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型精美的战国原始青瓷

战国时期，原始瓷的生产和使用较西周、春秋更加进步和广泛，胎泥处理更精细，火候更高，釉色更稳定，成型更先进，由前一时期的泥条的盘筑改进为多轮制成型。

这时的原始瓷胎细，致密坚硬，多为灰、灰白色，亦有紫色等。釉厚薄较均匀，多里外满釉，一般呈青色或青上泛黄，不太容易剥落。

战国原始瓷的烧成窑炉有馒头窑和龙窑，但都不太大，而且往往仍同印纹硬陶同窑烧造，并且除少数扁圆垫珠外，没见使用其他窑具，所以烧成的质量不一，战国原始瓷在当时还是一种较高档的用器。

相对精美的战国青瓷作品中，首推的是一件龙形提梁壶，高21.8厘米，小口低领，口上盖有平顶直壁带钮盖；宽肩，扁圆腹，圆底，三兽蹄形足；壶身上下满布云雷纹；中部和顶部各有一圈阳工弦纹。

龙形提梁壶身前部有龙首形流，龙首上印有勾连云纹。与之相应的壶身后部塑有一只虎形兽，兽身上有谷纹作装饰。壶身上部有一象征龙体的六方拱形提梁。提梁前端有一对螺旋状龙角；上端为两组齿形脊棱；末端有一条蛇形龙尾。

壶盖的装饰也非常别致，最外端为一圈斜线纹；紧接着是一圈较大的云雷纹；中间是一圈纽丝纹；里面又一圈小云雷纹；中心为一只捏塑的鸟形钮。

龙形提梁壶器表满涂青绿色釉，系江浙地区早期越窑产品。该壶上的动物造型装饰应代表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兽的早期雏形。壶嘴和提梁为青龙，虎形兽为白虎，鸟形钮为朱雀，扁圆形壶身为玄武。

龙形提梁壶几乎囊括了我国古代青瓷制作与装饰工艺的所有技法，它将盘、拉、粘、轹、刻、印、脱、修等技法集于一身。仅观察它们的轹坯工艺就与众不同。

与此壶同期的还有4件造型各异的战国青瓷鼎和一件青瓷洗。其中一对大鼎，高22厘米，深腹圆底，方唇，子母口，盖上分立3个双孔鸟形钮，中心置一桥形钮，上饰双勾S纹和鼓钉纹。

鼓形盖面上有五道阳工弦纹，弦纹之间满布云雷纹。鼎口下沿有一圈阳工弦纹。两壁有长方形竖耳，下有3个外撇的方棱形高足。

与上述双鼎大小相似的另外一件釜形盘口鼎。鼎上虽然没有各种装饰性花纹，但造型也十分庄重。盘形敞口，折沿，沿上有一对称六棱环状双耳，径内收；扁圆腹、圆底，3个外撇的高足呈方形，鼎内外施满青绿釉。此外还有一件小鼎和一件洗。

这批青瓷是出于同一窑口，甚至同一工匠之手。它们的造型和纹饰均仿造战国青铜器的式样，端庄古朴，有一种令人肃然起敬的王者风范。它们最突出的共同特点就是工艺复杂，制作精良。

商、周至六朝的青瓷圆器，绝大部分在制坯过程中都只修外壁不修内壁，内壁上都留有盘压和拉坯时留下的螺旋状压痕或指纹。但是这批青瓷器不但修轹外壁，而且内壁也修轹得极其规整。

从那些保留在器物内外的犀利刀痕，可以清楚地知道，在2200多年前的战国晚期，我国陶瓷的成型工艺已从慢轮制作转向快轮制作，与此同时，我们的祖先已经掌握了极其娴熟的制瓷技法。

青瓷即原始瓷的出现，是我国陶瓷发展史上的一次飞跃，揭开了人类瓷器发展的序幕。

原始青瓷在西周与春秋时期得到了蓬勃发展，在北至北京，南达广东，东抵海滨，西到陕西、甘肃的广大地区内的西周和春秋遗址或墓葬中，都曾发现过多少不等的原始青瓷器或碎片。说明原始青瓷的影响范围在这一时期已有了扩大，其中仍以长江以南与东南沿海地区数量较多。

战国是我国社会制度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型期，铁器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已开始普遍使用。战国初期，由于地处江南的吴、越两国战争频繁，致使青瓷制造手工业的主产地江浙地区的陶瓷生产出现萎缩。

战国晚期，主要战场也由南方转向北方。这一时期，江浙人民的生产和生活都相对平稳，青瓷生产也得到了迅猛发展，开始由“原始”逐步走向成熟。

战国瓷器一般纹饰很少，主要有S形纹、栉齿纹，碗盘内底往往有一细密的由里到外的螺旋纹，外底有一道道切割的线纹。主要器形有饮食器碗、盘、钵、盂、盅、碟、等，及仿铜礼器鼎、钟等。

战国原始青瓷双耳水盂，高度5.5厘米，口径6厘米，底径7厘米。平口，鼓腹平底，肩部各腹一小耳。

战国原始瓷青釉水波纹盖鼎，高19厘米，口径19厘米，足距17厘米。鼎仿同时期青铜器造型，口沿下对称置双耳。直腹，平底，下承以外撇三足。

器表施青釉，胎色灰白。鼎附圆形盖，盖顶中央置一小系，四周对称分布3个小纽。盖面施青釉，以三道弦纹为装饰带，其间刻画简单的水波纹。

战国原始瓷俑钟，造型真实地模仿青铜制品，精巧而逼真。战国时期越国崛起，这件瓷俑钟说明古越人的原始制瓷技术进入了鼎盛时期。

不过，战国时青瓷的胎质一般不够纯净，质地较松散，胎色也多有变化。这些都是由于当时的制烧条件所限。战国青瓷在原料制备上还属于早期阶段，掏洗不够精细，更不存在机械粉碎和加工。烧制用窑炉不但体积小而且结构简单，很难严格控制温度和把握气氛。

由于江浙地区生产青瓷所用原料含硅量较高，含铝量较低，所以很容易玻化，在1200度左右就可以获得瓷化程度较高的产品，敲击声清脆悦耳。战国青瓷的瓷化程度往往要高于北方各窑口的瓷器。

战国时期原始瓷提梁盉，高17.7厘米，口径7厘米，盉直口，圆腹，下承以三兽形足，流为兽头状，壶体另一侧饰一卷曲短尾。提梁为弓形，顶部两端饰有锯齿形棱脊，肩、腹部饰以四道连续的水波纹。

此盉造型古朴端庄，釉色青中泛黄，施釉均匀，纹饰简洁明快，富有动感，是原始瓷中的佼佼者。

战国青瓷的釉色、釉质及施釉痕迹都很有特点。首先是釉色。战国青瓷的釉色虽然有青绿色、黄绿色和酱色等多种颜色，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要与胎体的颜色协调一致。

造成瓷器颜色变化有两大因素：一是元素成分；二是烧成环境，也就是烧成的温度和气氛因素。战国青瓷胎和釉的基本材料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它们是用同一种黏土做原料，只是在釉子里面多加入了一种天然熔剂草木灰。

战国时期，青瓷的釉层普遍较薄，少数产品釉稍厚，釉厚处有明显橘皮现象，被称其为“麻癞釉”。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两点：一是釉的高温黏度较大，缺少流平性；二是作为基料的黏土和作为熔剂的草木灰未能均匀的分散与充分的结合。

这是因为当时的人们在使用草木灰作熔剂时，还没有掌握陈腐、漂洗、粉碎等工艺，只是通过简单的筛选后把它与黏土搅拌在一起，所以灰与土之间不能均匀的分散与充分的结合。通过观察战国青瓷的施釉痕迹也说明了这一点。

由于未经过陈腐、漂洗、粉碎等深加工工艺处理的灰比重较轻，而黏土的比重较重，它们在釉液中会出现上下分离现象，灰浮在表面，土沉在底层，因此在上釉时不能采用蘸釉工艺，只能采用浇釉工艺。

所谓浇釉，就是用勺子一边反复搅动釉液，避免灰土分离，一边向坯体表面浇洒。采用浇釉工艺制作的瓷器，釉面有较多“泪痕”现象，胎釉结合部位参差不齐，没有环状蘸釉痕迹。青瓷的浇釉工艺从商代一直延续到西汉，东汉以后才普遍采用蘸釉工艺。

有件战国印S纹青瓷罐，通高6.8厘米，腹径7.3厘米，底径5厘米。此罐内外满釉，内外满釉者较为少见，外釉青中闪黄，内釉青中闪灰。

顶有梯形式扁钮，中间圆孔，全器分三层，顶层钮周印双排S形纹，肩周一圈素面无纹，腹至足胫印四排S形纹；底为环形式，全器采用盘筑法成型。手感适中，器形巧爱。

而且，战国青瓷圆器已经开始使用快轮制作，在盘、碗等小件器物上已察觉不到泥条盘筑的痕迹，大多数只是在内壁有一圈圈螺旋状压痕，底足也不修饰，用割线从轮子上割下的痕迹依稀可见。

鐎斗，又称“刁斗”，初始于春秋战国时期，战国时出现原始瓷青釉鐎斗，高10.3厘米，口径16厘米，足距12.5厘米。

鐎斗仿青铜器造型，腹部置横柄一个，底下承以三足。腹上部饰弦纹两周，器内外施青釉。

还有战国原始青瓷龙柄提梁壶，高19厘米，围径63厘，这样造型规整的器物并不多见。

这件战国原始青瓷提梁壶是当时流行于贵族阶层的一种酒具，虽说装饰略少，但外形上运用了简洁流畅的曲线，圆满古拙的器身上是一条纤细方形青龙为提梁，向人们展示有器型、有线条、有神光的威严，有艺术的夸张，视觉上整体稳重又不活泼，给人以精神与艺术的双重享受，实为一件珍贵的艺术品。

战国早期的青瓷罍非常罕见，有一件青瓷罍高约40厘米，最大腹径近60厘米。罍身通体施以青黄色“疙瘩釉”，釉面莹润，釉层均匀，胎釉结合好，该罍直口、丰肩、鼓腹、平底，线条流畅简洁，造型古朴典雅。

器身外表从上至下分段装饰：肩部由瓦楞直线压纹构成，肩部以下、腹部以上有一圈带状装饰，带状装饰为S型印纹，再向下又是一圈和上部类似的瓦棱纹。器身肩部两侧，有对称的带环系。

这件青瓷罍手工拉坯，多泥条盘筑，器型规整，胎质细腻至密，胎壁均匀而薄，釉色青中泛黄，有相当高的工艺水准，是同类器物中的佼佼者。从窑口上分析，可能为早期的浙江德清窑烧制。

在远古的时候，部族有人死去，活着的人认为死者的灵魂并没有死，而是到了另一个世界去生活，活着的人出于友爱的心理，把死人当做活人一样供奉，用礼器和乐器随葬。

我国为礼仪之邦，礼器在我国文化中占有重要位置。在古代，我国祭祀祖先的鼎、鬲等器皿，被赋予神圣的含义。

冶金业出现后，人们用昂贵的青铜器去铸造礼器，以示对祖先的虔诚。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贵族在日常生活中盛食器皿也有刻意的讲究，各级贵族因身份地位不同，使用不同规格的盛食器，也称为礼器。

礼器是身份与地位的象征，当时礼制有规定，一般百姓家里是不可能使用礼器和乐器的。中原一带的诸侯国都用青铜器作为礼器，而越国礼器却都是仿青铜的瓷器。浙江省德清亭子桥窑址，就是一处战国时期，专门为越国王室和上层贵族烧造高档次生活和丧葬用瓷的窑场。

越国的青铜原料比较珍贵和稀缺，当时越人比较务实，他们把青铜原料主要用在兵器和生产工具上，以加强军事发展增强国力，随葬品就用仿青铜器的青瓷替代了。

亭子桥窑址生产的年代是越国最强盛的时期。当时，吴越两国战争频繁，德清在战国时期，位于“吴国之南疆，越国之北陲”，也就是吴越两国的交接地带。越王勾践灭吴后，德清归越。

同时，这里有丰富的高岭土，它是制作青瓷必备的原材料；烧窑需要水，将烧成的器物运往全国各地也需要有水路通行，窑址附近的东苕溪无疑是最好的水源和交通运输通道。

亭子桥窑址发现了大量碗、瓷杯、瓷盆等日常器皿，还有仿造青铜礼器、乐器等的高档瓷器，许多产品都显得烧成温度很高，胎质细腻坚致，釉面匀净明亮，釉色泛青、泛绿，胎釉结合良好，产品质量已达到了成熟青瓷的水平。

特别是亭子桥窑址产品中，有一大批烧成很好、体形硕大厚重的大型器物，如高近50厘米、底座直径达60厘米、胎体厚达2厘米的悬鼓座；高48厘米、腹径35厘米、胎厚2厘米的镂孔瓶，高17厘米、口径达35厘米的三足盆。还有众多高30至40厘米、腹径40至45厘米左右的罍与罐等。

烧造这类胎体特厚的大型器物，从成型到装烧，再到烧成温度的控制，都具有很高的要求和难度。这些大型器物的烧制成功，代表了亭子桥窑址原始青瓷生产的最高水平，更体现出亭子桥窑址已具有了比较成熟的制瓷技术。

在其他地方发现的还有战国青釉瓷瑞兽，体态健硕，神情威猛；战国原始青瓷香薰，口径 5厘米，高24厘米，可以看做最早的香炉雏形。

战国时期，也出现了原始白瓷的萌芽，如战国白瓷笔洗，单色白瓷，卵白釉，高6.5厘米，腹径12厘米，笔洗身釉有脱落，在口有小磕碰，是品相极为稀少的原始白瓷器物。

[旁注]

四神兽　也叫做四象，四灵。春秋战国时期，由于五行学说盛行，所以四象也被配色成为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兽在我国古代中另一个主要表现就在于军事上，在战国时期，行军布阵就有“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的说法。

王者风范　代表着某种行为标准，指一个人是否具备拥有帝王将相般的模范。在历史上，一个帝王的行为规范最能体现出这个国家人民生活的行为准则。其表现为大度，但对于别的细节又很认真，拥有无与伦比的观察力；有心计，最重要的是要有领导能力，而且要在做事前确立目标，在做的过程中，不利欲熏心。

盂　古代大型盛饭器，它与簋配合使用，簋中之饭取自盂中。青铜盂最早见于商代晚期，形制一般为侈口、深腹、附耳、圈足，形体都比较大。

鐎斗　常与形状如钵、胎壁较厚、口沿置对称半环形双鼻的火盆共存，说明鐎斗被搁置于火盆上，盆中加放炭火即可用来温食，应是模仿“暖锅”而作。外出途中可作温食用具，军旅多用之。

勾践　春秋末越国国君，公元前497年至公元前465年在位，因为是大禹的后代，越王允常之子，所以姓姒，名勾践，又名菼执。他曾败于吴，屈服求和，后卧薪尝胆，发愤图强，使越国终成强国。

瑞兽　我国原始人群体的亲属、祖先、保护神的一种图腾崇拜，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一种文化现象。它们从远古时代一直沿存。我国古代有四大瑞兽，分别是东方青龙、南方朱雀、西方白虎、北方玄武，另外还有麒麟也是我国古代的一种瑞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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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期在浙江、江苏、江西、福建、台湾、广东、广西以及湖南南部的广大地区，普遍使用原始瓷，特别是江、浙、赣一带，更为盛行。它们的生产规模和产量比西周和春秋时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和提高。

一直以来，陶瓷界都将上虞小仙坛东汉窑址的产品认定为我国最早出现的成熟青瓷。而亭子桥烧造的成熟青瓷，将我国青瓷的起源往前推了600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