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篇 红色热土

左图：1964年，山西昔阳大寨公社大寨大队的女青年社员正在劈山造田。（资料照片） 右图：2017年4月12日，在江西省瑞金市叶坪乡大胜村，村民在村里的保障性住房“梦想家园”附近散步。（新华社记者彭昭之摄）

2.1 枫树坪的见证

在江西省永新县三湾乡，一棵古老的枫树参天矗立，见证着这片土地百年来发生的沧桑巨变。

“三湾降了北斗星，满山遍野通通明，1927那一年，三湾来了毛司令，带来将官带来兵，红旗飘飘进三湾，九陇山沟闹革命……”在革命老区江西省永新县三湾乡，这里的小朋友人人都会哼唱这首歌谣，悠扬的曲调历久弥新，仿佛能够带领人们穿越时光走廊，回到革命战争时期的峥嵘岁月里。

山野莽莽，岁月悠悠，历史总是在时空穿梭中传承延续。91年前，中国共产党人在这片土地上，领导了举世闻名的“三湾改编”，正式确定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开启了一段新的伟大征程。如今，中国共产党人又带领三湾人民，进行着脱贫攻坚的伟大历史战役，向贫困发起决战冲锋的时代号角。

1927年9月29日，秋收起义失败后，毛泽东率领不足1000人的起义军余部到达江西省永新县的三湾村，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图为反映“三湾改编”的油画。

20世纪80年代，三湾乡三湾村。（资料照片）

三湾乡九陇村的村民肖逢才常年在外闯荡，在得知家乡打响扶贫攻坚战后，便回到家乡，在政府和党员干部的帮助下，成立了生猪养殖合作社，如今合作社的生猪出栏数500多头，毛收入达到120多万元。同时，他还联系村里一些年纪较大、无工作能力的贫困户，通过入股和务工等形式，贫困户每年能够增收一万多元。

在大山深处，干部群众勠力同心脱贫攻坚的例子比比皆是，反贫困的号角正响彻云霄。基础设施建设落后，三湾乡便统筹调配专项资金，村村通了公路、家家户户通了水泥路；产业发展乏力，三湾乡多次前往外地实地考察，成立九陇山丝瓜种植专业合作社，收获的丝瓜络用于开发鞋底、沐浴用品等高附加值产品，亩均收益2000多元；民生保障不足，三湾乡织牢了一张覆盖了医疗、教育、住房的生活保障网，让贫困群众在脱贫致富的道路上增强抗风险能力，少了后顾之忧。

如今，一排排鳞次栉比的新房代替了过去的土坯房，屋顶上的蓝色琉璃瓦在阳光的映照下闪闪发亮，远处青山苍翠、林间溪水潺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田园风光呈现于世人面前。脱贫致富后的三湾人民脸上，也开始浮现出一张张笑脸。随着三湾乡的面貌得到极大提升，络绎不绝的游客来到“三湾改编”纪念馆、毛泽东旧居、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团部旧址等红色景点，当年见证毛主席发表讲话的那棵枫树依旧守望于此，似乎在向过往的人们诉说着那些年来的金戈铁马。

时间是最好的记录者，“三湾改编”的发生地，正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巨变，穿越时空的三湾精神，正指引着这片红色热土上的人们大踏步走向幸福美满的小康生活。

（范帆/文）

2018年3月23日 ，三湾乡三湾村。（新华社记者范帆摄）

2.2 今日陕北好江南

南泥湾，距离革命圣地延安仅50公里。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敌人封锁，边区粮食和生活用品十分匮乏。1941年，八路军120师359旅在旅长王震的带领下驻防南泥湾，一边练兵，一边垦荒，还给前线送去粮食，南泥湾也成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一面旗帜。

在延安市宝塔区南泥湾村，72岁的侯秀珍翻出一张已经泛黄的老照片，照片里的老汉戴着毛帽子、披着军大衣，有着消瘦但棱角分明的脸庞。“这是我的公公刘宝寨，当时在三五九旅当副连长。”

三五九旅进驻南泥湾后，以每人每天开荒三亩多地的革命精神，三年的时间就让这片曾经的荒芜之地收获粮食37000担，粮食自给率达200%。

“那时候可苦了，白天开地，晚上打窑洞，没处住。他们的口号就是一把镢头一杆枪。九团九连还出了一个‘气死牛’，一天能开三亩七分地，开一天，下午也不休息。”侯秀珍说，“南泥湾的许多粮田，都是我公公和他的战友们一起开垦出来的。他们还在陕北的土地上，第一次种植成功了南方的水稻。”

随后的三十多年中，先后有近万名复转军人和知识青年耕耘于南泥湾，继续为国家贡献粮食。而以粮为纲，让南泥湾的生态逐渐遭到侵蚀，水土流失日益严重。山上有耕地，川道种水稻，还有一群群的牛羊，这曾是南泥湾独有的景致，但“庄稼种得多产量低，牛羊满山啃得草都长不上来。一下雨山上的水冲得川道里的稻田也种不成。”

为了改变老区人民越垦越穷，越穷越垦的生存怪圈，1999年，延安响应国家退耕还林的号召，开始了大规模的生态建设工程。父辈开荒我造林，“兄妹开荒”逐渐转变为“夫妻种树”，也是在那一年，时任村里妇女队长的侯秀珍开始带领村民们上山种树。“我们这一代人，就要去把这些补回来，咱们的生态不能再破坏了。”

“我还记得我们当年种的第一拨就是槐树。槐树不仅长得快，还能自己不断生出新苗。就这样我们一年接一年地不断种树，这里的林子也就越来越多，再不是我们当年那样光秃秃的山了。”侯秀珍说。

现年52岁的南泥湾林场工人宋耀斌，从1999年到2017年，一个人就种下了一大片林子。“到现在我个人栽的可能有将近300亩，一亩刺槐就是220株。”宋耀斌说。

经过近20年来坚持不懈地实施退耕还林政策，南泥湾镇植被环境持续改善，目前森林覆盖率已超过80%，门前屋后逐渐变绿，远处山坡逐渐成林，一些已经消失多年的野生动物又重现山林。优美的生态也受到游客青睐，观光稻田、森林养猪、生态养鱼等绿色农业的发展同时使当地群众在绿水青山中实现丰衣足食。2014年，南泥湾农民年人均收入就突破了万元。

在南泥湾镇党委书记赵东看来，作为革命圣地，南泥湾群众的光景还可以过得再火热些。“以前没有吸引人的特色景点，加上没有成型的在探索发展“轻度假”模式。

游客的到来，也带火了当地的特色餐馆。一家名为李冲香菇面的后厨师傅何志伟算了一笔账：“2017年夏天，我们店每天都要卖出近两千碗面条，两个月就完成了去年半年的营业额，全年营业额超过两百万元。”

“门前的花田里，到处都是拿着相机的游旅游模式，这里也留不住人，当地群众想依靠旅游增加收入比较困难。”赵东说。

1940年，八路军359旅在南泥湾开荒。（新华社发）

为了突出南泥湾的“花篮形象”，促进旅游发展，近年来，南泥湾对镇上一部分土地进行重新规划，种上了各种花朵。“现在我们这里不但有绿色植被、红色的历史，还多了成片花海，游客来了都想多停留几天。”赵东说，他们这里正客，来旅游的车沿着马路边停得望不到头，村里的饭馆还得排着队吃饭。”侯秀珍说。更大的变化也正在酝酿之中，当地政府正在和陕旅集团合作，准备进一步开发南泥湾的旅游资源。在不久的将来，旅游将成为带动全镇发展的强力引擎。

（邵瑞/文）

2016年9月11日，南泥湾稻田。（新华社发，刘阳摄）

2.3 春风又绿虎头山

春风又到虎头山，满坡新绿、姹紫嫣红，络绎不绝的游人来这里走进自然，也感知历史。

“太行山，山连岭，岭连山。万山丛中，有一座山峰，名叫虎头山。虎头山根，有一个山村，名叫大寨。”这是1963年《人民日报》上一则新闻的开头。这是向全国介绍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的第一篇报道，之后15年，全国以至世界的不少人来到这个太行山村，参观虎头山“海绵田”，学习大寨人战天斗地的精神。

而今，虎头山退耕还林成了森林公园，大寨成为4A级景区。

到大寨旅游，宋立英土特产店是人们经常光顾的地方。

89岁的宋立英曾任村妇女主任，是当年闻名的大寨劳模之一。她住在商店后面的窑洞里，虽然村里盖了新楼房，但她还是愿在老房子里住。慕名而来的寻访者不断，满头银发的老人热情而耐心地和来人合影，有空闲也坐下来聊往事、说变化。

老人幼时随父母讨饭流落到大寨，十来岁就跟妈妈出去帮佣，只为管顿中午饭，吃不饱可还要省下个窝头给没饭吃的妹妹。20世纪五六十年代，宋立英他们在虎头山上流血流汗，通过深挖疏土将荒山改造成能涵养水分的海绵田，村里人吃上饱饭，还积极将不断增产的粮食上缴国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努力使大寨名扬天下，“农业学大寨”的口号响遍全国。

20世纪60年代陈永贵（左三）、郭凤莲（左五）等的合影。（资料照片）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来后，大寨出现了个体户。年轻的赵华晓不顾家人反对，辞去工厂“铁饭碗”，在村里开起小卖部。刚开始村里人很不理解，可仅一年，赵华晓就成了“万元户”，村里人吃惊了。

在时代大潮推动下，大寨逐渐从土地刨食中走出来，开始二次创业。重新回村任支部书记的郭凤莲带着宋立英等村民走出太行山，到沿海参观学习。宋立英记得，外地欣欣向荣的乡镇企业，让她们大开眼界，曾和郭凤莲“两人兴奋得一夜没睡，聊了一夜打算！”

几年时间里，大寨村创办了水泥厂、发煤站、衬衣厂、酿酒厂等多家企业，大寨人走出黄土地，传统农业村变为工业村。村民收入迅速增加，不在虎头山上拼力开山刨地，却吃得更饱、更好了。

后来适应社会发展，大寨主动关闭了水泥厂、发煤站等污染重的企业，成立了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各户都出资入股。

来旅游的人多了，常有人打听着来找宋立英，和她聊天、照相，还要她签字。只在扫盲班识得几个字的宋立英刚提起笔来还真有点儿局促，可花了点儿功夫练字呢。有人建议她开个店卖些写大寨的书等，也是宣传大寨。经过一段时间犹豫，她觉得自己也要跟上时代变化，将临街的屋子收拾了一下，开了个旅游纪念品店，以自己的名字命名。

1983年初，大寨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了家庭副业。这是一名村民在村口喂猪。（资料照片 / 新华社发）

20世纪70年拍摄的大寨村。（资料照片 / 新华社发）

“最近这几年村里的变化可是真大。”坐在自家店里，宋立英说。

党的十八大以来，大寨全面向旅游景区转型。依托大寨的红色文化和虎头山4A级景区，大寨旅游业追怀凭吊，山下大寨风声水起。宋立英和老一代大寨人当年“白天治坡、晚上治窝”奋战的狼窝掌、建造的老窑洞等都成了景点。虎头山上三季有花、四季常绿，山上周恩来总理登山纪念亭、郭沫若纪念碑、陈永贵墓等引得游人纪念馆里翔实地展示介绍了大寨那段引人注目的历史。

2013年3月，大寨人民公社旧址被列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6年12月，大寨村被列入第四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宋立英20平米的店面，旺季时常被游人挤得水泄不通，相邻的陈永贵故居也常挤满人。宋立英的店现在由她的一个晚辈看店，一年有几万元的收入。店里有各种大寨纪念品，特别突出的是介绍大寨和宋立英的有关书籍。

新一代的大寨人也在建新景点，2017年“80后”大寨小伙赵明星筹资在村口建成了一家红色博物馆，主要展出“农业学大寨”时期的大量年画，还有一些老物件，火柴盒、手电筒、茶缸等，不仅能勾起上年纪人的回忆，还可满足不少年轻人的好奇心。

“大寨乡村旅游发展势头迅猛。2017年，有六七十万游客畅游大寨，即便在冬季，游客依然不少，实现了淡季不淡、旺季更旺，带动了大寨村的全方位发展。”郭凤莲说。

“二次创业”时创办的企业全面向网络转型。2015年“大寨粮仓”上线，主要经营农产品加工、贴牌生产、乡村旅游等。

2018年，大寨村村口景象

宋立英店里一种特色食品很畅销，叫“压饼”，用玉米面烤制而成，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村里人吃上饱饭后开始制作的，能提高口感又便于携带保存。八九十年代食品丰富了，很少有人家再做，而今成了旅游产品。今年，大寨粮仓公司在原来压饼的基础上，加入中草药石斛，研制成石斛脆饼，成了以补气为主的功能食品。大寨集团顾问王栓玺说，这一新产品将在高铁上售卖。

富起来的大寨开始反哺农业和农村。宋立英眼看着村里不停地变化：单元楼晚上亮了起来、有了村民活动中心等等。2018年大寨将改造老窑洞，铺设下水管道。村支部书记贾春生说，近几年来，村里围绕美丽乡村建设拿出两三千万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

当年全村人拼死拼活种的农田，现在只需由20多人组成的“农村组”来干。“农具、种子、化肥等都是集体的，农民们像工人一样，按时种地领工资。”宋立英说。

如今，大寨村集体经济达到了2.6亿元，村民们安居乐业、有房有车，人均年收入2.3万元。

党的十九大以来，大寨村又有了新变化。2018年1月，在宋立英家的不远处，大寨干部学院正式成立。大寨干部学院是山西省委确定并重点支持建设的四个省级党性教育基地之一。

（王文化、王井怀/文）

2.4 “土改第一村”的三个故事

黑龙江省尚志市元宝村，是周立波小说《暴风骤雨》的原型地、中国共产党人最早掀起土改的地方。现在，这里已成为黑龙江省有名的亿元村、小康路上的领头雁。它过去的穷和现在的富同样醒目。

对周边十里八乡来说，元宝村有“三宝”：

2017年9月15日，黑龙江省尚志市元宝村党总支书记张宝金在翻新后的暴风骤雨纪念馆中。在“土”中谋发展，在“改”中再奋进。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新机遇、新挑战，张宝金带领元宝人，闯出小山村的发展新路。（新华社记者王凯摄）

一是77岁的老支书张宝金，在他带领下“光腚屯”成为历史；二是铅笔产业园，全村铅笔板产量占全国60%，铅笔产量约占全国1/4；三是科学种田，一直走在当地前列。

下面，让我来告诉你发生在“土改第一村”的三个小故事。

故事一：别开生面的“夸富会”

“来，闻闻这稻穗多香，瞅瞅籽粒多饱满。”在随风轻舞的稻浪中，元宝村农民郇金德夸起了自家水稻，“我这‘稻花香’垧产指定超过一万七千斤。”

这是去年秋收时，元宝村的田埂上开的一场别开生面的“夸富会”。

六七年前元宝村还是玉米“一统天下”，种玉米省事，效益也还行。但村党总支书记张宝金提出了不同看法，农村家底薄，土里刨食更得重效益。同样一块地，种水稻收入高，亩收入多出四五百元，他提倡旱改水。

当时很多人不愿改。有的说“种了一辈子旱田，不会种水稻”，有的说“种苞米挣得少但省力气”，有的嘀咕“万一赔了咋办”。

张宝金没有“强压头”，他带着党员先试种“打样”。郇金德是村里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张宝金带着他一次次去学习种植技术，一夏天几乎长在稻田里。“金德你干，要是赔了，我给担一半。”张宝金说。

科学种植加上细心管理，水稻迎来大丰收，郇金德乐得合不拢嘴。村里免费给打井、免费教技术、免费用插秧机，尝到了甜头让改种水田的人越来越多，元宝村水稻面积发展到5700亩，超过全村总耕地面积的一半。

2016年国家取消东北玉米临储政策，玉米市场整体遇冷。但元宝村由于结构调整早，水稻亩收益比玉米高几倍，农民的损失降到了最低。

张宝金说，“夸富会”就是让大伙进稻田，实地看看收成。元宝村是“土改第一村”，要想靠土地挣钱，还得在改革上谋划道道儿。

故事二：铅笔“变形记”

农村要富，工业是火车头。改革开放初期，元宝村就办起农具加工厂、筷子厂、铅笔厂等企业。其中，元宝村铅笔企业数十家，产品远销到世界各地，被称为“亚洲铅笔之乡”。

但在头两年，元宝村的铅笔突然卖不动了，产品积压。老支书张宝金坐不住了，他沿着村里的黄泥河一遍遍走，吃不香、睡不好。

乡亲们心疼老支书，都劝。有的说“不光咱，哪都不景气”，有的说“等等看，说不定挺过去了”，还有的说“不行向上级要点扶持”。

张宝金不吭声。耳边黄泥河哗啦啦的水声似乎与30多年前没啥两样，但河岸却沉积着全村的奋斗史，使昔日吃粮靠返销、生活靠救济、花钱靠贷款的“三靠屯”变为亿元村。面对新常态，老支书岂能服输？

“放挺只有死路一条，等靠要，咱元宝人不能有。”张宝金带领大伙走市场，甚至远赴东南亚找滞销原因。症结找到了，韩国、日本在印度、越南等地建铅笔厂，人工仅是国内1/4，再拼价格肯定不行。

出路还是改革。中央提出“三去一降一补”，元宝村年产2亿支铅笔，但每支利润不足1分钱的模式必须淘汰。张宝金提出低端改高端，提高附加值，价格比不了，那就比质量。

在张宝金发动下，村集体的铅笔厂带头，逐步放弃低端市场，向“高大上”和报纸卷笔等绿色新品转变。哈尔滨元宝山制笔有限公司总经理于宪臣说，以前日产铅笔100万支，每支利润2厘，改革后日产40万支，每支利润1角多。

转型引来“金凤凰”。2017年元宝村与安徽省投资者达成合作，安徽省蚌埠市雪莲铅笔厂计划投资价值3000万元的设备。雪莲铅笔厂厂长王和平说，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铅笔生产国，正处于产业升级的关键期，而元宝村有非常好的基础，值得合作。

2012年6月18日，几位妇女刚从村里的铅笔厂下班骑车通过元宝村门楼回家。（新华社记者王建威摄）

现在，铅笔又成为元宝村当之无愧的“财柱子”。在相关产业带动下，元宝村户均存款达18万元。

故事三：煎饼铺又火起来了

清晨三四点钟，很多人还在梦乡，村民孟凡华就和妻子开始给当天要做的煎饼准备原料了。

磨面、和面、摊饼……两间几十平米的宽大制作间里，很快就腾起了白雾，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米香。

“村里开秧歌会，一下午卖出了600斤煎饼。”孟凡华现在一点都不为煎饼的销路发愁了。

屋顶升起了袅袅炊烟，给依然漆黑的夜空挂上了一抹“白云”。孟凡华喜欢这炊烟，他说：“两年前，煎饼铺差点‘熄火’再也不冒烟。”

孟凡华开煎饼铺纯粹是白手起家。9年前，他家“穷的叮当乱响”，为过上好日子，他决定租村里一个小房子做煎饼。

可是，他手里一分钱没有，咋办呢？孟凡华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找到了老支书张宝金。

回忆起借到钱的那一刻，孟凡华至今还很激动。他骑着电动车带老支书去现场看，回来后，老支书随即以个人名义借给他10万元，还捎来一句话：“你年龄虽小，但敢想、能干，那就使劲干吧！”

“咱得干出样来。” 孟凡华下了决心，由于做工精良、诚实守信、煎饼越来越受青睐，在元宝村及方圆百里都小有名气，孟凡华乘势扩大了生产规模。产品开始转向高端的礼品煎饼，又雇了十二三个工人，高峰时每年能卖出12万多斤，纯收入超过20万元。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加大从严治党力度，畸形的公款消费得到治理。孟凡华煎饼铺的礼品煎饼，也受到了影响。

有些曾经的老客户告诉他，煎饼虽不贵，但也不符合政策要求，不能用公款买土特产。

2017年9月13日，黑龙江省尚志市元宝镇元宝村农民在抢收早稻。（新华社记者王凯摄）

到2014年，礼品煎饼几乎无人问津，煎饼铺销量减少一大半，各种成本算到一起，几乎撑不下去了。

咋办？孟凡华再一次想到了村党支部，想到了老支书。

老支书说，周围的老百姓还是喜欢吃煎饼的，但是，把煎饼做成礼品，还带上花里胡哨的包装，既浪费又不实用，老百姓肯定不愿意买。

“我开始转变经营思路，从礼品转变成亲民路线，把价格降下来。”孟凡华说。

不改不知道，一改吓一跳。孟凡华的煎饼小屋再一次热闹起来。

“老百姓都到家里来争着抢着买我的煎饼，”孟凡华说，一天至少能卖1000斤，每天净利润就能达到1000元左右，“煎饼又卖得好了起来。”

如今，在孟凡华的煎饼厂，两大间宽敞的制作间摆放十多台新增的摊煎饼“鏊子”，工人们头戴卫生帽、身披围裙，娴熟地将一团团面糊做成了一张张金黄的煎饼，然后轻巧地将它们揭下来放到案子上。厂房门口，不时有村民和经销商来购买刚刚做出来的煎饼。

为了让村里像孟凡华一样能干的创业者更安心，元宝村除了在政策、资金方面给予支持，还不断改善村里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旅游业，吸引更多人气。

“咱是土改第一村，全国都有名，等村里的旅游发展了，铺子会更红火。”孟凡华充满信心。

（王春雨、强勇、王凯、潘祺/文）

2.5 “民改第一村”土地之变

清晨，位于西藏自治区山南市乃东区城郊的克松社区中，年轻人开着旅游客车，驶上社区宽阔笔直的水泥主干道，前往市区做生意；几个孩子在社区门口登上校车，同样前往市区上幼儿园。老人们有的聚在甜茶馆中喝茶谈天，有的正在打扫房前屋后的街道。整齐的藏式小楼住宅区旁，农田里的冬小麦已经返青。

时间回拨40年甚至更久，这些田地曾是这个村庄的一切。40年间，这片西藏最古老农区的人们，逐渐从农田中走出来，拥抱新的生活方式。

克松社区位于雅砻河谷。人类在这里有悠久的耕种历史，这片河谷也被誉为“藏文化之源”。而在黑暗的封建农奴制建立之后，农奴就被繁重的劳役和赋税束缚在了土地上。

1959年，西藏实行民主改革，第一个民选农民协会、第一个农村党支部等相继在克松成立，昔日的农奴拥有了自己的土地，克松也因此被誉为“西藏民主改革第一村”。此后，人民公社成立。生活渐渐好转，但没有人知道在田地之外，是否还存在其他可能性。

1984年，克松乡恢复，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大潮再次在这里风起云涌。随着农业生产效率不断提高，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也开启了克松非农产业的发展。

“肚子吃饱了，就想着致富了。”1984年，22岁的村民达瓦当起了“个体户”，在农闲时带着剩余的粮食和一些小日用品，到附近的牧区交换畜产品。

一年后，村民土多买了村里的第一台东风卡车，并发展成为村里第一个“万元户”。此后，大大小小的运输车辆便在克松雨后春笋般出现，农产品加工、采石、建筑等行业也悄然兴起。1985年，克松的非农产业收入达87000多元，是1980年的近三倍。

此时，达瓦因家庭困难，没赶上克松第一波“下海”潮。直到1998年，他贷款3000元买了辆手扶拖拉机，随后车型不断翻新：东风卡车、收割机、中巴车、翻斗车、重型卡车、出租车等。家中的二层小楼，女儿在拉萨的新房，无一不是达瓦靠跑运输挣来的。今年1月，他又添购了一台私家车。

“西藏经济底子薄，但党和国家出台好政策，税收上减免照顾，资金上有贷款扶持，让我们也能追赶内地，过上好日子。”回想这些年的变化，达瓦十分感慨。

如今，克松社区242户居民中已有115户保有车辆。从前迎着朝阳下地的生活，已变为开着车进城赚钱的时尚。

西藏民主改革前，农奴阿男一家7口人住在贵族的马棚里，每年以服乌拉差抵租。（资料照片）

但土地并未荒芜。

仓决和丈夫在社区经营一家甜茶馆和商店。农忙季节，两人会下地干活，但关店时间从不超过两天。因为，家里的9亩田地已经雇人打理。

“村（社区）里还有耕地机、收割机，我们各家各户使用只收油钱。”仓决说，“地里的活很快就能干完，什么都不耽误。”

左图：2018年3月27日，克松村的孩子们登上校车出发去幼儿园。（新华社记者觉果摄） 中图：2018年3月27日，来自西藏山南市曲松县的老年人到克松村参观。（新华社记者觉果摄） 右图：2018年3月27日，克松村致富能手达瓦准备开车出行。 （新华社记者觉果摄）

目前，克松社区有可耕地1578.45亩，农机化作业率达98%。而非农产业收入已在2017年达到2600多万元，占农村经济总收入的近九成；社区872人中，300多人常年外出务工，年人均收入超过17000元。

生活富裕了，还要有文化。克松人对教育的重视，让1984年起在克松乡担任干部的索朗顿珠记忆犹新。

“80年代中期，一家两三个孩子里，父母经常会留一个在家帮忙。”75岁的索朗顿珠回忆，“我那时候经常上门劝学，‘现在条件这么好，怎么能不让孩子们上学呢？’”

1985年，西藏开始对义务教育阶段农牧民子女实行包吃、包住、包学习费用的“三包”政策；2011年，免费教育延长至从学前到高中阶段教育（含中职教育）的15年，覆盖所有西藏籍学生。

13岁辍学的达瓦下决心不让孩子们重蹈覆辙。小女儿益西措姆上小学时，他将女儿转到山南市区，夫妻二人也去城里租房子，陪女儿读书。

“我是克松第一个到城里上小学的人。”益西措姆说，那时上学的最大动力，就是不让父母的汗水白流，“爸爸为了我，什么都能做。”

女儿没让达瓦失望。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后，益西措姆回到西藏，在自治区人民医院检验科工作，为高原群众健康服务。

居委会党委第一书记卓玛介绍，目前，社区内共有在校大学生50多人，是十年前的约5倍；义务教育入学率已达100%。

党的十八大以来，克松再次迎来巨变：国家投资3000多万元，启动“生态文明小康示范点”建设，实现家家通水通电通网，户户门口通硬化道路。这已是克松改革开放以来开展的第三次房屋和环境改造工程。

如今的克松，村容整洁、生活富裕，人口是1959年的近三倍，比改革开放初期增长近四成；农业经济总收入从1998年的544万元提高到2017年的2988多万元，17户贫困户已全部脱贫。

翻天覆地的变化中，有一种传承不曾改变。这个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率先摆脱奴役枷锁、走上自由与发展之路的村庄，群众感党恩，干部有劲头，齐心协力为美好的明天奋斗。

卓玛介绍，社区共有党员158人，每名党员都写了承诺书，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完成后记在一本积分簿上，作为评选优秀党员的依据。

68岁的老党员多吉，承诺“帮助看堤坝，汛期密切注意可能出现的险情”。遇到降雨量大的日子，他经常半夜起来，四处看看有没有险情，“我们党的宗旨是为人民服务。作为老党员，我更应作出表率。”

居委会党委书记边巴次仁带领的两委班子已连任十年，他感谢群众的信任，也深知使命的光荣：“我们乃东区是西藏农村改革试验区、国家级现代农业示范县，随着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我们再次迎来发展的大好机遇，克松村的未来一定更美好！”

（薛文献、王沁鸥/文）

2018年3月的克松村全景。（新华社记者余刚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