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和运用传统文化的三个基点

中国的历史文化，是一部太厚太重的书。翻开它要花很大力气，跳出来则更须有足够的见识。那么多的沉淀，那么多散发着智慧和霉味的精华与糟粕。翻得开，跳得出，则必有实实在在的大启发、大收获。

关于毛泽东在这方面深厚的素养兴趣，和那包裹不住的灵气才气，下面的例子或可说明问题。1963 年 5 月，在杭州工作会议的一次讲话中，谈到抓工作要集中精力抓主要矛盾，毛泽东随即一路发挥：就是要不唱天来不唱地，只唱一出《香山记》，这是一本写妙庄五女儿的小册子的开头两句。比如看戏，看《黄鹤楼》，就不想《白门楼》之类的戏，只看我的同乡黄盖。黄盖

是零陵人，周濂溪是道县人，是宋代的理学大师，二程是他的学生，朱熹就是这个系统，唯心主义。至于张载是陕西人，那是另一个系统，是唯物主义。柳宗元从 30 岁到 40 岁有十年都在永州（即今零陵），他的山水散文，与韩愈辩论的文章就是在永州写的。怀素也是永州人，唐朝的狂草书法家，与张旭齐名⋯⋯。一番随兴漫谈，文、史、哲传统泉涌而出。

关于毛泽东与传统文化的逻辑关联，我的体会是：当毛泽东在浩瀚的传统文化里游弋的时候，他脚下踩着三个年牢实实的支点：历史观念、实践需要、主体个性。怎么理解？

历史文化观念 “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传统文化作为人们现实活动的客观背景，

对每个人来说并无厚薄之分，问题是你用什么观点来看待它们，历史文化观念不同，它们在你心目中的价值和发挥的功能便自然相异。毛泽东的“鉴古” 和历史文化观念，我认为由这样三个基本要素组成：

反映论——解释历史文化现象的形成根源（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文化形态）。

动力论——揭示历史文化的创造和发展的基本形式（社会矛盾、阶级斗争、人民群众）。

民主性——对历史文化做价值评判和取舍的基本标准（核心内容是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

传统文化在毛泽东的视野里，总是一分为二的。他 1960 年 12 月同外宾谈话时对封建时代的文化发表的观点，集中体现了他的这种辩证的、历史主义的文化分析方法：

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是封建时代的文化，但并不全是封建主义的东西，有人民的东西，有反封建的东西。要把封建主义的东西与非封建主义的东西区别开来。封建主义的东西也不金是坏的，⋯⋯当封建主义还在发生和发展的时候，它有很多东西还是不错的。反封建主义的文化也不是全部可以无批判地利用的，因为封建时代的民间作品，也多少都还帝有若干封建统治阶级的影响。①

毛泽东的这个分析，同列宁关于每个民族都存在着两种文化的理论的联系，是十分明显的。并且进一步对封建主义的东西也不是一概否定，对反封建的东西，也不是一概肯定。

从实践到文化的选择基点

毛泽东毕竟是政治家，是开创新历史的革命实践家。他感受和评判历史文化不可能只具有理论的学术的意义。从实践的需要出发来引伸，或反过来用它们来推进实践的发展，是毛泽东沟通历史文化传统的目的所在。在大多数情况下，他都是根据自己终生追求的事业目标和不同时期的中心任务，来谈论和评判历史文化中的某些具体现象的。在许多观点的背后，我们不难体会到一条主脉：从传统到现实、从理论到实践。离开这条主脉，我们就不容易准确地把握毛泽东一些具体评论的内在意蕴（如关于共工并没有死的考证，关于张鲁五斗米道的评价，关于历史上有作为的人并没有读过多少书的说法）。抓住了这条主脉，我们便不难把他在不同时期对传统的不同看法，乃至对同一种文化现象的不同评价（如关于儒家，关于《水浒》）统一起来。更明显的是，当他晚年在实践中陷入困惑的时候，他对传统的态度也趋于矛

盾：不要学什么文学史，尽读古人的东西，尽是死知识；①有一种思潮，旧的东西一概否定，这种思潮是不对的，马克思就不是这样。②可以说，“实践——文化”，是毛泽东品评历史文化现象的基本出发点，也是我们分析研究毛泽东关于历史文化现象的种种评说不可不注重的角度。

主体文化个性的中介转换

对历史文化，无论是“评”还是“用”，都经由主体中介来实现的。作为性格丰富、具有多重角色的政治领袖，毛泽东在古为今用的桥梁上浓浓地铺上了其个性的色彩（有时也难免随心所欲）。他的求平等、好挑战的个性意志，不拘成规的思维方式，务实求变的行为作风，既渗透到他的现实决策之中，也渗透到他对历史文化的评价运用之中。毛泽东曾说自己的性格中有“虎气”和“猴气”两个侧面。从历史上的文化思想流派来看，毛泽东对诸子百家基本上采用了兼容并蓄的态度，但毕竟又各有取舍。从他的“虎气” 中多少可以体会到法家的影响，从他的“猴气”中则见出道家的印迹，从他罕见的历史责任感并特别注重意志作用来看，又明显是汲取了儒家的养分。但无论是法家、道家还是儒家，毛泽东的取舍部基于其深厚的个性基调—— 注重反映底层人民的意志，高扬群体事业，既崇实尚用又极具理想主义的墨家精神。墨家在先秦是与儒家并列的两大显学之一。“非命”（反对天命神授的等级制度）、“节用”（重视节约和生产劳动）、“勤生薄死”（推崇实践、富有牺牲精神）、“兼爱”、“交利”（人格平等、互爱互助、互惠互利）、“尚同”（平均主义的社会理想）等等，是墨家思想的主要内容。后来在独尊儒家的文化气氛下，它在文史经典的反映中逐渐式微，但它的理想却通过历代底层的农民起义反复呈现出来。毛泽东对墨家思想颇有研究，这从 1939 年 2 月给陈伯达、张闻天的几封信中便可得知。更重要的是，他对

历代农民起义史实的谙熟，反映了他这方面的浓厚旨趣。1939 年 4 月 24 日，在抗大生产运动初步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中，他径直评论说：历史上的禹王，他是做官的，但也耕田。墨子是一个劳动者，他不做官，但他是比孔子高明的圣人，孔子不耕地，墨子自己动手做桌子椅子。由此，毛泽东进一步发挥说：马克思主义千条万条，中心的一条就是不劳动不得吃。至于 1958 年毛泽东在读《三国志》中的《张鲁传》时而大受鼓舞，把深刻反映墨家社会理想的“五斗米道”的内容同“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做法一一比较，更是众所周知的事了。当然，在毛泽东关于现实实践的理性表述中，没有必要也不可能是这样明晰地连结着传统，但后者在他的个性世界里毕竟有些象漂浮在水面上的冰山，它的底脚沉潜在水平线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