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英国对香港的虚张声势的防卫

1948 年——1949 年，人民解放军鏖战辽沈、淮海、平津，国民党败局已定，新中国的桅杆已经浮出了地平线。即将成立的空前强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香港的态度如何，成为英国当局所必须思考的问题。

1948 年 12 月 9 日，在“目前共产党人实际上已控制了中国北部，他们统治中国只是个时间问题”的情况下，英国外交大臣贝文向内阁提交备忘录，提出了对香港前途的预测：他认为，“在共产党统治之下，英镑区与中国的贸易不会停止”，“在提供对我们有价值的产品用以购买英国出口商品方面，一个稳定的共产党行政机构可能会比现政权做更多的事情”。据此他断定：利用香港这个货物集散地的有利条件，维持或创造有形贸易的平衡，是中国新政府一个极其重要的支柱。在一定时期内，不会出现对香港经济繁荣的破坏，“他们可能愿意暂时及使香港继续成为英国操心的对象”。

在作了上述乐观的分析后，贝文也考虑到了中国政府收复香港的可能性：即将成立的新中国政府“将会采取正统的共产主义政策”，而这个政策则与大英帝国的殖民政策是水火不相容的。作为对抗，中共政府有理由采取收复香港的行动。因此，贝文又忧心冲冲地说：“如果整个中国都由共产党人统治，香港能否继续作为英国的殖民地，取决于共产党人是否感到一个组织和运作良好的英国港口有利于他们与外部世界的贸易”。“如果共产党人要求将香港归还中国，他们会采用战争以外的各种方法挖香港的墙角”，“他们可能通过煽动罢工，在某种程度上使香港殖民地的经济暂时瘫痪”。他的结论是：“香港殖民地可能继续存在下去，但是可能会生活在火山口上。”贝文的这份备忘录，反映出英国当局无法把握香港前途的矛盾心态：一

方面认为新中国政府出于经济的考虑，有可能维持香港现状；一方面又特别担心来自于中国使用战争以外的手段收复香港的可能。

尽管英国对中国收复香港地区的担忧超过以往任何时候，但是殖民主义者的本性决定了他们不可能拱手放弃任何既得利益。1948 年 12 月 10 日，外交部副大臣梅休在下议院回答保守党领袖丘吉尔的质询时，公开声明说：“我只想说明英国政府有意保持他在香港的地位”，因为“在这令人烦恼的局势下，香港作为一个稳定的中心，其价值和重要性将超过以往任何时候”。1948 年 12 月 13 日，美国内阁对中国形势的发展进行战后首次讨论。结论是赞同贝文提出的在中国“保留立足点”的政策，并且指出：“中国形势的发展会使香港和马来亚殖民地政府承受的压力越来越大，应该采取一切必要的步骤增强和支持当地的行政机构。”

就在英国当局还在伦敦谋划方案之际，香港的当局已经惊慌失措不知如何应付了。11 月 6 日，香港总督葛量洪虚张声势地举行了海陆空军警的防暴演习，与此同时，又建造了防空洞、空袭警报系统、重要物资的储藏库等。香港一时风声鹤唳，草木皆兵。1948 年 12 月 24 日，葛量洪又直接向英国当局发出求援的报告。他指出：介于目前的形势，“如果英国政府不明确表态，表示肯定要保卫香港的意图，他难以指望香港进入戒备状态，去应付共产党的可能入侵”。在此情况下，贝文才勉强发表了“英国愿意继续留在香港” 的声明，并应葛量洪的要求，从东南亚等地调来一批敦喀兵，使香港驻军增至 3 万人。

1949 年 1 月，英国当局拟定了绝密文件《香港紧急防卫计划》。根据英

军远东总司令的估计，计划提出：为了应付可能出现的紧急状况，香港需 4 个步兵营，1 个炮兵野战团，1 个海岸与防空两用重炮团和 1 个在需要时能立即增援的后备旅。作为军事装备的辅助，还需要建立一支警察部队。因为现时香港“虽然警察中的华员受过充分的军事训练，但在预想的紧急状态下，不能认为他们是完全可靠的”。为了摆脱“辅助警察部队只能从不可靠的来源——华人中招收”的局面，他们建议紧急考虑扩建马来团，再组建数营马来人军队。

1949 年 3 月 5 日，殖民地大臣琼斯向内阁提交了关于马来亚和香港局势的备忘录。他指出：短期内香港可能面临以下三个方面的威胁：一是左派工会可能在香港内部制造骚乱；二是难民大量由陆地或海上涌入；三是共产党组织的游击队可能从外部入侵。而要应付这三种威胁，在香港的英殖民地当局是没有力量的，因为“在全香港近 200 万人口中，愿意全心全意支持香港政府维持内部秩序并提供最低限度必要的服务的，包括警察部队和政府永久人员在内，不会超过 1 万人”。这样，必须从英国调兵。

在英国防务委员会正紧罗密鼓讨论向香港调兵之际，内阁大臣还在为此争论不休。一些大臣认为：且不管所调的派遣军能否对付局势，英国这样做本身是毫无必要的，因为没有理由认为共产党军队会进攻香港；共产党在中国的政策迄今为止仍是保持同非共产党世界现有的联系。而另一些大臣则认为：向香港派遣军队，是以实际行动证明英国保卫香港的决心，会产生重大的效果。首先是可能有效地阻止共军对香港发动直接进攻；其次可能使当地居民中的动摇分子聚集到英国一边，减轻对香港内部安全的威胁；再次可能会增加东南亚反共阵线的力量。

这样的争论持续了几个月，到 1949 年 8 月，内阁才最终批准了向香港调兵的计划，同时提出：英国政策的首要目标是“阻吓”中共军队不要进攻香港，同时使世界舆论确信维持英国在香港的地位是有利的。

尽管如此虚张声势，英国政府对依靠自己的力量保持在香港的统治地位的信心依然不足。英国曾想借助与对共产主义一直持敌对态度的美国的支持，给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但是，对国际局势了如指掌的贝文打破了当局的这种幻想。他指出：虽然“美国是唯一能够提供财力、物力和兵力在华北对中共采取反击行动的强国”，但是，美国在蒋政府身上下的赌注已然泥牛入海，这次“它未必会采取行动；即使采取了，也未必奏效”。但是，走投无路的英国政府还是抱着一线希望，在 1949 年 5 月 26 日，通知美国政府和英联邦其他国家政府，以弄清这些政府“是否愿意支持保卫香港、防止共军从大陆发动侵略的政策，并在需要时在适当时期发表公开声明支持这一政策”。英国的试探果然碰了一鼻子灰。6 月，美国就已明确照会英国表明了态

度：“美国不会派遣空军去协助保卫香港”。其他英联邦国家更不愿为英国的利益付出任何努力，对英国大都采取敷衍态度。

面对着众叛亲离、孤立无援的形势，英国不得不将极不情愿的事实—— 考虑与中共谈判甚至国际共管的可能性，摆在了议会桌上。贝文和琼斯认为，英国不应该与一个“不友好”、“不民主”的政府进行谈判，更不应该把香港交还给一个还未统一中国的政府，以免香港在他日成为国共双方在内战中的牺牲品。他们的结论是：英国政府只能与一个“友好的”、“民主的”、“统一的”和“稳定的”中国政府谈判香港问题；在这样的一个政府未出现之前，英国必须维持香港的地位不变。一些大臣认为，如果提出中国政府应

该是“民主的”条件，那就意味着永远关上了同中国政府谈判的大门。因为东方和西方对“民主”一词的理解，有着很大的差异，如果以中国实现以西方式的“民主”作为谈判香港前途的先决条件之一，其实质是排除了同中国政府讨论香港问题的可能性。

这样，内阁会议最后的意见是：在删除了“民主的”一词以后，贝文和琼斯关于同中国政府谈判香港前途的条件和建议，可以作为一个短期的政策加以接受。但准备以种种先决条件为借口，尽可能地拖延这种有失“绅士风度”的谈判。

可是，英国还是没有足够的信心来应付谈判。如果谈判一旦开始，中国政府提出收回香港的要求，英国政府怎么办？全 2323 部拱手奉还当然是剜了它的心头肉，可是找一个什么理由来获得一部分利益呢？在美国和英联邦国家对它的“保卫”香港的政策不感兴趣的时候，英国又煞费苦心地炮制了“将来对香港实行某种形势的国际共管”的招数，企图在“国际共管”的幌子下，尽可能多地保留在香港的特权。