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提高群众工作本领

领航空间 提高与群众沟通的本事…

有这样一个经典事例。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农民由于仇恨沙皇，要烧掉沙皇住过的房子。干部多次劝告，农民不服。列宁知道此事后，决定亲自和农民谈话。列宁对农民说：“烧房子可以。在烧房之前，让我讲几句，行不行？”农民们说：“请列宁同志讲。”列宁问：“沙皇的房子是谁用血汗造的？”农民说：“是我们自己造的。”列宁又问：“我们自己造的房子，不让沙皇住，让我们农民代表住，好不好？”农民说：“好！”列宁再问：“那要不要烧掉呀？”农民们听明白了列宁讲的道理，就不坚持烧房子了。

沟通，是人们在互动过程中进行信息、知识与情报等交流、传递和交换，并寻求反馈以达到相互理解的过程。经常与群众进行有效沟通，是保持与群众密切联系的基础。领导干部与群众沟通的关键，要解决对群众的感情问题。领导和群众只是分工不同，而无高低贵贱之别。领导干部开诚布公、虚怀若谷，群众自然愿“掏心窝子”、实话实说。要把群众视为亲人，不带权力色彩与群众沟通，不以充满命令式的强硬口吻说教，不能一味地讲深奥难懂的大道理，应时刻以人民群众为主体，话语体现民主性，可以达到相互之间的理解，才能真正为群众所接受和信服。

经常与群众进行有效沟通，是保持与群众密切联系的基础，往往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带着感情与群众进行交流与沟通，以真心待人，靠诚心感人，用热心暖人，把“话”说得入耳入心，比任何华丽的辞藻、美妙的语言、激情的演讲都更为真切、更能深入人心。感情是人际沟通的“金钥匙”。在工作和生活中，感情虽是无形的，看不见摸不着，却往往能解决许多棘手的问题。

《阎明复回忆录》认为，语言是思维的物质外壳，更是心灵的窗户和思想的载体。人们有理由从一个人的话风文风，判断其内心境界的厚薄高下和对事物的洞见程度。毛泽东表达思想的方式很有个性，认识事物本质的能力颇为独到，对语言词汇的选择异常敏感，说话行文拥有特殊的感染力，因而被称为“语言大师”。毛泽东很喜欢讲得深透而又通俗明白、给人耳目一新的话风文风。对枯燥生涩、人云亦云、言不及义的表达，一向深恶痛绝，斥之为“语言无味，像个瘪三”。1958年1月，他下决心改变“这种不良的风气”，专门起草了一个《工作方法六十条》，要求话风文风都应当具有三个特点：“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

巧妙地使用典故、箴言、格言、谚语、警语、歇后语，可以使文章生动形象，富有美感，说理深刻，增强说服力和震撼力。一次，毛泽东在一篇讲话中引用一个神话故事作比喻，生动地说明了路线和政策的重要，他说：张果老下华山，去蓬莱朝圣，这个人不是凡人，是个仙家啊！他骑毛驴，和我们不同，是倒骑的。走着，走着，遇到了吕洞宾，传说吕洞宾也成了仙啊！问张果老到哪里去？张说：“上蓬莱朝圣。”吕洞宾有点惊异地问：“蓬莱在东，你骑毛驴向西，怎么得到？”张果老生气了，认为自己有理，反驳道：“我的脸是朝着东方的蓬莱的啊！”毛泽东讲完故事后说：即使革命的人，如果路线政策不对，革命还是不能胜利。张果老虽然面向蓬莱，路走错了，永远也到不了蓬莱。（萧克：《永铭在心的亲切教诲》，《人民的大救星—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第230-231页。）“石油大王”洛克菲勒尤为看重交往能力，他说：“假如人际沟通能力也是同糖或咖啡一样的商品的话，我愿意付出比太阳底下任何东西都珍贵的价格购买这种能力。”

只有摈弃官腔、放下架子，用群众熟悉的通俗易懂的语言与群众交流，才能使百姓听得懂、愿意听、记得住，取得相互沟通的效果。毛泽东曾经提倡要用大众的语言，善于把深刻的道理用浅显通俗的语言说出来。在与群众交往时，应当使用群众语言，选择“商量式”“调剂式”“安慰式”“互酬式”等语言，并注意分寸，而不要打官腔、讲大话、讲套话、讲空话、讲假话、讲废话。

必须讲求生动活泼的表达技巧，培养怡人心怀的幽默才能，把握恰到好处的时机火候，使讲话鲜活、生动。要善于用通俗的语言表达理论问题，用群众身边的事讲道理，运用风趣的语言营造宽松的氛围，激发听众的兴趣和注意力。

1954年，时任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在会见南阳二中师生时，兴味盎然地念起了他改过的南阳武侯祠中的那副对联：“心在人民，原无论大事小事；利归天下，何必争多得少得。”这样的语言，把为群众着想、为群众谋利益的博大胸怀表现得真切感人。

习近平同志认为，领导干部“如何才能提高与群众沟通的本事？说什么话、怎么说话，是首要的问题。如果端着官架子、操着老爷腔，群众避之不及，更何谈与群众融为一体、打成一片？与群众沟通，就是要从改文风、改话风入手，用群众喜闻乐见的语言，甚至熟练运用‘土方言、歇后语’，那样才能穿越沟通的壁障，从语言沟通深入到心灵贴近”。（《多长点与群众沟通的本事》，《人民日报》2013年2月5日。）

沟通时，要坦诚相见，放低姿态，用真感情，说真心话，以情动人，不能用不冷不热、矫揉造作的假感情对待群众，不说那些言不由衷的空话、大话、套话和假话；把要沟通的问题想清楚，分清主次，列出纲要，想好细节。向对方传达自己的意愿和想法，需用表达准确、容易理解、把问题说清楚的语言，而不能用含糊不清、产生歧义、艰涩难懂的语言。只有这样，才能在沟通中叩开群众的心扉，达到沟通之目的。

曾在黄土地插队7年的习近平，深知“放下架子，甘当小学生”的道理。习近平同志喜欢面对面地与群众交流。那时县委、县政府的大门是敞开的，许多老农背着粪筐就进来了。习近平同志经常让县委干部走上街头搞随机问卷调查，有时他还把桌子往大街上一支，自己坐在那里听取群众意见。后来，正定形成的许多文件和重大决策都跟这些调研有关。

与群众顺利沟通，要善于与群众加强感情交流。带着感情与群众进行交流与沟通，比任何华丽的辞藻、美妙的语言、激情的演讲都更为真切、更能深入人心。卡耐基说：“将自己的热忱与经验融入谈话中，是打动人的速简方法，也是必然要件。”

只有对群众投入感情，把群众当亲人，才能获得群众的支持和认可。如果在与群众沟通时，领导干部有傲气、官气，毫无感情地与群众沟通，只愿听“报喜”、不愿听“报忧”，群众就会从内心里产生抵触情绪，领导干部就很难交到知心的群众朋友，很难了解真实的基层情况，难以达到沟通预期的效果。

应当倾听群众的不同意见，丰富自己的思维，完善决策的思路。如果听不得不同意见，刚愎自用，一触即跳，动不动就训人，让人望而生畏，即使决策在短时间看没问题，但经不起时间的检验。对某些问题的认识出现了偏差或失误，就要敢于承认，自我批评，加以改正。

虚心听人讲话，体谅他人的行为，认真听取对方意见，善纳群言，闻过则喜，体现了领导者的度量，体现了光明磊落的底气，体现了有效沟通的艺术，提升了领导者的沟通能力。有些“坏话”其实大部分是老实话。倘若只喜欢听好话、颂扬话，不喜欢听“坏话”，搞“一言堂”，那就容易造成决策失误，会把事情搞砸弄糟。

与群众沟通，很重要的方式就是平等的对话。这种对话，不是自以为比群众高明，以教训人的口气说话，而是平等的交流，疏而导之。在对话中有不同看法，要心平气和，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达到沟通的目的。要善于引用群众的语言，去与他们交往，感染他们，增加谈话的和谐度，不能用生硬的说教、社论的语言去和人民群众沟通。

人民立场是党的根本政治立场，人民群众是党的力量源泉。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不要把升官晋爵作为人生终极目标，而要将为人民谋幸福作为第一追求，多做好事和实事，决不做坏事，让人民满意。一些群众的思维定式中，总觉得领导干部是遥不可及、难打交道的群体，通过“接地气”的走访、“无障碍”的攀谈，让群众打心眼里明白我们是为他们好的，这一抹隔阂也自会消失于无形，搭建起更有利于沟通的桥梁。如果在群众面前居高临下、威风八面、盛气凌人、自以为是，以权压人，群众就会敬而远之，甚至唯恐避之不及，与群众沟通也就无从谈起。

领导干部要提高语言表达能力，就必须注意向群众学习，用群众熟悉的喜欢的语言跟群众交流。善讲“群众话”，能够在无形中拉近干群的距离，更显贴心和温馨。群众的语言是生动的、鲜活的。“摸着石头过河”“发展是硬道理”等表述，凝练而通俗，老百姓听得懂，而且记得住，容易达到相互沟通的效果。通过向群众学习，能够将文件政策的精神要旨理顺、吃透，用接地气、有韵味的“土话”讲给群众听，也能够把广泛收集的“群众话”“百姓理”上升到理论层面、制度层面、官方层面，用于服务中心、服务大局。

必须讲求生动活泼的表达技巧，培养怡人心怀的幽默才能，把握恰到好处的时机火候，使讲话鲜活、生动。要善于用通俗的语言表达理论问题，用群众身边的事讲道理，运用风趣的语言营造宽松的氛围，激发听众的兴趣和注意力。

美国总统演讲有两大特点，一是短，二是简单。偏偏是这种堪称“小学生都能听懂”的演讲，最能击中民众“痛点”。2008年，尚未当选总统的奥巴马在新罕布尔发表竞选演讲：“我们一定行！”这种演讲风格赢得了人民的欢心。

在信息时代，利用网络非常重要。养成“网络散步”习惯，每天上网浏览一番，随时了解民意、获取信息、开阔眼界、学习知识、思考问题。许多领导干部通过网上论坛、政务微博、在线讨论与群众进行轻松随和的沟通和交流，彼此之间可以讲出心里话、真实想法和做法，受到了群众的普遍欢迎。领导干部一定要学会运用先进的沟通交流工具和沟通方法，以提高与群众进行沟通和交流的能力。

人民网副总裁官建文说：“一个上网、知网、懂网的领导干部，信息更灵，眼界更宽，更了解社情民意。上网还能增加干部的号召力。那些敢于、善于跟网友交流的领导干部，可能更有影响力和号召力。”对于网上有些偏激的观点，客观、冷静地看待；对网民的跟帖，认真阅读、分析，不要认为是情绪之言而轻视，应从中获得收益和启发。应该始终让公众感觉你友好、亲和、理性、谦虚、自信、放松、开诚布公、状态良好，切忌给人以自满狂妄、消极推诿、过于紧张的感觉。

惠民安有息肩日

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和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是我们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基。领导干部得用较多精力考虑民生问题、考虑群众生活，而不是天天想工程项目。习近平同志要求：“领导干部要坚决反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坚持工作重心下移，扑下身子深入群众，面对面、心贴心、实打实做好群众工作，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做到了总书记的要求，就会使群众在发展中有获得感。

郑板桥任山东潍县知县时，耳边常听到民间疾苦，曾作过一首画中诗，体现了浓厚的感情色彩，字里行间跳动着情感的脉搏：“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卧在衙门的书斋里听外面竹叶沙沙地响动，似乎是百姓饥饿叫苦的声音。身为知县，从萧萧的竹声都牵动着感情，联想到百姓在饥寒交迫中挣扎的呜咽之声，充分表达了一个清官关爱百姓、忧思民间疾苦的心境，其忧思百姓的真情令人感动，其心系黎民之情怀让人难忘。

习近平同志多次引用郑板桥的这首诗。他说：“要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他强调，做好群众工作必须贯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努力解决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问题，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扎扎实实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这是密切党群关系的根本所在。

中国共产党从来不局限于眼前利益，从来都登高远望，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人民群众是我们的生存之本，是我们的力量之源，离开了人民群众，我们将一无所有。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前苏联共产党在拥有20万党员时取得革命胜利，在拥有200万党员时取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有那么深厚的文化传统，那么强大的国家机器，还拥有2000万党员的庞大队伍，却丢失了政权，根本原因是脱离群众。十八大报告提出，我们党面临着四种危险，其中一个是脱离群众的危险。十九大报告有43处提到群众。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深刻认识脱离群众危险的尖锐性和严峻性，明确要求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

群众对领导干部如何从政和为官的“期望值”很高，对大小贪官的贪腐行为，是非常痛心和失望的。群众期盼领导干部不做贪官、不当庸官，甩掉工作中的“花架子”，遏制心中的“享乐欲”，根治生活中的“奢靡病”，破除脑子里的“官本位”，严以用权，廉洁从政，苦干实干，多为老百姓做实事。

一些领导干部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归根结底是宗旨意识不强、群众观念淡漠、内生动力不足。要从思想上解决好“为了谁”的问题，激发党员的主体性、积极性，唤醒其内在动力。理想信念教育要真正内化，融入党员干部灵魂与生命。十九大报告要求，党员干部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坚定理想信念宗旨为根基，挺起共产党人的精神脊梁，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

习近平同志《之江新语》有言：“当干部的，不能老是想着自己的升迁。‘莫道昆明池水浅’，一个干部，无论处在什么岗位，只要心系群众，都可以做出一番事业来。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官’有多大？但他的形象是十分高大的。当干部，不求‘官’有多大，但求无愧于民。”习近平同志指出，“心无百姓莫为‘官’”。因为“离开了人民，我们将一无所有、一事无成；背离了人民的利益，我们这些公仆就会被历史所淘汰”“群众在党员干部心里的分量有多重，党员干部在群众心里的分量就有多重”。这些朴实的字句间洋溢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情感。

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我们的感情倾向和感情基础。看一名领导干部素质高不高，更多的体现在他对人民群众的感情深不深、为人民群众办事多不多。我们不论职位高低、权力大小，都必须忠于人民，不能忘记群众利益、群众路线、群众力量和群众智慧。这是共产党员约束自身行为的最高准则，是党员干部价值观的主要内涵，是必须坚持的执政理念。党员干部要以民为本，永葆赤子之心，不移公仆之志，不忘责任之重，把群众的小事当成自己的大事、天大的事，有益于人民，无愧于使命。

为人民谋幸福，就要亲民、爱民、敬民，更要为民。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是广大党员干部奋斗的目标和方向。勤政廉政、造福人民是为官者的本分。2018年3月7日，习近平同志在广东代表团参加审议。他强调：“共产党就是为人民谋幸福的，人民群众什么方面感觉不幸福、不快乐、不满意，我们就在哪方面下功夫，千方百计为群众排忧解难。”党员干部与群众的关系，犹如鱼水之间的生命交融，好比种子与土地之间密不可分。我们要与群众的“零距离”接触中，不听“恭维话”，多听“真心话”，了解群众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爱群众所爱，恶群众所恶，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办群众所盼，同群众保持密切联系，深深根植于人民群众之中。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但要有群众观点、群众方法，同时还要有群众工作本领。党员干部要多与群众打交道，在与群众交往中锻炼本领。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多调查研究，将群众提供的素材总结提炼，把群众智慧集中起来，作出正确决策，解决实际问题，这是做群众工作的重要能力。习近平同志2015年7月6日在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群团干部要由知群众、懂群众、爱群众的人来当，要有做群众工作的本领和经验，懂得群众的语言和习惯，熟悉群众的愿望和心声，善于运用新形势下群众工作方式方法。”

习近平同志主政以来，在太行山深处一贫困村与村民炕头话家常，在兰州养老餐厅为七旬老人端饭，在北京街头庆丰包子铺排队买包子、和百姓一起吃包子，在湖南湘西询问一位老人的年龄后说“你是大姐”，他在雾霾天去南锣鼓巷不戴口罩与百姓同呼吸共命运，在冰天雪地的边疆慰问战士等，这些都深刻体现了总书记亲民、爱民、善民的一面，展现了卓越领导人的魅力，表明作为人民公仆，就应该有这样一种立场、态度和感情。

总书记2018年1月5日在中央党校开班式上重要讲话中指出：“领导干部要坚决反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保持对人民的赤子之心，坚持工作重心下移，扑下身子深入群众，面对面、心贴心、实打实做好群众工作，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我们要尊重人民主体地位，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心里装着群众，凡事想着群众，一切为了群众，使政绩体现在群众的利益中，使力量来自群众的支持中，使赞语来自群众的口碑中，从为群众谋利益的勤恳工作里，从为实现“中国梦”的努力奋斗中，实现人生价值。

习近平同志用实际行动努力让百姓梦想成真，一句“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的背后，是“时间都去哪儿了”的感慨和“夙夜为公”的工作状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用实实在在的脚步走近群众，其背后折射的是共产党人执政为民的本色，反映出共产党人永不忘记党的执政根基。泰戈尔说：“人的永恒的幸福不在于得到任何的东西，而在于献身于比自己更伟大的事业。”党员领导干部无论在哪个岗位和地方，无论担任什么职位，都要时时刻刻牢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像焦裕禄那样，政治坚定，秉公用权，为民用权，按规则、制度、法律行使权力，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权，不徇私情，求真务实，追求卓越。

优秀县委书记廖俊波的感人事迹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有些群众遇到难题找廖俊波帮忙，他每一次都不厌其烦、帮忙到底，令人感动。刁桂华是一家食品饮料企业负责人，2011年交纳了土地出让保证金后不久，被外地有关部门非法拘禁，等到恢复人身自由时，交纳土地金的时限已过，需要交纳一大笔滞纳金。她走上了漫漫信访路，直到2015年底遇上接访的廖俊波，终于看到了一线希望。“廖市长的声音特别温暖，多次利用周末时间向我了解情况。”2016年“五一”假期，廖俊波冒着大雨，打出租车过来察看被泥石流掩埋的旧厂房，浑身淋透了。很快，廖俊波帮她拿到了新拍土地的使用证，在他去世前不久，还一直在过问开工许可证拿到了没有。

应求奖杯多，更求口碑好。“这奖那奖不如人们背后夸奖，金杯银杯不如大家心碑口碑。”俯下身做人民的牛，站起来当人民的伞，待到晚霞烂漫时，金杯口碑颂。应纠正只要个人利益而不要群体利益的倾向，使用权力不要掺杂任何私欲和私利，工作多做一些不要觉得吃亏，待遇稍差一点不要感到委屈，要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勇挑重担，以个人的辛劳换取人民的富裕。为人处世多一些人格品位，少一点市侩习气，给人留下好的名声，决不做那些让人指脊梁骨的事情。

当岁月和无悔在一起，岁月才留下闪光的足迹。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要以先进人物为镜，代表人民掌好权、用好权，砥砺为民之志，善谋富民之策，多办利民之事，让人民身受其惠，毫无保留地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为人民建功立业，实现人生价值的最大化，把自己的名字留在人民心中，向人民交上合格的答卷，这才是为政者履历中最精彩的一笔。

群众路线永铭心

人民群众是社会活动的主体和历史的创造者，是共产党执政的靠山、智慧和力量。纵观世界上那些曾经显赫一时的大党、老党，之所以沉寂甚至垮台，从根本上说，是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历史的教训深刻启示我们：脱离群众，我们就会失去根基、失去血脉、失去力量。

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闭幕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全党同志一定要永远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继续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我们党是靠群众工作起家的，群众路线贯穿于党的事业的始终。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就是把为人民群众谋利益、同人民群众同甘苦共命运作为自己的最高准则。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把群众观点转化为领导方法和工作方式，逐步形成党的群众路线。坚持群众路线是共产党人不可须臾离开的法宝。

群众路线是党的领袖们的一贯思想。毛泽东同志是党的群众路线的主要创立者。1929年9月，由陈毅起草、经周恩来审定的《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三处提到“群众路线”，即筹款工作要“经过群众路线”，没收地主豪绅财产要“经过群众路线”，红军给养及需用品问题也要“渐次做到由群众路线去找出路”。充分相信群众，坚定依靠群众，密切联系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一切为了群众，是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经验总结。1929年12月，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指出：党的工作要“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路线去执行。”

领导和群众相结合，要坚持“一来一去”。毛泽东说：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对此，毛泽东还说过：“领导者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本事，他的责任就在于替人民群众当传达员，把大家的意见和反映的情况加以分析、研究和总结，作出正确的决定。然后，又将党委的决定传达到群众中去加以贯彻执行。”

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次把群众路线确定为毛泽东思想三个“活的灵魂”之一。他指出：“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是我们的传家宝。”

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作风建设和群众路线，他认为群众路线是党的一切工作的根本路线和生命线，而群众路线教育活动强调“为民、务实、清廉”，这是对毛泽东群众路线的丰富和发展。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形成和发展的基础，都是人民群众的实践。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必须充分体现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如果离开了群众路线这条党的生命线，离开了一切依靠人民群众、一切为了人民群众这样一个基本点，党就不可能有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

1982年，习近平同志主动放弃北京优越的条件，义无反顾地从中央军委办公厅再下基层，来到河北正定县。当时许多人都不理解他的选择。1983年，任县委书记的他，甚至临时在大街上摆张桌子就开始听取群众的意见，身体力行和老百姓打成一片，他用行动表达了自己内心深处对人民群众的深情和挚爱。

在正定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曾经以“平民书记”身份跑遍了正定的每一个村，骑车下乡、街头接访、与群众促膝谈心……以“平民书记”的风范，同群众建立了深厚感情。“想起当年天天和同志们在一起，一起聊、一起想、一起干，对乡亲们的喜怒哀乐都有直接的了解和感受，”习近平同志说，“触景生情、浮想联翩，在正定的往事像电影一样历历在目。”他放低姿态，扑下身子，把自己当作一名普通的农民，与农民拉家常，拉近与农民群众的感情，从小事做起，真正将自己融入到农村中，融入到村事中，让农民看到、让群众明白，自己是真诚为他们服务的，这是共产党人多么可贵的品格。

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是我们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基。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和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如果我们脱离群众、失去人民拥护和支持，最终也会走向失败。这是习近平同志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讲的话。

近些年，仍然有些人，不知道自己是谁，从哪里来，为谁服务，不懂得群众是“上帝”、是“铜墙铁壁”、是真正的英雄，显得幼稚可笑，不懂得起码的知识。有的对群众的意见和建议，该直接回应的，却“兜圈子”或“泥牛入海无消息”；有的在群众面前胡言“你是替党说话，还是替人民说话”，有的抛出“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如此等等。高高在上，妄自尊大，沾染官僚习气和市侩作风，把自己看作群众的主人，看作高踞于“下等人”头上的贵族，无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那么，恪守党的宗旨就会成为一句空话，到头来只能失掉民心，让群众寒心。

习近平同志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工作作风上的问题绝对不是小事，如果不坚决纠正不良风气，任其发展下去，就会像一座无形的墙把我们党和人民群众隔开，我们党就会失去根基、失去血脉、失去力量。

人民群众是我们的生存之本，是我们的力量之源，离开了人民群众，我们将一无所有，一事无成。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作风建设和群众路线，他认为群众路线是党的一切工作的根本路线和生命线，而群众路线教育活动强调“为民、务实、清廉”，这是总书记对毛泽东群众路线的丰富和发展。

群众工作是我们党的传家宝。我们党97年的历史反复证明，什么时候认真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自觉定位人民公仆的角色，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党的事业就能走向成功、走向胜利；反之，什么时候背离党的群众路线，党的事业就会走弯路，就会给革命和建设事业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

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就是鱼和水的关系。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形成和发展的基础，都是人民群众的实践。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必须充分体现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如果离开了群众路线这条党的生命线，离开了一切依靠人民群众、一切为了人民群众这样一个基本点，党就不可能有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十九大新《党章》指出：“党在自己的工作中实行群众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

习近平同志指出：坚持群众路线，就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立场不能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不能忘，群众是真正英雄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能丢。习近平同志强调，“心无百姓莫为‘官’”。“离开了人民，我们将一无所有、一事无成；背离了人民的利益，我们这些公仆就会被历史所淘汰”，这些朴实的字句间洋溢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情感。

《福建日报》刊发的《群众的赞许最甘甜》一文回忆了习近平在闽工作期间，身体力行践行群众路线，倡导推动“四下基层”等事件的经过。文中提到，在闽东，他曾披荆斩棘步行两个多小时，深入寿宁县下党乡，现场解决发展难题，为下党乡注入致富源动力。习近平主政浙江期间，浙江省曾专门为四套领导班子配备律师顾问团，陪同下乡接访。

一名曾多次陪同习近平同志下乡的杭州律师回忆了与他一起“钻矛盾窝”的经历。2006 年8 月16 日，习近平赶到衢州市衢江区工贸职校。当天设立了土地拆迁、劳动和社会保障、基层组织建设及反腐败、涉法涉诉等15 个来访接待室。由于事先已通过当地新闻媒体播报并张贴了公告，当天赶来的民众几乎挤满了临时设立的接待室。无论是从40 多公里外赶来的山民还是老干部，习近平同志都亲自接待。“仅当天上午，习书记和整个接访团就接待了300 多人次来访群众，当场解决了70 多个问题。”

习近平同志担任浙江省委书记后，他的一些举措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他提出“下访”。他在福建宁德任地委书记时，曾主张变民众上访为领导下访，主动到基层解决问题，化解矛盾。他将这项制度带到了浙江，提出到群众中去、到基层去，到当地去开门办公，直接跟老百姓沟通、接触、互动。如果是当场能够解决得了的问题，就当场解决；如果当场解决不了的问题，就记下来。

习近平同志《干在实处 走在前列—推进浙江新发展的思考与实践》有言：“我们的方针再正确，如果不被群众理解，也难以贯彻施行。如果群众不听，你就先跟着群众走，群众跳火坑，你也跟着跳下去。群众觉悟了，从火坑里爬出来，最终还是要跟你走。群众跳，你不跳，干群关系就疏远了。你一起跳，感情上拉近了，工作就好做了。”（2005年1月13日《人民日报》“声音”专栏）

2013年4月19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从2013年下半年开始，用一年左右时间，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习近平同志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我们必须看到，面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党内脱离群众的现象大量存在，集中表现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上。我们要对作风之弊、行为之垢来一次大排查、大检修、大扫除。

从6月18日起，按照“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在全党全国深入展开。2013年6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专门会议，对照检查落实中央八项规定情况，带头查摆“四风”问题，率先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教育实践活动中，七名中央常委两个批次分别选择一个省区和一个县作为联系点，亲自指导，为全党教育实践活动作出示范。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以整风精神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对准焦距，抓住要害，深刻剖析和检查自己，开展诚恳的相互批评，集中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四风”问题。“广大党员、干部深入查摆问题，深挖问题根源，自我剖析触及了痛处。上下级之间不顾忌身份、不隐瞒观点，提意见开诚布公。领导班子成员脱去‘隐身衣’，捅破‘窗户纸’，相互批评不留情面。专题民主生活会和组织生活会敢于揭短亮丑、真刀真枪、见筋见骨，点准了穴位，戳到了麻骨，开出了辣味，起到了脸红心跳、出汗排毒、治病救人、加油鼓劲的作用。”

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以此为契机，大力推进领导联系群众制度，完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干部考评制度、行政问责制度、民意表达制度等制度，从落实制度上保障群众路线的落实，向实处使劲，往细处用力，从严处较真，在党的建设史上写下重要一笔。

力倡“马上就办”

明朝刘元卿《贤奕编》载，一人见雁飞来，准备弯弓去射，一边自语：“射下来煮吃。”一旁的弟弟急忙说：“鹅煮了好吃，飞翔的雁烤了吃好。”这人就放下弓箭，与弟弟争论起来。两人争无结论，就去请社伯评理。长者建议把大雁分成两半，一半煮一半烤，两人都同意了，随后兄弟俩再去找天上的飞雁，飞雁早已飞走了。这个故事耐人品味。

电视剧《亮剑》里，李云龙同赵刚商量搞一个特别小队，挑选会武功的战士。赵刚说：“那好，这事你尽快去办！”李云龙说：“不用尽快，我马上就去办。”西点军校二十二条校规中，极重要的一条就是“立即行动”。

“马上就办”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实践观、群众观的有机统一，是我们认识新事物、适应新常态、解决新问题的有效方法。马上就办，体现了一种鲜明的时代特色，它是问题导向下产生的一种创造性的执政理念，展现出好事快办、实事办好的工作态度，让问题迎刃而解，展示人民公仆的良好形象。对群众的事“马上就办”，体现了责任当前敢于担当作为、努力奋斗的精神风貌，彰显了亲民为民爱民情怀，密切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夯实了执政基石，提升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马上就办”的重要思想，生动体现了雷厉风行、真抓实干的执政理念和永恒的时代价值。机遇面前不“马上”，错失机遇可能就更难办；“天时地利人和”时不知道“趁势”，拖延行动可能就会事倍功半。一位市委书记认为，要运用“搬石头”工作法抓落实：当开车途中遇有石头挡路，就要下车把石头搬走，自己搬不动就请人或用机械，实在搬不动就绕道走。假如不下车不动手不求助，坐等石头风化，等到地老天荒也不能前行。我们无时无刻不遇到各种阻碍发展的“拦路石”，要拿出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劲头，千方百计搬走“石头”，打通前进道路。

有个报道认为，“搞盆景”不是真正地干事，是违背实干精神的。习近平指出：“不办实事，老百姓的信任感就会降低。我当了7年农民，最大体会就是老百姓看干部就看实在不实在，老百姓就怕空洞无物、不干实事。”

我们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必须真正把它用来全心全意、诚心诚意为人民办实事，待人讲真情，办事要认真，敢于担当，雷厉风行，办就办成。习近平同志从基层走来，深知民生疾苦。在福州工作时，他对百姓的事时时放心不下，坚持从人民的需要出发“马上就办”，为群众办了许多实事好事。“马上就办”是针对拖拉扯皮、明日复明日，针对敷衍了事、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针对不负责任、官僚主义而提出的。“我们要办的事很多，要为改革开放提供一个良好环境，这就需要提倡一种满负荷的精神，反对拖拉扯皮和人浮于事，提高办事效率，做到今日事今日毕。”（《实干才能梦想成真—习近平同志在福州工作期间倡导践行“马上就办”纪实》，《秘书工作》2015年第2期，第5页。）习近平同志当年对一些机关工作人员办事提出的要求，至今仍有指导意义。

1991年1月14日，《福州晚报》上刊登了一则消息—《我们也需要一本“市民办事指南”》，反映了群众对提高机关服务水平的呼声。习近平同志当即指示市委政研室着手编写，并第一时间在报纸上发布消息向群众反馈，前后只用了50个小时。

1991年2月20日，在福州市委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同志第一次向全市干部明确提出，“要大力提倡‘马上就办’的工作精神，讲求工作时效，提高办事效率，使少讲空话、狠抓落实在全市进一步形成风气、形成习惯、形成规矩。”围绕“马上就办”这四个字，一系列重效率、务实干的政策措施不断推出。从点滴做起，重落实；从效率抓起，拼速度。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马上就办”成为福州的一句流行语。讲效率、抓落实，成为福州各级干部的行动指南。“马上就办、真抓实干”，这八个大字写在市委礼堂的外墙上，更写进了福州人的心里。

“马上就办”加上“真抓实干”，我们就能切实转变作风，把工作落到实处，开创新局面。习近平同志在倡导推行“马上就办”过程中，坚持抓发展与改作风相统一、讲效率与讲科学相结合、惠眼下与利长远相协调，注重点面结合，创新方式方法，把各级各部门和党员干部落实“马上就办”要求中所迸发出来的热情、干劲和合力，有效引导到推动落实、破解难题、加快发展上来。后来，不少惠民举措推向了全国，让更多群众、更多家庭受益。

近几年，许多单位抓机关的作风建设，增强了服务意识，见到一些成效。抓作风建设不是花拳绣腿、空喊口号，不要马虎凑合不在乎，而是要有真功夫。要有真抓的实劲、常抓的韧劲，做到抓铁有痕、踏石留印。

在一些机关部门和单位，程度不同地存在着门好进了、脸好看了、话好听了，但“只微笑不办事”，办事拖沓、效率低下，该做的事不做、该办的事不办，任你急得 “团团转”，他却让你“等等看”，让群众碰“软钉子”；服务承诺、行为规范“写在纸上、挂在墙上，显示在电子屏幕上”，就是不照着去做，互相推诿慢作为，漫不经心缓作为；有的手续繁杂，虽然笑脸相迎，却以材料不全、领导不在、没有惯例等理由故意拖延，让群众和企业来回折腾，看似态度和蔼可亲，但办事效率很低，群众对此极为反感。

应力倡“马上就办”的工作理念，督促机关人员提高服务意识，提高办事效率。“马上就办”的关键，是抓好督查，要“回头看”。只有督促检查，才能真抓实干，否则就是“稻草人”。对基层反映的事情，马上就办，是各级机关为基层服务的应有之义，是履行职责的应有之举，拓展了优良党风作风的内涵和外延。马上就办，要怀着真情办，不漠然视之。

马上就办，归根结底体现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来自于对群众高度负责的感情。要常思“我是谁，为了谁”，练就过硬本领，做到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摈弃开会、表态挺好，落实的时候却不能主动担当作为，将群众诉求、工作难点视作“麻烦事”，能躲则躲、能避则避、推推动动、不推不动的工作状态，时刻牢记宗旨意识，充满激情、怀着热情、饱含真情为基层、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不断将“心中有民”付诸行动，工作抓不出成效不回头，问题不解决不撒手。

以“马上就办”的精神抓落实，就要强化督查、盯紧抓实。努力让“马上就办”成为一种自觉，确保件件有着落、事事有回音。抓落实是“马上就办”的核心要义。党员干部要有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对工作部署马上做出反应、及时布置，说干就干，不滞后、不拖延，确保工作掷地有声。对今天要办好的事情，要抓紧落实；一事当前，立刻去做，毫不犹豫，发扬钉钉子的精神，一锤一锤接着敲，直到把钉子钉实钉牢，决不拖到明天；对有时限要求的工作，正常时间完不成的，要加班加点，坚决按时完成任务；对那些时限要求宽松一点的工作，也要快节奏进行，以争取主动，要有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善始善终，善做善成。

马上就办，应担起责任办，不马虎应付。在其位就要谋其政，破除“懒政”“怠政”思维。践行“马上就办”的工作作风，消除“中梗阻”，对群众的要求迎难而上、尽心尽力、履职尽责。为官要为民做主，须有强烈的责任担当。没有责任感就是失职，就失去了党员干部的本色和责任，就辜负了组织的信任和重托，就会让群众失望。

提倡马上就办、今日事今日毕，也是培养一种良好习惯。许多人遇事往往马虎、凑合、不在乎，在大事上紧张不起来，在关键时刻“掉链子”，心有余而力不足，大多是因为平时处理小事不够精心。应当做到，越是不急的事情，越是抓紧时间办，早办完早静心、早见成效，早办完早解脱出来。要严格要求自己努力做到：信息不在我手里梗塞，文件不在我手里积压，事情不在我手里拖延，工作不在我手里耽误。

新时代是需要体现高效执行力的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担负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必须坚持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的精神状态和优良作风，这是时代的呼唤、人民的期盼。承诺“马上就办”不难，做到、做好并不容易，坚持更不简单，需要每个党员、干部把事业扛在肩上，把群众放在心里。“马上就办”，关键是要讲效率，力戒拖拉，着力点是“办”，办成和办好事情。以“马上就办”的精神抓落实，要有勇于担当的意识、严谨细致的作风、无私奉献的精神。对艰巨任务，挺身而出，不能推给别人，这样才能形成良好的示范。

群众是最好的老师…

“入于泽而问牧童，入于水而问渔师。”相对来说，经过选拔上来的领导干部，有较高的文化水平、较多的工作经验，但也不可能尽知天下事，总有些知识不晓得，总有些经验不具备。智慧从哪里来？来自向别人请教、咨询。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切莫不知以为知。不耻下问之时，就是增添智慧之日。

唐代的李相有一次读《春秋》，中间念错了一个字，站在旁边的小吏皱了一下眉头，李相看到了就问他，小吏委婉地回答：“我的老师教我读这本书时，我读错了一个字，今天听您一念我就明白怎么读了。”李相听出了话外音，就说：“不对。我没有受到老师的指点，如果错了，一定是我不是你。”说完，他就向小吏虚心请教，那个小吏就被李相称为“一字师”。

实践是认识的源泉，一切知识都是从实践发源的。人民群众是一切实践活动的主体，基层是工作实践的大课堂、干事创业的大舞台。群众是最好的老师。向实践学习，从实践中总结经验，实质上就是向人民群众学习，总结人民群众的实践经验。从群众中来，就是做群众的学生，向群众学习。毛泽东说，在人民中间，有成千上万的诸葛亮，我们要有承认自己无知的勇气，下决心向他们学习。“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这一点，就不能得到起码的知识。”

在《〈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中，毛泽东指出，调查研究“没有满腔热情，没有眼睛向下的决心，没有求知的渴望，没有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的精神，是一定不能做，也一定做不好的”。毛泽东在1957年3月20日南京党员干部会议上要求与会同志，与群众“打成一片，不摆老爷架子、不摆官僚架子，把架子收起来，跟人民见面，跟下级见面”。消除官僚主义的方法，就是不可轻视“臭皮匠”，到基层调研，多到困难和矛盾集中、群众意见多的地方去，深入了解真实情况，向群众学习，倾听群众呼声，了解他们的所思、所盼、所苦，真诚地向他们寻计问策。

每天打开电脑、手机，可以看到好多信息，而且领导干部可以靠部下收集信息、综合材料。即使这样，还是要抽出大量时间跑基层，作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许多时候，只有真正跟人去谈、平等对话，才会获得真实有用的信息。不到基层，不深入实际，就得不到这样的信息。经常跑跑基层，到群众中间去，拜群众为师，与群众多些零距离接触、面对面交流，就能了解真实情况，获得真经、找到答案，博采众长，才能提高自己的能力和素质，增强服务群众的本领。毛泽东说：“中国人民中间，实在有成千成万的诸葛亮，每个乡村，每个市镇，都有那里的诸葛亮。我们应该走到群众中间去，向群众学习”，并表示要“和全党同志共同一起向群众学习，继续当一个小学生”。

党的思想路线跟群众路线实际上是统一的。从实践中来，就要求从群众中来。脱离群众，必然也会脱离实际。这需要拜群众为师。同时，要将群众分散的智慧集中起来，上升到更高层次。基层群众最聪明，民间语言最生动，基层课堂最精彩，基层经验最丰富。群众当中人才济济，每个人都各有所长。领导干部深入群众，博采众长，就能提升灵性、充实自己，将群众的智慧集于一身。

近些年，一些领导干部把我们党长期坚持的深入基层、服务群众、面对面做好群众工作的好传统丢掉了，不深入群众调查研究，缺少对普通群众生活的切身体验，习惯于用电话、网络与群众沟通，只闻其声，不见其人，工作拍脑袋、想当然，丢弃了向基层群众学习的好机会。一定要摈弃官僚主义，以小学生的姿态，虚怀若谷、真心实意地向群众学习请教，倾听群众呼声，态度真诚，开诚布公，推心置腹，这样才能听到真言，听得入耳入心。如果高高在上、盛气凌人、颐指气使，就不会去倾听群众呼声，也听不到真言。党员干部要躬下身子、放下架子，积极向人民群众学习，自觉拜人民群众为师，主动走进群众、融入群众，虚心问需，诚恳问计，听得进群众的心里话、大实话、刺耳的话，了解群众的所思所急所盼，感受群众监督批评带来的正能量，体会群众的首创精神，把向群众学习求教当作一项长期的必修课，做到持之以恒。

向群众学习，是一项长期的必修课，必须做到持之以恒，不应“毕其功于一役”。工作中遇到问题，应多向群众请教，先问问群众怎么看、怎么干。拜群众为师，关键是经常走出机关楼，深入实际，下到基层，融入群众，培养感情，虚心请教，取得真经，增长智慧，同时及时总结基层鲜活的经验。

我们要坚持把听取群众意见、集中群众智慧贯穿始终，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努力提高各项工作科学化水平。我们应当创造鼓励群众敢于直言批评、敢提意见的条件和环境，让他们在一种心理安全以至心理相容的气氛中推心置腹，畅所欲言。

补充情商“短板”……

《红楼梦》里有句妙语：“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其意是告诉世人，洞悉人间世态，了解社会生活，处处有学问；熟悉人情世故，掌握处世之道，就是好文章。练达者，亦即阅历多多而熟悉人情世故。把练达人情与写文章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可见人情练达多么重要。

2013年5月14日，习近平同志到天津考察工作，在和高校毕业生、失业人员等座谈时，问村官杨代显：“情商重要还是智商重要？”杨代显回答：“都重要。”总书记亲切地与大家交流，强调：“做实际工作情商很重要，更多需要的是做群众工作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就是适应社会能力。老话说，万贯家财不如薄技在身，情商当然要与专业知识和技能结合。”总书记这番话被媒体报道后，引起热烈反响。许多党员干部评论说，“做实际工作情商很重要”的论断，贴近实际，尤为实用。这番话对所有“做实际工作”的党员干部，都具有指导意义。

“情商”，主要是指人在情绪、情感、意志、耐受挫折等方面的品质。情商就是情绪商数，情绪智力，情绪智能，情绪智慧，是调适人际关系的技巧，转化不利因素的能力，洞察人生风云的悟性。心理学家认为，情商是有志向、有纪律、有原则和有健康情感的程度或比重。从实质意义上讲，情商也是一种能力，是区别于智力的另一种能力，是一种做人的能力，也是一种生存能力与技巧。

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勒说：“如果与人交往的能力，就如同糖和咖啡一样也是可以购买的话，为了得到那种能力，我愿意付出更多的酬劳。因为，和世界上其他的东西相比，它所带来的价值是不可预估的。”智商再高，情商不高，不一定能成功，不一定能持续地成功；情商低，会使你做不好任何事情。一个人智商不太高，但情商较高、世事洞明、人情练达，胜过在社交中穿着最佳服饰，成功的概率大。由此观之，情商的高低关系到事业的成败，甚至会决定人生的命运。

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体现着情商的高低。有的党员干部由于日常工作繁忙，有时产生急躁情绪。应学会补充“情商短板”，在与干部群众“打成一片”中推动工作。保持从容镇定，心境平和，保持微笑，举重若轻，学会“每临大事有静气”，不随意发脾气。遇事先思考，站在不同角度思考问题，话在说出口前停一停想一想。把不想做的事做好，把想不通的事想通，把咽不下气的咽下。完善情商，切莫凭借一时冲动或个人喜好来决策。个人喜恶的情绪，绝对代替不了实际情况。如果事实不清，或者在对事实的了解和认识中掺杂了个人偏见，决策必然会脱离实际。

情商也称为情绪智力，是一个人后天形成的自我情绪认知、他人情绪认知、自我情绪管理、他人情绪管理能力的总和。情商主要反映一个人感受、理解、运用、表达、控制和调节自己情感的能力，以及处理自己与他人之间的情感关系的能力。

情商亦即把握自己情感的能力。其重要组成部分是正面情绪。情商亦即情绪商数、情绪智力、情绪智能、情绪智慧，是调适人际关系的技巧，转化不利因素的能力，洞察人生风云的悟性。在一个人成功因素中，智商（IQ）只占20%，而情商（EQ）（包括逆商）则占80%。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取得成功的最关键的因素不是高智商，而是高情商。哈佛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成功、成就、升迁等原因的85%是因为我们的正确情绪，而15%是由于我们的专门技术。可见控制情绪之重要。

由此观之，情商的高低关系到事业的成败，甚至会决定人生的命运。

情商主宰人生，情商的高低决定着领导者素质的优劣。美国成功学大师戴尔·卡耐基（1888-1955年），通过长期的研究和对自己经验的总结，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专业知识在一个人成功中的作用只占15%，而其余的85%则取决于人际关系。”他开创的“人际关系训练班”遍布世界各地。

美国心理学家韦克斯勒曾对40位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做过考察，发现其中大多数人的智商处于中等或中等偏上，他们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因素来自非智力因素，即情商，有效控制“喜”“怒”“忧”“思”“悲”“恐”“惊”等情绪，树立积极乐观向上的情感，尤其是要在工作中寻找快乐，达到工作着并快乐着。正如马克思所言：“一种美好的心情，比十服良药更能解除心理上的疲惫和痛苦。”

高情商的人，善于做情绪的主人，能拥有和谐的内心和融洽的人际关系，对每个人处世、治学、从业、交友都很重要。少数智商高、能力强的领导干部，常常因为缺乏足够的情商而难以取得较多的成功，或者因为不善于认知他人情绪和管好自身情绪而导致人际关系紧张，或者骄傲自满、目空一切而使工作受到挫折。

情商包括五大要素，即了解自己、反省认知自己情绪的能力；学会调节、积极培养、控制自己不良情绪的能力；以热情、信心、意志力激励自己的能力；揣摩、移情、感知、了解别人情绪的能力；以沟通协调、化解冲突、爱心亲和、责任承担来维系融洽人际关系的能力。

高情商的人让好的情绪伴随每一天：不抱怨、不埋怨，不指责别人，对生活、工作和感情保持热情、有激情；看到别人优点，发自内心的赞美；善于沟通与交流，且坦诚对待，真诚有礼貌；善于聆听，仔细听别人说什么，多听多看；做人做事不斤斤计较，有一颗包容和宽容的心；敢做敢承担，不推卸责任，遇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记住别人的名字，你会有越来越多的朋友。

许多事例证明，情商左右了人们的决定和行为。“大喜易失言，大怒易失礼，大惊易失态，大乐易失察，大惧易失节，大醉易失德，大话易失信，大欲易失命。”领导者必须把握好、调节好自身情绪，不因情绪失控而影响自己的形象，情绪不稳而给组织带来损失。

低情商主要表现为：自我意识差，没有自信；无确定的目标，也不打算付诸实践，严重依赖他人；说话和做事时从不考虑别人的感受，经常发脾气；处理不好人际关系；应对焦虑能力差，生活无序，爱抱怨；为失败找借口，推卸责任；做事怕困难，胆量小；心理承受能力差，受不了一点打击，经常想不开，对生活悲观绝望。

完善情商，切莫凭借一时冲动或个人喜好来决策。个人喜恶的情绪，绝对代替不了实际情况。如果事实不清，或者在对事实的了解和认识中掺杂了个人偏见，决策必然会脱离实际。

应保持清醒的头脑和辩证的思维，有些决定比较延缓，看起来时间长一点，但比轻率作出的决定效果要好得多。有些决策快速，可是经不起时间的检验，过后要付出几倍的成本来修正，得不偿失。

避免失败的关键之一，是在日常工作、生活中，不对他人有怨恨之心，以诚待人，以德报怨，保持积极、乐观、向上的心态。应培养“光明思维”，亦即在认识事物或者看问题时，尽量选择积极有利的一面，忽略消极不利的一面。简单说就是自我安慰，自我解嘲，有些类似于阿Q精神。

拙诚胜于巧伪…

真诚是万美之根，生命之神，人生的通行证。真诚是初春的青草，雨后的彩虹，靓丽的风景线。清代雍正说：“立身以至诚为本，读书以明理为先。”蒙古族谚语说：“心诚能感动卧牛石。”一个人可以挡住不容易挡住的诱惑，却挡不住感人肺腑的真诚之莅临。

诚信待人，是刘备招揽人才的一个突出特点。他在早年与关羽、张飞结成亲密伙伴后，“寝则同床，恩若兄弟”，不避艰险。刘备对一般人士，也同席而坐，同桌同食，不分彼此。因此众多贤士猛将归附。

赵云能够死心塌地追随刘备，也是因为刘备之德，诚信待他。刘备寄托荆州时，曹操南下，刘备弃妻子南逃，有人说赵云已北投曹操。刘备说：“子龙必不弃我也。”不久，赵云果然保护甘夫人和刘禅回到刘备的身边。正是因为蜀汉君臣上下一心，当时较弱的蜀汉才能鼎足近半个世纪之久。

唐朝时，云南一少数民族的首领，为了表示对唐王朝的拥戴，派特使缅伯高向太宗送礼，礼物是一只天鹅。这位老兄途经沔阳时想让天鹅“干净干净”，便把天鹅放到沔阳湖中去洗个澡，哪知，一时不慎竟让天鹅跑了。缅伯高急忙伸手去捉，只扯得几根鹅毛。缅伯高急得顿足捶胸，号啕大哭。随从们劝他说：“天鹅已经飞走了，哭也没有用，还是想想补救的方法吧。”缅伯高一想，也只能这样了。

到了长安，缅伯高拜见唐太宗，并献上礼物。唐太宗见是一个精致的绸缎小包，便令人打开，一看是几根鹅毛和一首小诗。诗曰：“天鹅贡唐朝，山高路途遥。沔湖失天鹅，倒地哭号啕。上复唐天子，可饶缅伯高。礼轻情意重，千里送鹅毛。”皇上被他的真情感动了，不仅没有杀他，还拿酒招待了他。

据明朝刘基《郁离子》载，古济水南一商人，渡河船翻，大呼救命。一渔人欲救，商人大呼：“吾乃富翁，酬谢一百银！”渔人救其上岸，却酬十两银，且曰：“打鱼一天十两足矣！”渔人沮丧去。不日，商人船又沉，渔人又在附近。问：“为何不救？”答：“许金不酬！”商人淹死了。由此观之，做人要讲诚信，否则终会害己。

一百多年前，人们在亚马孙河两岸砍伐树木时，发现一种奇怪的现象：在电锯的轰鸣声中，所有的动物都逃离了，惟有一种叫作树虎的动物没有走。树虎是非常怕人的，为什么不走呢？工人们深感奇怪。

他们找来动物学家桑普。他说一定有一只树虎被树胶粘在树上了，所以其他的树虎才不走。大家仔细搜寻，果然发现树干上有一只树虎。原来，一千只树虎里，总会有一只被胶粘在树上，从此再也不能动弹。让人感动的是，一动不动的树虎仍然可以活很多年。因为周围的树虎都会轮番去喂它。伐木工人听了十分感动，他们将整棵树移到树林深处。于是，所有的树虎也都跟着迁移了。

诚则生信，无诚则无信。真正的道德行为出于真诚，有真诚方有德、善。真诚乃是形成和谐团队的内在保证。哲学家程颐说过：“以诚感人者，人亦诚而应。”此乃人际关系中的一般规律。

宋朝的鲁宗道任谕德时，宋真宗曾召见他，使者到他家去通知，他不在。过了些时间，他才从酒店喝酒回来。使者将真宗召见一事告诉他，与他相约说：“皇上怪罪先生迟到时，应该找一个什么理由回答呢？”鲁宗道：“只用实情相告。”使者说：“这样恐怕要受到惩罚。” 鲁宗道说：“喝酒乃人之常情，而欺君却是为臣之大罪啊！”

中使回到宫中，如实禀告了真宗。真宗听后便问鲁宗道：“为什么私自去酒店喝酒？”鲁宗道回答说：“臣家境贫寒，没有酒具，而酒店里全有。正赶上有乡亲从家乡来，便邀请他们去喝酒。我已换了衣服，市上的人没有认出我的。”真宗笑着说：“你为宫臣，恐怕要被御史弹劾。”从此真宗认为他忠诚可靠，可以重用。

真宗去世，刘太后临朝，欲独揽国政，几次试探臣下的意见。鲁宗道不顾自身安危，仗义执言，打消了太后的野心，避免了国家在政权交接期间出现动乱。仁宗时，枢密使曹利用居功自傲，欺压下属，蔑视同僚，又是鲁宗道依理直言，多次指斥，使当时贵戚权臣不敢嚣张。

对人讲诚信是一种美好的品格，是“立人之本”，是做人的第一要义，是公民的第二个“身份证”。一个人的口碑好不好，很大程度上是以诚信度高不高来决定的。一个人不讲诚信就无法在世间立足。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如果一个人不讲诚信，说了不算，不知哪句是真、哪句是假，这样的人没办法共事。

南汉王刘在自己国中时，喜欢用毒酒害臣下，归宋以后，跟从皇上到讲武池，皇上斟一杯酒赐刘，刘怀疑有毒，捧着酒杯哭着说：“臣有罪，不可赦免，陛下既然以不死之恩待臣下，我情愿做汴梁城（今河南开封）的平民百姓，观览这太平盛世，却不敢喝这杯酒。”皇上笑着对他说：“我把一片赤心推到别人腹中，怎么肯干那种事呢？”便端过刘的酒自己喝了，另斟一杯赐给他。

君子修身最重要的是做到心诚，心诚就是时时刻刻都以仁义为持身之本，如此便能彰显自己的德行，便能明扬事理、教化万民。人怀着一颗诚心，恪守仁义之道，整个天下都会仰慕他，被他教化，更何况区区几个欺诈、暴戾、邪曲的小人呢？李嘉诚说过：“你必须以诚待人，别人才会以诚相报。”创业之初，李嘉诚想从一位外商那里订货，但外商提出需要富裕的厂商作保。李嘉诚努力跑了好几天，仍一无着落，但他没有捏造事实，也没有含糊其辞，一切据实以告。那位外商被他的诚信深深感动，对他说：“从阁下言谈中看出，您是一位诚实的人，不必其他厂商担保，我相信你。”

真诚感人至深，令人难以忘怀，如数家珍！周恩来于1953年、1956年、1960年、1962年4次来鞍钢视察，给鞍钢人留下美好印象。

1953年12月，周恩来来到炼铁厂8高炉操纵室，询问值班长小孟叫什么名字，籍贯何地，等等。当小孟回答叫孟庆辉时，他笑着说：“哦，那你是孟夫子的后代喽！”他又问小孟：“有没有对象，结婚没有？”小孟害羞地说：“没有。”“在鞍钢找对象是不是有困难？”小孟说：“有点。”周恩来浓眉舒展，笑着说：“有点，有点！”大家都欢畅地笑起来。周恩来风趣地对晨光说：“小孟还没有对象呢，你党委书记要负责哟！”小孟顿时热泪盈眶。

契约属于市场经济活动的操作规范，而诚信是契约的道德理念支撑，是契约化社会经济运行的生命所在。美国有句俗语：“美国人的钱装在犹太人的口袋里。”犹太商人之所以富甲天下，一个重要原因是犹太人特别注重诚信。美国爱默生说过：“人生最美丽的补偿之一，就是人们真诚地帮助别人之后，同时也帮助了自己。”富兰克林有言：“诚实与勤勉应该成为你永久的伙伴。”

林肯十几岁时当过村里杂货店的店员。有一次，一个顾客多付了几分钱，他为了退这几分钱，跑了十几里路。还有一次，他发现少给了顾客二两茶叶，就跑了几里路，把茶叶送到那人家中。

在美国陷入困境的那段日子里，罗斯福的“炉边谈话”，与民众见面了。他说：“我敢向大家保证，把钱存在重新开业的银行里，比放在褥子底下安全。”他还巧妙地告诉人们只要把钱存入有偿付能力的银行，就是一种爱国之举。

6000万人凝神倾听着罗斯福的讲话，就好像与总统面对面聊着家常，互诉衷肠。人们显然是被罗斯福的坦诚和亲切打动了。第二天（1933年3月13日）是星期一，无数的美国人排起了长龙，急切地要把钱重新存回银行。而关闭了一周多的纽约证券交易所也重新开市了，当天股价上涨了15%，创造了半个多世纪以来单日最大涨幅。

据《百万富翁的智慧》载，对美国1300个成功人士调查，没有一个人认为其成就来自才华，多数人认为“成功的秘诀在于诚实，有自我约束力”。有人曾向一位诺贝尔奖得主提问：“您在哪所大学学到了您认为最为重要的东西？”这位诺贝尔奖得主回答道：“在幼稚园里！”—在幼稚园里学到了把自己的东西分给小伙伴，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不能拿，借东西一定要还。

要用真诚之心对待别人，用仁义之举善待别人。当发现他人有忧愁、痛苦、烦恼、难处时，应主动、迅速、无私地去帮助而不图回报；当看到他人有毛病时，应主动予以提醒和开导，而不在背后看“笑话”、发议论；对别人做了对不起你的事情，要以善良之心回敬对方，而不耿耿于怀，更不必打击报复。

党员干部应做到高度坦诚，心地洁净，心口、表里、名实如一，暗处明处如一。对待各个层次的人，包括对待亲近自己的“熟人”，有点影响的“名人”，处于重要位置的“要人”，都应真诚平等相待、一视同仁，融洽相处，决不让真诚的纯真被世俗的风尘玷染。

“君子修身，莫善于诚信。”诚信之“诚”是诚心诚意，忠诚不二；诚信之“信”是说话算数和信守诺言。发现别人不信服你，产生厌倦感，你应首先反躬自问：我是否对人不够真诚，不讲信用？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应该忠厚老实，心口如一，不藏奸，不耍滑，不要在人生舞台上披铠甲，戴面具，去“演戏”。做人为政都要坦诚，莫做伪君子，要有一点侠骨柔肠。

诚信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菜根谭》中多次提出“真诚为人”“信人己诚，疑人己诈”。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与沟通，应该相互信任、坦诚相待，可以消除人与人之间的猜疑、戒备心理。当好党员干部，就应恪守官德，就应对人诚信、坦率、宽容。

容得下谔谔语…

2018年春晚小品《提意见》有句台词：“公司要想改变现状，就需要像他这样敢提意见、敢说真话、敢说实话的人。领导要改变作风，大家也要转变观念。群众就是一面镜子，什么时候照得我们脸红了，出汗了，我们才能真正地脱胎换骨，我们的事业才能大有希望。”

党员、干部切不可自恃职务比别人高，就唯我独尊、盛气凌人、颐指气使、讳疾忌医、刚愎自用，一听到逆耳之言、揭短之词、反对之声、质疑之论，就摆脸色、跳起来，甚至给人“小鞋”穿。兼听要有耐心，没有耐心则听不到真言。兼听，是工作中颇为高深的艺术，也体现一个人的修养和品德。毛泽东对淮海战役的正确决策，离不开粟裕的大胆直言。党中央决策三峡工程，听取了不同的意见。

兼听民意，察纳雅言，容纳不同的声音，是尊重对方、沟通协调的桥梁，是博采众长、补己之短板的良方，是办好事情、避免失误的法宝。常听到“是”，听不到“不”，不一定都是好事。殊不知，“君子所以明者，兼听也；所以暗者，偏信也”。只有多听谔谔之言，才能广开言路，择善而从。共产党员尤其是领导干部一定要善听“谔谔之言”，高价征收批评，正确对待和吸纳各方面的批评意见。应把批评意见作为一面镜子，对照检查自己的思想和工作。

几千年来，明君常常喜欢听取各种意见，如轩辕黄帝设纳谏“明台”，尧帝竖谏诤之木（天安门华表前身）……敢于直谏和纠弹官员不法的英杰们，数以千计，灿若群星。他们这种先忧其君、先忧天下之风范，可以说是仰无愧于先人，俯不负于后人。耳边常有谔谔之言，可以清醒头脑、警钟长鸣、防微杜渐。做人为官，要有自己独特的本色。如果一味喜欢听奉承话，认为耿直的人讨人烦，不愿听谔谔之言，身边溜须拍马的人就会多起来。

古往今来，敢于冒着生命的危险犯颜劝谏而不退让的朝臣，令人景仰。晏婴生活在春秋后期，对齐景公的劝谏可以说是无时不有，无处不有，无奇不有，不仅没有被杀头，还能得以善终。

晏婴认为，君臣关系应该是“和而不同”。“和”不是盲从附和，不是不分是非，不是无原则的苟同，“和”的要义是“异中之同”，亦即对立和差异的两个事物之间的统一，就是臣与君在观点、才性、爱好方面有所不一样。朝廷的重大决策，必须充分讨论，在对立意见的辩论中加以完善。要做到这一点，国君周围必须有不同见解的人，以各自的头脑做多角度、多层次的思考。晏子认为，人君应该广开言路，虚心纳谏。臣子属下的话，虽不能每句都听，但绝不能拒之不理。治理天下当然不能靠一个人。对正确意见拒而不受，就会亡国。

司马迁对晏子一生坚持犯颜直谏、从不阿谀逢迎的人品极为赞赏，称他是一位“进思尽忠，退思补过”的人，并说：“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假使晏子还活着，我就算是给他拿着马鞭赶车，也是高兴钦慕的。由此可见他对晏子推崇备至。

《史记·商君列传》中有句名言：“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意思是，有许多人说顺从奉承的话，不如有一个人直言不讳。在决策领域，有一种“不可行性论证”，就是听不到反对意见不决策。

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有两次“挨骂”的经历。对于第一次“挨骂”，保卫部门闻讯，要逮捕这个“竟敢如此咒骂毛主席”的农民，并要公开处理，以一儆百。毛泽东说：“群众发牢骚，有意见，说明我们的政策和工作有毛病。不要一听到群众有议论，尤其是尖锐一点的议论，就去追查，就要立案，进行打击压制。这种做法实际上是软弱的表现，是神经衰弱的表现。”

第二次“挨骂”是在1941年，陕北大旱，庄稼歉收。延安有个村民叫伍兰花，男人有病，全家6口人靠她一人劳动来负担，日子过得紧巴巴，遇到这大旱之年就更艰难。有一天，她为征缴公粮的事，与村干部争吵起来。性急之中，伍兰花骂了一句：“你们拿走我的救命粮，我一家人怎么活啊！晌午打雷，老天爷怎么不把毛主席劈死哩！”村干部和几个民兵把伍兰花抓起来，问题逐级上报，直到中央保卫部。

毛泽东听说有个乡下妇女骂他，心想其中必有缘故，便让人把伍兰花带到枣园住处。毛泽东拿过一张木椅，让伍兰花坐下，风趣地说：“国民党要我的脑壳，用枪用炮；你倒好，要用雷打。要我死嘛，很简单，可你总得说出一个道理嘛！”说罢，倒了一杯水给伍兰花。伍兰花见毛泽东没有生她的气，就把她缴不上公粮和村里百姓负担过重的情况说了一遍。毛泽东心情沉重，对带伍兰花来的保卫处长说：“她是好人，敢讲真话，是给我们提意见的。”又说：“马上护送她回家，告诉地方政府，生活上要照顾她。她家的生活是很苦的。”

伍兰花走后，毛泽东深入调查延安地区群众的负担问题和生活状况，发现“确实公粮太多”，“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于是决定当年征收公粮指标由20万担减到16万担（每担300斤）。不久，向边区党、政、军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伍兰花回到村里，成了生产带头人。她带领村里的妇女们，白天种地，晚上纺纱织布。1943年春节，伍兰花把自己生产的粮食送给边区政府，当年被评为陕甘宁边区一等劳动模范。毛泽东得知当初骂他的农妇当上了劳动模范，就很高兴地请伍兰花一块看春节秧歌表演。

1951年，伍兰花作为劳动模范，从陕北的小山村来到北京，参加建国两周年观礼。在天安门城楼上，她第三次见到毛主席。伍兰花握着毛泽东的大手，幸福的泪花落在胸前的奖章上。

要重视听取反面意见。相同的意见谁都敢讲，容易听得到；不同的意见、尤其是反面意见，常常由于领导人不虚心，人家不敢讲，你就不容易听到。为了得到比较全面的情况，做出正确的决策，就必须听取各种不同的、反面的意见，经过头脑的思考和分析，把它综合起来，防止思路朝着一个方向想得太多而产生片面性，防止因有了一得之见而匆忙决策。

毛泽东讲到刘备、曹操、袁绍时说，袁绍那个人就是武断，武断就要失败。如果高高在上，武断独断、权力任性，违规违纪的事就会出现，被查被纠也就不远了。谷俊山等腐败分子身上，有一个共性，就是追求“一呼百应”，搞个人绝对权威。

1978年，广东惠州地区检察院的机关干部麦子灿，给时任省委第二书记习仲勋写来一封批评信，向他提出两条意见：一是爱听汇报，爱听漂亮话；二是处理群众来信来访不及时。对这封措辞用语尖锐、深刻的批评信，习仲勋给予充分肯定，亲自写了回信，还与来信一起转发全省。他说：“麦子灿同志对我的批评，是对我们党内至今还严重存在的不实事求是、脱离群众等坏作风的有力针砭，应该使我们出一身冷汗，警醒过来。”这种容得下尖锐批评、闻过则喜的境界，彰显了习仲勋同志虚怀若谷的胸襟和从善如流的智慧。

下属和群众的某些不同意见，往往蕴藏着真知灼见。听到问题反映和批评建议时，要让人把话讲完，不要立即顶回去，不宜抢先定调，更不要强词夺理、堵塞言路；讨论、争论问题要心平气和、多一点换位思考，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最好的领导的成熟和睿智，在于放下身段，博采众议。善于汇集别人闪光点的人，他的身上就增添了光辉。谨记偏信则暗。应有善纳忠言的勇气和虚怀若谷的胸襟，化他人批评为自我认同，对提出批评意见的包括提了错误意见的同志，宽容待之。

无论是适合领导者的“胃口”的委婉的提醒和劝说，还是问题属实的反映和批评，都应该接受。若能善于倾听下属和基层同志的意见，透过别人的眼睛看世界，尊重多数人的意见，虚怀兼听，察纳雅言，多求谔谔之言，允许不同声音存在，融汇众人智慧，才能了解掌握各方面的情况，做出理性判断和正确决策，使我们的事业兴旺发达。

让从谏如流常态化

采集众人智慧，察纳雅言，从善如流，是卓越的领导者优化思维能力的应有之义，是领导者获得和珍惜众多之人追随、服从和支持的重要标志。广开言路，多听别人意见，有利于集思广益，而且对协调上下级关系也具有重要意义。

一些领导者很聪明，知道的东西比别人多，就容易觉得自己比别人强，于是往往听不进谏言，或者只把纳谏挂在嘴上，只是掬着“礼贤下士”“从谏如流”的笑脸，但无任何听取直言批评的实际行动，久而久之就没人愿提、无人敢提意见，结果会变成孤家寡人。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汲取。

毛泽东欣赏的一代君主唐太宗李世民，能思己过，鼓励纳谏。他提出“三镜说”：“人欲自照，必须明镜，主欲知过，必藉忠臣。”“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李世民之所以成为明君、圣主，恐怕与他重视、采纳、褒奖魏徵的直言劝谏有关。如果魏徵遇到的是一位“一贯正确”的领导者，一位听到逆耳之言就反感的上级，或是一个不爱江山也不爱贤才的昏君，恐怕就很难促成“贞观之治”。

唐太宗修洛阳宫以备巡幸。给事中张玄素上书谏，以为“陛下役疮痍之人，袭亡隋之弊，恐又甚于炀帝矣”。唐太宗问玄素：“卿谓我不如炀帝，何如桀、纣？”玄素答曰：“若此役不息，亦同归于乱耳！”李世民没有发怒，采纳了这么尖锐的批评，立即下令停工，而且奖励张玄素彩二百匹。由于唐太宗虚怀若谷，从谏如流，政治清明，人民安居乐业，国家日益富强。

宋朝开国的时候，群臣之所以敢对宋太祖赵匡胤直言进谏，说明了宋太祖做事并非刚愎自用，一意孤行，不讲道理。不论什么事，只要他真正明白应当怎样做，就会立即放弃原来不正确的态度，按照他人的建议去做。更为可贵的是，他会马上改变原来的态度，毫不考虑是否损伤自己的尊严，而且还会表现出很高兴的样子。

宋太祖是个特别聪明的开国皇帝，一位非常大气的政治家，显示出一种有官德魅力、在历代帝王中罕见的王者风范。难怪后人把他的名字与汉武帝、唐太宗等明君铭刻在一起。

励精图治之君，繁荣昌盛之世，无不竭诚待下，从谏如流；无不直臣盈庭，竞献其策。多方面听取不同意见才能辩明是非得失。正如马克思所言：“真理通过论战而确立，历史事实从矛盾的陈述中清理出来。”如果只听一方面的意见，就容易偏信，作出错误判断。

纵观历史上偏听偏信者，结局往往都不好：有的因一事偏听偏信，对关键问题的判别上出了差错，甚而造成决策错误，遭到惨败；有的因刚愎自用，自以为是，不愿听取不同的意见，排斥不同的观点，排挤耿直的下属，偏听偏信成了痼疾，被小人利用。

《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指出：“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带头从谏如流、敢于直言，以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示范行动引导党员、干部打消自我批评怕丢面子、批评上级怕穿小鞋、批评同级怕伤和气、批评下级怕丢选票等思想顾虑。”

有的领导同志往往喜欢百依百顺、唯命是从的人，而工作能力强的人一般都有主见，不那么“唯上”，不那么注重“关系”，遇事敢于发表自己的见解，指出领导者工作中的不足之处，“纠正”领导者的不妥之言，往往使领导者丢面子。于是认为跟自己疏远的“耿介之士”毛病多，因而因瑕弃玉。许多事实说明，器重跟自己“疏远”的人，方能成就事业。作为领导干部，千万不要冷漠和排斥经常诚恳地指出你的缺点与错误的人，而应视这样的同志为对自己最有帮助、最可爱的人，不断培养自己从谏如流的美德。《处世经典》中说：“耳中常闻逆耳之言，心中常有拂心之事，才是进德修行的砥石。”—耳中常听到那些不中听的话，心中常存些不如意的事，对于提高修养、陶冶情操来说，是有益的磨炼。

习近平同志于2013年2月6日，与党外人士座谈时说，对中国共产党而言，要容得下尖锐批评，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对党外人士而言，要敢于讲真话，敢于讲逆耳之言，真实反映群众心声，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他的讲话体现了我党善纳群言、广聚群智、闻过则喜、求同存异的胸怀，体现了我党光明磊落的底气。

为政者是否有民主作风，从善如流、闻过则喜，容得下不同意见、容得下尖锐批评，直接关系着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治乱与兴衰，不可不深思，不可不重视！周恩来说过：“领导威信不是从掩饰错误中而是从改正错误中提高起来的；不是从自吹自擂中而是从埋头苦干中培养起来的。”我们每个人也是如此，谁也不可能完美无缺，不犯一点错误，一旦遇到有的人“拿着棒槌当真（针）”地揭你的秃疮疤，指出你的问题，就应及时改正，切莫听不进逆耳之言。要虚心地诚恳地接受批评，把人家的善意批评当作纠正过错、改进工作的“催化剂”。如同习近平同志所言：“对批评意见，要本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决不能用‘批评’抵制批评，搞无原则的纷争。”

解决好这个问题，就应当而且必须倾听不同意见，丰富自己的思维，完善决策的思路。如果听不得不同意见，刚愎自用，一触即跳，动不动就训人，让人望而生畏，即使决策在短时间看没问题，但经不起时间的检验。

党员干部要以虚怀若谷的谦逊态度、闻过则喜的坦荡胸襟来对待批评。闻过则喜，过而改之，是一种素质和能力，是一种胸怀和境界，必须口言之，力行之。“闻过则喜，改过不惮”（陆九渊）。—听到别人讲自己的过错就高兴，了解自己的过错不忌讳，改正自己的错误不畏惧。能听别人的批评，是认识和改正自己的缺点、错误的第一步，而能做到“闻过则喜”，就进入了较高的思想层次，体现了一个人较高的修养水平。

虚心听取不同意见、与自己完全相反的意见，并使得出以公心反对自己的人得到重用，你的领导地位会稳固，威信会提高，会受到更多人的拥护。据资料载，通用汽车公司前总裁斯隆作决策从来不靠“直觉”，总是强调必须用事实来检验看法，懂得良好的决策必须是建立在各种不同意见相互争议基础之上的。他曾在一次重要会议上说：“诸位先生，在我看来，我们对这项决策已经有了完全一致的看法了。”出席会议的委员们都点头表示同意。但是他接着说：“现在，我宣布会议结束，这一问题推迟到下次开会时再行讨论。我希望下次开会时能听到相反的意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得到对这项决策的真正了解。”

领导者听取谏言和高见，不会有损于能力和尊严，有助于思考问题、正确决策。要用欣赏的眼光和宽广的胸襟对待各类意见，“高价征收”不同意见，鼓励人们讲真话、实话、心里话，虚心听群众的“牢骚话”，从别人的角度看问题，透过别人的眼睛看世界，把这些宝贵的意见研究清楚，从赞扬之声中增添动力，从谔谔之言中理清思路，从建议之语中举一反三，才能不出或少出纰漏。

积极稳妥处理突发事件

古人云：“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给我们以宝贵的启示。如何果断而巧妙地应对、处置突发性事件，做好应急管理，不仅是维护稳定的需要，也是检验领导能力的重要标志。

要有危机预测能力。几乎每次危机的发生都有预兆性。危机管理的重点在于预防危机。唐代诗人杜荀鹤《泾溪》诗：“泾溪石险人兢慎，终岁不闻倾覆人。却是平流无石处，时时闻说有沉沦”。 突发性事件往往时间紧，影响面大，处理难度高。突发性事件决不是“空穴来风”，必然会表现出一些不易被人察觉的迹象，都是由小到大、由简单到复杂的。如果领导干部在危机发生之前居安思危，有敏锐的洞察力，能根据日常收集到的各方面信息，对可能面临的危机进行预测，未雨绸缪，做好预警工作，并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就可以避免危机发生或把危机造成的损害和影响减少。因此，要敏锐地捕捉那些初露端倪的现象，掌握真实的信息，超前地预测事态发展趋势，做到早发现、早警觉，及时采取预防和控制的措施，把矛盾和问题化解在萌芽状态，避免事态的扩大。

要有预警预控能力。预测和预警是迥然不同的事情：前者说明的是将要发生什么，后者则是一种行动建议。在应急管理中，预警主要是指危险因素尚没有转变为突发事件之前，将有关风险的信息及时告知潜在的受影响者，使其采取必要的行动，做好相应的准备，避免事件影响的最坏结果。

《重大突发事件应急机制研究》一书记载，2004年印度洋大海啸中，孟加拉国海边的渔民对海啸毫无防范意识。当海啸把大量鱼虾卷到岸上时，他们争先恐后地前去捡拾，结果被海水无情地吞没。相反，在泰国海滩上，一个来此度假的英国小姑娘凭借在小学地理课本上的知识，看到海水倒抽后判断：海啸将来了，她向周围的人传递了这一消息，结果挽救了整个海滩上的人们。

突发事件往往由矛盾长期积累和激化引起。因此，要构建有效的突发事件预防预警机制，通过先进的监测技术对危险要素进行监测和持续的跟踪，将有关的精确数据和信息传输给风险管理者。风险管理者分析、评估风险等级，清晰、简洁、有效地发出警报，避免适用冗长、晦涩的专业性语言，促使可能受到突发事件影响地区的公众采取行动规避风险。建立突发事件的信息沟通机制等，置危机管理于常态管理之中，减少突发事件的发生。

要有组织协调能力。对突发事件的处置，需要统观全局，周密思考，防止急于求成，避免顾此失彼、贻误全局的现象的发生。能短时间内聚合各种要素，把各方面的人力、物力、财力在第一时间内集聚到位，不同的职能部门之间协调运作，优化整合各种社会资源，发挥其整体功效。与专家做好沟通咨询工作。与人民群众充分沟通，争取人民大众的理解和协作。与媒体及时沟通，借助媒体的力量安抚人心。应对突发事件，以理性的、柔性的、开放的方式，处理好突发事件；能够统一指挥，有条不紊地开展工作，各个部门相互协调，最大程度地发挥其效能；能优化调控手段，避免组织拖延、调控不当。通过综合协调，防止在事件处理过程中组织内部冲突，增强组织内部的向心力，提高决策方案的适应力和决策方案的执行力。

在处置突发性事件时，要始终把立足点放在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上。凡群众正当、合理的要求都要尽可能予以满足，有条件解决的要迅速解决，能创造条件解决的要积极解决，对一时不能解决的要讲清道理，决不能敷衍搪塞。

要有快速决策能力。突发事件来势猛，发展快。处置突发性事件争取时间极为重要，如果该决断的时候还在犹豫不决，优柔寡断，便会形成小事闹大、规模扩大、难度增大的局面。因此，领导者面对突如其来的场面，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有处变不惊、敢担风险的精神，有胆有识，火速处理，巧妙安排，抓住时机出奇制胜。对事件的起因、事态程度、发展趋势、社会影响等情况进行深入调查摸底，掌握实情，潜心分析和认识各种现象之间的因果联系，通过对现象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从而认准制约整个事件的根本矛盾，透过事物的现象，把握事物的本质，针对性地制定解决问题的策略和办法。注意做好通信联络、现场保护、灾情报告、原因调查等工作。在控制事态时，行政领导者应该行事果断，不能贻误时机；争取时间上的主动，根据事件的不同起因和性质，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手段，尤其要时刻注意事件的动向，不断地应对调整。要依靠群众出主意，集思广益，在集聚各方智慧的基础上择善而从，迅速做出初步部署，并使之立即付诸实施，迅速平息事态。同时，要讲清道理，进行正面宣传。如果随便训人、整人，盲目抓人、关人，就会把事情办糟，激发新的矛盾。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能依照党纪国法予以处置，使事件得以平息。要镇静自若，有条不紊地做好工作，以高度的自信心和果敢的作风稳住阵脚，这样才能增加下属的信心，使事情向好的方向转化。

要有与媒体合作的能力。领导干部要研究突发事件处理与媒体互动规律，主动与媒体保持联系，提升与媒体合作能力，充分发挥媒体在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中的积极作用，努力把政府要说的、媒体感兴趣的、公众关心的结合起来，做到三者有机统一。

在2011年3月发生的日本大地震、海啸、核辐射等一系列危机中，有一位日本官员引起了日本公众的尊重和爱戴，这就是日本官房长官枝野幸男。这位官员一天面对5场以上的新闻发布会，把最新情况通报给媒体和公众，连续105个小时没有睡觉。日本网民在网上发起呼吁“枝野长官，你睡觉吧”的活动，可见获得公众的信任，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态度和情感的问题。

危机出现了，就必须承认，必须正视，坦诚相待，坦然向媒体提供真实的、尽可能完整的事实材料，让媒体准确地掌握并全面地报道出去。在危机处理过程中努力做到掌握宣传报道的主动权，通过召开新闻发布会以及使用互联网、电话传真等多种媒介，向社会公众和其他利益相关人及时、具体、准确地告知危机发生的时间、地点、原因、现状，采取的应对措施等相关的可以公开的信息；设立24小时危机处理信息中心，随时接受媒体和公众访问，保证信息通畅。领导干部要正确对待媒体的舆论监督，善于通过媒体监督来发现问题、改进工作、树立形象。

经典故事 先天下而后个人

孟子在答齐宣王时，曾对曰：“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能与天下同忧乐者，必能得到民心，得民心者即可得天下。孟子认为君王最大的快乐，不是个人声色犬马之乐，而是与民同乐。“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北宋的范仲淹口碑特别好，是历代儒宦中为官清廉、心忧天下的典型，为后人树立了榜样。

范仲淹（公元989—1052年），字希文，北宋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和包拯同朝，以天下为己任，曾多次上书批评当时的宰相。古书记载范仲淹的相貌：眉浓伏彩，目秀冠形。有一天，相士为他看相，惊奇地告诉他：君眉浓有光彩，两目秀长，鼻子笔直，兰庭辅正，加之为人忠正仁厚，真是绝好之相。

范仲淹为唐朝宰相范履冰之后；父亲范墉，博学多才，但官运并不亨通，只做了宋武宁军节度掌书记便去世了，此时，范仲淹才两岁。父亲去世，母亲谢氏改嫁一户姓朱的人家。之后他过着穷苦的生活，每天以粥和咸菜度日，在附近长山的寺庙中刻苦读书。每到东方欲晓，僧人们都起床了，他才和衣而卧。

有一次，他在寺内见一只白鼠入穴，惊奇之下便掘穴探看，偶然发现埋藏一坛白银。范仲淹面对意外不明之财而分文未取，又不声不响地埋回原处。几十年后，他当了大官，僧众请他募捐修寺。范仲淹写信将前情相告，僧人们见银坛原封未动，对他十分钦佩。

清廉如水的范仲淹幼年家贫。他的曾祖、祖父及父辈，均是博学而有作为的人物。范仲淹从辉煌的族谱那里看到了先祖的遗风，亦即立志苦学、自强不息的精神。这是他后来成为杰出政治家的重要原因之一。

范仲淹在应天府书院读书5年，每天学习至深夜，竟没有脱过衣服睡觉，每当倦怠思睡时，就用冷水浇脸。由于学识渊博，他27岁一举中进士。据《败鉴》载，清贫的身世和苦学的经历，磨炼出范仲淹真诚、倔强的性格。范仲淹当时任掌管盐税的小官，却胸怀天下，有敢言之名。他给皇上《奏上时务书》，批评时政，提出敦厚风俗、整顿军备、广开言路、举用贤才等主张。可惜奏书如石沉大海。

母亲去世后，范仲淹辞官居丧期间，冒哀上书致宰相和参知政事，即洋洋万言的《上执政书》，提出6项改革措施，自谓“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忧”。上书虽未受采纳，却博得了宰相王曾的赏识。

不久，范仲淹又以更大的勇气屡次上疏直谏，说皇帝“春秋已盛”，皇太后理当还政。这番不计较个人得失、无所顾忌的赤诚，给宋仁宗留下深刻印象。太后死后，宋仁宗亲政，原来被贬斥的官员均被平反升迁，范仲淹被升任为右司谏，专门负责上书谏言。

当时的宰相吕夷简，任亲嫉贤，培植私党。范仲淹把京官晋升情况绘制成《百官图》呈送宋仁宗，图中一一附以说明，哪些人是按规定升迁的，哪些是宰相以私人关系提拔的。不久又进《帝王好尚论》《选贤任能论》等四论，直言宰相专权谋私，是国家之祸患。吕夷简以私结朋党、离间君臣的罪名诬陷范仲淹，将范仲淹贬到饶州。

范仲淹一生最重要的政绩，是协助宋仁宗进行改革。庆历三年，他出任参知政事（副宰相）。他对当时朝政的弊病极为痛心，提出“十事疏”，主张建立严密的仕官制度，他在上交的奏折《答手诏条陈十事》中，指出“历代之政，久皆有弊，弊而不救，祸乱必生”。他提出定期考核官吏和按政绩好坏提拔或降职、改革科举制度、培养人才、发展生产、整顿武备、推行法制、减轻徭役等改革主张。宋仁宗采纳他的建议，领导了北宋中期轰轰烈烈的“庆历新政”，一时吏风大变。

范仲淹当参知政事时办过这样一件事：他挑选了一批精干的官员到各地去检查官吏善恶，看看那里的官员是否称职，不称职的就在名册上画一个圈。有一次，范仲淹发现报上来的一份监司名单里，有庸碌无能的“不才”者，还有一些人有贪赃枉法行为。于是对这些庸吏贪官，范仲淹毫不留情地提起笔来把他们的名字一一勾掉，准备撤换。

这时，同他一起负责审查名单的大臣富弼，知道被画圈的人会被免职，就劝范仲淹：“这一笔下去，他的一家人都要哭了。”范仲淹说：“一家人哭，总比千家万户哭要好吧！”在范仲淹的心目中，如果不让这一家子哭，听任贪官污吏留在台上作威作福，百姓必然遭殃，那就害了一路的百姓都要痛哭了。他决不会因为虑及某“一家哭”而让那些庸官滥竽充数、尸位素餐，更不允许贪官污吏滥施权力、中饱私囊，害得一路百姓不得安宁，所以他对那些“带病官员”全部罢免，一个不留。

党员领导干部的道德境界，应该比封建士大夫要高得多。泰戈尔说：“人的永恒的幸福不在于得到任何的东西，而在于献身于比自己更伟大的事业。”一心为公、为民用权，蕴涵着党员干部为人民谋利益的深刻内涵，体现了共产党人无私奉献的肺腑之言。群众在我们心里的分量有多重，我们在群众心里的分量就有多重。

如何用权的问题，就是权为谁用的问题。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是领导干部为政之德的根本体现。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不要把升官晋爵作为人生终极目标，而要将为人民多做好事、实事作为第一追求，决不做坏事，体现出先进性和纯洁性，让人民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