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篇 希望新曲

被誉为“中华公路第一高桥”的金水沟大桥在陕西省合阳县境内建成通车。这座大桥是国道108线（北京－昆明）上的大型高架桥，采取民办公助的形式，总投资2500万元。全桥12跨11根墩柱，桥面与沟底最大高差为92.44米，均居国内公路桥之首（左图）。居住在金水沟的农民祖祖辈辈吃尽了坡大沟深的苦头，他们主动捐钱捐物支援大桥建设，67岁的老汉张连成（右二）省吃俭用把准备给儿子结婚用的1220元钱捐出来。当看到梦想成真时，农民们高兴得合不拢嘴。（新华社记者范德元摄；1994年8月6日发）

2018年3月30日，广西凌云县弄福公路。（新华社记者张爱林摄）

6.1“愚公”移出坎子山

春天的坎子山，漫山遍野地散发着生机。

来自陕西、鄂西北地区的游客，怀着对坎子山石林、清真寺等旅游名片的向往，慕名而来，踏青的脚步，驻足在坎子山里。

这是位于湖北西北关口的小山村，一进村，一座书写着“坎子山石林”的高大门牌坊竖立在进村的拐弯处，迎接着每一位进村游客。

如今，坎子山村不仅要将通村公路从3米拓宽为6米，村里的万亩石林还有望开发旅游业。秦巴黄牛、马头山羊的养殖业、高山蔬菜种植业和500亩华山松林也将给村民带来脱贫致富的希望。

说起这一切，村600多名回汉两族同胞村民无不对村支书“愚公”魏登殿竖起大拇指。坎子山村党支部书记魏登殿是党的十八大、十九大代表，他对坎子山村倾注了大半辈子的心血。

湖北省十堰市郧西县湖北口乡坎子山村是湖北最偏远的少数民族山村，回汉杂居，位于秦楚交界的大梁山上，海拔1700多米。

1975年，这里水、电、路三不通，村民连饭都吃不饱，是出了名的贫困村。这一年9月，22岁的魏登殿从部队复员回家，当上了村党支部书记。而这一干就是近40年。

村里180多户人家，只能靠着大梁山上崎岖陡峭的牛羊小道与外界交通。从村里到集镇，长达七八多里路，陡且险，往返一趟得五六个小时。坎子山人尝够了没有路的苦。

“路不修，我们种的土豆赶集去卖，都是弄个背篓，一个人背七八十斤，早上天不亮就走，到了街上就八九点了，晚上还要摸黑回家。”村民阮班星回忆起当年没有路的日子直摇头。

“要想富，先修路”，看到老百姓进出村都要肩挑背驮，魏登殿决心全力打通大梁山，把公路修到山顶上来。然而由于村里穷，债务重，这个项目拖了1年多。1977年初，他找县领导专项支持了几万元。靠着这第一笔钱，200多名村民历时11个月的奋战，以蚂蚁啃骨头的精神为坎子山村凿出了一条“出山大道”，坎子山村终于有了一条通村的公路。

2003年，魏登殿带领村民修好通组主干路；2004年，魏登殿又在湖北口搞起了村级硬化路面；2008年，魏登殿带领村民修通往陕西镇安县茅坪乡的道路……

站在坎子山村最高处牛头岭，山下千沟万壑、石林遍山。一条条“弓”字形通村通组公路，曲曲折折，盘山而上。如今从山村到集镇，只要15分钟的车程。

站在村里一看，一排徽派混合回族风格的移民新居已经巍然矗立。移民新居前占地900多平方米的坎子山文化广场上，篮球、乒乓球场地及多种健身器械一应俱全。

坎子山如今的公路。（杨洪霞摄）

村民杨彩华说，托扶贫搬迁补偿的好政策，能从海拔1700多米的大山上搬下来，过去“想都没想过”。

村里还在去年新建成了集中安置房20户，村里统一配齐水、电、路等基础设施，村里空巢老人、残疾人和五保户都安置了进来。

房子建好了，路也通了。杨彩华笑着对记者说，“坎子山”牌的高山土豆、圆白菜、玉米等农产品，可以直接拉到县市里的超市。大山外的人，自驾开车进村的越来越多，“希望村里的旅游发展起来后，自家可以搞农家乐，让口袋再鼓起来”。

杨彩华的期盼并非凭空想象。魏登殿盘算着：坎子山村有万亩石林、溶洞、清真寺，可以开发搞旅游；家家户户种植的高山蔬菜，天然无公害，特色马头山羊、秦巴黄牛，品种优良数量大，肉质鲜嫩，可以深加工……

魏登殿说，过去由于基础设施配套落后，坎子山村农业发展相对滞后，全村179户653人中，贫困户达31户。“如今，我们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让更多的村民，从大山上搬下来，稳得住、能致富不成问题。”

坎子山村如今的新集中住宅。（杨洪霞摄）

“十九大报告提出建设美丽中国，我们要建设美丽乡村。种植好高山蔬菜、玉米；养殖好马头羊、秦巴黄牛、黑猪和土鸡；借助高山蔬菜合作社、玉米加工合作社和牛羊肉深加工合作社做好加工业。”魏登殿说。

“作为一名基层党代表，应该帮老百姓多干点实事，让群众感受到党的关怀和温暖。”魏登殿说，我们坎子山也希望有更多资金“上山下乡”，给村民带来新发展观念，让老百姓不仅“富口袋”，也能“富脑袋”。

（李伟/文）

改革开放后魏登殿带领村民修出来的第一条通村路。（陶德斌摄）

6.2 日月山新曲

青海日月山，传说文成公主进藏和亲途经此地时摔碎宝镜而得名。此镜为二，乃唐太宗所赐，一名日镜，一名月镜，让她在思念家乡时照一照，即可看到家乡景致，以解离愁。她在山脊上揽镜而照，却离愁倍增，于是将镜甩落此地。甩在东的是日镜，甩在西的是月镜，摔碎的镜片被风沙掩埋，遂有日月二山。

汉家的宝镜摔了，唐蕃从此一家亲，日月山也变成唐蕃之间最大的贸易中心，“互市”的传统一直延续下来。

“有钱的吃着，没钱的恨着（干看着）。光着脚绊着，舌头儿担着，涎水咽着，南山的坡坡里转着”，20世纪80年代卖货郎的吆喝声依旧在刘全老人耳边回响。

“逛展销会最热闹了，各地特产都有，十里八乡的人都往那里赶”，他说：“那时候穷呀，买上一碗面片要弟兄几个人分着吃”。

68岁的刘全出生在青海省西宁市湟源县日月山脚下的日月藏族乡兔尔干村。

20世纪80年代，改革春风吹进了曾经的“西海屏风”。人们开始对新兴事物充满好奇：第一场展销会，第一个外出打工者，第一个个体商店，第一座溜冰场，一切都变得如此之快，展现出无限可能的朝气。

“特别是土地承包政策实施后，农村有了剩余劳动力。他们经商、跑买卖、打工，带来了新思想，增长了见识，那时候农村有句话，‘农村老师的见识不如农民的见识’”。湟源县县志办编辑靳增发说。

当时正值壮年的刘全也和村里人一起外出打工。翻过日月山，到达拉萨，几经辗转，还和同村工友一起到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祁连县淘金。

改革春风让兔尔干村实现了生活资料供给由长期短缺到基本平衡、丰年有余的历史性转变。据村里老人回忆，当时村里就有好几个“万元户”。

世纪之交，我国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要想富、先修路，要快富、修高速”成为共识。千年唐蕃古道也由土路变成了柏油路，又升级为一级公路。

109国道青藏线竣工前，刘全看准时机，用积攒的钱开了小卖部，为往来的客人提供歇脚处，生意红火。第三年，利用政府危房改造的政策，他自筹10万元，政府补贴2万元，搬进了100平方米的新居。

交通优势也转化为经济优势，当地政府积极开展横向联合，发展商品经济，和省外经贸部门联合办起了皮革、礼花、塑料加工等企业。在加快改革开放的浪潮下，重振昔日日月山“茶马互市”的雄风。

随后几年，扶贫开发和新农村建设统筹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逐步完善。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坐落在日月山下的小村庄，依托连着田间地头、串起千家万户的农村公路，发展特色农业、乡镇工业、旅游服务业，“农家乐”“乡村游”迅速兴起，人流、物流、信息流更加畅通。

如今，走进兔尔干村，干净整洁的农家院落，传统熬茶飘香四溢，抬头是蓝天白云，两公里外便是风光旖旎的日月山景区核心景点。2017年，兔尔干村打造的日月集镇入选全国第二批特色小镇，该村人均年收入由2008年的2300元增加至如今的8000元。

“党的政策越来越好，农业税取消后，孩子上学不要钱，现在看病也能报销了，就连买个洗衣机、电视机也有家电下乡的补贴。”刘全说。

近两年，为改变农民单打独斗的局面，兔尔干村科学整合资源，着力保护开发传统村落，打造了24个民俗庄廓，这些庄廓是有着高大土筑围墙的“四合院”，是古代具有很强防御性的军事工程，村里以这些庄廓为依托，通过一院一品、一户一业开展旅游服务，让村民在家门口增收。为了凸显秀美景观，村里整治河道边渠、乡村道路，栽植各类苗木，形成了“山水环抱、户户见绿、自然古朴、错落有致”的乡村景致。此外，在资1.6亿元建造兔尔干新型农村社区里，旅游综合服务中心、活动广场、停车场、卫生厕所、通讯、电力等多项配套服务一应俱全。

“现在村里搞生态旅游，来日月山的人越来越多，我也不能落后呀”，刘全说，自己的小女儿刘玉花刚刚参加完政府组织的农家乐厨师技能培训，他也要把自己的商铺扩大经营范围，添置些特色藏绣、毡靴等当地特色产品，兴办农家乐。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说，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村里的发展肯定会越来越好！”刘全说。

（陈凯、徐文婷/文）

20世纪80年代中期，参加当地六月六展销会。（摄于湟源县，傅国燕供图）

2016年7月，湟源县日月藏族乡兔尔干村全貌（靳增发供图）。

6.3 远去的马帮

1983年11月，墨脱县的藤网桥，具有独特的建筑技艺和民族风格。（新华社记者土登摄）

叮叮当当，叮叮当当……光明时常在梦里依稀听到马帮归来的声音。父亲走在前面，巡查着路线；自己跟在后面，吆喝着牲口。马蹄声，马的喘息声，马背上一袋袋货物的摩擦声，伴着阵阵马铃，回响在多雄拉、嘎隆拉山的雪峰和沟壑间……

光明，1968年生，墨脱县墨脱镇墨脱村门巴族人，19岁开始便追随父亲贡桑罗布经营马帮生意。儿时的记忆里，墨脱镇处在一片沼泽包围中。全村只有20多户人家，住在木板茅草搭建的吊脚楼里。出行要踩着沼泽中的木桩“练功夫”，生计主要靠打獐子卖麝香维持，香烟啤酒仅仅听说过名字而已。

20世纪80年代末，墨脱县城所在地墨脱镇有门巴族、藏族住户1100多人，仅有的14公里乡村马道是唯一找得见的村路。县城仅有的一条简易的水泥路旁，拥挤着无数木板房、铁皮房，是政府办公场所和民居，也是看得见的全部建筑。仅有的一家政府专营商店里，商品单一，售价奇高。被外界戏称为“有县无城”。

因四周雪山高耸、山高谷深、行路艰险，使墨脱成为名副其实的“高原孤岛”。当地所需生活物资和建筑材料，只能在冰雪消融的季节，靠人背马驮，从波密县的扎木镇或米林县的派镇运进来。光明记得，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马帮逐渐在村里兴起。同村人组成马帮，为部队、政府以及企业运送生产物资和生活资料。当时每公斤运费4元，每匹马驮75公斤，人背50公斤，一次能挣500元，一年能赚2500元。

人们都说：走过墨脱路，不怕人间苦。未通公路前，无论从哪个方向进出墨脱，光明和父亲的马帮都要流汗又流血，经受蚂蟥蚊虫叮咬和毒蛇猛兽的威胁，冒着生死攀爬于悬崖峭壁，闯过雪崩、塌方、泥石流等一道道险关，年复一年。在马帮驼铃声中，墨脱镇也悄然发生着改变：沼泽的水排掉了，学校建起来了，商店越来越多了，道路也在逐渐延展……

2013年10月31日，西藏自治区向全世界宣布：从波密县扎木镇到墨脱县县城的扎墨公路正式通车。这条路，全长117.278公里。至此，我国再无不通公路的县。墨脱县城驻地墨脱镇，随着这条人间“天路”的开通，踏上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

通公路让光明一家人高兴了好多天。看着墨脱镇上汽车扬起的风尘，他和父亲又陷入了沉思：路通了，往后马匹肯定越来越用不上了。家里最终决定，将5匹马全部卖掉，再从农行贷款，购买一辆小型卡车。摇身一变，光明成了一名奔波于扎墨公路上的货运司机。

卖掉马匹跑运输，也一时间成为墨脱镇众多马帮家庭的共同选择。琳琅满目的商品、生活必需的物资、建筑所需的钢筋水泥、现代时尚的家电，搭乘光明和同村年轻人的卡车，从大山外来到墨脱，走进县城的工地和千家万户的生活。

紧接着，墨脱镇那一栋栋用茅草盖顶、木板作墙的门巴吊脚楼，开始被一座座规划整齐有序、民族特色浓郁的边境小康村新居取代。走进光明的新家，一栋二层的现代化小楼宽敞舒适。这座200多平方米的特色民居里，客厅、厨卫、卧室、卡车库布局合理，电视机、电冰箱等家电一应俱全。

2017年3月30日，鸟瞰西藏墨脱公路。（新华社记者普布扎西摄）

如今，墨脱镇总体面积扩大到9.2万平方米，有常住居民535余户2400多人。镇里道路宽敞，路上车辆穿梭，已规划建成的一、二、三环路通畅无阻，形成四通八达的城市道路网，通达里程8.17公里。与县城道路相连，入户硬化道路也铺进了家家户户。政府办公大楼、幼儿园教学楼、现代化酒店、莲花阁旅游景点等建筑群林立。100余家餐馆、超市、网吧、服装店、茶楼、酒店开门迎客。即便是在夜晚，街道上也人声鼎沸，热闹非凡。

2017年9月3日，鸟瞰墨脱县城。（新华社记者张汝锋摄）

光明还记得，通路前墨脱物价之高令人咋舌：一瓶啤酒20元、一斤白酒30元、1只鸡150元、一斤苹果25元，一盘土豆肉丝50元……如今，这里的物价已同外界差别无几，农贸市场上鸡、鸭、鱼、肉、蛋、蔬菜和瓜果品种齐全。墨脱石锅、门巴竹编、峡谷蜜柚等已成为享誉区内外的墨脱特产。

深山沟壑间马帮的铃声，已逐渐为公路上的汽笛声所湮没。马帮已淡出历史舞台，墨脱人走出了“高原孤岛”。

卸下背夫和马帮身份的光明，又在谋划着新的职业。除了货运司机，他现在又成为村民边防巡逻队、生态环保队中的一员。定期进山巡逻，成为他跑运输之外的主要工作。他和妻子爱军二人“你种地，我巡山；你采茶，我护林”。

和他们一样，镇上居民参与巡边护林，领取定额的政策性补贴，加上跑运输和发展特色产业，每年人均有1万多元的纯收入。人们变身为美丽家园的建设者，成长为神圣国土的守护者。

晨雾沿着雅鲁藏布江弯弯曲曲的河道逐渐升腾，漫过娑罗树、芭蕉叶和门巴人家红绿相间的屋顶，为墨脱镇遮上面纱。朝阳下，“莲花秘境”宛如海市蜃楼。光明看得出神了，他仿佛看到马帮正远去的背影，听到依稀的叮当马铃声。

（陈尚才、吕诺/文）

6.4 从“墙上”驶出的火车

上图：1996年，陇南市宕昌县阿坞乡农民杨尕女抱着女儿在家中合影，身后的墙上有她们画的一列火车，当时从未坐过火车的杨尕女梦想有一天能坐着火车走出大山。（新华社记者武斌 摄 ） 下图：2016年12月24日，杨尕女（右）和女儿在陇南市宕昌县新建成投用的哈达铺火车站前合影。（新华社记者 陈斌 摄）

2016年底，甘肃省陇南市宕昌县哈达铺车站，杨尕女和女儿李有霞回到阔别多年的家乡，望着新建成的火车站，感慨万千！这一刻，她心里从“墙上”到“路上”的梦想，今天终于触手可及了……随着首发的K2618次“陇南号”列车鸣声驶过，兰渝铁路（岷广段）正式通车，“渝新欧”国际通道的重要部分就此建成。

时光退回到1996年的冬天，新华社甘肃分社记者武斌从兰州出发，在国道212线上坐了整整一天大巴，终于到了甘肃南部小城宕昌。当年这个不通火车的县城，曾是中国最贫困的地方之一。山大沟深、可耕地少，当地人常要背着背篓四处拾土造田。有的田地面积极小，只有一头牛的容身之地，而被人戏称为“卧牛田”。

上图：1996年，陇南市宕昌县车拉乡农民徒步走出大山。（新华社记者武斌摄）

下图：1996年，陇南市宕昌县车拉乡农民在全乡唯一的对外通道——仅能容纳一辆汽车通过的土路旁劳作。（新华社记者武斌摄）

那一天，在宕昌采访的武斌偶然敲开了农户杨尕女家的房门，进了门，微弱的灯光下，一列火车清晰地画在面前的墙壁上，“太意外了。一个这么封闭地方的农民家，墙上竟然画着一列火车。”武斌感叹道。

深谈后得知，那时的杨尕女家里只有几亩薄田，根本喂不饱一家四口人。20多岁的她常常要抱着女儿去周边县城乞讨，能讨到一点白面馍馍，就能高兴一天。“这里交通太闭塞了，什么时候我们能坐上火车去富足的地方，让日子过得好些，钱赚得多些就好了。”杨尕女的话，让武斌深受触动，被大山“锁住”的火车梦更是令他动容。他按下快门，记录下昏暗土房中杨尕女一家的火车梦想：土坯房里，煤油灯微微发亮，一名妇女怀抱婴孩，坐在泥巴糊起的土炕上眺望远方。身后墙壁上，一列长长的火车穿行而过。其实这也是一家人对生活的希望和走出大山的梦想。

2016年12月25日，即将开通的兰渝铁路陇南境内白龙江3号特大桥（右）与高速公路从山脚下蜿蜒伸出。（新华社记者陈斌摄）

20年后，照片中的人与拍摄者终于重逢。2016年12月，杨尕女盼望了20年的火车终于通到了家乡。已迁居外地的她特地带着女儿赶回来见证这一时刻。武斌也拿起相机，重走来时路，惊叹着山乡巨变。

照片中还在母亲怀中的婴孩，如今已是20岁的大姑娘。看着老照片，杨尕女的女儿李有霞感叹连连。“从前家里穷，没有照片，我根本不知道自己小时候长啥样。原来我那时候眼睛又大又圆。”

对于和杨尕女一样的甘肃陇南山区群众而言，出行是长期以来最大的难题。

陇南地处甘肃省东南部，东邻陕西，南接四川，素有“秦陇锁钥、巴蜀咽喉”之称。境内高峻山岭与深陷河谷错落相接，层层叠叠的山岭犹如屏障，将这里与外界隔绝开来。直线距离只有数十公里的两地，往往要绕着大山低速缓行数个小时。青泥岭、阴平道、祁山道这些镌刻在“蜀道”上的地理概念，既赋予陇南大地厚重的文化积淀，也更诉说着陇南山区群众行路难的艰辛历史。

2016年2月25日，即将开通的兰渝铁路陇南境内汉王特大桥（右）与高速公路、国道立体交叉。（新华社记者陈斌摄）

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陇南境内无高速、无铁路、无飞机场，国省道主干线公路等级低，通行能力差，通达率低，是全国、全省交通条件最落后的地区之一。交通发展滞后成为制约陇南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也成为甘肃通往中南、西南的交通“卡脖子”地段。

陇南兀立的危峰，锁住了山里人，也锁住了大山给人类最美好的馈赠。守着丰裕的物产，却难逃“富饶的贫困”，这是世代陇南人难解的愁肠。

改革开放40年来，陇南人为改变贫困落后面貌，改善交通条件付出了巨大努力。兰渝铁路、武罐高速、成武高速、十天高速陇南段、陇南成县机场等重大项目的建成投用，吹响了陇南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交通建设冲锋号。

如今，陇南行路难正在成为历史。40年来，高速公路、铁路、机场、乡村公路等多元化的交通形式正在由一个个期盼变成蓝图，由蓝图变成现实。昔日的交通“死角”正在翻身变成区域的交通“枢纽”。

未来，我们相信，群山环绕的陇南大山里，那些和杨尕女一样正奋力前行在脱贫路上的人们，伴随着日渐发达的交通网络，他们走出家乡、走向富裕，变得可待可期。

（陈斌/文）

6.5“空心村”的新生活

位于广西大山深处的融安县东起乡崖脚村铜板屯，是当地有名的“空心村”，五年之前是只有6位老人留守、濒临消失的贫困村。

近五年来，铜板屯村民龙革雄和堂兄弟龙飞联、龙飞振，倾尽在外20年务工的所有，带领村邻“实施故乡振兴计划”，把这个屯变成了当地闻名的“游摘季”示范村。

1986年，因家境贫寒，龙革雄初中没有毕业就辍学回家种李树。山区缺水，土地贫瘠，龙革雄家种植的20多亩李树，一年收成也不高，且收获的李子，他要肩挑背扛几十里山路去卖，也换不回几斤米。

20世纪90年代前后，广大农村掀起外出务工潮流。每年春节，打工回来的人们，口袋里也有千把块钱，过节也有雄赳赳气昂昂的感觉。受此影响，从1992年起，24岁的龙革雄结束6年“望天吃饭”的生活，希望到城里务工，改变贫穷命运。然而，多年过去了，希望在城市大干一场的龙革雄，并没有过上富裕的生活。而故乡也在人去村空中渐渐没落，留守老人年事渐高，无力再打理漫山的李树，任花开花谢，果熟果落。

2011年7月的一个夜晚，他父亲龙桂全不慎从1米多的楼梯上摔下，头破血流。留守的几个老人曾尝试将龙桂全送到山外医治，但因气力不及，最终无奈放弃。老父亲仅用草药敷伤口。等到第二天龙革雄赶到家时，才将老父亲送到医院，伤口缝了70多针。

故乡衰败至此，老人无依无靠，在外漂泊闯荡举步维艰，龙革雄和他的小伙伴们心情格外复杂，或许再过10年，故乡就会像无人打理的李树，在他们这一代自然消亡。

“如果故乡没了，根就断了，何以安身立命？”2012年春节，龙革雄的这些话深深地刺痛着回乡人的心。

春节后，龙革雄没有像往年一样背上行李外出务工，而是决定实施“拯救故乡计划”。他和堂兄弟们用打工攒下的58万元作为注册资金，成立了“铜板高山果品农民专业合作社”，规模种植李子树及山野葡萄，发展特色观光旅游。

创业之初的艰难加上平日里艰辛的劳作让龙革雄越发消瘦，几个月下来，体重从125斤降到90斤。看着暴瘦30多斤的丈夫，妻子罗伟枝心疼得直掉眼泪：“瘦得皮包骨，风一吹就倒，真想劝他别干了。”

2017年3月4日，游客和汽车在铜板屯进村的水泥路上。

回乡创业这些年，他几乎倾尽所有，投入到合作社的建设中。而这几年，新种的果树未结果，再加上冰雹、洪水等灾害，农作物基本没有收成，龙革雄靠着合作社微薄的工资，艰难维持一家六口人的日常开销。他也因此被精准识别为贫困户。龙革雄说，这五年，大伙都是熬过来的，“无论如何，我们几个人不忘初心，从未有过放弃的念头。”

2015年夏天，铜板屯遭受一场山洪，如果龙革雄和兄弟们那个夜晚不在家，留守的几个老人将遭遇灭顶之灾，后果不堪设想。虽然种植的果树受到很大损失，但保住了乡邻，想到这些，一切都值得了。

在艰难的发展中，合作社得到了乡亲们的支持，许多村民自发和龙革雄等人一起上山开路、开荒种树，一些常年漂泊在外打工的村民也陆续回来帮忙。26岁的大学生龙箫宇辞掉城市的工作回到铜板屯，和父辈们一起开荒植苗、开山修路，开始艰苦的创业旅程。龙箫宇和村里的农家子弟们组建了“铜板农业生态园创业团队”，他计划用“互联网+铜板农业生态园”模式，通过网络平台销售自家种植的农产品。

2014年2月22日，村民将陷入泥潭的旅游中巴车推出。

2015年7月22日拍摄的铜板屯。

2017年3月2日，铜板屯的农家食堂、游客接待中心、观景台已经建成。

与此同时，融安县有关部门也给予大力扶持。借助“清洁乡村”和“生态乡村”建设的契机，铜板屯先后得到政府部门扶持资金近300万元，合作社社员又自筹148万元资金。

2015年3月，铜板屯的李树盛开，繁花胜雪，这是游客梦寐以求的美景，纷至沓来的私家车、大巴车把村路堵得水泄不通。龙革雄意识到办农家乐的时候到了，但要想富先修路。随后他一边与邻里一起集资搞起餐饮，一边带领村邻投工投劳协助政府硬化进村道路。

2017年3月3日，龙飞联家挂出自己农家乐的宣传海报。

2017年3月3日，游客在李树下拍照。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2016年春天的“游摘季”，铜板屯几十万元的收入，对外出务工的年轻人诱惑很大，掀起了一股返乡创业潮。

现在走进铜板屯，莫老爷菜馆、龙氏特色菜、早餐粉店已随处可见。村里51岁的“哑巴”莫仕和，以土地入股现在合作社做工，每天除了收获70元工钱外，旅游旺季还专卖些红薯、芋头、葡萄酒等土特产，一年的收入足以让他摘掉贫困户的帽子。

时下，龙革雄正在规模养殖政府扶持的大坡飞鸡。他还用5万元的扶贫贷款，将自己的家改造成民宿宾馆。现在，铜板屯透着沧桑的土墙，古老的木门，红红的对联和灯笼，还有门前的老李树，现已成为无数游客心中铜板的经典。

五年拯救故乡计划现已见到成效，这个百年老村正从空心孤寂到活态发展，每年都吸引着成千上万游客前来寻觅乡愁。

（黄孝邦/文）

6.6“一带一路”上复苏的边城

二连浩特 1950

二连浩特 1970

看着眼前的中欧班列，驶向一马平川的蒙古国边城扎门乌德，已是耄耋的杨启成缓缓转过身，一步一步走出这座他和工友们奋斗了一辈子的车站。当年，这座“火车拉来的城市”只有零星的几间平房，孤零零地守在这片荒漠上，房屋的间隙便是小城为数不多的街道。他还记得最初，在站前的小街上，背着女儿、牵着儿子回家的样子。就在这条街上，他看着小城随着祖国的强盛发展壮大，黄土街变成了水泥路，边境小镇变成边境游的起点，货运列车变成了中欧班列，荒莽之地重新焕发了生机。万里茶道上沉寂多年的驿站，因为“一带一路”的兴起又重新复苏。

风沙围城、缺水少食的岁月

谈起二连浩特，老人总情不自禁地红了眼。如今的口岸发展迅速，运行中的中欧班列已增至22条。但1953年，杨启成最初抵达时，这里还是一片荒芜。

二连浩特 1977

“我当时参加集二铁路建设，建到二连浩特后就扎根了。那时火车站就是几间平房，站前有条小路。一刮风，远处的沙尘暴就像一堵黄墙压过来，几米远的距离都看不到街对面。”杨启成回忆说，“二连浩特过去是万里茶道的重要驿站，可周边没有水源，水只能从60多公里外的齐哈日格图用水罐车运过来。每次打水回来，都要先在盆里放半天，让里面的沙石、泥土都沉淀了，才能拿来烧水、洗脸、做饭。”

没有水更种不了粮食和蔬菜，他们便定时去外地采购。“二连浩特站有个买菜小队，每个月都会到外地买新鲜的蔬菜用火车拉回来。到了秋天，就去河北成吨成吨地买大白菜回来。”杨启成说。

这支买菜小队，一直忙碌到20世纪90年代末。“那个时候孩子们最稀罕的，是有时他们会从集宁带豆腐回来。对这个没有水的地方，豆腐是非常难见的，”老人说，“要是偶尔有出口的苹果质量不符的，就会被留下，我们就能买走。孩子们吃到苹果，简直就跟过年一样开心！”

即便不舍得儿女吃苦，杨启成也还是带着家人在二连浩特扎下了根。扳道工、运转工、车站人事，30年的工作他换了许多岗位，也因为过度劳累患上心脏病，却始终没有离开这里。

“能守着祖国的北大门，看着二连浩特突飞猛进的发展，吃点沙子算啥。我工作的时候还是小火车，一天一趟，到1956年开通了中蒙铁路联运，车才多了，”杨启成笑着说道，“我虽然退休了，可我的孩子们还守着这呢！”

酣睡小城曾经的热闹

杨洁是老人的女儿，在车站客运车间工作。她说值夜班时最开心的就是抬头数星星。过去，二连浩特的夜晚少有霓虹，星空璀璨得像在天鹅绒上撒了一把钻石。30年间，霓虹灯光闪闪烁烁，虽然天空一样澄净，这期间的变化却令人感慨。

“1986年我爸退休，我参加工作。当时是二连站的客运员。那个时候的二连浩特也热闹过。过去到乌兰巴托的站间列车很火，到处是背着大包小包的出国务工人员，”杨洁说，“从3月份到10月份，每天发12节车，都是排着长队买票的人。”

大量务工人员去蒙古国参与基础设施建设，来来往往的也就带动了贸易。门口的小街，多起了旅店和小卖部。而和长长的购票队伍映衬的，就是各种小摊的叫卖声。常常是孩子们和父母要了钱，叽叽喳喳一群，跑去买几个蒙古国的糖。“后来蒙古国经济不景气，基建工程也少了，慢慢地务工人员也少了，”杨洁说，“这条小街上又变得没什么人，夜里这座城市就像睡着了，只剩下天上的星星一闪一闪的。”

十八大以后，小城推动边境旅游发展，把游客直接从北京、呼和浩特拉到小城来。从小城特有的边境游，到挖掘恐龙化石的恐龙故里，再到坐着火车出国门的“口岸号”旅游专列，二连浩特不断地寻找新的发展动力。不再依靠蒙古国的经济发展，而是充分利用边境小城的旅游优势，发掘国内边境游的内生动力。小城的霓虹灯光，又再度闪烁起来。

二连浩特 2018

中欧班列带来的复苏之路

和小妹杨洁不同，哥哥杨雨一直忙碌在二连浩特的货运一线。在他眼中，这座“驿站”是伴随着中欧班列而再度兴起的。

“20世纪80年代，因为中蒙两国贸易量小、货运量小，一年只有不到200万吨，列车常常拉货出国门，空车跑回来。每天就好像有劲没处使一样，”杨雨说，“近年来边地贸易红火了，货运量也开始节节攀升。建材、日用品、电子产品也通过二连浩特口岸远销国外。俄蒙的木材、铁矿石也源源不断地运了进来。”

十八大之后，边地贸易和边境旅游逐步红火，货运量逐年增加。随着中欧班列的运行常态化，杨雨和同事们的工作量越来越大。整个城市又因此再度热闹起来，杨雨的工作热情也更加高涨了。

“没有火车，二连浩特就建不起来，而没有中欧班列，它也不会像现在这么红火，”杨雨说，“工作了35年，好像现在又变年轻了！现在的二连浩特，因为越来越频繁的中欧班列，也越来越热闹了。我爸他们建起来的小城，已经是这条线路上非常重要的驿站了！”

如今，守护二连浩特的接力棒已经落到了杨家第三代人手上。杨启成的孙子、孙女们，正忙碌在铁路的客运、基建、线路等各个行业上。过去在站前小广场上，听爷爷讲修铁路故事的孩子们，已经逐渐长大。而再度回到这座小城的他们，把父辈们曾扛了几十年的重担，接到了自己的肩头。

在他们的手中，在每日不断的汽笛声中，二连浩特又重新睁开了睡眼惺忪的双眼。

（达日罕/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