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恢复与反“扫荡”

1941年11月初的一天，太行山飘起了初冬的第一场雪，给太行山披上了银装，巍峨的太行山显得素雅清爽起来。

这天清晨，彭德怀骑着一匹战马，和左权并肩而行。看了一眼有些疲惫的彭德怀，左权打趣说：“副总啊，机关的人说，副总现在天天在修道了。”

积极开展根据地建设

1941年3月，春天已经到来，但春光在万山环抱里，更是泄露得迟，太行山上还有成片的雪花没有融化。当然，春寒料峭的冷风已经不能阻挡万物复苏的生命力，去岁秋天随风摇落下来的草木种子，此时正被湿土裹住，在默默地扎出根须，争取它们的生命。

3月16日这天，根据华北抗战形势的发展和巩固根据地的要求，邓小平受党中央北方局委托，参加了在冀太联办第二次行政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提出了成立晋冀豫边区临时参议会的建议，并希望在抗战4周年时召开临参会第一次会议，按照“三三制”原则选举临参会参议员，成立边区政府。

邓小平提出按照“三三制”选举临参会参议员、成立边区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和当时根据地遇到的艰难局面有关。

自百团大战之后，我第一二九师的抗战局面真可谓是万分艰难。我军发动了规模空前的百团大战给予了日军以沉重打击，日军在遭受打击后惊呼：“对华北应有再认识”，并从华中正面战场抽调两个师团加强华北方面军，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迅速调整了作战部署，重新集结重兵进攻华北敌后根据地。

在晋冀豫根据地周围，1941年3月和7月，日军相继推行了第一、第二次治安强化运动，加紧整顿内部、发展伪军、增设据点、封锁交通，对平汉路、白晋路两侧进行蚕食，并在平汉路西侧修筑了第二道封锁沟墙；对太行、冀南加强了奔袭和“扫荡”。通过增修大量公路、据点和碉堡，局部侵占和分割各根据地。

同时，我军在百团大战表现出来的较强战斗力，也让国民党部队感到了巨大的威胁。他们通过各种形式，给我军制造麻烦。

当时，驻守在中条山、豫北等地的国民党军，与皖南事变相呼应，乘国民党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机会，一再向根据地军民寻衅摩擦。

第二十七军范汉杰部越界侵犯太行平顺地区。庞炳勋部积极策划东越平汉路，进入冀鲁豫濮县、范县、观城地区，企图隔断华北与华中两大根据地的联系。

加之，当时我敌后根据地又遇到了一些自然灾害，于是，1941年华北敌后抗战进入极端困难阶段。

为了扭转这种不利的局面，刘伯承、邓小平根据党中央、军委、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的指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根据地建设。其中，按照“三三制”选举临参会参议员、成立边区政府，就是这些举措之一。

这次会议接受了邓小平的建议，并于1941年4月5日决定成立晋冀豫边区临时参议会筹备委员会，选举临参会参议员。

与此同时，党中央北方局提出了对晋冀豫边区目前建设的15项主张。

为了阐明“三三制”原则，邓小平于5月在北方局机关刊物《党的生活》上，发表了《党与抗日民主政权》的重要文章，对“三三制”问题及共产党员如何在政权中发挥指导和监督作用，作了详尽的阐述：

三三制政权具体的内容是什么呢？

在组织形式上，无论行政机关或民意机关，共产党员只占1/3或少于1/3，进步势力占1/3，中间势力占1/3。在民意机关中，还可吸收少数右派分子参加。同时因为村是政权的基础，村长一级的共产党员，可以多于1/3，但必须以村代表会、村工作人员中党员少于1/3。

根据北方局建议和邓小平这篇文章的精神，晋冀豫根据地各地选举参议员的工作都在紧锣密鼓中进行。

从当年的4月开始，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开展了村选运动。由山西省的平定、昔阳等县起，逐步在太行区展开。村选经过宣传教育、发动、调查户口、登记公民、划分公民小组、民主选举等几个程序，产生出村政委员会和村长。

选举边区参会参议员的工作也随之全面展开。在这一过程中，根据地的县一级政权按照“三三制”原则逐步进行调整，吸收了一部分积极参加抗日活动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开明士绅进入县政权，更好地从政治上团结了各抗日阶级和阶层。

经过紧张筹备，至1941年7月7日，晋冀豫边区监督参议会第一次会议在辽县桐峪镇开幕。包括冀南、太行、太岳、冀鲁豫4个根据地的133名参议员参加了会议。会议期间，八路军代表申伯纯当选为议长，无党派开明人士宋维周和国民党参议员邢肇棠当选为副议长，李大章、邓小平等15人当选为驻会委员。

7月9日，根据党中央北方局的建议，将鲁西33个县划入本区，晋冀豫临参会遂改名为晋冀鲁豫边区临参会。参加大会的参议员共133名，其中国共产党产党员46名，占1/3。

会上，冀太联办主任杨秀峰向大会作了工作报告，彭德怀应邀作了《目前形势与抗日根据地的各种政策》的报告。

会议审议了以党中央北方局提出的15项主张为基础制订的边区政府施政纲领和各种重要条例、法令；选出临参会驻会委员14名和正副议长3人，八路军参议员申伯纯当选为议长，宋维周和邢肇棠为副议长。

大会还选出了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的组成人员，共有委员15名。杨秀峰为边区政府主席，薄一波、戎伍胜为副主席，浦化人为高等法院院长。

8月24日至25日，边府首次行政委员会决定：区政府于1941年9月1日，在涉县靳家会正式成立，边府主席及全体委员就职视事。

调整区划为3个行署、22个专署、154个县。3个行署是：太岳、冀南、冀鲁豫，各行署作为边区政府的派出机构，代表边区政府领导各地区、各专、各县政府的工作。太行区作为边区政府直辖区不设行署，直辖6个专署、39个县。

晋冀鲁豫边区参议会的召开，也引起了中央的重视。就在晋冀鲁豫边区参议会开会期间，延安的《解放日报》发表了题为《敌后民主政治的伟大贡献》的社论。

社论指出：“晋冀豫区的成绩，已使根据地具备了新民主主义的雏形，继晋察冀之后，逐步地走向模范抗日根据地。晋冀豫区其所以有这样的成就，基本原因在于它几年来，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之下，曾经初步的开展了民主运动。”

“三三制”政权在实施民主政治的基础上产生，“三三制”政权又为进一步实施民主政治提供了保证。在晋冀豫边区临时参议会召开和边区政府成立前后，太行区的各级政权普遍按“三三制”原则进行了充实调整，从而保证了太行区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

此次会议之后，邓小平等根据地领导同志还十分关心抗日民主政权建设，坚持“三三制”建设民主政权，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1942年9月1日，党的太行分局在涉县成立，邓小平兼任太行分局书记。同时，晋冀鲁豫边区参会第二次大会期间，邓小平、李大章为争取国际反战力量共同抗日，提出了“聘请日本、朝鲜参议员，以团结抗日力量，保卫边区”的议案，得到大会一致通过，并即由边区政府聘请“觉醒同盟”本部委员山田一郎及华朝鲜独立同盟书记，朴孝三为边区临参会参议员，同时参加了大会。

除了进行政权建设之外，“精兵简政”也是晋冀豫根据地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

1941年12月17日，党中央发出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的指示：敌后抗战能否长期坚持的最重要的条件，就是这些根据地居民能否养活我们，能否维持抗日的积极性，我党政军均应了解，假若民力很快消耗，假若老百姓因负担过重而与我们脱离，那么不管我们其他政策怎样正确也无济于事。指示还号召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咬紧牙关，度过今后最困难的两年斗争。

为此，党中央提出了实行“精兵简政”的号召。在精兵方面，要求缩编主力部队及其指挥机关，充实连队，加强地方武装和发展民兵，提高战斗力。

在简政方面，要求抗日根据地切实整顿各级组织，压缩机构和人员编制，加强基层，提高效能，节约人力物力，反对官僚主义。

此外，中央还具体规定，各抗日根据地脱离生产的人员，只能占总人口的3%，其中军队人员占2%，党政民系统人员占1%。

当时，晋冀豫根据地是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中领导机关最集中的地区。在这里有党中央北方局太行分局、边区政府、边区参议会及其直属单位、第一二九师师部及直属部队，还有领导和指挥华北抗日战争的党中央北方局、八路军前方总部及其直属机关。

这些单位的给养供应，大部分由晋冀豫根据地的太行战略区人民负担。1941年以后，由于根据地面积缩小，人民的负担越来超重。

太行区“鱼大水少”局面难以支撑，所以“精兵简政”对于太行革命根据地能否巩固、敌后抗战能否长期坚持至关重要。

为此，太行区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从1942年1月开始，从军队到地方，从上层到基层，普遍实行“精兵简政”。

在实行“精兵简政时”，第一二九师起了表率作用。1942年1月7日，师部召开了有直属队、新一旅、第三八五旅干部参加的“精兵简政”动员大会。刘伯承作了《如何贯彻中央精兵简政政策》的报告。

动员大会后，师部直属队召开了排以上干部参加的“精兵主义”讨论会，邓小平参加了讨论会并作重要发言。

邓小平说：“我们是人民的军队，就应该特别关心民间疾苦，厉行精兵简政，减轻人民的负担，人民才能更好地支援我们最后打败侵略者。”

讨论会开得很热烈，大家纷纷发言批评过去在组织机构上、工作上和领导作风上存在的缺点，揭发浪费现象，研究今后的改进办法。

在此基础上，会议制订了第一二九师和几个战略区“精兵简政”的要点。

1月15日，刘伯承、邓小平下发实施“精兵简政”的命令。

在精简中抽出来的干部，除送抗大和陆军中学学习深造外，第一二九师还举办了参谋训练队、政治工作训练班和射击训练班，使更多的干部得到系统的学习和训练。

邓小平很重视这些训练班，开学时，他亲自给学员们讲了第一课。

1月25日，邓小平亲自带队组织师直机关的负责同志，分赴各部队和各军分区深入调查和动员，指导“精兵简政”工作。

在刘伯承、邓小平的领导下，太行区的精简整编工作完成得很好，受到了毛泽东的表扬。

重视根据地党的作风建设，也是晋冀豫根据地非常重视的一项工作。在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问题上，刘伯承、邓小平等人，还在敌我斗争权为激烈、形势非常复杂的情况下，为了使根据地的各项工作更好地开展，强调必须改善党的领导作风。

在l942年7月21日太行分局党校学习班上的讲话中，邓小平结合根据地的具体情况，批评了冀南区一些领导干部因害怕上级批评而哄瞒上级、报喜不报忧等不正之风。

邓小平还把党的领导作风好坏提高到关系到亡党亡国（根据地）的高度上来。邓小平指出：1939年至l941年上半年太行山区的严重退缩，就是因为党风不好的结果。

因此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注意加强军队党组织和地方党组织的团结；处理好党与群众团体的关系；处理好党与政权的关系；注意发现和解决存在的问题。这些关于党风问题的论述，后来都为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全面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减租减息”也是晋冀豫根据地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

面对根据地出现的困难局面，1941年11月1日，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公布了《边区土地使用暂行条例》，对土地使用和减租减息的办法作了更为详细的规定，实行统一累进税，使各阶层对新的负担办法都比较满意，根据地的负担政策和减租减息政策逐步走上了正轨。

我敌后根据地出现的严重经济困难，也引起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

1942年1月28日和2月4日，党中央先后发出了《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和《关于如何执行土地政策决定的指示》，指出发动农民和依靠农民是巩固抗日根据地的中心一环，建立农民政治上的优势，是进一步巩固根据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必需。

中央指示传达下来的时候，邓小平正在太岳区视察，他在太岳军政党委会上，明确指出群众工作的出发点是坚决执行党中央的土地政策，开展真正的群众运动。

根据中央的指示，晋冀豫根据地开展了大规模的减租减息运动，以减租、保佃、清债、退押为中心，合理调整了农村中的阶级关系。

在开展减租减息过程中，主要采取群众大会的方式，经过调查研究，抓住地主、高利贷者拒不执行或破坏减租减息的事例，召开群众大会，进行说理斗争，主要清理旧债，退还抵押和借约，签订有永佃权的新租约。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太岳区组成了150余人的春耕检查团，编为3个大队，赴沁县、沁源、屯留3个县的交界地区推动减租减息工作。

经过6个月的工作，检查团解决土地问题260余件，调解纠纷134件，在沁县、沁源、安泽等县相继掀起了减租减息、改换契约的高潮。

1941年之后，一方面是百年不遇的自然灾害；一方面是日寇频繁的“扫荡”，在根据地处于这种极端困难的时期，面对困难，我敌后抗日根据地积极开展了政权建设、党风建设、精兵简政和减租减息等一系列建设。通过这些建设，我抗日根据地的领导机构得以理顺，办事效率得到提高，而管理成本却得到大大的降低。

通过这些建设，农民的觉悟和抗日积极性有了很大的提高，他们以主人翁的态度积极参加生产和对敌斗争。

通过这些建设，在天灾敌祸中，根据地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并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