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丈化： 从接受到结合

从文化形态上讲，毛泽东及其思想对 20 世纪中国最根本的贡献，无疑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在这个意义上把毛泽东的思想理解为近代资本主义社会孕育出来的最彻底的叛逆性文化（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民族文化相绪合的产物，大概是不会有疑问的。

作为政治或哲学意义上的概括，“中国化”或“结合”自然已经清楚表达了这两种文化来源在毛泽东的思想中的组合关系。但如果进一步从文化学角度来分析，泛泛谈“结合”则未免抽象了一些，在如何深究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在塑造毛泽东的思想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具体作用时，就不那么明晰了，意见也不尽一致。这确实是个复杂的研究课题，非要争个“孰轻孰重” 或索性来个“二元并立”，或进一步把“结合”局限于例证毛泽东怎样广泛引用古代经典，如何运用民族语言和表述方式来解释马克思主义的深奥理沦，局限于分析毛泽东改造了几对传统哲学范畴，似乎也难说是深刻把握了毛泽东的思想中两种文化来源的内在关联。

关键恐怕在怎样理解这个“结合”，特别是毛泽东在自己的理论与实践中艰苦的探索过程和独特的结合方式。

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毛泽东首先由中国文化塑造，而后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他不只一次地说过：我的学习，第一阶段是在私塾里学孔子，第二阶段进学校学资本主义，后来客观形势使我和我周围的人转向马克思主义。又说，我读了八年孔夫子，又读了六年资产阶级的书，24 岁才知道马克思。建党时，我们也很幼稚，开始搞革命，准知道怎么搞呀？毛泽东关于其思想形成过程的自述，透露出他在文化吸收上的阶段性及其思想来源的复杂性。

在湖南第一师范学习后期，毛泽东上承朱熹之论，下受杨昌济影响，孜孜于“本源”的寻求。所谓“本源”，类似于客观唯心主义的“道”（老、庄）、“太极”之“理”（朱熹）、“理式”（柏拉图）、“绝对精神”（黑格尔），被毛洋东视为“宇宙之真理”。①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寻求“本源”演变为寻求“主义”，成为毛泽东的一个极为迫切的思维中心和压倒一切的研究目标。在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不断地选择，也不断地放弃。西方近代文化中的各种思想和思潮，诸如社会进化论、改良主义、无政府共产主义、新村主义、泛劳动主义、实用主义等等，他部触摸过，有的还躬行实验过，但似乎都没有使他成为其中某种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在种种如

饥似渴的选择和尝试都失败或无效的情况下，他才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这一“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②

近代以来，先进分子在文化理论上寻求主义，同通过社会实践改造中国， 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毛泽东确立其终生信念，既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又有独特的主观因素。

从客观上讲，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为半个世纪以来精神上内外交困、徘徊无路的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在中国传统（如“东方文化派”的主张） 和近代西方模式（如“全盘西化派”的主张）两种文化走向之外，选择一种更新的文化思想及精神支点的可能。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因为它产生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但又反抗这一社会制度，并且理应在更高的层次上反对封建传统。经受“五四”新文化运功大潮洗礼的第一代共产党人，最终皈依马克思主义，在当时的主观意识里大多存有这样一个动因：既批判和超越中国封建传统，又拒绝和超越西方近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关于前者，自不难理解，因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基本主题，就是反对封建传统。关于后者，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1）反帝爱国是毛泽东等第一代共产党人从民主主义者转向共产主义者共同的思想起点，这种民族感悄使他们在看待中西方文化时显得更审慎一些，注意到中国传统中的一些积极因素，也注意到西方近代文化中的消极因素，不易走向全盘否定或全盘肯定的形式主义文化选择泥坑。毛泽东在批判传统“太旧”“太坏”的同时，便及时指出“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①并认为东方文明即中国文明。在世界文明中应占“半壁的地位”。②在社会理想上，受知识背景和认知框架的影响，人们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初，也难免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概念和判断来实现文化符号从西方到中国的转变。如十月革命后，有人曾把“社会主义”译成“均贫富，等贵贱”的“大同之学”。刘少奇说他 1921 年到莫斯科，看到卢布票子上的“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 的中文翻译，是“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也颇说明问题。③2）从本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形势大气候来看，战后资本主义社会一派萧条危机和阶级对立悬殊的境况，使许多先进知识分子在考虑中国的前途和改造道路时，很难对这种社会及其文化形态表示好感。周恩来到日本、到西欧的所见所闻，便是他选择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的客观因素。毛泽东虽未出洋，但背景是一样的，潜在的思想逻辑是一样的。

从主观上讲，毛泽东当时寻求的“主义”，是期望它既有理论的深刻性、彻底性，把握宇宙之真理，更要有实践的可行性、操作性。在 1920 年 12 月给蔡和森等人的那封明确表示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信中，他说他不同意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的主义、德谟克拉西主义的根本原之一，就是这些主义“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与此相反，列宁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而在俄国取得成功，恰恰体现了以上两方面的优势。此外，毛泽东当时突出的反强权平民生义立场，强调“动”“斗”的鲜明个性，以及对新村主义等具有空想社会主义性质的思潮的特殊兴趣，无疑是他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第一级阶梯，构成他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一些核心要素（如解放无产阶级的使命、阶级斗争观念和关于共产主义的描绘）的心理契机。于是，一开始他把社会主义理解为“四海胞主义，也就是愿意自己好也愿意别人好的主义”，提出俄国式暴力革命的理由，在于资本家有一种自己不能遏制的扩张欲望，只有造出一种相反的扩张力量来抵抗、来斗争，才能达社会平等之目的。①

对于革命家来说，接受和确立一种信仰、一种主义、一种新的文化形态， 只是其崭新实践的开始，而非其实践的理论总结或逻辑终点。毛泽东和共产党人接下来必然遇到这样的问题：由于马克恩主义本身所具有的鲜明的批判性和战斗性，把它从孕育自己的资本主义文化意识形态中提取出来，是比较容易做到的，但要把它恰当地有效地运用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进行的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则须更艰苦更具独创性的实践探索，可以说这种探索并不比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探索容易。

在毛泽东等运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社会的实践探索中，始终伴随着文化选择上的分歧和冲突，有来自外部的，也有来自内部的。

概括起来，有这样几种。 1，同全盘西化论的分歧和冲突。毛泽东青年时代提出的“取于外乃足以

资于内”①和后来提出的“洋为中用”的主张，可概括他一生在吸收西方文化问题上的基本思路，体现同全盘西化主张的分歧所在。

2，同东方文化救世思潮的分歧和冲突。梁漱溟先生是此种思潮的重要代表。就他个人的思路而言，正如他说的那样：“我始终同情共产党改造社会的精神，但我又深深反对共产党不了解中国社会。拿外国的办法到中国来用”。②所谓“外国的办法”，就是马克思主义。梁先生认为，中国几十年来之种种运动，“实在都是一个‘文化改造、民族自救’”的问题，它不是也不应该是“一个新的阶级势力起来推翻固有的秩序”，社会改造的前途是， 使中国传统的政治制度和文化秩序“稍稍变化他自己以求其适应”即可。③ 对这种承袭近代以来“中体西用”主张的保守的改良主义的文化选择，毛泽东也是明确反对的。“五四”时期在《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一文中，毛泽东集中批评了“中体西用”主张，认为它是一种“自大的思恩”、“空虚的思想”、“以扎子为中心的思想”、“学问要新、道德要旧”的思想。还不无调侃地说“中体西用”论者吸收西方文化的目的，正如一个小孩，受了隔壁小孩的晦气，夜里偷着取出他的棍棒，打算明早跑出大门，老实的还他一个小礼，什么“西学”、“新法”，相当于小孩的棍棒罢了。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不可能使旧中国文化思想产生透底的变革。1938 年在延安，毛泽东同梁漱溟就中同传统的社会文化性质、中西方文化的差异和冲突、以及改造中国的基本途径等问题当面展开了论争，他的具体的批评意见，表现在读《乡村建设理论》所作的批语当中。①其中一个重要观点是，他不同意梁先生说的中西方文化的造诣“都很高”，认为近代以来中西方社会文化的冲撞及中国的失败，原因“不是都高，而是资本主义社会高于封建社会，故两者相遇后者失败，其帐已结。”解决中国危机的办法不是文化改良，而“只有更高者能胜之。此更高者即是民族民主革命。”

3，同托派思想的分歧和冲突。这虽然表现为在中国革命的性质、步骤和前景等政治问题上的分歧和冲突，但理论认识上的前提，却是怎样看待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文化性质，怎样看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中国的地位，怎样看待资本主义文明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等问题。这些问题，恰恰是 30 年代初以《新思潮》杂志为阵地的一批共产党的文化理论工作者，同以《动力》杂志为基地的托陈派文人所进行的那场著名论战的基本主题。托陈派的基本观点是：20 年代中期的大革命使近代以来的封建传统残余遭受了最后的打击，已变成“残余势力之残余”，中国社会已变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占优

势的社会，由此得出结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反帝反封）在中国已经完成， 中国共产党应放弃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这类“土匪行动”、“破坏行动”， 转而进行合法斗争、议会斗争。与此相反，参加论战的党的文化理论工作者则认为：中国社会基本上建立在农村经济的基地上，而农村仍然是封建的土地制度即以地主对农民的超经济剥削为主体，因此，中国社会仍然是半殖氏地半封建性质，从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是明确无疑的。“所以土地革命是数万万农民群众的切身的急迫的要求，是中国革命目前阶段的中心问题， 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单命的关键。”①这个结论，是这场兼具文化学术性和意识形态性的论战的一大收获，也可说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同中国当年实际相结合的理论产物，同苏区的革命实践更有直接关联。毛泽东没有直接参加这场论战，但在 1929 年 11 月给李立三的信中，他明确表示：托陈派的观点和行动“真岂有此理，中央的驳议文件已经到此，我们当普遍宣传。”②1930 年 6 月，毛泽东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与闽西特委联系会议，在会议通过的关于宫农问题的决议中，也明确指出：“机会主义反对派陈独秀们说中国农村已经资本主义化，封建剥削只是残余的残余，他们的结论固然要放弃民权革命，取消对地主的斗争。”30 年代初，为了彻底弄清中国农村社会的政治、经济、札俗、教育诸方面的性质特征，解决土地革命中的具体问题，毛泽东进行了大量的社会调查，以丰富详实的实例论证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这虽然不是直接回答托派观点的，但却是对他们的观点很有份量的批驳。就毛泽东本人的思想和实践发展角度讲，这些调查无疑强化了他对中国国情的认识，构成他反对另一种错误的文化理论选择偏向的重要基础。这就是——

4，同党内“左”倾教条主义的分歧和冲突。以上三种思潮，尽管出发点和立场不同（或“西化”、或“守旧”、或“取消”），对中国文化的认识和评价不同，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即在理论上抵制或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文化选择，从而在实践上反对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改造方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方面同党内“左”倾教条主义的分歧和冲突，焦点则在于如何坚持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因此，从中国共产党自身的成熟和发展角度讲，这一分歧和斗争是最具关键意义的，并充分体现了文化选择上的思想方法的正确与否同革命实践的紧密联系。

从 30 年代到 40 年代，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方面同机协照搬马列词句的教条主义围绕各种具体问题的争论，实质性的理论主题，就是怎样看待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及其具体结论，同中国国情及其民族文化传统的关系。因此，当毛泽东在 1938 年六届六中全会上第一次鲜明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一亟待解决的理论任务，强调必须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文化遗产的时候，王明在随后的发言中，不无所指的要人们注意几个“不能”，即对马列理论“不能庸俗化和牵强附会”，“不能以旧中国文化学说来曲解”， “不能在‘民族化’的误解之下，来忽视国际经验的研究和运用”。①作为一般的论述，指出这些当然是有益的，问题是这些并非当时的偏向，其实际的针对性和潜台词，若明白王明等的一贯主张，一看便知。而毛泽东的观点是：对于“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的中国历史文化遗产，“我们还是小学生”。②此后，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延安整风，实际上也是一场批判党内“全盘西化论”（毛泽东称之为“洋八股”），端正对中国民族文化的认识的思想运动。在毛泽东看来，党内的教条主义同西化论者在思想方法

上并没有太多的区别，“只知生吞活剥地谈外国”的毛病“传染给了共产党”，于是，“许多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①由此，毛泽东反复强调和鼓励研究中国的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民族史、思想史。又说：“把‘农民’这两个字忘记了，就是读一百万册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没有用处。”②正是通过延安整风，才从全党的认识上真正解决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民族文化需要“结合”和如何“结合” 的问题。毛泽东的思想，也正是在同教条主义的斗争中成熟和完备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