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侨居英国

1928 年，玻恩在讲授光学课程的过程中，着手写一部关于光学方面的教科书，结果写成了一部光学巨著，即《光学原理——光的传播、干涉和衍射的电磁理论》。这本书在麦克斯韦方程经典电磁理论范围内系统地讨论了光波传播的各个基本规律，包括反射、折射、色散、干涉、衍射以及晶体光学等，几何光学也作为极根情况（波长λ→0）而纳入麦克斯韦方程系统，同时也讨论了象差的衍射理论。这部巨著于 1933 年出版，并很快作为教科书被采用。

相对平静的 20 年代告终了，1929 年美国经济上的大灾难以后，希特勒和纳粹在德国掌握了政权。希特勒实行的一系列种族歧视政策令犹太种族的许多科学家感到恐怖，玻恩知道在德国安安静静地研究物理学已经没有希望了。1933 年 4 月，麦克斯·玻恩被停止了他在戈丁根大学物理研究所的领导职务，他不久前出版的那部光学教科书也被禁止采用。这时，薛定谔劝他到国外去。玻恩和他的亲人于 1933 年 5 月离开法西斯德国，在意大利南部帝罗尔的多洛米特找到了一个避难所。他在德国的私人财产也被没收。在多洛米特的寂寞生活中，玻恩产生了一个想法，即把麦克斯韦的电磁场理论非线性化，因为在电磁场里，点电荷本能的能量（电磁质量）是有限的。他就按这个想法工作和讲演。他同波兰的利奥波德·英费尔德合作进行了这项工作。结果，这个所谓的玻恩—英费尔德理论消失了，因为它不能同量子理论相一致。

在意大利居住后不久，玻恩收到了去各国许多地方的邀请。其中之一是到英国的剑桥，玻恩接受了这个邀请，很快他们一家迁往英国。

剑桥是玻恩非常熟悉的地方，他曾于 1907 年在剑桥的冈维尔和凯厄斯学

院学习过 6 个月，对这里的人民和美丽的风光有着深刻印象，这是玻恩在许多邀请书中选择剑桥作为新的落脚点的重要原因。

在剑桥的圣约翰学院，玻恩的老朋友保罗·迪拉克是那里的一个研究员， 剑桥大学授予玻恩文学硕士学位和斯托克斯讲师的学衔。玻恩在此以讲师的职位开始了工作。这是不能同他在戈丁根的物理研究所的领导职位相比拟

的。这位世界著名的年届 50 的科学家，几乎返回了四分之一世纪以前他开始教学生活之初的状况，但是玻恩毫无怨言，而且他为能在开文迪许实验室里接近卢瑟福、威尔逊、阿斯顿、查德威克、福勒、奥利芬特、科克罗夫特和其他许多第一流的物理学家，并能获得非常重要的经验而感到高兴。

在这一时期，玻恩出版了一本教科书《原子物理学》和一本通俗著作《不息的宇宙》。

尽管被驱逐出自己的祖国使玻恩和他的妻子很难过，但随着德国政治的发展，大批犹太人惨遭纳粹的杀害，法西斯主义在德国泛滥，玻恩夫妇把这种强迫移居看成是一种恩典，他们逃离了法西斯的魔掌。因此，玻恩夫妇在

剑桥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帮助在德国的犹太人移居国外，但玻恩的许多亲戚和朋友都在纳粹集中营里死去或自杀了。在剑桥，玻恩经历了一件难以忘却的事情，这件事情清楚地说明了许多德国侨民的心态。当玻恩 1933 年来到剑桥时，费里茨·哈伯也在那里。他病魔缠身，因为被驱逐出祖国而悲痛欲绝。玻恩试图把他介绍给卢瑟福，但哈伯拒绝同化学战的首倡者握手。

1936 年，玻恩在剑桥的任期届满时，他收到了在班加罗尔的印度科学院院长、物理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 C·V·拉曼爵士的邀请，来到班加罗尔， 作为客座教授在拉曼研究所发表了一系列讲演。

回到剑桥以后，玻恩收到了彼得·卡皮查转交给他的一份荣誉聘书，请他在莫斯科大学任教授职务。然而，玻恩对此不能下定决心，他宁愿留在英国。在他被法西斯德国驱逐之后，是英国首先给了他友好的接待。正在此时， 爱丁堡的自然哲学（从牛顿时代起，人们习惯地称呼理论物理学为“自然哲学”，这也是当初玻恩获得的博士学位是哲学博士而不是后来的物理学博士的原因）教授，玻恩的老朋友查尔斯·高尔顿·达尔文写信给他，请他成为自己要离开的爱丁堡大学的继任者。这样，玻恩就来到了爱丁堡大学，任自然哲学教授，也就在这一年（1936），玻恩被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

1933 年，欧文·薛定谔因为痛恨法西斯主义，不愿在纳粹统治下工作， 毅然辞去了柏林大学物理系主任的职位，也来到了英国牛津，并在牛津度过了三年时光。更紧密的友谊将玻恩与薛定谔联系在一起，这两位物理学家相互访问或信件来往。他们两人一直为量子力学的解释争吵不休，薛定谔反对量子规律的统计观，而玻恩则勇气十足地断言哥本哈根学派及海森堡对量子规律的诠释是众所公认的。薛定谔在给玻恩的信中以其特有的风格抨击玻恩的这种“厚睑皮”。薛定谔写道：“他本应知道，例如普朗克、爱因斯坦、劳厄、德·罗布意是不满意这种诠释的。”玻恩反驳说：“要知道，大多数原子物理学家是同意哥本哈根学派的。”对此，薛定谔感慨地回答：“这是从什么时候起用多数票来决定科学原理的正确性呢！（当然，你可以强词夺理：至少从牛顿时代起）。”在其逝世前几周给玻恩的最后一封信中，薛定谔仍然以其常有的激昂态度同玻恩就量子力学问题进行争论，他写道：“麦克斯，你知道，我是很喜欢你的，在这一点上是不能有什么改变的。但请允许我好好地训你一顿。因此，你听着⋯⋯”玻恩就此指出：“在我们通信来往的许多年里，经常是这样：粗鲁和亲切混杂在一起，最激烈地交换意见； 但始终没有委屈之感。”对量子力学的激烈争论，丝毫没有减弱他们之间的伟大友谊。在 1961 年追悼薛定谔的悼文中，玻恩写道：“当希特勒取得政权时，薛定谔——‘亚利安人血统’的人、麦克斯·普朗克的继任者——完全不应当辞职和离开德国。但是，他辞职了，也离开了德国。我们钦佩他，因为对一个中年人来说，侨居国外决不是轻松的事儿。可是，他甚至不愿意听留在德国的话。他走了，因为人们不让他安静，并要求他从事政治。就是到了后来，当他本人的科学眼看要悲剧地卷入重大政治之中时，他依然一点也

不愿意从事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