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观与文艺史观

传统的诸子散文、诗骚歌赋、词曲戏文以及小说杂记，和毛泽东相依相伴了一生。他十分注意从中汲取自己所需要的东西，或借此抒发自己情感意志。无论是戎马倥偬，还是政务繁杂，都没有中断他同千百年来的文坛巨子、诗人骚客那独特的心灵对话。他的言谈举止，他的政治思维，他的为人和情趣，都时常显出思情远举的文人气象，特别是他的旧体诗创作，更展示出他那高古奇谲的诗人心态。这是他的潜力，也是他的魅力所在。

毛泽东不仅品评古代文艺作品，还时常以批评家的理性眼光来评价古代的文艺评点论著。

这里仅以清初著名文论家金圣叹为例。他评点了文学史上的一些重要作品，诸如《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西厢记》等等，毛泽东阅读这些作品，很注意金圣叹的议论和删节。1941 年在一篇长文中他谈到：金圣叹不愿意抹杀王实甫在《西厢》中偶然写出的几句好话。①1948 年在谈到报纸采用编者按的形式对文章进行批注时，他说，金圣叹批注《三国演义》，有人看不好，我看是好的，使人看时有个头绪，当然，批注得不完全对。②建国后在阅读一本《西厢记》时，他又写便条让有关人员替他找金圣叹批注的《西厢记》，认为金批本与他正在读的这本“有些不同”。③在晚年关于《水浒》的那次著名谈话中，毛泽东更是直接地对金圣叹“腰斩”

《水浒》的思想倾向提出了批评，认为“不真实”。

毛泽东关注现当代学者对古典文学的研究观点和成果，更是众所周知的事情。

1958 年 6 月 1 日，毛泽东读到《光明日报》当日刊登的《文学遗产增刊》

第六辑的目录，在旁批示：林克：请将第六辑买一部给我为盼。读到 1959

年 4 月 23 日《北京晚报》连载的吴组湘的《关于“三国演义”》（三），在

旁批示：请秘书代为查找该义的（一）、（二）两节，想看看。1959 年 12

月 27 日，《光明日报》发表一篇题为《如何评价〈文赋〉》的文章，毛泽东读后将此文批给一些同志着，并说这是“一篇好文章”。1962 年 6 月，披阅

《民间文学》第三期上历史学家顾颉刚文章《我在民间文艺的园地里》，通篇划了许多横道。在晚年的一次谈话中，他谈起：听说胡适把《西游记》八十一回改写了，我也未看。请找找《胡适文存》，看有没有。胡适无非是说共产党没有学术考证，郭沫若驳斥他说，群众不拥护你胡适，为什么单单拥护鲁迅呢？

毛泽东对一些学术问题发表了许多具体的看法，有的是随兴之谈，有的则成一家之言。由于他的特殊身份和建国后的特殊气氛，学术界对他的观点并没有也不可能完全采取百家争鸣的态度，但是，在一些问题上，仍然有一些文艺家们发表了不同于毛泽东的看法。加茅盾于 1961 年第一个对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提法表示了异议，他以历史上著名作家的创作证明，一部作品中的“两结合”的情况，是不存在的。①毛泽东关于共工没有死，确实胜利了的按语发表后，郭沫若写文章深感遗憾，检讨说“但我们都说共工是死了”，进而批评神话学、古史学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影响所及，一时出现了不少疏正共工不死的文章。张光年则撰文与郭老商榷，批评说：“把艺术的幻想当成科学结论的依据，而在从事科学探讨的时候，采取了浪漫主义手法，这是很不合适的”。②这样的讨论，都是很有意义的，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毛泽东不仅以政治领袖，而且还以一个普通的“文化人” 的身份介入和影响了当代中国文化建设。这也是毛泽东特别自觉地注意到的问题。譬如，1958 年一位著名学者请毛泽东为一本逻辑学论文集作序，尽管毛泽东始终关注着当时的逻辑学中有关问题的论争，并且发表过倾向性的意见，但在回信中仍然表示：“问题正在争论中，由我插入一手，似乎也不适宜。作序的事，不拟应命”。①1965 年 7 月 23 日，《光明日报》发表一篇题为《〈兰亭序〉的真伪驳议》的文章，对郭沫若的《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一文提出不同意见，作者是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高二适，普通研究人员对郭老这位学界泰斗的观点提出异议，并不是件很容易的事情。该文发表前曾送给毛泽东，毛泽东在 7 月 18 日给章士钊的信中谈到，

“高先生坪郭文已读过，他的论点是地下不可能发掘出真、行、草墓石。草书不会书碑，可以断言。至于真、行是否曾经书碑，尚待地下发掘证实。” 这是毛泽东对书法艺术考古的具体看法。接下来，他又对学术争鸣表示了态度：“但争论应该有的，我当劝说郭老、康生、伯达诸同志赞成高二适一文公诸于世。”同时，毛泽东又致郭沫若一信：“章行严先生一信，高二适先生一文均寄上。请研究酌处。我复章先生信寄你一阅。笔墨官司，有比无好。” 晚年，在毛泽东的书架上摆着“文革”前出版的五套“中国文学史”。这些著述，他都认真读过，有肯定，有批评。工作人员曾请示，要不要把批评意见转告有关的人？他说：不要了，学术问题要百家争鸣。要说是我说的就不好了。要改吧，人家心里又不同意。所以还是不要告诉他们好。②

罗列这些材料，对我们体会毛泽东的学者品格，是有益的。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如果毛泽东只是以其特殊的地位来关注和介入文化艺术问题，那他在文化上的影响就不会这样深远，见识就不会那样精到，魅力就不会那样感人。

在毛泽东同文艺传统的“对话”关系中，他的历史文化观念和民族文化性格，更是得以充分而具体的体现，由此构成深化毛泽东研究的一个重要角度。

这里首先涉及如何深化对毛泽东的文艺观的研究的问题。限于材料，文艺界对毛泽东文艺观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讲话》、《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双百”方针以及一些影响较大的关于文艺工作的批示和书信，做了大量工作，获得可喜的成就。但接下来，我们便遇到一个问题：毛泽东的文艺观是不是就限于上述理论化政策化的表述——恐怕不能做肯定的回答。

一个人的文艺观，除理性表达出来的外，还包括他的欣赏趣味、创作风格和关于具体作品形象的直观判断。象毛泽东这样一位对当代中国历史产生如此巨大影响的人物，他的文艺观更是直接渗透着他的哲学观、历史观，政治实践倾向和人格个性。更明显的是，从个人的素养爱好而言，毛泽东把他的艺术智慧、审美热情和文艺评论更多地投向古典文艺。从这个角度来研究，我们获得的，将是一个活生生的文艺家形象，一套由各个层面构成的文艺观念，一种理应伴随时代充满发展活力的文艺思想。在这个意义上，称毛泽东的文艺观为“实践美学”，是颇为恰当的。

这里丝毫没有忽视文艺界研究毛泽东文艺观的辛劳成果的意思，而是迫切感到，随着毛泽东著述的不断整理出版，随着有关毛泽东的传记、回忆和研究著作的大量涌现，我们有必要在这方面拓展思路，特别是要注意到他的文艺观与文艺史观之间的联系，因为他关于文艺问题的不少看法，常常是通过品评传统文艺体现出来的。事实上，早在 1981 年 8 月 8 日中宣部召集的思想战线座谈会上，当时的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说：“说到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思想，我认为，这个题目的内容很丰富，很需要我们认真研究，而这项工作我们现在还做得很少很少。我们的工作决不能限于研究一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或者加上一篇《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它要包括研究毛泽东同志所创作的优美诗词和大量的优美散文，研究这些作品的美中观点和美学价值，以及他策历史上和现代一些作家和作品的评论、评价、鉴赏。我们必须尽快地把这些方面的资料收集起来，进行整理。”①

本书就是想在这个方面做一点努力。

从毛泽东与文艺传统的关系角度讲，他的文艺观和文艺史观，他的文化

性格，大致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和考察。

毛泽东与文艺传统的基本联系主要是这样三个方面：

审美欣赏习惯。
学者性的专注和研究兴趣。
古为今用的思想表达工具。

对历代作家作品，毛泽东首先是以一个个体接受者来选择、阅读、鉴赏和评判的。正如作家首先须“做人”，其次才“做文”一样，接受者也首先是在他的社会实践活动的基础上来与文艺作品“对话”的，而且必须有了相应的社会经历和人生体验才能与艺术形象发生共鸣。毛泽东在人生和历史舞台上是一个色彩鲜明、个性丰富、见识深邃、贡献博大的人，与此相应，他十分自然地把这些主体特征带进了他的艺术接受活动，常常是凭自己的历史见识、性格意志、社会实践需求以及审美情趣来挑战性地提出问题，重新评说，或简明扼要地借题发挥。由此体现出这样三个主体特征。

历史主义文艺观念和反映论的批评方法。
平等的社会理想和对一切不合理的封建传统罗网的批判精神。
重豪放、张气势，尚幻想的浪漫主义个性情怀。

历史和美学

文艺是人类历史活动的产物，因而它只能是在现实基础上创造和发展，并反映着历史进程的内容节奏；同时，文艺又是不受历史限制的审美活动，它常常把现实价值升华为审美价值而在不同时代部能唤起共鸣。这种二重性，必然反映到人们同文艺传统的对话关系中，于是有了历史的和美学的批评，有了“历史读者”和“美学读者”的双重身分。历史读者的感发体验，偏于强调作家作品与社会现实关联的直接性、真实性和功利性。汉儒解诗，从“关关雎鸠”一篇中读出周文王后妃如何贤惠的本事，可以说是传统的极端的历史读者的一种表现。美学读者则力求在作品的体验中寻求一种历史的超越，实现某种情感的升华和净化，由此他们对作品的形式技巧、神韵风致、人生主题、艺术境界特别敏感。尽管完整意义上的读者、评论家，既是历史的又是美学的，但在不同的品评背景和品评不同题村的作品时，对这两个方面却往往有所侧重，甚至分离。有时还会出现这种情况，出于社会实践的需要，在理智上大力推崇现实感、历史感和认识教育效果较为充分的作品，而另一方面，或许某些轻松舒级、韵味雅淡或幻想奇诡的风格更符合其审美情趣。

就毛泽东与文艺传统的关系而言，他立足于个性情感的抒发，喜欢屈原、三李这类诗人诗作，有些感悟和引伸也是相当精湛的；出于对审美规律的尊重和驾驭，多次强调写诗必须要有诗意，无论是戏剧、小说、诗歌，创作者在作品中都“不要把话说尽了”，①并以此来品评古代的一些作家作品。这是他作为“美学读者”的一面。但比较起来，毛泽东更多地具有“历史读者” 的特征，偏重于从文艺到历史的引伸，明显继承了“史贵于文”的阅读和批评传统。当然，他领悟和评判古代作家作品的动机、术语和标准，是现代的，与传统的评点、注疏不是一回事情。概括起来，在观念上，他始终把既成文艺现象看成特定时期社会生活的反映的产物；在方法上很自然地把文艺史视为历史学的一部分；在功能上，文艺史研究又常常纳入他始终高度重视的意识形态的工作轨道。于是，尽管他的批评有着浓厚的史贵于文的文化传统的投影，但他意识到的并自觉展示的，是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并且在某些批

评实践上可以直接同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经典作家的文学评论勾通起来。如恩格斯说他在巴尔扎克的小说中学到的经济方面的东西，比从所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统计学家的著作中学到的还多；列宁宣称托尔斯泰的小说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合乎逻辑地，毛泽东认为《水浒传》反映了宋代的政治情况，

《金瓶梅》反映了明代的经济情况，而《红楼梦》在一定程度上被视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而这一切评论，又是与正在和已经走上历史舞台的无产阶级劳动大众的革命事业及其历史观和政治观联系在一起的。可以说，毛泽东对文艺传统的品评，是马克思主义理化的反映论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性、战斗性和实践性在文艺学领域的印证、落实和发挥。

人民性与封建性

“反封建主义的文化当然要比封建主义的好”，①这是毛泽东对传统文化的基本的价值取向。具体到传统文艺，反封建主义的文艺就是具有人民性倾向的文艺，其主要内容有个性解放、追求平等、反抗压迫、批判专制等等。于是，毛泽东总是忧患殊深地关注古典文艺作品中被压抑和践踏的奴隶和平民形象，同情命运坎坷、一生受压的不得志的作家诗人，这与他向既成秩序挑战的强烈的个性意志和从根本上改造现实世界的使命意识密切相关。受压与造反，压迫越深反抗越烈，在他的心目中，本来就是二而一的东西。他一生都从事着解放受压迫者的民主事业，即使在他晚年犯错误的时候，他也自认为是这样的。这种观念一侵入他的艺术接受活动，便合乎逻辑地追求激进的审美效应，偏爱作品中各种各样的反抗性、挑战者形象——共工、孙悟空、青蛇、红娘、小谢⋯⋯，推崇对封建专制和正统规范具有讽刺性、批判性的作家诗人——屈原、司马迁、李白、柳宗元、刘禹锡、关汉卿、施耐庵、吴承恩、曹雪芹⋯⋯，认为他们代表了“民主文学”的传统，坚信这些是封建时代的文化遗产中最优秀的“带有革命性的东西”。

4.“雅”与“俗”

在毛泽东的欣赏习惯中，既有经史子集、诗词骚赋之“雅”，又有历史演义、戏曲民歌之“俗”。这恰恰反映出他性格中的两个侧面：一是规范的经典素养、理性的沉思、精练尚达的技巧体味；一是非规范的民间本色、直观的感情、质朴随兴的情感传达方式，简言之，即文人式的陈义高古和大众式的通俗作风。当然，从文化艺术的创造、传播和发展角度讲，毛泽东更侧重于后一个方面。从青年时代起，他就呼吁“使文化普及于平民”，①延安时代针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传统观念，说应该改为“万般皆下品，唯有劳动高”，②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又提出“历史上常常是文化低的打败文化高的”。③基于这样的信念，他始终坚信人民大众是文艺创造和发展的根本基础，甚至是主体，对民歌更是一往情深，倡导文艺大众化等等。但是，如果由此把毛泽东对文艺传统的理解，对新文艺方向的倡导，完全归之于大众化、通俗化，则多少是一种误解。毛泽东在这方面的根本追求是民族化。民族化既讲普及，也讲提高。谁也无法否认毛泽东推崇的《红楼梦》以及他本人的诗词是地道的民族化的，但大概很少有人会把它们理解为大众化的作品吧。（毛泽东的诗词中，只有一首被他称为“杂言诗”的《八连颂》是通俗之作，该诗或可代表毛泽东在通俗形式上的尝试，但并不能代表他的创作水平。）事实上，只要体现了民族生活、民族心理、民俗感情，传达出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就有理由认为它是我们民族所喜爱的有生命力的文化上品。所以，当毛泽东审慎地概括“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时。“民族化”无

疑是其核心内容。“大众化”作为其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事实上包含两个方面：平民大众的生活内容与喜闻乐见的通俗形式。由于时代的原因，他强调普及；由于参加他领导的革命事业的主体是农民群众，他突出喜闻乐见，但这并不影响他作为一个个人根据自己的情趣爱好同古代的文人士大夫们进行心灵的对话。

5.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

从文化气质上讲，古代文艺史体现了南北两种文化传统的更替、交叉和融台。北方文化发源于黄河流域，质朴刚健，重伦理人事，在此基础上产生的《诗经》是其文学上的源头。南方文化发源于长江流域，阴柔超逸，重自然灵性，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楚辞》是其文学上的源头。毛泽东对传统文艺的欣赏以及后者对他的影响，兼具北方传统的务实雄健和南方传统的奇幻想象。从实践角度，他推崇现实主义；就个人情趣而言，他欣赏浪漫主义。他从事的实践又不能不渗进他的个住，而他的个性又不能不受实践需求的影响，把这两个方面连接起来的，便是理想主义。理想主义，既是毛泽东本来的个性内容，又是他的实践的应有之义。这种统一，反映在他的文艺观和对创作方法的倡导上。便是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的“两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