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誉满昆明的修车技术

太阳刚刚跳出地平线，他们在 1000 英尺的空中慢慢掠过大地。俯瞰大地，农夫戴着苦力帽子在稻田里耕作，泥深至膝。另一些农夫扶着犁在耕地，前面由黑色的大水牛拖着，速度慢得几乎让人觉察不出来。男人们脚踩或者用手摇着水车，把泥黄色的水从一块稻田送到另一块稻田。一排排的妇女，也戴着同样的尖顶笠帽，弯着腰在泥泞的稻田里插秧。这些个景象，在一千年以前就一定是这样子。

纽曼原以为在香港看到的就是“中国的生活”，但是拿来与他在中国成都上空低掠飞过时所看到的，和在那里地面上停留的几小时所见到的稍做比较，就感到差距之大，令人震惊。在重庆，泥屋顶上铺了一层间距一英尺的粗竹竿做保护（使日本人的炸弹还没有穿透屋顶时就爆炸）；在香港，到处是坚固的殖民地式的四层砖楼；在重庆，见到的是破烂不堪的人力车；在香港，是成百上千辆用鸡毛掸子掸得干干净净的车和出租车；在重庆，老百姓穿着中式服装；在香港，英国殖民地的居民们西装革履；在重庆，破旧的公共汽车没有保险杆，没有车灯，有时甚至连发动机的盖板都没有；在香港，红颜色的双层公共汽车和绿颜色的双层电车保养良好；在重庆，是乱七八糟一片泥泞的穷街陋巷；在香港，整齐的街道上划着白色的中心线。整个中国大陆都和纽曼刚才几小时中在重庆所见到的一个样子吗？他问自己。什么鬼使神差让他到了这里？

他们在重庆机场提早吃了午饭。机场坐落在黄褐色的长江中一个狭长的小岛上，他们的飞机在那里停了几小时。在东方过了一年日子后，纽曼终于第一次吃到了地道的中国饭（在香港他只吃西餐），这也是他第一次用一双不听话的筷子进行认真的较量。从现在起他就要完全以传统的方式，品尝云南、广东和中国北方菜的风味了。不管你点几样菜，包括最后上的米饭和汤，你通通都是用一个小碗食用，每个客人用一只。一位和气的中国女乘客为他做了如何正确使用那双可扭来扭去的骨头筷子的示范，她教他如何从餐桌中的碗里，把鸡片、眼睛呆滞的鸭头、猪肉片和中国蔬菜夹到自己的碗里来，她为他表演应该如何吃米饭——把碗放在下嘴唇，然后用筷子把米饭扒到张开的嘴里去。如果不谈优雅，这办法倒是挺有效的。

从潮湿、闷热的重庆起飞以后，他们乘坐的双发动机道格拉斯 DC—2 飞机的座舱里很快就凉爽了下来。他们穿过一层厚厚的距地面 1000 英尺漂浮在空中的黄色尘土层，这尘土层是头一天夜里日本人轰炸重庆时造成的。飞机的机长原是美国海军飞行员，他的副驾驶是个中国人，飞机爬升到 12000 英尺高度后，便转向西南方向，朝云南飞去，在阴暗的云

中颠簸了 4 个小时之后，飞机穿过云层，降低了高度，飞过起伏的棕红色坡地，坡地被分成一小块一小块的，有的是干的，有的有水，地的四周环绕着窄窄的绿色的小路。山坡上开出来的一块块稻田，尽量地利用了它在等高线上的每一平方英尺的平地，让人很难意识到，下面的这个宁静的国家处于战争状态已经多年了，而且是在与一个强敌抗争。日本人为了各种实际的目的要使中国与外界隔绝，只有与法属印度支那接壤的丛林边境和与英属缅甸连接的山区边界还没有被切断。

他们在昆明着陆前掠过一个平静的湖面，飞机在草地跑道上滑行了一段以后停了下来，中国空军司令部就在机场旁边的一个松树林里。昨天下午，在香港兰霍恩·邦德先生的办公室里，他曾催促他到昆明后去找中国空军的总顾问，退役的美国空军上尉克莱尔·李·陈纳德谈谈。但现在他总觉得这是好几个月以前的事情了。

刚刚跨出 DC—2 飞机，纽曼就喜欢上了海拔 6000 英尺的昆明。傍晚的空气，凉爽而干燥，一条通向某地的道路两旁，耸立着两排高大白杨树——这是他的第一个印象。在离他们飞机几百英尺远的地方，有一个用木头搭成的飞机维修棚，上面有中文、英文和德文标志。附近停着一架大的装着三具发动机的德国“容克”J—52 型飞机，机身的两侧在红白底色上涂着“EURASIA”（欧亚）字样和一个巨大的黑色“X”字，这种飞机与德国空军在欧洲大战中当做兵员运输机的飞机一样。在中国未被占领的地区，昆明是第二大城市，它是云南省的省会，坐落在这个多山国家的最西南的角落里。据估计，昆明的人口为 15 万，包括长期居民、逃难的难民和从北面山上搬下来的部落。

他们坐着嘎嘎作响的破汽车，顺着 5 英里长的路，一路向前颠簸，从机场穿过昆明市中心到达法国的“都拉”旅馆，所有过往的外国人都住这里。街上，每一个人都穿着灰色或黑色中式服装，或是绿色的军装。苦力在石子路上拉人力车，推两轮车，或是肩上挑着一根颤悠悠的扁担，一头挂着一只箩筐。他们身穿短裤，脚穿草鞋，头上戴着锥形的“苦力帽”，脖子上围一条擦汗用的旧毛巾。纽曼看到两个苦力用扁担抬着猪，一前一后往前走，猪的四只蹄子用绳子绑着，朝上挂在扁担上，头朝下，猪不停地尖叫着。行人在人行道和马路当中慢吞吞地走着，只有偶尔一辆开得很慢的汽车按着喇叭时，他们才吓得往两旁闪开。这些小汽车属于政府要员、银行老板或在昆明的八个领事馆的官员，或者属于另外少数几个住在城墙外边的外国人。

除了两座 15 层高的优美的古塔外，林荫路两旁的木房和泥屋。没有一座高度超过两层。沿昆明主要大街的两旁有饭馆、一家电影院（上演带有中文字幕的法国老片子）和卖土布、草鞋、蔬菜、大米的商店。所有的商店和饭馆都朝着大街敞着，没有一扇装有玻璃的门或窗户，小窗户上糊着白纸，所有的标志和广告只写中文，云南受法国的影响很深，主要的外国语是法语，警察也戴着法国兵的头盔，穿着黑色的制服和灰色网球鞋站在主要十字路口的水泥岗台上指挥车辆，他们在偶尔有一辆汽车开过来时，把行人和牲口赶到路边上去。法国的影响主要产生于“米歇林”一条窄规格的单轨铁路，从印度支那（现越南）的河内到中国境内的终点站昆明之间，沿着山脚蜿蜒向上。这条铁路是 75 年前勇敢的法国工程师为了连接这两座城市而修建的，从东京湾的海平面一直到海拔6000 英尺高的昆明。自从英国人屈服于日本人的要求，停止通过香港向中国提供援助以来，中国所获得的全部军事物质都是经过这里运来的，英国政府的牺牲品之一就是中国西南运输公司（纽曼的所谓雇主），这家公司就在 1939 年纽曼到香港的前几天，被迫从香港销声匿迹了。

纽曼在“都拉”旅馆费劲地用筷子吃第一顿饭时，坐在一位德国外交人员旁边，并从他那里了解到他对中国政治和军事形势的看法。德国既继续支持日本，又支持中国。对中国是提供顾问，并通过俄国和横跨

西伯利亚的快车提供武器；对日本则通过经常来往于布利斯特（德国潜艇基地）和横滨之间的德国和日本潜艇，获得尖端武器的最新资料和图纸。尽管有官方的轴心国（德、意、日）盟约，这位外交人员表示德国还是非常倾向蒋委员长的。他还举例说明，蒋的一个儿子不是刚从波茨坦的德国“西点军校”毕业吗？日本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协约国的成员之一，而且占领了德国在华的殖民地天津和青岛吗？用德语教学的中国同济大学虽然由于日本的推进而两次向后方转移，却继续在中国后方，另外欧亚航空公司的首席驾驶员赫鲁兹驾驶的标志鲜明的德国运输机，在上个月被一驾日本战斗机狠狠地开火乱打了一通。显而易见，德国有充足的理由要帮助中国。

这个外交人员向纽曼解释说，中国，现有十几个省的省长自行收税，有自己的军队和警察，并制订自己的法律，蒋委员长要把这许多省的势力组成一支国家的军队，并置于中央政府的统一指挥之下是不容易的。按这位外交人员的看法，由于当时的国民政府同中国共产党正在合作，努力阻挡日本侵略者，中国人民还没有受中国共产党太多的影响。他还说，另一个中国的傀儡政府——在日本人的控制下，统治着“占领区” 和它的 4 亿人员。

第二天一早，纽曼乘公共汽车到机场去会见总统顾问克莱尔·李·陈纳德。陈纳德母系祖先，与美国南北战争中的罗伯特·E·李将军有亲缘关系。他给人一种坚毅的感觉。方下颏，头发乌黑发亮，目光锐利。他原来是路易斯安那州的一个学校教员，后来成为美国陆军航空队的一名驱逐机飞行员。他退役后，于 1937 年被蒋夫人召到中国，他的名字是一位在华飞行的美国人和一位访问过美国陆军航空队基地的中国空军司令告诉蒋夫人的。当这位中国空军将领在该基地访问时，陈纳德还在这个基地研究一种他认为在未来战争中很重要的战斗机战术，陈纳德这种不墨守成规的作法，使他与喜欢搞轰炸飞行而低估战斗机效用的美国高级军官发生龃龉。

纽曼拜访陈纳德时，陈纳德讲得很少，看了他的德文简历之后，他告诉纽曼，他认为在几年以后，中国政府将会面临被隔离的困境，所有的供应都将被切断，日本人一定会这么干的。因此，仅配备有铁锹、十字镐和爆破筒的成千名的苦力，正在另外建造并即将完工的一条“生命线”——滇缅公路。这是一条很窄没有铺路石的公路，穿过难以置信的地形、山脉、峡谷和吊桥⋯⋯在它直通中缅边界村庄望亭的 500 英里路程中，没有一个服务站。陈纳德（当对被授予中国空军上校衔）催纽曼去见荷·诺斯曼，他是当地的法国雷诺——提萨卡车装配厂的德国经理，这家工厂与中国交通部订有合同。陈纳德说，此时此刻、如果纽曼能够对中国的地面运输有所帮助，他可以为中国做出更大的贡献。尽管陈纳德上校可能提出由中国空军雇佣他，但他感到这样做还太早，而且他以后随时都可以和他联系。然后，他亲笔写了一张便条给昆明中央银行经理张先生，让他帮纽曼从六十七幢欧式住宅租到一幢。张先生把“模范村”里仅剩的一幢欧式住宅分配给了纽曼。这房子在城外半英里处。中央航空公司的飞行员鲍勃·安格尔和他的太太——一位前美国海军护士住在第六十号住宅，陈纳德住第六十五号，纽曼住进了第六十七号。“模范村”住宅里的其他居民都是欧洲人，都是直接或间接为蒋委员长的政

府工作的医生和工程师。 “模范村”的四周用泥墙高高地围了起来，以保障安全和不受干扰。

在它的每一幢小巧、现代的平房里，家具简单但足够使用，在两间卧室和一间起居室之外，每幢平房还有一个壁炉、一间带厕所的西式盥洗室

（但没有浴盆或淋浴）、玻璃窗，有的还有一扇通往花园平台的玻璃门。每天早晨，厨房和盥洗室的用水得由苦力用桶从附近的滇池湖挑来，爬上又窄又陡的木板梯子，倒进撑在一个柱子上的水箱里，这样的水箱，每幢住宅一个，如果要饮用这种水，那还得将它煮沸几分种。这里只在白天供电，从早上 6 点到晚上 6 点 30 分，只要英国广播公司的新闻广播时间一到，供电便停止。纽曼还有一个女厨师和一名留宿女佣人，她们留着长辫子，走起路或干活时，长辫子在背后一甩一甩的，她们在他家里每星期工作七天。她们是由中国银行提供的，中国银行与中央政府另有协议，要照顾好“友好”的外国人。房租和女佣人们的薪金都没与他们商量。

纽曼搬进这个村几个月，一位名叫布朗的美国领事馆官员奉命回国，他把他那台很大的菲利浦牌短波收音机留给了他，作为他为他修好了那辆马力很大的哈得逊牌敞篷车刹车的报答。从那时起，他就像所有外国人一样，虔诚地收听每天下午六点英国广播公司伦敦向东方播放的节目。精彩的新闻广播开始时，先是英国议会大钟声，随后是广播员那著名的低音：“我们在伦敦播音，现在是新闻⋯⋯”这是他们获得外面世界报道的惟一来源，他们真该向伦敦的英国广播公司致敬！

在昆明市外的雷诺厂，20 辆柴油发动机的卡车，正准备好要首次登上还没有完全修好的滇缅路。纽曼做了自我介绍之后，经理问他：“你愿意带领这个卡车车队去缅甸边境吗？”这些卡车将装载锌棒和钨棒，从中国经缅甸首都仰光运往美国，然后再装回一桶一桶的航空汽油和柴油，一箱一箱的机关枪子弹和许多的每枚重达 500 磅的空用炸弹。如果纽曼能写一份道路情况的调查报告，并附有呈交经济部的适当建议，那就更好了，他感到这差事很有吸引力，就答应了。“我们什么时候出发？” “两星期以后”。

纽曼的助理司机和另外十几辆车上的 38 名司机都是中国人、他每天都到雷诺厂去协助检查每一辆卡车和发动机。令他非常失望的是，他在香港学到的广东话和他最得意的手势，在昆明一点也用不上，完全一样的中国文字在那个地方的读法却完全不同，使得纽曼和他的同事之间谁也听不懂谁的话。

车队出发前的一个星期，昆明市拉响了一次空袭警报，尖叫尖叫的警报声向这个城市的市民表明“是要发生什么事了”。在陈纳德的帮助下，中国人建立了一种简单但很有效的预警系统。它是在市区最高的山丘上竖起一根高杆，杆子的顶端挂一个直径五英尺的红球，从各方向都可以看到，告诉大家在离昆明 200 英里的地方听到或看到了有“来历不明的飞机”，正在向昆明飞来；45 分钟以后，发现这些“不明飞机”已到了 50 英里远的地方，正明显地向昆明飞来，第二个红球就升起来；10 分钟以后，飞机已经离这个城市很近而且足以被认定是日本飞机，第三个红球就升起来了，和另外两个红球挂在一起，在任何道路上都禁止再有任何活动。天空中由九个银点组成的 V 字形，在阳光下闪着光，肉眼

几乎看不见，几秒钟之前还在 23000 英尺的高空穿过昆明市中心，现在正在城外他们的头顶上嗡嗡飞过。在这些银点的下面，亮光一闪，看起来就像有传单撒向大地，随后一声轻微的尖啸声由弱渐强，等响声如雷鸣一般时，空气便开始震动，一连串的爆炸就像一座爆发着的小火山，这是纽曼第一次“挨炸”，这也是对昆明的第一次轰炸。那一天，他精神上的迷惘多于害怕。

30 分钟后，第一次空袭结束了，警报解除，红球落了下来。后来纽曼步行进城，去看看情况如何，看到的一切令他毛骨悚然。在这座“未设防的城市”的市中心，死人横七竖八，到处都是，他们的五脏六腑都露在外面，各种颜色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受伤的男人、女人和儿童到处躺着，他们身上、手上、脚上沾着血，死人的身旁跪着他们放声哭嚎的亲人，木头房子在燃烧，两头水牛被炸弹的弹片撕成了碎片，这些，就在他所进入的北门附近的人行道上，真是惨不忍睹！

在这以后的每次空袭里，纽曼都吓坏了，由于自私的天性，他惟恐日本的轰炸机飞行员中，会有人把应该对准昆明市中心而投下去的炸弹，晚投几秒钟，而把距城墙半英里远的模范村炸成粉碎，他也担心飞机与地面之间的逆风和顺风的计算错误，或是炸弹会在飞机弹舱里多停留了那么一下，都有可能把他们给毁了。

不管是中式房屋还是模范村都没有地下室，当第二个红球升起时，他们外国人就从家里跑出来，在穿过他们村子的道路下面的一直径为周英尺的排水管里，挤成一团躲避炸弹；住在他们附近的中国人，总要靠得离他们近近的，一个农民告诉纽曼，他们相信他们这些“洋鬼子”能知道炸弹往哪儿掉，往哪儿躲保险。

除了星期天，昆明几乎每天都是在上午 10 点挨炸。据后来一个被俘虏的日本飞行员供称，27 架日本双引擎飞机，编成 3 个 V 字形，每个 V 字形 9 架飞机，每架飞机投掷 5 枚炸弹，把昆明当做训练靶标。中国人民具有惊人的恢复能力，第二天一大早，他们就已经掩埋了死人的尸体，清除了堵塞主要街道的碎石烂瓦。男人女人一齐动手，把大片倒塌的泥墙用铁锹堆成一大堆，再用水和成泥，就开始做新的土坯，摆在太阳下晒三天，如果在随后的 72 小时里没有再轰炸，就用这些土坯立即重建他们被毁掉的泥屋。多亏窗户都是用纸糊的，没有因飞起的玻璃碎片而造成的损伤。

这座城市没有自来水系统，昆明救火队救起火来，就像吉尔伯特和苏利万歌剧里的一幕，灭火用的水，由一个有五百多人参加的手里拿着桶的救火队，用桶从滇池湖一桶一桶传过来的，这些桶随后又回转过去重新装水。救火队长身穿色彩鲜艳的制服和镀克络末的头盔，站在一处高处，以便指挥众人救火。中国人的适应性还可以从其他方面看出来，在经过两次 10 点钟的空袭之后，很明显地，每天的轰炸也形成了一种新

的生活方式了。每天早晨从 8 点到 9 点，人们毫不慌张地从城里出来，赶着牲口，用扁担挑着所有可以收拾到筐里去的家当，或者装在车里，从四座城门川流而出。在离城几英里远的地方，商贩们在路边撑起摊子，出售他们就地做熟或烤制的食品，手摇警报器发出“解除警报”信号之后，人们又回到城里去看他们是否还有个家或者做买卖的地方。

尽管不得不改变它的生活规律，外国人居住的模范村几乎没有受到

什么影响，纽曼的厨子和女佣人以及他们在他邻居家的同事，在空袭中几乎都没有离开住宅，他们非常天真地跑到餐桌底下躲炸弹，头上顶个大锅。佣人们直到听到“紧急”警报才停下做家务。5 点钟饭又做好了，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尽管每天都有轰炸，昆明的生活还是有它幽默的一面。我还记得饭馆侍者如何从客人手里诱惑出更慷慨的小费的巧妙方法（他们共同分享）。每一个离去的客人的名字和他给的小费的钱数，在他离开之前，都由侍者领班用低而洪亮的嗓子向全体用餐的客人宣布。这么一来，自然就使人在给小费时不敢小里小气了。

城里的每一个人时常要雇人力车——由瘦而有力的苦力拉的两轮车。这些头脑简单、没有受过教育、无知但很诚实的人，对于荣誉和骄傲有他们自己职业的标准，一旦事先讲好价钱，即使因为桥被炸断了而跑路的时间比预计的要远两倍，也从不吵着要多的钱。苦力还会拒收小费，就算把一个体重很重的客人拉上陡峭的小山，他们也会认为那是一项成就。

在经过了 3 个星期的装备检查和装好货物后，雷诺卡车队向缅甸边境开去。调整敏感的柴油注入泵所花去的时间，比工厂修理预计的时间要长，因为中国机械师对柴油机缺少经验。每天下几场阵雨，使红土路面泥泞不堪，如果这些超载的卡车中，有一辆一滑坡，就将无法阻止它慢慢侧滑，翻下去之前能够让驾驶员紧急跳车，弃车逃命，在车队出发前，纽曼把卡车的车门、车窗甚至连挡风玻璃都卸下来。就是在晴天，对司机和卡车来说，也有许多危险，滇缅公路一段段的沙质路面，在每一个轮子所给予的重量和压力之下，很容易塌陷。为了防止卡车的钢板被压断，他们在每辆车的底盘和大轴之间，安上了质地坚硬的抽木块，以便超载行车。

预计走完到缅甸边境 580 英里的路程要用 8 天的时间，再用 8 天时间回到昆明。每小时行车 5～10 英里，包括不断地停下来清除从陡坡上滚到路面上的巨石。政府还预计这支车队的损失是每跑一趟损失一辆车。

这伙儿中国司机足智多谋、情绪高昂，对“无法解决”的问题，他们总能找到实际的解决办法。例如，有一次，一台发动机中涂有软金属的 5 个主轴中的一个出了故障，迫使整个车队停了一天，纽曼把卡车马达上的滑油壶取出来。躺在马达下的泥泞地里，一连几个小时琢磨不出办法时，就有一个中国司机建议纽曼把他毡帽切成条，然后把这些帽条包在曲轴上，代替原来轴承上熔化了的软金属，使轴承能继续使用。千真万确，吸滑油的毡子成功了！离开昆明 9 天以后，他们到达了边境城镇望亭——仅由于滑坡损失了一辆卡车，但车上的人员都安全无恙。

出发之前，纽曼得到一个消息，一个澳大利亚冒险家，带领着一个由 20 辆英国卡车组成的车队，从缅甸边界进入中国，往东向昆明驶来。他事先就担忧，当两个车队相遇的时候，怎么样才能使车子一辆对一辆地互相擦身而过？而“他的”每一辆卡车要通过 20 辆朝着反方向开的卡车，又要花多少时间？

他们是怎样通过从缅甸开过来的车队的呢？双方领头的卡车一见到对方都立即停了下来，他们车队领队向着对方走去寻找更宽一点路段，

以便两辆车能紧紧地擦身而过。由于没有人愿意在互相挤过去时靠着外边开，他们商定，每一辆车轮换着靠路的里边行驶。说真的。两个车队交叉通过的过程中，随时都有发生危险的可能。在回程的路上他们干得更好，一辆车也没有损失，回到昆明时，他一身脏极了，脸也没有刮，但心里为这次独特的经历感到高兴。

返回昆明的第二天，纽曼先到雷诺厂经理那儿，然后又到交通部报告情况。他建议每隔一段距离，用炸药在靠山的一边炸出一个“会车点”。纽曼还没有离开那间政府办公室时，正巧有一辆闪闪发亮的、1940

年型的黑色别克高级轿车开了过来。开车的是位绅士，这在中国内地实属罕见，因为在这儿开车的都是专职司机。这位绅士向他自我介绍说，他是法属印度支那的总领事，问他是否愿意替他检查和调整一下他的发动机。自从这辆车用火车从河内运来以后，发动机一直运转得不太好。纽曼不仅得到了“很好的”报酬，而且他还要把他介绍给外交使团的其他官员。

坑坑洼洼、肮里肮脏的雷诺卡车厂院子，不适合修理这辆娇贵的汽车，纽曼便把模范村他家旁边的泥墙打开一个缺口，宽度足够让那辆别克车一直开到他的西红柿地里去。这修车场地很原始，但必须看到，这是在战争时期。

他没用太多的时间就修好了这台别克车的发动机，这之后不久，在昆明注册的 150 辆小汽车里的相当一部分，就在纽曼的住宅前排起了长队，而且由于后来的空袭，送来修的车子也越来越多。车主都希望自己的交通工具安全可靠，以保证在上午 11 点的轰炸以前把家里人送出城去。他的邻居、飞行员鲍勃·安格尔看见小汽车停在他们两家的住宅前面，而且顺着道路一直排下去，便主动提出做纽曼的不公开的合伙人，利用每周两次中航公司的飞行，把所需的各种零件从仰光带回来。纽曼接受了他的提议并通知了雷诺厂的赫·诺斯曼，安格尔和他决定开一个修车店，就这样一直干到中国空军把他召了去。

他们在离他们住宅不远的地方租了一块空地，建了一座草棚可以保护 10 辆汽车免受日晒雨淋，还在地上挖了几个地槽，以便在车底下作业，两个星期后，“信得过修车店”诞生，并开始了紧张的工作。纽曼自己在修车店的招牌上画了辆汽车，当地一个朋友帮着写上了中文字，在 3 个月的时间里，有不仅外交使团的全体人员成了他的顾客，而且还有国际红十字会，“英国之友社”的救护车、在昆明的中国要员，当然还有克莱尔·李·陈纳德的那辆 1936 年的“福特”。

昆明汽车发动机的通病，是在汽化器或燃油过滤器的细小的管道中产生水阻，原因是汽车的主人把盛油的桶放在露天的院子中的时间太长，油桶里进了水。在昆明，炎热的白天和凉爽的夜晚之间有着很大的湿差，这使汽油表面和桶盖内壁之间的空气冷凝成水，油桶里剩下的油越少，这个问题就越突出。在汽车的汽化器里有一滴水，就能使发动机在运转时发出粗糙刺耳的声音或者干脆不转。

由于缺少应有工具，以及白天空袭情况下进行修理的时间有限，修理工作往往十分困难。纽曼雇用了 24 名技术较好的修理工人，他们这一伙人是最忠心耿耿和最肯干的，他自己也从清晨到傍晚都参加修理汽车的工作，每天上午 9 点整，赶在 10 点钟的空袭之前，“信得过修车店”

就把一长串汽车从店里开走或拖开，停在沿公路的树下继续修，到空袭轰炸的炸弹落下来时，他们就躲到路边的沟里，停止工作。

纽曼的修理工人和他之间都很了解，语言不再是个问题，因为这些工人原本是广东人，而他在香港时就学过广东话，除了几位要人成了他的顾客之外，从仰光到重庆，去给停泊在长江水面上的两艘美国炮舰运送补给的美国海军和美国海军陆战队人员，也定期地在“信得过修车店” 停车检修，昆明是一个妓院很多的地方，这使美国水兵们大为高兴。在纽曼的修理店检修车辆，他们借口在这里停歇两三天，以调养精神。即使他在世界上任何一家一流的大医院里当个外科主治大夫，也不会比他在云南穿着黑色的工作服，指甲肮脏得像油猴子那样干活得到更多的尊敬和赞扬。当第一辆汽车于 1938 年来到昆明时，它还是一件表示财富和

地位的奢侈品，而到 1941 年的年中，对于汽车的主人来说，它已经成了生死攸关的东西，他们要在炸弹呼啸着从头顶上落下来之前，依靠他们的汽车安全逃出城门。

纽曼的中国修理工人所干的活，在美国的任何一家都会认为是绝对办不到的。比如，英国总领事普利多克斯·布鲁恩的一辆 1937 年型的“福特”汽车，它的前方主钢板断了，这辆车也因此无法再用，但在这里他的这些修理工又给他修好了。在昆明的道路上有着成干上万的坑洼，一个坑洼把“福特”车这片又长又薄的钢板给颠断了，在仰光买不到可以替换的钢板，除非他们用在昆明所能找到的原材料造出一片扁平的，5 英尺长，3 英寸宽，l/4 英寸厚的钢板，而且要富有弹性和减震性能，否则，这辆车就算报废了，他们只能买到长的圆钢棒，纽曼雇请的一个姓孔的铁匠，把他的工具搬到修车店开始他的“克难铁工厂”。炭炉是用铁砧、大锤和一个 50 加仑的空汽油桶改造而成，风箱是用一个空心树干加上推杆做成的，用一个带羽毛的鸡翅膀做气阀。孔铁匠是北方人，很瘦，6 英尺高，他带了个助手——他的广东老婆。她又矮又胖，经常当着修车店所有人的面，用两只大奶子喂她那 4 个月大的孩子，一点儿也不感到难为情。

孔铁匠把那根圆钢棒一段一段地烧得通红，然后大声叫他老婆把胖娃娃放下，实际上她是把孩子扔到靠土墙墙角的地方，然后抓起一把 15 磅重的大铁锤，使出全身力气抡了起来。这样抡锤由于离心力的作用可能发生危险，所以在德国是禁止的。她把大锤一下又一下地锤在她丈夫紧紧握住并放在铁砧上的刚烧红了的铁棒上。就这样干了两天，一根圆钢就变成了钢板。看孔先生、孔太太把那圆铁棒弄成扁平的铁板还真有意思。

终于，给钢板“淬火”的关键时刻到来了。要使这板变得既硬又有弹性，但又不能脆得再次断裂，专家们都说，“没有热处理设备是办不到的”，我也这么想，但技术熟练的孔先生却不这么认为。他事先就在修理店的角落里放了一个又窄又长的槽子，在过去的几周里，让每一个工人都往这槽子里撒尿。这时槽子里已积满了半槽尿水，孔铁匠烧红的钢板在刚到“火候”的时候浸到了尿里，一会又把它从冒蒸气的尿水里拿出来片刻，看着钢板的颜色渐渐暗下去然后再把钢板慢慢地放进黄色的液体里，开始一点点，然后一下子都放进去⋯⋯，我只是站在那儿看，并摇头，不相信这种方法会奏效。真出人意料，两年以后，这辆“福特”

和它的前钢板仍完好无恙，而英国总领事也因此而感到非常满意。

一天下午，一辆人力车来到我的修理店，一位显然地位很高、衣着不凡的先生（可以很容易地从人力车上比平常更响的铃铛和充气的轮子判断出，乘车者是一位要人）从车上走下来，他是代表云南省民政厅李子侯先生来的，他用地道的英语问纽曼：用一大笔钱作为报酬，能否为厅长检修一下他的崭新的 1940 年的“别克”汽车？这辆车在几天以前刚从仰光码头运来。“非常不幸，令我的主人万分遗憾的是，这辆新车出了大毛病，厅长都不敢坐它了，发动机的噪音大得可怕，可否请您检查一下这辆轿车，看看能不能修好。”纽曼答应他在第二天上午第一个报警的红球在防空杆上升起之前去看那辆“别克车”。

那辆为要人乘坐的人力车，很早就被派来接纽曼了。纽曼穿着蓝色的工作服，膝盖上放着装有工具的竹篮子，被拉到被高墙围着的厅长宅第。这幢房子有一张由锻铁制成的圆月形大门，在他到达前的数秒钟一下子打开了。他乘的人力车拉上了一条铺好的车道，经过一排车棚，在最后一个车棚里停着那辆“出了毛病”的轿车，最大的“别克”。就在它的前头，还停放着一辆流线型的、1939 年出厂的绿色、四座的“标致” 敞篷汽车，里面装着绿色的皮里子，真美极了！

李厅长和他的司机在他的中国式的住宅前面等着，当纽曼和李厅长互相鞠躬致意后，一名随从开始为他们的谈话作翻译。李子侯对他能来说了很多感谢的话，然后翻译介绍了司机对汽车的毛病及其症状的看法。司机说，在他几次开着“别克”送厅长和他的家人在第一个空袭警报红球升起来时，穿城而过到城外去的时候，汽车发出可怕的噪音，其他的场合就再没有用过这辆“别克”轿车，李厅长出外活动时，还是坐他的人力车。纽曼建议把车开出去试验一下，由司机驾车表演一下翻译所描述的噪音。李厅长坐在后排，他坐在司机的旁边，在城里开了只有一英里的路程，他就让司机把车停了下来。

纽曼分析产生巨大噪音的原因有两个：每当汽车陷入昆明大街上慢慢移动着的人群，而且又有行动缓慢的水牛和猪挡在前面时，司机没有把排档换到较低的一档，汽车的发动机因此不得不沉重的工作而发出响声。而这种发动机的点火定时又只适应美国的高辛烷汽油。这两种原因的结合必然要导致发动机发出可怕的声音。他没有批评司机，怕丢他的脸，而是做了惟一实际可行的事：他把这辆“别克”车的点火定时大大地调慢了，具体就是拧紧了一个小螺丝钉，把分电盘的定时调节向后转动，再把螺钉拧松，问题立即烟消云散，车子跑起来发动机再也没有任何噪音了。老实说，这辆车因而马力小多了。但这又有谁在乎呢？

你要是看到厅长当时的那副表情就好了，纽曼成了伟人，一个在他心目中了不起的人物。当他回到他的府第时，他得到了一笔确实可观的酬谢。厅长注意到了他曾用赞赏的眼光看他的“标致”敞篷汽车，他通过他的翻译告诉他，既然他的“别克”车修好了，他也就不会再坐这辆小的“标致”汽车了。对于他来说，要表达对他的感激，还有什么比把这辆新的绿色“标致”车送给他更好呢？当然，他拒绝了，但毫无作用。翻译站出来说，如果他再继续争执下去就是对厅长的不礼貌了。因此，他突然之间在中国有了一部汽车。他也就这样像一只浑身油泥的猴子，突然间成了一辆装着皮椅的敞篷汽车的车主了。但这并不是全部，在他

离开厅长宅第时，守门人又给了他一个牛皮纸信封，里面是 3 张崭新的

面值为 100 美元的钞票，两倍于他在“提萨”修车厂工作时一个月的收入。他骄傲地驾驶着他所拥有的第一辆汽车回到了“模范村”。

第二天早上，纽曼又收到了民政厅长的一封信，是由厅长的翻译执笔，用流畅的英语书写的。信中提到，既然他如此成功地使他的“别克” 车得以复原，是否可为龙主席检修一下他那由 7 辆车组成的车队，这些

车是龙主席自己 1 辆，4 个太太和 2 个儿子（一个 12 岁、一个 10 岁）每人各一辆，龙主席家的车大多是美国造的，儿子的车是小型的英国“奥斯汀”。纽曼把龙主席自己坐的车和一个儿子车的刹车、离合器和油门的踏板，都用木块垫起增加高度。顺便说一句，龙主席的两个儿子开车开得很好。此外，李厅长请求他今后每个月都到他的车棚来检修一下他的“别克”。

一辆崭新的“别克”，驾驶的最高时速不过 20 英里，不管驾驶员技术有多不好，在白天有空袭的日子里，每月行程仅三四百英里，是不大可能出什么毛病的，但纽曼还是得小心些，不能让厅长丢面子，他毕竟赠送给了他一份很了不起的礼品。自此以后，纽曼每个月都开着“标致” 到厅长家里去一次。一次当他在上午 9 点钟到达的时候（当时日本人把

他们在 1941 年秋季的轰炸时间从上午 10 点往后推了），他发现“别克” 车已被千斤顶支了起来，四个轮子都垫在木块上，在车底下铺着一块红色的毯子。侍卫们站在一旁准备随时出手相助，当然绝无此必要。厅长是为了让他舒服些。他让人把他的大红竹圈椅，摆在离“别克”车棚 100 英尺远的地方，他坐在那看他干活，并要确保要他干完活后受到他事先交代部下所应该给他的适当照顾。

每次上厅长家去的程序都一样，在正式问候致意之后，纽曼就钻到“别克”车底下去检查。这只是画蛇添足，实际上没有可修的，况且他当学徒的时候第一课就是这样的内容，“如果没有坏，就别去动它”，于是他就只是把滤油器擦洗干净，每三个月换一次润滑油，有时候他查看一下火花塞和点火断电器的接触点，擦洗一下汽化器的空气过滤和检查一下刹车，有一次他重装了减震器。每当他让翻译告诉厅长车没有什么毛病，应该减少来的次数时，厅长总是充耳不闻。很显然，厅长深知“预防重于修理”的道理。在磨蹭了大约一个小时后，纽曼从车底下出来，让他的中国主人感到他确实对他的“别克”车下了一番功夫，以使它百分之百地可靠。这之后，一位副官捧着白瓷脸盆，另一位身着制服的副官往脸盆里倒温水，还有一位副官拿来香皂，托着毛巾侍候使用。厅长家的那些佣人恭敬地与厅长保持着一段距离，围着厅长站了个大的半圆，他当着这所有人的面洗脸洗手。

然后就是厅长通过翻译问每次必问的问题，他问他是否可以赏光与他共进午餐，回答当然是肯定的。在这种一个月一次的午餐上，在座的总还有昆明的防空司令和昆明市市长，他们也都已成了他的主雇。在空旷的大餐厅里摆上一个圆桌进餐，菜一道接一道，每上一道菜，主人都要按照习惯，用他自己的筷子先夹起一点儿，放到贵宾的碗里。午餐最后上米饭和汤。进餐时，主人和客人随口把鸡、鸭或鸽子的骨头吐到地板上，厅长家两只狗等在桌子底下，骨头掉下来后立即被它们吃掉。吃饭时很少讲话，每个人都专心吃饭。

有一次上的米饭是加有佐料的，纽曼先不知道这一点。他熟练地用筷子把米饭扒到嘴里，扒了一满口，直到这时，他忍不住咳嗽，眼泪也流出来，他噎住了，一口把米饭全喷了出来，然后又剧烈地咳嗽着。饭粒喷了一桌子，他连忙道歉，但听到的却是翻译对他说：“厅长万分遗憾地请你接受他的歉意，这种饭实在是上不了桌面的，尚请见谅。”中国传统的待客之道，实在是无与伦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