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玻恩的哲学观点

玻恩知识渊博，多才多艺，除物理学外，他还喜欢文学、诗歌、音乐、历史、哲学等。他有相当高的文学修养，熟悉许多德国和英国的文学作品和诗歌，他还把一首十分流行的德文诗歌译成了英文。他还非常熟悉法国、意大利、俄国及其它国家的作家。他也十分热爱音乐，年青的时候钢琴弹得很好，完全可以参加室内乐的演奏，甚至和管弦乐队一起演奏。他读过许多关于历史以及当时社会经济和政治方面的书籍。至于哲学，他读的书也很多，对从古希腊直到现代的主要哲学流派都很熟悉。

玻恩本人高度重视哲学思维在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研究中的作用。在他看来，“每一个现代科学家，特别是每一个理论物理学家，都应深刻地意识到，自己的工作是同哲学思维错综地交织在一起的，要是对哲学文献没有充分的认识，他的工作就会是无效的。在我的一生中，这是一个最重要的思想。”

玻恩早年受实证主义哲学的影响很深，他在《物理学中实在性的概念》这篇论文中写道，“就最严格的意义而言，实证主义应当否定客观的、外在世界的实在性，或者至少否定任何论述客观的、外在世界的可能性。应当想到，这类看法是任何一个物理学家都不能同意的。然而，这类看法存在着，甚至被当作时髦货。几乎在每个理论家发表的文章中都有实证主义的说教。” 他鼓吹“实证主义在科学中是一股生气勃勃的力量”，是“和科学的进展齐步前进的”现代哲学体系，是“20 世纪科学的哲学”。直到晚年，他仍然强调，由于互补原理的确立和量子力学只能作出概率性的预言，使人类对微客体的认识丧失了客观性，“主观性的倾向被重新引进了物理学，而且消除不掉。”这表明，他的哲学思想的基调始终没有变，只是到晚年时他已不再直言不讳地宣扬实证主义了，而代之以自然科学家比较容易接受的实在主义哲学。

玻恩的哲学观点与辩证唯物主义有许多共同之处，他在其哲学论文中同几位苏联科学家进行了对话。他就与莫斯科的同行谢尔盖·苏沃罗夫的通信一事中写到：“我应当承认，我感到高兴的是，我同一位科学家——共产主义者直接地、友好地交换意见；在这个领域内谈论的问题相当简单和明确，至少是如果把这些问题同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诸问题比较起来的话，前者是相当简单和明确的。”

玻恩的哲学思想，同量子力学哥本哈根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玻尔的哲学思想，实质上是完全一致的。他对玻尔提出的互补原理推崇备至。他也认为，互补原理是一个普遍适用的哲学原理，不仅可以应用于量子力学，而且可以应用于自然科学的其他许多领域，甚至可以应用于意识形态领域和社会政治领域，使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种对立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相互补充。这当然是错误的。

玻恩的哲学思想很复杂，充满了矛盾，他的思想既有辩证唯物主义色彩，

又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自然科学的指导作用。他坚持物理学理论和实验紧密联系的思想，反对对物理学理论的发展采取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态度。他在戈丁根时期的一篇论文中说道：“物理学家力求研究自然中的事物，实验和理论仅为他达到目的服务，当他意识到他在每项实验中遇到的所发生的一切具有无限的复杂性时，他就会反对把某种理论看作为终极理论的任何企图。因此，他憎恨‘公理’这个词，因为在一般的用词中，这个词含有终极真理的意思。他之所以憎恨这个词，还因为他清醒地感觉到教条主义是自然科学最凶恶的敌人。他承认在我们主观之外存在着“物理实际”，这种实际以其各种变体的形式反映在物理理论中。他认为自然界中存在着新型的因果关系，任何理论都是在不断发展的。但是，他又把这些观点和唯物主义对立起来，认为这些观点是现代物理学在分析新发现（相对论、量子物理学）的基础上独立形成的，是经典的唯物主义不可能预见的。因此，他公开否认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自然科学的指导作用。他说：“很难期望大约在一百年前发展起来的马克思的观点能够给现代科学的发展带来指路明灯。”他的这种论调在一定范围内颇有些代表性，不仅在欧洲有人支持，而且在中国也有人响应。当代自然科学家中不是有许多人在向 2000 多年前的古希腊哲学请教吗？

还有一些人主张要回到大约 200 年前发展起来的康德哲学那里去。这些事实说明，当代自然科学家在创造性地发展新理论的过程中，不论自己承认不承认，愿意不愿意，都不能不借助哲学思想的光辉来照亮科学上前进的道路。玻恩十分关心科学发展的社会后果问题，也就是科学发展会把人类社会

引向何处的问题。这位科学家经常强调，物理学家，特别是发现和掌握前所未闻的自然力的原子核研究家，对待他们的研究成果的利用不能漠不关心。他曾责备自己在戈丁根时期虽然使许多原子物理学家获得了专业的教育，但是没有培养他们拥有因科学发展所产生的社会道德责任感。

1959 年玻恩在关于世界物理概观范围的报告中说道：“当我年轻的时候，不很关心应用和技术，堪称为一个纯粹的科学家。今天，这就不可能了。因为自然的研究与社会、政治生活的联系极为密切。它需要大型设备，这些设备只有从大型工业或国家那里才能得到，因此，其成果不能不让这些组织知道。尤其是，核物理、火箭技术和宇宙飞行耗费大量资金。这样，今天每一个研究者乃是他生活所在的技术和工业系统中的一个环节，他对其研究成果的合理应用也应当承担一部分责任。”

玻恩本人未曾从事核技术的研究，也未曾直接或间接地参加原子弹的研究和制造，他始终支持反对原子战争的一切主张。随着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玻恩和许多西方科学家忧心忡忡地认为，科学的发展也许已经无可挽回地摧毁了人类文明的基础。在他们看来，西方社会“道德的完全崩溃”是科学发展的“必然结果”。人类正处在深刻的危机之中，这种危机包括：灾难性的人口过剩的前景；人类生存环境的污染，资源的日益枯竭；人类伦理原则的崩溃；以及爆发战争的危险及科学技术发展的最直接的后果——军事武

器日益更新带来的灾难。因此，玻恩和许多科学家呼吁反对滥用科学发明。他一方面提倡“用物理学的方法来思考历史问题和政治问题”，天真地提出要“用民族的互补感来代替民族之间的敌意”，“在国际范围内使恨代之以爱”，另一方面，他在许多反战宣言上签名，参加贝特朗·罗素于 1963 年组织的和平基金会，还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谴责原子武装，宣传和平。他不仅是1957 年春发表反对西德原子武装呼吁书的十八位戈丁根人之一，也是反原子

屠杀委员会组织的示威游行的参加者。他自 1954 年至 1970 年的 17 年间，主要从事的就是与物理学相关的哲学问题、伦理学问题和生态、能源、人口方面的研究，以及致力于反对战争及争取和平的社会活动。

玻恩的哲学思想和观点同他所处的时代密切相关，也与他的出身及所受教育密切相关，其思想中既有精华，又有糟粕；既有合理的内核，又有必须摒弃的错误，这是正常而合乎逻辑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