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完善党组织建设

1937年底，由于日军的节节进逼，山西处在了抗日的最前线。山西党组织在党中央北方局的直接领导下，利用牺盟会的名义进行紧急动员。

在此前后，为了加紧应战和实战动员，加强边境地区的工作，省牺盟总会决定在大同、平定、晋城和运城成立4个牺盟中心区。该组织实际上部分承担了敌后政权功能。

在此期间，在牺盟会的积极宣传发动下，晋冀豫地区，尤其是晋东南一带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上层到下层，从城镇到农村都有了一定的基础，为八路军开赴山西抗战，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在牺盟会不断努力领导当地抗日斗争时，党中央也非常关注敌后党政机构的建设。

1937年8月下旬，党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强调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要坚持党的独立性，把各级党组织建设成为领导抗战的核心。

为了直接领导和部署晋冀豫和敌后抗战，党中央组成了刘少奇任书记的党中央北方局。

同时，党中央还派周恩来亲自到山西与阎锡山谈判，促成了山西特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党中央北方局成立后，把恢复和建立地方党组织作为工作之首，指出：“在游击战争中，我党已成为政权与武装的主要领导者，因此，我党应立即公开，建立公开的党的领导机关，发展党员，建立地方党部，增加领导机关的人员，扩大党内的民主，加强我党在政权、武装及群众运动中一切方面的领导作用。”这个指示，为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党政领导机构建设提供了政策依据。

1937年10月29日，为适应抗日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北方局决定以平汉县省委为基础，吸收山西省委，正太路工委部分干部，建立以太行为依托的中共冀豫晋省委，李箐玉为书记，李雪峰为组织部长，徐子荣为宣传部长。

中共冀豫晋省委成立之初，即有一个使命，那就是随同八路军第一二九师行动，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开始创立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工作。

在冀豫晋省委成立前后，还存在一个与之类似的党委组织——中共晋冀鲁豫省工委。该组织的成立背景和历史演变是这样的。

1937年9月，沿平汉线南侵的日军占领了安阳后不久，朱瑞代表北方局在焦作成立了中共晋冀鲁豫省工委，书记为张萃中，聂真为组织部长，宣传部长王卓如，薛迅为青妇部长，敖纪民任军事部长。

中共晋冀鲁豫省工委成立以后，重点着手恢复和发展地方党组织。

至11月，太原失守，华北战局大变化。党中央指出：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进入主要地位。

北方局提出要进一步动员最广大的群众独立自主地进行游击战争，争取广大乡村成为游击战争根据地。这是1937年中央政治局“洛川会议”所确定“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和“基本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正确战略方针的进一步具体化。

在这种情况下，朱瑞和省工委坚决奉行并积极地部署了工作，后来创立八路军晋豫边游击队和晋豫边抗日根据地就是这个部署的一部分。

1938年2月，焦作、新乡相继被日军占领。在这里活动的中共北方局军委书记、八路军驻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联络处主任朱瑞，副主任唐天际，以及直鲁豫边省工委书记王卓如、组织部长聂真、青年妇女部长薛讯、军事部长高锦民等人向山西晋城转移。

3月初，朱瑞一行从华北军政干部学校挑选了20多名学员，又由晋城向阳城进发。

阳城县地处晋豫两省结合部，居太岳、中条、王屋山之间，境内崇山峻岭，尤以南部山区最为险峻，层峦叠嶂，是通往中原和陕西的一条险道，在战略上具有重要地位。

以此为中心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一是可以依托深山老林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作为抗击日军的一个支点；二是可以同太行和豫北的部队相互策应，保持八路军在战略上的主动地位；三是可以支援中条地区国民党军队的正面作战。

同时，阳城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历史上多次发生革命斗争，群众基础好。中共阳城县组织成立之后，开展了大量的活动，虽然多次遭到失败，但是在群众中已产生了很大的政治影响。

此外，阳城县还有一支党领导下的训练有素的500多人抗日人民武装自卫队。这一切，具备了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条件。

朱瑞一行到达阳城后，由于县城随时面临日军进攻，当即带领阳城县政府、牺盟会及各救亡团体、县人民武装自卫队向西南部大山中转移，并决定以此为中心，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开辟晋豫边抗日根据地。

3月5日，朱瑞致电党中央张闻天、毛泽东及党中央北方局刘少奇、杨尚昆等，将晋豫边的形势及建立根据地的部署作了汇报。

次日，毛泽东复电：“部署甚妥”，指示，“晋豫边甚重要，望有计划地布置沁水、翼城、曲沃、垣曲、济源、博爱、晋城地区之游击战争，配合主力在西北两面之行动”，并指出，为了搞好统一战线工作，“应令阳城李县长（即李敏之）将布置7个县游击战争及自任晋豫边游击司令计划，派人绕送至吉县报告阎主任（指阎锡山），求其委任，并接济枪支、子弹、经费”。

3月下旬，根据党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朱瑞在阳城县横河镇下寺坪村召开了有直鲁豫边省工委负责人以及唐天际、李敏之等同志参加的联席会议。

会议决定，撤销直鲁豫边省工委以及曲沃特委、河东特委、豫北特委，成立晋豫特委。

4月，经冀豫晋省委批准，党的晋豫特委正式成立，聂真任书记，薛迅任组织部长，李哲人任宣传部长，高锦民任军事部长，嘉康杰、阎子祥、温建平、方升普和唐天际等为委员。

晋豫特委隶属于冀豫晋省委，它的成立标志着晋冀豫地区统一的党的领导机构正式建立，并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在晋豫特委成立前后，冀豫晋省委也在不断经历着各种变化。在此期间，在党中央和北方局的领导下，省委在晋冀豫区内建立起晋中、冀晋、冀豫、太南和晋豫5个特委和省委办事处，并在各县建立起县委和县工委，建立了一批抗日民主政府，并对参加抗日的国民党旧政权逐步进行了改造。

1938年2月12日，冀豫晋省委召开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书记李雪峰、组织部长何英才、宣传部长徐子荣、第一二九师政治部副主任宋任穷和秘书关山复等同志。

会议就组织游击队、各根据地的建设等工作进行了研究。为了加强党的领导，省委几位负责同志对5个特委和直属县的工作进行了分工：晋东、晋东南由徐子荣分管；冀晋、冀西由李雪峰分管；辽县、晋中由何英才分管；统一战线工作由书记抓；友军及友军的统战工作由宋任穷分管。

此后不久，冀豫晋省委再次召开会议，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和省委书记李雪峰、组织部长何英才、宣传部长徐子荣，秘书长吴作民等出席了会议。

会议针对我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主力移动后的形势，就建立晋豫根据地，加强平顺、陕川、林县以及黎城和武乡中心点的建设等请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对省委机关组织机构、中心县委工作、各级干部的调动与处分以及严格报告统计制度做出了明确规定。

同时，省委还研究了创建根据地的问题，为根据地的进一步发展指出了道路。

当时，刚刚抵达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邓小平，对晋冀豫的党组织建设非常关心。

1938年2月20日，邓小平就与第一二九师参谋长倪志亮和冀豫晋省委负责人李雪峰、何英才、吴作民等一起召开了省委会议，就根据地的武装、政权、群众三大问题进行研究，作出相应的决定。

在邓小平的帮助下，冀豫晋省委首先健全了省委机关，使之成为了精干高效的办事机构。

接着，邓小平又立刻指导组建了中共晋冀边特委、冀豫边特委、晋东南特委、晋豫边特委和太岳等党组织，极大地增强了地方党的领导，使冀豫晋地区我党人数大大增加，到l938年6月底发展至l0000人以上，成为当地最大的党组织。

1938年5月4日，党中央向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政委邓小平、北方局驻省委代表朱瑞、省委书记李雪峰并朱德、彭德怀发出了《关于在粉碎敌人九路进攻后晋东南工作问题的指示》。《指示》提出：“目前的中心工作，应是从事于抗日根据地的建设。”

此后，省委机关靠拢了驻在沁水县的八路军总部，与八路军总部协调部署，配合工作。

省委在八路军总部的指导下，同我党同志领导的山西第三行政主任公署、戎子和领导的山西第五行政主任公署、杨秀峰领导的冀西民训处和冀南行政主任公署等政权机构相配合，迅速发展共产党组织。

在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党组织得到发展之后，它开始开展卓有成效的工作，以带动抗日根据地的发展。

首先，根据地党组织认真抓恢复、整理与接受各地党组织的工作。4月，恢复了由于日军进攻而中断了的豫北地区党的关系。

接着，党委领导同志亲自视察了晋城、绛县、曲沃、夏县等县党的工作。至6月底，先后接通和建立了多个中心县委的工作。

其次，迅速建立抗日武装，巩固和扩大晋冀豫抗日根据地。例如在晋豫区，1938年3月，晋豫特委成立后，以阳城人民武装自卫队和县公安武装的300人枪为基础，组建了晋豫边游击纵队，李敏之任司令，张月川任副司令、王兴让任政治代表。

下设3个支队，第一支队长张月川，第二支队长朱生荣，第三支队为豫北地方武装。

这支武装成立后，统一佩带“敏”字臂章。游击区域为沁水、翼城、垣曲、济源、博爱和晋城之间地带。不久，游击纵队发展至1000多人，成为晋豫边一支抗日的主要力量。

再次，广泛发动群众，大力开展改造和恢复政权工作。例如在晋豫区，晋豫特委及游击队成立后，时任山西省政府秘书处副处长的樊次枫，向阎锡山报告阳城县长李敏之系共产党分子，在阳城搞赤化，把公安局300人的武装和最好的武器私自调拨给八路军。

这时，阎锡山发出通缉令，逮捕李敏之。在这种情况下，当地党组织决定李敏之迅速离开阳城，经当时在沁水的朱德总司令介绍，李敏之到延安学习。

李敏之离开阳城后，经长治牺盟中心区推荐，共产党员王宝三接任阳城县长。

王宝三一到任，首先改组了总动员实施委员会，自己任主任，牺盟特派员要祟德任副主任，八路军晋豫边游击队秘书主任邢真、国民党第八十三师政训处主任李英樵任副主任。

紧接着，根据晋豫特委的指示，将破坏抗日的汉奸樊次枫抓获。阎锡山获悉樊次枫被抓后，于9月17日电告阳城县政府，下令释放樊次枫。

王宝三在阳城县委、县牺盟会的支持下，决定先斩后奏。

9月18日，县政府召开“九·一八”国耻纪念大会，参加大会的群众达数千人。王宝三主持大会并讲了话，牺盟会、抗日团体、驻军代表也分别在会上讲了话。

纪念大会控诉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国土、杀我同胞、掠我财物的累累罪行；对以樊次枫为首的汉奸分子卖国投敌的罪行进行揭露与声讨，号召全体抗日军民不忘“九·一八”国耻，认清形势，团结一致，誓死抗战到底。

会场群情激愤，一致要求严惩汉奸樊次枫。县政府根据樊次枫所犯罪行和省政府颁布的严惩汉奸的法令，将其判处死刑，当即押往东关小桥下执行枪决，并将其汉奸财产没收充公。

随后给阎复电，称：“接到电报时，已将樊枪毙。”阎锡山接电后，十分恼火，即派五专署督察专员戎伍胜到阳城查办王宝三。戎伍胜及时通知了阳城县委，并为保护王宝三的安全，决定调走王宝三和公安局长张月川，委派陈发贵接任阳城县长。

同时，为了促进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发展，晋冀豫省委还采取了如下一些措施：

一是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壮大党的力量。

二是要求党员独立自主地开展抗日工作，深入宣传、发动、武装群众，依靠抗日积极分子，把广大群众充分动员起来。

三是共产党员要以牺盟会员合法身份，对旧政权进行改造，逐步掌握区、村政权。

四是大力发展地方武装和抗日团体，并加强党对这些武装和抗日团体的领导。

五是严惩汉奸、特务，大力推行合理负担。

就这样，晋冀豫党组织得到发展壮大之后，它开始领导抗日根据地军民，建立和健全抗日民主政权，壮大八路军、游击队、自卫队和民兵等人民武装，建立全区性的抗日群众团体。

因此，随着晋冀豫党组织的建立与发展，晋冀豫根据地的发展迎来了一个春天，出现了一个蓬勃发展的良好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