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历代之大成的清代瓷器

清代是我国制瓷史上的集大成时期，其制瓷水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数千年的经验，加上景德镇的天然原料，督陶官的管理，清朝初年的康熙、雍正、乾隆三代，因政治安定，经济繁荣，皇帝重视，瓷器的成就也非常卓越，皇帝的爱好与提倡，使得清初的瓷器制作技术高超，装饰精细华美，成就不凡。

1644年，清世祖顺治帝入关，他是清入主中原后第一位皇帝，在位17年，这段时期，正是清朝建国初期百废待举的时期。

1651年，清室开始沿袭明代宫廷旧制，下令烧造黄龙碗等器。北京雍和宫藏有顺治八年江西监祭奉敕敬造款的官窑青花云龙纹香炉。由此推断，顺治官窑瓷器制作年代大部分应晚于1651年，属顺治晚期的作品，且产量很少。

顺治官窑器品种有青花、五彩、茄皮紫釉、黄釉、蓝釉、酱釉、白釉等。而民窑器烧造有青花、五彩瓷等，其中品种和数量较多的是青花瓷。

顺治一朝时间较短，且处于明末清初政权更迭的转变时期，故这一时期的无款瓷器常被笼统地称为“明末清初”瓷。

顺治时期瓷器造型也充分体现出这一过渡时期的风貌，有些沿袭了明末天启、崇祯时期瓷器的遗风，但也出现了一些新型品种，如筒花觚、洗口兽耳瓶等。民窑器多造型古朴稚拙，胎体厚重，器足宽厚，多为砂底。釉质青白，多白中闪青，如鸭蛋壳色。

顺治民窑器多不署年款，但有的署干支纪年款。顺治时期民窑瓷器器形有筒瓶、橄榄瓶、蒜头瓶、洗口兽耳瓶、筒花觚、花觚、观音尊、将军罐、莲子罐、香炉、筒式香炉、笔筒、净水碗、碗、盘、碟、杯等。

筒瓶，也称为“象腿瓶”，口微撇，短颈，溜肩，腹为长筒形。顺治时期，将筒瓶寓意为“大清天下一统”，一直延续到康熙时期，成为当时最为流行的器物之一。

如顺治青花云龙纹橄榄瓶，高54厘米，酱釉口，腹部绘火珠云龙纹，有“大清顺治庚子年”干支纪年款。

清朝前期，景德镇瓷器代表了国内乃至世界制瓷的最高水平。随着国内外及宫廷对景德镇瓷器的需求量的激增，使康、雍、乾三代的景德镇瓷业进入了制瓷历史高峰。

康熙时期，逐步将景德镇的御窑厂恢复完善，其产品质量更加好转，这一时期在整个清代瓷器发展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

康熙十七年，派内务府官员至景德镇，驻厂督造，并开创了以督窑官姓氏称呼官窑的先例，比如具有代表当时制瓷水平的“臧窑”、“郎窑”等。

康熙瓷器品种繁多，千姿百态，造型普遍古拙，胎体比较厚重，较大型作品采用分段成型整体组合的技法，修胎工艺精细，交接处不留痕迹。

如康熙青花龙纹瓶，高23.5厘米，口径4厘米，足径6.1厘米。瓶口微撇，短颈，圆肩，肩以下渐收，圈足。瓶身绘立龙两条，张牙舞爪，龙身卷曲，威武凶猛。足内有青花楷书“大清康熙年制”6字款。此瓶造型挺拔，为康熙官窑青花瓷器中的佳作。

康熙五彩釉瓷的主要颜色有红、黄、紫、绿、蓝、黑等，很少用青花，描绘精致；另一特征是在康熙后期的作品中，人物面部只用轮廓勾出而不填彩。

模仿前代名瓷也是这一时期的生产特点，如在造型上模仿古代铜器，在风格特点上模仿各大名窑的釉色纹饰等。这种模仿，很大程度上要依赖多种颜色釉的出现，如“臧窑”出产的蛇皮绿、鳝鱼黄、吉翠、浇黄等。

1705年，朗廷极任江西巡抚，兼管窑务，史称“郎窑”。在其任职期间，大力推动瓷器革新，豇豆红、郎窑红、胭脂红、祭红、洒蓝、瓜皮绿、孔雀蓝、豆青、金银釉等花色品种纷纷出现，争奇斗艳。

如康熙豇豆红釉菊瓣瓶，高20.3厘米，口径5.2厘米，足径4.2厘米。瓶撇口，细长颈，圆肩，肩下渐收，圈足。因近底处凸雕一周细长的菊瓣纹，故称菊瓣瓶。

通体施豇豆红釉，釉色滋润淡雅，呈现出深浅变化的粉红色，其间夹杂少许绿色苔点。口沿露白色胎骨。底部施白釉，署青花“大清康熙年制”6字款。

豇豆红釉因烧制困难，故基本无大件器物，主要有瓶、太白尊、小盂、洗等文房用具。此菊瓣瓶釉色明艳匀净，是豇豆红釉中难得一见的上乘之作。

珐琅彩、粉彩是这一时期的重大发明。珐琅彩是国外传入的一种装饰技法，初期珐琅彩是在胎体未上釉处先作地色，后画花卉，有花无鸟是一特征。

粉彩是在康熙五彩的基础上受珐琅彩的影响而产生的新品种，描绘人物服装或植物花朵时，先用含砷的“玻璃白”打底，再在上面用芸香油调和的彩料渲染。其效果较淡雅柔丽，视觉上比五彩软，所以也称“软彩”。

康熙后期的瓷画风格多受当时著名画家“四王”的影响，装饰内容多为山水松石、古装人物、神仙罗汉、仕女美妇等。

雍正时期是清代盛世之一，其瓷器生产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制作之精冠绝于各代。总体风格轻巧俊秀，精雅圆莹。

这一时期的粉彩最为突出，大肆盛行，从而取代了康熙五彩的地位，成为釉上彩的主流。雍正粉彩不仅白地彩绘，还有各种色地彩绘，如珊瑚红、淡绿、酱地以及墨地等。

清宫珍藏的雍正粉彩镂空团寿盖盒，通高13.2厘米，口径21.7厘米，足径12.9厘米，盒呈扁圆形，上下子母口套合，盖面隆起，盖顶置宝珠形钮，圈足。盒内设9格，外壁以粉彩描绘缠枝花纹。

盖面先镂空缠枝莲纹，莲朵中心镂空团“寿”字，再以粉彩描绘。口沿涂金彩，近足处绘双重莲瓣纹，圈足外墙绘回纹。足内施孔雀绿釉，外底中心青花双圈内留白，以青花料篆书“雍正年制”双行4字款。

此盒以镂空加彩绘技法进行装饰，而且镂空技法娴熟，彩绘笔触细腻，堪称雍正粉彩瓷器中殊为少见的作品。

雍正瓷器造型不同于前代，在于它一改康熙时浑厚古拙之风，代之轻巧俊秀，典雅精致，外形线条柔和圆润。其胎体选料极精，壁薄体轻，匀称一致，仰光透视，略显淡青，呈半透明状，在纹饰上，釉下彩中青花釉里红的制作达到极盛阶段，青花和釉里红在同一种气氛中烧成，两种色泽都十分鲜艳。

1728年，唐英至景德镇御窑厂督导瓷器生产，取得了很大成绩。青釉烧制技术达到历史上最高水平，仿官、哥、汝、钧等名窑制品也非常成功。出之于康熙时期的茶叶末、铁锈花等铁结晶釉，在此时达到极盛。

稍后，唐英所作的《陶成纪事》中，总结了景德镇御窑厂的主要工艺，列出57条之多。许多颜色釉也在这一时期成熟起来，如祭红、祭蓝、粉青等。

雍正瓷器的款识，官窑早期流行“大清雍正年制”6字3行横排双圆圈或方框竖写楷书款，珐琅彩器多署“雍正年制”或“雍正御制”款。民窑署字较为草率，喜用吉语。

雍正朝官窑瓷器以造型端庄、做工精细著称。如雍正青花八宝勾云纹高足盅，高8厘米，口径9厘米，足径3.8厘米，盅撇口，弧腹，外撇高足。盅里光素，外绘青花纹饰，分别为云托八宝、缠枝花。足内边沿署青花“大清雍正年制”6字楷书款。

此瓶造型秀丽，构图疏密得当，工艺精巧。青花画风仿明永乐、宣德风格，以点染的重笔模仿铁结晶斑点，于清秀中显露出古朴刚劲之风。图案中的祥云，在传统文化中均属于吉祥图案，寓意福寿吉祥，为雍正官窑青花瓷器的杰出之作。

乾隆时期是清代社会发展的顶峰时期，御窑厂内聚集了大量管理人才和能工巧匠，使乾隆朝的烧瓷水平又有所进步。这一时期的产品从技术上讲虽精工细作，不惜工本，但从艺术格调上讲却显繁琐华缛，堆砌罗列，成为清代制瓷业的一个转折点。

乾隆瓷器一面保留古代的精华，一面吸收西方艺术。外观造型大部分比较规整，除常见器型外，出现了一些奇巧怪诞的物件，主要用于赏玩，被称作“浑厚不及康熙、秀美不如雍正”。

此时盛行在琢器上使用转心、转颈等技艺手段，制作工艺极其精致。象生瓷技术高超，仿木纹、仿竹器、仿漆器、仿金属器等，几可乱真。这与当时制瓷艺人的高超技术密不可分，他们高度准确地掌握了釉料的配制和火候的控制，以至惟妙惟肖地模仿别的物质效果。

乾隆时期，粉彩完全取代了五彩，但产品质量不如前代。在粉彩器皿上讲究用镂空、堆塑的装饰手段，辅以“轧道工艺”和开光、剔刻等。

有署“古月轩”的珍贵瓷器，是以乾隆宫中古月轩命名的，从景德镇挑选制造精良的素胎进京，命内庭供奉绘画高手绘画，于京城设炉烘烤而成。

翎管是古代官帽上插花翎的用具，为中空的圆柱体，顶端有圆形小钮，可缝缀于帽顶。乾隆时生产出精美的粉彩勾莲纹翎管，高4.3至6厘米，口径1.3至1.8厘米。此件瓷翎管以白地粉彩为主，绘有勾莲、蝙蝠、如意、寿字等图案。

清宫御用瓷器乾隆粉彩三秋图笔筒，高15厘米，口径1 9厘米，底径1 8.7厘米。底书“大清乾隆年制”6字3行篆书款。

笔筒为六方形，口沿描金，外壁6个面上分别绘有粉彩石榴、山茶、菊花并题写行书《咏石榴》、隶书《咏山茶》、篆书《咏菊花》诗三首，均为皇帝亲笔御书。石榴、山茶、菊花均是秋季花实，合称“三秋”图。

珐琅彩瓷在乾隆年间极为盛行，属宫廷垄断的工艺珍品。所需白瓷胎由景德镇御窑厂特制，解运至京后，在清宫造办处彩绘、彩烧。所需图式由造办处如意馆拟稿，经皇帝钦定，由宫廷画家依样画到瓷器上。

如乾隆珐琅彩福寿双耳瓶，高17厘米，口径4.2厘米，足径4.4厘米，盘口、细颈、硕腹、颈部有双耳、颈部图案和腹部分开，以图案花面为主，腹部饰葫芦和蝙蝠为主，寓意福寿双全，底部蓝料款“乾隆年制”四字，外加双方框。

瓷业兴、百业兴，乾隆时督陶官唐英《陶冶图说》：

景德镇袤延仅十余里，山环水绕，僻处一隅，以陶来四方商贩，民窑二、三百区，工匠人夫不下数十万，籍此食者甚众。

嘉庆时期，国家太平，各行承袭旧制，景德镇御窑厂已无督陶官，改由地方官员兼管，嘉庆后期开始，工艺日趋衰落，产品多显粗糙笨拙之象。除传统器型外，奇巧华丽的观赏品也逐渐减少，缺乏创新。

嘉庆青花的纹饰题材丰富，受乾隆青花的影响甚为明显。绘画技巧上，随形变化，笔法纤细流畅，构图由繁缛逐渐变为疏朗，工笔多于写意。

如嘉庆青花云龙纹螭耳瓶，高25厘米，口径6.5厘米，足径7厘米，瓶撇口，直颈，溜肩，长圆腹，圈足。颈的两侧对称置螭耳。

内施白釉，外壁绘青花云龙纹，辅以如意云头纹、海水纹、圈点纹等边饰。圈足内施白釉。外底署青花篆书“大清嘉庆年制”6字3行款。

瓶上的蛟龙体态矫健，穿行在海水上面的火云之中，给人以凶猛剽悍的视觉感受。此瓶上龙的形态体现了乾隆朝向嘉庆朝转变时期的装饰风格。体现了嘉庆官窑的制作水平。

帽筒是这一时期的重要器型，鼻烟壶及文具在士大夫阶层广为流行。此时珐琅彩已停烧，粉彩装饰盛行“百化不露地”的手法，也称“万花锦”。单色釉比以前也减少了一些品种，风格上与乾隆朝瓷器相同。

道光时期，陶瓷业随着国势衰微，其生产规模也大大下降，产品质量亦不如从前。

道光瓷器的造型特点比较明显。一是外形比较笨拙，缺乏灵性；二是线型不够圆润，板滞生硬；三是足脊多不平整。装饰图案中的人物形象有形无神，构图零乱，线条纤弱。

但唯一例外的是“慎德堂”款的御用粉彩器皿，极为精美，不同于同时代的其他产品。“慎德堂”是道光皇帝的堂名，景德镇所产的器皿上以3字直款最为稀少，款多为抹红色，也有描金色，器皿多以折枝花为装饰。

如道光粉彩松绿地西番莲双喜纹夔龙耳瓶，撇口长颈，溜肩鼓腹，敛胫圈足。口沿描金，绘一周花蕾纹，颈两侧饰一对夔龙耳，肩部饰一道回纹与如意头纹。瓶身以松绿釉为地，上绘缠枝番莲托双喜字纹，以金彩书双喜字，图案寓有喜事连绵之意。

此瓶釉彩、纹饰直接沿承乾嘉时期的风格，气息华丽，其造型为典型的道光官窑规制，与许多落“慎德堂”款的花瓶一致，为御用珍品。

同治瓷器以承袭前朝为主，粉彩器以彩色为地，一般以淡黄、淡蓝、淡绿或淡紫为多见。“体和殿”款瓷器是为朝廷所造的陈设品，器型尚规整但略显呆板。这一时期的装饰图案多采用吉祥纹样以及龙凤云鹤等，格调不高。

同治黄地蓝寿字纹盘，是同治时期御窑厂为慈禧太后祝寿所订烧的瓷器之一，高5.1厘米，口径17.3厘米，足径10.4厘米。

盘敞口，浅弧壁，圈足。里饰黄釉地蓝彩篆书“寿”字纹，以盘心团“寿”字为中心，由里向外排列4周，每周字数不同，但书写疏密一致。外壁饰白釉地粉彩折枝花卉纹3组。足内施白釉书红彩“同治年制”4字楷书款。

所谓“同光中兴”以后，社会局面有所稳定，陶瓷业也随之复兴，虽不及康乾旧貌，相对而言，在晚清时期也算是比较繁荣的时期了。

这个时期的产品基本上囊括了晚清以前所有的传统器型，同时亦有仿古亦有创新。如荷叶式盖罐、加铜质提梁的茶壶等器型都为新创。

青花精品极少见，多数以色调浮浅暗晦为特点，使用一种“洋蓝”，虽鲜艳却不美观，发蓝紫色，用线软弱散乱。青花加紫的装饰手法比较多见。

光绪朝慈禧御用制“大雅斋”款的官窑瓷器，是这一时期比较少见的精品，画风细柔，图案精巧，往往有“永庆升平”、“天地一家春”、“永庆长春”等章，制品以豆青地黑线双勾花者最多，五彩器物也多见，所装饰内容多为牡丹、萱花、绣球之类。

如光绪粉彩花蝶纹扇式盆，高4.5厘米，口长11.5厘米、宽25厘米，盆呈扇式，斜壁，下承六云头足。外底红彩书“永庆长春”4字楷书款。

盆里施淡蓝釉，外壁粉彩绘桃树、蝴蝶纹。口沿下方红彩书“大雅斋”3字楷书款和“天地一家春”5字篆书款。

清代陶瓷生产，除以景德镇的官窑为中心外，各地民窑都极为昌盛兴隆，并得到很大的成就，尤其西风渐进，陶瓷外销。

西洋原料及技术的传入，受到外来影响，使陶瓷业更为丰富而多姿多彩，也由于量产及仿制成风，画院追求工细纤巧，虽有惊人之作，但少创意而流于匠气。

[旁注]

雍和宫　原为明代内官监官房。1693年成为康熙皇四子胤禛的府邸，胤禛即雍正帝。雍正驾崩后，乾隆将雍和宫改建为藏传喇嘛寺。后成为北京市内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该寺院主要由三座精致的牌坊和五进宏伟的大殿组成。

内务府　清代独有的机构，职官多达3000人，可以说是清朝规模最大的机关。内务府主要职能是管理皇家事务，诸如皇家日膳、服饰、库贮、礼仪、工程、农庄、畜牧、警卫扈从、山泽采捕等，还把持盐政、分收榷关、收受贡品。

巡抚　又称抚台，官名，我国明清时地方军政大员之一。巡视各地的军政、民政大臣。清代巡抚主管一省军政、民政。以“巡行天下，抚军按民”而名。

孔雀绿　亦称“法翠”，也叫翡翠釉或吉翠釉。釉色有深浅二种；深者色葱翠，釉内有细碎片纹，而且衬有酱白釉底，釉色鲜明艳丽；前者主要在彩釉中配合使用，如茄皮紫等釉器，常加上孔雀绿。若将孔雀绿敷盖于青花上，则青花色调变黑，颇有宋代磁州窑孔雀绿黑花的效果。

隶书　亦称汉隶，是我国汉字中常见的一种庄重的字体，书写效果略微宽扁，横画长而直画短，呈长方形状，讲究“蚕头雁尾”、“一波三折”。隶书起源于秦朝，由程邈形理而成，在东汉时期达到顶峰。

寿字纹　我国古代传统纹饰之一。是文字纹的一种。多施用于瓷器与布帛之上，以充装饰。文字本非图案，文字纹用于器物装饰第一种方式是将文字书写错落有致犹如花纹，第二种方式是将文字作图案化布局，作为装饰画面的组成部分。常见的单字文字纹除寿字纹外，还有万字纹、福字纹、双喜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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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著名的督陶官唐英，在景德镇督陶时所烧制的瓷器世称“唐窑”。唐窑瓷器非常精美，其制作水平和质量都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唐英在景德镇督陶时间长近30年，是景德镇御窑厂督陶时间最长，成绩最显著的督陶官。

他悉心钻研陶务，身体力行，不仅经验丰富，而且还对景德镇瓷业生产技艺进行科学总结，从理论上加以提高，先后编写出《陶务叙略》、《陶冶图说》、《陶成纪事》、《瓷务事宜谕稿》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