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展示战略思维韬略
领航空间 培养高强的前瞻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讲话中,习近平提出很多精彩的重要论述,并提出了明确要求。领导干部要有丰富的学识,而且要有开放的思维。新时代是日新月异、蓬勃发展的,大千世界是相互联系、不断变化的。只有以开放的理念、崭新的思想、宽阔的视野、敏锐的眼光观察和处理问题,才能不断适应新情况、认识新事物、解决新问题,使自己永葆与时俱进。在工作中不因循守旧,不故步自封,敢想别人想不出的新思路,敢于闯出新路,敢于做别人做不到的事情,敢于担当,不怕出错,不怕挨批,善于总结和运用规律,在分析问题中豁然开朗,在解决问题中游刃有余。
战略思维,是指从全局视角和长远眼光把握事物发展总体趋势和方向、客观辩证地思考和处理问题的科学思维方法。战略思维,是一种能使领导者统御全局、增长才干的思维方式,是衡量领导者的总体能力和水平的根本标志。习近平同志指出:“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培养战略思维品质是提升领导力的前提和条件,是开创新局的迫切要求。卓越的领导者要有战略眼光、大局意识,站得高、看得远,深谋远虑,根据形势和任务要求全面掌握局势,探索事物发展的趋势和方向,站在未来的角度研究现在的发展。
领导者如果没有展望未来的眼光,就没有资格当别人的组织者和指挥者。他们必须认清潮流的方向,预知环境的变化,并想好应采取的对策。王安石诗云:“飞来山上千寻塔,闻说鸡鸣见日升。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站得高,才能看得远。因为身在最高层,所以不畏浮云遮目。当年,陈云在谈到领导方法时说过:“要拿出一定的时间‘踱方步’,考虑战略性问题。”邓小平也曾经要求领导干部要“踱方步、想大事”。所谓“踱方步”,是指沉下心来冷静思考和谋划事关全局的战略问题。一个人高瞻远瞩,韬略在胸,才能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的威武雄壮的活剧来。
首先要超前谋,就是登高望远,具有远见卓识,从长计议。要求在工作中有前瞻性,审时度势,以远看近,未雨绸缪。了解过去,立足现在,面向未来,照顾好当前与长远的关系。应站在全局的层次上思考和把握问题,着眼于长远利益,着眼于未来,不被眼前局部的东西束缚眼界,不搞短期行为。“自古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谋深计远,需要认识和掌握事物发展变化的可能和趋势,事先采取相应措施,遇到危险时能够“软着陆”。
战国时期最彻底的改革是秦国的商鞅变法。商鞅是一位很有前瞻力的人。他废除分封制,以“功劳行田宅”;经济上不实行土地国有制,土地可以买卖;发展农业生产,以农养战;奖励农业生产突出和打仗有功的人。商鞅变法的成功,为秦始皇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
“英风犹想入关初,相国功勋世莫知。”萧何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能知人所不知,见人所未见,看到事物存在状态和未来走势。公元前206年10月,刘邦的军队攻占了秦朝的都城咸阳,宣告了秦王朝的灭亡。其部属争先恐后抢掠金帛财宝,只有萧何看到事物发展的趋势,面对金银财宝、宫室美女不动心,首先入秦宫,把秦朝的律令、地图、书籍收藏。萧何得到了这些宝贵资料,对秦朝的法律制度、关河要塞、郡县人口、强弱之处、经济发展状况了如指掌,为刘邦得天下、治天下,提供了非常有力的帮助。
司马懿与诸葛亮斗智,虽长处于下风,凡陷绝境,都能老老实实承认,诸葛亮才智比自己高。然而,孔明也有不明处,其失策给蜀汉的覆亡埋下隐患。一个国家能不能对外战争,要取决多方面的因素,最重要的是综合国力。据《三国志》记载,当时魏国有443.28万人,吴国230万,蜀国只有区区94万人,不足魏国人口的四分之一,能养得起10万军队已实属不易。诸葛亮“六出祁山”的总兵力加起来都没有30万人,每次都不超过5万,最多的一次也仅6万,最少的一次仅万余。而魏国的西线防御常规兵力在20万人左右。实力悬殊。诸葛亮不听朝中大臣的反对和劝告,执迷不悟,一再率偏师深入,确实有一些“奋其私智而不师古”的嫌疑,结果是劳民伤财而一无所获。五丈原的一夜秋风,终其了一生,并留下杜甫“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千古慨叹。
卓越的领导者有很强的前瞻力。前瞻力与他的预见能力密切相关。要有站在高山之巅极目远眺的眼力,能够看到凡人看不到的眼前利害以外的事情,想在前面,走在前面。尼克松在《领袖们》一书中写道:“领袖人物一定能够看到凡人看不到的眼前利害以外的事情。他们需要有站在高山之巅极目远眺的眼力。”不能只看当前,遇到什么才办什么,见到什么才解决什么。正如斯大林所讲的:“掌着舵,睁着眼,但是当某种灾难临头之前,竟什么也看不到—这不能算是领导。”要站得高、看得远,有宽广的视野,有对外界事物的独立见解,有足够的想象力,直到模糊的远景变为清晰的现实。
预见性是战略思维的一个重要特征,科学预见是战略思维的一个基本要求。具有战略思维的领导者,就像一个下棋的高手,他每下一步棋,想的都是后面几步的棋。科学预见,就是妙算于未发、决策于未始、防患于未然。毛泽东曾指出:“没有预见,就没有领导,没有领导就没有胜利。因此,可以说没有预见就没有一切。”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说过:“预见就是预先看到前途趋向,如果没有预见,叫不叫领导?我说不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普通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叫领导。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如果要等到某一重大战略问题表现得很突出时才去热切关注,而在其酝酿期、潜伏期、初始期没有充分的准备,一般是无法掌握主动权的。
应未雨绸缪,引领方向,在筹划未来时能越过眼前看得更远。要预见事物发展的总趋势,正确确立行动目标。《高层领导枕边书》写道:“身居高位的领导,面对的是大问题,掌控的是大局面,必须有大胸怀、大眼光、大智慧。能见他人所不能见,想他人所不能想,行他人所未行。”要提高自己的预见能力,必须努力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理论,运用它推知未来事物的发展趋势。必须学习新知识,熟悉和掌握现代预测理论和方法,看问题高屋建瓴,直指核心,预见事物发展过程的阶段性,具体实践发展的多种可能性,做决策平衡得失,抓大放小,有步骤分阶段地推进战略举措的落实。
大处谋,就是着眼全局,高瞻远瞩,韬略在胸,善于从宏观上谋划,在把握全局中运筹局部。“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要作出战略决策,谋全局重于谋局部,在复杂的局面中始终把握大局,把握关乎全局的战略性、政策性、倾向性问题。
朱元璋(公元1328-1398年),元末农民起义领袖,明朝的开国皇帝,是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他接受了谋士朱升的建议:“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意谓要想夺取天下,首先必须建立牢固的根据地,尽快壮大军队,使自己立于不易被击败之地,站稳脚跟,由点成面,不断扩张,步步为营地消灭敌人;其次要轻徭薄赋,爱护百姓,广积粮食作后盾,才能打胜仗;然后是在义军蜂起、群雄并立的形势下,不急于称王。这一点非常关键。过早称王,会树大招风,为自己招致许多敌人,因此讳露锋芒,勿早树敌,免得其他军阀眼红嫉妒,成为众矢之的,进而逐步巩固和发展根据地,兵壮粮多,壮大实力,积蓄力量,在众人眼皮底下暗度陈仓。
“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成为朱元璋夺取政权的战略方针,一直坚定不移地贯彻着,终于成就了一番伟业。对于朱元璋这一决策,毛泽东赞赏有加:“朱洪武是个放牛娃出身,人倒也不蠢。他有个谋士叫朱升,很有见识。朱洪武听了朱升的话,‘广积粮、高筑墙、缓称王’,最后取得民心,得了天下。”
毛泽东大半生在马背上度过。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艰难历程中,毛泽东以他超乎常人的特有智慧和远见卓识,指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必由之路。当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中国大地血雨腥风,共产党人几乎处于绝境的紧急关头,是毛泽东带领队伍走上井冈山,开辟革命根据地,高瞻远瞩地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理论,创造性地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之路,临危制变,席卷千军,中国的革命一步步走向胜利。“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多次从危机中挽救中国革命,如果没有以他为首的党中央给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和人民军队指明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我们党和人民可能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电视纪录片《走近毛泽东》中有两句解说词让人震撼:“他不会拿枪,他却是军事家;他不当元帅,他却缔造了共和国。”
红军时期,林彪的部下缴获了一把白银做的女式袖珍手枪,非常精致,不知是哪国造的,红军官兵非常喜欢,爱不释手,但不敢私藏,层层上交,把枪交给林彪。林彪也非常喜欢,却没有留下,又层层上交,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看也不看,把枪扔在地上说,到我用得着这把枪的时候,咱们红军就完蛋了!毛泽东“扔枪”的故事说明他知道自己的主要职责是统筹全局进行战略指挥,而不是持枪打仗。因此说,毛泽东的主要精力和时间都用在统筹全局上。
所谓大局观,有些事从局部看可行,从大局看不可行;有些事从局部看不可行,从大局看可行。归根结底要顾全大局。不谋全局者,不足谋域。要求在工作中总揽全局、驾驭全局、把握全局,从大处着眼,高瞻远瞩、运筹帷幄,不拘泥于一城一池、一子一目、一胜一负。总是着眼宏观,志在高远。局部服从全局,以全局带动局部,才可能“在重重迷雾中认清方向,在众说纷纭中坚定立场,在大政方针中把握精髓,在领导工作中开拓创新”。为全局甚至不惜牺牲和舍弃局部。有时虽然局部蒙受了损失,但从全局着眼,局部的舍弃正是换来全局的胜利。毛泽东曾深刻地阐述:“没有好的全战役计划,绝不可能有真正好的第一仗,这就是说,即使初战打了一个胜仗,若这个仗不但不于全战役有利,反而有害时,则这个仗虽胜也只算败了。”
毛泽东在几十年的征战生涯中,非常注重谋划运筹,把奇谋妙计发挥到极致,总是能够创造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奇迹,在危急关头都能化险为夷。当谈到毛泽东时,中国人无不对他神奇的用兵谋略叹为观止。抗日战争刚刚爆发,毛泽东就在他的《论持久战》中预言,抗日战争将是“防御、相持、反攻”三阶段,精辟地提出了在各个阶段中我军应采取的战略方针和对策,使我军创造了许多以少胜多、以劣胜优、以弱胜强的战术,节节胜利,捷报频传,使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
党的十八大以来,基于对未来中国改革开放和发展稳定大势的全面深入思考和系统谋划,习近平同志亲自提出和推动了许多全新的战略构想和战略举措,以坚毅的战略定力与驾驭全局的智慧,引领大国经济。他强调,领导工作必须“善于观大势、谋大事”,“事物都是不断发展、相互联系的,只有眼界非常宽阔,正确认识和积极顺应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党和国家面临的大事,才能把握工作主动权,跟上时代前进步伐,推动事业顺利发展。”要集中精力研究重大问题,坚持抓方向、议大事、管全局,善于统筹协调各方面力量,深入研究事关经济社会全面发展、长远发展和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努力从战略上把握发展走向,从战略上破解发展难题。
习近平同志注重以全局的视野、长远的眼光看问题,从整体上把握事物的发展趋向,处理好全局与局部的关系;注重以联系的、发展的观点看问题,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把握问题的关联性、协调性。他在治国理政上突出强调,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也是决定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特色,是我们党最鲜明的旗帜;全面深化改革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部署,不是某个领域某个方面的单项改革,必须加强顶层设计、整体谋划,增强各项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处理改革上要超前思维、提前谋局,要上下联动、综合施策。改革是深水攻坚,要啃硬骨头,要勇于攻坚克难。
胸有谋略展大为
有想干事、真干事的自觉,又有会干事、干成事的本领,是新时代党员干部的必备素质。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谋略和思路都具有重要意义。在新时代,领导干部肩负着重大的领导责任。对工作怎么“领”、对群众怎么“导”,目标怎么定、路子怎么走,是不容忽视的大问题。毛泽东同志讲过,领导者的责任,归结起来就是出主意、用干部。
“谋略”二字是一个颇具神秘色彩的字眼,有着丰富、深邃的内涵,它是传统文化中的最能体现东方智慧的奇葩。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人类谋略史。中华民族是崇尚谋略、讲究用智(智慧、智巧)的民族,其谋略思想的发展源远流长,传承不辍。一计竟可安天下,妙策方能建奇功。许多谋略家用不同的方法表明自己的谋略见解,导演过一幕幕令人叫绝的奇谋妙计。
在历史长河中,有一些英雄豪杰,因一时目光短浅,眼界狭隘,致使前功尽弃,饮恨苍天。当年项羽从24岁起兵,在中国历史上只驰骋6年多,却是无比辉煌耀眼的6年。项羽具有很高的军事素养,能够发挥自己最大潜能,勇猛善战,叱咤风云,打过许多大胜仗,为推翻秦王朝建立了巨大功绩,但英雄不等于政治家。那么项羽失败的教训是什么呢?灭秦以后,短于战略运筹,没有建立稳固的根据地;战略决策连续失误,导致诸侯起兵;残暴凌虐、滥杀无辜、不得人心;夺下的城池、掠下的珍宝,不肯轻易赏人;一心想称王称侯,衣锦还乡,目光短浅,企图恢复春秋、战国时代的封建贵族政治,没有“志在四方”的深远谋略;在最关键的时刻,项羽有勇无谋。
不超前谋划长远利益,就不能够考虑好当前的问题。只有具备超越常人的战略眼光,才能抢占先机、抓住机遇,同时,能未雨绸缪,规避现实中的风险和危机。李自成是个平民英雄,与明朝斗争了17年,又同清朝斗争了14年。李自成由大胜转为大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战略眼光,驾驭全局的视野过于狭窄,不具有政治家的深谋远虑和综合才智,没有得天下、治天下的文韬武略,在政权建设、军队建设、建国方面拿不出方略。刘宗敏、牛金星等文臣武将,也只有“井窥之智”,远不如张良、刘基。
李岩是李自成打天下的谋士。李岩的作用就像朱元璋拥有刘基一样。他主张进京后整肃军纪、笼络旧官、稳定人心。后来李岩向李自成提出建议:大局未定,登基之事,享乐之事,应在清除外患后再议;追赃影响军纪,必须停止;乘胜追击,稳定阵脚;山海关城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应以招抚为主,防止明室反扑。可惜李自成没有采纳,丧失了良机。
有些失败者、失意者,办事情捉襟见肘,逊色于人,甚至一塌糊涂,除外因条件不利之外,重要原因是缺少韬略上的研究,缺少谋算的本领,在实践中没有把信息、知识、智慧转为谋略,不足以驰骋人生之大志。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但大浪淘不尽的是金子般的智慧和谋略。历史上有不少谋略大师擅长策划,真可谓一策方能转危局,一谋而见退千军,一计稳观平骚乱。诸葛亮说:“谋,自料知他也。”谋略就是了解双方的情况,预见到事物发展的趋势和结局。即知其变而用兵,则用兵如神;知其变而料事,则料事如神;知其人变而用人,则料人如神。孙子《兵法·谋攻篇》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
刘邦和朱元璋,是老粗皇帝,很了不起。毛泽东认为,“书读多了,就做不好皇帝”(《晚年毛泽东》,第258页)。赵匡胤一脸福相,少识诗书,也是一位老粗皇帝,曾当过士兵,足智多谋,屡立战功。在历代封建帝王中,善于取得权力和巩固政权的,恐怕非赵匡胤莫属。统一全国,没有太多的征战杀伐,结束了五代十国长达50余年的混战局面,让老百姓脱离战乱的苦海。宋祖安邦有远谋。刚刚创建宋朝政权,百废待兴。作为军人出身的赵匡胤很懂得天下由马上得之,却不能以马上守之的道理。
当年朱元璋的势力,不如陈友亮、张士诚。朱元璋采纳了朱升的建议和刘伯温的妙计,战胜了陈张,得了民心,得了天下。
“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眼底六洲风雨,笔下有雷声。”毛泽东雄姿英发,文韬武略,胆识过人,是不背枪的统帅。毛泽东大半生在马背上度过。他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理论首创者,对笔杆子也情有独钟。长征途中,贺子珍为他特制了一个可以装好笔墨纸砚的挎包。他开玩笑说,我要用文房四宝打败国民党的四大家族。
毛泽东身在军旅,手不释卷,汲取中华谋略的精髓。在中国现代战争史上,毛泽东指挥的诸多战事,在新的思维制高点上吸纳并综合了李世民“以弱胜强”、 朱元璋“次第经略”的思想,形成“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战略原则。人类的智慧和想象力是在继承中逐步提升的。朱元璋的成功经验,让毛泽东领略到不同战略阶段分清主次、逐步拓展的极端重要性,其“不要四面出击”“不打无把握之仗”等思想均有深厚的民族历史渊源。
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之路,临危制变,席卷千军,长征领路旌旗烨,窑洞研伸马列魂。惟有工农是主宰,居然小米胜强军。中国的革命一步步走向胜利,中国人民从此站了起来。
学习谋略,能够使人汲取前人的谋略精华,提升一个人的智能和灵性,在事件的萌芽状态能够推测出事物未来发展的走势,在纷繁复杂的事物变化过程中找到问题的“命门”,从而一击中的。
放在大局去摆布
“将相和”的历史故事,人们耳熟能详。廉颇是战国时赵国的一员大将,多次打败秦国的侵犯,屡立战功,声震诸侯,名气很大。廉颇认为蔺相如不过是个门客,出身低微,凭借三寸不烂之舌,立了点功,就得到了比我还高的官职,心里不服,十分恼怒、嫉妒,扬言要当众羞辱蔺相如。
强秦铁腕难夺璧,老将廉颇愧负荆。廉颇得知相如之所以退让,是因为他以国家大局为重,怕双方发生矛盾对赵国的安全不利,觉得很惭愧,自己目光短浅,把个人的名誉和地位看得过重了。于是这位曾出生入死的大将军光着上身,背着荆条,到蔺相如家去赔礼道歉。他一见相如,马上跪倒在地,说:“我是个粗鲁的人,见识少,气量窄,对您很不尊重,想不到相国竟如此宽容大度。您就用荆条打我吧!”
相如见廉颇负荆请罪,急忙起身上前扶起老将军。说道:“大丈夫在世,要先国家而后私仇。我们都是赵国的文武重臣,最重要的是保卫赵国,使赵国不受别国欺凌。至于私人之间的一些小事情是算不了什么的。”从此以后,廉颇和蔺相如互敬互让,成为生死之交。赵国由于有两根擎天柱—“文有相如,武有廉颇”,由于“将相和”,秦国在整整10年时间未敢出兵侵犯赵国。
凡事要从大局着眼,从整体角度考虑问题,在事关大局和自身利益的问题上,能以宽广的眼界审时度势,以长远的眼光权衡利弊得失,自觉做到从大局出发,以整体利益为重,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自我服从全局,眼前利益服从长远利益。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是司马迁对李广将军的赞扬。“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飞将”指的是李广,意思是只要有李广将军在,匈奴人就过不了阴山。
李广一生跟匈奴打过七十多次仗,战功卓著,而且品德高尚。汉武帝派大将卫青北伐匈奴,李广已经年过六十,即使靠着老本也能够安享晚年,但是他仍然请缨出战,随卫青出征。在与匈奴作战时,李广顾全大局,不顾自己年老,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主动承担诱敌深入的重任。这种顾全大局的精神令人敬佩。
领导干部只有胸中有全局,着眼于全局,善于站在全局的高度观察局部、分析问题,才能在千头万绪的工作和错综复杂的矛盾中有效推动工作。全局利益是最高利益,全局搞好了,从根本上和长远上说有利于局部。有些事情,今天看来是可以做的,但从长远来看是不行的,这样的事不能做;有些事情,今天看来是可做可不做的,但从长远来看是有益的,这样的事情要坚决做好。
必须在把握全局中运筹局部。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把握了重点就把握了全局,丢掉了重点就丢掉了全局。荀子有言:“主好要则百事详,主好详则百事荒。”所谓重点,就是有决定意义的问题。一般来说,重点有三类:一是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它决定战略主攻方向,对全局的发展起主要的决定作用;二是重大矛盾和战略布局;三是关键环节和工作的着力点。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指挥全局的人,最要紧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照顾战争的全局上面。”“任何一级的首长,应当把自己的注意重心,放在那些对于他所指挥的全局说来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或动作上,而不应当放在其他的问题或动作上。”战略思维的切入点是从大看小。大是全局、系统,小是局部、要素。从大看小就是要放眼全局,站在全局的高度去看待全局与局部、局部与局部的关系。
领导干部着眼全局,就是要求把观察和处理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放在全局上,把局部问题放在整体之中予以思考。以全局利益为标准作出决策,不应仅仅考虑自己的“一亩三分地”。2016年1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习近平指出,领导干部增强大局意识,就要时刻做到正确认识大局,自觉服从大局,坚决维护大局,确保中央决策部署落地生根。
大局观不仅是一种思维、一种战略观,还是一个人修养的体现。在实际工作中,我们有的党员干部并不缺乏大局观,懂得不谋全局者,不能谋一域,却会做出不顾大局的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他们的修养、品格不足:有的过于追逐名利,明知一些事情不可为,但为了个人私利还是不顾大局,做出急功近利之举;有的心胸狭窄,处理人际矛盾时不能自我克制,而是斤斤计较,容易冲动做出不理智的事情。由此观之,若缺乏合格的政治素养,就容易各自为政,不顾大局。
应用大局来统一思想、协调行动、处理矛盾。做领导工作光有认真、务实的品格是不够的,还必须增强大局意识,做到着眼大局,首先必须胸怀广阔。从大局看问题,放眼世界,放眼未来,放眼一切方面,也放眼当前,处理好全局与局部的关系。须以党和国家的工作全局为重,从党和国家根本利益的大局出发,从改革和发展的大局出发,处理好局部与全局、眼前与长远的关系,自觉地在顾全大局的前提下做好本职工作,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当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发生矛盾时,要坚决服从全局利益,必要时还要暂时牺牲局部利益,以保证全局利益的实现。
习近平同志强调:“必须牢固树立高度自觉的大局意识,自觉从大局看问题,把工作放到大局中去思考、定位、摆布,做到正确认识大局、自觉服从大局、坚决维护大局。”要有全局意识,关心全局,顾全大局,善于把本地区、本单位、本部门的工作放在大局中去思考、去谋划、去落实,坚决摒弃那些单纯追求个人政绩,而放弃原则、不听招呼、不顾全局,做出损害集体利益的行为。有时为了大局还要甘愿做出必要的牺牲。如果只管解决眼前的、局部的次要问题,而根本不管是否会妨害长远的、全局的主要方面,这种就事论事、简单粗暴的工作方法,就会给领导工作带来重大损失。
以全局的意识带动班子,不可囿于局部和一时,不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对班子成员之间存在的不利于团结的苗头尽快消除。以民主的作风团结班子,以人格的力量影响班子,大事讲原则,小事讲风格,公道正派,淡泊名利,宽以待人,推功揽过。为了顾全大局,有时还要委曲求全。从为实现“中国梦”的努力奋斗、不懈奋斗中,使整体的利益最大化。
待时不如乘势
有实力又能乘势的人,才能获取成功的桂冠。“审时”即审察时机;“度势”即全面衡量形势。审时度势,即顺应时代的发展趋势,依据客观实际发展变化的内在要求,获得事业成功的重要条件。“审度时宜,虑定而动,天下无不可为之事”(明代张居正)。人的才智再多,如果不趁着时势运趋行动,恐怕不会有什么大作为,甚至面临着被淘汰的危险。
成功者和失败者不同点在于是否抓住机遇。晋文公采纳子犯的主张而称霸。刘邦、叔孙通因审时度势而成功。《隆中对》乃顺乎时势之范文。聪明的人见机则借机,事半功倍。领导干部必须审时度势,以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和未来;必须把握大局,保持清醒头脑,辩证地透过表面现象发现本质和关键,遵循客观规律,追求卓越,走向成功。
有些人往往有这种情况:他很走运,但难得的机遇失之交臂。成功者和失败者的不同之点,就在于前者能够及时抓住呈现在面前的施展才华抱负的机遇,而后者则忽略和错过这种时机。顺应时势,因势利导,能成大事。《汉书·昭帝纪》载:“光知时务之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三国志·蜀国·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襄阳记》:“儒生俗士,岂识时务?识时务者在乎俊杰。”
一切事物依据一定的条件发展变化,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主客观条件也是不断变换着的。做任何事情,都应依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吕氏春秋》和《伊索寓言》讲的故事有异曲同工之妙,耐人寻味。《吕氏春秋·察今》说:楚国有一个渡江的人,他的剑从船上掉到水里去了。他急忙用刀在船上刻个记号,说:“这里是我的剑掉下去的地方。”船停了,他从刻记号的地方跳到水里去找剑。船已经移动了,而剑却没有移动,像这样找剑,不是很糊涂吗?
此时和彼时的情况不同,此时的办法不一定适合彼时。刻舟求剑者糊涂在于不识时务,以固定不变的眼光,以僵化的思维,去看待已变化的新情况。正如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所说:“人不可能两次走进同一条河流中去。”原因就在于,当你第二次走进河时,水已经流动过了。
《伊索寓言》中讲述了一头驴子听见蝉在歌唱,很是羡慕,听说蝉是吃了露水才发出这样的美音,它就等着喝水,因饥饿而死了。另一头驴子背了盐第一次跌到河里,盐溶化了,它站起来时轻了许多;后来背了海绵到河边,便故意地滑倒在河里,不料海绵吸收了水,站不起来,便淹死在河里。
做任何事情,都应依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清代胡雪岩通过对战争形势的分析,认为太平军是不会持久的,早晚要败于清军之手。最好的选择就是帮助清军赢得战争。胡雪岩曾说:“做事情要如中国一句成语说的,‘与其待时,不如乘势’……”审时度势,是指依据客观事物的纷纭变化,权衡利弊,把握住最有利的条件和机会,选择最恰当的方式,使矛盾的双方向有利的方面转化而不是激化。
趁着时势趋势行动,做事有度,处事有方,而不能单凭自己的实力硬闯。培养这种能力,需要平时多留心、多观察、多思考。聪明的人见机则借机,事半功倍。当事情正在发生变化,可能会有利于己时,就需要找到变化的关键点,拿出对策。当人心向背正在发生变化,就要找到其中对自己有利的转变点,拿出制胜的办法。
叔孙通是秦始皇时征召的儒经博士。司马迁在《叔孙通传》中赞叹道:叔孙通善于随机应变,度量事务,制定礼仪法规或取或舍,随着时势来变化,最终成为汉代儒家的宗师。“最正直的好似弯曲,事理本来就是曲折向前的”,大概说的就是这类事情吧?班固在《汉书》传末的赞语中说:“叔孙通舍枹鼓而立一王之仪,遇其时也。”
审时度势是科学决策的基础。人生的行动,要依时势而进退,正如航行一样,当涨潮时,船只进出港口一定来去自如,如果错过时机,便有搁浅的危险。正如孟子所言:“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不如待时。”虽有聪明才智,不如趁有利形势;虽有锄头,不如等待农时。诸葛亮在敌方大兵压城、岌岌可危的情况下,敢于大开城门,唱起了“空城”计,致使司马懿望而却步。这种胆识是建立在审时度势基础之上的。
审时度势要从偶然的、表面的、零碎的现象中明察秋毫;于一瞬间见微知宏,观落叶而知秋,窥一斑见全豹,迅速做出反应和对策;从稍纵即逝的现象中察微知著,看到客观态势某一方面进展的趋势,把握时机,因势利导,顺势而为,乘势而上。
顺势而谋、而为,是科学的行为准则,方为大智慧,必有大作为。有些事情看起来棘手、难办,“大凡士人出处,不可苟且,须审时度势,必可以得行其志,方可一出”(清代禇人获《隋唐演义》)。在不违反客观规律的前提下,通过主观努力,创造有利于“势”形成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进而驾驭规律、利用规律,达到出奇制胜。由于审时度势,事情办得顺利、漂亮,事半功倍。有实力又能乘势的人,才能获取成功。
毛泽东认为,审时度势中的“时”和“势”属于客观实际,“审”和“度”属于战争指导者的主观认识。在军事上要打胜仗,少打败仗,关键是要正确审时度势,把“主观和客观二者之间要好好地符合起来”。毛泽东先后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明确提出依靠农民革命斗争。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之际发起大规模武装起义之后,毛泽东创造性地提出“工农武装割据”,“建立巩固的革命根据地”的战略,并建立第一支工农革命军,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独创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科学思维纵横谈
事物本是复杂多样的,因而应从多种角度去观察、去探索,才有可能获得全面、正确的认识。考虑问题如果局限于一个点、一条线、一个面上,不会换个角度思考,不愿多想几种可能性,就会于事无补。如果习惯于只求一个所谓唯一正确答案,就会常常与鲜为人知的创造性答案擦肩而过。法国哲学家埃米尔·查蒂尔说:“如果我们只有一个主意,那么没有比这主意更危险的东西了。”
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增强政治领导本领,坚持战略思维、创新思维、辩证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科学制定和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把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落到实处。”提高自己科学思维的能力,就应当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一切从实际出发,紧密联系本单位工作实际,勤于思考,多想问题,不务虚名、不放空炮、不搞花架子、不做表面文章、不盲从,创造性地贯彻上级指示和要求,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在实践中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
我国著名语言文字学家、教育家藜锦熙说:“民国头十年间,我在湖南办报,当时有三位青年学生常常帮我们抄写文稿。第一位是不管文稿内容,什么都抄,就连文稿中的技术性错误也照抄下来;第二位是见到文稿中的问题就会提出来,并能够主动润色修饰;第三位则与众不同,看到他不同意的文稿,干脆就不代抄,更不屑于在技术问题上纠缠。这三位青年后来的前程大不一样。第一位终身是个小职员,在历史上默默无闻;第二位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的作家、戏剧家,他就是田汉;第三位刚在历史上成就了一番大事业,他就是毛泽东。”
思维的灵活性,重在新的构思,即能在事物发展中审时度势,根据变化了的情况对问题做出及时而恰当的处理,而不是把自己囚在困惑之中。当人们陷入某种盲目性之后,就像进入“八阵图”一样走不出来,不妨换换观察、思维的角度,或者经人指点,变单向思维为多向思维,多视角、多侧面、多层次地思维,则会产生新的思路,进入新的境界。思维不灵活,会导致“山重水复疑无路”;思维转转弯,会出现“柳暗花明又一村”。
有一次周恩来应邀访问苏联。批评赫鲁晓夫全面推行修正主义政策。狡猾的赫鲁晓夫说:“你批评得很好,但是你应该同意,出身于工人阶级的是我,而你却是出身于资产阶级。”言外之意是指总理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说话。周恩来平静地回答:“是的,赫鲁晓夫同志,但至少我们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我们都背叛了我们各自的阶级。”此言一出,立即在各共产党国家传为美谈。
思维的广阔性,表现在思路宽广,善于联想,能举一反三,触类旁通,运用日常积累不同领域、不同侧面的知识、经验,通过推测、想象,沿着各种不同的方向,或从不同角度进行有效的思维。建立这种多维多向的思维方式,使思维像舞上旋转的球形彩灯一般,急骤发散,开阔认识视野,校正考虑问题角度,对思维灵感的出现能起到“催产”的作用。同一件事情,不同的思维方式,会有不同的结果;同一个岗位,不同的思维方式,则会产生新的思路,进入新的境界,会有不同的业绩。
想象是思维品质的组成部分,是指在感性形象的基础之上,在自己脑中创造出新形象的心理过程。想象是联想的继续和深入。提高想象力的重要方法是捕捉某一事物特征,抓住这个特征的某一点生发开去,找到维系其他事物的中介,从而产生创造性思路。锻炼想象力,要尽量扩大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各种形象的储备;借用“朦胧”想象—人在散漫的心理状态下,容易展开形象思维;练习比喻、类比、联想;想象与判断相结合—合理的想象只有跟深锐的判断力一道才能发挥作用;不要束缚自己的想象力—“宁可如野马,不可如蹇驴”。
开阔思维,破除那种只防出错、不求创新和只求保险、不担风险的思维定式,克服那种唯书唯上、崇洋崇古、照搬照套的行为习惯,要鼓励敢冒风险、宽容失败、敢于独立思想、敢于冲破陈规陋习。思维开阔的人把每一个困难都当成一次成功的机会。美国谚语说:“大胆的尝试等于成功的一半。”要善于把上级的指示精神和本单位的实际情况结合起来,进行理性思维、理性概括,使之成为独具特色的思想观点和方法,用来协调和指导工作。要把学习的内容加以概括,讲出思想来;分析形势,能抽象出几条有指导作用的意见来。
辩证思维是一种能使领导者产生智慧、增长才干的思维方式,是衡量领导者的总体能力和水平的根本标志。唯物辩证法的范畴、观点、规律完全适用于辩证思维。对立统一规律、质量互变规律和否定之否定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也是辩证思维的基本规律。辩证思维是指立足于客观事物的辩证性而展开的思维。辩证思维要求以普遍联系、变化发展和对立统一的视角观察问题,分析工作中遇到的复杂矛盾问题,解决问题,避免就事论事、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培养辩证思维品质是提升领导能力的前提和条件。恩格斯有句名言:“蔑视辩证法是不能不受惩罚的。”一些领导干部的“本领恐慌”,首先就是“哲学的贫困”。陈云说:“如果对辩证唯物主义一窍不通,就总是要犯错误。”坚持辩证思维有利于克服工作中的片面化、极端化的习性,有利于解决“十个指头弹钢琴”的问题。
习近平同志指出:“辩证思维能力,就是承认矛盾、分析矛盾、解决矛盾,善于抓住关键、找准重点、洞察事物发展规律的能力。”对领导者来说,所谓的辩证思维,是指要辩证地看问题,坚持“两点论”和“两分法”,一分为二地看问题,善于从劣势中看到优势,从危机中看到机遇,从成绩中看到不足,从差距中看到潜力。要把辩证思维贯彻到工作各个方面。任何时候都不钻牛角尖,都不片面、静止、孤立地看问题,承认矛盾、分析矛盾、解决矛盾,善于抓住关键、找准重点、润察事物的发展规律,解决领导过程中的疑难问题。领导工作千头万绪,必须分清主次,不应眉毛胡子一起抓,坚持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分清大小难易,明确轻重缓急,厘清左邻右舍,牵住“牛鼻子”,找准突破口。要虚功实做、鼓舞士气,不能只忙“务实”不忙“务虚”。不能只忙照明不忙充电,而要学习提高、增长才干。要善用“减法”,有所为有所不为,“加法”也要运用得恰当。要善于统筹协调各个方面、各个环节、各个领域的工作。
把辩证思维贯彻到干部考察、推荐、选拔、任用的全过程,不宜光看干部的一时一事、一次投的信任票多少,不可光听几次汇报、看几个“盆景”完事,必须看干部的多岗位业绩,看干部的一贯表现,看干部的群众口碑,看干部的道德品行。绝不凭个人关系的好坏选用干部,也要防止形式上按程序办事,实际上还是个人说了算。实行组织考察与群众评议相结合,多数群众不同意的干部不能提拔。用好一个,激励一片;提错一个,挫伤一群。重用一个实干型的干部,必将影响、带动一批干部实干。要处理好低调做人与高标做事的关系。二者缺一不可。如果不是低调做人,而是张扬、骄狂,即使再有才华,也会走下坡路。如果不去高标准做事,而是在其位不谋其政,群众不欢迎不作为的干部。
领导者要综合运用辩证思维方法。应看到事物的正面、反面、侧面,看到它的现在、过去、将来。亦即对同一事物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去思考,从寻探根源上思考,寻求解决问题的多种途径,对熟悉的难题,需用不熟悉的方式去解决。换位思考,多视角观察,采取应对之策。
创新是第一动力
创新思维能力首先表现在富有锐意进取、勇于创新的精神上,具有“敢闯、敢冒”的精神,敢创新,敢争先,找准突破口,使本职工作的业绩最大化。提高创新思维能力,就是要有敢为人先的锐气,打破迷信经验、迷信本本、迷信权威的惯性思维,摒弃不合时宜的旧观念,以思想认识的新飞跃打开工作的新局面。
一个有作为的、富有创新能力的领导干部,必须具有强烈的创新争先意识。培养、锻炼和提高自己的创新思维能力、具有创造能力的人,首先就要表现出敢闯、敢担风险的精神和气魄。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大到一个国家在世界舞台上站稳脚跟,小到一个地方、一个企业,创新都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没有这种精神,就难以有创造性工作的热情和干劲,不会有创造性工作的成果。2016年3月5日,习近平同志强调,创新发展理念是方向,是钥匙,首要的是创新。“志士惜年,贤人惜日,圣人惜时。”寸金难买寸光阴,要抓住时机,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全面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力争在基础科技领域做出大的创新、在关键核心领域取得大的突破。
2018年3月7日,习近平同志在广东代表团参加审议。他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发展道路,新旧动能不能顺利转换,就不能真正强大起来。强起来要靠创新,创新要靠人才。”
旧的思维定式很容易束缚人的思想,影响人的思维的灵活性和创造性。因此,领导干部提高自己的思维能力,要培养良好的心理素质,突破旧的思维定式,克服僵化的思维走势,不刻舟求剑,不落窠臼,思维时能够独立地提出问题、判断问题和解决问题,不为陈旧观念和模式所左右,不照抄照搬,不迷信权威,不轻信盲从,敢于质疑否定,敢于冲破旧习惯的束缚,从实际出发执行上级指示,并有所发明、有所创造。能够对变化的情况做出敏捷的反应和抉择,能从细微的迹象看出形势的变化,由现象或部分推知本质或全体,如同“绿叶忽低知鸟立,青萍微动觉鱼行”。同时还要注意培养良好的心理素质,克服不健康的心理因素对思维的消极影响,保持清醒的头脑,为正确思维创造良好的条件。
有个国王在巡察中磕疼了脚,便下令将路面铺设牛皮。大臣们很为难。幸好有个聪明人献策:用两小片牛皮裹住脚,于是皮鞋诞生了。在认识和处理问题时,要尽力进行全方位的观察思考。“条条道路通罗马。”当一个思路行不通时,可换一种思路,学会用熟悉的眼光看陌生的事物,用陌生的眼光看熟悉的事物,新的创意就能产生出来。勇于突破一般思维常规,从新的角度思考别人认为完美无缺的结论,找出其缺点和不足,加以补充或扬弃。勇于跳出旧俗,冲破束缚,坚持以创新为导向,既抓班子建设,又抓学习研究,更抓工作创新,另辟蹊径,去想别人所未想、求别人所未求、做别人所未做的事情。
我们应在实际工作中培养和扶植有胆有识这种心理素质和精神状态,勇于探索,披荆斩棘。鲁迅说过:“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积极开动脑筋,主动探索别人还没有涉及和认识的领域,提出和认识问题有独到的见解,解决问题有新的途径和方法。工作中要有新意见和新办法,有新的思路,富于创造性。要主动、积极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使自己的思维跟上时代的步伐。要在实际工作中创造性地贯彻上级指示和要求,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表现出敢闯、敢担风险的精神和气魄。善于创造性地学习和借鉴别人的成功经验,发现所要借鉴的经验与自己面临的实际的相似处和共同点,站在理性的高度去认识经验,认识和抓住新经验中最本质的东西,解决面临的问题。
在创新过程中,出现一些挫折和失误是难免的。不能因为遭受种种非议和磨难而退缩,不能因为有风险、没有百分之百把握就不敢做。不干事、无所作为,倒是不会出什么纰漏,但“在其位不谋其政”本身,就是一个错误。因此,应当说,有错误的勇士仍然是勇士,没错误的庸人还是庸人。怕树叶掉下来砸破脑袋的不是优秀干部。
“失败和创新是一对孪生姐妹。”宽容失败,有助于鼓励创新。要造成鼓励探索创造的环境,改变“干的不如看的”的氛围。搞“创造性”的东西,需要广开视野,另辟蹊径,是别人没做过的,没有成型经验,弄不好就要碰壁、跌跤,但应予以肯定和鼓励,既有苦劳,也有功劳;而在一成不变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格局中毫无创造性和科学性的没有效率的繁忙,恐怕只有“苦劳”,没有“功劳”。应当在党员干部队伍中大力弘扬创新精神,鼓励创新实践,宽容失败,当好创新者的“保护伞”。要形成“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环境和氛围,建立起“失败后还有明天”的思维定式,做支持创新的促进派、促进创新的实干家、推进创新的践行者。新时代是革故鼎新、开拓创新的时代,是打破常规、富于创造的时代。领导干部必须带头以积极的创新精神、进取精神,大胆改革,兴利除弊,开创新局。
韬光养晦乃俊英
韬光养晦,是指暂时敛藏才能,不露真心,隐匿踪迹,以拙愚示人,蓄势待发,这样才有肩鸿任臣之力。此乃不利环境下的一种计谋。这种计谋有两个基本点:一是韬晦,即收敛锋芒,隐蔽自己的本来面目和真实意图;二是待机,知难而退,强而避之,等待时机,以图东山再起,一展个人宏图。
圣人韬光,能者晦迹,收敛锋芒,这一直是成大事者的必定策略。“俗人昭昭,我独昏昏。”(《老子·道经二十》)—世俗的人都自我夸耀,唯独我不显示自己。“虎豹之文来射,猿狖之捷来乍”(《淮南子·说山训》)。虎豹因花纹而招来利箭,猿猴因敏捷而招来捆缚。
炎帝时黄帝行韬晦之计,“三战然后得其志”,算是使用这种策略的最早记录了。羽翼未丰,不可高飞;剑戟不锋,不可断割。《易经》中的“潜龙在渊”,就是指君子要善于保存自己,待时而动,循序渐进,不可轻举妄动,贸然前进。南朝梁人萧统《靖节先生传序》有“圣人韬光,贤人遁世”之说。《隋书·薛道衡传》则提出“韬神晦迹则紫云腾天”。
遇到有利于自己发展的机会时,及时主动出击,以便获取大胜;当环境与形势不利于自己的时候,保持沉默,以柔弱示之,积蓄力量,等待有利时机,以再展雄风。
文王善于识才,拜姜子牙为军师,励精图治,苦心经营,使周具备了较强的实力。姜子牙是西周的开国功臣,齐国的始祖,开发山东地区的历史伟人,多谋善断,长于用兵,工于奇计,被后世人奉为谋略家的开山祖师。《六韬》以姜太公与周文王、周武王对话的形式,分文韬、武韬、龙韬、虎韬、豹韬、犬韬,对国家治理、对敌策略、指挥布阵等进行精辟阐述。
李白《沐浴子》云:“沐芳莫弹冠,浴兰莫振衣。处世忌太洁,至人贵藏晖。”《菜根谭》中说:“君子之才华,玉韫珠藏,不可使人易知。”此乃强化自己的学识才能、养精蓄锐、从容应对不测之变的过程。没有取胜的把握,不去四处张扬,放弃个人的虚荣心,踏踏实实走好人生。
“大丈夫能屈能伸”,是从老子委曲之道中演绎而来的。这是总结人生从遇到挫折到走向成功得出来的经验之谈。“屈”是“伸”的准备和积蓄的阶段。蠖在幼虫时,行动总是先蜷曲后伸展。明代王世侦云:“尺蠖欲求伸,卑污须自屈。”能屈能伸与韬光养晦,有异曲同工之效。人贵能屈能伸。若想做“人中之龙”,就不要做好冲动的莽龙,而要做安然而有智慧的潜龙。
当环境与形势不利于自己的时候,不拿鸡蛋碰石头,不让自己成为别人攻击的靶子,采取韬光养晦的行事方式: 隐蔽自己的意图,收敛自己的锋芒,藏好自己的棱角,保持沉默,敛藏才能,以柔弱、拙愚示之,能忍人所不能忍,镇静持重,积蓄力量,等待时机,以图东山再起,再展个人宏图,成人所不能成之功。
韬晦术作为历代有谋之士的枕箱秘笈,有明确的目的性和极强的进取性,虽然在表面上有许多退却忍让,却更显示人的韧劲与忍辱负重的内在力量。有时虽有失正道的嫌疑,在大义上却又不失为正,这是由于心中的本意是正直的缘故。
毛泽东在井冈山时期,曾被错误传达为开除党籍(实际是被开除政治局);在几个人鼓动下,将其师政委通过“选举”选了下来。在四次反围剿后,被剥夺军事指挥权。对这些错误处理,毛泽东都能以宽广的胸怀忍耐待机。如果当时激化矛盾,红军相互残杀,后果不堪设想。逆境厄运为了保身,无故加之必须忍住,有时还要承认“错误”。
1958年大跃进年代,周恩来对反冒进的“错误”,一再检讨以至提出辞职,应该是周恩来以退为进的策略。
谁使华夏重睁目,一代天骄敞国门。邓小平三落三起,韬光养晦,大获成功。长征前被“左”倾路线错误批判并被解除领导职务,但他没有不计后果地进行对抗,而是跟着走完了长征。等到“左”倾路线的错误统治结束后,承担了更为重要的领导工作,成为人民共和国的开创者之一。
1945年7月,杜鲁门在一次会议上,向斯大林暗示美国已有了原子弹。斯大林继续谈着其他的话题,使杜鲁门的核恫吓未能奏效,又没有暴露前苏联自己研制原子弹的计划。
我们处在一个复杂的空间里,思想、经济、文化等都不是纯而又纯的,各种各样的不利因素混杂其间。有的领导据单位为私有,视群众为“子民”,最怕的是下属超过自己,怕夺走自己的“乌纱帽”。有时你勤于发挥自己的特长,做出了骄人的业绩,走到哪里都如众星捧月一般,都会使他不开心,总是猜疑、戒备、限制和束缚,甚至不惜栽赃陷害,排斥打击。在这种情况下,欲想免受侵害,伸张正义,懂得一点韬晦术,遇事不怒或含怒不激、不屈于辱而又忍辱负重,收敛锋芒,适当沉默,假装糊涂,避免嫌疑,耐心等待,加强学习,总结经验,增强竞争能力,不是没有益处的。正如老子所说:“无为而无不为。”只有不做,才能无所不做;唯有不为,才能无所不为。
由于领导班子内的微妙关系和利益博弈而受领导的冷落,被置于英雄无用武之地的弱势处境,并不意味着你的一生都失去了发展的机会。若想到这一点,可否“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为迎接这种机遇而做好充分准备,而最好的准备莫过于充实自己、增长才干。
而有的时候,你不能得到信任,或许是你的能力欠佳、个性偏弱、缺少雄心;或许是你凡事明哲保身,尽管人缘很好,但自身的领导职权容易被上级截留、被同级蚕食、被下级挪借,导致职权流失,不能完成领导分派的工作;或许是你不能与领导形成“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合作关系。此时,你就更应该补补课了。
在受人冷遇的日子里,你可以从繁忙的工作担负中解脱出来,不处于权力体系的核心,这既是劣势,又是优势。因为你拥有一片闲适的自由空间,可以搞一些“自选动作”:去进修班学习,去享受读读史书的“奢侈”生活,去完成一项你思虑已久却没空去做的任务。
没有事干和不能干事不是一个概念。只要是金子,什么时候都会发光。只要自己素质上不是低能,行为上没有过失,就不必在乎别人难看的冷脸和冷淡的眼神。只要你不看轻自己,不落魄失态,不颓废堕落,用心去做,就会把失落、失败转化为成功,收获意想不到的、令人欣慰的东西。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曾两次竞选失败,但他不灰心、不气馁,积极展开政治交往活动,终于登上总统的宝座。
有许多时候,领导冷落某一个下属,是因为他不大了解这个人,或者产生一些误会,或者对下属的忠诚没有把握。下属应该主动与领导沟通和接触,有意识地寻找与领导交流的机会:请教一个问题、提出一个建议,与领导聊聊天…… 注意提高自己的知名度,不妨在某一领域一显身手,如打球、游泳、唱歌、书法、赋诗、写作,引起领导的关注。通过增加在领导面前出现的频率,来增加他对你的印象和兴趣,从而为交流奠定某种心理基础。
退是为了进,退一步为的是进两步。老子认为,以退为进是处世哲学的最高明的方法之一,因为先退一步为日后进一步留下了回旋余地。通过退让而寻找进的机会,积累进的力量。《易经》说:“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龙蛇之蛰,以存身也。”人们用这句话比喻为了前进而暂时后退,为了成功而暂时忍屈受辱。
高明的领导有时要弱化自己,摈弃在授权过程中明授暗不授、易授难不授的愚蠢做法,更不要恃才恃权恃财而咄咄逼人,“只从波平浪静处安身,莫向掀天揭地处着想”,免得招惹是非。
《领导者必须保留的16张底牌》一书认为,身居领导岗位的人,最忌别人一看你的脸色、一听你的言辞就知阴晴寒暑、雨雪风霜;喜怒哀乐不形于色,不让人一眼看出你的深浅。领导者在与下属相处的过程中,不宜在下属面前流露自己的喜好,以避免下属顺藤摸瓜,投其所好,迷惑你的虚荣心。在公司日常运行过程中,看不到领导者那挥舞的手指、命令的口气和怀疑的眼神,而企业又在其管理下照常有序运行的时候,领导者便已达到管理的最高境界。
经典故事 沧桑南国出伟男
屈原的一生,时刻关心祖国的命运。为了给祖国开辟富强的道路,他自愿“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他主张整顿朝纲,厉行法治,任用贤人,联齐抗秦,坚持同贵族群小做斗争。
屈原忠君思想表现最充分的时候,是在自己不为国君理解的时候。屈原的忠君不是愚忠。他在《离骚》中,抒发自己竭尽智慧,忠于君主和国家,却反遭奸佞小人诽谤,以至楚怀王偏听偏信、任凭奸邪之辈陷害贤良而报国无门的悲愤情怀。
屈原远离郢都,脸色憔悴,形容枯槁,胸中塞满了悲愤,在江湖间踯躅、游荡,吟诵着自己所作的悲愤诗歌。江边有个渔夫认出了他,便问道:“你不是三闾大夫屈原吗?何故而至此?”屈原愤愤不平地说:“举世都混浊,只有我清白,众人都喝醉了酒,只有我才清醒,因而被流放到这里!”
渔夫劝说道:“你又何必这样,自命清高,为什么不随波逐流呢?既然众人都沉醉不醒,您为什么就不能哺其糟而啜其醨?何必非要怀瑾握瑜,抗俗危身,遭到流放之祸呢?”
屈原明知渔父的劝说出于关心,但事关人生立命之大节,他实在不能同意渔父所指点的迷津:“我听说过,刚洗过头的人要弹去帽子上的尘土;刚洗过澡的人,要抖净衣服上的泥灰。我宁愿投身湘水,葬身鱼腹,也不愿与那些奸佞同流合污,糟蹋楚国!”
渔夫莞然而笑,看来屈大夫屡遭祸难,却依然风骨凛凛,不减当年,真叫人肃然起敬!他拍打着船板离屈原而去,口中唱道:“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沧浪江的水清洁啊,可以用来洗我帽子的丝带;沧浪江之水浑浊啊,可以用来洗我的双脚……
对屈原来说,遭到流放意味着耻辱。对楚国来说,流放屈原意味着更大的耻辱。楚国政事从此日渐衰微,以至于公元前278年首都郢城被秦国占领。屈原身心交瘁,以生取义。滔滔洞庭汨罗江,久久回响着屈原的悲怆之声:“宁溘死而流亡兮,恐祸殃之有再,不毕辞而赴渊兮,惜壅君之不识!”
一个如此挚爱祖国的人,却得不到国君和权臣的喜欢;一个如此热爱真理与正义的人,竟得不到真理与正义的庇护;一个那么有才、那么难得的大才子,却被免官、流放到偏远的沅湘流域。当黄钟被毁弃之日,便是瓦釜雷鸣之时。在屈原遇难的一周年之际,为了祭祀这位为国捐躯的烈士,老百姓又划船到江心,将竹筒里的米抛掷江中,不让鱼虾伤害他。
痛吟肺腑踏波去,龙舟千载唤斯人。司马迁说,当我到长沙时,特地去看了屈原投江自沉的地方,不禁掉了眼泪,更加想念他的为人。两千多年来,民间百姓们每年都不忘在端午节这一天,将划小船演变为赛龙舟,把盛在竹筒里的米演变为包粽子,来纪念屈原,表达热爱和敬仰之情。
“万顷重湖悲去国,一江千古属斯人。”屈原的一生是个大悲剧。他没有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他在政治斗争中失败了,但他作为爱国主义诗人,获得了巨大成功。他一生留下了《离骚》《九歌》《九章》《招魂》《天问》等二十余篇作品,被鲁迅评为“逸响伟辞,卓绝一世”。他忠贞为国、赤诚爱民之心,他坚持真理、反对邪恶的伟大精神,惟天地可昭,日月同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