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中国之缘

1 飞向中国的抗日战场

在 1938 年圣诞节和 1939 年元旦期间，纽曼拜访了中国驻柏林大使馆。在那里他生平第一次见到了中国人，中国同德国的任何政体都保持着良好的政治和商务关系，并一直在接受大量的德国新式军事设备。尽管仅在两年前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一起）刚与中国的大敌日本天皇裕仁签署了轴心国协定，但由精明能干的亚历山大·冯·福肯豪森将军率领的军事顾问团仍被派往中国。1937 年北平的“卢沟桥”事件之后，这个被日本的进犯所激怒的拥有世界上最多人口的国家，一直在同日本侵略者进行着一场没有宣战的战争。当时，蒋委员长需要工程师来教他的士兵，去维修那些新的德国武器。柏林政府急于和中国继续进行这笔买卖。这不仅是为了旧的友谊关系，也是为了得到出售军事设备的外汇。除此以外，纳粹德国在中国还经营着一个航空公司和一所大学，中国使馆的官员确信，一定有人愿意做赚钱的工作，并且可以在德国获得兵役的缓征许可。

雇佣的条件是吸引人的，待遇很可观，一半用德国马克支付，一半用美元支付，另外乘飞机到香港的一切费用也全由中国负担。从热那亚乘船一般要花七个多星期，乘法航从航班表看只需 8 天，使馆将负责办理飞机去远东途中所经过的十几个国家的所有过境签证。一旦飞机抵达

目的地——香港，纽曼就要向中国西南航空公司报到并安排下一步计划

（他当时的猜测是正确的，该公司是中国军方在香港化名设立的公司）。纽曼怀着急不可耐的心情，填写了成堆的签证申请表格，花了 2 个

小时的时间，坐在狭窄的照相棚里照了 48 张相片（在这之前他从未离开过德国）。当时几乎没有人能想象，乘飞机周游半个世界的滋味，就是坐上几个小时飞机也是非同小可的，这种旅行的幻想使他久久不能入睡。虽然他的父亲并不相信他的这次旅行能够真正实现，但是他的母亲还是让他读了德文版波尔·巴克的《大地》和埃德加斯诺写的《六亿人》。旅行护照一个月才下来，又等了两个多月才办妥最后一个边境签

证，纽曼真有些迫不及待了。父亲请来了一个能说“地道”英语的家庭教师，他曾在伦敦住过几个月。他的发音同纽曼几年前在高级学校，从那些在法兰克福长大的教师那里所学的大不一样。上第一课时，家庭教师说的纽曼一句也没听懂，其中部分原因是此人在英国时嘴上留起了小胡子。最后终于在 1939 年 4 月份，万事俱备，纽曼可以去世界上最有名的旅行社——英国汤姆斯·库克公司驻柏林办公室了，他带了护照和到十几个国家、地区的过境签证，即：比利时、英国、法国、法属突尼斯、意属的黎波里、埃及、英属印度、英属缅甸、暹罗、法属印度支那、英属香港和中国，库克公司订购了崭新的法国三发动机客机迪沃蒂尼三三八型飞机的机票。飞机计划每星期三上午 10 点从伦敦克罗敦机场起飞，

几天后抵达香港的启德机场，每日行程 1200 英里至 1500 英里。由于飞机的航程所限，每天飞行分为三段，整个旅行中除了“星期几”的数字以外，没有确定的起飞和到达时间。

1939 年 5 月，在父母少有的亲吻和多余的“好好干”的叮嘱下，纽曼告别了柏林的费利德立希火车站，前往布鲁塞尔再到伦敦。这是他最后一次见到他的父亲。1940 年父亲在柏林一家医院动一次小手术后，因“血凝”而不幸去世。

当时，普通的德国公司对希特勒将于 1939 年 8 月与他所憎恨的苏俄

（他们在一夜之间便成了挚友），签署举世震惊的十年互不侵犯条约的战略秘密一无所知，希特勒虽已决定一旦德苏条约签订，就立刻向波兰发动战争，但却在 5 年以前（即 1934 年），与波兰也签署了互不侵犯条约。希特勒在波兰投降以后，又倚仗德苏条约以使其无后顾之忧，企图以闪电式的攻击打败西欧国家。对于这点，普通德国公民同样毫无觉察。这还不算完，当他把德国西部战线稳固之后，就立刻撕毁与苏联的互不侵犯条约，于 1941 年 6 月对苏联发动了战争，由此也就中断了中德两国之间的联系。

到香港的法航飞机可以在巴黎的拉布慧机场登机或是到伦敦克罗敦机场。几年前在高级学校，纽曼看到不少关于大伦敦的报道，他决定利用这次机会亲眼看一看白金汉宫，皮卡迪利广场、纳尔逊纪念碑、唐宁街十号和伦敦大桥。出乎意料之外，他发现所有的东西都跟他们的英语课中所学的完全一样，其中包括海德公园、肥皂箱上的演说家、红色双层公共汽车和非常非常深的地铁。有一个例外，就是书本里告诉他们英国妇女长得像“豇豆夹”，但他发现，尽管她们比希特勒时代丰满的德国女子要苗条些，但却楚楚动人。

在伦敦的四天一瞬而过，他终于登上了飞往远东的飞机，飞机上用

英语和法语印刷的小册子向乘客介绍了从法航到远东路线旅途中所能看到的各种有趣的处所。小册子上也介绍了这架法国飞机所采用的尖端技术，⋯⋯迪沃蒂尼三三八型飞机，是三发动机的全金属结构的陆用单翼飞机；机上配有 20 个可以躺卧的舒适座椅，每小时航行速度 150 英里，

最大高度为 15000 英尺，为增加速度，它的可收放式起落架能巧妙地折叠起来。这架飞机的驾驶舱就像轮船的控制室，飞机起飞之后，和驾驶舱隔开的客舱就如同一个宁静的小岛，让人有一种在海中航行的感受。机组成员包括驾驶员、副驾驶、领航员兼随机机械员和负责照顾每位乘客是否系好安全带和提供饮料的机上乘务员。所有的正餐都安排在地面上，每一晚上都在当地最好的旅馆过夜。第二天早晨，乘客的手提包都必须放在一个像马鞍形之指针的磅砰上重新过磅，然后由随机机械员安排座位，使得飞机重量维持平衡。乘客被警告，在飞机升空后不得擅自离开自己的座位。

第一天晚上在马赛降落，在那里，迪沃蒂尼飞机最后一次用加油机加油，在这以后就靠两个人用手从滚到飞机前的 50 加仑圆桶里往外抽油。一个光脚的助手先站在右机翼一边，然后又站在左机翼一边用加油管伸进大漏斗中，油箱覆盖着麂皮布以防水和沙土进入。在飞机加油时， 乘客们吃午餐，坐在机翼阴凉下的长椅子（装在货舱里带来的）上休息， 这些足足要进行一个多小时。在旅途中有两次，机组成员不得不自己动手修理出毛病的螺旋桨叶。每当结束了一天的旅行到一个不同的国家时，12 辆游览车开到距飞机只有几步路的出口小舱门前（人们理所当然的认为，每个乘客都应有自己的出租车）。当地司机像比赛一样把车队从机场开往市中心，他们把手放在喇叭的按钮上，脚踩在加速的油门上， 在我们前方的街上，人群蜂拥，山羊、狗、乳牛和骆驼向四面八方躲闪。每天下午，当纽曼乘上这些置生死于度外的司机所驾驶的车时，总是有一种叫天不应的念头占据了他的心，这些司机开车的劲头仿佛是刚从驾驶学校出来的一样。

他们通常在下午到达，以便在晚饭前有足够的时间在城里游览。在旅馆的餐厅里，乘客和机组成员们在一条长桌上一起用餐，饭后，机长用法语和英语宣布第二天早饭的时间，一般在早晨 5 点，这样飞机可在冷气流中起飞，以增大机翼的升力。

因为很早就要起来，所以一吃完晚饭，乘客就回到自己的房间。他们打开了两扇叶片的低速的吊扇，然后用放在屋子墙角里的竹竿拨动一下电扇叶子，使它转动起来，冲一个冷水澡，就钻进带有蚊帐的床上。早睡有好处，因为不单是在太阳升起前就醒了，而且由于飞机向东飞， 每天夜间还要把时间拨快一小时。

航线沿途的国家禁止在空中拍照。在巴黎，机长收走了所有的照相机，由他保管。同样的，他们的护照也被收走，直到抵达目的地后发还。行李并不检查，也是因为在那时，人们从来没听说过有劫机事件发生。

他们跨过地中海到达突尼斯，第一次在北非过夜，纽曼吃惊地看到穿着飘垂及地长袍的男人们在拥挤的街道上挤来挤去。但很少见到突尼斯妇女，她们从头到脚穿着类似床单布的大袍，只在眼睛的地方留一条缝，以便可以看到外面的世界，从机场到壮观的美琪旅馆，沿路都是簇拥的骆驼、成百的驴和拖着两个大木轮的骡车，第二个晚上是在班加西

过的夜，这里的情况和突尼斯恰恰相反。它是意属的黎波里坦尼亚的一个海港（现在属利比亚），这个市规划得很好，街道两旁种着棕榈树， 有一个不大但设备新颖的旅馆。在傍地中海建立的大爱尔贝格旅馆里， 纽曼看到了四个穿黑军装的纳粹党卫队军官在阳台上喝啤酒，他当时猜想这几个男人在那里的目的是为了对该国进行侦察。3 年后欧文·隆美尔将军的非洲军团，就是经过这里到埃及同英国的柏纳德·蒙哥马利将军会战的。

在下一站亚利山卓加油后，他们飞往贝鲁特（法属黎巴嫩的首都），到那儿以后，汽车把他们送往城市中心美丽的圣·乔治旅馆吃午饭，他们从地中海的最东边饱览了地中海美妙的景色，更特殊的是看到了躺在太阳伞下喝饮料的苗条法国女郎（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简单的游泳衣）。在贝鲁特起飞后，为达到足够的高度，翻过山脉往东飞去他们在空

中盘旋了 30 分钟，但飞机仍达不到应有的高度，迪沃蒂尼飞机被迫返回

贝鲁特机场。过了 2 个小时，当空气凉快一些的时候，机翼获得了较大的升力，他们终于飞过去了。飞机腹部刚刚擦过山尖。到大马士革只是一段不长的航程，而能在巴格达过一个阿拉伯式的夜晚令纽曼振奋不已，但使他大失所望是没有看到一个性感的“肚皮舞”的舞女，伊拉克人喜欢胖女人。当他们降落在伊拉克南部的巴斯拉时，这里根本没有跑道，只是一条两英里长的没有任何标记的海滩，它和波斯湾平行，相距300 英尺。在这里，折叠餐桌放在宽大机翼下的阴影里，四位赤脚招待员端上有各种佐料的饭菜，两个小男孩在他们面前和饭菜上挥着羽毛扇， 驱赶成百上千的苍蝇，从许多个 50 加仑的油桶里把油抽进迪沃蒂尼的油

箱里，整整花了近 2 个小时的时间，这个地区根本就没有什么飞机飞过， 也没有必要设塔台指挥，他们的飞机只是滑行到海滩的一头，转过身， 然后再启动三台发动机，飞机就起飞了，仅此而已。

下一站是印度的喀拉奇，他们在世界上最大的飞机库前下机，这座机库在 9 年前建成，原准备存放英国 R101 型飞艇。R101 比德国齐格飞机的兴登堡号还要大，但从未抵达印度。在 1930 年从伦敦到喀拉奇的处女航中（当时机上乘坐的有英国航空大臣汤姆林勋爵），这架超重的飞艇， 遇到了强劲的逆风，因发动机的马力不够，失去了前进速度，坠毁在法国贝奥伐附近，机上的人全部遇难。4 年后在印度，纽曼曾以美国陆军航空队的技术军士的身份，在这个机库进行过一项秘密的工作。

初次到印度，尽管时间短暂，却给纽曼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成堆的人群，甚至比在中东地区看到的还要多。男人和女人拥挤在狭窄的街道上，大多数人赤着脚，衣衫褴褛，成群的老少乞丐在祈求着“给点钱吧，先生！”纽曼发现，在印度有一半妇女不像在北非或伊朗那样用床单把身体遮盖起来，她们把水果篮子、整袋的大米，甚至大块的水泥顶在头上，还能挺直着身子走路，身上只是用布裹起来。信奉印度教的女人的前额上有一红点，还在鼻孔上穿一个小金环。几乎所有的年轻和中年的妇女都在背后背着婴儿。晚上，很多无家可归的印度人躺在路边或大门前睡觉，有些一个挨一个地睡在航空站小小的候机室那冰凉的地砖上，他们在早上 6 点以前经过黑暗的房间去过磅和上飞机时，不得不小心地躲过那些躺着的躯体。

以前，纽曼从未听说过“神圣的牛”，现在是亲眼所见了。白牛在

马路中间闲逛，或四平八稳地卧着，阻塞了市内交通。电车车长只得下来把牛引开，然后让电车通过。没有一个印度人打白色的公牛或母牛。类似的情景，在海德拉巴、阿拉哈海巴，甚至在加尔各答都屡见不鲜。在加尔各答最漂亮的商业区，到处都是玻璃窗和茶馆沙龙，面对着横跨在人行道上漫步的牛，行人经常只能绕道而行。纽曼还看到加尔各答“清洁工”们的工作——巨大丑陋的黑兀鹰从空中俯冲下来，落到市区里去捡食垃圾、残羹剩饭和死动物。男人们在灭火栓下洗澡或公然在大街的阴沟里小便，没有丝毫顾忌。站在宽阔的恒河和雅鲁藏布江岸边，纽曼简直不敢相信他所看到的情景：臃肿的人尸顺流而下，巨大的黑兀鹰落在死尸上随波逐流，以求得一顿免费的美食，并不是所有的死尸都这样处理，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的任何时刻，都可以在城里把死尸放在一个 6

或 8 英尺高的木柴堆上火葬。

他们在加尔各答的大东方旅馆过夜，这里和新加坡的拉弗斯一样， 是一个世界闻名的旅馆。旅馆里边安静、凉爽的环境和优裕的生活，同旅馆外边的贫穷和营养不良的人群的悲惨情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令人震惊。

曼谷的情况不算太糟，他们住在东方宾馆。曼谷的房屋同湄南河对岸精心建造的、色彩鲜艳的镀金寺庙相比，简直就像是简陋的茅屋，暹罗人很穷，但比印度人稍强。仲夏季节，暹罗的气候潮湿得令人难以相信：咖喱味道的菜和饭，人们像葡萄干一样挂在为数不多的并且很慢的电车外面。

在每次相差几小时的飞行距离中，种族习惯和语言的变化，使得纽曼简直无法消化他所看到的一切。在世界的这个地区正发生和进行的事情，竟如此之多，以致使他意识到自己真的是孤陋寡闻。毕竟他仅仅只是一个去中国途中的旅客而已，当他们的机长把三个发动机的油门向前一推，他们的迪沃蒂尼飞机爬进纯洁、凉爽和宽阔蔚蓝的天空时，人群和悲伤也就被抛到九霄云外了。

在离开曼谷以前，机长把照相机还给了他们，他宣布，他们将在附近的柬埔寨低空掠过，在半路上可以看到世界上七大奇景之一——最近才发现的吴哥窟遗址。机长为他们讲了一段历史：几百年以前，曾经有一个文明古国在这里生存过，也供奉过这座庙宇，后来又由于某种原因消失了，那里长着稠密的森林，完全覆盖了这个被遗弃的城市，使人们再也无法看到它。他还告诉他们，现在考古学家又发现了这个地方，并且在修复吴哥窟。

飞机在低于 1000 英尺的高度盘旋，他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空中尽情

拍照时，他却忙着换胶卷，侍候这台老式的 120 型照相机是很费工夫的， 在他们脚下面是发黑的石头墙和塔，一条壕沟围绕着庙宇，壕沟上横跨着一座长桥，偶尔可以看到驯服的大象正在搬运木材。飞机在这上面转了几圈后，机长拉开了客舱和驾驶舱之间的帘子，看一看所有的乘客是否都已拍摄好了，以便继续向前飞行。当他看到纽曼在忙乱着给照相机换胶卷时，就安慰他说：“别急，我们等你！”然后，飞机又向右和向左绕起圈子来。直到他也照完为止。

他们的飞机降落在西贡，这是一个美丽的城市，纽曼认为这里的妇女是世界上最迷人的，她们具有法、中女子融合的媚力，只可惜被槟榔

染黑了牙齿。甜香的遮荫树成排地直立在大道两旁，夜晚温柔芳香的空气和人行道上众多的巴黎式咖啡馆，穿着真丝衣服、纤腰的女人，上身穿着颜色艳丽的宽松衬衣，这些情景使人感到西贡就像天堂一样。田里的农人都戴圆锥形的竹帽，既遮阴又挡雨，城里那些苗条的姑娘也把竹帽背在背后，作为装饰品。车夫们骑着乘客座前的那种三轮车，在街上来往穿梭。市内没有母牛、骆驼和水牛阻碍交通。纽曼现在才明白为什么法国驻外人员乐于驻在印度支那，而不愿意去法国在非洲的殖民地。离开伦敦后的第八天，飞机准时降落在香港启德机场的草地跑道上，启德机场实际上是国际机场，中德欧亚公司经营它们的三发动机的容克飞机，从中国境内飞到香港，一周两次。属于泛美航空公司的中国航空公司则使用道格拉斯的 DC—2 和 DC—3 飞机，隔一天一次从香港飞到中国境内，然后飞到缅甸。英国海外航空公司的桑德兰得水上飞机，每星期一从伦敦到香港。法航使用迪沃蒂尼飞机星期四到香港。泛美有名的塞科斯基“飞船”水上飞机，一周两次从旧金山飞到马尼拉后抵香港。

所有从伦敦或巴黎上机的 12 名乘客，除了 3 人外，都在西贡下了飞机。3 辆出租车把他们送到九龙豪华的半岛酒店——一座典型的英国殖民地式建筑，这是算在已付旅费中的最后一个晚上。第二天早晨，也就是1939 年 6 月 1 日，纽曼怀着迫切的心清开始了在远东的生活。

在富丽堂皇的大厅里的柜台前，纽曼询问了在哪里可以找到负责继续送他到中国内陆的中国西南运输公司，市区电话服务人员告诉侍者， 十天以前中国的西南运输公司刚把电话拆了，也没有留下新的通讯地址。这时候纽曼进退两难，不免有些焦急。他把身上仅有的几个英镑换成了港币，向中国驻柏林大使馆写了一封航空信，解释他的困境（他们可能还不知道这情况），并要求他们用电报告诉他下一步该怎么办。照着离开柏林前军方的指示，他在 24 小时内把他的抵达日期和住址向德国使馆报告，他们答应向中国政府去了解情况。他寄往德国的航空信估计大约需三个星期才能到，但他在柏林只得到了有效期六天的香港过境签证，所以首先他需要获得在香港的停留许可，下一步要考虑找一份工作， 一直到把中国秘密机关的情况弄清楚为止。

真是天公作美，远东汽车——远东航空销售服务公司就在半岛酒店斜对面的街上。该公司负责香港和所有华南雪佛兰汽车和卡车的装配和修理，同时也是英国“标准牌”汽车的代理。另外他们在启德机场还销售和服务轻型双翼飞机。总经理是克劳得·怀特先生，他 15 岁时从加州

的家里跑出来，于 1900 年受雇在一艘三桅船上航行到中国，他是纽曼见到的第一个美国人。他个头很高，英俊，好动，50 出头，头发发白。怀特不打领带，身着便装。听完他的陈述之后，怀特说，他可代他从港府那里获得工作许可，直到他离开这里去中国内陆，不管这段时间有多长， 先决条件是他得在他的车行里干活，每月只能给 30 港元（相当于 7.5 美元），这显然是很低的。抛开他的微薄工资不论，他立刻喜欢上怀特。怀特不像他碰到的几个英国人那样华而不实。他没有犹豫，同意了怀特的安排。

纽曼最喜欢是他的行动快，当他还在他的简易办公室里时，他就马上给几个人挂了电话。纽曼问他何时开始工作？怀特回答“午饭后”。怀特答应找人帮他安排一个睡觉的地方，以便度过今后的几个星期，另

外他又补充说，在他得知去中国内陆的工作情况以前，他将负担房租， 老实说，纽曼当时毫无选择余地，只好接受这个工作，因为他已囊空如洗，怀特给了他在找到中国西南运输公司以前的生存机会。

傍晚，纽曼得到了一间配有家具的房间，里边热得像蒸笼一样，没有吊扇，只有一张床。住地离远东汽车公司不远，可以走着上班。怀特借给他几个港币去买一些便宜的衣服，那些衣服比他从德国带来的衣服薄多了。几天以后，他就和远东汽车公司的中国技师混熟了，他们教他一些中国的脏话。虽然怀特有一个从澳门来的经理，他能操一口流利的英语、葡萄牙语和中国语，但纽曼在 FEM 公司工作一个星期后，怀特要求纽曼从一本美国工具和设备目录册中，选择他认为车行里所需的东西。不久，远东汽车公司看起来更像是干这行的了。他教会远东汽车公司的工人使用电焊和气焊，制作了一个有轮子的链条吊挂架，用来拆除和安装发动机（在那以前，都是人力用扁担靠肩膀去扛）。没多久，“一个白人在那里干活”的消息在欧洲车主（大多是英国人）中传播开，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对住在远东的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新顾客纷纷而至，提出他们的车要由“那个欧洲人”修的要求，有的车甚至从香港的维多利亚搭乘轮渡运到九龙来，这时纽曼才体会到，多亏他父亲安排他在德国斯特劳斯先生那里学了这门手艺。

当纽曼有生以来第一次拿到他的月薪支票时，他又把它退回到前面办公室的桌上，因为他怀疑是弄错了，支票上写的是 90 港币而不是事先

约定的 30 港币。怀特只是说：“没错”，还告诉他，下月底（1939 年 7

月）将付给他 270 港币。他有足够的钱偿还他欠怀特的钱，并搬进一个更适合居住的有吊扇的房间，并且早、中、晚饭也不必都靠“青”香蕉充饥了（这些“青”香蕉是中国南部的特产，熟透了味道很甜）。有一天他牙痛得很厉害，打算到车行拐角的一家牙医诊所去看病，这儿以收费低廉著称，但只是把牙拔掉而不治疗。怀特听说了这件事，他对纽曼说：“你 11 点钟去马路对面的半岛酒店美国牙科医生那里看病。”他不干，因为他花不起这个钱，怀特以非常肯定的语气叫他少说废话，别在办公室纠缠。原来他已同那位牙医说妥，他将替他付账，真是个怪人！当怀特跟他混得很熟并且在他的英语说得稍微流利一些的时候，一

个星期天上午，怀特请他到他的新界的海滩别墅去玩，他见到了他的维也纳出生的夫人，他们一起在中国南海里游泳。几个星期以后，怀特又邀请他参加在他家举行的一个小型聚会，并想让他告诉他的客人，有关他从伦敦到远东的这段不寻常的经历，纽曼不得不很吃力的用英语描述他的旅行经过，随着美国人越喝越多，他的任务也就越来越容易完成了。一位客人问他是否已开始学中文。为了证明这点，他随口说一句从他的技师们那里学来的一个常用短句，是他们每当高兴或不高兴时总喜欢这样说的。当他在所有的客人面前用正确的声调脱口而出时，怀特立刻把他拖到一边，问他懂不懂这句话的意思，他回答“不懂”，这时，怀特慎重地劝告他千万别再当着女士们的面说这句中国话。

“香港是我的天堂”——住在这里的绝大多数白人也这样认为，纽曼特别喜欢观赏停满各式各样船舶且充满活力的港口，几百条带着巨大的棕色和紫色顶篷的小船和竹帆船尽收眼底，汽艇（水上出租车）穿港而过，来自世界各地的货轮、英国的战舰和潜水艇，不是绑在港湾中间

浮标上，就是系在码头上，还有许许多多其他国家的战舰正在装煤、加水或加油。最现代化的、光彩照人的要数白色德国游船和四个烟筒的旧式黄色美国总统号客轮，而五颜六色崭新的法国船和荷兰船，只有一个巨型烟筒，烟筒口冒着的不是烧煤的浓烟而是烧柴油的轻烟。

香港由驻守在九龙的 50000 名英国皇家军队守卫，经常可以看到穿着褶叠短裙，吹着风笛的苏格兰军乐队从九龙的主要街道纳珍街走过来。因为纽曼习惯于德国军裤（而不是裙子）以及普鲁士的长笛、军号和鼓乐队，所以对纽曼来说，他们看起来都不大像军队。英国、苏格兰和印度军队住在纳珍街的兵营或他们的公寓里，甚至最低层的英国士兵也可以带着家眷在这个低消费的城市里过着阔绰的生活，他们只需付微薄工资就可以雇保姆看孩子，雇男童擦鞋。

每到晚上，香港的夜空会给人们一种难以言传的享受，当太阳刚刚落到多石但无人居住的岛屿背后时，蓝色的天空逐渐变成苍白，随后再变成各种令人遐思的彩霞。这一壮丽景色加上五颜六色的霓虹灯广告和海面上反射的光芒，集在一起，就把整个港口装扮成了一片巨大且闪烁不定的灿烂奇景。这就是为什么香港被称做远东的明珠。整个香港在 1939

年只有一幢高楼，即矗立在维多利亚的 20 层的香港汇丰银行。这里，两只石雕的雄狮守卫在门两侧，许多外国公司在这座白色大理石的楼房里设有办公室。一年以后，就是这幢楼，在纽曼的生平经历中扮演了一个不平常的角色。

纽曼的生活刚刚走上正轨时，欧洲的战争显然不可避免地开始了。香港的《南华早报》用大字标题，登载了德、苏出乎意料之外地签署了十年互不侵犯条约，使各国人士为之震惊，使整个世界进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边缘。一个星期以后，1939 年 8 月 31 日，希特勒政权在葛

莱维茨伪造了波兰进攻西里西亚无线电台的假现场，他们让 12 名集中营里的犯人穿上军装，随后又把他们打死，然后把尸体放在电台周围，再从这个德国电台发表了 4 分钟假造的波兰无线电台广播。他们利用这次

“事件”作为 1939 年 9 月 1 日德国向波兰大规模入侵的“最后的理由”。

当德国于 1938 年首先占领奥地利，然后又占领捷克斯拉夫时，英国和法国只是袖手旁观，尽管他们和布拉格订有具体的互相援助协议，但事到临头，他们只有抱怨和警告，希特勒因此受到鼓励来执行他摧毁波兰的计划（同样英国和法国新近同波兰又重新确认了签署的相互援助条约）。希特勒没有听从其幕僚的劝告，准备冒他认为是有把握的危险， 他认为同盟国又将只是威胁警告而已（民主国家的小人们害怕战争）。他指示魏玛施特动用所有可能的力量，包括正常驻扎在德国西部前线的部队，进攻波兰，这样德国就可以在伦敦和巴黎做出反映之前消灭波兰。1939 年 9 月 1 日晨 4 点钟，德国军队越过波兰边境，当天希特勒就收到

了英国要求他于 1939 年 9 月 3 日中午之前撤回部队的最后通牒。否则， “英国不得不向德国宣战”，法国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纽曼怀疑，在英国和法国真会有人相信德国能够撤回正在迅速向前推进而且节节胜利的军队。

1939 年 9 月 3 日，香港时间下午 7 点，最后通牒到期，英国对德宣战。几分钟后，一个英国殖民局官员。在一个英国军官和两名拿长枪、带头巾的印度士兵的陪同下，敲响了纽曼的房门，他们很客气的要求看

一下他的旅行证和军事护照。还没等他弄明白到底是为什么，他被塞进车带到了九龙的警察总部，那里已经有 15 名德国人，一小时内又带来了

更多的人，到凌晨两点，被带到那里的已有 90 人了，全部是男的。英国人对由此而带来的不便一再向他们道歉，他相信他们也的确是这么想的。这以后，他们被装入三辆公共汽车，带到九龙的喇沙书院。在汛光灯下，他们看到中国工人正在地下钉桩子，准备围绕学校拉上铁丝网， 另外还有四个瞭望塔正在建造。因为当时正是假期，所以学校的宿舍是空的。凌晨时分，又有几位德国商人被带到这里。

纽曼渐渐弄明白了，英国人还不打算挽留这 100 名德国人，从理论上讲，他们并不是战俘，而是被挽留的公民。一个英国人告诉他们，他们将很快离开这个临时营地，但没有确切的消息。大多数德国人在香港居住多年，可能比某些英国人住的时间还长，他们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 绝大多数德国人甚至在希特勒上台后就再也没有回过德国。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竟有两名中国老人也和我们一起被拘留，他们幼年时期在青岛（以前的德国殖民地）当过小佣人，1906 年加入了德国国籍，他们连一句德国话也不会说。

英国人感到最棘手的是种族问题，由于好奇的中国人挤在他们营地的铁丝网外边往里观看，一个白人必须在几百个黄种人面前对另一个白人表示尊敬。为了证明他们不是英国的囚犯，他们被允许在餐厅里雇佣中国人，来准备和侍候用膳、刷洗餐具，并为他们洗衣服。拘留营里的生活一点也不坏，他们在户外晒太阳，在学校的运动场上打网球，并满怀喜悦地看着英国警卫队从四个瞭望塔中的一个爬下来，去捡回打到铁丝网外的球。

苏格兰部队颁布了新的营地规则，包括每天早饭前“点名”，其程序是：他们 102 名挽留犯排成 3 列，那个苏格兰军官和他旁边的军曹面对着他们这些敌国侨民站着，每一个挽留犯都有一个号码，军曹叫到他的号码时，他就要上前一步，立正报名，然后由军曹在自己手中的夹子里核实他的号码和名字，这个人才能离队去吃早饭。

单调的营地生活又度过了几个星期，尽管波兰在孤立无援的形势下奋战了三周后已经投降，但看来欧洲的战争状态将再持续几个月，在战争的前几个月里，德国的西部战线上没有发生过真正的战斗。当德国军队正忙着同波兰作战的时候，英国和法国军队放弃了袭击德国的机会。香港的英国人想腾出喇沙书院，让过了暑假回来的学生可以有地方学习。为此，拘留营设立了一个军事法庭，逐个审问他们的背景，为什么到香港来等等。几天后，营地关闭了，书院开学了，但他们并未自由。白天他们被限制在工作地点工作，晚上 8 点后回家，当面宣布，他们被禁止进入香港美丽的港区。每一个“准囚犯”发一个粉红色身份证，上边有照片和指印，并注明是“敌侨”。他们每星期五下午必须向附近的警察局报到，此外，起码有一个英国人对该侨民的担保。怀特先生很高兴纽曼能再为他工作，并说服劳伦斯·凯都瑞爵士为纽曼担保，劳伦斯是当地的一位知名人士，是萨杜银行集团的金融家兼中国电力公司的老板，也是纽曼在远东汽车行的一名顾客。

纽曼担任了怀特的总技师，前任的总技师凌先生非常高兴纽曼接替他的职务。在纽曼被拘留以前，他在远东汽车行设置了工作台，使那些

蹲在水泥地上干活的中国技师，可以在工作台前站着干活了，当他从拘留所回来时，他发现倒是没有人再蹲在地上干活了，却有人蹲在工作台上干活。体贴人的怀特先生又使他成为车行附近一个中等阶层的英国俱乐部的会员，这样，每天中午他可以吃上一顿热饭。远东汽车行成了他的家，不过他一直在担心，同销声匿迹的中国西南运输公司取得联系的企图，是否还能成功。

一天，怀特把纽曼叫到他的办公室，那里还坐着一位英国军官。总督先生的英国戴姆乐牌汽车需要进行大修，特别是自动换档装置经常跳档，这种车近似劳斯莱斯汽车，整个香港只有这一辆。既然在香港从来没人修过戴姆乐车，“让那个德国人试试怎样？”太好了！纽曼自己亲手干这个活。他小心地拆卸了这个复杂的自动齿轮箱的每个零件，在一卷粗糙的英国卫生纸上，做下了每一步拆卸的记录，然后从伦敦订购了替换件，并由 BOAC（英国海外航空公司）空运到这里，然后重新把零件全部装配起来。当发动机和传动系统在修理间正常运转之后，他和送车来的那个英国少校一起坐在绑在车底盘上的橙黄色的大木箱子上（他还没有安装车身），把车开了起来，他们愉快地驾驶了 3 个小时，穿过城市，进入了围绕新界的山区。这位军官请他吃午饭，他们两个人饱餐了一顿。数星期后，一位英国高级军官又问他是否愿意修他的皮尔飞机发动机。这个飞机发动机安放在他的游艇里，游艇拴在香港码头和船坞旁。接着，他又去办理允许他在那儿工作的许可手续。

1940 年 6 月后，当纽曼正在盼望能再一次看到他最喜欢的港口时， 一个英国士兵走进了他的工作间，递给他一封密封的信，他打开信，激动地看着：

“香港总督要求你马上返回喇沙书院，并且从今晚午夜开始，在 48 小时内离开这个英国管辖的殖民地，若违反，你将被送到印度锡兰新建的一个拘留营去，总督谨启。”

他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还以为什么地方弄错了。他拿着信走进怀特的办公室，怀特打了几个电话后告诉他一个坏消息：“他和任何人对这件事都爱莫能助，所有的德国人都必须离开香港。”

驱逐的理由很简单，在丹麦、荷兰和比利时迅速投降之后，德国军队势如破竹地攻破防线，法国也突然崩溃了。灾祸临头的英国从敦克尔克的撤退，损失了几乎所有的主要军事装备，总得找些人代为受过，对同盟国的崩溃似乎最说得过去的理由，是在对同盟国领土上被称为“第五纵队”的德国公民，他们被怀疑在那些国家进行破坏通讯和运输的活动。只给他们两天时间离开香港，但英国却决定扣留他们的护照，伤害之外又加污辱，他们这些不想去锡兰而想方设法去其他国家的少数人， 每天还得付 5 个港币给一位武装士兵。这些士兵被命令要跟他所看管的人寸步不离。

纽曼到过美国、瑞士、菲律宾、日本和葡萄牙领事馆，试图最后一次寻找他一年前应去那儿报到的中国机构，但没有用——他们真是销声匿迹了。他也没有收到中国驻柏林大使馆的回音，也可能他们根本就没有收到过他的信。有一件事情是肯定的，任何国家都不会接受一个没有护照的人，他试过通用汽车公司和福特公司，他们在远东有装配厂，但也未成功。中德的欧亚航空公司在战争爆发的当天，就停止到香港的飞

行。一年前，德国驻香港的领事官员也迁到澳门去了，剩下的只是泛美航空公司营运的中国航空（CNAC）公司，飞机是每天从香港到成都和重庆，然后到云南的昆明。

发配锡兰以前，在第二天（最后一天）下午 4 点，纽曼和他的英国卫兵到汇丰银行大楼，就在这里，他在电梯旁碰到了 W·兰霍恩·邦德。邦德替他打了几个电话，就像怀特一样，他试了一处又一处，⋯⋯一刻也不能耽误，他只能听到他这边的对话，“不行”，“那太晚了”⋯⋯ 过了几分钟，这几分钟的宁静对他来说就好像几个小时一样，邦德忽然改变了语气，在电话里向对方说：“好，我将在晚上 11 点把他送到启德机场，谢谢。”他正愣愣地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的时候，邦德转脸对他说：“我刚雇佣了你在 CNAC 工作，一般来说，我只能雇美国人，他们都是在指导中国人。你被允许无护照进入中国内陆，我将把你用飞机送到重庆然后再到昆明，在那里，你可以找到一年前在这里没有找到的中国人接头。中国空军现在受一个前美国军官陈纳德上尉指导，你去找他， 因为你一到昆明，CNAC 将解雇你，我们航空公司没有工作给你。我所能做到的就是帮助你离开这里，剩下的就靠你自己了，再见，祝你好运！”

奇迹发生了，正合时机，没有证明他也可以离开香港了！他傲慢地对他的卫兵（在这之前叫他在走廊里等着）说：“告诉你们当官的，不必再为纽曼费心了。”他们所该做的是在今晚 11 点以前把我送到启德机场。

在午夜前几分钟，纽曼又登机升空了。香港五彩缤纷的明亮的灯光消失在他的身后，他到了中国内陆的上空。真是走运，他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