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篇 改革地标

左图：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位农民按下红手印的“包产到户”契约。（资料照片）

右图：2015年10月10日，在甘肃省陇南市武都区一家电子商务交易运营中心，一名工作人员从印满了各个乡镇农村电商二维码的“电商墙”旁走过。（陈斌摄）

1.1“红手印农民”严宏昌

离安徽凤阳县小岗村村民文化广场不远，有一栋三层小楼，墙壁颜色深浅不一，这是“大包干”带头人之一严宏昌的家。这里40年前是一间茅草屋，20世纪80年代盖起了平房，此后几乎每十年，房子就加盖一层。

“是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当年亲手起草生死契的严宏昌坐在宽敞的客厅里回忆。

现在的生活比蜜甜，但那段饿肚子的苦涩岁月，严宏昌仍记忆犹新。1969年，上高一的严宏昌像往常一样回家带粮食，结果发现父母和弟妹们已经不在家中。“邻居说，父亲已经带着孩子到滁县那边要饭去了，家里实在没吃的了。最后，我就坐在家门口，哭了。”第二天严宏昌也不得不跟着村里人开始要饭，从此告别了学校。

“要饭丢人呐！别人要饭我总是跟在后面，肚子空空，自尊心却没丢。有时讨饭张不开嘴，干脆就吃菜地里剩下的萝卜头，寻着村庄里最偏僻的单户讨要食物，想着丢人就丢一家。自己年纪轻轻去乞讨，怎么都说不过去啊。”

要饭的生活持续到了70年代。严宏昌在村子里读书最多，他开始思考，是什么造成了全村人穷困潦倒？他认识到，“大锅饭”是饿肚子的根源。当时农村实行人民公社制度，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低，农业效率低下。

1973年，严宏昌开始外出闯荡，从修铁路抬土方开始，组了一只建筑队，沿着铁路线建房子、修桥梁。1978年，严宏昌又被当作能人请回了小岗村。

“回来压力很大，怎样才能让村民吃饱饭，过上安稳日子呢？”他清楚地记得，在自己当选队长后，60多岁的老社员关廷柱对他说的话。“宏昌啊，我们小岗就看你这一下子了。哪怕给我们一天弄两顿菜稀饭，叫我们不要饭我们就知足了。我想喝一碗洋面浆子，想了十年我都没喝上嘴啊。”严宏昌听了心里难受。

上图：这是严宏昌（左四）一家人在1980年拍摄的照片，左一是严余山。（新华社资料图片） 下图：严宏昌在村里第一个买了拖拉机。（新华社资料图片）

上图：2018年3月23日，严宏昌(左)和儿子严余山在小岗村友谊大道合影。严余山是小岗村党委委员，他希望能传承父辈的改革精神，为小岗村新一轮的建设添砖加瓦。（新华社记者张端摄） 下图：2018年2月8日，在安徽凤阳小岗村，村民在“大包干”带头人严宏昌（左）的店里取快递。这些年，“大包干”带头人严宏昌和家人做起了农村电商。

在严宏昌当上村长的1978年，凤阳发生百年未见的大旱，几乎颗粒无收，农民们大规模地外出讨饭。严宏昌从父辈了解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小岗农民的生产一度干得很好，一年能收十几万斤粮食，还有余粮交给国家。他还注意到农民在自留地上的生产积极性很高，一亩自留地上种出的粮食，胜过生产队二十亩地。他最后下定决心，要分田单干。

1978年的冬夜，在一间破茅草房里，严宏昌和十几个农民，神情严肃地在一张字据上按下红手印，把村里的田地分给各农户。就是这一举动，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乃至全国改革开放的序幕。

按下红手印的严宏昌当时不会意识到，他和村民们的抉择其实触碰到一个重大而基本的问题——“包干到户”调整了生产关系，改变了原有的分配方式，极大释放了蕴藏在每个人身上的生产力。

次年秋天，小岗迎来大丰收，整个生产队粮食总产13.3万斤，是前10余年产量的总和，一举结束20余年吃国家救济粮的历史，并首次归还国家贷款800元。穷思变，变则通，这是改革蕴藏的既深奥又简单的道理。

党的十八大以来，小岗村迎来了发展最快的时期，特别是自2016年实施“三年大变样”行动后，小岗迎来快速改革发展期，沈浩纪念馆、村民文化广场、百亩葡萄示范园等“红色符号”和生态景区相结合的旅游线路，让这个小村庄跻身国家4A级景区，每年吸引几十万游客来探访“改革第一村”的新貌，汲取改革的精神。

“改革标志，幸福小岗”是未来的定位：“国家5A旅游景区、全国研学旅游示范基地、国内知名特色小镇、皖北乡村旅游典范”是小岗的发展目标。在现有红色经典基础上，小岗还将建设一批特色民宿和“大包干田园”等观光休闲农业。这是小岗村在新时代的“乡村振兴”蓝图、也是小岗人眼下正忙活的“大事”。

2017年小岗实现村集体收入突破820万元，农民人均收入比2012年增长70%以上。2018年伊始，严宏昌领取了小岗村第一次集体经济收益股权分红，他最大的期盼是小岗在未来能从国家“输血”更多地转向自身“造血”，向“全面小康”冲刺。

（张端/文）

1.2 华西住房往事

初春，漫步华西，蒙蒙细雨中，树木青翠，花香带露，江南村落那份烟花三月的景致依然留存。不过，最令外人艳羡的还是那错落有致的欧式别墅，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现代时尚的文体活动中心。

“与建村时相比，那变化真是太大了，像做梦一般。”回首往事，1954年出生的江苏省江阴市华西村民赵志秋感慨不已。“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一切，在过去想都不敢想。”

赵志秋小学毕业后就参加工作，经历了华西从贫穷落后到‘天下第一村’的每一个发展阶段。几年前，他从村办企业退下来，后又被华西村民推选为村委会副主任。

在赵志秋的记忆里，房子的更新迭代就是村庄发展的“年轮”。一家6口人住上华西第一代公寓房的时间，他至今仍清晰记得。那是1969年，在村里统一规划建设下，他们家盖起了6间房，共约180平方米。

“之前，一家6口人挤在一个约30平方米的小房子里。哥哥到了结婚年龄，却没有房，家里那叫一个急。”赵志秋说，“好在这时，村里开始了‘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

至今，华西村还保留了三间这样的公寓平房供游客参观，青瓦白墙，窗户不大，房屋不高，一户两间，一字排开。在今天看来，这样的住房实在过于简陋，但在当时却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标杆。

华西村第一代公寓平房。

1961年建村时，华西是江阴有名的穷村，地少人多，还被水洼河沟分割成1300多块。当1964年华西提出要建设一个“社会主义新农村”时，周边村都笑话他们是“吹牛大队”。

“可我们还就是把这牛给‘吹’起来了。”赵志秋说。从1965年开始，一直建设到1973年，村民按照村里统一规划，陆续都住进了第一代公寓平房，大队下辖的12个自然村落实现了集中居住，彻底告别了土坯房、茅草房。

“那时经济条件差，木材短缺，有人家把做棺材板的‘阴木’都用来建了房。”赵志秋回忆说，“我家在1969年虽然住上了村里统一规划的公寓平房，但也还了两年多的债。”

1980年，赵志秋结婚，后来又有了自己的小家庭。1982年，这个三口之家的小家庭就住上了村里统一规划建设的第二代公寓房——“火车楼”，楼上一间，楼下两间，共约120平方米。

所谓的“火车楼”，类似于城市里的“筒子楼”，二层高，长长的一排。不同的是，各家都设有上下楼的楼梯，一般是楼上一间楼下两间或楼上两间楼下一间，由此华西人住上了和城里人一样的楼房。“火车楼”从1975年开建，一直建设到1985年。

改革开放前，华西通过兴办副业，积累了村庄发展的“第一桶金”。改革开放后，华西如鱼得水，村庄经济噌噌地往上走，到1988年，率先成为江苏第一个“亿元村”。此时，村民对住房也有了更高的期盼。

1986年起，华西开始筹划建设高3层、每层3间的别墅。之后十年，约350栋别墅陆续建成，全体村民都住上了别墅，至此华西成为中国第一个“别墅村”。

大概是“第一”的记录太多，第一个“电视村”、第一个“电话村”、第一个“空调村”、第一个“汽车村”……对赵志秋而言，住上别墅却没有之前住上第一代公寓平房那么激动。“现在房子多了，都住不过来了。”赵志秋说。

华西村第二代公寓房。

如今，赵志秋和村民们住的是2000年后村里建设的第二代带花园或游泳池的欧式别墅，面积达500多平方米。2017年，他又买了一套更大的别墅，加地下室共约650平方米。“我现在添了孙女和孙子，有这两套，也差不多够了。”赵志秋说。

“衣、食、住、行”是百姓生活基本需求。温饱阶段，“衣、食”优先；迈向小康，与“住、行”相关的“房、车”更受关注。作为中国村庄发展的一面旗帜，华西村也不例外，其发展一直紧扣村民需求。

到华西旅游参观，那些将各家各户连起来的长廊，令人印象尤为深刻。这些长廊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修建的，有大有小，大长廊有约1000米，可通行汽车；小长廊据称有万米，通向每家每户。

“今天来看，这些长廊不利于汽车通行，也不美观。但在当时，村里就一个朴素想法，满足村民下雨天出门不用打伞、不湿鞋的愿望。”赵志秋说，“可谁也没想到，时代变化太快，1993年，村里就购置了第一批汽车。”

“发展为民”的思想一直贯穿于华西发展的整个历程。这一点在华西村党委、村委办公场所的选择上体现得更为突出。

这是2018年3月13日拍摄的江苏省江阴市华西村

那是一栋修建于20世纪70年代的四层楼。建成时曾是村里最高、最“豪华”的楼，原是村办学校。后来，村校几经搬迁，这栋楼就空置下来，十多年前，开始用作村两委办公场所。

华西的大楼不少。1996年后，华西相继盖起了十座塔形大楼，其中1996年落成的金塔高达15层；2011年，龙希大楼建成，这是一栋高328米、与北京国贸大厦比肩的大楼，内设超五星级酒店；2016年，华西文体活动中心落成，拥有可容纳2500人的大会堂、一流的国际影院和健身房，还有可举办大型赛事的室内篮球场。但是，村两委的办公地点依然放在了那栋70年代修建的老楼里。

“直到前年，这地还是水泥地。去年才粉刷了一下，铺上了瓷砖。”赵志秋说。拥有自己的装潢公司，还在非洲开采高端石材的华西，并没有利用自身产业优势，为村两委的办公场所“打扮”一番。

在紧扣群众需求的同时，华西建筑也有与时俱进的一面。

金塔是早期华西标志性建筑。许多外人不解，华西为何要将楼修成塔的形状，外形多土气啊。其实，那时华西建设的中坚力量都是从农业时代成长起来的，在他们朴素的思想中，塔是吉祥的象征，所以他们选择将楼修成了塔的外形，既实用，寓意又好。

进入新世纪，因土地资源紧张，华西投资30多亿元，建起了74层高的龙希大楼，向空中增地。楼层高，装修和陈设又极尽奢华，这栋大楼一度遭受各方质疑，不过，它还是为华西带来了源源不断的游客，成为华西标志性建筑。

这些年，华西建筑更低调、务实，但设计感、现代感十足。文体活动中心是最好的例证，这个投资2亿多元、如同打开的一本书的建筑，外形现代，内部布局合理、实用，已成为村民休闲健身的主要活动地点。

打造一个“农村都市”，是华西下一步的发展目标。这个“农村都市”什么模样？华西还没有向公众给出一个答案。

“如今，华西35岁以下年轻人基本都有大学学历，许多人还有海外留学经历。”赵志秋说，“他们是未来村庄建设的主力军，村庄建设也必将更符合他们的‘口味’。”

（朱国亮/文）

1.3 向着改革的朝阳

广袤的成都平原上，曾烙印着一代代中国人吐故革新的足迹。如大禹治水、如丝路起源……每一次变革，都为中国的崛起和前进，开辟着新的方向。

而今，在曾孕育出三星堆灿烂文明的广汉大地上，又有一座小镇，在20世纪80年代初，冲破思想的桎梏，第一个摘下“人民公社”牌子，将自己与共和国的改革紧紧相连。

这座小镇，就是广汉向阳。

且让我们回溯历史，进入1976年的相框。

钟太银，时任向阳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他家吃不饱饭，6岁的小女儿钟敏饿得营养不良，被叫做“干虾儿”：“顿顿稀饭，一吹一个浪，一喝一个凼。风都能把我刮走！”

渴望灵活自主，广汉开始悄悄进行承包试点，解开了农民被捆住的手脚。但人民公社制度，是三面红旗之一，让农民们始终害怕，不敢放开手脚。

连续几年偷偷摸摸搞承包之后。1980年3月，广汉县委悄悄传达四川省委会议精神，决定摘下公社牌子。

钟太银晚上偷偷写好“向阳乡人民政府”的牌子，藏在办公室，黑着脸回家逼老婆孩子离婚。这可是冒着“取消红旗”杀头的风险！

婚最后还是没离成。钟太银第一个摘下了人民公社的牌子，党和政府的改革更摘下了人们心里的恐慌。广汉向阳成为“改革第一乡”，中国掀开了新的一章。

40年过去，“干虾儿”钟敏长得圆圆乎乎，从事乡镇文化工作。曾经的向阳仅有一条狭长街道，是农业公社，借着改革春风早早起步，如今初步实现了工业化和城镇化，39平方公里内集聚了3.5万余名居民，产业吸引务工2万余人，名列四川省工业特色镇之一。

绝大多数村民都已成为城里人，住房从农村变成了小区，分享着时代进步的幸福。瓦店村80岁村民宫斗莲，住的农民新居内休闲器械齐全，小区树荫底下，车位众多。她按月领取1300元社保款项，还用土地款给儿子买了一辆汽车跑运输。

曾经为了一口吃的操碎了心，而如今的向阳镇，大家基本都不种粮食了，但粮食却源源不断地朝着向阳而来——这里有国内知名的食品加工企业“米老头”，年销售额过10亿元，每年需求面粉上万吨，大米5000吨！其员工六成以上都是向阳本地人。产品甚至在国外超市都上架销售。

过去的向阳（穷苦群众）

1980年4月8日，广汉摘牌老照片。（新华社记者刘前刚摄）

今天的向阳（全镇鸟瞰图）

如今“米老头”的粮食基地规模在周边县市总量已达30000余亩，惠及农户 6000 余户，推行订单农业，每年与种植农户签订订单种植合同，对订单小麦以高于市场价0.1 元/公斤进行收购。既保证了原料的供应和品质，又带动了上游产业链发展，推动了周边地区现代农业发展。

全镇基本形成了食品制造、电气设备、高端造纸三大支柱产业，拥有生产经营性企业 328 家，销售收入过亿元企业达 29户。2017 年，这39平方公里土地实现GDP27 亿元，平均每平方公里要生长出近7000万元GDP来，同比增长高达 9.6%。工业总产值更超过100亿元。

从孤立的镇域来看，向阳似乎已经不错了。但改革第一乡，还在高速蝶变。

如果从空中俯瞰中欧班列，满载货物的火车从波兰罗兹启程，一路穿越欧亚大陆桥，穿越高原河谷，其中主要目的地之一，就是驶向成都——中国向西开放的前沿。

今天的向阳（场镇牌坊）

这条长龙的目的地，青白江国际铁路港，与向阳只一河之隔。

火车一响，黄金万两！守着中欧班列的黄金通道口，就如同拧开了流淌黄金的水龙头。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带给向阳再一次腾飞的机遇。

以青白江国际铁路港为核心，向阳镇紧密衔接配套，对成都国际铁路港整车进出口、肉类冷链进出口、木材及木制品进出口、粮食类进出口、水果类进出口等五大类产业进行延伸服务和配套。并依托合作区开展针对特色产业进出口口岸业务。据估算，从国际铁路港装车的货物，大约15天可抵达欧洲的任何位置！

这里还有美食的幸福。

火锅是四川的名片，而牛油火锅，是对四川火锅起码的尊重。在四川传统文化里，地道火锅就应该是牛油里烫牛毛肚，烫牛肉，烫牛杂……

而成都周边最大的牛市，就在向阳。这样的牛文化，催生出一个舌尖上的向阳：打造现代庖丁产业园，推进牛市搬迁重建，力争建成西南地区最大的牛杂火锅城。

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场景：无数口大龙头铜锅，滋滋沸腾的牛油，并排在一个大院子里，露天而坐，植被就是包间的隔断，阳光照在你的餐桌上，朋友家人就在你身边，你们围桌而坐，尽享饕餮……一到饭点，不少成都人都开着车，沿着各种快捷通道进入向阳，来追寻最新鲜牛杂的诱惑，这也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向阳就像活色生香的天府之国一样，既厚重，更轻灵；既气象开阔，更享受市井；既追求开拓，更着力经营。

向阳，永远向着改革的朝阳，再出发！

（谢佼/文）

1.4 老渔村的“智慧云”

从水草飘零的渔船人家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第一个“万元户村”，再到加载高科技设备实现智能化管理的现代乡村，深圳市渔民村的发展如同一本历史相册，每一页都记录着改革开放的精彩进程。

61岁的村民邓锦辉家如今已是四代同堂。渔民村现有村民250多位，邓锦辉不但认识其中每一位，了解村里每一户家庭，而且还见证了整个村子半个世纪的变迁。

渔民村人最早是漂泊在水上的人家，船既是他们的家，同时也是赖以糊口的生产工具。邓锦辉清楚地记得，由于父亲身体不好，每年生产大队算账的时候自己家总是由于超支领不到钱，只好在黑板上记上红字。

这是一张改革开放之初的老照片（上图），与香港一河之隔的渔民村被鱼塘环绕，养殖业成为了渔民村最早的经济支柱。与香港一河之隔的渔民村被划入深圳经济特区管辖范围，为此后渔民村翻天覆地的变化埋下深刻的伏笔。

深圳成为改革开放排头兵，“深圳速度”创造了很多发展奇迹。邓锦辉回忆起激情奋斗的年代说：“我们村那时成立了陆上运输队和水上运输队，1980年我刚从部队退伍回来，也参加了运输队，干得热火朝天。”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只争朝夕的拼搏干劲，让渔民村家家成了“万元户”，在1981年一跃成为中国第一个“万元户村”。在这一年，村里为全村33户居民统一盖起了33栋130平方米的别墅式小洋楼。邓锦辉回想起抽签时的场景说：“那是渔民村人祖祖辈辈都没住过的好房子，我们从来没有这么高兴过。”

然而滚滚洪流中，难免泥沙俱下。20世纪90年代深圳外来人口以百万计，到渔民村租房者络绎不绝。村民为了增加房租收入，两层楼加高至五六层。邓锦辉还记得，“不是不见天，就是一线天”的“握手楼”比比皆是，甚至还出现了“比萨斜塔”。昔日小洋楼沦为脏乱差的城中村典型。村干部邓志标等给村民们反复做思想工作，最终决定自筹资金1亿多元，把旧“别墅”全部推倒重建。

拆旧建新，仅用518天。村里2004年建起了1213套单元房，各户都享有1390平方米，价值以几千万元计，自住之外由村里统一出租。

这是一张2018年渔民村的航拍俯瞰图（下页）。昔日脏乱差的“握手楼”早已不见，变成了花园式的现代化楼群，特别在党的十八大以来，村里驶上了新的快车道。

这是邓锦辉日常生活中再普通不过的场景：准备回家接孙女的他用手机当“钥匙”，熟练地通过APP打开了单元门；下楼时，他顺手把快递纸箱带到了智能资源回收房，系统通过手机扫描识别用户身份之后，投放窗口自动打开，分类投放后系统自动称重纸类0.8公斤，云平台计算回收金额，即时传送到他的手机APP账户中，他可以在附近的生活物品自动发放机上兑换饮料；走在通往村史馆的长廊上，邓锦辉遇到了正在巡逻的小区保安，保安每到一个巡逻点可以用手机扫二维码签到……老渔村装上了“智慧云”，居民们开启了智慧新生活。

邓锦辉的儿子邓镇聪接过父亲手中的枪，选择了留在村里，2005年进入村办股份制公司深圳市渔丰物业管理公司，现在担任办公室主任的工作，将新知识和高科技带回了家乡，对渔民村进行智能化管理、绿色管理和可持续管理，通过探索“互联网+”智慧乡村管理新模式，续写着渔民村的新的辉煌。

邓镇聪告诉记者，城中村由于流动人口较多，流动性大，带来一系列管理方面的难题，儿时村里脏乱差的环境给自己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所以他想为家乡多做些工作，“村里自己设立物业公司，就好像管自己的家一样，也会更尽心尽力。” 邓镇聪说。

近年来，年轻的管理者们大胆创新，采用智能手段进行管理，有不少收获。渔民村启用“一站式”管理模式，渔丰物业管理公司设立流动人口和出租屋管理服务中心，由业主全权委托物业公司对出租屋实行统一出租经营、统一管理服务、统一宣传、统一代缴税费的“四统一”“旅业式”管理，从源头上杜绝“二房东”和“黑中介”介入。

而对于城中村垃圾满地的老毛病，物业公司要求保洁勤清扫，还以身作则每天安排管理人员到村里捡垃圾查漏补缺，此外，渔民村幸福万象小区于2017年8月份开始试点智能资源回收房，现在已有200多户注册，每天有55人次参与投放，一天清运垃圾30公斤到50公斤，节假日时达到100公斤左右，仅2018年1季度就投放纸类、塑料、玻璃、金属等各类垃圾共计7586.76公斤。

此外，渔民村不断创新探索发展模式，开发新的绿色经济增长点，成立戈宝绿业（深圳）有限公司，拯救濒危珍稀野生植物罗布红麻，创建了世界第一个罗布红麻保护区和科研基地，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罗布白麻保护与研发区共计2万亩，产出占全国具纤维价值产量80%。

2018年3月26日拍摄的渔民村（画面前面的高楼）

渔民村渔丰股份公司总经理黄兴炎告诉记者，五年过去了，渔民村村民的生活质量进一步提高。如今，渔丰实业股份公司资产增长了20倍，保持每年20%到30%的增长率，实现了社区、公司、村民三赢的局面，几千名外来居民在这里安居乐业。股份公司目前股东181人，2017年收入约1400万，2015到2017年每个村民分红约10万元。此外，因为管理不断提升和市场的变化，每个家庭出租房屋收入每年有8到9万的增长，2017年平均每户有约60万的年收入。

最近几年，人们提起深圳的城中村往往会想到躺着收房租的村二代。邓锦辉说，这样的情况在渔民村不存在，渔民村鼓励自己的后代去拼，去闯，去实现梦想，无论是一代、二代还是第三代的渔民村民，一直延续靠双手勤劳工作生活的传统，用奋斗换来美好生活。

（毛思倩、白瑜/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