始，并由隶到篆而逐步展开的。

郑簋（1622～1693），字汝器，号谷口、谷口农，上元（今南京）人。以行医为业，康熙十五年（1676）到北京行医，朱彝尊赠以长歌。二十年在南京与王概、王蓍补得《天发神谶碑》30字，著《天花神谶碑补考》。

郑簋一生致力于隶书的研究和实践。其隶书初从明人宋珏入手，学了20年，深感“日就支离，去古渐远。深悔从前不求原本，乃学汉碑，始知朴而自古，拙而自奇”（张在辛《隶法琐言》）。于是，康熙初年，郑簋北上山东、河北一带寻访古刻，摹拓汉碑，“沉酣其中者三十馀年，溯流穷源，久而久之，自得真古拙、趄奇怪之妙。”（《隶法琐言》）元、明书家包括清初王时敏、傅山等人的隶书，几乎都以唐人为法，用笔平直古板，结字平正均匀且喜寻奇觅怪，带有很强的楷法特征。郑簋的隶书则一扫前人旧习，字形结构依据汉隶，用笔兼杂草法，绮丽飘逸又不失高古沉穆，以一种推陈出新的风貌出现在清初书法，发清一代碑学运动之先声。传世作品有《贺铸浣溪纱词轴》、《韩愈诗轴》、《剑南诗轴》等。

万经（1659～1741），字授一，号九沙，浙江鄞县（今宁波）人。康熙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视学黔中因事罢归，后召举博学鸿儒及荐修《三礼》，皆以老不赴。

万经擅长隶书，得汉碑古朴浑穆之气，钱林《文献徵存录》评其书曰：“经善隶书，得郑谷口之妙。”有《七言诗轴》等作品传世。除书法实践外，万经还著有《分隶偶存》二卷，这部书不仅辑录了汉代以来各家书论中有关隶书和八分的记述，而且还将汉、唐隶书的特点予以总结对比，对当时隶书的学习和研究，有很高的理论价值。

王澍（1668～1743），字若林、若霖、林，号虚舟、竹云、二泉寓客，江苏金坛人。康熙五十一年（1712）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编修。六十年考选户科给事中，又以工书法而充《五经》篆文馆总裁官。累迁吏部员外郎，后因葬亲乞假归。

王澍通鉴古，工书法。楷书法欧阳洵，篆书法李斯、李阳冰，为清代以篆书知名的第一位书家。《清史》列传云：“论者谓其书在米芾、黄伯思、顾从义三家之上。”他的篆书基本保留“二李”篆法的特征，结字严谨工整，分布均匀对称，在圆润婉转的基础上，又综合地运用平、斜直线，产生方形、三角形空间作呼应，故其篆书尤显清劲爽利。传世作品有《酒德颂》、《谦卦篆辞轴》、《汉尚方镜铭》等。

另外，王澍在书法理论上，也颇有建树。其论多抑帖扬碑，斥清初崇董风气为“董家恶习”，提倡学书应从篆、隶入手，这对乾隆以后的许多书家持有篆隶为本的思想，起了一个重要的先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