瓷成精品——秦汉时期瓷器 - 古代瓷器走向成熟的汉代 - 《瓷器故乡》

古代瓷器走向成熟的汉代

汉代是瓷器手工业大发展的时期。但在西汉初期，由于长期战争，社会经济遭到极大的破坏，包括瓷器生产在内的手工业发展缓慢。

西汉瓷器装饰主要在肩部刻画的两条阴弦纹构成的装饰区间内刻画水波纹、云气纹、卷草纹、人字纹等。有的粘贴细细的泥条，压成凸弦纹，或在流动的云气之间刻画神兽、飞鸟，动感强烈，很有气势。

西汉青瓷原料中铝和铁比例提高，这就需要在较高温度中烧成，然而当时的窑炉尚未改进，从而导致汉初青瓷比不上战国青瓷，有的胎釉含铁高，瓷器颜色呈酱黄、酱褐和黑褐色，东汉发展成为黑瓷。

西汉瓷器成型用陶车手工拉坯，器身和器底分别制作，然后粘接而成。釉层普遍加厚，由于含铁量增高，釉色大多数褐绿色或酱褐色，器物内壁施一层薄釉，外壁只在口沿及肩上部施釉，腹中部和下部露胎。

西汉初期，青瓷日用器皿不多，主要是仿青铜礼器，如壶、瓿、罐、鼎、盒、钟、敦等。形制大都依照当时的青铜礼器，器型大方端庄，鼎、敦、盒的盖面和上腹施青绿或黄褐色釉，制作比较精细。

到了西汉中期，原始瓷器的面貌发生了某些变化，敦已完全被盒所取代，一些仿铜礼器的制品如鼎、盒的形状已大不如前，鼎腹很深，足很矮，有的足已缩短到鼎底贴地，变成似鼎非鼎，似盒非盒。同时施釉的部位缩小，以至于完全不上釉，其制作已不如汉初的精致、讲究。

西汉初期的瓿，平唇短直口、斜肩、扁圆浅腹、平底、底下安有三个扁平的矮足，肩部有对称的铺首双耳，耳面翘起并高出器口。上有扁圆形盖，盖面中心有捉手，便于揭取。盖沿下面做出子口，与器身吻合紧密。到西汉中期，肩部渐鼓，耳的顶端则逐步降低，与器口接近平齐，底下三足消失。

汉初的原始瓷鼎由战国时期的陶鼎演变而来，兽蹄形三足较高，附耳高翘，耳根突出。盖似半圆球形而顶面稍平，上附3个高钮，仰放时可当三足用。

西汉中期，鼎的双耳短直，兽蹄足显著变矮，逐渐与底平齐以至完全消失，盖钮也逐渐变小而成乳钉状，像个罐形。西汉晚期以后，鼎与盒等仿铜礼器不再生产。

至西汉晚期，鼎、盒一类的制品归于消失，壶、瓿、罐、钫、奁、洗、盆、勺等类日常生活用品急剧增加，生产更注重实用。

同时出现了牛、马、屋等明器。牛、马线条比较粗犷，造型艺术不高，房屋多干栏式建筑，也有筑围墙的平房和构筑堡垒的楼屋式的地主庄院，式样丰富。

西汉晚期的青瓷器以壶、瓿、罐、钫、樽、洗、盆、勺为主，已经不见仿青铜礼器。

这一时期，瓿的形体变得又高又大，敛口、宽平唇、圆球腹、肩部的双耳已大大低于器口，形如大罐。进入东汉以后，原始瓷瓿已不再生产，为印纹陶罍所代替。

自汉代以来，壶一直是各地窑口生产的大宗产品。汉初的原始瓷壶，口部微向外侈，颈部较长，器肩斜鼓，并装有人字形纹的对称双耳，腹下圈足较矮，称为圈足壶。

到西汉中期，瓷壶的口缘趋向喇叭状，颈部缩短而器腹加深，圈足更趋低矮以至变为平底。肩部附耳作半环形，也有在双耳上端贴铺首或难塑龙头的。

到了西汉晚期，壶口已明显的呈喇叭形，腹部球圆，极少发现圈足，双耳常作铺首衔环。如长沙五里牌汉墓发现的喇叭口壶，耳部配装活动的铁环，是非常罕见的。

壶耳也有作成鱼形的，或者在竖耳的上端堆贴横“S”形纹，除喇叭口壶外，还有长颈壶、蒜头壶、匏壶等不同的造型。它们的数量不多，但式样新颖别致。

汉代瓷长颈壶，是在扁圆形的壶腹上，配以修长而细圆的直颈，稳重端庄；蒜头壶则长颈球腹，颈上为形似蒜头的小口，造型别致。汉代匏壶则小口束腰，整器像上小下大的两个圆球连接而成，其状颇似葫芦。

西汉时期原始瓷器的装饰艺术，大致说来前期比较简朴，一般器物上都只饰简单的弦纹或水波纹，未见有繁复的装饰纹样。

到了西汉中期及其以后，有了简单的刻画花纹，尤其喇叭口壶和长颈壶等器物，往往在器物的口缘、颈部、器肩及上腹等部位，于醒目的凸弦纹带的区间内，分别划以水波、卷草、云气和人字纹等。

云气纹线条柔和流畅，使人如觉流云浮动，在流云之间往往还配以神兽飞鸟，画面十分生动优美，可与同时期的铜器和漆器图案相媲美。

在浙江省义乌发现的一组西汉中期原始瓷器，其装饰图样颇为特殊，如在壶的耳部堆塑鼓睛突目、两角卷曲的龙头；在瓿的腹部划有对称的两个半身人像，其下为佩璧图样，佩带穿璧作迎风飘舞状。

而且，义乌瓷瓿的耳面则印出面目狰狞、威武凶猛的武士形象，一手举剑、一手持盾，同时在盖顶堆出躯体蜷曲、毒舌前伸的蟠蛇形钮，刻画精细。这种装饰手法和题材内容，为同时期的陶瓷装饰艺术中所罕见。

西汉时期原始瓷器的制作，随着社会经济形势的发展而日趋繁盛。到西汉中晚期以后，这种既有艺术装饰而又具实用价值的原始瓷制品，不仅在当时的产地浙江和江苏一带广为流行，而且在江西、两湖、陕西、河南、安徽等地的墓葬中也有发现，表明它已成为当时人们所乐用的制品，被作为一种畅销的新颖商品的而远销外地。

进入东汉以后，原始瓷的品种和纹饰都有所变化，瓿和钫等器类已不再生产，而罐类等日常生活用器的烧造量则在急速增长，这些饮食器皿和容器的造型表明，当时原始瓷器的制作已转向经济实用。

东汉出现的新品种之一是瓷提盆，束口、鼓腹、平底，盆体宽大而稍扁，口沿安有粗壮的弯曲提手，是一种提携方便的盥洗器。

东汉原始瓷器的装饰花纹也较简单，仍旧为弦纹、水波纹和贴印铺首等几种，与原始青瓷的装饰手法无甚差异。

用泥条盘筑法成型的瓿、罍等器物，外壁拍印麻布纹、窗棂纹、网纹、杉叶纹、重线三角纹、方格纹和蝶形纹等，也与印纹硬陶的装饰图样基本相似。

因在双系罐和盘口壶的腹部，密布规则的宽弦纹，因此人们习惯地称之为“弦纹罐”和“弦纹壶”。

此外，在熏炉的腹部镂雕三角形的出烟孔，钟、洗的肩、腹部贴以铺首，五联罐的颈腹部堆塑猴子和爬虫，以及鬼灶上刻画鱼、肉图案等。灶上饰鱼、肉，既点明了它的用途，又祈求死者生活富裕常以鱼肉为食，寓意深刻。

在东汉中晚期的窑址和墓葬中，又发现有一类胎、釉呈色很深的器物，器型有五联罐、盘口壶、双系罐、碗、洗、盘、刁斗和耳杯等。

这类制品因胎料中含有较多量的铁分，在稍低的窑温下也可以使坯体达到较好的烧结状态，所以多数器物的胎骨坚硬而致密，碰击时发声清亮。

这类原始瓷器，胎呈暗红、紫或紫褐色，多数通体施釉，釉层比较丰厚且富有光泽，质坚耐用，实用价值较高。而它是一种利用铁分较高的劣质原料做成，是东汉窑业手工业者的一个创新，为东汉晚期黑釉瓷器的产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另外，在墓葬内也发现部分瓷器的胎骨较为疏松，容易破损，显然是专门用于随葬的明器。

当时所用的釉料仍然是以铁作为着色剂的石灰釉，釉的高温黏度较低，流动性较大，有较好的透明度，也容易形成蜡泪痕和聚釉现象。

在东汉以前，施釉用刷釉法，并且只在器物的口、肩等局部地方施釉。到了东汉中期开始采取浸釉法，器物大半部上釉，只是近底处无釉，釉层增厚，而且釉胎的结合也大有改进，少见脱釉现象。

东汉瓷器成型多采用快轮拉坯成器身，再粘接器底而成，器型比较规整，器壁往往留有轮旋的痕迹，而制作精细的钟、壶类器物，则在成型以后又进行修坯、补水等工序，因此表面都十分平整光滑，不见“棕眼”等缺陷。有些制作精良的原始瓷器十分接近成熟瓷器的形态。

由原始瓷发展到瓷器，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一项重大发明和创造，由于瓷器比陶器坚固耐用，清洁美观，又远比铜、漆器的造价低廉，而且原料分布极广，蕴藏丰富。各地可以因地制宜，广为烧造。

这种新兴的事物，一经出现即迅速地获得人们的喜爱，成为十分普遍的日常生活用具。此时，西汉常见的仿青铜器造型逐渐消失，日用器物罐、壶、瓶、碗、盆、盘、洗增多。

瓷碗是古代瓷业生产的大宗产品，东汉晚期平底碗的造型可分为两种形式：一种口沿细薄，深腹平底，碗壁圆弧，就像被横切开来的半球形；另一种口沿微微内敛，上腹稍微鼓起，下腹弧向内收，平底，器型较小。两种形式的碗底都微向内凹。

东汉瓷盘多属大件，器型与原始瓷盘十分相似，通常作耳杯的托盘用。盆，直口折边，上腹较直，下腹向内斜收，腹中有较为明显的折线，廓线挺健。

东汉瓷器日常用具中，比较特殊的是青瓷人形灯，高47.8厘米，灯碗成浅盘形，灯座塑成一巨人形象，人的眼、鼻都刻画出来，口部刻成方形孔，胸前抱一硕大老鼠，人的肩、手和腿上均攀爬许多老鼠，背面釉下刻“吉祥”两字。

东汉青瓷与春秋、战国、秦、西汉原始青瓷相比，质量有很大提高，通体施玻璃质釉，釉层明显加厚，有较强的光泽，透明度增强，胎釉结合紧密牢固，胎釉交界处可看到相当多的斜长石晶体自胎向釉生成并形成一个密合层，使釉层不易剥落。

湖南省东汉墓里发现一些青瓷、浅灰胎，釉层薄而均匀，釉色很淡，说明青釉如果减少含铁量，以弱还原焰焙烧，其釉色可以浅淡，即有烧出白瓷的可能性。

广东省广州东郊红花岗发现的青釉刻花三足瓷樽即为灰白色胎，釉色也非常浅淡，该樽高23厘米，口径17.7厘米，足距15厘米。

樽口内敛，圆桶形器身，直壁，平底，下承以人形三足。附圆盖，盖顶中央置一系，周围置3纽，盖面刻水波和花叶纹，器身两侧塑贴铺首并刻花草纹。

东汉瓷罐的种类相当丰富，有直口球腹的双系罐、泡菜坛和四系罐等，前两类完全承袭了原始瓷罐的形式，而四系罐最为多见。

它的形状是直口圆唇，鼓腹平底，肩部凸起，肩腹之间装有四个等距横系，系孔扁小，不便系绳，故系下内壁往往有凹窝，系的两端留有按捺的手指压痕。肩部有弦纹或水波纹，腹部常见有麻布印纹，也有通体素面的。

这种罐制作精细，造型优美，在上虞县的许多窑址和不少省市的墓葬中都有发现。

壶也是一种发现较多的器物，它的造型仍类似原始瓷壶，但也有了某些变化。那种腹部遍饰粗弦纹的作风已经少见，盘口较浅。

盘口壶是东汉时期所盛行的一种原始瓷制品，它的口颈较高，口内的盘面很小，球腹，平底，显然是由喇叭口壶演变而来。

西汉时有的喇叭口壶已在口颈交接处做出一条棱线，到东汉前期棱线更加突出，口颈斜直，初具盘口的样子，中期以后，直接变成了盘口壶。

浙江省鄞县发现的一件形体较小的青瓷壶，外形颇似战国时代楚国的陶壶，肩部有半环耳两个，并画弦纹和点线纹，底部刻隶书“王尊”两字，可能是匠师之名，也可能是买主王尊定制。

还有一件东汉瓷钟，口颈较大，腹部稍扁，下有高圈足，腹部贴有对称的铺首，显然是仿照铜钟的形式。

浙江省奉化县白杜熹平四年砖室墓发现的五联罐，颈肩贴堆纹，显然是对褐釉原始瓷五联罐的模仿。同墓发现的井，敛口、斜肩、筒腹，粘贴在肩部的扁条形绳纹交叉成网形，交叉点饰乳凸，应该是表示绳结，是一种少见的产品。

越窑这时已经形成，瓷器素以青釉制品闻名于世，但在上虞、宁波的东汉窑址中却发现它还同时烧制黑釉瓷器，此外，在湖北、江苏、安徽等地的墓葬中也曾发现黑釉瓷器。

这种黑釉瓷器的坯泥炼制不精，胳骨不及青釉瓷器细腻，器型也较为简单，以壶、罐、瓿、罍等大件器物为多，也发现有碗、洗类器物。

它们的造型和纹饰与青釉器相同，唯湖北当阳刘家冢子东汉画像石墓中发现的一件四系罐，肩部饰有一圈莲瓣纹，是佛教艺术传入我国以后在瓷器装饰上的最先反映。

器物外表所施的玻璃釉，由于釉内铁含量高，所以使釉呈现绿褐色乃至黑色。器表施釉一般不到底，器底和器壁近底处露出深紫的胎色。

瓿、罍、罐的内壁还常常涂有一层薄薄的红褐色涂料。釉层厚薄不均，常常有一条条的蜡泪痕以及在器表的低凹处聚集着很厚的釉层。由此可见，黑釉瓷的烧制，在当时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成为另一种别具一格的色釉瓷器。

这种黑釉瓷胎质较粗，用料要求不严。由于在器表施以黑褐色的深色釉，粗糙而灰黑的胎体得到覆盖，为瓷器生产扩大原料使用范围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

它导源于酱色釉原始瓷，是对酱色釉原始瓷的提高和发展。所以这种黑釉瓷器的出现，同样是汉代瓷业中的一项重要的成就。

这些也都说明，东汉时代的瓷器，从造型艺术到装饰手法，均存在着原始瓷和印纹硬陶的明显烙印，尚未形成自己特有的风格，说明它刚从原始瓷中脱胎而来，仅仅是迈出了它的头一步，然而这恰恰是划时代的一步。

[旁注]

敦　我国古代用来盛放黍、稷、粱、稻等饭食的器皿，由鼎、簋的形制结合发展而成。后来逐渐演变出盖。常为三足，有时盖也能反过来使用。产生于春秋中期，盛行于春秋晚期到战国晚期，秦代以后渐趋消失。

铺首　多指门扉上的环形饰物，大多冶兽首衔环之状。商周铜饰上早已有之。它是兽面纹样的一种，有多种造型，嘴下衔一环，用于镶嵌在门上的装饰，一般多以金属制作，作虎、螭、龟、蛇等形。后民间门扉上应用很广，为表示避祸求福，祈求神灵像兽类那样勇敢地保护自己家庭的人财安全。

葫芦　我国最早将葫芦称为瓠、匏和壶，当做容器使用。其果实剖开后称为“卺”，传统习俗新婚夫妇成礼时须用一对卺献酒，故而结婚又名“合卺”。道教认为葫芦可以凝聚气，因此使用葫芦装丹。在道教中葫芦已经超出了一般的容器，而有法器的作用。

五联罐　所谓五联罐，即在罐的口肩部位附加4个壶形小罐，加上器身的罐口构成。周围的4个罐比较矮小，而且与器腹不相贯通，这种五联罐在东吴、西晋时发展成为谷仓。

樽　古代一种温酒用具，流行于汉晋时期，主要为铅绿釉或黄釉陶器。整器应附盖，其中博山形盖较常见。隋至南宋有较精致的白瓷或青瓷制品，以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宋汝窑樽最为著名。

莲瓣纹　莲花为我国传统花卉，古名芙渠或芙蓉，从春秋战国时就曾用作饰纹。自佛教传入我国，便以莲花作为佛教标志，代表“净土”，象征“纯洁”，寓意“吉祥”。莲花因此在佛教艺术中成了主要装饰题材，在石刻、陶瓷、玉器和彩绘上到处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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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浙江省上虞县上浦小仙坛东汉晚期窑址的瓷片和窑址附近的瓷土矿中的瓷石样品分析，表明该窑场的制品，具有瓷质光泽，透光性较好，吸水率高，在1260度以上的高温下烧成。

器表通体施釉，其釉层比原始瓷显著增厚，而且有着较强的光泽度，胎釉的结合紧密牢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