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义与大众——文艺发展观

“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潮中，毛泽东的思想发生了两个明显变化。

第一个变化是对救济世危、改造社会的“大本大源”的寻求，转变为对各种各样的“主义”的潜心探索。第二个变化，是随着变革意识的加强和对行动哲学的推崇，对一切新的文化现象、文学现象表示了极大的热情。这两个方面其实也是互为一体的，它们共同影响着青年毛泽东的文艺观的演变。 “主义”，大概是“五四”前后思想界使用频率最高的几个外来词汇之

一。对当时的先进知识青年来说，寻找救国之道与寻找主义是差不多可以互换的表述。用毛泽东的话说，“主义譬如一面旗帜，旗帜立起来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有所趋赴”。①研究包括文艺在内的意识形态各领域的各种主义，各种学说，是 1918 年下半年到 1920 年这段时间里，毛泽东的一个极为迫切的思维中心和压倒一切的学习目标。

1919 年 7 月 21 日，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发表《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明确提出该会的原则是“研究及传播最新学术”。“研究范围大体为哲学、教育学、心理学、伦理学、文学、美学⋯⋯诸问题，会友必分认一门研究”。是年 10 月 23 日，他在《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问题研究会章程》，说得更明确：“在各种问题研究之先，须为各种主义之研究。下列各种主义，为特须研究之主义：（一）哲学上之主义，（二）伦理上之主义；（三）教育上之主义；（四）文学上之主义：（五）美学上之主义；⋯⋯”到 1921

年 2 月，在新民学会会员的一次聚谈中，毛泽东在发言中再次主张，学会的共同行动是研究主义，“所谓研究主义是研究哲学上、文学上、政治上、经济上以及各种学术的主义，当然没有另外的主义”。值得注意的是，除原有的学术上的各种主义以外，他还加上了“政治”、“经济”上的主义。这表明他的探寻从纯理论向现实倾向转化。

从健学会、问题研究会到新民学会，作为发起者，青年毛泽东都如此热衷于“主义”的研究，并且始终没忘掉文学和美学。1921 年 2 月在新民学会会员的聚会中，他说自己“文学虽不能创作（大体指当时流行的新文学样式

——引者注），但也有兴会”。从当时的背景看，这问题与主义之争不无关系。他组织问题研究会，就是受胡适提倡的解决社会人生的切要问题的影响，并且多少透露出胡适派的实用主义的痕迹，但他并没有把问题与主义这两个方面分割开来。不过，尽管他研究主义是为了寻救解决现实人生问题的途径，而且也从事着大量的社会实践，但他当时的思路和主张，却是以学理解决问题，而不是从实行解决问题，理论与实践没有获得完全统一，根本上反映出他的世界观未完全确立，理论的探求还不彻底，还缺少一个牢实的支点。就象他 1920 年 3 月 14 日给周士钊的信中所表白的那样：“现在我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比较明了的概念”。这样的思想状况，也使毛泽东时当时译介过来的文学、美学上的种种主义，还没有一种明确固定的选择和评价。从倡变求新的思路来看，由于西方文化不断走进青年毛泽东的视野，在中西方文化的对比中，使他产生了两方面的新认识。一方面，他对传统文化在当时的消极影响具备了某种程度的批判意识，认为国人“思想太旧，

① 1920 年 11 月底致罗章龙信。

道德太坏”。①之所以说他只是“某种程度”的批判意识，是因为毛泽东从来没有极端地鄙夷过民族的文化传统，更没有产生过以西方文化代替中国文化的想法。在“五四”前后这个最易完全倒向西方和极端反传统的时代，他仍然相当清醒地认识到，“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也”。②而且，“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年，要占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③因此，在文化类型观和文化发展观上，青年毛泽东基本上是一个二元并行论者。

另一方面，正是在中西方文化的比较考察中，他认为西方文化就是因为有文艺复兴那样的“雷电一震，阴噎皆开”的文化变革，才不断有新创造、新发展、新气象，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变：“自文艺复兴思想解放，⋯⋯就成功或将要成功许多方面的改革”。④由此在与同学好友聚会时，他强烈地希望国人中出现大哲学家、大化理学家如“俄之托尔斯泰其人者，冲决一切现象之网罗，发展其理想之境界。行之以身，著之以书”，“以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新思想”。甚至主张“将唐宋以后之文集诗集，焚诸一炉。”⑤开发新思想的渴望，使青年毛泽东对各种新生事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而文艺领域的新主义和新现象，自然是他视野中一个明显的目标。他视俄国文豪托尔斯泰为张大意、集雷电以倡变革的思想英雄，自然不足以说明青年毛泽东已明确把文艺看成变换全国思想的一个重要途径。但从历史现象来看，俄国 19 世纪中叶，包括普希金、冈察罗夫、屠格涅夫、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杜波留勃夫以及托尔斯泰在内的一大批民主主义文学家，中国“五四”前后，鲁迅、胡适、郭沫若等人及其作品，还有李大钊、陈独秀有关文学的论述，事实上都起到了这种思想变革的功能。从理论上看，文艺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在历史转折的关头，文艺往往是社会风云变幻的晴雨表，是思想论争的重要战场，是实现文化变革的宣传工具。特别是象托尔斯泰这样具有浓厚的哲学、道德和宗教意识的文学家，更是直接被列宁称为“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由此看来，青年毛泽东寄希望于中国的托尔斯泰，显然不是偶然的。在他日后对革命文艺的探索过程中，从政治和哲学的角度来审视文艺、关注文艺，或反过来借文艺谈政治、谈哲学的方法，越来越明显，而且在他的心目中也确实出现了一个“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新思想”的托尔斯泰式的文学家，这就是被他称为新文化运动“旗手”和现代中国的“圣人” 的鲁迅！

当青年毛泽东把目光投向热热闹闹、不断变化的文坛现象时，他切实地感到了一种引人的新的文艺思潮在诞生，在涌动，在壮大。正像他之于“五四”思想界还不是主角一样，他之于“五四”文学界，更多的还是一个热心的却有特色的观众、读者、研究者和赞美者。在他的笔下，时时流露出对“五四”新文学现象的惊喜语调。

1919 年 7 月 21 日：“革新之说，不止一端。自思想、文学。以及政治、宗教、艺术，皆有一改旧观之概”。①

① ②1917 年 8 月 23 日致黎锦照值。

③ 1920 年 3 月 14 日致周世钊信。

④ 1919 年 7 月 14 日《湘江评论创刊宣言》。

⑤ 据张昆弟 1917 年 9 月 22 日日记。

① 《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湘江评论》临时增刊第一号。

1919 年 9 月 5 日：“《民铎》所登大著《国语学之研究》，读之益我不少，与同号《俄罗斯文学思潮之一瞥》同可谓近数年来不多见之文章。”②

1920 年 7 月 21 日：“自世界思潮日趋转变，吾国新文化运动，随之而起。文学革新，思想解放，全国风传，进行甚速”。③

1921 年 1 月：“这时候国内的新思想和新文学已经发起了，旧思想、旧伦理和旧文学，在诸人眼中，已一扫而空，顿觉静的生活与孤独的生活之非、一个翻转而为动的生活与团体的生活之追求。”④

1921 年 4 月：在起草《文化书社社务报告》中所开列的该社经营的 40 余种重点书刊中，特列出《晨报小说第一集》、《托尔斯泰传》、《短篇小说》、《尝试集》（胡适新诗集）以及《新校点儒林外史》、《新校点水浒》等。

1921 年 8 月：在《湖南自修大学组织大纲》中，把研究范围分为科学、哲学、文学，并专门提出要组织“中国文学研究会、英国文学研究会、诗歌小说或戏剧研究会”等。

从上述青年毛泽东对文学的关注来看，大致有这样几个特征：1）一直不是把文学作为一个单独的对象来谈。2）由于文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确实扮演了先锋的角色，乃至成为焦点之一，因此，在毛泽东心目中，新的文学现象总是代表思想文化变革的进程和趋向。3）新文学的研究，对青年毛泽东来说，确实是探索新主义，感受新生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途径，而且，他通过新文学现象的关注和了解，也确实从思想上获益不少。

青年毛泽东不完全是“五四”新文艺运动的被动接受者。他的敏锐的社会观点以及他对“主义”的追求，无疑使他成为“五四”新文艺的一个有某种概括和某种选择的观众和研究者，尽管当时还不是十分的自觉和明确。

譬如，他是这样来描述西方文艺复兴以来，“就成功和将要成功许多方面的改革”中的文学方面的：“由贵族的文学、古典的文学、死形的文学，变为平民的文学、现代的文学、有生命的文学”。前者属于“文学的强权”， “各种对抗强权的根本主义，为平民主义”，“文学的强权”同独裁政治专制社会一样，“丝毫没有存在的理由，都要借平民主义的高呼，将他打倒”。

①这里虽说的是西方文学现象，但显然是借题发挥，拿西洋的“钟馗”打中国

传统的“鬼”。而且，所用的概念如“强权”，也是当时思想界时兴的，并很容易使我们想起“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中坚人物提出的一些根本性主张，如推倒贵族文学，建立国民文学，推倒古典文学，建立写实文学：推倒山林文学，建立社会文学（陈独秀），以及建立于民文学，人的文学（周作人）。但是，如果仔细辨别，毛泽东的描述也不乏其个性色彩。

1）“死形的文学”与“有生命的文学”的对立表达，在当时还不十分普遍。他号召学生们联合起来进行“自教育”，原因之一就是满嘴里“诗云”、“子曰”的国文先生们，“顽固”地向我们脑子里灌“一大堆古典式死尸式

② 致黎锦熙信。

③ 《湘潭教育促进会宣言》，发表于 1921 年 5 月 1 日《湘潭教育促进会会报》第 1 期。

④ 《新民学会会务公告（第一号）》。

① 1919 年 7 月 14 日《（湘江评论）创刊宣言》。

的臭文章”，使我们这么呆板，这么萎缩，这么不活泼。①从中折射出青年毛泽东着眼未来、追求新鲜活泼的文艺景象。2）从根本上把旧文学的特征归之于“强权”，把新文学的特征归之于“平民”，这与当时惯用的“贵族文学” 与“平民文学”的对立表述略有差异。当然，两种表述的核心都是强调自由地抒发主体的心灵个性。但是，“平民”的含义却可以作不同的引伸。比如，周作人的主张中，平民的文学，就是较为抽象的“人”的文学，而当时不少作家心目中的“平民”，事实上是他们自己所旧的那个“小布尔乔亚”的阶层，即市民阶级的小知识分子。（李大钊用的是“庶民”，与其明显不同。）青年毛泽东对“平民，的理解虽然还不能完全脱开这个时代的窠臼，但在具体论述中却注进了新的认识。也是在 1917 年 7 月份撰写的三篇《民众的大联合》中，他把“平民”解释为被剥削的“大多数人”，而且首先是“农夫”，希望“农夫”和“大多数人”联合起来，汇成浩浩荡荡的“世界大潮”。一切人（当然包括文学家），只有“承受他”。“研究他”和“施行他”！

用“平民主义”反对“强权主义”，是无政府主义的一个重要主张。毛泽东和早期其他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如恽代英等，大多受过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影响。1936 年同斯诺谈话时，他说，“当时，我赞同无政府主义的很多主张。”具体说来，青年毛泽东接受了与无政府主义有血缘关系的新村主义、工读主义。日本作家武者小路实笃，就是在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和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下，提出并实验他的新村主义理想的。1919 年 3 月《新青年》发表了“五四”文学健将之一周作人介绍日本新村主义的文章。这自然被早已倾心于克鲁泡特金的毛泽东接受了下来。他在《湘江评论》上撰文谈到苏俄社会理想时，还特意介绍说：“1910 年，武者小路实笃，纠结了一班同志，在东京发刊《白桦》杂志（当时日本文坛由此出现了以该杂志为主体的有影响的同名文学派别——引者注），到了近三、四年，影响渐渐盛大，造成一种新思潮新村的计划，我认为便是这理想（指苏俄的理想——引者注）的实现”。在青年毛泽东的心目中，新村主义，似乎就可以等同于苏俄的社会理想。不久，他草拟了一个建设“新村”的计划书，并于 1919 年 12 月在《湖南教育月刊》上公开发表其中的《学生之工作》的一章。

值得注意的是，该章各节始终贯穿着自然美、劳动美、艺术美的美感教育和享受方面的内容。文章强调手工课的重要性，认为它能“陶冶心思精细”， “启发⋯⋯审美之情”，提出必须增加工作和游息时间，而工作又必须有“种园”即种花种草的活动；新村里还要设置剧院和公园这类欣赏艺术美和自然美的专门场所；文章还特别提到要以一种“新精神”从事劳动。在他看来， “田园林畜各项，皆旧日农圃所为，不为新生活。以新精神经营之，则为新生活矣。”把上面这些联系起米看，一个中心意思就是要造就一种新生活，而新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主体能够在一种新精神的指导下进入自然美、艺术美和劳动美的境界之中。基于这个标准，在青年毛泽东来看，旧时那些 “号称士大夫有知识者流，乡营逐于市场宫场，而农村新鲜空气之不吸，优美景色之不赏，吾人改而吸赏此新鲜之空气与优美之景色，则为新生活矣”。在某种程度上，青年毛泽东设想的这种“新村”，就是他 1917 年希望的，

通过求真、求善，求美的实践途径，进入“呼太和之气而吸清海之波”的“圣域”的具体化。值得一提的是 1958 年，毛泽东提出过“粮食多了怎么办”的

① 《民众大联合（二）》。

问题，由此曾设想过“田园化”的思路，即耕地、休耕地和种树种花各三分之一。就这点看，“青年时代的思想初恋，似乎在晚年又燃燃了某种‘怀旧’ 之情”。①事实上，培养求真、求善、求美的新精神，以及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他一生探索井为之奋斗的人生理想和社会理想。青年时代所设想的无论是“圣域”还是“新村”，当然是不成熟的也不切实际的理想，但却清晰地昭示出他一贯的探索心迹：社会理想总是伴随着相应的审美理想、人格理想，而且能够和应该体现这些理想的人，只能是在社会上占绝大多数的平民大众，或者说，他总是基于平民大众的立场、愿望及其日常生活状态，来设计他的社会理想、审美理想，也包括文艺理想。

青年毛泽东当时还没有形成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论观点。但是，1920 年8 月，当他采用惯常的从下往上看的思维方式，来审视“五四”前后的文艺和文化革新的时候，其平民大众的立场毕竟使他得出了他此前未曾有过的评价，而且是一个在当时文坛极其难得的并不乐观的评价：

新文化严格说来，全体湖南人都和他不相干。若说这话没有根据，试问三千万（湖南人）有多少人入过学堂，入过学堂的人有多少人认得清字懂得清道理，认得清字懂得清道理的人有多少人明白新文化是什么？⋯⋯彻底些说吧，不但湖南，全中国一样尚没有新文化。不但中国，全世界一样尚没有新文化。①好家伙，他一度推崇的西方文艺复兴以来

的包括文学艺术革新成果在内的新文化，他一度赞扬的“一改旧观之概”的“五四”新文艺新文化，此时都不那么入他的眼了。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些新文艺新文化大都是文人知识分子们创造的，反映他们的生活体验、社会认识及其理想愿望，并只能为他们彻底欣赏和理解，与平民大众尚有很大的距离。文艺和文化革新，与新文艺新文化似乎并不是一回事。只有为大多数的平民大众接受理解，并反映他们的生活和愿望的文艺和文化，才算是“新” 的。

这个认识，是毛泽东后来成为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以后反思“五四”新文化新文艺运动的思想观点的萌芽。在 1940 年的《新民主主义论》中，他说： “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这个文化运动，当时还没有可能普及到工农群众中去，它提出了‘平民文学’口号，但是当时的所谓‘平民’，实际上还只能限于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即所谓市民阶级的知识分子。”

那么：怎样才能创造出新文艺新文化呢？青年毛泽东说：

我们认定，没有新文化由于没有新思想，没有新思想，由于没有新研究，没有新研究，由于没有新材料。

这一连串的逻辑推论，最终落实到“新材料”。什么是新材料，显而易见，它就是新文艺新文化需要反映的新对象，就是平民大众不同于士大夫、文化人的真实的生活处境、现实的理懈水平、切实的愿望理想。此后，毛泽东一直都在努力寻找和宣立属于平民大众的新文艺，新文化。由此，我们不难理

① 李锐：《学生时代的毛泽东》。

解，他为什么那样煞费苦心地强调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强调文艺的大众化，强调民歌，强调普及，强调通俗、生动、活泼。

1920 年的毛泽东，还没有象后来那样明确透彻地分析清他的新文艺新文化理想与新对象的关系，但是，在全世界都没有“新”文化的时代，他毕竟在一个属于平民大众自己的国家里看到了希望之光：

一枝新文化小花发现在北冰洋岸的俄罗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