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探索的六个阶段

正是立足于实践，根据不同的历史时期所要解决的具体问题，使毛泽东的文化探索呈现出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阶段住特征。历史地考察这个阶段性，是避免在这个课题上犯以偏概全的简单化的毛病的必要途径。

毛泽东一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吸收运用和评价，以及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相结合的过程，大体可概括为以下几个阶段。

吸收与选择——“五四”前后。

实践中运用——大革命与土地革命时期。这个时期，毛泽东主要考虑农民革命及其道路问题。理论上着力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来分析中国社会文化的性质特征，特别是历史和现实中的阶级关系以及农民的处境命运。实践上，他用全副精力从事农民运动，在促进农民运动冲决中国封建传统四大“绳索”，赞美“分田分地真忙”景象的同时，冷静地认识到，农民们只能挟带着深厚的小农生产者的文化心理和习俗愿皇来从事解放自身的事业，体会到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复杂性。毛泽东的选择是：只有在政治、经济上翻身，才能获得文化心理和精神上的真正变革和进步，别人不应过早地越俎代庖替农民“丢菩萨”。①这种务实的态度，使毛泽东较注重利用传统来推进崭新的革命。1926 年在广州农讲所讲课时他，曾说过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洪秀全起兵时，反对孔教提倡天主教，不迎合中国人的心理，曾国藩即利用这种手段，扑灭了他；这是洪秀全的手段错了。我们当然不必渲染这一观点在毛泽东关于农民革命与文化传统的思想中的位置，而且此后毛泽东也极少对这一说法做过暗示和发挥。但它至少反映出毛泽东这样一种潜在的思路：中国的农民革命，不仅不能一下子断然否定传统，在某种程度上还要借助传统，以其为达到目的的手段。后来他赞赏彭湃同农民一起去拜菩萨，也大体是基于这种考虑。①大革命失败以后，在中国革命何去何从的危急关头，当毛洋东做出秋收起义、进军罗霄山脉、建立井冈山根据地、改进红军作风等一系列卓越选择时，他脑海里也时常门显出历史上的“绿林好汉”、“山大王” 的行为方式，特别是经常用历代农民起义的经验教训来教育干部、战士。② 他在苏区制定和执行的经济政策被教条主义者指责为“右倾路线”；他的一些主张被说成是阶少马列主义理论的“狭隘经验论”；在军事指挥上，被嘲讽为“把古代的《三国演义》无条件地当作现代的战术，把古时的《孙子兵法》无条件地当作现代战略”。③这些指责和嘲讽除了说明教条主义的无知和愚笨以外，恰恰衬托出毛泽东在利用传统问题上的正确和精明。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 1930 年写的《调查工作》（即《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还揭示了这样一条思路：教条主义同中国传统的某些消极心理恰恰有着某种关联，他说：“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文化落后的中国农民至今还存在着这种心理。不谓共产党内讨论问题，也还有人开口闭口‘拿本本来’。”后来在延安整风时，毛泽东更明确地指出：教条主义的来源之一，就是“中国是科学不发达的，存在广大小资产阶级的国家。”①这个见解无疑是相当深刻的，在文化传统的继承和改造上也颇有启发意义。

的确，中国是小生产的汪洋大海，小生产者的心态乃是传统文化心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是以无数农民小生产者为主体的，小生产者的文化心态自然也渗透到了革命队伍之中。因此，毛泽东在运用传统的时候，并没有忽视对它的某些消极影响的批评和改造，土地革命时期的论述，便集中体现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一文当中。后来在延安的一次讲话中，他几乎是用传统的儒家心性修养的方式，来要求人们放弃传统的小农身上的自私肉利的倾向，希望参加革命的人要把牺牲精神落到实处，譬如三万块钱请你一个人带走，骑了马走，那时候一看，前后左右都没有人，钱就在荷包里，你打不打主意，想不想一下子呢？由此想到国家，买田地，讨小老婆。②对农民心里这种精细的揣摸，正是毛泽东的独到之处。对它的改造，也是个极其艰苦的过程，除了正面教育以外，毛泽东也看重主体的“慎独”

功夫！灵魂的革新，似乎要靠自觉。总之，在强调毛泽东运用传统的时候，指出他在改造上下的功夫，是十分必要的。

理论总结——以整风运动为标志的延安时期。到延安后，毛泽东发愤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在写出一批成熟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军事和哲学著作的同时，还针对“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教训，根据他在长期的实践中探索的经验，根据近代以来文化学术思潮的发展和现状，从科学的理论高度阐述了他的文化研究、文化创造和文化发展观念。

在此期间，他多次倡导研究、清理古代和近代以来的文化思想。1939 年1 月 17 日给何干之的信中，他说：“我们同志中有研究中国史的兴趣及决心的还不多，延安有陈伯达同志在作这方面的研究，你又在想作民族史，这是很好的，⋯⋯我想搜集中国战争史的材料”。同年 2 月，他仔细批阅了陈伯达的《孔子的哲学思想》、《老子的哲学思想》、《墨子的哲学思想》几篇研究文章，并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上述几儒文章在引了章太炎、梁启超、胡适、冯友兰等人的许多研究观点以后，“应在适当地方有一批判的申明，说明他们在中国学术上有其功绩，但他们的思想和我们是有基本区别的，梁基本上是观念论与形而上学，胡是庸俗唯物论与相对主义，也是形而上学⋯⋯等等。若无这一简单的申明，则有使读者根本相信他们的危险。”① 他推崇范文澜的“中国经学简史讲演提纲”，并亲临听讲，是“因为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是头一次”，迸而希望作者在“提纲”中对康、梁、章、胡的“错误一面有所批判”，还希望涉及廖平、吴虞、叶德辉诸人的文化思想，因为“越对这些近人有所批判，越能在学术界发生影响”，更重要的是，反对“复古反动”乃“目前思想斗争的第一任务”。②

1940 年初，延安创办《中国文化》杂志。趁此机会，一向关注新文化建

设的毛泽东，于是年 1 月精心撰写了长篇论文《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发表在该杂志的创刊号上。他说这“算作《中国文化》出版的态度”，并“说明一下中国政治和中国文化的动向问题”。这部著作，无疑是毛泽东的文化思想开始确立和成熟的标志，特别是他对中国文化的历史和现状的性质作出科学分析的标志。

我们无须复述该著的主要观点。只就毛泽东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何对待中西方文化的问题，谈一下他的基本的指导思想。

在这部著作中，毛泽东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对他的文化观作了明确的表述，这就是：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并反过来对一定的政治和经济给予伟大的影响和作用。
自周秦以来的中国文化，是反映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的封建文化；自近代以来，随着帝国主义的侵略和中国资本主义因素的生长，形成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文化。
“五四”以前的文化领域的斗争，是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学校、新学、西学都是世界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
“五四”以后，中国开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中国的新文化，就是建立反映新民主主义政治和经济的文化，其基本特征是，民族性、科学性、大众性，即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
关于新文化建设中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问题，毛泽东的基本主张是两个反对，两个吸收。

两个反对，反对反映帝国主义在政治经济上统治和半统治中国的帝国主义文化，以及无耻的中国人提倡的奴化思想的文化：反对反映半封建政治和经济的半封建文化，包括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的复古思想。

两个吸收：吸收大量的外国的进步文化，包括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吸收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的古代文化。

这里谈的虽然是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观，但与他后来探索的社会主义文化在指导思想上是一致的。只是在个别提法上有些不同，如社会主义文化是反映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的，把反对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换成反对资产阶级思想（注意，在毛泽东的若述言论中，资产阶级思想、资本主义文化、西方文化是有区别的，至少他在谈论不同的问题时，是有选择的使用），和反对封建主义思想（同理，封建主义思想与民族传统文化不可等同）。最明确的联系是：新民主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

新的探索——从七届二中全会到 1956 年“八大”前后。这个时期，毛泽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围绕新民主主义国家形态的构想，围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上开始了新的探索。这个探索其实早在 1945 年 4 月 24 日“七大”会上做的《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以及口头政治报告中，就有了一定的思路。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两个报告中，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广泛发展资本主义的问题，认为“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还批评了“在农民出身的党员占多数的党里是长期存在的”民粹主义思想。民粹主义的一个实质就是拒绝和排斥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试图直接由封建社会发展到社会主义，中间不经过资本主义道路。在毛泽东看来，在落后的农业国家发展一部分资本主义是必须的，进步的。现阶段的中国发展新民主主义的资本主义，是为了发民生产力，为过渡到社会主义创造条件。如果说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他对农民身上的传统的文化习性的改造：还不是那样突出，那么，1949 年在新时代来临前夕，他提出了这样的忠告：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过渡时期即将结束时，发展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新政治、新经济、新文化上升为首要任务；毛泽东坚信，这一事业对中国传统“确实是前无古人的”伟大超越，——“社会主义比起孔夫子的‘经书’来，不知道要好过多少倍。有兴趣去看孔庙孔林的人们，我劝他们不妨顺道去看看这个合作社。”①但是，如何建成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没有提供现成方案，跟在苏联模式后面，吃别人嚼过的馍馍，也非他所甘愿为之，于是，围绕“建设”这一中心课题，毛泽东进行了一系列大胆的独特的探索，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一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方针。需要指出的是，50 年代中期在“详为中用”的前提下，毛泽东谈论吸收和选择西方近代以来的进步文化多一些，认为“近代文化，外国比我们高，要承认这一点”，

②由此提出了向“一切国家学习”的开放思想。关于中国传统，他说：“把老传统丢掉，人家会说是卖国，要砍也砍不断，没有办法。但是回顾那么久的历史，是有些麻烦的。”③认为我们这个民族从来就是接受外国优良文化的，相信外国的东西，搞久了，便成为中国的了，还时常以唐代文化的发展为例来说明他的这一观点。④

冲突徘徊——通常说的“文革”前十年。在急于求成和急于求纯的心境中，毛泽东致力于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并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理论与实践，但由于生产力条件的缺乏，未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社会形态究竟是什么样子，现代社会又没有提供可资参考的“座标”，于是，在摸索创新的过程中，毛泽东一方面认为，遗产太多并不好，是一种压力，阻碍进步，①但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某些设想（如五斗米道〕和战争年代军事共产主义的经验，多少渗透到他对未来社会的理解和构想中。在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实践受挫之后，对这个“大方向”的坚定不移与对具体问题的求实精神，传统文化给他带来的局限与马克思主义的理性原则，平均主义与商品生产、价值规律之间的冲突，造成他不稳定的徘徊，反映出他思想上的矛盾。在 60 年代初期，毛泽东还特别强调“应该充分利用遗产，要批判地利用遗产”，并认为关于“封建时代的文化”，“充分利用它们，我们现在还没有做到。”②三年困难时期过后，毛泽东的兴奋点从经济转向政治，对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消极面看得更多些。政治上对“帝、修、反”的斗争，延伸到文化上，就是对“封、资、修”的批判。主观与客观的“背反”——十年“文化大革命”。在这最后十年，毛泽东从未在理论政策上否定他一贯倡导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及“洋为中用、古为今用”，但他在文化上的实际期望是“试看天地翻覆”的彻底的“无产阶级化”。关于马克思主义，他说“要突破，要创造，不要只解释，⋯⋯要有新的论点，新的解释，新的创造，不然不行”。

③问题是以什么为“新”，1966 年发动“文革”的所谓“新”，新错了。关于传统的历史文化，自然更是侧重于打破和决裂了。“文化大革命”是地道的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的“社会大革命”，它之所以以“文化” 命名，不仅是因为它在形成过程上始于文化意识形态领域，也反映出毛泽东在当时的这样一种思想脉络：强调人的观念意识在创造历史的活动中的作用，并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斗争，主要体现在意识形态领域；因此，新社会的建成似乎取决于先于生产力发展的人的思想灵魂的“无产阶级化”；而“无产阶级化”的重要途径就是“文化革命”，摆脱和割断传统文化的束缚，批判和清除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实践的结果是带来主客观的两个“背反”，生观愿望是通过认真弄通马克思主义，更好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客观效果却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主观上是创造前所未有的崭新文化（新生事物），但实际做法（如经济上的粗陋的平均主义，政治上的缺乏民主，意识中的现代迷信）却深深刻着传统的印记。这是毛泽东晚年在文化选择上的悲剧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