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豫边游击队诞生

1938年春，日军把侵略战火烧到了晋豫边，在党的晋豫特委的领导下，一支土生土长的人民抗日武装——八路军晋豫边游击队创建起来。

这支活跃在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武装，起诞生的历史颇为曲折。

1937年9月，党中央北方局军委书记朱瑞，受周恩来派遣到平汉线北段的国民党第一战区工作。

此次，朱瑞他肩负重任：第一，以八路军代表的公开身份对国民党军队进行统战工作；第二，秘密地以北方局代表的身份，领导地方党和这个战区内国民党军队中我地下党的工作。

9月下旬，朱瑞随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由邢台、邯郸撤退到河南省新乡，成立了八路军驻第一战区联络处，朱瑞任主任。

当时，国民党军队的一些将领与我方关系比较友好，尤其是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豫北师管区司令张轸等人北伐时曾与我党有过往来，他们想在抗战中取得我党同志的帮助，借以增强其实力。

朱瑞对国民党的将领广泛开展统战工作，同时抓紧了对地下党组织的恢复与发展。

为了给我党培养干部，朱瑞建议和推动豫北师管区司令张轸于9月在新乡办训练班。张轸是为了扩充他的实力，朱瑞则是为了培养革命干部，以适应形势发展的迫切需要。

这个训练班有两个队，一是军官队，培训国民党军队的中、下级军官；另一是学生队，学员是平、津、汴、洛以及大名、清丰一带的爱国青年学生，其中有党员和“民先”队员。

这个队完全掌握在朱瑞领导之下，教职员多数是共产党党员。训练班中进行了党的抗日主张、统一战线、游击战术和军队政治工作的教育，学员们提高了抗日的决心，也加深了对我党我军的敬仰和信任。

当年末，张轸所部被编为国民党补充第二师，不久改为第一一零师，张轸任师长，南渡黄河，驻许昌、禹县，受集团军司令汤恩伯指挥。

朱瑞将学生队一部分学员派进张轸部队，其中已有不少党员，建立党总支，书记为傅大章，委员有刘祖璋、杨润普等。

1937年12月张轸部队渡黄河南下后，朱瑞将豫北师管区训练班移到晋城，改为华北军政干部训练所，继续招收学员进行培训，前后共办了5期，千余名进步青年从此踏上了革命征途。

1938年2月，日军攻占新乡、焦作后，沿道清线西犯晋豫边。朱瑞、唐天际与省工委负责人等转移到晋城，后又到阳城。

在晋城抽调了华北军政干部训练所及由张轸部队撤回来的师管区训练班学生队的学员共30余人随行，这批青年学生成为晋豫边游击队的第一批干部。

2月末，朱瑞一行在阳城立足未稳，日军接踵来犯，就同阳城县政府、公安局及县自卫队一起撤出县城，转移到横河、下寺坪，朱瑞代表北方局宣布撤销了晋冀鲁豫省工委及其所属的豫北、河东、曲沃3个特委，成立了晋豫特委。

晋豫特委下属阳城、晋城、沁水、翼城、曲沃、绛县、夏县、平陆、芮城、虞乡、垣曲、运城、安邑、闻喜、济源、沁阳、孟县等17个县。

3月初，朱瑞电报党中央和北方局，提出了以阳城为中心开展沁水、翼城、曲沃、垣曲、济源、博爱、晋城一带的游击战争，毛泽东复电同意。

3月中旬，朱瑞与晋豫特委决定建立了以唐天际为司令员的八路军晋豫边游击队。

游击队4月离开横河，开抵济源县邵原镇，4月28日在黄楝树村召开大会，宣布八路军晋豫边游击队正式成立，从此，部队逐渐发展起来。

当年10月，八路军总部和晋冀豫省委在潞城县故县村召开了“主干会议”，决定特委所属的基干游击队一律改为支队，从此，这支游击队改称为八路军晋豫边游击支队，简称为“唐支队”。

“唐支队”在八路军总部的直接指挥和晋豫特委的领导下，与晋豫边广大抗日军民团结在一起，同生死，共患难，艰苦奋斗，开展了抗日游击战争和创建晋豫边抗日根据地的斗争。

“唐支队”支队诞生之后，第一件事就是组建抗日武装。“唐支队”在扩军过程中，有两个突出特点。

第一，主要是地方党的领导和支持。部队组建时，没有老部队做基础，晋豫特委决定从阳城县武装中抽调了一部分人、枪作为基础，以后各地方党委陆续不断地输送兵员，特别是阳城、晋城、济源、沁阳等地方党委都曾多次成批地把青年工农和知识分子输送到支队中来。

有些地方党的负责人亲率部队参军，例如济源县委书记杨伯笙就是第一批率领杜八联的武装，偕同由张敢陈率领的金六联的武装参军。

地方党不断地输送当地青年到“唐支队”来，使这支武装从兵员构成上真正成为晋豫边人民的子弟兵，出现了不少兄弟姐妹都参军的革命家庭，如冯精华家、孙渊明家、杨慧如家……他们有的还变卖家产、购买武器带来。

当时，晋豫特委所属一些县委、区委还建立了各种名目不一的、脱产或不脱产的抗日武装，一方面在当地开展游击战争，另一方面储备了支队的兵源。

“唐支队”扩军的第二个特点是，红军干部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扩军开始时，仅有唐天际、方升普、邹顺清三位，以后陆续来了汪松渔、王在今、张宜龙、董家义、黄涛、罗德安，等等……但总共也不过20余人。

他们人数虽少，然而都有较丰富的武装斗争经验。特别是唐天际，他是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参加过北伐、南昌起义、井冈山斗争和长征，是红军中的高级干部，具有较全面的建军、作战和创建根据地的经验。

这些红军干部在支队的成长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例如，他们能够大胆团结、使用知识分子，实现了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结合的方针。当时，支队中青年知识分子多，他们热情很高，但缺乏军事斗争的知识和经验。

经过几位红军老干部耐心地教育，迅速地提高了政治水平和工作能力，继承和发扬了我军艰苦奋斗、英勇顽强的革命传统。组织上对他们高度信任，充分发挥了他们的积极性。

另一方面，在红军老干部的亲身带动下，工农干部也积极地向知识分子学习文化。副司令员方升普在这方面带了头，甘当小学生努力学习，这位放牛娃出身的红军干部，文化知识有了较快的提高。

就这样，部队中形成了政治文化生活活跃，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团结友爱的好风气，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从未发生过相互歧视的现象。

此外，在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和小后方建设方面，红军老干部的筹划、领导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当时，支队没有供给保障，经费和一切军需品都没有固定来源。所以主要靠自力更生，否则无法生存，更谈不到发展。

几位红军老干部有国内战争时期的经验，结合抗日战争时期的新情况，组织和领导部队后勤机关开展了自力更生的工作。

例如：他们带头进行筹粮筹款，解决衣食和经费开支；招收和训练卫生医务人员，建立医院，治疗伤病员；建立纺织厂、缝纫队、被服厂，生产土布、军衣、军鞋、子弹带、绑腿、手榴弹袋、毛巾；建立修械所，修理破旧枪支。

通过上述措施，再加上部队内部深入进行艰苦奋斗的教育，继承了红军的革命传统，生活清苦，斗志昂扬。

经过一两年的努力，支队发展很快，不包括各县委领导的兵力，支队已经很快拥有了3000多人。

有了这样一支抗日武装之后，豫北抗日根据地的抗战形势很快得到好转。面对日寇和伪军的进攻，“唐支队”进行了一系列的战斗，并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好评。

在战火中成长起来的“唐支队”，成为晋豫边党组织领导的地方抗日武装的骨干，一些县里各种形式的抗日武装日益发展起来，积极地开展了游击战争。

他们独立地或配合友军、我军主力部队袭击敌人，打击敌人扫荡部队，破坏敌人交通线，夺取敌人军用物资，打击为虎作伥的汉奸、恶霸和土匪，把抗日游击战火越烧越旺。敌人对晋豫边的多次扫荡均不能站稳脚跟，在抗日军民的奋力抗击下，退出根据地。

为坚持敌后持久抗战，不但要发展抗日武装，“唐支队”还开始创建根据地。

为此，除了支队所属部队进行地方群众工作外，支队政治部专门派出的民运工作队和支队驻各地的办事处、留守处等单位都做地方工作，主要是以下几方面：宣传抗日救国，扩大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发动群众，实行减租、减息，实行合理负担，废除苛捐杂税；组织群众，武装群众；改造基层政权，实行民主选举；发动群众参军、参战、支前；发展地方党员。

另外，支队的黄河剧团除在部队内进行工作外，还不时到地方上演出，宣传抗日。

随着该支队的诞生，以及不断进行的抗日战争、根据地建设，豫北的抗战形势大为改观，豫北也成了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