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提升用人智慧

领航空间 慧眼识人指要

追求卓越的党员领导干部，尤为需要有识人的慧眼。能得人而不能识人，即是身边有“宝”而不识“宝”，则所得皆庸才；只能识人而不能得人，亦即有识人之眼，却无用人之举，则人才“流失”而为他人所用。无其才而使当其任，则工作干不上去，且带散队伍；无其德而使居其位，则必衰败矣。

商汤得伊尹而社稷昌盛，成为千古流传的“历史佳话”。伊尹聪慧过人，是商朝的开国元勋、五朝元老。他早年曾作为陪嫁奴隶，来到国君商汤家里厨房干活。为了让商汤知道自己是个有本领的人，伊尹经常找机会接近商汤，有时把菜做得很可口，有时却故意做得咸或淡，招惹商汤注意他。

有一天，商汤找来伊尹问话。伊尹说：“做菜不能太咸，也不能太淡，只有把佐料放得恰到好处，掌握好火候，菜才能好吃又有味道。治理国家也和做菜一个道理，既不能操之过急，也不能拖沓懒散，只有张弛有致，才能把事情办好。”

商汤发现伊尹是个难得的人才，想让他担当重任。于是召集大臣们，让伊尹当着他们的面，谈谈对天下大事的看法，展示一下才华，抒发他的抱负。伊尹畅谈治国之道，不卑不亢，落落大方，分析得透彻又精到，于是大臣们连连点头称是，深为钦佩。商汤更是欣喜万分，相见恨晚，当即任命伊尹为右相。从奴隶到右相，伊尹的才能被商汤赏识和不拘一格使用，这在我国古代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经典事例。

伊尹帮助商汤宽以待民，轻刑薄赋，对夏的属国进行征讨兼并，夏民如同“大旱之望云霓”一样盼望商汤的到来。伊尹为相20余年，为商朝600余年的统治打下了稳固的基础，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著名的贤相。

英雄难过美人关，为官难过识人关。天上有真假猴王，地上有真假李逵。假猴王会作乱，假李逵会捣鬼。知人必须辨其意，识人必须察其行。看人不能只靠一时的印象而妄下结论。为政者最大的隐患在于不知人和不识人。若不能识人，势必不能用人，一旦知道和识别到了人才，如果不及时推荐和提拔使用，则为失才的表现。一旦了解和识别的人既缺德又缺才，不及时从其现任的位置上罢免，后患无穷矣。

识别贤佞是恰当用人的前提条件，关系到事业的兴衰、国家的治乱。周幽王、周厉王，为什么灭亡？是因为任用奸佞却以为是贤才。齐桓公、秦二世曾嘲笑周幽王、周厉王，却分别任用竖刁、赵高。伍子胥对伯嚭不是很了解的情况下，向吴王夫差推荐，原来伯嚭是个小人。吴王夫差曾斥伍子胥为奸，喜伯嚭“忠心”可许，后来吴国败亡时，始知识人之误。这是由于事物的现象常常与其本质不同，表面现象容易迷惑人。

公元前225年，秦将王贲率领10万大军攻打魏国。秦军长驱直入，未遭遇有效抵抗，很快兵临魏都大梁（今河南开封）。三个月之后，秦军攻陷梁，魏王假投降，不久被杀，魏国灭亡。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人才流失。

魏国地处中原腹地，第一代国君魏文侯是一个目光远大、才能出众的君主，使魏国成为当时的第一大诸侯国。魏国人才众多，但同时又是一个人才流失大国。魏武侯即位之后，魏国就拉开了人才流失的序幕。

吴起遭到贵族的排挤，于是逃到楚国后又实行了变法，楚国强大起来。商鞅从魏国流失，在秦国推行商鞅变法，使秦国一跃成为战国七雄当中的霸主，对魏国构成了致命的威胁。孙膑在魏国时遭到庞涓的残酷迫害，后来被齐国使臣营救回齐国并拜为军师。孙膑的流失对魏国影响最大。张仪、乐毅、范雎、信陵君、尉缭这一个个闪亮的名字都曾深刻地影响了战国的走势，他们都曾想为魏国效力，可是除了魏文侯之外，一代又一代的魏君都没能真正地礼待和重用这些贤才，致使人才大量流失，魏国终由一个霸主之国走向了灭亡。

领导者在驭人之时，当练就“伯乐识千里马”的本领，善于识良辨莠，注重了解人的内心世界，不能凭一时一事去判断人。如果知人不深、识人不准，往往会出现用人不当、用人失误，导致“赵括丢长平”“马谡失街亭”的悲剧重演。有的人目空一切，表面看很聪明，却往往聪明反被聪明误；有的人看起来憨厚可爱，其实不是正人君子；有的人善于吹捧，暗地里却耍手段；有的人爱许诺，却不讲信用；有的人什么事都插手，却并非多才多艺；有的人外貌温驯，而内心骄慢；有的人貌有长者之风，实际却品行不端；有的人貌似坚强果断，实则软弱少断。领导者必须敏于识人之短，识人之长，识人长中之短，识人短中之长，摸准干部最适合干什么、不适合干什么。

刘邦善于从敌人营垒中争夺人才，像谋臣陈平、猛将韩信，对于出身卑微但才能超众的人也破格使用：当过吹鼓手的周勃，做过屠夫的樊哙，布贩出身的灌婴，穷书生郦食其，车老板娄敬，草寇彭越、英布，这些人都立下了赫赫战功。刘邦正是有萧何、韩信、张良、陈平、周勃、郦食其等足智多谋、能征惯战的文臣武将辅佐，各展其长、各尽其能，才夺取了天下，成就了霸业。天下人都说刘邦善于用人，懂得为君之道，善用于自己的长项去对付项羽的短项，用智慧战胜了武力，开创了“布衣将相之局”。

准确地识人（包括思想品质、工作能力、知识、性格等方面，进行全面的历史的考察与评价），把人看准、看透，极不容易。汉武帝说过：“何世无材，患人主不能识耳。苟能识之，何患无材？”汉武帝重视用人，政绩卓然，却在晚年上了方士栾大和江充的当。刘秀很善于听取并明辨各种意见，却犯了谬信庞萌的错误。曹操算得上是明察将士的高手，却受张邈蒙蔽。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因为世上的事物纷繁复杂、真假难辨、乱人心目。

历史的教训应当汲取。杨广是一个工于心计、巧于矫饰的大阴谋家，早就觊觎太子之位，采取了不少卑鄙手段。可是，杨坚偏偏看不准自己的儿子。杨广成为太子后，便露出骄奢淫逸的真面目。当杨坚发现杨广是个恶才时，已无能为力了。杨广靠政变上台，踏着父亲的尸体登上皇位后，更加显露出荒淫奢侈、残虐人民的本性。

人世间，总是细行容易做假，大节难以看真。冯梦龙说：“不可以一时之誉，断其为君子；不可以一时之谤，断其为小人。”只看一时一事，仅听片言只语，直线式、习惯性思维方式，恐怕要失误。对于正派之人不要计较小节问题，不能因为一个过错而将君子贬为小人；对于拍马者不能因为其表面的毕恭毕敬、甜言蜜语而误当作君子，寄予较高的期望值。

隋文帝杨坚在位20多年，明于治国，结束了300年的分裂局面，却不谙于知人，错误地选择了接班人，致使锦绣江山传非其人，自己丧于逆子，无辜的百姓也受到屠戮，最终亡国，成为短命王朝。杨坚看人的思想方法不对头：重细行而忽大节。这个致命弱点一旦被奸诈之徒抓住，就会投其所好，蓄意制造假象，引你上钩，将你俘虏，为他实施野心铺路。

唐明皇在前期不失为一代英主，但他后来重用李林甫、杨国忠、安禄山。唐玄宗把大臣奏章中的提示，看作是对安禄山的妒忌，对安禄山毫无设防，予以同情怜惜，不断施以恩宠，竟然把天下一半精兵交给他掌管，造成“安史之乱”，差点儿葬送唐王朝。

识人选人，必须首先考察其德。德具有统帅性和方向性。如果一个人不孝顺父母，你不值得信任他；如果一个人总是虐待配偶，你不值得信任他；如果一个人对别人不忠诚，却对你表示忠诚，不可信任他；如果一个人虚伪、巧诈，爱溜须拍马，你不可任用他；如果一个人忘恩负义，你不可信任他；如果一个人总在你面前流露对别人嫉恨，觉得他人是自己前进中的最大障碍，不可委以重任；如果一个人为你的缘故排挤、陷害别人，不可任用他；如果一个人有点小功劳就沾沾自喜，不时向领导表功，不可重用他；如果一个人说话模棱两可，善于应酬而胸中无策，不可重用他；如果一个人过于偏激，总是使事情走向某一极端，不可重用他。

领导者识人，一个重要环节是先看其长处，后看其短处。柳宗元讲过这样一件事。一个木匠出身的人，自家的床坏了却不能修，可他却自称能造坊。后来，柳宗元在一个造屋工地上，又看到了这位木匠，只见他发号施令，操持若定，众多工匠在他的指挥下各自奋力做事、秩序井然。柳宗元大为惊叹。从这个故事可以悟出一个道理，如果先看此人不是个好工匠，于是弃之不用，那就埋没了一位出色的工程组织者和指挥者。由此观之，识人先看其长、后看其短，取其所长、弃其所短，十分重要。领导者应具有识才慧眼，不能因为下属有缺点、有过错误、反对过自己、得罪过自己，就耿耿于怀，弃之不用，一切当以人才为重，一切当以事业为重。

1952年初，习仲勋任西北局书记和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一天，薄一波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毛泽东正在阅读习仲勋从西安发来的《关于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会全体会议情况》的报告。这个报告是关于西北地区的土地改革、统一战线和民族工作等方面的，内容丰富，论述精辟。毛泽东看了十分满意，问薄一波：“你讲讲，习仲勋这个同志怎么样？”早在延安时，薄一波就听到毛泽东赞誉过习仲勋“年轻有为”，于是便以此语作了回答。毛泽东说：“如今他已经‘炉火纯青’。”

准确地识别一个人，需要放长眼光，必须经过较长时间的考察，从发展趋势中去考察。既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也要客观地、全面地、辩证地看他的过去、现在、将来。详看是什么，多问为什么，多想几种可能性，多向思考和辩证分析。看实质，就是看其在德、识、勤、绩、能等各方面的实际表现，而不能光看文凭、资历、投票测评结果。学历、资历不高的人，也不一定就不是人才。不仅看一个人的学历、学位、资历，还要看其潜在的素质，亦即“冰山”以下的部分。要推行干部考察“进家庭、进社区”制度，把干部考察由“工作圈”向“生活圈”延伸，全面了解干部在社会公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遵纪守法等方面的情况。

如何识别人有不少方法可循。战国时李克曾给魏文侯说了五条识人标准，很有见地：想知道一个人的品质能力，要观察他平日亲近些什么人；他富贵之后，又交往些什么人；位居高官，要考察他给国家推荐了什么人；在他处境困难、不得志时，观察他是不是做了不该做的事；家境贫寒时，观察他是否接受了不义之财。

诸葛亮在《将苑》一书中总结出独到的七种识人方式：一是用是非曲直试探他，看他是否有分辨是非曲直的能力和高尚的品质；二是用言辞辩论，看他是否有阐述问题的逻辑性和应变能力；三是向他询问计谋，看他是否有雄才大略和真知灼见（这与庄子的“卒能问焉而观其知”的方法类似）；四是告诉他祸患与灾难，看他是否有胆量，临危不惧；五是让他喝醉酒，以观察他的品性；六是把财利置他眼前，看他是否廉洁；七是约定他如期之事，看他是否守信用。

成功总是跟科学思维包括创新思维、善于应变有机联系在一起。时代在发展，历史在前进，有的老经验、老办法不一定适用，如果时过境迁后还死抱住不放，逐渐形成定势，难免会落后于时代。识人用人，应首先培育和运用辩证思维，避免陷入固有思维模式，从多角度看问题。如，不能把推荐票数多少作为任用干部的唯一标准，不能把得票多就等同于最优秀，简单地以票取人。只有善于识人，采取正确的方法，扩大选人用人的范围，拓宽选人用人的视野，加大选人用人的透明度，才能使从事的事业因拥有一流人才而龙乘彩云、虎生金风、得心应手。

准确地识人，应看他结交什么样的朋友。《史记》说：“不知其人，视其友。”《处世智慧》一书说，识人、知人，要看他日常生活中亲近、结交什么人；看他富裕时怎样对待和处理钱财；有了地位和权力后，看他推举任用什么人；看一个人贫贱不得志时的所作所为；要看关键时刻的表现；看长期一贯的表现；还要通过综合观察和比较。识别人才，既要作全面考察，又要靠长期观察。冯梦龙说：“不可以一时之誉，断其为君子；不可以一时之谤，断其为小人。”

察言观色，可以略知其人。《孟子·离娄章》说：“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指观察一个人，再没有比观察他的眼睛更好的了。心灵正直，眼睛明亮；心地丑恶，眼睛昏暗。一个人的神情仪貌、举手投足，反映了他的内心世界。从外表观察人物固然有失偏颇，却是很直观的。

用贤杰者成大事

贤杰者，德才兼备之人也。知人善任，重用贤才，是取得事业成功的第一要务。有了一流人才辅佐，才能开创新局，如愿以偿。对于人才，看重的是他的品德和才干，是金子就该让它发光，是人才就该才尽其用，让能干事者有机会、干成事者有舞台。能用人者，可以无敌于天下。

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校2011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的讲话中指出：“中国历史上凡是有作为的政治家都非常重视人才问题。他们深深懂得‘为政之道，任人为先’的道理，在选人用人方面留下了很多可取的思想和经验，诸如知人善任、选贤任能，才兼文武、德才兼备，敬贤敬能、礼贤下士，访求俊彦、唯贤是举，人尽其才、才尽其用，避其所短、用其所长，勤于教养、百年树人等等。”

周文王很有眼光，在渭水之畔请来姜子牙，拜为军师，后又擢升为丞相，确实是个帅才，不负众望，厚积薄发。文王在姜子牙辅助下，推行仁政，理顺民心。文王采纳了姜子牙的治国要领：“国君以举贤为常，官以任贤为常，士以敬贤为常”，以贤为本，重视发掘、使用人才，以期富国强兵。后来在姜子牙的策划下，周武王、周公率领军队在牧野，打败了强大的商纣王军队，建立了周朝。姜子牙被后人称为“中国谋略家的开山鼻祖”。

刘邦是个“老粗”，看似并无一技之长，遇到棘手之难题，常有一句口头禅：“如之奈何”，但他有个可贵的素质：从谏如流，而不是刚愎自用，才得以作出一系列正确的决策。刘邦的势力远不如项羽。楚汉战争打了五年，刘邦遭遇过很多次危机，采纳张良和陈平奇谋不下数十计，化险为夷，转危为安。最后在垓下一战，张良策划在楚军中唱楚歌，使项羽的军队思念家乡，无心打仗，结果刘邦、韩信打败了楚霸王，建立了汉朝。可以说，如果没有张良，刘邦是难以打下天下并且坐稳江山的。

识人是善任的前提和基础，善任是知人的延伸和深化。卓越的领导者的本领、领导工作的重中之重，在于把识别人才、招揽人才、选用人才作为领导谋略的轴心和第一要务。朱元璋曾说：“治国之道，唯在用人”。千金有价不足贵，人才无价实难求。为政之要，人才第一；事业盛衰，人才为大。孔子认为，选用正直的人，把他安置在邪曲的人之上，百姓就会服从；选用邪曲的人安置在正直的人之上，百姓就不服从。《孟子》有“尊贤使能”的主张。孟子说：“不信仁贤，则国空虚。”唐太宗通过总结隋亡的教训和唐初治国经验，提出：“为政之要，惟在得人”；“能安天下者，唯在用得贤才”。他们的事业获得成功，同善于求贤用才紧密相连。

自己聪明不算聪明，能辨别人才之高下，并能用一流德才兼备的人才称得上是真聪明，才是一切才能中最大的才能。做到爱贤重才，就要知人善任。范仲淹《选任贤能论》说：“得贤杰而天下治，失贤杰而天下乱。”一个国家没有道德高尚、才智出众的贤臣，却能实现富强，危难之中求得安定，是从来没有的。三军易得，一将难求。不要怠慢、排挤、失去贤才，是何等重要啊！

一部堪称国之瑰宝的《资治通鉴》，很大程度上说是用人之鉴。司马光从德与才两个方面出发，把人分为四种：德才兼备为圣人，德才兼亡为愚人，德胜于才为君子，才胜于德为小人。司马光认为选人标准应以“贤”字为重。他在《资治通鉴》中提出：“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由此，他提出：“取士之道，当以德行为先”。司马光有个重要的主张：在选拔官员的时候，如果遇不上德才兼备的圣人、“德胜才”的君子，那就情愿用“才德皆亡”的愚人，也不能用“才胜德”的小人！因为君子持有德，把它用到善事上；而小人持有才干，就会用来做坏事。小人对事业的危害大：“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是虎而翼则也，其为害岂不多哉！”司马光的经典论述是比较深刻的，是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概括和提升，对传统政治的影响极其深远。

习近平同志在中组部组织工作会上指出好干部的四条标准准确界定了领导干部“德”的内涵：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人民群众信得过。并把标准具体化为20个字—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这五个方面是领导干部提升领导力的必备素质。“才”固然重要，可“德”比“才”更重要。“德”强调的是思想、品行；“德”为基础、为先导；“德”靠“才”来彰显，“才”靠“德”来统帅。缺少“德”，容易迷失在摇摆不定、攫取私利、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之中。

许多单位、团体领导都认定：能力合格的人不一定是上品，而品德不合格的人就是危险品。要坚持正确的选人用人导向，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选人用人原则，切不可重才轻德、以绩掩德、以才蔽德，要人尽其才，尽可能把“能人”放到更适合其自身发展的业务岗位上。失去“德”，就失去了提拔重用的基本资格。要建立科学的干部考核体系。科学、客观、全面评价干部，对能力强的干部，重在约束权力，扎好制度笼子，管好手脚。考核干部，不唯“GDP”、不片面追求“好看”、不单纯看经济指标，不让“才高德低”者握权。

领导者要有爱才之心、容才之量，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让德成为“硬杠杠”，选贤任能，用好人才，淘汰庸才，远离佞才。《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指出：“选拔任用干部必须坚持党章规定的干部条件，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坚持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好干部标准。把公道正派作为干部工作核心理念贯穿选人用人全过程，做到公道对待干部、公平评价干部、公正使用干部。”

领导者要有辩证思维的头脑，把德与才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不能重德而轻才，更不能只看才而忽视德。德与才是干部素质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有德无才，难以担当重任；有才无德，终究要败坏党的事业。看人的德与才，要看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不能只以一时的功过来判断人才的全部历史。

一些干部出问题，主要不是出在才上，而是出在德上。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抓住了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的关键。德和才相比，德是关键，德是先导。关键的一条就是必须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注重实绩，群众公认。什么样的人该用，什么样的人重用，都必须把德放在首位，任人唯贤，进贤退庸。把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实绩、作风上过得硬、人民群众信得过的干部选拔上来，敢于为干部主持正义和公道，不让埋头苦干的老实人吃亏，不让敢抓敢管的干部受屈，不让改革创新的干部灰心。着重看干部综合德才素质和一贯工作表现，不简单以票数决定干部任用，防止误用不讲原则、不负责任的“老好人”。

要把德才兼备的好干部选出来、用起来，形成优者上、庸者下、劣者汰的好局面。“才不称不可居其位，职不称不可食其禄。”（清代王豫）习近平同志说：“用人得当，就要坚持全面、历史、辩证看干部，注重一贯表现和全部工作。对那些勇担当、有本事、坚持原则、不怕得罪人、个性鲜明的干部，往往会出现认识不尽一致的情况，组织上一定要为他们说公道话。”在干部选任上，决不让品德低劣、业绩平庸、钻营取巧、不干实事、作风漂浮、视个人利益高于一切的人混进干部队伍、选进领导岗位。“宁有瑕玉，不用无瑕石。”对德行好、很敬业，但有明显缺点的人才，应大胆予以使用。列宁说，老本领总是不会忘记的。当一个人的长处得以发挥时，他就会轻车熟路、颇有兴趣，努力使自己大有作为。否则，就可能成为平庸之辈。

当前必须改进干部考核的方式方法，注重对干部道德品质的考察，作为是否任用的重要依据。要切实落实群众对干部选拔任用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坚持在民主评议、民主测评、民主推荐干部时，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并把民主评议、民主测评、民主推荐、任前公示的情况作为选任干部的重要依据之一。对那些因循守旧、照抄照搬、不思进取的人要函询提醒，对那些脱离群众、脱离实际、搞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的人要批评教育，对那些作风霸道、不顾大局、闹不团结的人要监督整改，对那些作风漂浮、不干实事、弄虚作假的人要谈话诫勉，对那些贪图享乐、铺张浪费、以权谋私的人要组织处理，从而在干部队伍中营造崇尚实干、作风正派、反对空谈的鲜明导向，让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风上过得硬，人民群众信得过的干部受到重用。对于考察失误、将权力错授给素质差的有违纪行为者，应追究责任。

天将大任付斯人

冯梦龙有一首诗揭示了周朝兴亡的教训，对于后世很有借鉴意义：“卜世虽然八百年，半由人事半由天。绵延过历缘忠厚，陵替随波为倒颠。六国媚秦甘北面，二周失祀恨东迁。总观千古兴亡局，尽在朝中用佞贤”。

推荐贤能，乃圣贤的教诲。应有惜才之心，识才之眼，把德放在用人之首位。齐桓公晚年培养自己的掘墓人。袁绍以好恶用人，一败涂地。秦桧提拔唯我是从之人。武则天对狄仁杰信赖有加。林肯任用格兰特，决胜千里。

唐代周昙《周公》诗云：“仍闻吐握延儒素，忧恐民疵未尽知。”《宋书·文帝纪》云：“周宗以宁，实由多士，汉室之隆，亦资得人。”范仲淹认为“国家之患，莫大于乏人”，“臣之纳忠，无重于举善”，把举贤荐能视为人臣效忠朝廷的应尽职责。

毛泽东曾批注：“傅说、吕望何足道哉，马周才德，迥乎远矣。”傅说（音越）为商朝大宰相，有“圣人”之称，吕望即姜太公。由此可见，马周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非同一般。

马周（公元601-648年），字宾王，博州茌平（今山东茌平）人。他出身贫寒，自幼父母双亡，孤苦伶仃，但勤奋好学，博古通今。由于天性豪放，不为小节所拘，马周并不为家乡官员所重视。为了更大的发展，他毅然徒步两千多里，来到当时的国都长安。到长安后，马周穷困潦倒，不得不客居在当时的中郎将常何家中。

贞观五年，天下大旱，灾情严重。唐太宗李世民忧心如焚，便下令无论文臣还是武将，都要写一份奏章，提出几条具体的意见或建议。这一下可难坏了常何，他回到府中，愁眉不展。马周得知了这个消息，便替常何写了奏折。

次日早朝，常何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将奏疏呈给唐太宗。唐太宗看过大吃一惊。在奏折中，马周提出了十二条建议，句句都说到了唐太宗的心坎上。其中，最重要的内容有三条：其一，力戒奢侈，广布恩德。马周从夏、商、周至魏、晋、隋统治天下的时间长短切入，告诫唐太宗只有坚持不懈地“节俭于身、恩加于人”，才能长治久安。毛泽东曾在此句逐字加双圆套圈，以示重视和欣赏。其二，百姓苦乐决定国家兴亡。马周认为“自古以来，国之兴亡，不由积蓄多少，在百姓苦乐也”。他指出，隋朝虽然积蓄了大量的粮食、布帛和金银财宝，但这些东西最终却成为造反者推翻隋朝统治的物质基础。其三，高度重视基层官员的选拔和任用。马周强调重视郡县官吏的选拔任用，提出“天下者，以人为本”，要使老百姓安居乐业，就必须安排贤良的官吏赴任，才可真正造福一方。

唐太宗知道常何的斤两，这么见解深刻的奏章绝对不可能出自常何之手，便仔细询问文章的由来。常何只好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唐太宗，并详细地介绍了马周的情况。

马周的谏言可谓切中时弊，为“贞观之治”提供了基本的理论依据。唐太宗对马周的才华极为赞赏，不久便拜为监察御史。为了表扬发现马周之功，唐太宗又赐给常何三百匹锦帛。

马周由一个普通的读书人，得到唐太宗的赏识和提拔，从监察御史开始，他先后担任过侍御史、给事中、中书舍人、谏议大夫、中书侍郎等重要官职，官到相当于丞相之职的中书令，前后不过15年，可谓平步青云。马周一生始终得到唐太宗的信任和倚重。在远征高丽时，唐太宗把马周留在朝中辅佐太子处理政务，并赐书于马周：“鸾凤凌云，必资羽翼。股肱之寄，诚在忠良。”能够得到皇帝的亲书和如此之高的评价，这在名臣云集的唐朝实属少见。

唐太宗通过总结隋亡的教训和唐初治国经验，提出：“为政之要，惟在得人”；“能安天下者，唯在用得贤才”。他们的事业获得成功，同善于求贤用才紧密相连。把干部的德放在首要位置，是保持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根本要求和重要保证。选人用人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德的核心是党性。

知人善任，必须有惜才之心，识才之眼，举才之德，护才之胆，择才之策，不重学历、职称、资历和身份，形成育才、引才、聚才、用才的良好环境，坚定不移走人才强国之路。作为党政领导干部如果不怎么爱人才，不愿意帮人才，不及时果断地用人才，那就是失职，就有愧于党的多年培养和重托。

毛泽东“搭班子”的典范是与周恩来的合作。1949年12月2日，毛泽东给柳亚子的信中曾说，周公确有吐哺之劳。“周公吐哺，天下归心”。毛泽东借此点明周恩来理政之勤、之德、之能。从毛泽东对周恩来的评价可以看出，周恩来在班子中的角色主要是负责执行。与周恩来相比，毛泽东在班子中的角色主要是负责决策。有人曾形象地评价说，毛泽东是舵手，高瞻远瞩，掌握航向；周恩来是划桨人，让船平稳前进。

从总体上看，毛泽东、周恩来都是刚柔相济之人，毛泽东刚中带柔，周恩来柔中带韧，这正是他们能够在互补互济中成就大业的性格基础。在性格特征上二人的差异也是显著的：毛泽东劲直尚气，举重若轻；周恩来精细雅致，举轻若重。

在毛泽东眼中，品德和才干是远远摆在资历和学历之前的。正是因为如此，毛泽东特别喜欢任用有才干的年轻人，经常以历史上的年轻有为的人物为例，如贾谊、王勃、周瑜等，认为他们“英俊天才”“少年英发”，以他们的年轻有为引发阐述自己的观点。解放战争时期对粟裕的任用，体现了毛泽东大胆起用年轻优秀人才的用人思想。

粟裕是一个由士兵成长起来的将军。和其他一些将领不同，他没有上过军校，也没有出国留过学。从井冈山时期开始，粟裕学到了许多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经过多年战争的实践粟裕逐渐成熟起来，不断显现出军事才能。毛泽东对他的了解也逐渐加深，并开始一步步地提拔和任用他。

抗战时期，30多岁的粟裕已显露出卓越的军事指挥才华，他所率领的部队仅在1938年至1943年就歼灭日伪军达10万人，这使毛泽东坚信这位从士兵成长起来的将领有能力指挥更多的军队。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央军委成立华中军区，毛泽东任命粟裕担任华中军区副司令员兼华中野战军司令员。在苏中地区以3万之众迎击国民党12万精锐之师，一个半月下来，七战七捷。

山东、华中野战军会师时，毛泽东电告陈毅：会师后，大政方针共同制定，具体作战由粟裕同志负责。三个月间粟裕协助陈毅，具体指挥了鲁南、莱芜战役，均获大捷。1947年5月，粟裕又以“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气概，在孟良崮完成了围歼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74师的壮举。1948年开始的淮海战役中，共歼敌55.5万人，粟裕直接指挥的华东野战军就歼敌44万人，被军界誉为常胜将军。毛泽东说：“淮海战役，粟裕立下第一功。”粟裕的成长是毛泽东不拘一格使用人才的典范。

德才兼备是识别人才的重要标准，体现了对人才的全面性要求。所谓德，主要指政治立场、政治品德、思想作风、事业心、责任心等。所谓才，主要指掌握的基础知识、专业知识和技能、思维能力、创造能力。德是立身做人、成就事业的根本，是衡量评价一个人价值的前提。对党的领导干部来说，是否具有较高的道德，关系到人民的福祉、国家的兴衰。

看人的德与才，要看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不能只以一时的功过来判断人才的全部历史。领导者要有辩证思维的头脑，把德与才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不能重德而轻才，更不能只看才而忽视德。德与才是干部素质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有德无才，难以担当重任；有才无德，终究要败坏党的事业。

现在一些干部出问题，主要不是出在才上，而是出在德上。身居官职的人，如果无才就是“次品”，无德就是“危险品”，“德不称其位，其祸必酷；能不称其位，其殃必大”。有德无才的干部不能开创局面，会贻误事业；有才无德的干部缺少凝聚力，把一个单位搞得乱糟糟，会毁掉事业；德才兼备的干部才能开创事业。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才抓住了当前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的关键。要把尊重民意和不简单以票取人辩证统一起来，对得票情况作具体分析，要特别注意选拔任用政治清醒、信念坚定、善于学习、坚持原则的人。

有的领导者喜欢听恭维话，把善于逢迎的人当成人才，热衷于搞“小圈子”。“小圈子”一词中的“小”不是指其能量小、人数少，而是针对它只为少数人谋私利，在组织上排斥大部分人，只注重自己群体的利益，不管全局的利益。用人的标准不是凭个人的才干，更不会通过“公平竞争”，而是对气味相投、百依百顺的人倍加欣赏，只提拔“靠得住”的人，而排除“外人”，不属于自己的人弃之不用，甚至压制。对自己有恩惠的，则想方设法予以重用，或以“听话”为主要标准，拉拢一些人、排挤一些人。有的干部就整天琢磨拉关系、找门路，分析某某是谁的人，某某是谁提拔的，该同谁搞搞关系、套套近乎，看看能抱上谁的大腿。这样一来，使某些德才平庸、善于投机取巧、甚至有严重问题的人得到重用，而那些德才兼备的人才被埋没，甚至遭受打击。

为了成就事业，切莫以对待自己的亲热程度、凭自己的好恶和“私交”如何来识人用人，不要因为“偏爱”或唯命是从、揽权而重用庸人，不可因为“不喜欢”而疏远“耿介之士”，不可因为视野不宽而使千里马卧道哀啼。那种开基创业时重用人才，一旦开创局面就喜欢奴才，也是很不好的。

孔子说过：“远佞人。”—要远离献媚讨好的人。越是圆滑处世、巧言令色、讨人喜欢的人，越要慎重考察。千万不可将贤能之人看作奸佞，把奸狡之徒当作贤才！领导者要警惕某些人的离间术。离间术是一种圈套：通过拨弄是非等手段，促使同志之间、上下级之间产生误会，或将误会加以渲染，扩大分歧；或编造谎言，制造矛盾，损人利己，陷人扬己。曾国藩成就了一番大事业，一靠以德服人，二靠知人善任。他喜欢拙诚，不喜巧诈。他选用人才，把戒巧诈作为一条原则。

历史上不少贤才蒙冤，是由于领导者注重追究小过。司马迁为李陵说几句公道话，却被汉武帝处以腐刑，使他遗恨终生。苏轼因对朝政有意见而写几首讽喻诗，却蒙“乌台诗案”之冤，下半生都被贬逐，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由于苛求于人，求全责备，追究小过，溜须拍马之徒就会趁机投井下石，使贤才蒙受不白之冤。

西汉文学家东方朔认为，人才“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后汉书·窦宪传论》），他援引“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委婉提示主政者对人才不要求全责备。“举大德，赦小过，无求备于一人之义。”领导者应不以己之长来否定人之长，不以己之好恶判定别人长短。人之缺点、弱点只要不碍其用，可以不予考虑。

人生相遇贵相知，若能相知看本质，而不要被表现出来的现象所蒙骗。毛泽东在识人上能超尘脱俗，不同凡响，就在于他重本质，重才干，而不问细枝末节的东西，“唯有真才能血性，须从本色见英雄”。经毛泽东亲自考察、选拔的人才，从士兵到将军，从布衣寒士到无产阶级革命家，成百上千。

知人是善任的前提和基础，不知人就不能很好地任用人，甚至任用了不好的人。用错了人的原因之一是看人有偏见，缺少客观公正，“合口味”的纳入视野，不喜欢的打入另册；缺少辩证思维，对人没有全方位、符合实际的了解；注重观察人的细枝末节而忽略其大的方面。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说：“把知人善任作为终生的研究学问。”美国前通用电气公司首席执行官杰克·韦尔奇认为，“挑选最好的人才是领导者最重要的职责；拥有人才是最大的赢家。”选拔人才难点在于，选拔后怎样使用人才，将其特长发挥到极致。

干部德才好不好，实绩怎么样，群众最有发言权。因此，应扩大群众的参与面，跳出“由少数人选人”和“在少数人中选人”的圈子，构建“干部选得准不准、要让群众审一审”的工作机制；不简单以票取人，应作具体分析，既看一时一事，又看平时一贯表现；让“老黄牛”式的干部埋头不再埋没，干事有成就感，做人有幸福感，公平、公正对待他们；精选出官德高尚、政绩斐然、群众认可的干部。

不拘一格选人才…

人的长处是潜在的动力“能源”。用人之道在于求其所长，“短中见长”，并把他放到适合发挥其长处的合适位置，发挥较大的作用。拿破仑说过，最难的倒不是选拔人才，难点在于选拔后，怎样使用人才，将其特长发挥到极致。富兰克林曾说：“宝贝放错了地方，便是废物。”对于有特长的贤才，就要像萧何月下追韩信那样，不惜气力、不惜牺牲个人尊严去“追求”，予之重要的岗位和优厚的待遇。

不拘一格起栋梁，翩至贤才国隆昌。恩推宇内尊儒术，威扫匈奴拓汉疆。汉武帝有胆有识，是中国历史上最具阳刚之气的铁腕帝王，是一位气吞万里的伟丈夫，开创了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鼎盛时期、西汉王朝的强盛局面，使汉民族傲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汉武帝胸襟开阔，终生喜爱贤才，知人善任，往往轻视俗议，不以小疵而弃大醇，不听信谗言，不以小人之言而误大事。

公元前106年，汉武帝颁发《求贤诏》：“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充分表现出他的雍容大度和不拘一格，不计门第、出身、职业，破格提拔，量材使用，大有高祖遗风，给名帅良将、谋臣用臣、谏臣诤臣以立功建业之机。人们常以“秦皇汉武并称”，“汉唐盛世”联称，就是因为这期间是个人才辈出的时代，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诸多领域创造出了前所未有的繁荣与强盛。

曹操是一位富有政治智慧的领导者。曹操长于选将，求贤若渴，对有治国用兵才能者，均予重用。为了统一天下，在用人上体现出一种“王者风范”，打破了依据封建德行和门第高低任用官吏的标准，提出“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从公元210年到217年，先后三次下“求贤令”招纳人才，不问远近，不分亲仇，不管贫富，只要有真才实学，都可选用，起用了荀彧（yù）、郭嘉、许褚、孔融等一流人才，在他身边形成一个智囊团，最大限度地用人之所长，给优秀的下属发挥潜力和特长的机会，从而统一北方，三分天下有其一。

荀彧少年时便有奇才，被誉为“王佐之才”。荀彧原在袁绍手下，才能不能发挥出来。曹操一见荀彧投奔过来，高兴地说：“荀彧就是我的张良！”随后任命荀彧为司马，参与军机大事，成为曹操的左右手。凡有决难之事，必向他请教。荀彧在颍川知识分子中，是个有影响的人物。经荀彧的推荐，荀攸、郭嘉两个有智谋的年轻人，于公元196年投奔曹操。郭嘉谋略过人，“从征11年，多立奇勋”。

清代龚自珍诗云：“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龚自珍是清代思想家、文学家及改良主义先驱。他青年时代即名满东南各省，但屡试不第，38岁才中进士，曾任内阁中书、礼部主事等职，年不及五十，挂冠回籍。龚自珍才华横溢，以天下为己任，积思、寡欢、多愤，对社会批判的目光如炬烛照幽微，志在祖效王荆公，大胆革新变法，献上医国之药方。他的诗风格纵放，感情直率，议论深刻，气势恢宏，富有浪漫主义精神。

龚自珍这首诗写得非常好，大意是：只有风雷激荡般的巨大力量，才能使中国大地焕发出勃勃生机；朝野臣民一片沉闷、死寂、令人窒息的状况终究是一种悲哀。我奉劝老天爷重新振作起来，不要拘泥于一定的规格，把人才降临到人间！

龚自珍呐喊波澜壮阔的社会变革尽快到来，使中国变得生机勃勃；朝廷破格荐用人才，国家才有希望。

为政之要，人才第一；事业盛衰，人才为大。千金有价不足贵，而人才最为宝贵。一个国家没有道德高尚、才智出众的贤臣，却能实现富强，危难之中求得安定，是从来没有的！三军易得，一将难求。不要怠慢、排挤、失去贤才，关键是要不拘一格用人才。刘邦重用陈平、李世民重用马周、毛泽东重用粟裕，都是不拘一格用人的典型例证。我们相信，在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过程中，必将培养出大批能力素质强的领导干部，以完成好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向人民交上一份合格的答卷。

用人所长勿苛求

每个人身上都蕴藏着很多能量（包括潜能），他们是领导者获取成功的源泉。一个单位、一个部门能否健康发展，关键是看领导者的领导智慧，而领导智慧最核心的问题就是知人善用。善用人者能成事，能成事者善用人，应该用人所长。一个有智慧的领导者，知道部下是什么样的宝贝，清楚“宝”在何处，把这些宝贝放在最适合的位置，才能避免个人与环境不和谐的痛苦，才能避免人力资源的闲置和浪费，发挥宝贝的长处，使宝贝放出熠熠光彩。

古代有个寓言故事，说西邻有五个儿子：一个朴实，一个聪明，一个眼瞎，一个跛足，一个驼背。西邻发挥每个人的长处，叫朴实的种田，聪明的经商，盲人算卦，跛足搓麻，驼背纺线，解决了衣食之忧。这则寓言告诉我们，用人长处，获益无穷。

据说，清朝有一个官吏，家里有三个残疾仆人，一个耳朵听不到，一个不能讲话，还有一个腿脚不方便。他挖空心思，最后作出决定：让耳朵听不到的人做他的贴身仆人，主人与他人商量什么说什么，他听不到，可以严守秘密；让不能讲话的人做他的信使，一旦让敌人抓到，不能出卖主人；让腿脚不方便的人看守炮台，跑不掉，可以坚守阵地。

作为领导者，应该如何使用人才呢？首先应该用人所长。每个人，每样东西，都有一个它最适合的位置。在这个位置上，它能发挥最大的功效。伍子胥曾对陈惠公说：“用他的长处，避开他的短处，那么，天下的人没有不能用的。”不因人才有短处而失之交臂，不要让人觉得怀才不遇。如果只看人家的短处，把时间用在对付其短处上，则无一人可用；若先看别人的长处，让下属做最擅长的事，化短处为长处，则无不可用之人。领导者用人取长补短是良方。如让成就欲较强的优秀员工单独或牵头完成具有一定风险和难度的工作，并在其完成时给予及时的肯定和赞扬；让依附欲较强的员工更多地参加到某个团体中共同工作；让权力欲较强的员工担任一个与之能力相适应的主管。领导应使部下的长处得到最佳的发挥，从而互相配合、相辅相成，形成多功能的综合施政能力。

管仲相齐和贞观之治有过施政“因职择人”和“任其所优，扬长避短”的政略。春秋战国时代，管仲是个有大智慧的领导者，他最早提出用人要“任其所长”的理论。他在《形势解》中说：“明主之官物也，任其所长，不任其所短，故事无不成，而功无不立。”

管仲向齐桓公推荐人才时说：“对进退有序的朝班礼仪，我不如隰朋熟悉，请让他来做大行吧；开荒种地、聚集粮食，充分利用土地资源，我不如宁戚，请让他来做司田吧；能指挥战车奔突而不乱，使三军将士视死如归，我不如王子城父，请让他来做大司马吧；秉公执法，不滥杀无辜，不冤枉好人，我不如宾胥无，请让他来做大理吧；敢于犯颜直谏，尽职尽忠，以死抗争，我不如东郭牙，请让他来做大谏吧。君王若想富国强兵，就任用这五个人吧。若想成就霸业，则非用我管仲莫属。”管仲能够知人识才，择能而任，辅佐齐桓公称霸天下。

唐太宗坚信“为政之要，唯在得人”，从而开创了著名的“贞观之治”。唐太宗对手下大臣的优缺点了如指掌，在贤才的选拔上采用因职择人，把人才用到最合适的位置，令下属们自叹弗如、心服口服。在一次宴会上，唐太宗对王珐说：“你善于鉴别人才，尤其善于评论。你不妨从房玄龄开始，点评一下他们的优缺点，然后看一下你在哪些方面比他们优秀？”王珐回答说：“孜孜不倦地办公，一心为国操劳，我比不上房玄龄。对事业忠诚不二，常常向皇上直谏，我比不上魏徵。既能在外带兵打仗，又能在朝廷管理，我比不上李靖。上传下达，公平公正，我不如温彦博。善于解决难题，办事井井有条，我也比不上戴胄。至于批评贪官，表扬廉署，疾恶如仇，好善喜乐，这方面比起其他几位能人来说，我也有所长。”唐太宗赞同他的话，大臣们都说这些评论正确。

从王珐的评论可以看出，唐太宗能将这些人依其专长用到适当职位，使其能发挥专长，进而使国家强盛。唐太宗说：“明君无弃士。不以一恶忘其善，勿以小暇掩其功，割政分机，尽其所有。”他多能根据属僚群臣的不同特点，作出准确的定位，加以合适的任用。高士廉公正无私，不结朋党，唐太宗任其为礼部尚书；岑文本长于文章，供职于中书省；杨师道忠诚平和，被用为侍中，随侍左右；刘洎秉性坚贞，热心公益之事，即授工部尚书；马周治吏颇有心得，才堪大用，于是破格提拔，从一介布衣提升至宰相。

“房谋杜断”是唐太宗搭配用人、发挥所长的典型。房玄龄就政府机构的调整、典章制度的建设等方面能提出许多精辟的见解和具体的办法来，却不善于决断，对自己的许多精辟见解难以取舍。而杜如晦善于对别人提出的意见做周密的分析，精于决断，许多的方案经他审视后，很快就能变成一项决策或律令。房玄龄说：“非如晦莫能筹之。”

唐太宗感言：“汝二人就好像写文章，一个草拟初稿，另一个加工润色，使朝廷决策终无遗憾之处。”于是就重用了他们，形成了“房谋杜断”。在协助唐太宗建立朝章、选用官吏、确立法制等方面，房玄龄、杜如晦任左右相，珠联璧合，为“贞观之治”立下了汗马功劳。从此“房谋杜断”传为用人佳话。用人如器、舍短取长，不求全责备，充分发挥各人所长，反映了唐太宗的非凡明智。

历史上的雍正，在用人上值得称道：宁用有毛病的、敢于担当的能臣，也不喜欢用没有毛病的、政绩平平的庸臣。他说：“用人原只论才技，从不拘限成例。”田文镜是个有名的能臣，做事干练，不讲情面，为朝廷做了大量得罪人的事情：收王宫皇族的欠账、打击绅士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督导黄河修道等。雍正曾在田文镜的密折上批道：“凡有才具之人，当惜之、教之。……卿等封疆大臣，只以留神用才为要，庸碌安分、洁己沽名之人，驾驭虽然省力，唯恐误事。”

每个人都有优点，也有缺点。往往是人的能力越强，其缺点也可能就越突出。“木匠眼里无坏木。”在用人问题上，强调用其所长的同时，还有一个容人所短的方面，要采取宽容相待的态度。清朝诗人顾嗣协云：“骏马能历险，犁田不如牛。坚车能载重，渡河不如舟。舍长以就短，智者难为谋。生材贵适用，慎勿多苛求。”世间没有完美无缺的人，即使是人才也难免有些毛病，只要无伤大雅，何必苛求完美、过分计较呢？如果只看人家的短处，则无一人可用；若先看别人的长处，让下属做最擅长的事，化短处为长处，则无不可用之人。那些能为社会立功的人，因才气纵逸，难入俗格，有其明显缺点，但不应求全责备，千万不能惧其短，而应扬其长且避其短，并促使其向长转化。

对于不影响长处的短处，可以任其存在，不必苛求。《水浒》中的梁山好汉李逵，在水中无法施展威风，可其担任陆军先锋，却“力如牛猛坚如铁，撼天摇地黑旋风”。“浪里白条”张顺在岸上斗不过李逵，便将李逵引到船上，翻到江中。时迁短处非常突出—偷鸡摸狗成性，但他有非常突出的长处—飞檐走壁的功夫。在一系列重大的军事行动上，军师吴用都对他委以重任。

中国有句古话：“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这句话对于选人用人却是大谬：铁杵也有自身价值，用那么长的时间磨，要付出巨大的机会成本，不是理智的选择。有的人擅长统揽全局，有的人适合独当一面，有的人是综合工作的内行，有的人是专业技术的里手，“工作有专长，术业有专攻”。既然人的才能有大小，各有偏重，用非其才，就会使贤士无从施展。如果长处与短处相伴而生，且有一定影响，则应大胆发挥其长，同时帮助克服其短，以利于充分发挥其长处的作用。

用人之长，容人之短，这个道理人人都懂，可遇到实际问题，有些领导又常常苛待人才，求全责备，不能宽容其短处；恰当的干部用不上去，用了不恰当的干部又下不来。南宋戴复古写道：“黄金无足赤，白璧有微瑕，求人不求备。”毛泽东在《资治通鉴》里读到此事，批注说：“观人观大节，略小故。”毛泽东1975年有一个著名的批示，道出此中常理：“打破金要足赤、人要完人的形而上学错误思想。”对有明显缺点、工作失误、有些争议的一流人才，不能窥其一点、不及其余，应帮助他们克服缺点、过错，帮助协调处理各种关系，大胆使用。

学历不等于能力，资历不等于经验，论文不等于水平。真正评价一个人的能力和水平，学历、资历、论文等只是参考因素。坚持凭能力、实绩、贡献评价人才，克服唯学历、唯资历、唯论文等倾向，注重考察各类人才的专业性、创新性和履责绩效、创新成果、实际贡献。这样，就能使人才在能够发挥特长的领域得心应手地干工作，形成了千里马尽其奔驰之能的新格局，给事业带来大变化。

领导者必须明白，才干高的人，其缺点往往也越明显。一味盯着下级缺点容易引起下级的反感和对抗。人的某些缺点、弱点只要不碍其用，可以不予考虑。因苛求一个人的缺点而影响了用他的优点，进而影响了事业的发展，那才是最不合算的。据《向毛泽东学习》一书载，毛泽东用干部，不主张求全责备。他说：“一个人，才有长有短，性情习惯有恶点亦有善点，不可执一而弃其一。”特别是对那些犯错的人，不能只看到他的错，而要使他知错有为。

1959年4月，政协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以后，周恩来宴请380余名老年委员，济济一堂。著名学者、书法家沈尹默因刚刚受到毛泽东的亲切接见，又逢此盛会，心情格外激动，欣然赋诗抒怀：“不知老至共开怀，长短随人各尽才。”

用人还应注意“短中见长之术”，不要被周围平庸的看法左右。如有位厂长让爱钻牛角尖者当质量检查员，让处理问题死板者去考勤，让脾气太犟、争胜好强者去当攻坚的突击队长，让办事婆婆妈妈注意细节者去抓劳保，让能言善辩者去搞公关接待。

领导者应懂得发挥每一位下属、员工的长处，将每一位下属和员工放在最适合他发展的位置上，他们的个人能力和潜能就可以得到充分的发挥，创造性也将会大大提高。著名企业家张瑞敏认为，人人是人才；你可以不知道下属的短处，但不能不知道他肯定有长处；你能翻多大的跟头，我就给你搭多大的舞台。领导者要有宽大的胸怀，要能容忍那些略有瑕疵的优秀人才，要能容忍他们身上的短处，其用意不是纵容，而是另有所图。

要勇于启用比自己强的人。卡耐基之所以成为美国钢铁大王，并非由于本人有什么了不起的能力，而是因为敢用比自己强的人。他说：“把我的厂房、机器、资金全部拿走，只要留下我的人，4年以后又是个钢铁大王。”卡耐基死后，人们在他的墓碑上刻着这样一段话：“这里安葬着一个人，他最擅长的能力是，把那些强过自己的人，组织到为他服务的管理机构之中。”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作为人才本人在怀才不遇、“大材小用”时，需坚信“金子到什么时候都会发光”“不信东风唤不回”，不要牢骚满腹，恃才傲物，以至于耽误了正事，而应意气深沉，忍辱负重，百折不挠，一步一个脚印干好工作，以自己的才华和业绩等待有识者召唤。

重提“用人不疑”

我们时常听到规劝：“不能轻易相信别人”，因为在各种交往中存在一些虚假与欺骗。但是，我们也不能怀疑一切，因为信任是一笔最可贵的财富，花在怀疑和担惊受怕上的成本很高。茫茫人海，能找到一些人值得自己信赖，实在是人生的福分。

同级之间，在没有任何接触之前，应该首先选择去信任对方。即便感到可能被欺骗了，也不要轻易下结论，要先相信这是一个误会，它会慢慢澄清。再退一步，即便事实证明自己真的是被欺骗了，只要性质没那么恶劣，我们还是要给别人改正的机会。

司马迁有句名言：“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能与下级成为知己的领导者，就是了解下级、信任下级，并让下级充分发挥自己才能的人。一句信任的话语，一个鼓励的眼神，都能使下级兴奋，心悦诚服地竭力办好事情。领导者应该尊重下级，充分利用“皮格马利翁效应”，对下级进行信任度培养，让下级一心一意地与你站在同一战壕里，让他们按自己的打算放手去干。

战国初期，中山国的国君荒淫无道。魏文侯派乐羊为大将军，带兵讨伐中山国，一连打了几仗，中山兵大败。魏军长驱直入，将城团团围住。为了争取民心，乐羊对中山国采取围而不攻的策略。

中山国君姬窟以为乐羊看在儿子乐舒的面子上，不见得真会攻城。一个月的期限到了，乐舒要求再宽限一个月，乐羊答应了。又过了一个月，乐舒还要求再宽限一个月，乐羊又答应了。这样三次，乐羊也没攻城。原来他是考虑，中山城池坚固，硬攻伤亡太大。

这时，魏国宫廷里议论纷纷：有的说乐舒是中山国的宠臣，乐羊哪里会破国毁子呢？有的甚至说乐羊与中山国暗中有勾结，不然以乐羊的本领哪里会久攻不下呢？若是不把乐羊召回来，恐怕要前功尽弃了。

可魏文侯对乐羊的信任始终不动摇，派人到前线慰问部队，并为乐羊修建新的住宅。又一个月的限期过去了，姬窟仍无献城的表示。于是乐羊下令发动总攻，杀了暴君，安抚了百姓。

乐羊凯旋回国，魏文侯为乐羊庆功，并命人拿来两只箱子。乐羊打开一看，里面都是揭发他围城不攻、要求撤职查办他的奏章。他感慨万千地说：“要不是国君用人不疑，哪会有我今天的成功呢！”

刘秀能知人善任，扬长避短，使用得当，做到了“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使将帅能在不违背总的战略企图下见机行事，以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马援称他“恢廓大度”“开心见诚，无所隐伏，阔达多大节”。

朱元璋出身草莽，生于乱世，没有门荫可依、背景可靠，空以徒手夺取天下。他执政31年中，励精图治，能力出类拔萃，百姓得以粗安，诚属难得。他晚年为了巩固一姓之天下，屠杀功臣，获得的评价不高。朱元璋怕别人谈论他身世低微，怕别人轻视他的执政能力。面对多疑、诡谲善变的上司，作为部下是相当困难的。刘基冷眼观世，深知“伴君如伴虎”，于是在朱元璋身边口不言功，避名让爵，不求显达，韬晦自全。

要取得他人的信任，就必须做出让人信任的事情来，换言之，必须付之于行动才能看见效果。一旦产生了猜疑，应主动与对方谈心、交心，沟通思想，消除误会。对别人的不信任，更多的是对自己的猜疑。首先是自己失去了自信，不信任自己的眼力，自己的判断；其次就是自己私心重，以为全天下人都会负我。

在领导干部用人和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上，要友善、真诚，切忌多疑和误判。2017年春晚的相声剧《信任》，呼吁人与人之间多点信任，引人深思。各个地区、各个团队、各个单位毕竟好人占绝大多数，我们在自信的同时也要互信。武则天用人不计门第，不欺无名，不避仇怨。有一次，武则天发现上官婉儿写的一首诗里对她有愤恨之情，但并不计较，反而把她召到自己身边，放手使用。

信任别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正确的选择。用人不疑，必须以疑人不用为前提。你不能把一项重任交给未通过“信任度”考验的下属。一旦选准了人，就要信而不疑，大胆使用，多从对方角度考虑问题，不要疑神疑鬼。如果产生了猜疑，就应主动与对方谈心、交心，沟通思想，消除误会。要用其所长，坦诚相处，多看别人的长处和好处，多理解别人的难处，尊重他人，善待他人，包容他人，特别是对于敢闯、敢试、敢为天下先而一时不被群众理解的人，敢于力排众议而任用。对于需要进一步考察的人，要边用边看，不能一律“挂起来”。

一代名将许世友战功卓著，但也有明显的缺点，性格刚烈、脾气暴躁。他当年试图带人出逃反被毛泽东重用的故事，被演绎得精彩离奇。据其身边的工作人员求证，实际情况是：作为红四方面军的重要将领，当时他的确想不通为什么下死力气整张国焘，他认为老张就算是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要不怎么四方面军还会有8万多人？后来，他在会场上说了自己的这个看法，立刻遭到痛打。林彪、萧华还说要枪毙他，谢富治是老战友了，居然听了林彪的话，把枪拔了出来。

许世友气得大骂：“老子不干了，老子去学梁山好汉，落草为寇去！”就是这句话后来被以讹传讹地演绎为许带兵出逃或者本人出逃。毛泽东知道后，亲自去看许世友，和他谈了3个小时。这个过程许世友始终没有正面说过，他就是说：“主席真有水平，比老张强，我觉得跟着他干，能行，弯子就转过来了。”毛泽东从许世友那里出来，说：“以后，谁也不许再难为世友同志，认识错误都要一个过程。”再以后，许世友被委以重任。

《列子》载，一人丢失了斧子，疑为邻人之子所窃，视其行步、表情、口气都像是偷斧之人。后来到山上挖土，找到了斧子，于是解除了怀疑。又见到邻人之子，则视其动作、态度，处处和往常一样，不像窃斧之人。

魏徵曾论证了君王受蒙蔽的原因。像丢了斧子便疑心邻人的故事那样，单凭主观揣测怀疑臣下，或者像曾母投杼的故事那样，听到谣传便盲目信从。国君受到迷惑，对下面的事听不清也看不明，正气得不到发扬，道德教化受到损害，不正是由于这些缘故吗？（《旧唐书·魏徵传》）

宋朝赵光义素性猜忌多疑。“宋代第一良将”曹彬，只因秉政日久，深得民心，便被罢免了职务。名臣寇准在罢朝归第途中，因为有人迎着马首欢呼“万岁”，也被免除职务。最可笑的是，册立太子之后，京师之人欢喜雀跃，说：“真社稷之主也！”太宗听闻，异常恼火，立即找来参与策立太子的寇准问道：“五洲四海都归心于太子，那将置朕于何地？”连亲生儿子也要怀疑、忌妒。

用人不疑，必须以疑人不用为前提。你不能把一项重任交给未通过“信任度”考验的下属。用人之大忌，是不信任但还要重用，而且没有制约机制和信任上限，一厢情愿的希望该人能因为重用而主动的增加自己的信任度，这样做的风险很大。

领导者心胸小、容不得人，是很危险的。明朝的崇祯皇帝是一个有抱负的青年，励精图治，革弊立新，一直想挽救大明的社稷，但最终落得个亡国自缢的可悲下场。究其原因，除了“大势已倾，积习难挽”之外，主观原因是抓不着重点，搞不清问题的真正原因，尤其是刚愎自用、猜疑心极重、不善用人。崇祯掌权17年中，朝臣50多人被更换，更换之频，前所未有。其中10人被削职、革职，25人离职回乡，正常致仕或卒于任所的只有6人。崇祯的最大失误，是因猜忌而中了敌人的反间计，错杀了国家的栋梁袁崇焕，结果使自己落得国破家亡的下场。

信任是相信他人在某些方面具有相应的能力、品格或承诺的托付，没有信任，不可共处，更难以做事。领导者只有对下级建立了充分的信任，才会放心地把重要的工作交给下级去做，让他们独当一面。一旦选准了人，就要信而不疑，大胆使用，多从对方角度考虑问题，不要疑神疑鬼。如果对下级不够信任，过多地干涉，下级信任的需要得不到满足，精神上就会受到挫伤，精神动力将会丧失，因而无法完成他应该完成的某种任务，而且上级与下级的友好交往也会受损。

据《向毛泽东学习》一书载，毛泽东“用干部”善于授权，“用则不疑，疑则不用”，即注重发挥下属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在战争年代，他给前方将领的电报和指示，很多都写有“请酌办”“请将你们意见电告”“请按实情决定”“望酌情机断行之”等语，甚至专门嘱咐“临机处置，不要请示”。即使对于林彪在辽沈战役中开始不打锦州而打长春的错误主张，毛泽东也一方面进行说服，一方面又令示“如有意见请速电告，否则即照此执行”，甚至说“你们如不同意这些指示，则望你们提出反驳”。淮海战役中，毛泽东也曾电示总前委：“情况紧急时机，一切由刘邓临时处治，不要请示。”

这恰恰与蒋介石在战役指挥时的电令形成鲜明的对照，他下达的电文里充满了“务必”“限于”“特令”等严厉词句，甚至常常强调“倘有延误，决按军律从严惩处，不稍宽待”。蒋介石虽然为军事科班出身，其属下也战将云集，但在具体的战役指挥上，他却总是疑心重重，不善于“授权”，反而横加干预。

蒋介石曾拥有八百万军队和美国飞机、大炮、美元的支持，但最终还是失去了政权。其失败的原因之一，是用人讲求派系，讲血缘和地缘，大搞山头主义，用人又疑人。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先后派熊式辉和陈诚到东北，都被解放军打得溃不成军。无奈之下，蒋介石将他的王牌战将卫立煌任命为东北行辕副主任兼东北“剿总”总司令。然而，蒋介石又对其产生狐疑之心，亲自面见了卫的秘书，审查一番…… 东北全境解放后，蒋介石将责任全部推给卫立煌，将其撤职查办。如此用人，焉能不败。

信任被认为是一种依赖关系。卢曼给信任定义为：“信任是为了简化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关系。”彼此信任，不仅是最文明、最令人满意、最美好的人际关系，而且也是效率最高的人际关系。有关资料显示，世界500强中有99%的员工都非常重视企业领导对他们的信任。对下属信任是一缕阳光，可以温暖他人的心灵；信任是一条纽带，可以连结领导干部与下级的心灵；信任可以展示领导者广阔的胸襟、忠实的人品和非凡的魅力，换取下属对你的尊敬与信赖。

善用智囊的睿智

领导者即使有爱因斯坦的聪明头脑，也会因为知识储备有限，加之日理万机，难免会有片面性、局限性、狭隘性的时候，难免会有考虑不周的时候。为此，必须重视智囊的智慧，充分利用“外脑”的弥补，进行科学决策。

由于每个人所处的地位不同，认识能力有高低，对同一问题往往有不同的看法和处理办法。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每一个人的思维所达到的认识“需要改善的东西，无例外地总是要比不需要改善的或正确的东西多得多。” 黑格尔指出：“人性都有其天生的弱点。”

灿若星河的历史天空，闪耀着灿烂的智慧灵光。古往今来，许多重大的成功决策，往往是在智囊人物的辅助之下完成的。借用别人的智慧，可以弥补自己智慧的不足。历代卓越的为政者，大都注意招纳谋臣、礼贤下士。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但大浪淘不尽的是金子般的智慧和谋略。那些站在历史巅峰的巨人，那些出类拔萃的为政者，之所以获取成功，如同双腿致残的孙膑可以消灭能征惯战、勇力过人的庞涓，如同当过和尚、实力不强的朱元璋能够战胜陈友谅，除了得益于天时、地利、人和等条件外，主要依赖于个人及其助手的韬略的高明，斗智斗谋，以谋制胜。

“先谋后事者昌，先事后谋者亡”，这是姜太公的一句名言。应变之要，先谋为本。不谋长远者，不足以谋当前；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古往今来，许多重大的成功决策，往往是在智囊人物的辅助之下完成的。智囊的说法，在历史上还称为军师、谋士、幕宾、参谋、拾遗、顾问、门客等。名气很大的智囊人物，有姜子牙、管仲、李斯、张良、陈平、诸葛亮、魏徵、耶律楚材、刘基等，他们为当时的为政者贡献了许多难能可贵的大智慧，为我国智囊史增添了光彩。

殷商统治中原600余年，要推翻商之统治，并非易事。周文王胸怀宏图大志，却偏居西岐，如果没有能够治国安邦的相才，是不可能与纣王抗衡的。“直钩垂钓”姜子牙，古今名气特别大，是一位有高超韬略的大谋略家。《史记·齐世家》记述：“天下三分，其二归周，太公之谋居多。”姜子牙文武兼备，长于用兵，工于奇计。因此，后世的兵家和谋略家，皆尊他为祖师。

许多事实雄辩地证明，高城深地不足以为固，坚甲锐兵不足以为强，而奇谋妙计，善于应变，方能“挽狂澜于既倒，救三军于危途”。作为将帅，应兼有勇力和谋略两个方面，勇谋两者相映成辉。但谋的作用大于勇。克劳塞维茨说过：“如果你们进一步研究战争对军人的要求，那么就会发现智力是主要的。”

汉朝建立，张良功绩显赫，受封为留侯，与萧何、韩信一起被誉为“汉初三杰”。张良不愧为帝王之师，集谋略家与政治家于一身，为创建汉朝基业立下了卓越功勋。正是：奇袭奇遇奇男子，一生不愧王者师。惟握奇谋胜千里，雄兵百万任驱驰。

试问，张良与诸葛亮相比，谁是更为卓越的谋士？不应光看谁的“粉丝”多，历史的本来事实乃是：张良跟着刘邦的时候，刘邦的力量还不如刘备呢，而且叱咤风云的项羽的势力在当时已远远超过曹操，而张良辅佐刘邦成就了一代王朝，诸葛亮则建立了一个偏安的小王朝。

刘邦先攻占秦都咸阳，项羽决定进击刘邦，可是听了项伯的说情，竟轻易改变原来的计划。鸿门宴上，项羽在非常有利的条件下，沉浸于刘邦的卑微反射的成就感和对樊哙勇气的爱屋及乌，被胜利冲昏头脑，放过刘邦，对他来说酒席上杀人是很丢脸的事情。西楚霸王心目中没有不可战胜的敌手，却做了情感的俘虏。挺进关中、固陵反击等关键战役都没有打好，跟着刘邦的指挥棒转，东奔西突，疲于奔命，待垓下决战时已处于无力回天的地步了。宋代苏洵评论项羽：“有取天下之才，而无取天下之虑。”清代王昙批评项羽：“天意何曾袒刘季，大王失计恋江东。”

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陈云说过：“我们队伍中那种戴着瓜皮帽、手摇扇子、迈着方步、哼着小调儿想事的人太少了。”希望干部队伍中多一些善于思考、讲究方略的人。有谋方能有勇，有谋方能出奇。谋是所有成功者的通行证，无谋则是失败者的墓志铭。无法想象一个缺乏智慧的人如何去领导他人，何以引领一个团队或者群体。智慧是一个人思想的结晶，是解决问题的利器。探赜索隐，把握全局，规划前进方向，制定实施方案，运用政策策略，乃至处理具体问题，都需要智慧。

智囊人员参与决策，具有领导者不可替代的优势。他们学有专长，富有知识和才干，具有较高的调研能力和政策水平，能够集中时间和精力调查研究，收集充足的信息资料，经过定性、定量分析和可行性论证，为领导者提供优选的方案。尤其对专业性强、科技含量高的重大事项，更要借助“智囊”的优势来科学论证。他们先领导一步思维，并能提出高领导一筹的见解，还能在领导决策的过程中，提出新的有价值的修正意见。

当今时代，科学决策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势是专家辅助决策。成功学大师斯宾塞·约翰逊认为：人脑好比电池。一组电池比起一个电池来，能提供更多的能量。同理，几个有智慧的头脑，或者说一个头脑加几个“外脑”，要比一个头脑产生的智慧总量多，会产生1+2>3的合力。

如果不懂得问计于外脑，不会充分吸纳和利用专家智库的智慧，就不可能成为具有现代头脑的卓越领导者和决策者，也不可能作出科学而正确的决策。习近平同志曾经指出：“参谋工作水平高，能推进党的方针、政策的顺利实施；水平低，就会影响全局工作，甚至造成严重后果。”（《秘书工作的风范—与地县办公室干部谈心》，《秘书工作》2014年第4期。）

应抓住身边智囊人员比较了解全局、不带部门观点、各方面联系较广、具有较高政策水平以及擅长完善思路、设计方案、总结工作的特点和优势，经常向他们讲领导的思想脉络和工作意图，帮助他们确立研究题目。题目出得准，意图讲得明，工作思路研究得对，就能“谋在要害处，‘参’在点子上”，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领导者应主动直接与智囊人员接触，把本地区、本单位长期战略性的考虑和近期工作重点告诉他们，把需要决策或需要了解的问题及时通报给他们，一起筛选论证重要的调研课题，亲自听取他们的汇报，鼓励他们反映真实情况，提倡“众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真正做到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如果总是听到身边人员诺诺之声，听不到谔谔之言，肯定是自己有主观武断的毛病，就应当警醒，批评诺诺者，鼓励谔谔者，重用谔谔者。

领导者在日常工作中，须及时过问研究进度，出点子，提要求，不仅引导智囊人员搞具体问题调研，挖掘经验性东西，也要研究政策性问题，为决策提出多种可选性方案。在下基层时，应带着智囊人员一起，以期收到及时掌握领导思路、调研效绩突出之效。召开重要会议时，应让智囊人员参加，一起切磋工作。要经常鼓励他们从实际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拿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像领导那样思考，与领导者保持思维与工作的同步，使他们能够“全局在胸、耳聪目明”，拓宽调研与领导决策相结合的途径，贴近领导工作的重点和难点，不断增强政策研究的应用性和可行性。

在人员使用上应尽量挑选优秀干部，挑选具备领导干部和智囊人员双重素质的人。日常工作中应要求各部门提交调研报告等材料。要提高领导者的调研成果的应用意识，尽量通过批示向报刊推荐。这是对智囊人员的劳动成果的承认，有利于激发他们的工作热情。

智囊人员议大事、无大权，工作辛苦，生活清淡。领导干部的正确决策凝聚着他们智慧之结晶，他们辛勤劳动理应得到肯定和赞誉。领导者对这种默默奉献的贤能之士不能漠不关心，应当有一点古代周公、萧何思贤如渴、礼贤下士的精神。需体贴他们的甘苦，关心他们的工作和生活，达到“知己”“知心”“知音”；在保留一定数量骨干的同时，应重用和提拔他们，充分发挥他们的优势和潜在能力。这样，他们就会全身心工作，无须扬鞭自奋蹄。

经典故事 最难鲍叔能知管

鲍叔牙与管仲的交往，千古传颂。管仲与鲍叔牙的友情建立在互相了解、互相信任的基础之上，穷达不移，感人至深，可谓朋友之交的典范。管仲叹服道：“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柳亚子诗曰：“最难鲍叔能知管，倘用夷吾定霸齐。”

管仲（约公元前730—前645年），又称管子，名夷吾，字仲，春秋时颍上（今属安徽）人，官至齐国丞相，在我国历史上享有盛名，被誉为“中国第一相”，是春秋时期出现最早、功绩最卓著的改革家。

管仲的祖先姓姬，曾跟随周武王打江山。管仲少年时通诗书、懂礼仪、会驾车、善骑射。世间幸运是管仲，多有困厄遇春风。管仲和鲍叔牙从小在一起读书时就是好朋友。长大以后，当管仲穷困潦倒不得志时，鲍叔牙没有离他而去。他们一起到南阳一带贩卖绸缎，管仲在分利时总是多取一倍，少分给鲍叔牙，而鲍叔牙从不和管仲计较。人们都说管仲贪婪，鲍叔牙却说管仲是个孝子，家里贫穷，有个老母亲需要赡养，理应多拿。后来，他们一起去当兵，一遇到危险，鲍叔牙就用自己的身体去掩护他。

有一天，管仲对鲍叔牙说：“齐襄公把国家搞得一塌糊涂。依我看，将来继位当国君的，不是公子纠就是公子小白。我和你每人辅佐一个吧。”鲍叔牙表示同意。从此，两人各随其主：管仲辅佐公子纠，鲍叔牙事奉公子小白。

公元前685年，小白夺得王位，是为齐桓公。管仲因在继位的争夺战中，射了小白一箭，尽管小白福大命大，箭头射在衣带钩上，但一箭之仇岂能就此了之。桓公继位后，将管仲提押回齐国，准备开刀问斩。管仲在最困顿落魄的时候，得到了鲍叔牙的推荐。

齐桓公原准备任用鲍叔牙当丞相。鲍叔牙却辞谢了，他不避嫌疑，劝说桓公释放管仲，并推荐管仲任相国，自己情愿当副手。齐桓公还在为管仲放箭之仇耿耿于怀。

鲍叔牙问：“您当国王是为了什么？”桓公说：“当然是为了富国强兵，称霸诸侯。”鲍叔牙说：“那时各为其主嘛！管仲是个栋梁之材，无论是治国安邦，还是排兵布阵，都比我强许多倍。您要干一番大事业，一定要用管仲当国相！”

齐桓公说：“还是拜你为国相，管仲当个副手。”鲍叔牙再次推荐管仲：“您要是重用管仲，他将为您射得天下，哪里只射得衣钩呢？”齐桓公见鲍叔牙推崇管仲这么执着，终于答应了。

鲍叔牙到牢狱为管仲解下镣铐，齐桓公到宫殿门前亲自迎接他。管仲为他们的真诚所感动，接受了相国这一要职。如果没有以齐国国家利益为重、甘愿自己吃亏的鲍叔牙的无私帮助，管仲早就成为刀下之鬼了。

运转全缘情义重，成功不忘忆友贤。管仲的官职超过了鲍叔牙，一些大臣为鲍叔牙抱不平。鲍叔牙知道自己再继续做官，会对管仲不利，于是毅然向齐桓公辞官还乡。

管仲感慨地说：“我曾经3次出仕，3次遭罢免，鲍叔牙并不认为我无才，知道我时运还没到。我曾经3次参加战斗，3次开了小差，鲍叔牙不认为我是胆小鬼，知道我怕老母亲老来无依无靠。公子纠在政治斗争中失败，召忽为此自杀，我被囚禁受辱，鲍叔牙不认为我没有廉耻，知道我不羞小节而以功名未成为大耻。—生我的人是父母，了解我的人是您鲍叔牙啊！”（司马迁《史记·管晏列传》）

今古建功多苦辛，人生难得遇真诚。鲍叔牙宽容管仲的缺点，理解管仲的难处，深信管仲的才能，关键时刻鼎力相助，力荐管仲为宰相，自己甘居其下，体现了无私的友谊和爱才让贤的品德。管仲为相，鲍叔牙反而在下位，这种以国家利益为重的精神，表现了鲍叔牙是一位纯粹的人，没有一点私心，甚至牺牲自己来成全管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