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篇 产业兴农

莱西县红旗村“葡萄大王”孙培杰1986年花15万元建造的415平方米的住宅，是胶东当时最高级的农民住宅。孙培杰是靠科学种植葡萄发家致富的。（新华社记者时盘棋摄）

2018年6月16日，在邯郸市肥乡区三江农业产业园内，工作人员在管理无土栽培蔬菜。（新华社记者王晓摄）

4.1 从“三靠屯”到“龙江第一村”

从“住马架子茅草屋，吃的菜渣和糊糊”，到“别墅林立起，富庶又幸福”，黑龙江省甘南县音河镇兴十四村这个曾经贫困的山东移民村，多年来通过艰苦创业、拼搏争先，以发展现代农业为途径，闯出了一条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农村经济产业化之路，让一个偏僻乡村建设成为总资产达到了23.5亿元，总收入实现21.1亿元，人均收入达到了7.65万元的“龙江第一村”。

一走进兴十四村，映入眼帘的是一栋栋宽敞的厂房、一条条平坦宽阔的水泥路、一幢幢精美别致的花园别墅及展览馆、文化宫和绿化带，到处散发出浓郁的塞北城镇的现代风情。不过，如果我们将时间回溯到20世纪50年代初，这里还是一片不毛之地。当年，吃不饱饭的山东移民们，举家从沂水两岸迁到了东北安家落户，兴十四村就是“兴”字头的第十四座移民村。

“住马架子茅草屋，吃的菜渣和糊糊”，是第一代垦荒人对早年生活最深刻的记忆。由于土地薄，种地产出十分有限，兴十四村成了生产靠贷款、吃粮靠返销、生活靠救济的“三靠村”。

用马车拉淤泥改土造田

组装拖拉机

1972年，当时只有23岁的付华廷被村里的乡亲父老推举为兴十四村党支部书记。他向父老乡亲立下誓言，不让一户受穷，不让一人掉队，一定要带领大家过上共同富裕的好日子。

从此，兴十四村在付华廷的带领下，开始了农业机械化耕作的尝试。在兴十四村的村史馆里，摆着一台拖拉机，这台铁牛在乡亲们的眼里有着特别的意义——正是“铁牛”起步，才开始带“牛”全村。

兴十四村的耕地原来全是沙土地，土地不改造不打粮，全村青壮劳力，带上干粮，奋战7个春秋，把4万多立方米河泥硬是搬到了3300亩贫瘠的耕地里，把600多亩高低不平的沙土地变成了良田。

要让村里富起来，农业就要现代化。那时候农用机械还得按计划供应，等不及的付华廷就到周边城市去买零件往回背，边背边装，边装边买，组出来了一台拖拉机，开垦出大片耕地。过去一个强壮劳动力最多能耕种40多亩地，使用拖拉机后一人能耕种2000多亩，效率提高了50多倍。

20世纪80年代初，村里实现了机械化

大规模的改土造田和机械化生产大大地解放了农村劳动力。如今，兴十四村仅有2%的人从事农业生产，其他人员均在村办企业工作。

“有了机械化、水利化护航，光靠种地也就是旱涝保收，最多是个‘土财主’，要想富必须发展农畜产品精深加工业，走农业产业化道路。”付华廷说。40年来，兴十四村始终坚持围绕“农”字做文章，利用当地的农业资源，探索出了一条农副产品就地转化的农业产业化的发展新路，实现了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

20世纪80年代开始，付华廷带领全村父老乡亲建起来一座日处理10吨鲜奶的乳品厂，作为当时全国唯一一家村办乳品厂，投产当年就盈利65万元。此后，兴十四村便在农业产业化的道路上一发而不可收：在创办多个村办产业后，兴十四村组建了大型企业集团——富华集团，形成了生物工程、 精细化工、畜禽饲料、乳制品等产业体系。 为进一步拓展农民增收渠道，兴十四村还大力发展与农业相关联的林、牧业及旅游业。

兴十四现代农业机械作业合作社

兴十四小城镇一角 。

与此同时，兴十四村人也清醒地认识到，靠村里人的文化基础，已无法把握现代企业的管理和市场的变化发展，必须借助外脑，引进人才，依靠科技创新，为了引进科技留住人才，兴十四村不惜花大血本，几年来，他们先后以10万元到20万元的年薪从哈尔滨、上海、浙江等地聘请生物、化工专家，招牌大学毕业生参与到兴十四村的管理当中。

随着兴办的企业越来越多，村办企业越来越红火，兴十四村人的腰包也越来越鼓。2000年前后，兴十四村的村民就已经住上了小别墅，如今几乎家家户户拥有小汽车，体育馆、学校、医院，公用设施样样不差。此外，村民们还享受着各种各样的福利待遇：不管大人小孩，每年补助100斤大米和50斤白面；65岁以上的老人实行退休制，每年可享受200斤大米、100斤白面的补助，每月还享受补贴；村民享受农村合作医疗待遇，村民有了病，大部分医药费由村里报销；儿童入托、入学全部免费。

村里的百姓信任付华廷，每次选举，乡亲们都会投上付华廷一票。虽然年近七十，付华廷的思想却不僵化。他常说：乡村振兴要靠包容创新。

兴十四村地处偏僻，但村子的发展却紧跟时代：他们依托现代农业，组建了富华集团，不仅实现了自身的富裕，还吸引了大批外来人口。这个户籍人口仅有千余人的村子，流动人口已经近万人。

“我是外来户，老家在佳木斯桦南县，只要在兴十四村干得好，本村人有的福利，我们也能有。”在兴十四村从事花卉培育工作的90后年轻人沈文喜说。

“兴十四村未来发展必须有‘新鲜血液’，融入新观念，新思想。外来户和村民绝不能搞差别待遇，必须一视同仁，这样全村才能拧成一股绳。”付华廷说。

2017年，兴十四村总资产达到了23.5亿元，总收入实现21.1亿元，人均收入达到了7.65万元，已从当年的“三靠屯”变成了名副其实的“龙江第一村”。

（马晓成/文）

4.2 蔬菜的“绿色革命”

1978年，改革开放的号角吹响。同一年，山东寿光的三元朱村推选王乐义为党支部书记。从此，这个200多户、不到1000口人的村子，靠着王乐义带头研发的大棚种植技术，不光自身走上了致富路，更掀起了蔬菜生产领域的“绿色”革命。三元朱村成为中国冬暖式蔬菜大棚的代名词。

时间回到40年前。当时的三元朱村还是以小麦、玉米轮番种植为主，虽然包产到户政策解决了温饱问题，但靠卖庄稼赚不了多少钱，贫穷依然是摆在农民面前的一大难题。

1989年，三元朱村在王乐义的带领下开始搞冬暖式大棚试验，并获得成功。蔬菜种植很快成为这个村的主导产业，以蔬菜为主的特色经济迅速发展起来。研发冬暖式蔬菜大棚的当年，全村一下子冒出17个双万元户！到了第二年，全村冬暖式大棚增至181个，绝大多数农户年收入过万元，全村的银行存款从原先几千元猛增至128万元。

听闻三元朱村在冬天也能种出品种多样的新鲜蔬菜，各地的取经者纷至沓来。发源于三元朱村的冬暖式蔬菜大棚，让中国北方吃上了反季节蔬菜，结束冬季北方只能吃萝卜白菜的历史。

此后，三元朱村审时度势，先后筹建大棚物资服务站、创办实业公司、蔬菜加工厂、农资超市、百货超市和蔬菜、水果生产示范基地，让村民在种大棚之外有了更多就业选择，也为集体积累了资金，村民的生产生活得到极大便利。

村民腰包鼓了，集体家底厚了，三元朱村终于可以甩开膀子发展公共事业了。他们投入不菲资金，建成青年科技大楼，设立图书室、音像厅、远程教育基地，创办国际农业培训中心，从青壮年的科技教育到老年人的福利保障，村民享受到了优质、周到的服务。改造水电设施，硬化大街小巷，架设路灯，高标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些都是村里经济发展壮大的结果。

2005年，三元朱村被确定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典型示范村。三元朱村抓住机遇科学谋划，村容村貌又有了大“变脸”：联体别墅、公寓大楼平地而起，健身广场、绿地公园风光旖旎；从幼儿园、敬老院，到村史展览馆、农业科技培训学校，城里有的公共服务在三元朱村都能找到。

初到三元朱村的人，无不为村民的居住条件所惊叹。站在高处放眼望去，96栋别墅及公寓楼错落有致，蔚为壮观。村民住上了洋房，村里又引进清洁能源供暖项目，村民彻底告别烧煤取暖的日子。

党的十八大后，三元朱村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并提出率先建成小康村的目标。这个村在不断刷新村貌的同时，更加重视村风建设。村委征得全体村民同意后，在老村委大院的位置上建设一处青少年德育宫。在农村建这么个场馆，在全国还是头一遭。不为别的，村委干部认为，只有持续不间断地向孩子弘扬党的优良传统，才能培育国家栋梁。

三元朱村对下一代的重视不止于此。村里专门设立人才奖励基金，独生子女考入大学的，村里承担学费，其余学生给予一次性奖励。对孩子关怀备至，对老人亦尊崇有加。每个月，三元朱村向190多位60岁以上的老人发放100到300元不等的生活补助。

有了面向青少年的德育宫，紧接着，三元朱村又建起了陈少敏纪念馆、山东省农村党员现代农业培训基地等场馆。如今，这里成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活动基地与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既有深厚的蔬菜文化底蕴，又有出色的自然生态环境，还新添了培训元素，三元朱村思路一转，借势搞起了特色乡村旅游，这个农业村一跃成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

拓展新领域，不忘老本行。三元朱村搞培训、搞旅游，但始终没放松对大棚技术的研发力度，目前已发展到第六代高科技大棚，通过自动化和信息化手段实现科技种菜、科学管理。

如今三元朱村在涉足的各领域全面开花，2017年，全村实现总收入6350万元，人均纯收入17400元。中国特色经济村、全国科普先进村、全国文明村、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一块块荣誉牌匾挂满了三元朱村。

（陈国锋/文）

三元朱村的老土屋

三元朱村新貌

4.3 竹酒飘香神山村

过年前，左香云在神山村的村头村尾来回奔波了十几趟，为的是尽快完善自己新建的山货卖场。走在村里整洁的水泥路上，一边是络绎不绝的游客正在村民家中满头大汗地体验打糍粑的乐趣，一边是潺潺溪水在梯田间叮咚流淌。左香云拿出一张老照片，笑着说：“变化太大了，连我都要忘记这里原来的样子啦。”

2003年，左香云和妻子结婚，接亲回到神山村，新娘穿着高跟鞋小心地从泥地上走过才没有崴倒，小夫妻在亲友邻居的欢呼声中满脚泥土走进简陋的土坯房，这个山里的小家庭开始了艰辛又不失温暖的生活。神山村简陋的模样就这样跟着这对新人被一起记录在了胶片上。

左香云还记得，初中毕业留在家乡做竹制品时，村里所有的年轻人都外出打工，空心的家乡没有人气，也看不到未来。乡亲们制作的竹筷、竹篓只能通过一条曲折的山路送去茅坪镇售卖，来回路上要花四五个小时，收入却只能勉强保障温饱，许多家庭甚至只能吃不放油的“干锅菜”。

神山村2003年资料照片。（左香云供图）

2018年2月12日，神山村。（新华社记者周密摄）

土坯房、烂泥路、干锅菜，小小的神山村虽然是家乡，但却无法让人安心地留下来。“我当时决定不外出打工，好多人都说我没本事，胆子小哦，”左香云说，“谁知道现在同学聚会大家都羡慕我日子过得好。”

2016年开始，井冈山按照“一村一策、一户一策”的思路，给予神山村很多帮扶政策。在神山村，按照“一户一亩茶竹果、一户一栋安居房、一户一个农家乐、一户一张保障网”这“四个一”方式推进产业扶贫。茂密的竹林间，开辟出一块块茶园、桃林，神山的茶叶和竹制品一起出现在井冈山各个商铺上，黄桃也马上就要结果。

左香云的竹制品则迎来了升级换代，除了传统的竹筷、竹篓，左香云还购买了电脑烧刻机，把描绘井冈山的经典诗句、国画刻在竹筒上，售价一下子能提高很多。左香云还研发出更有竞争力的“竹酒”：像打吊瓶一样往仍在生长的竹子里注入白酒，让这些竹子继续生长，到了一定时间后砍下来包装。这些带着山间竹香的酒成了市场上最抢手的产品。每当有记者提出想要见识见识竹酒的生产，颇具备商业头脑的左香云总是露出自豪的表情：“这可是商业机密，不能随便看的。”

神山村的路从山间的小道变成了沙土路，又从沙土路改成了柏油路，春节前后，道路还将继续拓宽，一批批游客走进神山村，体会这个小山村的巨大变化。左香云和乡亲们在政府的支持下，将原有的土房改造，还拿出积蓄，将住了大半辈子的农房腾出来，置办了餐具、桌椅，办起了农家乐。打糍粑、吃农家菜、看山里美景，山里的惬意生活让城里的游客流连忘返。

致富后的左香云购买了汽车，还在乡镇购买了商品房，每天开车上山就像城里白领上班。“我是为了孩子上学才住到山下，现在日子这么好，我可舍不得山里的生活哟。”随着村里经济发展，原本在外闯荡的年轻人纷纷回到村里创业。左香云做了个统计，2017年神山村村民新买了4辆小汽车，在城里买了4套商品房。左香云说，通过发展旅游产业，村民们收入大大增加。去年，神山村共有16家农家乐，预计今年还会增加。

2017年底，左香云在神山村用竹子、木头混搭盖成了一个40平方米的山货卖场。其中一部分，左香云用作出售神山小吃，另外一部分，则留给不能直接参与旅游产业的村民出售笋干、木耳或竹制品，目前已有6户加入。

跟着左香云走到村口，在路边的一面墙上，由27张满是笑容的人像照片组成一个爱心形状。在这个“笑脸墙”上方的一张照片里，左香云的父母左秀发夫妇笑意盈盈，举着“剪刀手”，着实可爱。

神山村的“笑脸墙”折射的是我国近年来脱贫攻坚的成绩，这一张张笑脸是数千万摆脱贫困的农村人口的集体表情。

“老话说‘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我就是喜欢家乡所以当年决心留在神山，”左香云说，“但是，致富的日子更充实，富裕的家乡更可爱呀。”

（周密/文）

4.4 土家村寨好梯田

农户以前的房屋

朝霞初现，绕村的梯田如碧玉铺地。绿树掩映间，古砖木梁的土家民居错落有致。远远望去，绕村公路挂在山腰。潺潺的溪水流过农舍，晨曦之中，空气都格外清甜。

一大早，村党支部书记陶涛就出了门。村里正忙着犁水田，陶涛每天头一件事，就是沿着稻米梯田，细细查看进度。

退回去几年，村里还少有生人进来。“别说外人，本村年轻人都快走空了。”陶涛说。

这座名叫何家岩的土家村寨，位于重庆酉阳县花田乡。这曾是武陵山区腹地一个典型的贫困村寨：五成多的土地铺在坡度达20度以上的斜坡上，地块破碎，平均每块约2分地，耕牛犁田都难转身，当地农民戏称为“永向前”……

2012年，何家岩村农民人均纯收入还不到3000元，山高路远，“外村的姑娘一听何家岩就摇头，媳妇光见嫁出去，不见娶进来”。虽然何家岩也有自己独特的资源——4000多亩层层叠叠的梯田。

当地村民口口相传，早在500多年前，先辈们为躲避战乱迁至花田，发现当地有两个溶洞，清泉汩汩而流。有山有水好开田，何家人就此垦田种稻，生息繁衍。

深山腹地的何家岩，产业选择的余地其实很有限。因此，当人们找寻乡村发展骨干产业时，理所当然首先想到的，还是离不开当地最大的资源——稻米。

但是，农民也最讲实际，他们有自己的顾虑：一是何家岩地处喀斯特山区，水田难存水，只能流水养稻。“稻田几天就换一次水，耕作层浅，一锄头下去就是卵石。水田不存肥，产量低咋卖钱？”二是种稻辛苦，人力成本投入大，往往倒亏。当地有句俗语，“8月犁田一碗油、9月犁田半碗油、10月犁田来年只剩光骨头。”种稻就要抢抓农时，费心费力还不挣钱。三是一家一户种植，稻种杂乱，生产流程不统一，打不开市场，效益自然较差。

何家岩的水稻种了几百年，但代代种稻代代穷。人人赖以为生，却从未凭此致富。在老实憨厚的农民眼里，种稻是个没“奔头”的产业。

这些年，由于种稻不挣钱，农民蜂拥外出务工，700多青壮劳力几乎全部走光。原先的主业成了副业，4000多亩稻田，四成多撂了荒，另外四成多也已改种出力相对轻省的玉米、红薯，水田已所剩无几。

“咱农民不怕吃苦，就只怕下了苦力，也搞不到饭吃哦！”70多岁的何易学在村民会上讲了实话。要重拾稻作，大伙儿都没信心。

定下稻米产业发展目标后，乡、村干部曾一家一户做工作，但往往要吃“闭门羹”。何易学一家一开始也顶得厉害，看见干部要进屋，“嘭”的一声把门关了；不少农民也是顾虑重重，宁肯让自家水田荒着，也不让干部帮着犁田；有的村民听烦了，甚至还抡起扁担，把上门做工作的人赶进地里……重振贡米，带头人当年就脱贫。

花田以稻远近闻名，“黄杨扁担软溜溜……挑担白米下酉州……”土家民歌《黄杨扁担》吟唱的白米，就是以花田乡何家岩村等地为中心片区出产的。

即便稻米不赚钱，但当地人也还承认，大自然厚待花田，让这里山高水长、光照充足，产出来的稻米也带股“仙”气儿：香酥油糯、滑而不腻、质白如玉……端起一碗，清香扑鼻。据酉阳县志记载，花田稻米还一度是上供朝廷的贡米。

重拾稻作，何峰是全村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说起当年愿意率先尝试，何峰笑言也是被“逼”得没退路了。

“之前全家人都在外打工了10多年，没攒下啥钱。反倒是妻子身体拖垮了，肾积水、心肌炎，周身都是病，不得已只能回老家。”为妻子治病，欠下一身债又没啥挣钱手艺的何峰，捡起了5户人拢共20多亩没人要，荒了多年的田土。

政府帮扶也没缺位。花田乡党委书记冉廷彪至今记得，当年为帮助农民整修梯田，重新种稻的场景：“2012年3月，正是春耕时节，为抢农时，近60名乡、村干部全员发动，天天凌晨6点点名集合，打着手电筒进村，到人到户，帮农民犁田、放水。”

每日，乡村干部都要“白天汇总、晚上总结”，“一对一”提出帮扶方案：被说服种稻的何易学家3个儿子在外打工，两个老人都患有风湿性关节炎，平时走路都要杵棍子，何况下田种地。为此，乡里提出，由帮扶干部组织专业队伍，免费抬犁下田翻泥……

从传统资源中开掘产业新局，不仅要动员农民干，关键还要让人看到效益前景。

为此，乡里帮着种植户“抱团取暖”，组建了花田贡米种植合作社，由合作社统一稻种供应、种植流程，并开拓销售渠道，力争用高品质稻米抢占市场。

同样是种稻，为啥以前不赚钱，现在却逐渐成了“香饽饽”？这可不光靠合作社统一运营。其实，这些年在乡村发展中，一个个带着泥土气息的财富故事还在花田山间上演。这些故事的背后，离不开农民、土地与技术、品牌有效对接。

何家岩最大优势是什么？绿色、生态是不约而同的共识。“好山好水出好粮”，种稻就要种有机，依托品质走向中高端市场。

“现在村里5000多亩水稻田，种植全程‘喝’的是山泉水、‘吃’的是有机肥。”陶涛说，为了让零化肥、零农药的种植要求落实到位，村里在稻田四周区域还安装了12个摄像头，实时监控，规范社员生产行为。

农耕不打农药、除草剂，病虫害、除草问题咋解决？农民自有智慧，他们既有高科技，也有土办法——用杀虫灯，物理杀虫不污染；水稻间作，有效防止稻秧病变；水田养殖麻鸭，发展循环农业。

“村里请来重庆市农科院专家做了测算，一亩田养8只鸭正好，麻鸭会把田里杂草吃干净，又不产生过重污染，保持生态平衡。”种植户陈素仙说。

何家岩村梯田古寨玻璃观景台

“合作社对大米种植把关严，要求零农药、零化肥、零除草剂‘三零’标准，否则拒绝收购。现在搞有机种植，虽然亩产量下降了30%多，但产值却比普通稻谷高出4倍以上。”何雪峰说。

但这几年，有机大米能卖出高价钱，有人却也动了歪脑筋。为了提高产量、减轻劳动强度，个别人向田里打除草剂，乘人不注意偷施化肥……

好不容易树起的有机牌子，就这样砸掉啦？

农民自己的事，还得农民自己解决。大伙儿围坐一团，共同想办法。最后达成一致，种植户实行联户监督，以邻近5户为一个单元，相互监督。有一户洒农药，户户受罚。

既有约束机制，也有激励手段。为鼓励生态种植，花田乡政府以每头牛1000元的标准，连续5年对耕牛进行采购补贴。同时，每年每亩260元，向种田农民提供梯田保护费……

原来的“赔本生意”正在变成富农产业。靠着有机种植和品牌推广，“花田贡米”已是渝东南地区知名的“品牌主粮”，5000多亩核心种植片产值超过3000万元，甚至远销日本、香港等地。

（李松/文）

4.5 从“中国梨乡”到“月季小镇”

“春风尔来为阿谁，蝴蝶忽然满芳草。”四月的北京突然间暖和了起来，柳树吐出了嫩芽，路旁的玉兰花也渐次绽放，游人们纷纷出行踏青，品尝着春的气息，而位于京南的北京大兴魏善庄镇，正是踏青的好去处。

进入魏善庄镇，萧瑟已经退去，成片的月季花正含苞待放，即将呈现出一片姹紫嫣红的景象。

被誉为“月季小镇”的魏善庄，位于大兴区中心腹地，首都南中轴延长线从北至南纵贯全镇。这座小镇因为月季花而实现华丽转身，从一座以“一产”为主的传统农业城镇成功转型为拥有15000亩月季产业园区的“月季小镇”。

作为魏善庄镇半壁店村的村民，黄宝生现在的心情非常好。前几年，他家的6亩土地被流转出去，变成月季花的种植基地，一家人再也不用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种地了。

“流转的一亩地能有2500块钱，比一年收成高多了，家里人还能在附近的月季花园区里面打工，也不累了。”黄宝生说，收入比以前翻了两番还多，村子里的乡亲们整天都是乐呵呵的。

长期以来，魏善庄是一个主要以农业种植为主的传统乡镇，由于梨树种植较为广泛而被称为“中国梨乡”。如今，每到花开的季节，魏善庄处处鸟语花香，“花乡”成为这个81.4平方公里的小镇的新名片。以月季花为媒，观光、旅游、休闲成为这里的支柱产业。

半壁店村党支部书记王绍兰回忆，从前，乡亲们都种了梨树、桃树，需要施肥、除草，导致村子里垃圾遍地，污水横流。整个村子都是乌烟瘴气，出村的道路都是土路。‘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有的时候大坑里的积水都漫过了腰。

“让人最发愁的就是村容村貌。”王绍兰说，破破烂烂的景象实在留不住人才。

2012年10月，正在申办世界月季洲际大会的北京市将月季大会的举办地定在大兴。月季大会和大兴区 “牵手”成功。经过层层的选拔，最终北京市将核心举办地选定在大兴区魏善庄。

月季大会落户魏善庄对于北京大兴，对于魏善庄镇是一个历史的转折。曾因种植梨树而小有闻名魏善庄借助月季大会打造成了一个“月季小镇”。

借月季大会平台，魏善庄镇对主要道路两侧及周边村庄进行了综合环境整治提升，对村庄民宅进行整体风格改造，打造区域整体风貌。在土地方面，魏善庄镇将13个分散的镇级小型农业园，升级改造为了综合性的月季、文化、旅游公园。同时，镇政府引入纳波湾月季园与亿水阳光古老月季园等项目发展月季产业。

为了改变村貌，政府出资购买月季花送给村民种植，还邀请了国际知名的花卉种植专家来给“村民”讲课，力图让只会种树、种庄稼的村民变成花卉种植的“技术工人”。

工夫不负有心人，2016年5月，世界月季洲际大会在魏善庄顺利举办，前前后后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吸引了超过50万的游客到魏善庄镇参观游览，曾经的“中国梨乡”成为“月季小镇”。

现在魏善庄月季花的名气越来越大，可谓是购销两旺，就连北京二环、三环路上摆放的月季花也基本上用的是魏善庄的品牌。

“靠着月季花这个品牌，魏善庄算是趟出了一条新路子，现在新机场也在建设中，距离我们也就10多公里，地理位置太好了，一定要牢牢抓住这个机会，政府搭台、月季唱戏，把我们的产业做大做强。”魏善庄镇镇长王烨说。

而对于普通的村民来说，曾经默默无闻的魏善庄一下子炙手可热了，各类红利纷至沓来，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半壁店村也彻底变了样，路旁的边边角角都种上了月季花，垃圾大坑变成了景观湖变成了水系，进村的主路做了硬化，还种上了银杏树成了景观大道。

景观提升了，乡亲们的心情好了，整个魏善庄镇变成了一个大花海。

“开了春以后，月季花每月都能开一次，我们现在已经彻彻底底变成了花乡，连各种叫不上名字鸟都引过来了。”王绍兰骄傲地说，现在还有很多文化公司慕名来洽谈发展民俗产业，出去打工的年轻人也都渐渐回来了，未来的路越走越宽。

已经变了模样的魏善庄镇并不满足现状，他们立足月季花产业已经开始了“二次创业”，向整个月季花深度加工的全产业链延伸，目前已经开发出了月季花香皂、酒、精油、茶叶等深度加工产品，正计划扩大生产，抢占市场，打造一个响当当的新品牌。

“这几年魏善庄绿植覆盖率超过60%，老百姓的收入也是翻了几番，村容村貌天翻地覆，这只是几个小变化。我们还在转型的进程中，还要做很多工作，再过一两年过来，魏善庄又会是一副崭新的模样。”王烨说。

2017年8月，魏善庄镇获评国家住建部第二批特色小镇。在“后月季大会时代”，魏善庄再度创新了自己的发展思路——借势京津冀一体化、新航城建设等重大机遇，聚焦临空高端服务承载区、国门商务区、南中轴文化中心即“两区一中心”功能定位，打造文化中轴、生态中轴、国门中轴，乘势开启新型城镇化与美丽乡村建设“双轮”驱动。

（吉宁、孔祥鑫/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