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三临中国与准备西行

1947 年，夏威夷群岛瓦奇奇海滨只有三家旅馆。纽曼和同机人员住在莫纳旅馆，准备将陈纳德将军从战时剩余物资市场购买的 24 架新 C— 46 运输机中的一架，飞渡到中国，陈纳德将军新近组成了中国善后救济总署航空大队（联合国救济总署空运队），后来改称为民用航空运输公司。经过 30 分钟的环岛试飞，俯视了“钻石头”和“珍珠港”，便可向西远飞了。他们经过几个中间站，长途飞越太平洋到联总空运队设在广州的总部。这时距日本发动偷袭珍珠港，并迫使美国对日宣战还不到 6 年。

国际民航组织禁止 C—46 这类双发动机的飞机飞越辽阔无际的海域

（像太平洋那样），因为万一有一台发动机熄火，即使天气良好，把所有携带的货物都甩掉，一台发动机也不能保证使飞机保持高度飞到沿海的任何一个机场。

陈纳德将军无暇去顾及这些规定，他叫夏威夷的机械师在每架 C—46 飞机的腹部加装了两个临时的油箱，用来增大越洋的航程。他不希望他们一旦在浩瀚的太平洋上迷失方向，在飞往西方的路途上又没有足够的燃油。飞行计划是每天出发一架，第一站在京斯顿岛停留过夜，这是裸露在太平洋上的一块岩石，大小如同航空母舰的甲板。岛上除了一栋简易的草棚和栖息在沥青跑道上的成千只海鸥外，一无所有。到达的飞机必须要嗡鸣数次把鸟赶离跑道，才能降落。第二天清晨还要开枪将鸟轰到天上才能起飞。

他们依次在马绍尔群岛的瓜加林岛、关岛和菲律宾过夜。二次大战中被击沉的锈蚀的登陆艇，以及美国和日本的运输船的残骸，仍半截淹没在当时交战海滩附近，或更远点被击沉的地方。有些在珊瑚滩上触礁， 从空中望去在熠熠发光的浅蓝色水面上清晰可辨。

在马尼拉休息和游览了 3 天之后，他们飞向华南的广州，它在香港

北面 80 里。陈纳德的属下为纽曼在广州郊区靠机场附近的东山，租了一座两层楼的房子，克莱瑞丝到达之前，他一个人住在楼上房间。3 周后他飞往北方，到上海去迎接她和“西普斯先生”。当看到她从“海猫”汽轮的甲板上向他招手，以及她和西普斯从陡直的舷梯上走下来时，他的心快乐得发抖了。

他们在上海国际饭店住了几天，克莱瑞丝和西普斯有机会进入中国人的洪流中，而且初次尝试了人力车的滋味。随后他们 3 人飞往广州。那时陈纳德将军打算将总部迁到上海，空运队要求他们中的一部分

人也搬到那儿去。大战前，上海是世界级的大城市，比作为省城的广州洋气多了，广州虽离英属香港不远，但没有人说英语。上海市内有 800

万居民，大上海则有 1200 万。数以千计的白俄罗斯人，数以千计从希特勒统治下流亡而来的犹太人，数以千计的外国商人在市内大肆推销西方货，这些在 1937 年中日开战以来一直是“稀罕”货。外滩过去是（现在仍是）上海最美丽的街道，它是一条林荫大道，与蜂拥着货轮和帆船的五彩缤纷的港口平行。沿岸是外国的领事、大使馆。靠近外滩排列着有电梯、餐馆和屋顶花园的现代商店，真是世界大城市该有的尽有了。正如闹哄哄的纽约，人们在摩天大楼旁边可以找到小而静的教堂，喧闹的

上海毗邻着高楼大厦的是小小的庙宇，和尚们在那里静静地念经、烧香。剃度的和尚身披黄袍，脚踏草鞋，手摇铜铃，不时敲打着从屋顶悬吊下来的大木鱼。

在中国经历了 2 年的和平（1945—1947 年）以后，从最新式的美国车到德国的电器，上海什么都能买到。它也是世界级的“罪恶之都”， 众多的夜总会、跳舞厅、现代化的商场、市中心的跑马厅、赌场，几百万诚实的工人，形形色色的中国和白人恶棍，数以千计的出租汽车和人力车。但直到 1947 年在上海电话却仍屈指可数。

纽曼负责管理中国的机械人员，他们每天忙得团团转，不断地维修从夏威夷飞来的 24 架 C—46 运输机，这些飞机现在为国民政府紧张地运货。管零件的美国经理终日在酒醉中度日，克莱瑞丝不得不协助零配件供应，使联总的飞机能从上海起飞。她负责飞机和发动机的零件库，并建立起料账卡登记制度。起初零件很少，后来从冲绳和塞班岛的战时剩余物资中，接收了许多 C—46 飞机和它所用的柯蒂斯·怀特发动机的零件。纽曼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克莱瑞丝身穿肥大的棕色外套在那里开箱， 并按照 C—46 维修手册的简图来核对新到的零件，雇来的中国木匠按她的规格要求搭起了货位架。

一周 7 天，每晚从肮脏和炎热的虹桥机场回家，只要在门前按一声

喇叭，门就会神奇般地开启，他们的门房，年约 50 岁，能操流利的英语， 仿佛猜透了他们的心理。他身穿洁净的浆过的白制服，站在吉普车司机座位那边，手捧着的克铬密盘中，放着两大杯冰水，克莱瑞丝和他常常奇怪为什么这样一个聪明而又会讲两国话的中国人愿意为他们所提供的菲薄待遇而工作。有一天，克莱瑞丝没有去上班却揭穿了这谜底。从他们日常起身到机场后一个小时到回家前一个小时，他们家的电话铃隔几分钟响一次，门房在接听电话又打一个简短电话出去。克莱瑞丝又发现门房有一辆人力车和三轮车，由于纽曼家的电话总是闲着，门房就用它来调度车辆，大赚其钱。

1947 年时在中国，如果要发财，门道很多，例如美元对国币的官方汇率在上海和香港就不一样，通常差额为 1％到 2％，这就为某些人提供机会穿梭于两个城市之间，完全合法地自一处兑换钱再拿到另一处出售，赚取成千上万的美元，这样干的大有人在。

中国官员要想发财致富的门路就更多了。有天晚上，纽曼接听电话， 问他是否有兴趣设计一种可以在当地生产的汽车转弯指示灯，这种小玩意儿可以装在汽车的外面。此匿名人声称，是警察局长本人打算投资生产大量的这种指示灯，当生产数量足够配备上海所有的汽车和卡车时， 警察局长将颁布市政府条例，命令上海所有的机动车，在限制的时间内必须装这种转弯指示灯。从布告发布日到安装限期没有几天，这样便无人能与警察局长的指示灯竞争了。

另一个上海官员设法缝制了几千件坎肩（背心）以图暴利，他把坎肩发到市辖的警察局，然后颁布一项指令要求人力车夫“在马路上干活时”必须穿坎肩。布告的官方理由是，“即日起人力车夫不能在大庭广众之下光着膀子（赤膊）拉车⋯⋯”，倘若车夫没有坎肩（多数车夫除了草帽、围在脖子上的毛巾，短裤袜和草鞋，一无所有），他就会被抓到附近的警察局（那里有背心卖），然后不得不穿上坎肩。

1946 年，乔治·马歇尔调停蒋介石和毛泽东之间纷争的努力失败。

到 1947 年，从联总空运队运货情况就可以看出共产党人从他们隐蔽的地方已经向南推进了，民用货物被更多的武器弹药所取代，以支持国民政府军在北平以北的战斗。回程时载的都是伤兵或能买得起机票的有钱难民。C—46 飞机的妥善状况随战争日渐吃紧而急剧下降，他们对飞机定期检查保养的次数越来越少，又如同二次大战期间一样，只要能凑合就行了。

他们随时从一架停在机库的 C—46 飞机上拆下零件，以应其他飞机的急需，有时飞机刚落地就把仪表拆下来装到另一架等待起飞的飞机上。幸运的是他们连一架飞机也没被对方地面炮火打下来。但也出了件令人难以忘怀的事故：一架 C—46 运输机从香港启德机场起飞后，其中一个发动机突然熄火（因缺少干净的润滑油），这时飞机已爬升到 5000

尺的高度，企图向 20000 尺爬升，螺旋桨完全停止了旋转。为了用单发动机维持高度返回启德机场，组员只好把沉重的箱子推出舱外，迅速地减轻飞机的重量。箱子掉到稻田里摔散了，更要命的是被扔的不是一般的货物，而是一箱箱崭新的钞票，有好几十亿元之多。武装部队马上被派去寻找这些箱子。傍晚接到报告，只找回不到一半的钱，其他的全散落到荒郊野外去了。

共产党从华北向南推进的形势显然已无法制止，他们进入上海好像只不过是时间问题了，陈纳德决定把主要工作基地转回南方的广州去， 纽曼不得不再次搬家。克莱瑞丝把“德索托”在上海卖掉，随着共产党不断进军，对可靠的美国车的需求也随之增长，她的 1940 年出厂的车并不难卖，但从哪儿弄到美元呢？每个人都声称他们没有一美元，因那时在中国私人持有外币已不合法，他们可以给她白金、黄金条子、钻石、珍珠和每天都在贬值的中国钞票，但他们坚持必须用美元买。后来一个可口可乐公司的经理非常想要克莱瑞丝的这辆车，他把在瑞士银行的存款转到了克莱瑞丝的账户上。

赴广州的前一天晚上，他们去拜访陈纳德将军，他决定在这个大城市留到最后一刻。在他家里，他们见到了漂亮的陈香梅小姐，她出生在北京，在香港上的学，1947 年圣诞节前她成为陈纳德夫人。大战结束前纽曼曾见过她一次，那时她才 18 岁，以战地记者的身份访问陈纳德将军。至今，安娜·陈纳德仍很美丽，是华盛顿政界的杰出人物、美国总统的老朋友，美国政府的高级代表和殷勤好客的社交界名流，担任一些大公司的顾问，是从韩国到菲律宾等远东国家的专家。此外，安娜·陈纳德还写过十几部书，其中一部分畅销各地。

在广州郊区，他们租了一处很好的房子，请了一位电工来检查 220 伏电路系统。这个冒失鬼用两只手分别捏着火线和地线的裸线，220 伏特电流通过电线和他健壮的身体，使他涂着发蜡的头发像豪猪毛一样竖立起来，倘若他的头发在头上不动的话，他们和他就都麻烦了。

他们的新家刚刚安顿好（这是半年内第三次安家了），谣言传说广州即将被放弃。新改名称的民用航空大队打算买一艘驳船，装备成一个修理厂后，拖到原来叫“福尔摩萨”的台湾，国民政府已迁那里。他们俩决定回美国，纽曼写信给那时还在上海的陈纳德。很快便接到了将军的复信，他说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他认为纽曼在机械工程方面的知识

和经验，在美国将能发挥更大的作用。现在面临的是怎样离开中国，这比他们想象的要困难得多。从远东越过太平洋到美国，正常营运的轮船和航空班机已经没有了。若经过欧洲，则飞机票又贵得叫人不敢问津。在广州，有一天吃午饭的时候，纽曼同克莱瑞丝谈起了这个难题，

她“信口开河”地说：“我们何不开车回去呢？我们先到欧洲或北非， 然后乘船回美国。”

什么？开车回去？“怎么可能从中国开车回去呢？”

纽曼知道克莱瑞丝对于中国和欧洲之间隔着的亚洲大陆，缺乏地理概念。暹罗（泰国的旧称）、缅甸、印度、阿富汗、伊朗以及中东国家他们都得穿过。她也没有想到过他们随时随地需要汽油时的难处，就算是有可能，战争已使很多的物资供应大不如前了。成百上千英里的丛林、沙漠，没有路，没有住处，没有可饮用的水⋯⋯，只有荒野一片。密林、大山和皑皑白雪，这些他可是一清二楚。开车回家？真不可思议！

但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内，纽曼又“重温”起她的提议。吉普车？ 靠四轮驱动？几个可装五加仑的备用油桶？带上雪地防滑链、睡袋、搭帐篷的油布和工具？给西普斯一个座位？

纽曼立即离开饭桌，从袋子里找一幅“埃索”石油公司（ESSO）1942 年出版的，包括中国和缅甸一直到印度边境的二次大战时期的地图。他的另一张地图是国家地理杂志 1946 年出版的亚洲形势图，它绘上亚洲大陆和紧靠着的部分欧洲国家。这些小比例尺地图上有一条从伊朗延续到中国的小红线。注明是成吉思汗 750 年前的远征路线，成吉思汗并没有四轮驱动的吉普，都走过来了，他们为什么就不能呢？纽曼改变了初衷， 转而赞同克莱瑞丝的主意。“我们何不开车回去呢？”

决心已定，下一步就明确了。首先他们得找一辆适用的吉普，然后办理要经过地区的过境签证。这些地区和国家绝大部分是原法属或英属殖民地，那时正处在政治动乱之中，英国为取得对日本作战的支持，曾在 1942 年向其殖民地宣称，战争结束后 2 年内允许它们独立。现在英国人在撤退了，地方势力开始争夺对他们国家的政治控制权。如果真要开车离开东方，就必须马上行动。因为阿富汗将进入冬季。纽曼曾看过一则消息：说那个国家从 12 月到来年 3 月，城市之间的交通几乎全部停止， 而他们又不得不等到南亚的雨季过去后才能出发，但必须赶在大雪降临前到达阿富汗，否则无法通过这个“山国”，有一件事要做的是在吉普车有限空间里能带哪些东西的清单，因为整个路途上有可能买到衣服、食品、吉普车配件和工具的机会少得可怜。

他们订了两张下午从广州到香港的中国航空公司的机票，1939 年到1940 年，当纽曼被困在香港时就是乘这家航空公司的飞机脱逃的。飞行

只需 20 分钟。他们赶到机场，这是一架由军用飞机改装的飞机，座舱两

侧改成了座位，乘客们已用安全带将自己束在圆背座位上了。机上有 30 名中国乘客，其中的两位妇女在发动机还没有起动之前就开始呕吐了。但那天上午的香港之行却仍未最后决定，美国飞行员提出他的 C—47 飞机一直在漏液压油，他吵着要取消这次飞行。可是机长坚持要飞，他对纽曼说，那天晚上，他在香港已同“苏珊·王”约会好了。于是纽曼向他毛遂自荐，尽管他仍在为其竞争对手 CAT 航空公司工作，身为美国联邦航空公司注册的飞机机械师的他，可以提供这种帮助。他告诉机长，

他的夫人和他同他一样急于要到这个英属殖民地去，机长同意了。他花了 2 个小时去检查液压油路，并补好了液压泵附近的漏油处，他的 C—47 飞机可以起飞了。但先决条件是在航行中不得收回起落架，这样才能保证在香港安全着陆。飞机的液压油实在漏得太多，剩下的仅够用于刹车。

香港的日报——《华南早报》广告栏刊登着皇家空军降价处理的“二手货”吉普，标题是“请光临惠顾”。吉普车有半打，有的发动机不错， 但车身破烂不堪，有的车身完美无缺，但发动机已磨损得太厉害。所有的皇家空军吉普车盖上都漆有一个红、白、蓝三色的大圈，以便于从空中辨认。纽曼在维多利亚大街起伏上下的路上，试开了每辆能开得动的吉普车。就每一辆“车身”而论，没有一辆车是理想的，但一台好的底盘再配上一台好的发动机就能组成一辆好车。于是他买了两辆皇家空军的吉普车，都是威利厂的产品，一辆车体好，一辆发动机和传动轴好， 一共花了 400 美元，还用 100 美元买了 5 个新的“赛柏林”6 层轮胎。

克劳得·怀特，一位美国人，8 年前也就是 1939 年，曾雇他在他的“远东汽车行”干活，后来他本人被日本人在香港的阿伯丁监狱里关了三年半，但他仍然精神饱满。怀特对他们开车去欧洲的决定毫无异议， 他准许他们在他的车厂里放手做必要的准备工作，因为谁也不希望在暹罗或缅甸的丛林中发生任何机械故障。

他们申请穿过法属印度支那的签证时，法国断然拒绝了他们开车进入印度支那，因为他们“不能保证”他们从河内到西贡的一号沿海公路上的安全。但泰国、英属印度这些国家的领事馆，只须等待片刻便在他们的美国护照上签证盖章。远东的大船运公司——太古集团告诉他们， 一艘英国近海货轮将于 10 天内开赴曼谷，如吉普车能修好，赶上停泊在香港港口外的“新珠湾”号货轮，便可以把吉普车运走。人呢？船上没有乘客的舱房，假若他们愿意睡在甲板上，那太古就不收他们和狗的船费。

大功告成，他们坐火车返回广州去整理行装、睡袋和工具，那些都是 9 个月前他们在美国时买的，他们在洛杉矶战时剩余物资商店里购买这些东西时，又何曾想到它们竟会在横越亚洲的冒险而又非同寻常的旅行中派上用场呢？他们的女佣人泪流满面，他们把木匠为他们做的乒乓球台留给她（这将是她和孩子的床），还多付给她一个月的工资。他们从广州的邮政局给衣索匹亚的海尔·塞拉西国王发了一封急电，提出他可为皇帝陛下的新航空公司工作。他从最新版的《读者文摘》中看到， 环球公司打算替他经营这家公司，但缺少工程师。他们要求塞拉西国王回电答复，回电可通过香港的太古集团转交他们。

这是纽曼第三次离别中国。克莱瑞丝、“西普斯先生”同他搭乘从广州到香港的船，还带上了他们准备跨越亚洲的行李。陈纳德将军在最后一封信中再次提醒他们注意紧张的中东局势，由于美国在联合国提出在 1948 年分割巴勒斯坦并建立一个犹太人国家，形势更是敏感而紧张， 其结果是美国在阿拉伯中东的声望越来越糟。就个人来说，纽曼更关心的是除该带的风扇皮带、四个电嘴和断电器之外，他还需要带哪些吉普车的备件。他们还得买一套轮胎修理工具。一个好的打气筒，一副千斤顶和一根 20 尺长的橡皮管，以便从吉普车后背工具箱上面的备用油桶上吸油，再灌进吉普车油箱内。他们决定从两个电瓶中挑一个较好的，因

为买新电瓶太贵，而且他并不介意每天早上用手摇柄起动吉普车。

他们的吉普车的油箱可装 12 加仑的油，加上八个美国陆军备用油

箱，还能装 40 加仑，足够跑 1100 到 1200 里路，在这个范围内，总能找到地方把油灌满吧！第九个备用油箱用来装机油，而第十个则用来装饮用水。他们从有比例尺的地图上粗略估计了一下，整个旅程约 10000 里， 包括大的弯路和爬过高山的许多盘旋道路。雨季刚过，路面很快会干， 四轮驱动的车开起来应该不成问题。当地人吃什么他们就吃什么。至于他们的硬毛猎犬西普斯，它也只好“入乡随俗”了，他们这样告诉它。

在怀特的车厂里干了 5 天，他们把好的发动机和四轮传动机装到好的底盘上，将买来的两辆吉普车凑出一辆，中国的机械师帮他装上车轮， 然后对拼凑的车又试开了多次。1947 年 10 月 7 日，他们租了一条帆船，

打算从九龙的“油麻地”码头装上吉普，连同他们 3 个送到香港大港口停泊的“新珠湾”轮上。那天早上有台风警报，九龙警察署门前的旗杆上升起了 3 个红球，这使纽曼想起中国预报空袭的信号，航期延迟了一

天。1947 年 10 月 8 日纽曼 30 岁生日，他们就在那天出发。当时有人用德文喊叫，有人用英文祝福，在你推我拉和相互叮咛中，开始了他们的万里长征。

纽曼屏住呼吸，一寸一寸地压着两块狭窄而有弹性的跳板，慢慢地把空吉普车从高高的码头，越过 15 尺宽水面，开到低很多的帆船甲板上， 克莱瑞丝和西普斯随后也上了船。船夫全是女的，5 个人都只有二十来岁，穿着黑绸衫，梳着辫子。她们把吉普车命名为“瘦马”，用它来纪念唐·吉诃德的那匹英勇的马。

“新珠湾”的 4 位英籍官员和 40 名中国手水，眼望着乘帆船而来的要到曼谷去的奇怪货物，当“瘦马”和西普斯被轮船舷外的一副巨大的吊网拉上去时，真是惊险万分，纽曼和克莱瑞丝则不得不顺着垂直的挂在船边的软梯爬上去。香港海湾就在脚下 40 尺，船长、官员和中国水手热情地欢迎他们。趁着离香港前还有些时间，他们乘“新珠湾”的机动救生艇，靠岸去维多利亚的电信局，希望能得到衣索匹亚·海尔·塞拉西国王的回电。果然，在最后一刻，他们收到回电，纽曼撕开信封，还是一份英文电报，内容是说他们从广州发出的电报无法投递，因为当地有好几个海尔·塞拉西。

“您发给哪位海尔·塞拉西？”电报上问道。 “新珠湾”的官员指出，在这一周的航行中他们把舱位让给克莱瑞

丝和纽曼，但头一天晚上他们却想和衣在热带繁星密布的夜空下度过。同英国人在一起轻松愉快，他们惟恐对他们这两个美国人照顾不周。这几位英国人对他们的国家充满敬意，因为美国在 1945 年把他们从满洲的日本监狱中救出。克莱瑞丝同他下棋、读书、写信，并向可怜的西普斯先生许愿，到泰国上岸后一定会有很多树。

“新珠湾”在曼谷市区 5 里外下锚，移民手续很快就在船上办妥了。他们告诉他们，全曼谷那时（1947 年）只有 3 家旅馆，一家非常简陋的“欧罗巴”旅馆，一家中级和一家 8 年前到中国之前纽曼曾住过的高级旅馆——东方旅馆。“欧罗巴”正合他们三个的口味，价格极低廉。二楼光秃秃的房子里配有标准的吊扇，每个床上都挂有蚊帐，洗脸盆的水还要泼到窗外的街上去。这里既没有澡盆也没有淋浴，但有一个大陶罐

装满了水，用水勺把水舀到旁边的马桶里。他们窗下的笼子里装着一条大蟒蛇。一只拴着链子的大猴子，在他们敞开窗子的睡房的对面的树上做怪相。完全像电影布景一样。当天晚上，“瘦马”留在甲板上。

当地使馆派了一个翻译官帮忙使“瘦马”过关。这时简直没有一位官员相信他们真的打算“穿过”泰国。他们希望知道，连路也没有，如何穿得过呢？当地的官员以为他们想不付进口税而把车弄进去再卖掉。不久又冒出了第二个问题：“你们汽车的牌照在哪儿？”没有，纽曼从未想过还需要牌照。在曼谷警察局整整泡了一天，终于给了他们牌照。城里总共没几辆车，而且还从未给吉普车发过牌照。

跟着又出了第三个问题，管执照的赤脚官员坚持在吉普车右侧装一个转弯指示器。这简直是扯淡，曼谷只有屈指可数汽车，再说要不了几天他们就要离开了。但警官坚持“死道理”，一定要他们在吉普车的右侧装上某种行车方向指示器。纽曼绞尽了他这工程师的脑汁，设法用最简捷的方法在右挡泥板上装上可闪光的灯。与此同时，克莱瑞丝用橡皮筋把一束扫帚苗拴在起动手摇柄顶端，然后把摇柄放到挡风玻璃前下面，原来设计用来放长枪的两个长槽里，向右推摇柄把，则把扫帚苗从挡风玻璃后露出。他逗克莱瑞丝说：“简直在胡闹”，可就是这样把曼谷的警察逗乐了，而且开口大笑，结果免费发给他们两块暹罗文的车牌， 在“瘦马”的前后保险杠上各装一块。

纯粹是走运，纽曼注意到警察局屋角里放着标有 SM 黑字的白底椭圆形金属牌，这是一种国际通用的标志牌，注有应有的字母，由各国的汽车俱乐部签发，当会员的车开出国境时，把它装在汽车保险杠或车身上。他问警察局长如何申请要两块这样的牌子以及随牌的三折国际通用文件。“随便拿吧！多少都行。”局长通过翻译跟他说，他指了指窗台下的一大堆，“不要钱。”他之所以如此慷慨也很简单，暹罗皇家汽车俱乐部自从日本人 1941 年占领泰国后，一直关门大吉，标志牌和随带文件都是空白，即便填上也无效。上面印的全是暹文，泰国只有 20％的人懂暹文，自然出了泰国以后就更没人知晓了！

纽曼同克莱瑞丝回旅馆后就着手工作，小册子封面的每个空行都填满，让人一看就像是官方签发的。他认真地在每一条虚线上，画上世人皆知的“福特”标记（尽管他们的“瘦马”是“维利”生产的），在另两个空栏里，纽曼按香港皇家汽车空白发票的其中一张，填上底盘和发动机号码。小册子共有 24 页，其中一页需要他们对该吉普车加以描述， 剩下的页数留给外国政府盖上吉普“入境”和“出境”的戳子。（事实上，这次旅行经过了十个国家，各国的边防部队都检查发动机和底盘的号码，每次都是“OK”，并在他们毫无价值的暹罗汽车俱乐部册子上， 盖上了引人注目的大章和签字。发动机序号显然是错的，因为这个序号的发动机已被他们留在香港怀特先生的车厂里了）

纽曼请曼谷的裁缝修改了“瘦马”的顶篷，这样开车时布篷的一半可以卷起来。像旅行篷车一样。天冷时，侧面的篷布可以放下来，整个车篷就像一只封口的箱子。他还请一位铁匠在排气管顶加装一节弯管， 改变排气方向，使吉普车排气管离地高些，这样废气改变了原来由左后侧排出，而是用管子引到吉普车底板上从右侧喷出。虽然在丛林中会感到太热，但后来在 10000 尺的高度，怒吼的狂风，一尺深的雪中开车时，

它却给他们提供了救命的暖气。铁匠还在挡板上焊了个 U 型扶手，使不开车的人抓住后能在颠簸中稳住自己。木匠又给西普斯做了一个宽座位，牢牢地安装在传动轴的部位上面。

克莱瑞丝同纽曼商妥在这 3 到 4 个月的长途旅行中由谁开车，各开多长时间。不管开多开少，甚至不开，他们之中总有一个人轮流在方向盘后坐 2 小时。他们将从破晓到日落尽量赶路，但决不狂开乱跑（这样最容易损坏发动机）。他们商量好，除了一串香蕉外顶多只带两天的备用食品，一天只点两次“普瑞摩斯”煤油炉热食物。当地人吃什么他们就吃什么，“西普斯先生”也不例外。

基于多年来的作战经验，纽曼确信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军用吉普车是人类有史以来生产出来的最可靠的机动车。他们的汽车须在没有修理支援的情况下，在世界上最糟的道路上开 10000 里。有阿拉伯沙漠的酷热或阿富汗暴风雪的严寒。在水中、雪中或沙阵尘埃中，要使用可能已存放了 10 年的汽油，满是沉淀和脏物，你须经常用扳手旋螺丝，否则吉普车的弹簧会松动，螺栓会震落，他预计除阿富汗外，各大城市都可能买到那些战后剩余物资中的吉普车常用零件。

他们在曼谷到公开出售偷窃来的物品市场上，买到了一条橡胶轮胎，能预计到的另一个主要问题是不能让汽油耗尽了，只要什么地方有油，他都需把 8 个备用箱和吉普车本身的油箱灌得满满的。他将成为一

个可怜虫，用 20 尺长的胶管把油从备用油箱中（用嘴）吸出来，使油能自动流到位置较低的吉普车油箱内，而又尽量少喝进一些这种难忍的“饮料”。

他们试着往吉普里塞东西，但出人意料的发现，“瘦马”的容积实在有限。10 个 5 加仑油箱已在后面占了很大的地盘，加上每人一个“荷里伯顿”铅箱装冬、夏天的衣服，还有一箱工具，防滑链条和各种零件， 还得给西普斯准备一个盘子吃饭，一个盘子喝水。克莱瑞丝和纽曼将坐在“瘦马”中两个羊毛军毯和一个“剩余物资”睡袋上，他们在美国买的两个带蚊帐的行军床，用油布包住拴在吉普车的顶篷上。两副用过的备用轮胎固定在前防护杠和散热器之间，一个崭新的备用胎放在吉普后面通常放备用轮胎地方。两根管子，油管和输油用的长管必须放到容易取得的地方。他们明白吉普车将大大超载而且拥挤不堪。倘若在曼谷能弄到一辆美式运武器的车，纽曼倒情愿用“瘦马”去交换⋯⋯但果真如此，则很可能由于它的尺寸和重量使他们无法走完全程。每样物品都得放置在一个确切无误的位置上，而且要拴得很牢，以免刹车或路上突然陷入车辙时，物品往前倾倒而把他们埋住。

克莱瑞丝同纽曼一起看《国家地理杂志》上的地图，上面根本标不出他们须走的路线。他们便选择了穿过一些大城市的路线，诸如仰光、曼德勒、亚格拉、新德里、喀布尔、德黑兰、巴格达、耶路撒冷⋯⋯以及著名的旅游胜地和名胜古迹，像缅甸边境的卡希马山谷、亚格拉的泰姬·玛哈陵、印度西部边区白沙瓦省的古老要塞、克帕山口（到“禁区” 阿富汗的入口）、巴格达附近巴比伦的空中花园、耶路撒冷的圆顶圣岩寺，可能还有狮身人面像和金字塔⋯⋯，这都取决于他们的身体状况及“瘦马”的状况、天气、他们的速度、足够的汽油、旅途开销⋯⋯以及他们是否还能活着。他们并不急于匆匆赶路，没有限定完成时间表，但

希望于 12 月中旬能够进入并开出阿富汗。

他们的医药包里有绷带急救包，一瓶碘酒和三瓶阿斯匹林。驻曼谷的美国大使劝他们带上一枝柯尔特、四五口径的自动手枪，他甚至提出借给他们一枝，但纽曼对东方太了解了，谢绝了他的好意。即使出现奇迹他打中、打伤或杀死 1 个或 2 个可能的攻击者，甚至于用枪中的 6 发

子弹打死 6 个，他们 3 个也将会在几分钟内成为僵尸，东方人不占绝对优势是不可能向他们进攻的，靠西普斯先生也许比靠枪有用些。

他们买了两个哨子，每人脖子上挂一个，然后训练西普斯一听见哨声就朝哨声奔去，这主要是用来预备万一他们在丛林中失散。后来纽曼在“瘦马”前挡泥板右侧，安上了大使送给他们的旗杆和 6×12 时的星条旗。克莱瑞丝会说法文、意大利文、西班牙文和少许俄文，当然还有英文，再加上纽曼的德文和足够的中文，无论到世界何处都不会有问题， 他们只需用语言解决问题就行了。再说他们持有美国护照。1947 年那阵子，在几乎世界各地都能起魔术般的作用。

基本准备工作就绪，他们就在曼谷中心漫游一阵。访问了庙宇和皇宫，租了一条船穿过著名的曼谷水上市场。他们还发现一个冰淇淋工厂， 在那时他们买了一加仑美味的香草冰淇淋，他们三个坐在皇宫花园草地的树阴下饱餐一顿，直到吃不下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