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我热爱中国”

埃德加·斯诺 1936 年 6 月至 10 月的红色中国之行，使他这个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新闻记者，在思想感情上起了极大的变化。他对于中国共产党，它的领导人，革命的战士、农民、牧民、工人、共青团员、儿童团员，有了真挚的热烈的感情，从而对于在革命与战争的激浪中的中国，有了深刻的正确的认识。正如斯诺为中译本《西行漫记》初版写的序文里所说：“这一本书出版之后，居然风行各国，与其说是由于这一本著作的风格和形式，倒不如说是由于这一本书的内容罢。从字面上讲起来，这一本书是我写的，这是真的。可是从最实际主义的意义来讲，这些故事却是中国革命青年们所创造，所写下的。这些革命青年们使本书所描写的故事活着。所以这一本书如果是一种正确的记录和解释，那就因为这是他们的书。而且从严格的字面上的意义来讲，这一本书的大部分也不是我写的，而是毛泽东、彭德怀、周恩来、林伯渠、徐海东、徐特立、林彪这些人——他们的斗争生活就是本书描写的对象——所口述的。此外还有毛泽东、彭德怀等人所作的长篇谈话，用春水

② 《西行漫记》第 76、374、序言第 8 页。

① 《西行漫记》序言第 9～11 页，第 406 页。

一般清澈的言辞，解释中国革命的原因和目的。还有几十篇和无名的红色战士、农民、工人、知识分子所作的对话，从这些对话里面，读者可以约略窥知他们成为不可征服的那种精神，那种力量，那种欲望，那种热情。——凡是这些，断不是一个作家所能创造出来的。这些是人类历史本身的丰富而灿烂的精华。但是这自然并不是说，共产党或红军或红军领袖，对我自己对于他们以及他们的工作的意见或印象，可以负责。因为我和共产党并无关系，而且在事实上，我从没有加入任何政党，所以这一本书绝对不能算作正式的或正统的文献。在这里我所要做的，只是把我和共产党员同在一起这些日子所看到、所听到而且所学习的一切，作一番公平的、客观的无党派之见的报告。”①

基于这种认识，也因为这个缘故，斯诺在与中国共产党人的接触中，思想得到了升华，认识产生了飞跃。他写道：“历史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而我们每一个人又是历史的一部分。”他自己确实受了中国历史的影响。他开始懂得世界各地人民受压迫的原因。他把自己的贫苦出身同中国人民的贫困生活联系在一起，并开始把自己同全世界人民的革命斗争联系起来。是中国使他在政治上成熟起来。从此，他对中国人民，对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在此以后的岁月里，他用了他后半生的几乎全部精力，对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作了深入持久的考察和报道。

1939 年，他又一次到了延安，再次和毛泽东进行了谈话。这些对话后来在《密勒氏评论报》发表了。1941 年斯诺对于皖南事变作了如实的报道，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打击，被迫离开中国。1942～1943 年他又来过一次中国。在麦卡锡主义控制的时期，美国联邦调查局把他看作危险分子，不容许报刊发表斯诺的文章，他被迫迁居瑞士。他的护照也禁止去中国旅行。但他并没灰心，仍怀着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写成并出版了《红色中国杂记》（1957 年出版）《复始之旅》（1959 年出版）两本书，热情讴歌了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直到 1960 年 6 月，他得到我国领事馆的单独签证，才第一次来到解放后的新中国，和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进行了会谈。他把与两位伟人的谈话和观后感，写进了《今日红色中国》（1962 年出版）中。1964 年到 1965 年初，他再一次访问中国，毛泽东主席又接见了他。1970 年 10 月斯诺同洛伊斯·惠勒·斯诺夫人一同来华，国庆节在天安门上同毛泽东、周恩来会了面。12 月 18 日他和毛泽东进行了长时间的也是最后一次的谈话。

假如说，《西行漫记》以及斯诺其他关于中国著作是中美人民友谊的催化剂，那么就中美两国关系来说，他是第一个报春的燕子。

1972 年 2 月，斯诺刚回到瑞士不久，美国乒乓球队第一次应邀访问北京，揭开了中美友好的新篇章。尼克松总统来华的时候，斯诺准备以记者身份，再一次作中国之行。由于病魔缠身，未能如愿。1972 年 2 月 15 日上午 2 点

20 分，埃德加·斯诺与世长辞了。

当斯诺不幸病逝的消息传来，毛泽东主席于 1972 年 2 月 16 日即向斯诺夫人发去唁电：“获悉埃德加·斯诺先生不幸病逝，我谨向你表示沉痛的哀悼和亲切的慰问。斯诺先生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他一生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将永远活在

① 《西行漫记》序言第 7～8 页。

中国人民心中。”①周恩来、宋庆龄等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向斯诺夫人发了类似的电文。“中国人民的朋友”、“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对斯诺毕生致力于中美两国人民之间友谊的充分肯定，也是对他的最恰当的评价，充分表达了中国人民的心声。

斯诺在弥留之际，他在病中用生命的最后力量，面对中国派去的以马海德医生为首的医疗小组，说出了一句发自心底的话：“我热爱中国。”

“我热爱中国”，这是斯诺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感情的真实流露，也是他毕生研究中国问题的所得。这种感情，在他当年去西北与毛泽东等共产党人接触时产生过；在他被国民党驱逐时掩藏过；在他再次踏上新中国领土时荡漾过。实际上，他早已把伟大的中国当作了他的第二故乡。因此，他留下了这样的遗嘱：把他的骨灰的一部分，安葬在北京大学内，即前燕京大学的校园里。

1973 年 10 月 19 日，中国在北京大学举行仪式，斯诺夫人、中国共产党和国家领导人参加，埃德加·斯诺的骨灰被安葬在北京大学景色秀丽的未名湖畔。这是适当的。这里是他 1936 年去西北探险采访的出发点，也是他 1937 年写作《西行漫记》的地方。

埃德加·斯诺将和他的名著《西行漫记》一起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