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和大曲的艺术特色与演变

在汉魏时期，相和歌有了非常鲜明的艺术特色，并非所有汉代歌舞都是相和大曲，只有汉代乐府中搜集的最有名的歌曲形式才叫做相和大曲。

在汉代相和歌中，打击节奏的乐器是必不可少的，在表演过程中是由演唱者自己敲击的。汉代相和乐中常用到三种调式。

史书《旧唐书·音乐志》中记载：

平调、清调、瑟调，皆周房中曲之遗声也；汉世谓之三调。又有楚调、侧调。楚调者，汉房中乐也，高帝乐楚声，故房中乐皆楚声也。侧调生于楚调，与前三调总谓之相和调。

据此可知，汉代相和乐已经明确具有几种不同的调高，并记明哪首乐曲属哪个调，确立调名的歌舞曲，这是在汉代相和乐中才有的。

相和乐的5个基本调名叫平调、瑟调、清调、楚调和侧调。其中前面三调在晋代以后为清商乐专用，又称“清商三调”。

平调以黄钟为宫，所以平调就是正调的意思，也就是基本调。瑟调和清调，分别是平调的下四度和上四度调，它们是在乐器上最易转换的近关系调。但是在笛上，这3个调的名称并不相同。

平调，笛上称正声调；瑟调，笛上称下征调；清调，笛上称清角之调。以正声调为标准，其他调的五音中的宫音，相当于正声调的什么音，就叫什么调。

相和歌的发展脉络十分清晰，最初是清唱、无伴奏徒歌，然后发展成有伴唱而无伴奏，又经过发展，成为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相和歌，最后最终成为真正的大型歌舞相和大曲。

汉代初期的相和歌，几乎全部是来自街头巷尾、田间地头的“徒歌”。徒歌是相和歌的原始表演形式，徒歌只是民歌的清唱，并没有伴奏、也没有帮腔，后来它演变成了“但歌”，史书《晋书·乐志》中记载：

但歌四曲，自汉世无弦节，作伎最先倡；一人唱，三人和。

但歌也称为“讴”，仍然没有伴奏。徒歌和但歌的结构一般情况下较为简单，大都是由单个的“曲”组成。“曲一般保持着民歌“有辞有声”的本色，“辞”即是歌词。“声”是衬腔所唱的虚词，如“羊、吾、夷、伊、那、阿、”之类“。

但歌再进一步发展，就形成了用弹弦乐器和吹管乐器伴奏、一人边演唱边击着一种叫“节”的节拍乐器的“相和歌”。

所谓“丝竹更相和，执节者歌”，这才成为名副其实的相和歌，这是一种成熟的乐歌形式。相和歌中所使用的乐器，从其得名的由来进行推测，至少应该有“丝竹”与“节”。

其伴奏的丝竹乐器主要有笛、笙、琴、筝、瑟、琵琶等6种，琵琶可能是指阮，而“节”则是一种节奏乐器，它与先秦以“相”为节奏乐器的说唱歌曲有着一定前承关系。

先秦音乐中有以“相”伴奏的劳动歌曲。“相”是由舂米、筑墙、夯土的劳动工具发展而成的击节乐器。在《礼记·曲礼》中有：“邻有丧，舂不相”的记载。

战国时的荀子的《成相篇》呈现为有规律的节奏性特点，为我国说唱音乐的远祖，说明了以“相”为伴奏的歌谣在当时的流行情况。

汉代相和歌的表演场所主要是在宫廷的“朝会”、“置酒”等场合演唱。其作品大概可分为三类，一类是前代旧曲，如《采菱》、《今有人》等。这些歌曲原来是在战国时期就流行的楚地民歌或歌舞曲。

另一类是当时贵族的吟唱曲，反映了贵族对人生的追求。再一类是当时的民间创作的歌曲，如《妇病行》等，不同程度地反映了劳动人民的思想和愿望。

相和歌在进一步的发展中，逐渐与舞蹈、器乐表演相结合，又经过专业音乐家不断加工改编，形成了具有歌舞性质的“相和大曲”。

它是一种集诗、乐、舞于一体的乐舞形式的综合艺术，基本上是器乐演奏、歌诗演唱和舞蹈表演兼而有之。伴奏乐器有笙、笛、节、琴、瑟、琵琶等多种乐器，保留了相和歌初有的节奏性强的艺术特点。

后来相和大曲又脱离歌舞，成为纯器乐合奏曲，称作“但曲”。但曲和大曲是相和歌的高级形式。相和大曲的曲式结构也有新发展。相和大曲的歌词大都是叙事性的，有的还相当长，如《孔雀东南飞》就是如此。

在每节歌词唱完之后，又加上了不唱的“解”。“汉代的《大曲》已是歌舞曲。它有歌唱的部分，所以有歌词，但它又有不须歌唱而只需用器乐演奏或用器乐伴奏着进行跳舞的部分，那就是“解”。

相和大曲作为相和歌的最高形式，它不但丰富发展了相和歌，而且对后世音乐也产生了深远影响。相和歌在发展成为相和大曲的同时，它本身作为艺术歌曲的这种特点也随着历史发展而发展。

相和歌的结构形式比较多样，既可以一曲到底，不分段落，也可以分两个以上段落，每个段落称为一解。结构较为大的，后来也称为大曲，大曲有时前面有相当于引子的艳段，后面有尾声性质的趋或乱段。这样的结构形式，已经可以表现比较复杂的内容或情感了。

这时的相和歌已经具备了解、艳、趋、乱四部分，成为歌唱、舞蹈、器乐三种艺术有机结合的综合性歌舞大曲。

相和歌正式乐曲可分为引、曲、大曲三类。“引”也就是“引子”。史书《宋书·乐志》中提到了古有六引，也就是《箜篌引》、《宫引》、《商引》、《角引》、《徵引》、《羽引》。但引子一般是没有歌唱的，仅是用笛子与弦乐器演奏而已。

“曲”也就是中小型的乐曲，大都是声乐曲。一般分为吟叹曲与诸调曲两类。这两类曲的具体特点一时难做定论。

据有关文献，它们均由若干解组成。从歌词来看，解相当于段。每一曲的解，可多可少，没有定规。如《白头吟》为3解，《折杨柳行》为4解，《怨诗行》为7解。

梁代学者王僧虔曾经说过：

诸调曲有辞与声两个不同的部分，辞也就是歌词，声就是衬字，如羊、吾、夷、伊、那和何等。诸调曲一般都有器乐伴奏，如果不用器乐伴奏，仅由一人唱辞，众人帮腔，则专称但歌。

作为声乐曲的相和歌，一般由单个的曲组成。个别的由曲与乱联成，如瑟调曲《妇病行》。

汉代时期的大曲，也就是当时的大型乐曲，一般都是歌舞曲，也有部分声乐曲与器乐合奏曲。一般器乐合奏专称为“但曲”。

汉代相和歌的音调特征已很难确知。据后来琴曲中所传汉魏遗音及有关记载来看，其音阶形式属新音阶，但是清角与变徵、清羽与变宫在乐曲中的转换较为突出，所谓“声和清侧”，是相和歌的主要特征之一。

相和歌的伴奏乐队，汉时无明确记载。据出土汉画像石与有关文献推测，早期有的主要用竽、瑟，后来则用筝、笛，或者采用笙、排箫、琴、瑟、筑及节鼓、鼓、悬鼓等鼓类乐器。

[旁注]

黄钟　古代十二律之一，它的声调最为宏大和响亮。在宫、商、角、徵、羽五音之中，宫属于中央。它是五音十二律的划分标志，还是五音九九八十一种变化的基础。

五音　是古代按照五度的相生顺序，从宫音开始到羽音，依次为宫、商、角、徵、羽。我国传统乐学理论对“音阶”这个概念，常分别从“音”、“律”、“声”等不同角度揭示其内涵，分别以不同的各音作为主音时，可构成不同的调式。

《旧唐书》五代后晋史官修的，是我国最早的系统记录唐代历史的一部史籍。它原名《唐书》，后来宋代欧阳修和宋祁等人编写的《新唐书》问世后，才改称《旧唐书》。《旧唐书》共200卷，包括本纪20卷，志30卷，列传150卷。因为此书的作者有条件接触到大量的唐代史料，所以此书具有很高的史实价值。

楚　春秋战国时期南方的一个诸侯国，楚人是华夏族南迁的一支，最早兴起于汉江流域的丹水和淅水交汇的淅川一带，其国君为熊氏，公元前223年楚国被秦国所灭。在浩瀚历史长河中，楚国先人用自己的勤劳与智慧创造出了无数令世人瞩目的灿烂楚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帮腔　指我国戏曲演出中，后台或场上的帮唱，用以衬托演员的唱腔，渲染舞台气氛，或叙述环境和剧中人的心情。它具有起腔定调、代替剧中人讲话，反映角色不便启齿而又不能不说的内心独白、抒发人物的内在感情、对环境的描绘和以第三者的身份对事件、人物作出评价等多种功能。

《礼记》　是古代一部重要的典章制度书籍，儒家经典之一。该书编定是西汉礼学家戴德和他的侄子戴圣。戴德选编的85篇本叫《大戴礼记》，到唐代只剩下了39篇。戴圣选编的49篇本叫《小戴礼记》，后来这个本子便盛行不衰，并由解说经文的著作逐渐成为经典，到唐代被列为“九经”之一。

《妇病行》　一首乐府古诗，属于《相和歌词·瑟调曲》。诗中通过一个病妇的家庭悲剧，描绘了汉代劳动人民在残酷的剥削压迫下，挣扎于死亡边缘的生活惨象。这正是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特色的突出表现。

《孔雀东南飞》　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叙事诗，为“古今第一首长诗”，是古代民间文学中的光辉诗篇之一，它取材于东汉献帝年间发生在庐江郡的一桩婚姻悲剧。该诗历代传唱，成为艺术创作不竭的源泉。

《宋书》　是一部记述南朝刘宋一代历史的纪传体史书。作者是梁代的沈约，该书含本纪10卷、志30卷、列传60卷，共100卷。它收录当时的诏令奏议、书札、文章等各种文献较多，保存了原始史料，有利于后代的研究。该书篇幅大，一个重要原因是很注意为当时的豪门士族立传。

《白头吟》　乐府《楚调曲》调名。传说源自司马相如与卓文君故事。后世多用此调写妇女的被遗弃，李白等诗人有以此题作的古诗。很多人认为，此诗是卓文君所写，并有千古佳话为证。

楚调　原泛指古代楚地的曲调，后为乐府相和调之一。多是指一种流行于汉魏时期的音乐种类，具有相和曲的艺术特征，属于相和曲，是相和曲五调之一。宋代郭茂倩《乐府诗集》，相和歌词类中录有《楚调曲》三卷。

画像石　汉代地下墓室、墓地祠堂、墓阙和庙阙等建筑上雕刻画像的建筑构石。所属建筑，绝大多数为丧葬礼制性建筑，因此，本质上汉画像石是一种祭祀性丧葬艺术。画像石不仅是汉代以前古典美术艺术发展的巅峰，而且对汉代以后的美术艺术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我国美术史上占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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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人认为，汉魏时期的相和歌本是民间的无伴奏徒歌，往往是一个人在唱，几个人在和，在这个基础上加上丝类、竹类乐器的伴奏，也就是丝竹交替相和，就称为相和歌了。

丝竹类伴奏乐器有琴、瑟、筝、琵琶、笛、笙和篪等，而由歌唱者敲节鼓统一节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