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理解毛泽东的思想中两种文化来源的关系

由上所述，我的一个基本认识是：毛泽东和共产党人无论是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还是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的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部必然地发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这种影响从主要方面而言，特别是从建国前的实际效果而言，是积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中国革命的基本课题，既是通过实践探索来解决的，也是通过同上述各种文化思潮的分歧和斗争，力图在理论上澄清与它们的区别来解决的。因此，“中国化”的含义应包括两层意思，第一层也是最根本的意思，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绩合；第二层意思就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民族传统文化相结合。

于是，在谈到毛泽东同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这两种文化形态的关系的时候，笔者认为下面两种说法不能认为是周全的。一种是：毛泽东所信仰的马克思主义仅是一种被他简化了的东西或把它当作了外在的工具，从而掩盖着他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深沉而持久的信仰。一种是，毛泽东只深深扎根于马克思主义思想土壤，进而离开中国的传统仅仅用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具体结论、思想方法的公开宣传和阐过来解释他的思想行为特征。

从什么角度来分析毛泽东对这两种文化的吸收和他所受的影响程度？国外有学者通过对毛泽东著述中语言素材的统计，由此判断毛慷慨地拥有大量的中国古典的东西。据说，“毛引用得最多的是孔夫子和新孔夫子的原话，其次是斯大林和列宁的著作，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引用得最少。”①这个事实确实表明毛泽东的知识背景、认知方式和思想表达及交流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国传统的影响，或者说他最熟悉的是中国文化。这样的考察思路当然是有意义的，但如果以此来说明一个思想家、革命家的思想形成根源的强弱，则多少有些牵强，是以机械的语言素材的统计数字来冲淡对其活生生的思想灵魂的深层分析和把握。以此类推，还会产生这样一些想法：因为毛泽东是中国人，所以他比西方人更多的受到中国文化传统施与他的影响：马克思是德国人，所以他更多的受到德国文化的熏染：列宁是俄国人，所以他注定受到俄罗斯传统的铸造。不错，但学术份量有多大呢？此外，毛泽东读列宁、斯大林著作确实要比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多些，这不难理解。毛泽东一向宣称，他更看重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认识问题的方法，而不拘泥于本本词句；列宁、斯大林著作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形态，对中国来说，更具实践上的示范意义。对此，“引用”的数字同样不能说明毛泽东与完整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关系上有什么可疑惑的蹊跷之处。（至于斯大林著述中的某些错误对毛的影响，是这个问题以外的话题。）

我们应着重考虑的，是毛泽东的思想体系的结构特征和他对基本理论的

阐述中所表达的观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或两种文化的“结合”，在毛的论述和实践中，不是杂揉相加，不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文化土壤上的机械移植，也不是中国传统在马克思主义新框架中的简单修正延续。他总是根据实际情况不拘一格地“拿来”。表现为：通过民族形式来理解、实践和实现马克思主义，赋予其普遍原理一种新鲜活泼的井为中国人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或反过来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来说明和发挥民族传统的一些重要内容：在两种文化的交合作用下，总结出一套关于中国问题的过去、现实与未来及其改造途径的理论和实践形态。它既非马克思主义的现成结论，也非中国传统的机械复归。我们甚至还不难看到这样的情形：当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范畴中思考现实课题时，他那意识深处的传统智慧和行为方式往往得到淋漓尽致的运用发挥；当他怀着伟大的民族感情一意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改造中国社会使之强大起来时，他确实又在自觉地同传统观念实行“决裂”，并矢志尊奉马克思主义提供的思想武器和描绘的理想蓝图。这种胶着状态既表明两种文化在毛泽东的思想中融汇得十分深透，也说明他在“结合”上下功夫，事实上也存在着如何协调主观愿望与客观效果、自觉吸收与潜意识表露的问题。

由此，研究毛泽东同两种文化的关系，一方面是要深入考察中国传统的各种思想学派，中国人的价值观念、认知结构、思维方式等如何具体地沉淀在毛泽东的文化心理结构之中，并如何从他的理论与实践中透露出来；这样，方能真切体会到毛泽东及其思想的文化气质、文化极其以及在中国历史文化长河中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又须承认，毛泽东的思想的根本性质，并非“引儒入马”或在马克思主义之外重构了一个崭新的体系，而是把它转化成了另一个文化圈的人们，即中国人寻求解放和发展的指导思想，属于马克思主义范畴中的一种发展形态和一种独特的民族形态。其基本的概念、范畴、方法、结论和内在逻辑，都有明确的马克思主义的内涵规定。只不过他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并不象教条主义者那样生搬硬套，他强调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正象没有抽象的人，而只有作为张三、李四这样一些具体的活生生的人一样。

如何解决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这两组矛盾，是近代以来一切文化探索都不能回避的问题，谁在理论上回答了这两个问题，并据此在实践中解决了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任务，谁的思想就会成为现代化进程的精神旗帜。毛泽东的探索思路是：“洋为中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解决中国与西方的矛盾；“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批判继承”——解决传统与现代的矛盾。探索的结果，既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赢得了特殊地位，实现了从西方到中国的转变，又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赢得了特殊地位，揭示出从传统到现代转变的一条重要途径。其实践成果是：使反帝反封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逐步走向胜利，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在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方面独创出一条基本成功的路子，于 50 年代中期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开辟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在毛泽东的文化探索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和民族文化现代化的过程，也不是可以分割的。无论是从西方到中国的转变，还是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都是用以下两种方式来实现的。

第一，两个转变的根本动力和催化剂，是实践和实践的需要。毛泽东的探索，用他的话来说，都是严酷的现实“逼”出来的。他最直接的出发点，

是为了解决中国革命大大小小的具体问题，而不是为理论而理论，不是从传统、从马列经典出发寻求印证或演绎。唯其如此，无论是中国传统文化，还是西方文化，只要有利于革命和建设事业，毛泽东都是不拘一格地拿来；唯其如此，调查研究和实事求是，在毛泽东的思想形成过程，在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二，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来剖析传统文化现象和思想，通过对其内涵的改造，引伸出有利于实践的新义。这种新义。对马克思主义来说是民族的，对传统来说，是现代的。譬如，1939 年 2 月 20 日在给张闻天的信中，他谈到孔子提出的智、仁、勇“三达德”时，便说：“智是理论，是思想，是计划、方案、政策，仁勇是拿理论、政策等见之实践时候应取的一二种态度，仁象现在说的‘亲爱团结’，勇象现在说的‘克服困难’（现在我们说亲爱团结，克服困难，都是唯物论的，而孔子的知仁勇则一概是主观的），但还有别的更重要的态度如象‘忠实’，如果做事不忠实，那‘知’只是言而不信，仁只是假仁，勇只是白勇。还有仁义对举，‘义者事之宜’（这是朱熹注《孟子》的话，原文为“仁者心之德爱之理，义者心之制事之宜也”。

——引者），对说是‘知’的范畴内事，而‘仁’不过是实践时的态度之一。” 同年 4 月 29 日在做国民精神总动员的号召的讲话中，他提出：对国家尽忠，对民族尽孝，我们赞成，这是古代封建道德，我们要改变它，发扬它。就是要特别忠于大多数人民，孝于大多数人民，而不是忠孝于少数人。对大多数有益处的，叫做仁；对大多数人利益有关的事情，处理得当，叫义。对农民的土地问题，工人的吃饭问题，处理得当，就是真正的行义者。

由这一点出发，我们进而可以得出这样一个认识：不同民族的文化形态，虽然是在相对独立的自然、人文和历史氛围中形成的，但相互之间毕竟存在着相通的东西，体现出某些属于人类社会共有的认识规律、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近代资本主义文化的产物和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如果是毫无“共同语言”，乃至水火不容，就谈不上“结合”或相互之间的“化”。两种文化形态在揭示某些问题上或多或少的联系，构成了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在的逻辑前提。诸如：马克思主义坚决反对宗教神学世界观的主张，同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家）排拒神道而重现世的人文精神；马克思主义为整个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而奋斗的思想，同中国传统文化中注重他人、注重群体的道德观念：“平均”、“大同”与共产主义；“逼上梁山”与阶级压迫导致阶级反抗；“君舟民水”、“得民心者得天下”与群众路线；阴阳二元论与矛盾辩证法；“民以食为天” 与历史唯物主义，“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与经济基础决定道德习俗⋯⋯等等，都是两种文化结合的内在契机。考虑到并深入研究这些联系，便不致于把“结合”或“中国化”看得那样难解莫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