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传统文艺“对话”中的内心世界①

青年毛泽东与中国文艺

古典小说与农民地位，梁启超的新文体与政治改良，英雄传记与伟人济世，这是毛泽东在他的家乡最早受到的文艺和政治的双重启蒙。

长沙求学，把毛泽东引向经典浩瀚的文史传统。切情、切事、切理者方能自美——这是毛泽东走向唯物主义文艺观的原始起点。文学被青年毛泽东视为“百学之源”，是认为它能够熏染真善美的人格境界，培养救世济危的奇杰之士。

青年毛泽东的文艺观点存在着明显矛盾。当他循着思想救国、“本源” 济人的思路，张扬宇宙唯我的观点来看待文艺的本源及其创作过程的时候， “切实”之论离他远去，“缘情”之说成为主导。在理论表达上，十分自然地接受了康德的客观唯心主义美学。骛高远而崇奋斗的人格志向，尚沉雄而发金声的论文风尚，在青年毛泽东身上融为一体，评人评诗，都重在一个“气” 字。

“道统”与“文”，被青年毛泽东视为国学精髓。这里有文以载道的背景，更有洒脱不拘的风采。毛泽东一住情深地沐沿着人杰地灵的湘楚文化氛围，直陈与它的精神勾连。其诗文气质，承袭屈原、孔融、韩愈之流：作文骎骎入古，亲近桐城一派。由是奠定他一生情理内蕴、光华外吐的写作风格。

“五四”时期，毛泽东视新文艺思潮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赞美其由“强权”而“平民”，由“死形”而“有生命”的变革。与此同时，他在“新村”里实验着融生活美、自然美、艺术美为一体的鲜活天地。哲学上寻求云集万夫的“主义”，合理地延伸为在文学上寻求创新的支点。当他把目光投向底层大众的时候，却提出热闹的文坛原来并没有创造出真正的新文艺、新文化，只在俄罗斯看见一技新文化的小花。

毛泽东与古典小说

作为政治家，毛泽东同古典小说的联系是：1）引用大量的雅俗共赏的情节和形象，在思想、理论、政策的表述和宣传上有特殊效果，并赋予他别具

魅力的“通俗文学式的领导风格。”2）把小说当历史读，以史家兴趣、史家眼光、史家见识来印证和引伸他对历史现象的看法。

作为批评家，他始终把小说视为特定时期社会生活的反映，反对从某一抽象的观念或单纯从前后作品的某些承袭关系中来理解小说的生成根源。他的评论，习惯从作者的思想倾向，作品的结构、题材、细节，人物形象的命运，来挖掘小说同其时代的“同构”关系，揭示它们在经济关系、上层建筑、思想文化诸方面的认识价值。阶级关系则是他品评古典小说的基本的指导线索。

1954 年，毛泽东以一封《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而引起轩然大波。他仔细阅读和批注李希凡、蓝翎的两篇文章、冯雪峰的检讨以及其他的批判文章，表明他迫切希望真正确立马克思主义在古典文学等学术领域的主导地位，使之成为人们自觉和普遍运用的指导方法。对《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判，一开始便不只是对一部古典小说的评价和一个纯粹的文学问题。就文学批评建设来说，这场批判使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成为了“共识”，但也开了以政治思想运动来解决学术问题的先河。

没有任何一部古典小说象《水浒传》那样同毛泽东的实践有如此紧密的关系。毛泽东的性格中似乎有一种“《水浒》情结”，成为他思考农民革命问题的潜在的文化背景。他从《水浒》前半部里读出了革命的必然性和合理性、革命的道路、革命者主体的英雄品格、革命的政策策略诸方面的现实意义。同时，《水浒》的后半部则引发他思考如何发展和保持革命成果的问题。

毛泽东与神话传说
“幻想的同一性”，这是毛泽东对神话传说与现实生活的关系的根本理

解；哲学依据是唯物主义反映论。由此，“同一性”成为毛泽东品评古代虚幻文学——《楚辞》、《聊斋》、《西游》的一个基本出发点。

“神话精神”的核心，是激起人们实际地改造世界的态度（战斗性）。毛泽东特别注重在实践中运用和发挥神话文学的这一杜会功能。他笔下的共工触山、愚公挖山、上帝搬山，恰当地烘托出毛泽东和他的人民在爱国主义旗帜下改造旧世界的壮志毅力。60 年代初，当毛泽东感到国际国内的各种“妖魔鬼怪”横挡在理想大道中间的时候，他指导编写了一本《不怕鬼的故事》，提倡“打鬼精神”。于是，孙悟空在他心里具有越来越突出的革命和审美价值。

摧毁世俗的鬼神崇拜，把人提到神的境界来肯定，是毛泽东在各个时期都未曾忽视过的社会文化革命的目标之一。确立神人之间的真实关系，是为最大限度地解放思想，激发人定胜天的创造热情。

三年“跃进”，心潮澎湃。毛泽东住这段时期集中阅读浪漫主义想象作品，思接千载且有所领会：提出搞点幻想，搞点民歌；倡导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等等，皆非兴之所至，也不只是文学话题，而是紧扣着走向“自由王国”的实践探索。历史上，农民运动撞击的“大同”钟声，文人骚客憧憬的“桃源”社会，还有毛泽东青年时代曾接受的“新村”境界，都在他心里唤起回响。“现实的同一性”和“幻想的同一性”之间的界限，在他的诗歌里变得模糊起来。

从艺术角度讲，运用神话传说的题村、意境，印证着他的出色的审美感悟力。他欣赏的“诗仙”李白、“诗鬼”李贺、“骚之苗裔”李商隐，皆直承屈、庄的奇幻。毛的作品，借“游仙”之路，铺成瑰丽华章。

毛泽东与传统戏曲

传统戏曲是毛泽东按其文化理想来改造旧艺术，创造新艺术的重要切入口。他特别反感的题材类型是帝王将相。着意于在戏曲舞台上把颠倒的历史再重新颠倒过来，让劳动大众成为主角。在他的文化观里，社会形态、历史观念、戏曲舞台是互为一体的：封建社会——英雄史观——帝王将相，社会主义——奴隶史观——劳动大众，这两种体系不能混淆。

毛泽东曾把旧剧目划分大有利、有害、无害三类，提出对它们要采取不同的态度。他把戏曲界提出的“百花齐放”作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方针。实施百花齐放的难点和焦点，是牛鬼蛇神题材的剧目。1957 年上半年，为宣传“双百”方针，毛泽东集中从艺术发展规律、社会文化心理和党的政策诸方面，分析了牛鬼蛇神剧目在目前存在和上演的必然性，以及最终用理想的东西取代它的方法。60 年代对“鬼戏”剧目的看法发生变化。

“旧瓶装新酒”，是毛泽东关于“戏改”的最初思路；1942 年又发展为“推陈出新”。即：保留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戏曲形式，表现革命的恩想内容。“新酒”有两种装法，改写历史题村和新编现代题村。受艺术规律的制约， 40—50 年代的重点是前者。60 年代开始，毛泽东强调后者。后来发展成从题村内容、演唱形式到创作方法的“京剧革命”。对后来的极端政治化和公式化的“样板戏”，毛泽东陷入两难评价。

通常悄况下毛泽东按自己的审美情越来选择和品赏一些剧目，发表一些艺术方面的看法。各剧种中他较喜欢京剧，京剧里他较喜欢激昂沉雄的高派老生唱腔。在艺术观念上，毛泽东始终强调各流派、各剧种要充分保持和发展自己的长处，认为这是艺术发展繁荣必须具有的多样性原则。

毛泽东与诗词文赋（上）

旧体诗词及辞赋散文，是毛泽东最主要的艺术审美样式，是最能自然、自由、含蓄而又洒脱地表达思想感情的工具。他对诗词文赋的爱好还透露出近于职业的研究精神。

毛泽东继承了“诗言志”的诗学观念，出色地运用了从这一观念引伸出来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的批评方法。在知人索志的诗评中，充分表达出他的“不平则鸣”、“穷而后工”的诗歌创作观，和处于低层的人创造力最旺盛的文化发展观。一批遭受压抑而不得志的诗人诗作，为其情之独钟。

诗与史，有情事、虚实、热冷之别。毛泽东是诗人而兼史家，在他的诗词欣赏和批评活功中，用自己的思想把这两个方面揉在了一起。读诗与读史，评诗与评史，写诗与写史，在毛泽东身上常常是互为印证，融为一体。通过诗歌，毛泽东读（评、写）活了历史，通过历史，毛泽东升华了诗歌。这一切，又都形迹清晰地引向他在自己的思想指导下所从事的实践。

格律与比兴，是毛泽东衡量旧体诗词是否有“诗意”的两个最基本的艺术标准；也是他根据自己的创作实践感慨写诗之难的所在。于是，对待史的评论是重唐而轻宋，对今人的创作则要求遵守此二法度。他认为有素养的诗人常常是根据个人气质来选择诗体，他本人则乐用较自由的长短句。

关于“今诗”，毛泽东提倡以新诗为主。但他对“五四”以来的新诗评价并不高，背后蕴含了他对艺术的民族性的看法，古典和民歌被视为未来新诗体的“艺术武库”；精练、有韵和相对整齐，被视为未来新诗体的基本规则。他一生对民歌满怀深情和期望，但“跃进”民歌的尝试则使他大大失望。

毛泽东与诗词文赋（下）

毛泽东那强劲厚重的人生风格，使他乐于欣赏气势沉雄（曹操）、激昂

（唐边塞派）、豪放（李白）、慷慨（辛弃疾、陆游）、悲壮（陈亮、张孝祥）一类诗人诗作。作为创作者，器大者声必宏。一首《沁园春·雪》向世人一展盖世豪情，领诗坛风骚。政治家而兼诗人的双重角色，使毛泽东的作品兼具政治家军事家的浑厚沉着、本色凛然的威风，和一般浪漫主义诗人的洒脱拔俗、即兴随意的灵气。由此反观古代豪放派诗人，他有着特殊的心理优势。

毛泽东用自己的诗笔创造了一个充分体现其人生价值观的世界。这个世界有自己的时空观：1）超越光阴流逝的进取精神，赢得青春不老的生命形式。2）拓展和突破空间限阈，亲近和拥抱天地自然。其代表作多与山川物象有关，绝非偶然。3）通过主体的实践而使现实世界发生运动变化，是毛泽东把握和沟通时空关系的中介。“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是毛泽东追求的充满时空含义的诗意境界，也是他在实践中表现出未的人生观、世界观。

向不合理的秩序罗网挑战，是毛泽东的人生主题之一，也是其诗歌欣赏和创作的重要主题。他欣赏文学史上批判君恶、颂扬反抗的民主的、浪漫的作家作品，他用平平仄仄的枪声写诗。人凭意志力同对象做无畏无尽的拼搏，在他的感受中始终有特殊的审美含义。意志转化为诗情，所以他的创作高潮分别出现在冈井山、长征和 60 年代末 60 年代初这三段最艰难的岁月。究其因，挑战的主体不是“个人”，而是“上帝”（马克思和人民）。

毛泽东的内心世界从来不是单色调的，在诗歌欣赏中，他“不废婉约”。就创作而言，早年除《贺新郎·挥手从兹去》外，还有一首“不抛眼泪也无由”的《虞美人》，勾连他从青年到晚年对杨开慧的绵绵思情。晚年读王粲的《登楼赋》更是直率地谈文纵情、评人衬己了。

毛泽东晚年的文学欣赏，笼罩着意味深长的急迫而又充满悲剧的气氛。生年不与，美人迟暮；现实多艰，任重道远，历代诗人反复描绘的这类感受，唤起他的共鸣。但他仍然喜欢奔腾的“乱云”，渴望挑战，包括向生理规律挑战。“文革”前夕在一首诗中表达的“一声鸡唱，万怪烟消云落”的期望，并没有成为现实。于是，悲凉沉雄的南宋词伴随着他波过最后的岁月。这类作品中孤独、困惑的“天意”高难问，无人会，悲难诉⋯⋯，折射出晚年毛泽东内心世界的深深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