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篇 古镇复兴

左图：福建嵩口古码头。 右图：2017年7月25日，上海洋山深水港三期、一期、二期工程码头（由近及远）。（新华社记者申宏摄）

5.1 嵩口：因一项实验而“苏醒”

在疾驰的城镇化进程中，不少古镇、古村落面临两难：要么在衰败中不能自拔，老屋倾圮逐渐消逝；要么在过度的商业改造中，文脉支离破碎。乡村文明的传承就在这种艰难的博弈中苦寻出路。走进福建嵩口，发现这里既能寻味时间痕迹的厚重，也能感受古镇有机更新的活力。

嵩口实验，或许能为延续乡村文明提供一种新的选择和可能。

位于福州市永泰县的嵩口镇，曾因古渡口优势而商贸发达、繁荣一时。然而，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冲击，古镇一度落寞而沉寂。年轻人大多外出谋生，留下的只有老人、妇女和儿童。

拥有160多座古民居建筑的古镇，连带着它所承载的乡村文明，似乎只能在不可避免的衰败中销声匿迹，直到一场特殊的“遇见”改变了它的命运。

十八大以来，中央持续推进新农村建设，嵩口也在此机遇下苦寻着出路。2014年，当地政府在一次对接会上与专注乡村建设的台湾“打开联合”团队一拍即合，他们决定将嵩口作为试验田，依托一群来自海峡两岸的年轻人，开始一场乡村经济文化“活化实验”。

这场“活化实验”，不想让乡村成为城市经济文化的附庸，不想太多打扰本地人的生活，而希望从既有村落和日常生活中挖掘传统的生活方式、审美理念和社会伦理，与现代生活重新对话、无缝对接，实现新时期古镇复兴的别样途径。

“我们想在外来新文化和本地文化中找到中和点。不做99度的高温旅游村，只打造一个自然而缓慢、贴近‘体温’的37度温暖古镇。”嵩口镇党委书记鲍瑞坊说。

61岁的竹匠庄传盛还记得，16岁时闯过学竹编最难的一关“破竹篾”，兴奋地就着师父家昏黄的灯，给自己编了个小篓子作为庆祝。三年后，他的竹编生涯达到巅峰时刻，“给什么图样就能编什么花样”。但没过多久，大老远上门学艺的徒弟一个个改了行，庄传盛开始担心自己的手艺要被“带进棺材”。“进工厂打工都不止100块钱一天，我们就算一整天破竹篾也赚不了那么多啊。”

1974年

1982年

1987年

社会变了，机器的轰鸣声中，很多“慢工出细活”的工匠师傅不再被需要。迫于生计，庄传盛一度改行卖起了小吃。

和庄传盛一起被湍急的时代洪流抛在后头的，还有他置身其中的古镇。3.2万多人的嵩口曾是闽中水陆交通中心。随着水运衰落，作为码头的嵩口由繁盛而破败，人员外流，民居闲置，街道冷清。

台湾“打开联合”团队的到来，替嵩口镇推开了一扇复苏的门。但是当满口台湾腔的团队成员向居民宣讲“改造蓝图”时，村民们的第一反应是“古镇改造？旅游开发吧！”

并非如此。鲍瑞坊说，“我们不做让居民离开的旅游开发，对嵩口改造的前提就是不要打扰本地人依然在延续的传统生活方式和习俗，因为本地人和他们的生活才是古镇最珍贵的所在。”

这场复兴行动遵循“二八法则”：20%启用新东西，80%借助已有资源。这是古镇改造坚持“尊重自然、尊重历史”原则的必然选择，也是用最小投入实现最大活化的务实举措。

譬如，“打开联合”团队里的两岸年轻人希望对古镇进行一场“把过去美好的事物用当代的手法为未来保留”的改造，实现老手工艺人的生存和传承。

“一开始比我小了快40岁的年轻人过来找我谈合作，我是怀疑的。”竹匠方任兴坦言。但他还是尝试着按照年轻人的要求，开始做“嵩口LV”。这款颇具创意的竹制包包，经过几个二十多岁的姑娘们在微信上晒出，很快接到北京、上海等地的订单要求，销售一空。

投资经营示范公司、招募培养本地大学生、创办示范文创民宿和游客老手艺学习作坊……经过一系列动作，嵩口在年轻人的推动下名气渐渐传开。

嵩口新开的咖啡店

经过仅一年多努力，嵩口古镇就获评首批“中国乡村旅游创客示范基地”，是福建省唯一入选单位。如今，闽台合力探索的古镇复兴“嵩口模式”已成为住建部、国家发改委关注的实验案例，当地农业、老建筑、民俗、手艺等经济文化力量重焕生机。

用古法夯土墙重新复原的嵩口景点“鹤形路”。

负责嵩口“美丽乡村”规划设计的小伙子石浩男认为，以前乡村根源上是小农经济的熟人社会，如今在新的时代，这里发展出了新的生活生产模式。“嵩口的未来应该是一个很大的平台。”

“新农村建设”不是一个新鲜词汇。事实上，在中国的历史上，也不乏民间探索者，早在1908年，日本留学回国的米迪刚就在河北定县翟城村尝试乡村合作社和村民自治，更有“乡建先驱”梁漱溟、陶行知曾做过不竭探索。

无论成功与否，总有一批人寄情乡村，希望探索出让“乡愁”更美好的办法。

（刘亢、许雪毅、刘娟/文）

5.2“海丝·蟳埔”遗韵

福建晋江入海口，一座风情万种的小渔村——蟳埔村于此静卧千年，依然保留着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印记；与此同时，现代文明也冲击着这个被历史遗落的“活化石”。历史与现实在这个千年渔村实现了时空交错。

2018年春节期间，记者走进位于福建省泉州市的蟳埔村。村口处，一座座二层小楼鳞次栉比排列，小汽车鱼贯而入，乍看之下，这里与沿海的富裕乡镇并不二致。

沿着曲折、狭窄的村道走上百余米，另一番景致映入眼帘。头戴簪花围的蟳埔女挑着鱼篓匆匆而过，在泛着水汽的石板路旁，历经沧桑的蚵壳厝门口，三三两两蟳埔女或向来访游客贩卖刚刚捕捞回来的海鲜，或在自家小院娴熟麻利地敲剥海蛎。咸腥的海风徐徐吹过，空气中夹杂着一股氤氤花香，让人仿佛置身于梦中的桃花源。

蟳埔女独特的头饰是当地一道亮丽的风景，将秀发盘起，系上红头绳，梳成圆髻，穿上一支发簪，再用鲜花的花苞串成花环，圈戴在脑后，少则一二环，多则四五环，俗称簪花围。

春节期间，蟳埔女的簪花围更加繁茂锦簇，大裾衫的颜色更加喜庆明艳，信步渔村，犹如被一座座春意盎然的“小花园”所环绕。

背靠大海，蟳埔村村民世代以打渔为生，男人出海讨生活，蟳埔女便成了家里的主心骨，除了抚养子女、照料老人，还要在近海滩涂养殖海蛎，再拿到泉州各个集市叫卖。

蟳埔社区工作人员庄群介绍，近两年，来此旅游的游客络绎不绝，蟳埔村老一辈村民仍然过着讨海的生活，村里旅游业发展还比较薄弱。但与此同时，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已悄然间向小渔村渗透。

有着几十年捕鱼经验的陈昆龙是村里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去年，他将祖上留下的蚵壳厝重新翻建成一座别具特色的渔家休闲小院，平日里坚持晨起捕鱼，只有在周末或节假日才来招待远方来的游客。

红瓦白墙的蚵壳墙围起一方舒适的空间，几百年的历史皆浓缩在这座院子里。游客可以在这里品尝特色渔家菜，也可以戴上簪花围，身着蟳埔女服饰，下海挖海蛎。

蚵壳厝就是用蚵壳做的房子，宋元时期，从泉州出发的远洋商船从非洲或欧洲返航时，将沿途海岸上的大蚵壳装载上船，以稳船只重心运回泉州。这些跨海而来的蚵壳，后来被当地村民用来建造房屋。

陈昆龙介绍，早些年村里有近百座蚵壳厝，但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居住环境的改变，古老的蚵壳厝因年久失修逐渐被遗弃，为了保护好这些老宅，陈昆龙将被遗弃的蚵壳收集起来，存放在地下。“明年我计划将另外两座老宅也改造成民宿，以后游客还可以跟着我一起出海打渔”。

随着时代改变的还有蟳埔村年轻一辈。出生于1990年的王秀梅先后在英国和荷兰生活，2016年回到蟳埔村，与祖祖辈辈靠海为生不同，她做起了进口红酒的生意。

“我们这一代人大多受过良好的教育，选择更多，同龄人有到公司上班的，也有做老师的，很少有年轻人讨海的。”王秀梅说。

因为有国外留学的经历，王秀梅讲着一口流利的英语，每当有外国人来访，她常常被村里叫来义务讲解，只要有空，她从不推辞，几乎成了村里的形象代言人。“作为蟳埔女我感到很自豪，我很乐意把我们蟳埔村的文化讲给全世界听。”

2017年4月24日，一名游客在福建省泉州市丰泽区蟳埔村的蚝壳厝前游玩。（新华社发 / 张九强摄）

“蟳埔习俗是泉州千年‘海丝’文化的见证，而蟳埔至法石社区沿线更有真武庙、美山码头、美山天妃宫、文兴宫等许多‘海丝’遗迹。”当地基层干部介绍，为了挖掘利用好这一蕴藏丰富的历史人文资源，打造富有特色的文化旅游品牌，今年3月当地举办了首届“海丝·蟳埔”民俗文化旅游节，从不同侧面展现“海丝”丰泽的风采神韵与蟳埔女习俗的独特魅力，吸引更多的海内外游客。

如今蟳埔港难再复兴曾经“潮涨声中万国商”的盛景，但记载着时光印记的蚵壳厝，勤劳朴实的蟳埔女依旧延续着历史的脉络，从簪花围到明艳的大裾衫，还有她们裸足踩过的滩涂和礁石，都注定成为永远的风景。

（刘姝君/文）

5.3 千年古镇溢酒香

夜幕降临，赤水河静静流淌，一弯新月下的茅台镇灯光点点。

一千多年前，这里盐商聚集，也孕育了酱酒精魂。自从1915年茅台酒荣获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后，茅台镇更以美酒名扬海外，成为世人公认的“中国第一酒镇”。改革开放以来，茅台镇顺应时代发展，实现了历史性飞跃，完成了一次又一次华丽转身。

集镇换容，告别脏乱差

站在四渡赤水纪念塔前俯瞰，眼前民居、剧院、广场错落有致。走进杨柳弯街，酒香四溢，古色古香楼阁下，游客络绎不绝，处处都是别样“芳容”。

漫步其中，不时有酒罐车和高粱运输车呼啸而过，三五个背篼，正把一箱箱白酒装入各地牌照的大货车上。沿途的专卖店、小酒作坊鳞次栉比，除了包装精美的“茅台”“赖茅”“国台”等品牌白酒外，一个个装着散酒的千金大酒缸，让人们仿佛置身于武侠世界的江湖中。

然而几年前，茅台镇给客人的印象还是拥挤不堪、污水横流、垃圾遍地。为了改变茅台酒香、茅台镇脏的面貌，一场城市蜕变的大幕拉开。

2012年，贵州在全省首届小城镇发展大会上提出，要把仁怀市茅台镇建设成为“贵州第一、全国一流、世界知名”的文化旅游名镇。

按照“一年出形象、两年大变样、三年基本建成”的思路，茅台镇拟定了“产业壮大、环境整治、交通疏解、旅游开发”等71个项目，总投资达256.89亿元。

在初期，不少人也不理解，认为是表面文章、“形象工程”。面对质疑，当地干部在群众的支持配合下，用真心诚意成功化解了一个个矛盾，先后征地上万亩，搬迁7000多户村民。

产业调整，走出小散弱

茅台镇是“国酒茅台”的产地，范围内酿酒企业超过数千家，白酒品牌超过3000余个。

2014年以来，茅台镇不断完善酒企管网改造、煤改气和品牌保护等工作，整顿规范地方酒类企业400余家，取缔关闭非法白酒生产企业、作坊120家，污染企业66家。

“在2013年经历深度调整期，那是过紧日子，最难的时候。”仁怀市酒业协会执行会长吕玉华回忆说，以前是皇帝姑娘不愁嫁，中央的宏观调控出台后，我们积极组织企业参加各类推介会、展销会，帮助开拓市场，招商引资签约资金百亿元。

据了解，目前镇域内资产规模上亿的酒类企业有10家，千万以上的有50多家。全镇有数万名农村劳动力转变成为产业工人，切实增加了百姓收入，提高农民生活品质。

统计数据显示，2017年，茅台镇完成地区生产总值558亿元，工业总产值532亿元，地方财政总收入10.107亿元。酒企工业产量完成22万千升，其中茅台酒厂6.8万千升，地方酒厂15.2万千升，实现经济价值数千亿元。

1982年5月，茅台远眺。（钟正刚摄）

观念更新，迎“酒旅”融合

从环茅南路盘旋而下，穿越千年、有着美酒河美称的赤水河静静流淌，当地民宅大多沿江而建。茅台镇的人，一出生就和酒结下了不解之缘，家家户户，几乎都靠着一个“酒”字来生活。

2016年5月，贵州省第十一届旅游产业发展大会在茅台镇成功举办，从此拉开了茅台旅游的繁荣市场。

当地居民捕捉到新兴的市场，有的开文化民俗店，有的做特色文化餐饮，有的办精品主题酒店，一个“酒+旅游”融合发展的古镇正逐步成长起来。

随着发展步伐的加快，一张张闪亮的名片出现在世人眼前：第一批中国特色小镇，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中国十大品质休闲基地、中国综合实力百强镇……

“产业发展与集镇建设互动，人居与自然和谐共生，科技与人文交相辉映。”茅台镇负责人这样描绘如今百姓富、生态美的图景。

时下，每当华灯初上，茅台镇时常有精彩绝伦的“水舞秀”表演，使千年古镇犹如一幅“清明上河图”展现在世人的面前，令人心旷神怡……

（向定杰、钟正刚/文）

2016年4月，茅台远眺。（蔡海红摄）

5.4 靖港借水复兴记

“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唐代大历初年，在安史之乱中饱受流离之苦的杜甫漂泊到长沙，偶遇音乐大师李龟年，感世伤时之余提笔写下了这首传世之作。

斯人已去，弦歌不绝。唐文化史上的这段佳话，至今仍在湘江边那个当年就叫靖港的古镇流传不绝。历经千年沧桑和数度盛衰，这座湖湘水乡古镇的身姿分外优雅。在抚平岁月风尘和兴衰转换的阵痛之后，因水而兴、因水而衰，继而借水复兴的靖港，如今又站上了一个新起点。

“有风也不走”的“小汉口”曾因水而衰

20世纪70年代的靖港古镇保健街。（新华社发）

千里湘江，奔流不息，蜿蜒北去。

从长沙橘子洲大桥出发，沿着湘江西岸，驱车一路北行约40公里，就到了靖港。这里所属的长沙市望城区是雷锋的家乡，湘江穿境而过，北通洞庭长江，南接潇湘南粤。

青石板的斑驳路面、明清风格的湖湘民居、波光潋滟的天然河港、刚吐出新芽的临水垂柳、坐在街角晒太阳的老人、三三两两走过的游人、沿路不绝于耳的叫卖声……穿行在靖港大小街巷中，生活气息很浓，商业味道不重，能满足你关于江南水乡古镇的很多想象。

熟悉靖港“身世”的老人说，靖港原名芦江，历史上处在湘江与沩水交汇处。唐朝大将李靖曾驻扎练兵于此。李靖善待百姓，百姓德之，古镇始称“靖港”。

在水运兴盛的年代，靖港有着“小汉口”的美誉。商贾云集，店铺相连，湘米、淮盐、花生、园茶、蚕豆、禽蛋、绸布、棕麻等踞此集散。“船到靖港口，有风也不走”，就连见多识广的过往客商船工，到此都流连忘返，乐不思蜀，可见靖港是如何繁盛一时。

2018年3月15日，靖港古镇的半边街。（新华社发 / 薛宇舸摄）

喧嚣繁华总有雨打风吹去的时候。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靖港迎来了自己的一次命运逆转。由于水患严重，沩水在河道治理中被人为改道，改由靖港南面的新康乡汇入湘江。“江口”地位骤然失去，那来自沩水上游的“乌舡船”和来自湘江的过往船只，无法再进靖港，古镇顿时走向衰落。

致命的“二次打击”发生在2000年前后。其时，原本红火的县办企业和乡镇企业没能经受住市场竞争冲击，相继关停并转，工人大量下岗。靖港居民迫于生存压力，陆陆续续离开靖港到长沙或其他地方打工。

古镇最后的荣光，荡然无存。

“活着的古镇”成湖湘文化品牌

2011年5月，望城撤县建区，成为长沙市第六区，千余平方公里的发展空间被寄予厚望。在淡出人们视野10余年后，沉寂已久的靖港终于迎来了新一轮历史发展机遇。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成为国家战略。望城当时的决策者们研究认为，如果走“摊大饼”式发展老路，既难以避免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城市病”，也会加重农村凋敝等问题，因此必须走新型城镇化道路，重点发展小城市、小城镇、小村庄。

在这样的背景下，包括靖港在内的湘江古镇群落复兴被提上日程。一位参与靖港开发的亲历者说，“当时整合了农口、交通、文化等渠道的资金，先期投入600万元，然后争取上级发扶持资金，投入到古建筑修缮和基础设施配套，稍有起色后，社会资本就来了。”

修旧如旧，是修复靖港风貌的“金规铁律”。当地干部和居民很庆幸，靖港没有盲目地大肆拆旧建新，简单克隆。而是以部分留存完整的古建筑和镇上老人的回忆为参考，请镇里匠人逐户设计，逐户恢复，原本本、绿油油、水灵灵地保留了这座湖湘历史文化名镇的特色和风貌。

置身于靖港，你会发现这是一个活着的古镇：漫步半边街的垂柳下，挑一处茶座歇脚，吃一碗香气扑鼻的糯米甜酒，来一杯韵味悠长的芝麻豆子茶，跟叫卖小吃的老娭毑（长沙对老妇人的俗称）聊聊街面上的掌故，仿佛有一种时光穿梭倒流的感觉。

能叩动人们心弦的靖港，引来了纷至沓来的寻访者。古镇的复兴，产生了强大的溢出效应。在靖港周边，湘江上下游还星罗棋布地分布着一些各具文化底蕴的古镇。在靖港示范带动下，尝到甜头的望城又趁势打造修复了乔口渔都、铜官陶城、新康戏乡，如今湘江古镇群落已经成为最具号召力的湖湘旅游休闲文化品牌。

芳华再现后“原住民”有了优越感

早春三月，再来靖港。此时，春风已吹盛繁花，来访者尽可将都市生活的焦虑和忙碌暂且放在一边，安安静静地感受一份“陌上花开，可以缓缓归矣”的淡然闲适。此时的靖港，已经洗净风霜，再现芳华。

65岁的老易是我们在靖港碰到的原住民。老易告诉我们，20世纪80年代初，他的父母从国营饮食店退休后，趁着改革开放的东风，重拾祖传的老手艺“杠子面”，在街边摆摊卖面，1毛2一碗，刚开始每天也能卖二三十块，90年代他接手后，却慢慢做不下去。

“街面上很久人都看不到一个，全走光了。”老易说，“古镇复兴以后，我们一家就回来了，重新打出了祖传‘怡华楼’的招牌，两个儿子一个卖手工米粉，一个卖手工面条，平时每天能卖三四千，高的时候能卖上万，现在‘杠子面’还入选了望城区非遗名录。”

寻访至远近闻名的靖港李氏香干作坊内，第五代传人李鑫民说，现在靖港李氏香干产量已从他父亲那时的300片，增加到了现在的1000余片，但依然供不应求，如果不提前预订，过了中午就买不到了。为了保持最正宗的味道，他至今坚持一片片手工捏制。

在靖港镇党委书记李志钢看来，靖港古镇的复兴既让百姓获益，也让政府得利。古镇开发之前，一栋民房卖5000块钱还没人要，现在出价一百来万房主根本不愿意出售。古镇复兴前的2006年，区里只给靖港下达了1万元的地税任务；2017年，靖港财税收入达到了3650万元。

“我从小在靖港长大，小的时候镇里来了辆吉普车，小孩子都要追着看稀奇。有的人家装了盏电灯，还要在墙上挖个洞，一盏灯照两个房间。”李志钢说，“你难以想象，现在靖港人讲起‘我屋里是靖港的’，言语中居然还透露着很明显的优越感！”

2018年3月15日，航拍的靖港古镇。（新华社发 / 薛宇舸摄）

（苏晓洲、刘良恒/文）

5.5 迪庆藏区的三组照片

盘坐在地上学珠算、站在野地里衣衫破旧的人们、房屋稀疏人烟稀少的古城一角……“凝固瞬间，见证历史”。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华社播发和收藏了一批反映今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当时的生产生活、社会风貌的照片，留下了那个时代的“容颜”。

记者从中选取了三张照片，按照片所拍摄的地点和内容故地重访，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时光变迁，一切都今非昔比，一些老人用“天翻地覆”来形容，“沧桑巨变”等词不断被提及。

抚今追昔，巨变令人感慨不已。

稀疏房屋VS旅游“明珠”

“变化太大啦!这里是我舅家生活的地方，靠山脚的这片地是他家的麦田。”现年75岁的退休干部祁继光看照片时很激动。小时候，他常在照片拍摄的区域玩耍，还在照片中的小学上过学。他回忆，当时大家穿的是自己织的麻布衣，吃饭用木碗，几乎家家欠债。“过年时才能吃上大米饭，‘穷’和‘冷’让人印象深刻。”

根据1997年出版的《中甸县志》记载，1957年至1977年，约80%的城镇居民生活消费水平相对较低，居民中有能力购买自行车、收音机、照相机者极少。1950年至1970年，城镇居民中一般家庭只有一两只木箱，装衣物被褥用，部分家庭有碗柜、食品柜等生活用具，居室一般较简朴。1975年前，农村家庭除极个别有一两床褥子，或有一两个镶银木碗外，无自行车、手表、收音机等现代耐用消费品。

独克宗古城建城历史距今1300多年，是“茶马古道”上的重镇。古城管委会党组书记松建华说，老照片反映的古城当时有300户左右人家，现在超过1200户，当年群众生活可以用“穷、苦、泪”来描述。

“吹拉弹唱，打球照相。”他幽默地描述自己退休生活。退休前，他是州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写了10余本书。他回忆说，当年“没床睡，没棉被盖”的日子一去不复返。“如果父母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那该多好。”祁继光眼角有些泛湿。

祁继光当年就读的小学现已更名为独克宗小学，已搬到百米开外的新址。校长唐向阳说，学校有了现代化的教学楼，配备了多媒体教学设施。电脑培训室、图书阅览室、少年活动中心等一应俱全，学校还开展了电子舞蹈、书法绘画、科学实验等兴趣活动。

上图：1951年11月，云南中甸藏族农村景色。（资料照片）

下图：2016年3月22日，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市建塘镇独克宗古城和远处的新城一景。（蔺以光摄）

1950年11月，中央西南民族访问团来到云南小中甸访问，受到藏族群众的热烈欢迎。这是参加访问团欢迎会的藏族群众（资料照片）。

环境变了，孩子们生活也有了保障。午饭时间，孩子们高兴地享用着“免费午餐”。“免费午餐”是“高原农牧民子女学生生活补助”惠民政策在独克宗小学的一个实现方式，学校把补助以企业托餐形式为学生提供午餐，每餐三菜一汤，一荤两素。“经济社会发展让教育事业切实受益，学生的营养状况、学校教学条件和环境等都得到改善。”唐向阳说。

在古城月光广场上，许多游客在广场上用自拍杆拍照，出售纪念品和拍照的商贩也不时地向游客推介生意。广场一侧的停车场停满了旅游车，陆续有成群的游客下车走进古城。松建华说，大家当导游，开客栈，做工艺品，搞农家乐，旅游的发展让古城变了样。

据香格里拉市建塘镇介绍，2015年全镇农村经济总收入达1.65亿元，同比增长17%；农民人均纯收入达8178元，同比增长14.7%。去年，建塘镇共有乡镇企业105家，民营经济营业收入达9.85亿元。

贫穷落后的乡间VS现代化“时髦”小镇

“这是那个时代的普遍情况。”祁继光认为这张老照片反映了当时小中甸群众生活的状态：缺衣少食，衣服大都是自制的麻布衣。照片里的人们衣服破旧，这令成长在新时代的小中甸镇镇长张林震惊不已。“当年穿的衣服，现在可当垃圾一样丢掉；以前生病时才吃大米，现在随时都可吃上；那时过年时才吃的‘珍馐’，在现在很常见。”张林说，爷爷等长辈是靠打零工，走马帮，才能勉强维持生活。“变化可谓翻天覆地。”现在的小中甸镇可以说“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许多人家买了汽车、卡车，最富的人资产上千万元。“现在的好日子岂是当时所能比的呢？”张林说。

走进现在的小中甸镇，一条宽阔的水泥路穿镇而过，街旁立着高大的路灯，超市、服装店等铺面不时映入眼帘。镇上的农贸市场里，各类蔬菜、肉食品类繁多，卫生环境干净整洁，群众往来购买，秩序井然。

在一家银行营业厅门口，一个身穿皮衣，眼戴黑色大墨镜的时髦年轻人正和同伴在商量贷款准备做买卖。见到记者，他把大墨镜抬到头顶说，现在政策好，给大家的发展带来了机遇。

2016年3月23日，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市小中甸镇团结村的妇女。（王长山摄）

打算盘VS用电脑

82岁的余志成说，他记忆中，当时大家读书少，文化水平不高，学珠算当会计可是让大家羡慕的事儿。一个村子里会珠算的就那么几个，初中毕业生在村子里都堪称“高级知识分子”。“当时吃穿都很简单。”

据1997年出版的《德钦县志》记载，职业教育方面，新中国成立前，德钦未开办过职业教育；新中国成立后，除开办了几所较为正规的职业教育学校外，在20世纪60年代还办过一些短期职业教育学校。1965年至1967年，由县手工业联社办了两期技工培训班，分基建组、缝纫组、皮革组和砖瓦组，两期学员共45人。

当时，余志成是生产队车把式，赶着三匹骡子拉着的大车，从中甸县城拉粮食要好几天才能到德钦县城。那时一年收入不高，现在他家年收入几万元。“生活好多了，低保、养老保险，上学不花钱，退耕还林有补助……”他掰着指头细数国家好政策。

（王长山、侯文坤/文）

左图：参加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举办的会计训练班的藏族学员在学习珠算。（1961年11月发，资料照片） 右图：2016年3月22日，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市独克宗小学几名藏族学生在上计算机课。（蔺以光摄）

“打算盘？真难以想象。”28岁的德钦县人社局财务室会计魏霞，穿着时髦的羽绒服坐在电脑前处理账务，看到老照片时，她一脸惊诧。魏霞毕业于昆明学院经济系财务管理专业。经过4年的专业训练，她对财务管理熟稔于心，并能熟练地运用各种财务软件。

魏霞没学过珠算，只是作为历史了解过，现在她用电脑操作。“那一代人用珠算真是不容易，我们用电脑是享受了科技发展的好处，而未来，必然还会超过我们这一代。”魏霞说。

近年来，以下岗失业人员、农村剩余劳动力以及初高中毕业生为重点，德钦县大力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培训内容包括烹饪、种养殖技术、农用器具维修等，当地每年都会有3500多人进行岗前培训。

德钦县人社局副局长瞿梅芳说，现在全县有专业技术人员1680多人，每年都通过就地培训、转移培训、引进培训，还有学校的专业培训等方式，培养人才。“时代不断发展，我们的培训工作也将不断推进。”

5.6 从归震川旧里到“中国汽车第一镇”

记得曾经读到过一篇回忆性的散文，是原籍为沪郊嘉定安亭的老翻译家李金波在20世纪80年代写的。当时他在文中就说道：这个认明代著名文学家归有光震川先生为“乡先贤”的沪上古镇，“现在是上海市的卫星镇，而且是一个初具规模的汽车城了”。

时间又过去了30多年。如今，嘉定安亭已是“中国汽车第一镇”，在全国已推出的国家级特色小镇名录中，独以汽车产业为特色，可说是“特色中的特色”。

1984年，安亭镇镇中心。

翻开嘉定安亭的“汽车发展史”，可以梳理出一个清晰的“脉络”：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凤凰牌”“上海牌”等国产轿车品牌从这里诞生；80年代初，中德合资的大众桑塔纳由这里实现流水线式规模化量产。在立足汽车生产、研发和贸易的基础上，安亭更广延至汽车博览、教育、运动和文化，正在打造成为有世界影响的“全产业链+全价值链”的现代化国际汽车城。

老翻译家在“梦里忆它千百度”的家乡忆旧中提供的那一条“由归震川到汽车城”的“历史线索”，到了安亭的实地上来一看、一想，便马上感觉到毕竟是“故乡人最是理解故乡事”：在安亭，传统与现代“那么友好地相处在一起”。传统从未拒斥现代，现代亦未忘记传统，传统与现代在打通中“彼此尊重”。

就像老翻译家在文中所记述的：“震川先生可算是半个安亭人。因为他的老家是在昆山，而他夫人的母家却在安亭镇上。有时候他就到安亭来住上一段辰光，因此震川先生也被安亭人承认为这儿的‘乡先贤’了。后来就在镇的边上，出现了一座纪念他的建筑物——震川书院。”这个震川书院，如今在安亭不仅依然好好地保留着，而且还是大家觉得“神圣”和向往之地。这里面反映出来的，是这一片古老的土地上，对于贤明、“好的东西”的一派“服善”之诚，或者换言之，就是一种诚恳的“学习精神”。学习精神，也就是一种开放明达的精神。

有一次，与上海国际汽车城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施敏聊天，他是国内的一位“老汽车人”，大学里读的是汽车，学校毕业后在天津搞汽车，到上海、到嘉定、到安亭，已是2000年之后了。不过，他说，他遇到了“中国汽车最精彩的一段”。他一到安亭，即全程参与筹建上海国际汽车城。“现在回过来想，这实在是太重要的一步。”老施郑重地说。

如果说，中国汽车没有停留在“进口汽车组装”这一起步环节上“享清福”，那么，建设汽车城的决策，可以说是其中一项重要的思路转型。只有一点一滴地向全产业链、全价值链扩展，才能形成一个最大的产业、社会和文化舞台，成为国际的“汽车”中心平台，各样的“好东西”、各种的“好想法”都能够汇集在这里，互相碰撞、重组和融合。

当我们问老施：“上海的汽车城为什么会放在嘉定安亭？”他好像早料到了这个问题，也早已思考过这个问题，脱口而出：“看似偶然，实有必然。”地理位置、区位优势、与上海城区的紧密程度，当然都是重要的考虑因素，不过，这一片土地上的那一种“服善”之诚和开放学习的精神，却无论如何也是一种无形的推动。

翻阅安亭镇改革开放以来积存的经济社会资料汇编，其中有不少篇，都是叙述了一些那样传统、质朴的村庄，面对“家门口”突然而至的那样先进、似乎“高不可攀”的汽车业巨头，没有排斥，没有畏缩，也没有自惭形秽，而是好奇，认真、虚心和诚恳，并且那样的善于开动脑筋。

上海大众所在的安亭塔庙村，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起，就接受上海汽车产业的生产布局，几代村民中，都有不少被安排在汽车厂工作。这些村里的“汽车人”，他们身上的技术和手艺，塔庙人都是视作村里“共同的财富”。当改革开放使经济要素流动起来之后，塔庙村与上海大众之间的“墙”很快就打通了，村干部的恳切和热心，让现代化大企业也很快感受到中国乡村内在的热力和活力。上海大众的“外溢”效应，让塔庙村活起来了，村可支配资产的年收入已突破亿元，村办集体企业已发展到上海市外设分厂，成为上海大众A级供货商企业。而且反过来，塔庙村也成为一个“缩影”，使得上海的汽车业，从汽车产业基地转型为全产业链、全价值链的汽车城，有了一个生动的“注脚”。上海大众与塔庙村之间的“拆墙”，正是汽车生产与汽车研发、汽车贸易，以及汽车产业与汽车社会、汽车文化之间种种“拆墙”的第一步。

安亭人注定不喜欢“筑墙”，而是诚恳虚心地“拆墙”，这是由这一派土地上从“震川书院”一脉而来的“服善”之诚和学习精神所决定的。一个人只有真心实意地明白别人好在哪里，才能反过来真正“读懂”自己好在哪里，也才会让别人来真心实意地明白“你好在哪里”。全球化的当今世间，“拆墙”太可宝贵了。

安亭镇的负责人说起了一个故事：当时在上海国际汽车城引入F1赛事，新建上海F1高标准赛道。中国人第一次那样热心和诚恳地“拥抱”国际汽车文化和运动的“顶级精华”，外方设计师在实地切身地感受到了。他的内心也对中国文化完全开放了，对中国元素是那样地热心和敏锐。甚至有一次，他随意地到上海豫园去游玩、散步、吃小吃，也不忘细致地观察和收集中国园林的独特美感，最后融合到上海“申”字形F1赛道的设计方案之中。中国、嘉定、安亭的“服善”之诚，也让“老外”成为“安亭人”。

如今，中国上海国际汽车城，已成为全球电动车和智能网联汽车的一个重要全球性“节点平台”，悄悄地形成了“三个全球领先”：上海成为全球新能源车保有量最大的城市、上海成为全球新能源车分时租赁规模最大的城市、上海嘉定建成全球领先的国家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区域。嘉定近来有一句话很流行：过去汽车改变了嘉定，未来嘉定也许能给汽车业的改变有所贡献。语气中，还是不改那位安亭的老翻译家所概括出的这一股“服善和学习”之诚。最近，老翻译家的一位侄子，退休之后叶落归根，回到安亭老家，用自己平时收集起来的大大小小古今中外的钟表，建起了一座“大来时间馆”。时间当中，有变更有不变。对故乡的情义，以及故乡“泥土里的东西”，永远不变。

（李荣/文）

2018年，安亭镇镇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